司马桑敦 遗著
作者前记
东北军旧侣习惯上称张作霖为老帅，对他的儿子张学良则称少帅。老帅和少帅都不是正式的官称。老帅的全衔，应为“陆海军大元帅”，是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六月十六日凭借奉军八名将领联名通电所制造出来的官衔。张作霖就根据这个官衔，两天后的十八日，在北京发表了《军政府组织令》，以之组织了一个政府，代替了前此的北京中央政府，并以此发号施令，准备和由广东北伐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张学良在他父亲的扶植之下，最高的军职是第三方面军团上将军团长，后来出任了东北保安总司令。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特命他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这篇文稿所要记述的，便是张作霖走向这段权力和被毁于这段权力的一段过程以及他的儿子张学良在这段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标题所以用老帅和少帅的字样，除了沿用当时一般的习称，作为一种回忆上的资助之外，要在特别点出在政治史上他们父子的这一种格局。
楔子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深夜，北京城的上空，万里无云，月明如镜（正当阴历的四月十六日）。由西城后沟沿的顺承王府到前门东车站，沿路上奉军的卫队，岗哨林立，警备森严。
午后一时十五分，大元帅张作霖的车队到达了车站，军乐队立刻奏起军乐。车队中的第一辆车是军政府总理潘复，他首先下车，接着是各部总长、侍从武官以及其他重要府院的文武百官。张作霖的座车是第四辆的黄色大轿车，他下车时，着蓝色的大元帅常服，腰间佩剑。他身材虽然不够魁梧，但步履间却是英挺飒爽。
这时，他的儿子张学良，当时担任第三方面军军团长和第四方面军军团长的杨宇霆以及甫由南京前线败退下来的第一方面军军团长孙传芳等人，都候在站台上欢送大元帅的离京出关。张作霖和他们一一握别。军政府撤退专车一共三十辆，当张作霖踏上车门时，便准时徐徐开动了。张作霖伫立车门的台阶上向送行者一一答礼，一直到专车开出站台，他这才走进车厢。张作霖面上虽然一直维持着镇静的微笑，显然的，他的内心则是不胜其感慨的了。
这是张作霖以大元帅名义入主北京中枢的最后一幕。由上一年六月十六日成立以来勉强算是一年的军政府，就此宣告收场了。
这时的张学良，却比他老子有着另一种感受。车站上送行的一幕，他固然不无曲终人散的唏嘘，与此同时，他却也不无一种万般有了解脱的安堵。也许应该说，他如其兴奋地有感于最后这一幕，毋宁是在迷茫中观赏了这一幕；当然，他不会一开始时便期待着有这一幕。不过，事实上他可也并不觉得这一幕来得太属意外。
张学良是一直不以张作霖进关参与中原内争为然的。东北大学前任教务长王卓然便曾撰文指出，张学良曾向老子苦谏过，但老子不听，他做儿子的又只得服从地来做他父亲实现野心的工具。实际上，就在这种安排之下，当他老子离开北京的时候，他便奉命暂留北京，来处理军事上的这一场残局。
当时，张学良所面临的军事形势，已经是三方面处于国民革命军的包围之下了。晋军威胁到察北，并隔着北拒马河呈直薄北京之势，而津浦路上的直鲁联军，在由徐州北上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和冯玉祥部西北军的压力之前，竟一泻而下，使得天津前线的奉军大为动摇。
在这种情形之下，张学良自然不能在北京久待下去。他和杨宇霆暂且留守北京，最重要的任务便是指挥他们统辖的第三、第四两个方面军的队伍，安全地向滦河一带集中，然后，再考虑如何安全地撤到关外。
这天晚间，张学良由天津的电话报告中，得知张作霖在天津逗留了一整天后，已于午后六时五十二分离开天津，不久便驶出山海关，奔向锦州了。山海关外，是他们张氏父子的老地盘，听说他老子出了关，便有一大半业已回到家的安全感了。
就当此时，有一段饶有趣味的插曲，值得一提。
黑龙江省督军吴俊陞之子吴泰勋，这时也留守北京。吴俊陞是由黑龙江远道来北京迎接张作霖同车回东北的。这天晚上，张学良看见吴泰勋在公馆里扶乩问事。张学良一向对于迷信的玩艺儿是极感兴趣的。他凑上前去打趣地要问问大元帅的现在行止，岂知，乩语上批出来四个字：“大帅归矣。”当时，张学良尚奚落吴泰勋说：“这乩太灵了，谁不知道大帅已经回去了！”焉知，第二天六月四日清晨六时，张学良接到奉天的急电说：五时三十分大帅的专车在皇姑屯中雷被炸，大帅和吴俊陞均重伤身死。这像一声巨雷直接击中了他的头顶，他一时吃惊地被震住了。他立刻联想到乩语，就当这一刻他迷信了。他觉得冥冥中有一股力量在捉弄他们父子，他神智有些陷入混乱，他茫然，感到虚脱而无力。
接着他想到另一件事，这天是阴历的四月十七日，是他二十八年前降生的日子，是他的生辰，何以能够如此巧合，这一天正也就是他老子的死日！
由这天起，他下了一个决心，不再祝贺他的生辰了。他把生辰改用他太太于凤至的生辰，同为阴历的五月初八。四月十七日这天，对他来说，其中有生机，也有死机；是他自己的生日，也是他老子的死日，他永生不能忘却这一天！
一
一九〇一年，义和团事件引起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第二年，阴历四月十七日，张学良诞生于辽河之滨的新民府。当时帝俄军队入驻东北不肯退兵，清朝的地方政府，既不能维持清廷政令，也不能保境安民；辽河的下游，正是一个民情嚣嚣、群盗如毛的地方。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当年二十七岁，就是这群盗中之一盗，根据地就在新民府管下台安县的八角台；手下拥有人马一百余名。
按着史家严格的笔法：张作霖二十二岁开始落草为寇，只应是少年家贫，中途流落江湖；但张学良则真正算得是诞生于草泽之间，呱呱坠地的头一天便是一个绿林的儿子了。
这一个资历，对于张学良童稚时期的性格形成，是极其重要的。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孕育张学良的环境，是一种反常与乖戾的暴力社会，而他的父母家庭更一直是处于杀机四伏的紧张空气之中。
比如张学良出生的头一年。
辽西一个大股马贼金寿山和俄国军队，便曾袭击了张作霖。当时，张作霖盘踞在广宁县（北镇县）的中安堡，人马为数不过数十众。在大敌当前的情形之下，张作霖只得率众夤夜突围出走，累得张学良的母亲赵氏和长他两岁的姐姐也仓皇走避到新民府的外祖家。
另一方面，张作霖虽然逃脱了被人“吃掉”的厄运，但他同样也以“吃掉”别人为扩大他的势力的手段。
他走避到台安县的八角台，得到当地匪首张景惠的掩护，同时又网罗到镇安县（黑山县）桑七子的汤玉麟和张作相一股的合作，击毙了当地一个大股马贼的首领项昭子，收容了项昭子的残部，于是就在当地有了立足之地，扩充了他的伙众人马。接着，张作霖又杀掉了拥有巨富的匪首杜天义，并制服了另一股（报字）海沙子的匪团，从此，名声大震，在辽西一带成了一方之雄。
张学良出生的第二年，张作霖的生涯有了一个大转变。
新民府知府增韫收编了他的伙众，他由马贼一变而成了官，做了新民府巡防营的管带（营长），他的同伙弟兄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也都跟随他做了巡防营的哨官（连长）。
做了官，并不意味他们便就结束了那种绿林的生活。他们照旧要和他们往日绿林中的同伙杀来杀去。尤其，当时帝俄的军队占领着东三省的重要城市，张作霖经常要和出来骚扰地方的俄军部队火拼，这毋宁更增加了他们行动上的紧张。
一九〇四年二月到一九〇五年九月，日本和俄国为了分割东北和朝鲜的地盘，争持不下，乃就在清朝领土的辽东火拼了起来。这就是所谓的日俄战争。北京的清廷虽然标榜着局外中立。但东三省地方上的有司，则处在两军的夹缝中间，受尽了种种的欺凌压迫。张作霖的新民府巡防营一伙，感情上本来是反俄的，他们也不断地和俄军的小部队闹冲突，但当日军在奉天一带驱走了俄军之后，张作霖的部队又不免和日军也间或发生摩擦。有的时候，张作霖也会反过身来帮上俄军的忙，找找日军的麻烦。也就因此，张作霖且曾一度为日本宪兵队所执，差一点便为日军杀害。据日本《田中义一传》记载，张作霖有为俄军做间谍之嫌，被日军拿捕。日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拟将张枪决，后经新民屯民政署长井户川辰二和中佐参谋田中义一从中说项得免。也就由于这一个因缘，后来，张作霖弟兄们协助了日军外围的“征露[1]义勇队”，在俄军后方从事了一些游击活动。也就是这个田中义一，后来升为陆军大将，一九二七年曾组阁做了日本首相，他对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政治命运，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后话。
话说回头，也就是因为这种兵荒马乱的年代，对于从密林山泽中走出来的张作霖，显然的又是一个最适于他纵横驰骋的年代。日俄战争结束后，张作霖手下的人马，又获得了扩充，他的官升到巡防五营统带官（团长）兼中营长，他的弟兄也都升了营长，防地由新民府移到郑家屯（辽源）。在这带防区，张作霖又除掉了蒙古马贼队的白音，捉住了牙什，赶走了蒙古队的领袖陶什陶，声威更为远播了。未出两年，他的官又升到奉天前路巡防营统领（旅长），兵力扩充到七个营三千五百名，移防到接近黑龙江省城的洮南。
二
在张学良刚刚懂事的年龄，也正当张作霖官运亨通的初期。在张学良最纯真的幼年认识里，无疑他清楚地看到他老子由一个绿林草寇，而地方豪强，而号令军旅的全部影像。
张学良刚满十岁时，除了他的姐姐和另一个弟弟之外，他老子新添的一房太太卢夫人，又为他增加了一弟一妹。不用说，这时候的张家，已非同新民府的草泽时代了，而是子女满堂，出入差弁，声势赫赫的了。
张学良未受过正规的义务教育。当其他人家的孩子正在念国民小学的年龄时，张学良耳濡目染的，只是以他老子为中心的一套家庭教育。
由若干资料佐证，张学良的文学造诣颇佳，可能在启蒙时期受过汉文私塾老师的教育。但是，这一时期对于他身心和做人的影响至大且深的，还是来自他老子和他母亲的两方面的感染。
他老子方面给他的感染，是一种马上英雄的境界。他自幼接触到的世伯世叔，如张景惠、张作相和汤玉麟之辈，大都是大言不逊、呼卢喝雉的人物。这些人所憧憬的，不外一些仗义行侠的江湖好汉，精神上所尊崇的，也只是指天誓日的良心和义气，而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的造型，大致统一于一个类型，即在挥金如土之余，也可不惜杀人如麻。
然而，张学良从他母亲方面所接受的感染，则正正和他老子的相反。
有些较早的日本资料指出，张学良的外祖赵家是新民府下少数富绅之一。张作霖能娶赵家女为妻，似乎有过一段类乎抢亲的过程。日本白云庄主人所写的一本《张作霖》中说，张作霖下了一块银大洋的彩礼，硬将赵家的小姐抢去成了亲。试想，一个富绅的女儿，为马贼所掳，而且又为马贼生儿育女，此中自然不无交织一些屈从与抗拒的心理。同时，绿林中的生活，又是杀伐常见、日夕不安的场面，作为一个母亲，自然不会安于这种环境，自然也就在训育子女时，寄以和她丈夫完全相反的希望。
这从张学良和他弟弟张学铭二人成人后，都曾异口同音地表示不愿做军人一节上可以获得佐证。
张学良于一九三三年三月曾对为他戒毒的密勒医生告白说：他原不想做什么将军，他希望受普通教育，学习一项职业，但为他父亲所迫，不能如愿。
张学铭于赴日留学时，曾志愿读社会学，为乃父阻止，强令入了陆军士官学校。
张学良十一岁时，他母亲逝世了。这在他的人生上是一件大事。他老子方在热衷于权力的时候，自然没有多大时间看顾他。所以，在张学良幼稚的心灵中，是缺乏充分的父爱和母爱的。他在熙熙攘攘的一个有权势的家庭里，似乎有几分孤独和寂寞。他自己在一篇反省的文章中，便曾写道：“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
张学良十一岁这年的八月十九日，爆发了辛亥革命，中国从根本上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同时，他的老子张作霖的政治生命，也有了一个不寻常的变化。
张作霖是从反革命的立场上，迎接了这个变化。
当时奉天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发觉驻防奉天的新军和奉天省谘议局议长等人，有响应革命的企图。因乃密调驻防通辽的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陞率部开进奉天，以备万一。这消息首先被张作霖知道了。他立刻判断这是他抢夺权力的好机会来了。于是，他便擅自调动所部，由洮南星夜开拔，越过了通辽，直奔奉天。
张作霖见到赵尔巽时则说，由于时局紧迫，唯恐总督身边危险，乃迫不及待，先行率兵保驾，若总督认为未奉命令，擅自行动，甘愿接受惩处。赵尔巽当时迫于事机紧迫，自然只得默认了这个既成事实，而且补发了调防的命令。等到吴俊陞接到命令时，一切都已晚了。
张作霖因此走进了东三省中枢的奉天的官场，而且兼管了铁岭的中路巡防营，兵力扩展到十五个营以上，俨然已是奉天地方的军事首领了。
张学良也就在这个重大变化中跟着张作霖走进了奉天城。
奉天城，在当时是东三省的军政中心，也是一个环境复杂的国际都市。就在此地，日本依据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条约》，拥有一条由长春到旅顺、大连的南满铁路的总公司和沿着铁路的租界区；另有日本的总领事馆和他们治外法权下的警察署。与此同时，另也有英、法、美、俄各国的领事馆和商务代表。这里最值得重视的是，根据条约，日本为了保护南满铁路，每公里有驻兵十五名之权；因而由长春到旅大，日本驻军一万四千余名。日本把他们的驻军，编成了若干独立守备队和一个与日本国内正规军互调驻防的师团司令部。在奉天就派驻了一个独立守备队，在奉天邻近的辽阳，便有他们师团的司令部；奉天租界里更有他们的后勤部队、通讯部队和特殊兵种部队以及一个专搞情报的特务机关。张作霖便走进了这样一个外军压境的不单纯的政治圈子里来。也就是这个圈子的若干特殊因素，决定了他此后的一生。
年轻的张学良就在这个圈子里，扩大了他的学习生活。
但是张学良竟然未学日文，却首先学起英文来。为了学英文，他第一步接近了基督教青年会。透过基督教青年会，他开始结识了一些当时所谓洋派的知识人和教育家，同时也交了一些英美朋友。在交外国朋友这一点上，也许这应该解释为张学良心理上有一种要和他老子走相反道路的冲动；尽管他老子交了不少的日本朋友，而他则尽结识了一些英美朋友。在他们父子的政治事业上，张作霖确系一直未能摆脱开和日本人的纠葛，而张学良的重要行动中，则也清楚地有不少英美友人的影子。
一九一二年，张作霖因拥护袁世凯做总统，由反革命派而成了中华民国的军人，做了正规军陆军二十七师的师长。一九一五年又由拥护袁世凯筹备帝制，而做了奉天督军兼理奉天省长。
而张学良这时，却对基督教有了积极的兴趣。他在基督教青年会认识了总干事普赖德（Joseph Platt）。普赖德是美国朋友教会[2]（Quaker Friends）的教徒，主张积极的和平主义，热心服务社会。张学良和他交往，受他的影响很大。张学良也笃信和平，懂得容忍，懂得开放胸襟，因之也存心待人忠厚。这和他老子那一套马上英雄的境界，完全是两回事。东北大学的王卓然，说张学良理想非常之高，他的济世牧人的怀抱，有似佛门弟子；他的牺牲自我，服务他人的心愿，竟是一个真诚的耶稣信徒；同时，他的谦退达观，看破世事人情，对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的态度，又极像老庄之流亚，这些，可能都和接受了朋友教会的影响有关。
不过，年轻的张学良有一种好动的外倾性格，他之出进基督教青年会，又不能尽解释为出自精神情操的一面，他同时在基督教青年会里，也享受了一些在他军人家庭里所缺乏的生活乐趣。他在这里和一些外国人学会了开汽车，打网球、桌球和高尔夫球，乃至以后学会了驾驶飞机。这些玩意儿，在今天并非稀奇，但在六十几年以前，该说是摩登透顶了。
与此同时，张学良在婚姻生活上是一个早熟的青年。他十五岁时便奉命结了婚。他的夫人是年纪比他大两岁的于凤至。于凤至是奉天女子师范成绩优异的毕业生。
这门亲事，完全是由张作霖以“父母之命”做主的。原因是，当张作霖尚徜徉于山林草泽之间的时候，曾受过于凤至之父、梨树县商会会长于文斗的照拂。张作霖是一个既有野心也颇自负的汉子，他便私下许下一个心愿：一旦得势，他的子女必与于家结为姻亲，用以相近相报。张作霖既然做了奉天督军，便决心娶于文斗的女儿做他的儿媳。
但张学良最初并不满意这门亲事。和一般年轻人相同，他当时脑海里充满了婚姻自由的想法，对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抱持反对的态度。
张作霖对他儿子却出以折中的态度，他对张学良说：
“你的正室原配，非听我的不可。你如果不同意旧式婚姻，你和于家女儿成亲后，就叫你媳妇跟着你妈（指继室卢夫人）好了。你在外面再找女人，我可以不管。”
到这种地步，张学良也只好选择忍受和服从的一条路。
结婚后，张学良一直对于凤至以大姐呼之。夫妇感情倒极和谐。但张学良在女人问题上，一开始就存有一种未遂心愿的不满。他潜意识地要去另辟蹊径。婚后不久，张学良便在哈尔滨结识了一个身材亭亭的女友，二人另在奉天辟室同居。这女人可能比张学良身材还高，张氏从属们都诨呼之“大洋马”。对此事，张作霖也未始不知道，只是不许张学良把这女人带进他们家里来。
张作霖对他儿子的婚姻，一方面施以高压，另一方面又出以放纵，这就帮助了张学良日后在女人方面的一些荒唐不正常的行径了。
三
就在这一段时期，张作霖一心一意想要他儿子成为“将门虎子”。张学良也未始不无把老子视为偶像的时候。事实上，张学良既然成长于这种权势的家门，对于他老子身边的威风排场，受人拥护的陶醉，任意挥霍的金钱，毫无遮拦的享乐，又何以能完全无动于衷？这就是他的性格中有反他老子的一面，而情不自禁地，也有顺从于他老子的一面。
张作霖一步一步走的是军阀的道路。张学良自然而然地也学着走这条道路。
一九一九年三月，张作霖命令恢复停办了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在第一、二期学员之中，张作霖把他绿林中的伙伴，如汤玉麟、阚朝玺、张作相等人，都送进讲武堂镀一番金。与此同时，张学良也进到讲武堂接受正式军官的训练。就在这年的七月十七日，张学良毕了业，十九岁的年纪就被任为炮兵上校，做了他老子卫队第三混成旅第二团的团长。
讲武堂训练的期间不过半年，但这却决定了张学良的一生事业。特别是在受训时期，张学良结识了战术教官郭松龄，给他这个少爷军人的初期生活，带来了一个富有风暴性的人生教训。
说到郭松龄，此人应该和杨宇霆相提并论。
这两个职业军人，对于张作霖绿林起家的奉军的改造工作以及对张氏父子的马上天下，都曾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两个人在奉军中所掀起的风浪，也正可引为奉军中新旧两股势力相激相荡的必然现象。
郭松龄，字茂辰，奉天省沈阳人。一八八二年生。奉天武备学堂毕业。曾随陆军三十三镇朱庆澜驻防四川。一九一〇年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入民国以后，一九一四年任奉天督军署少校参谋，在职期中考入北京陆军大学。一九二六年毕业后仍回奉天督军署。这时督军已是张作霖了。就在这一年，张作霖派参谋长杨宇霆为代表，出席长江巡阅使张勋在徐州召开的督军团会议，郭松龄也被派为随员同往。这是郭松龄和杨宇霆第一次的共事，就仅这一次的共事便种下了两人感情龃龉的种子。
在徐州会议席上，郭松龄发觉张勋的目的在为清室复辟做铺路工作，曾建议杨宇霆退出，但杨另有一套政客的打算，仍和张勋等继续周旋下去，并不接纳郭松龄的意见。郭松龄愤而不辞而去。
一九一七年郭松龄赴广东参加军政府的工作，先后任警卫军的中校参谋和韶关讲武堂教官。工作似乎并不称心，一九一九年奉天恢复了东三省讲武堂，郭松龄遂又应聘回到了东北，在讲武堂任战术教官。
郭松龄在工作岗位上如此的一出一进，自然有误于他在职位上的晋升。和他相反，他的同事前辈杨宇霆，当他就任战术教官时，已是张作霖手下第一级的红人，在奉军中炙手可热的了。
杨宇霆，字邻葛，一八八五年生。奉天省法库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由一九一六年任张作霖的代理参谋长，旋即真除参谋长。一九一八年二月，杨宇霆和北京皖系的徐树铮合谋，策动张作霖派兵截留了在秦皇岛北京政府订购的日本军械，因而奉军进出到北京。不久，奉军又从侧面掩护了直系曹锟，参与了直皖战争，支持直系打败了皖系。张作霖在这一段过程中，完全成功地把东三省的军政大权，纳入了自己掌握，直系的北京政府委他以东三省巡阅使的头衔，而杨宇霆也声势赫赫地一度做了关内奉军总司令的参谋长。
张学良这时也因护卫乃父出征有功，由团长晋升为第三混成旅的少将旅长，空出了第三团团长的缺，他则力保了他的教官郭松龄。
张学良和郭松龄的搭档，正可说明张学良崇拜英雄影像的一种心理要求。
郭松龄在战术讲堂上，博学多识，风貌堂堂，一下子便征服了听讲的张学良。而且，郭松龄是一种好学深思型的人物，生活上律己很严，不吸烟饮酒，虽是职业军人，但书卷气很重，遇事讲原则，理想的格调很高。这和张学良生活浪漫，耽于享乐的外倾性格虽然大相径庭，但张学良却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偏偏喜欢追求一种为他自己所付诸阙如的性格的一型人物。张学良心折于知识人，而郭松龄正是学识丰富。郭松龄为人正直、严肃，凛然有一股不可侵犯的气概，也正是张学良所最欣赏的一面。郭松龄年纪大张学良十九岁，并且做过他的教官，对张学良来说，郭松龄正是他所需要的亦师亦友的理想人物。
一九二一年五月，张作霖又兼任了蒙疆经略使。在准备向外蒙古用兵的名义下，东三省又大事扩编军队，奉吉黑三省共添编八个混成旅。这期间，张作霖保荐张景惠做了察哈尔省都统，汲金纯做了热河都统，张作霖的地盘又扩及察热两个特别区了。
在这番扩编之中，张学良乘机又保荐他的朋友郭松龄晋升为奉天陆军混成第八旅的旅长。当然，郭松龄的才具，因为有张学良的知遇和保举，逐渐也为张作霖所器重了。
这时候的杨宇霆，虽然在张作霖和徐树铮的合作关系分裂时，一度失势，但他在张作霖幕中仍保持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说起来，张作霖之依畀杨宇霆和张学良的推崇郭松龄，这两套人物格调的搭配上，有其异曲同工的地方。
杨宇霆和郭松龄有一个共通之点，即两人都是抱有大志，而生活上律己极严，尤其是两人都不耽溺于声色。这一点，是张氏父子都办不到的。杨、郭两人都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学识丰富，学有专长。当然，这是张氏父子对两人所推崇尊重的。不过，在身材风度方面，郭松龄是威武堂堂，一表人才，杨宇霆则是中型胖子，身长而腿短，略欠几分风采。在对人接物上，郭松龄比较严肃，刻板而乏圆通；杨宇霆则懂得纵横捭阖，擅于外交和应酬。这就是两人气味难得相投的地方了。
而张氏父子对这两人的处遇也各不相同。张作霖对杨宇霆是用而不信，在官阶上虽把杨抬得很高，但不肯轻易授之以权，在军政府之前，一直未授之以兵；但张学良对郭松龄则信用与器重兼而有之，因之就影响到张作霖，也使张作霖对郭松龄言听计从了。
四
一九二二年四月，第一次奉直战起，杨宇霆和郭松龄在这场战争上都各有了出处。
张作霖和直系军阀领袖吴佩孚之间的争执，形式上是为了梁士诒的内阁，张支持梁而吴反对之，实质上则是双方地盘之争。特别是直皖战事之后，张作霖在北京政府中颇有一言九鼎之势，很为直系军人所不能容，而张作霖气势炎炎，自然也视直系为阻他进路的障碍，于是，双方最后只有兵戎相见了。
张作霖亲自率军进关，在天津附近的军粮城设总司令部，号称镇威军，自任总司令，孙烈臣为副，杨宇霆就在此时重被起用为参谋长。
张学良和郭松龄在这场战争上被排在中路先锋，他们的作战目标便是直捣吴佩孚的总部所在地保定。
奉军的战斗序列是这样：
军分东路与西路，张作霖自兼东路军总司令，指挥三个梯队，沿津浦路及以西地区进攻。第一梯队司令为张作相，出廊坊，奔武清；张学良为第二梯队司令，居中锋，由杨柳青出发，趋霸县，向保定；李景林为第三梯队司令，由马厂向大城。
西路军总司令则是张景惠，他进出京汉路上的长辛店，沿京汉路及西侧向南推进。
张学良所指挥的部队，是他手下的第三混成旅，另和蔡平本的第四混成旅，郭松龄的第八混成旅，并配备野炮、重炮、骑兵各一营，工辎兵各一连。
张学良这一路攻势甚猛。四月二十七日开始进攻，四月三十日便进出到固安。吴佩孚为此亲自到涿州前线指挥部队和张学良对战。就在此际，奉军东路为直军攻破，张作相部首先崩溃，李景林部只能退守杨柳青。与此同时，西路军的张景惠，一开始便遭到直军主力的猛攻，而且一战即溃，全军尽没，当然使得奉军东路大为恐慌，士气全消。
张作霖这时在军粮城一看情形不妙，急令奉军总退却，并急电前线的张学良回部开会，于是深入敌阵的张学良第二梯队的指挥责任，便交给了郭松龄。
在作战的场面上，张作霖的自保意识很强，动辄先把他儿子调离了险境，显然的，这大大有损于他做统帅的威信。
五月五日，张作霖和张学良仓皇奔滦州。五月六日，李景林率残部放弃了杨柳青。在撤退过程中，李景林部因得铁路之便，撤出得比较成功，而张作相部则是溃不成军。至于第二梯队，因为前进得太快，孤军后退的危险就更大。
当时，郭松龄指挥所部撤到马头镇，方渡永定河，兵未半渡，直军王怀庆的第十三师已追至左侧。郭松龄乃一方面从容应战，另一方面挥军抢渡，穷一夜之力，终使全军安全脱出险境。
张作霖父子在滦州，收容各路溃兵，久候第二梯队没有消息，方在忧心似焚，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郭松龄终于仆仆率队归来，使得父子喜出望外，精神大振起来。
张学良当即又奉命回到军中，就以郭松龄部为第一路，李景林部为第二路，两路联合，在山海关重整旗鼓，迎击追击前来的直军。此时的形势，对奉军是极其不利的。但两军方在山海关进行激烈的争夺战时，张学良又奉命离开部队，又把第三、第四、第八，三个混成旅的指挥责任统交给了他的朋友郭松龄。
郭松龄却也对得起张学良，在山海关指挥新败的奉军，拼命抗战，终未容直军的彭寿莘部出山海关一步，使张氏父子的东北天下完整无缺，而后议和停战。
张学良在战场上虽然无何卓越的表现，这时候他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所交结的外国朋友却有了用场。
张学良透过普赖德和杨氏两名美国基督教牧师的关系，曾往返英美两国驻奉天领事，向直军方面斡旋停战和谈。但两国领事均以不干预中国内战为由，拒绝出面。只有普赖德和杨氏，仍以私人身份亲赴山海关前线找彭寿莘斡旋停战。此时，彭寿莘正在急攻山海关，一时和议未成。结果，彭寿莘的攻势为郭松龄和李景林的守军所阻，造成奉军战死团长三名，直军死伤两千名的鏖战结果，这才使彭寿莘死了心。
六月十六日午夜十二时，在秦皇岛车站上，张学良在杨氏牧师和开滦矿务局英籍局长的陪同下，会见了直军代表王承斌，于是首先决定了停战的原则。第二天，又假秦皇岛港中的英国军舰上，开第二次和谈会议，乃决定由此奉军撤出关外，双方正式停战。
第一次奉直战争，奉军打了一个败仗。是役，奉军死伤三万余，被俘四万余，军费损失三千余万元。北京政府颁令免了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和兼理的奉天督军。但这道命令，实质上未生作用。张作霖既然丢了官，索性自立称雄，宣布东三省自治了。
这时候，张学良所器重的郭松龄，在敌中撤退时和在山海关最后一战时，都大显身手，很为奉军中的新人露了光采。郭松龄固然由此声名鹊起，见知于张作霖，而张学良也觉得识人不凡，不无得时则驾之概了。
五
张作霖为了洗雪败于直军之耻，回到奉天便锐意求治、埋头练兵。这期间，由一九二二年五月算起，到一九二四年九月的第二次奉直战争爆发，为时约为两年四个月。
张作霖首先在奉天设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派孙烈臣为统监，张作相、姜登选副之，张学良则被委为直接主持这个整理处工作的参谋长。实际上，张学良的参谋长工作又是由郭松龄代理的。郭松龄替张氏父子拟订了一套计划，把奉军的编制、训练，都加以一番整理。同时更创定了划分部队粮饷、实施军需独立等章则。此外，并扩充了东三省讲武堂，增设了教导队，加强了军官和军士的训练。
张作霖更派杨宇霆为奉天兵工厂督办，利用日本方面的支援，在东三省创办了一个最大的而且设备最新的军火工厂。
这时，张作霖在用人上显然有了一个重大转变。他对于他的那些绿林时代的伙伴失掉了信心。尽管在军中的职位分配上，他仍然把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等人位置提得很高，但在许多重要的和实际的工作上，却毋宁都托付给了一批新人。这批新人之中，为首的要推杨宇霆，其次则是他的儿子张学良和张学良最推重的郭松龄。
这批新人的被重用，一方面说明奉军中有了新机，另一方面也说明奉军在膨胀发展过程之中有了分化。事情摆得很清楚：那批军阶较高的老派对于那批后进的新派，自然不肯服气，而新派中的领袖人物如杨宇霆和郭松龄在性格上又都是各有其突出的地方，更不会和老派相处得融洽无间。这就形成了奉军中老派和新派在情感上有冲突的局势。
另一方面，在新派之中，因为杨宇霆和郭松龄两个主导人物在性格上的格格不入，又形成了“留日士官派”和“讲武堂派”两个派系的对立。杨宇霆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毕业的，他拉拢了同为士官出身的于珍、邢士廉、姜登选、韩麟春等人，构成了士官派。而郭松龄则和张学良纠合了东三省讲武堂出身的少壮派，另加上和郭松龄同为北京陆军大学出身的李景林等人，也自成了一派。后者因为派中以讲武堂出身的人数多，一般便统称之为讲武堂派。
张学良应该说是因为偏爱郭松龄而站在讲武堂的一边，这是一种纯属感情的作用。在政治上说，他若以他老子的意见为意见的话，他对士官派的一批人物，同样不应疏远，毋宁更予接近。实际上，这两派人的矛盾和冲突，主要的症结还在杨宇霆和郭松龄两人性格上的不和。据郭松龄的令弟郭大川的回忆文章指出：郭松龄自和杨宇霆在徐州会议席上两人意见闹翻后，便一直和杨断绝往来。这自然会加重两派人事上的摩擦。
奉军经过整理之后，东三省全部武力改编为陆军二十七个旅，另骑兵五个旅。每旅原则上都以三个团为标准。
在编整的第一阶段，张学良任第二混成旅长，郭松龄则为第六混成旅长。张学良同时又被命兼任新成立的东北航空署的督办，另设立航空学校，开始着手训练空军人才。一九二四年初，从外国购进各型新式飞机一百二十架，成立了四个空军大队，张学良又出任了东北空军司令。
也许因为张学良过分依畀郭松龄，或者因为张作霖在培植他自己儿子上面另有心计，张学良的第二混成旅和郭松龄的第六混成旅，都驻防在奉天的北大营，而且，两个旅司令部也设在一处，而两位司令居然合室办公。张学良既然身兼东北航空署的督办，又兼他在其他方面应酬太多，自然没有时间经常到旅部办公，即使来时，也只是形式应卯看看，便又匆匆离去。这样一来，两个旅的人事、训练，便都由郭松龄一人全权处理。郭松龄等于一人身兼两个旅长。而张学良对郭松龄的一切裁决，也无一不言听计从，甚少表示一句异议。
六
一九二三年十月，在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武力背景之下，曹锟以重贿当选总统，等于在他们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更其加上了一层法的保障，而这套法又干脆是违法的法。对于这件事，广东政府以大元帅孙文的名义通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要求南北一致行动，讨伐曹锟。张作霖本来就已秣马厉兵等待这个打倒直系的机会，当然立刻通电响应。十一月，孙文又派叶恭绰到奉天报聘。接着，孙文派其公子孙科，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派其公子卢小嘉，也先后来到奉天，张作霖也遣张学良出来和他们应酬。于是，南北新闻上便盛传“三公子会议”，一时“粤皖奉三角联盟”之说，甚嚣尘上。
第二年，一九二四年九月，卢永祥由浙江首先发动反直军事，张作霖借机通电响应，于是爆发了第二次奉直战争。这一仗，张作霖则把吴佩孚打败了。
奉直两军的主战场在山海关。
奉军仍称镇威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下辖六个军。即：
第一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
第二军长李景林，副军长张宗昌。
第三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
第四军长张作相，副军长汲金纯。
第五军长吴俊陞，副军长阚朝玺。
第六军长许兰州，副军长吴光新。
从六个军的阵容上看，第一、二、三军几乎都属奉军中的新派，尤其是第一军和第三军，前者是士官派，后者属讲武堂派。而张作霖就把第一、第三两军在战斗序列上编成联军作战，负责向山海关正面的直军主力进攻。前敌的指挥大权，便授给了张学良。另以第二、第六两军进攻热河，而以第四、第五两军为总预备队，置于锦州、绥中一带。
开战至十月初，热河直军先后被击败，热河已为奉军所有。
但由张学良指挥的山海关攻势，开始时并未得心应手。
韩麟春率第一军由右翼攻九门口和石门寨；郭松龄率第三军由左翼仰攻山海关，虽陷三道关和角山寺，但山海关直军仍凭险坚守，死战不退。于是，张学良乃召韩麟春、姜登选、郭松龄，四人开军事会议，决定：留少数部队佯攻山海关正面，另由郭松龄率三个旅抄右翼石门寨，出击黑山窑，直捣秦皇岛直军之后。这一战，果然成功，山海关一带直军三万余人均成俘虏，奉军获军火军需无算。
就在这场胜仗的时候，郭松龄和姜登选、韩麟春之间，为了军事指挥问题，发生了极大的争执。
原因是：当郭松龄率部抄出石门寨时，姜、韩认为垂成之功，不应为他人所夺，乃想推翻前议，要郭前来指挥预备队，而将所部三个旅改由韩麟春指挥，继续进攻，郭当然不肯答允，双方便大吵起来。这时，张学良以军长兼朋友的立场，居中尽力做调人，总算把一场争执平息，军事仍照原案推行。事实上，张学良在感情上是偏袒于郭松龄的。因为第三军主力部队的第二、第六两旅是他和郭松龄共同指挥的部队，而张学良也公然对外表示：“我是郭松龄，郭松龄亦即是我。二旅、六旅二而一，一而二。”他为他自己的部队争功，也自属当然。
另据郭松龄的记述，在山海关战事之前，郭松龄即不愿与姜登选、韩麟春共同作战。在郭的眼目中，姜、韩都是阴谋专权之辈。但张学良似未采纳郭松龄的意见，仍令韩麟春等参与了九门口的攻击。韩麟春在指挥作战时，竟弃其属下四旅长裴春生和第十六旅长齐恩铭而不用，易以叶全、戢翼翘为司令，各率步兵两团作战。这显然意在夺两名旅长之兵。郭松龄认为韩的处事不当，极为不平。继之，韩麟春又以副军长职权，撤换了阎宗国和关全斌两个团长。阎和关两人似都为郭所提拔之人，因之郭也愤而以副军长职权撤换了陈深之职。陈深似又为韩系部属。而韩、郭两人的意气用事，其背后似又有杨宇霆打击郭松龄的作用在内。张学良未查明这事的基本原因，认为郭的作为未免过于专横，乃在电话中叱责郭的不当，并令郭到军部请罪。郭松龄乃借口为避姜登选与杨宇霆所诱杀，愤然率兵由前线退出，表示不和这些人站在同一战线。最后，又由张学良跑来哭劝，而郭也感张学良的一番好意，深自惭悔，又复含泪率兵回到战场。
从这些过节上，可见奉军新派之中，郭松龄和姜登选、韩麟春的芥蒂，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了。
十月二十四日，直军中冯玉祥部突然倒戈。冯玉祥由北京通电主和，前线的直军闻讯，军心涣散。二十八日，吴佩孚被迫由天津循海路退回汉口，战争到此遂告结束。
北京方面，非法总统曹锟被冯部幽禁。冯玉祥和张作霖虽然一度通电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但旋又改变了态度，拥护皖系领袖段祺瑞出为北京政府的执政。这时候，张作霖虽然自请解除了东三省巡阅使的头衔，但段祺瑞为了酬庸张支持他的上台，另委张以“东三省军务善后事宜督办”名义，张作霖照旧形式上恢复了节制指挥东三省军政的大权。
就当此时，张学良和郭松龄的部队，又出了问题。
事在处置山海关战线上俘获的三万名直军的问题上。本来，郭松龄征得张学良的同意，将三万名直军，除补充各部队缺额外，余二万名增编了三个步兵旅，并分别委第三军中着有战功的团长刘振东、刘伟、范浦江三人为旅长。
张学良回到奉天把此事报告给张作霖时，意外地碰了一个钉子，张作霖不允所请。原因张作霖已采纳杨宇霆的拟议，决定将这批俘虏，分别拨给姜登选和韩麟春，各扩编一个师。张学良迅将这消息电告郭松龄，但郭认为此事已当众宣布，重要人事，业已成命难收。张学良自然同情郭的说法，但又不敢公开向他老子抗命。于是，他回防后，毋宁和郭松龄同谋，尽力把改编事造成既成事实，拒把人枪拨出去。
张作霖最初颇为震怒，认为郭松龄违抗命令。不过，因为中间有张学良为郭担待，张作霖又显然有意培植自己儿子的事业，况且他儿子的事业也就是他的事业。他儿子和郭松龄既都为他争地盘、打天下，他也就睁眼闭眼曲于优容了。
七
一九二五年这年，关内和关外的奉军又大肆扩充了一番。
首先，扩编了下辖两个旅的师（唯有张宗昌的东北陆军第二师下辖五个旅）和十一个独立旅。
张作霖把他扩充的部队，大致按照下面两个原则予以配置。
第一，李景林和张宗昌扩充的部队，分别配置在直隶省和山东省，而张宗昌的部队更发展而向江苏、安徽方面伸展。
第二，把第一、第三两军扩充的部队，作为奉军的嫡系基本部队，统交给了张学良和郭松龄共同指挥。张学良和郭松龄都分别出任了新编师的师长，并在天津设置了奉军京榆驻军司令部，张学良和郭松龄又分别被任为司令和副司令。因为张学良这时又要专心去扩充新设的东北空军。这批奉军的基本部队的指挥权，实际又授与了郭松龄。当时，京榆驻军下辖以下六个师和两个炮兵旅，分布在京奉路东自锦州西至廊坊一线上。
其部队番号如下：
东北陆军第四师 师长张学良
第一旅 旅长栾云奎
第廿七旅 旅长宋九龄
东北陆军第五师 师长赵恩臻
第十二旅 旅长孙旭昌
第卅三旅 旅长范浦江
东北陆军第六师 师长郭松龄
第二旅 旅长刘伟
第卅四旅 旅长陶经武
东北陆军第七师 师长高维岳
第五旅 旅长刘维勇
第六旅 旅长刘振东
东北陆军第十师 师长齐恩铭
第十六旅 旅长温瓒玉
第卅七旅 旅长刘连瑞
东北陆军第十二师 师长裴春生
第四旅 旅长霁云
第卅九旅 旅长朱继先
东北陆军炮兵第一旅 旅长邹作华
东北陆军炮兵第二旅 旅长魏益三
这些旅长之中，范浦江、刘伟、刘振东等人都是山海关战役后，郭松龄提升的新人，另如霁云和魏益三等人也都是郭的亲信。所以，在这支奉军嫡系的劲旅之中，尽管张作霖在各师的编制中，用意周到地安插了一些资深的旧属在内，如齐恩铭、高维岳和裴春生等人，但统帅的张学良和郭松龄之间，既是推心置腹，郭松龄事实上应该说是殆已完全掌握了这批队伍了。
这时，杨宇霆曾向张作霖进言：认为郭松龄和张学良相处得太近，而且郭的兵权日重，恐生后患，主张应该事前予以适当的裁制。
张作霖似也颇以杨宇霆的意见为是，而且似也告诉了张学良。
所以后来，当李景林出任直隶督办和阚朝玺出任热河都统，一九二五年一月，张宗昌和姜登选在击败齐燮元军分别出任了山东督办和安徽督办之后，张作霖父子便曾先后前来征求过郭松龄的意见，要郭出任江苏省的督办。
但郭松龄在答复张作霖问他愿出任江苏督办抑继续为他练兵的时候，则选择了继续练兵的一路。
过不久，杨宇霆又建议由张学良出任江苏督办。郭松龄则附议了这个建议。因为这时驻防京榆的奉军经济上出了问题。即李景林和张宗昌的部队的兵饷，因为驻地财政上的方便，都支发大洋，而奉军则照旧发奉票。奉票的价值不如大洋，奉军大批逃兵都跑向李、张的部队去了。因此，郭松龄且曾向张学良建议，要他向张作霖建议，能在他们指挥系统下的师长之中，推赵恩臻或高维岳出任安徽督办。其目的即在利用安徽地方的财政条件，可以调用大洋发军饷。
但郭松龄的这个意见，并未被采纳。郭以带兵司令的立场，未能为部属争到应有的利益，自然不免感情上有所不平。
在这个时期，奉军因为冯玉祥部的孙岳部队占领保定，不肯让出直隶省全域，使得李景林极为不满。而郭松龄也因李景林之不得完全控制直隶，使他在天津的处境也感不安。此中便已预伏下奉、冯间地盘上的争执了。
八
这时的张学良，在思路上多少已和郭松龄有些距离了。郭松龄所考虑的是部队和士兵的问题，而张学良盘旋于脑际的则是如何为他老子开辟疆土。换言之，二十五岁的张学良，不仅在军阀的内战上已被训练为一个能征惯战的熟手，同时也升堂入室地迈进军阀的政治圈子里来了。
这年五月中旬，张学良便曾和韩麟春联合率军进驻到通州和北苑，终于压迫冯玉祥部退出了北京。
接着在六月中旬，张学良率兵两千进驻到上海，并应外国人的要求，同时也派兵驻防了上海租界。张学良到上海，原为增援津浦路上的张宗昌部，并为奉军向江苏、浙江进军做铺路工作，想不到恰好遇上了上海五卅惨案的余波。当时，北京的段祺瑞政府尚且一再向英租界当局抗议，认为枉杀中国工人与请愿学生的不当，但张学良似未重视到此中政治的意义，他毋宁因缘际会地扮了保护外国人的角色。
张学良这一行动的结果，使得奉派的郑谦出任了江苏省长，同时另委了邢士廉为淞沪戒严司令。过后不久，杨宇霆也就因势由段祺瑞的北京政府任为江苏省督办。
杨宇霆的出任江苏省督办和邢士廉的进驻上海，说明奉军的留日士官派又在新地盘上得权得势，自然又刺激了一下留守在天津的郭松龄。
八月间，张学良又奉命检阅秦皇岛的渤海舰队，结果，舰队司令温树德决心依附奉军，于是，东北舰队吸收了渤海舰队，又在海军方面扩大了力量。
张学良此时，既有强大的奉军为背景，又打着张作霖的旗帜，这位少爷军阀在华北与华中的声势，真有扶摇直上之概了。
然而，十月间，江浙的局势有了变化。
原来，杨宇霆到江苏就督办之职未久和当地驻军师长陈调元的关系便未弄协调。同时浙江督军孙传芳也不耐于奉军的压迫，乃联合江浙两地的皖系卢香亭、周凤岐等旧部，乘杨宇霆和姜登选在江苏和安徽的部署未竟的机会，假双十国庆阅兵为名，集中兵力，分五路向南京、苏州的奉军进攻。奉军纷纷后撤。杨宇霆被迫，不得不仓皇离职，经天津逃回奉天。
就当此际，吴佩孚也由汉口通电响应孙传芳，并表示一致采取倒奉的行动。
冯玉祥虽然表面上伪装调人，一再表示愿在局外中立，实际上，无论在察北或直隶，他采取的是随时随地准备以拊奉军之背的态势。
段祺瑞的北京政府，这时毋宁和冯玉祥采取一唱一和，一再通电要各方息争谈和。实质上，段祺瑞明在安抚张作霖，暗在纵容江浙皖系的抬头。所以底子里是对张作霖有所牵制的了。
在这种条件之下，尽管张作霖对东南野心未死，但为了保卫东北和巩固京津的地盘，乃不得不把奉军重做一番防御的部署。十一月六日，他下令把华北的奉军编为五个方面军团。即：
李景林为第一方面军军团长，警戒京畿及直隶南部；
张宗昌为第二方面军军团长，警戒徐州、海州、山东一带；
张学良为第三方面军军团长，警戒京津及直隶、口北一带；
姜登选为第四方面军军团长，警戒津浦路北段，并援助第二方面军团；
张作相为第五方面军军团长，警戒热河西部及古北口一带。
但是，在实际上，张作霖毋宁暗命张学良做进攻的准备。这时，张作霖有决心进行两面作战，一方面在京北应付冯玉祥，一方面挥军下东南。但这个计划首先遭到了反对。十一月十四日，张学良在天津召开军事会议时，李景林便反对战争。他的意见，席上得到郭松龄的支持。当时，张宗昌和姜登选均在前方，李景林和郭松龄的意见，几乎就决定了大局。张作霖也只好把他的进攻计划暂且摆了下来。
杨宇霆这时在奉天对张作霖所作的建议，当然不同于李景林和郭松龄，他是积极主战的。但他新由南京败回，手中又无兵可动，也只能止于唱其反论而已。
然而，十八日冯玉祥部的邓宝珊部占领了保定，压迫李景林部后撤。张作霖听到这个消息，便不能再忍了。他决心干下去。二十日，张学良奉命回到奉天，详细报告了天津会议的情形。张作霖既知道郭松龄反对用兵，于是，他在重订向东南及对冯用兵计划的同时，首先便命张学良电召郭松龄回奉报告。
岂知，二十二日郭松龄却由滦州通电倒戈了。
这消息，对于张作霖父子来说，真正是一个晴天霹雳。
九
郭松龄叛变的动机，根据事后的资料，大致可指出其远因和近因。
远因可由郭曾为同盟会员，而且曾在广东军政府工作过一节，获得线索。在冯玉祥倒戈迫得吴佩孚在山海关大败于奉军的时候，发动冯玉祥兵变的黄郛（膺白）便是同盟会员而且与广东的孙中山有联系。当时，黄郛是否和郭松龄在组织上有联系，无可查考，但在孙中山死后，北京政府又落入段祺瑞、张作霖和冯玉祥的微妙关系的阶段，黄郛却在冯军中安置了一名刘骥，继续其对冯的联络工作。刘骥当时任冯部的参谋长，在刘致黄郛的信件中，说明他曾派出代表和江苏的孙传芳、奉天的郭松龄、湖南的赵恒惕有过联络。可知郭松龄在政治上很早便具备了反张的因素。
近因则在当年九月间，郭曾奉派赴日本参观军事大演习。在旅日期间，郭获知了一件机密，即当孙传芳发兵驱逐杨宇霆时，张作霖曾派他的日本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向日本政府游说，指孙传芳出兵，关联到西北军的冯玉祥，而冯玉祥则勾结苏俄，其目的在扰乱东三省，问日当局态度如何，日方某要人似答以将出兵制止。郭认为此为张作霖主动拉拢日本干预中国内战，乃心存耿耿，大不为然。
与此同时，郭在东京和冯玉祥幕中的熊斌相晤，熊与郭同为北京陆大同学，二人之间有了一段政治意见上的交换，这似乎就是促成郭决心联冯叛张的一个重要伏线。
郭由东京，是奉张作霖的电召在十月中旬急遽回国的。他到天津后发觉新命的第三方面军团之中，除了军团长张学良之外，竟新安置来一个副军团长于珍。于珍是留日士官派，更是杨宇霆的亲信，郭被任为第十军军长，配属于第三方面军团，自然要受到副军团长于珍的节制。而且，在山海关战役和郭发生争执的韩麟春也被任为第九军军长，同样配属于第三方面军团。形势很显然，张学良的第三方面军团，原应是郭松龄清一色的势力，如今，竟插进来两支士官派的人，这自然使郭松龄越发难于忍受。为了这番人事，郭曾质问过张学良。张学良推在他老子的身上，佯作不知。这就加速了郭进一步叛张的决心。
据郭大鸣的回忆记述：十一月十七日、十九日、二十日，郭松龄称病住入天津意租界的意国医院，先后和他的亲信李愈三、刘伟、刘振东、高纪毅、彭振国、马陟扶，他的太太韩淑秀，他的弟弟郭大鸣等人开了三次秘密会议，决定采取反张行动。二十一日，他派郭大鸣和李愈三为代表，赴包头和冯玉祥订了一个密约，即郭决率驻京榆的奉军回东北，驱逐军阀张作霖，此后即专心建设东三省，不再过问关内的事；奉军改称东北国民军，希望冯玉祥在道义上和声势上予以支援。与此同时，郭也和直隶的李景林取得了一个共同行动的谅解。
二十二日，郭松龄即在滦州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会，即席通电反张，并即将郭指挥下京榆驻军六个师二旅改编为东北国民军五个军，郭自任总司令，派宋九龄为前敌总指挥、邹作华为参谋长、刘振东为第一军长、刘伟为第二军长、范浦江为第三军长、霁云为第四军长、魏益三为第五军长。在会议中，奉军中原任师长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裴春生及旅长张旭昌等人拒绝参与行动，当即被解除军职，转交李景林军看管。这一天，安徽督办姜登选奉命回抵天津，郭松龄当即把他枪毙了。
与此同时，郭松龄并下令扣押了在滦州军中的于珍等四十余人，天津方面也扣留了京奉运输总司令常荫槐、兵站司令张宣等人。奉军驻天津的一部部队，也由李景林他调，换上了李属的部队。
这时，参与郭松龄起事的幕中，有一批政工人员都是国民党关系分子，确是可以佐证郭事的政治空气的。郭松龄除了礼聘饶汉祥佐军书，林长民主政务之外，在他的机要秘书处中另安插了高惜冰、齐世英、苏上达、郭文陈。这些人都是国民党员。另在办理对日外交方面，尚有殷汝耕、虞春香、柳梦周等人，后来证实这些人都与北京的黄郛有关系。
不过，在郭松龄反张的通电中，除了攻击张作霖的穷兵黩武之外，却未表现出任何国民党政策的色彩来。二十二日郭松龄拍出的电报之中，第一件是要请张作霖息兵下野，把军政大权交付张学良；第二件是要求和国民军及孙传芳之间，停止军事行动；而第三、第四两件都是声讨杨宇霆的。可见杨宇霆这个人物，在郭松龄的这次行动中，是占了相当分量的了。
在第三封讨杨电中，郭松龄指出：“此次奉军主战者，唯一杨宇霆。因个人丧地之羞，不惜倒行逆施，以求报复。”
在第四封讨杨电中，郭松龄则进一步把他感情上的郁忿也发表了：“查杨之为人，残忍性成，阴险万状，排除异己，嫉妒老成。对于东北各军官，无论新旧，多被陷害，或遏抑不使提升，或排挤使之去职。……乃杨督苏之后，遍树私党，滥用职权，苛敛民财，诛求无厌，到任未久，已搜刮百万元。……及与浙军构衅，仓皇出走，置驻沪军队于不顾，遂使二师一旅，惨遭杀戮，伤亡殆尽。……”
郭松龄的作战计划，原拟于二十二日通电拍出之前，由魏益三率步兵两团，潜藏于军车之内，混出山海关后，于次日一举冲到奉天。但第一列车虽过了山海关，第二列车则为张作相部第十五师所拦击，战事遂不得不由山海关开始。因为张作相次子张廷枢时在郭部任团长，开会途中便潜逃离部，将郭叛张的消息迅速报告了张作相，所以，山海关事前有了准备。
不过，尽管如此，郭松龄的变起仓促，消息传到奉天，张作霖父子确是一时陷入张皇莫措。而且，郭部都是奉军精锐，武器、装备都比关外留守的部队为强。因之，郭军的进击神速，颇有所向披靡之势。二十三日，郭松龄所部开始沿奉山路向关外进击，沿途击败了张作相、韩麟春、汲金纯、汤玉麟各部在榆关、绥中、兴城、连山等地的逐次抵抗。十二月六日便攻占了锦州。十二日郭部左翼进出到营口对岸的河北。十八日郭部中锋便攻抵新民屯的正面，奉天（沈阳）已在指顾之间了。
十
这时，张学良除了对郭松龄痛感所信非人之外，另外对他们父子事业在日、俄两国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也有了一番认识。
张作霖十万火急地调黑龙江省吴俊陞部来奉应援，首先便遭到了中东铁路俄方局长的拒绝。结果，黑龙江的部队只好绕道洮齐路，改出四平，开到前线。这使张氏父子直感到郭松龄的叛变和苏俄是不无关系的了。
另一方面，日本的军部、满铁当局和关东厅当局此时对张作霖却都有了非比寻常的支持。
首先，松井七夫顾问便向东京日本军部建议出兵干涉，并认为至少应援助张作霖在辽河线上阻止郭部的前进。另根据当时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向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的报告，张作霖曾透过松井顾问向满铁和关东厅提出支援的要求，而满铁和关东厅也都予以承诺。
满铁方面的资料载，郭叛消息一到奉天，张作霖便向满铁奉天公所镰田弥助处托存了一笔为数二百七十万元的现款。这看出张将准备万一亡命的需款，信托了满铁。
另一方面，张学良也依靠日本方面的应援，前来设法挽救他们父子面临的危机。
十一月二十七日，张学良派日本顾问仪峨和郭松龄的日本顾问宇田，在滦州会谈，希望郭能改变叛意，但未得要领而终。二十九日，张学良又由松井七夫的斡旋，搭日本军舰在秦皇岛上岸，并携款七十五万元，意在收买郭松龄或郭部，因郭拒绝会见，张乃废然返回旅顺。途经大连，松井七夫又陪张学良往求关东厅儿玉长官的援助，儿玉大大鼓励了张学良一番。于是，张学良把此时走避于大连的杨宇霆劝回奉天，乃下决心与郭松龄决一死战。
就当此际，松井七夫的活动生效了。关东军突然有了一番调兵的行动。名目上为了保护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实质上，是在形势上为张氏父子助威。
十一月二十八日，辽阳师团的第三十九联队第二大队与工兵一中队调防奉天；关东厅也增派巡查一百数十名到奉天，并担当城内城外警备。事后，东京参谋本部更于十二月七日补发了一纸命令，把驻辽阳的步兵第八旅团、工兵第十大队的第一中队、驻海城的野炮第十联队等，都调防到奉天。
郭松龄占领锦州后，张学良只好退到新民屯，在巨流河左岸构筑最后的防线。当时，奉军的右翼是吴俊陞部的骑兵，左翼是张作相部，兵力勉强凑足二万六千。这两批部队里都有日军顾问帮助指挥作战，吴部是永中佐，张部则是林少佐。而张学良位置在守军的中央，手下控制的可用部队约在一万名程度，但火器不够，把奉天兵工厂库存的和奉天警宪当时所有的凑在一起，仅有重炮十六门、山炮野炮六十二门、迫击炮二十二门、迫机枪二十八挺。张学良另有两个秘密武器：一个是他雇用了六十二名日本炮手，由荒木五郎少尉为首，负责训练操纵十五生的重炮，并指挥炮兵。另一个则是阵前喊话。因为郭部前锋部队的刘伟部和刘振东部，原属张学良和郭松龄共同指挥的第二、第六两旅，两旅部众大多对张学良有感情、有信用。张的喊话大大地动摇了郭部的军心，而且不久，便有大部向张学良反正归来的了。
十二月四日，日本加藤内阁决议对郭松龄发出警告。这一来，日本中央政府与东北驻军都公然表示站在支持张氏父子的一方了。
同一天，关东军司令官派浦澄江参谋往锦州对郭松龄提出警告，限郭军行动不得进入南满铁路附近。郭将此事转告北京的黄郛，由黄郛向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提出抗议。
八日，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正式分别对张作霖和郭松龄两军提出了一个书面警告。文中表示，两军行动若扰乱到南满铁道附属地带与日军守备区域时，关东军为职责计，不能默视，必要时将采武装行动云云。事实上，正如黄郛向芳泽公使所提抗议所指：满铁既为张作霖运送黑龙江与吉林军队支援奉天，则白川义则所要限制的，显然的，只是郭松龄一方的部队了。
在这种压力之下，事实上郭松龄动摇了。他在占领锦州后，踌躇了将近两个星期。
从结果上论断，郭松龄诚然是一位能打硬仗的猛将，但当战事发展到和政治的运用发生交错的时候，却看出他一方面是刚愎自用，不懂得权变之术，另一方面则在大场面上，他是缺乏运筹帷幄的机谋的了。
他的弟弟郭大鸣的回忆文章中指出：在锦州的时候，热河都统阚朝玺曾派其参谋长邱天培前来商请合作。阚提的条件是：保全张作相吉林督办的地位，阚自己攻黑龙江，取吴俊陞而代之，奉天则要张作霖下野，让给郭松龄。郭部的刘振东、刘伟、南纪毅等因与邱天培是同学，曾数度密谈，并曾联合张振鹭等人，向郭一再建议，主张接受此案。因为与旧派之张、阚合作，则军中不满张作霖者均将群起来归，这在分散敌力上有利，郭部可不战而得奉天，只要奉天解决，则吉、黑两省当可徐图之。但郭松龄坚持要打倒督办式的军阀，决不想和军阀在任何形式上妥协；同时认为吉、黑两省军队都已调出，无须借重这两省军力。所以，虽有邱天培几次的前来相商，郭都予以拒绝。
郭大鸣认为这一着，是郭松龄失败的主要因素。
另外，十二月十二日郭部左翼进抵营口对岸河北时，本可一鼓而下营口，因营口守军不多，日本驻军更少，而郭大鸣由北京拍电告他，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答复王正廷的抗议时表示：“郭部若进击奉军，通过南满铁路，应无问题。”但此时郭松龄竟逡巡不前了。结果，十五日，关东军白川司令官又派安河内中佐到河北，向郭军派在当地的外交员齐世英提出了第二次警告。这次警告文中，具体规定在南满铁路沿线两侧二十华里（即十二公里）处，两军不得交战。结果，郭被迫不得不放弃了这一可以拊张作霖之背的有利攻势。这可说在军事上构成了失败的最大因素。
结果，郭松龄只好依其五万之众、山野炮二百四十四门、迫击炮一百五十门、重机枪一百五十挺，企图由新民屯正面消灭张学良的抵抗后，长驱入奉天了。
但是，由十二月六日以来所浪费的时间，对于奉天守军大大有利了。张作霖因日本军的出动，也由惊慌中振作起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吉林军和黑龙江骑兵都有了有效的反击。尤其是二十三日，黑龙江骑兵在巨流河右翼攻占了白旗堡，给予郭军一个致命的打击。
这中间最重要的是，郭部军心动摇。在最后阶段，郭部中的邹作华、高纪毅、张振鹭以及军长刘伟、范浦江等人，到新民屯不久，便透过奉天总领事派出的守田福松和张学良采取了联系。而高纪毅更与奉军中的武汉卿通消息，并借用新民日本领事分馆向张学良报告军情。二十二日晚，郭部参谋长陈在新代表上开诸人，正式经过新民日本领事分馆，向奉天洽降。提出的条件：要求赦免郭松龄，并保障投降者的生命财产。这个条件经日本总领事吉田茂提向张作霖，张即表示，部众可赦，唯郭松龄一人因军中反对而不能赦。结果，郭部只好牺牲了郭松龄，于二十四日全体向前线的张学良投降了。
郭松龄发觉他的队伍已经把他出卖，便和他夫人韩淑秀于二十三日晚变装离队逃走。同行者有林长民。二十四日晨，一行经黑龙江骑兵第七旅王永清部被捕获。郭氏夫妇在解赴奉天途中被枪决。林长民亦同时死于乱军之中。
郭部的国民党籍政工人员殷汝耕、齐世英、虞春香、柳梦周、苏士明等八人，于二十四日逃入新民日本领事分馆请求庇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因有外相的指示，当即予以庇护。（据日本外务省的资料记载，这批人中的殷汝耕和他的日籍太太，当时已是外务省的奸细，这伏下了他以后为日军所用，出任冀东自治政府长官的伏线。）一直到半年以后，这批人才陆续秘密被送出，脱离了张作霖监视的范围。
郭松龄倒戈，由起事到被执身死，为时不过两个月。
十一
郭松龄叛乱平定后，至少有两件事在张学良的政治感觉上占了极大分量。第一，他认识到日本人在他们父子事业上非比寻常的关系了。郭松龄的叛乱，若没有关东军的从事干涉，说不定张家天下就会在郭的大军之前被冲得土崩瓦解。第二，当他失掉郭松龄这样一个心理上的偶像之后，他重新估量了老帅的许多做法；他觉得他老子在军阀圈子里的容人用人之道和化敌为友的恢宏气度，都有使他心折的地方。
比如：郭松龄事败身死之后，张作霖以罪只限郭松龄一人，所有的郭军旧属大都原班不动，一律录用。这一套做法，再加上张学良平素在队伍中喜欢交朋友的个性，居然大大有益于奉军士气的复元。因此，张学良迅速地收容了锦州、绥中各地的郭部残旧，恢复了第三、四方面军团的旧观。张学良也就用这支队伍，在一九二六年初迅速地收复了山海关，保持住了东北地盘的完整。
另一件唤起张学良浓厚兴趣的事，则该是张作霖和吴佩孚之间的不念旧恶，化敌为友了。
本来，吴佩孚乘着孙传芳驱走杨宇霆和姜登选的机会，曾在汉口就任了十四省联军总司令，准备向北进兵，以雪其第二次奉直大战战败之耻。但当郭松龄突然倒戈的时候，吴发觉在郭背后有冯玉祥在，而吴对冯当年的倒戈深恶痛绝，遂就未肯遽于对郭有所支持，而且在郭变尚未解决之际，便又派蒋方震（百里）和山东的张宗昌与江苏的孙传芳有所联系，向张作霖提出了一个合力讨冯的建议。后来，郭变虽然很快地终幕，但张宗昌和吴部驻河南的靳云鹗、寇英杰等人撮合张、吴合作的联络，并未间断。于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张作霖和吴佩孚便互相通电，表示前嫌尽释，互相谅解，双方终于结成了进攻冯玉祥的联合战线。
有了这个联合战线的力量背景，奉军才迅速地在同年四月以前又进一步驱逐了占领热河和滦河一带的冯玉祥军，冯部退却到张家口和南口。四月十八日，奉军部队开进了北京。冯玉祥被迫走平地泉，并通电伪装下野，不久，便经外蒙古去了莫斯科。
不过，张作霖对冯军残部并不放松，同时，吴佩孚也念念以彻底解决冯部而后快。就在这种条件下，张、吴的联合战线，便继续发展下来。
张作霖在军事上节节前进的时候，奉天后方的财政却大起恐慌了。此间，奉天省长兼财政厅长王永江便因反对张作霖继续动兵关内而辞职了。
郭变后，王永江在军政会议上力陈战争不能再来，因为奉天省财政岁入二千三四百万元，而军事费用却在五千万元以上。一切专靠东三省官银号的奉票发行。实际上发行已至三亿元，准备基金不过一亿五千万元，因之奉票贬值到三元二角比现洋一元，或二元七八角比日本金票一元。王永江要求缩减军费到一千八百万元，裁撤三师或四师的兵力；兵工厂经费也节支十分之四，减为二千五百万元；就连张作霖的自由机密费一千万元，也在一概免除之列。王永江的意见，当场遭到积极武断派的杨宇霆的猛烈反对。张作霖虽不发言，事实上他支持了杨宇霆。结果，王永江愤而挂冠以去。
综合事后若干迹象判断，张学良是站在同情王永江的立场上的。王永江由主管财政的角度上，看出奉天的危机和郭松龄由军事角度上所感到的奉天的危机，是殊途同归的。张学良和郭松龄共同带领军队，部队中的士兵，早就受到了奉票贬值的痛苦，张学良自然有其切肤的感触了。
所以，张学良虽然颇欣赏老帅处理郭变的英明果断，但下一步对关内的军事行动，却如后述有些打不起劲来了。
一九二六年六月，张作霖和吴佩孚在北京会了面，一连开了三次会议。这两位两次奉直战主角的戏剧性的会晤，构成了这个联合战线的最高潮。不过，骨子里张作霖只肯在军事上合作打冯玉祥，至于吴佩孚在北京政府里支持由曹锟任命的颜惠庆内阁，张作霖则一直采取杯葛的态度。接着，双方又拉拢山西的阎锡山，把联合战线的力量扩大为奉直晋三个方面，三者联合继续向退据察哈尔与绥远的冯玉祥军进攻。
八月间，张学良率部攻占了南口，吴俊陞部也占领了多伦，吴佩孚部的田维勤、靳云鹗军及山西军商震部亦相继拿下大同、怀来、丰镇。冯玉祥部仓皇退却，溃不成军。韩复榘等部被迫投降了晋军。这年十二月底，奉军刘振东旅占领了包头。冯军残部退到陕西边区。驱逐冯玉祥军的战事，到此告一段落。奉军又获得了一个胜利。奉军的势力范围，除了安徽和山东之外，到此几乎已大部恢复了郭变前的旧观。张作霖收回了失去的地盘，除任汤玉麟为热河都统、褚玉璞为直隶督办之外，这回更发表高维岳为察哈尔都统，另有绥远都统则分给了晋军的商震。
张学良拿下南口后，吴佩孚为酬庸奉军的将士用命，特别向北京的杜锡珪摄阁申请将张宗昌晋升为义威上将军、张学良为良威上将军，加上将衔，于是张学良便做了二十六岁的上将军了。
同年七月十八日，张作霖由北京回到奉天，特专程去了一趟大连和旅顺，往访日本关东厅长官、关东军司令官和满铁本社社长，答谢这些人在郭变时对奉天的支援。
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时张作霖对于日本人的知识和态度，大都取自他的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和町野武马。松井七夫在郭变时是活动日本政府支援张作霖最力的一人。郭变后，松井在对日本参谋本部提出的意见书中指出：苏俄从背面支持冯玉祥和国民党以打击张作霖，其目的在恢复满蒙的势力。他从战略的观点上，要求日本政府积极支持张作霖政权，以抵制苏俄势力的“入侵”东北。张作霖是一个聪明人，他自然会在话里言间掌握松井的这个意思，强调他的反赤化反苏俄的态度，以取信于对他帮忙的日本当局和日本人。
十二
同年七月一日，迄今一直局促于广东一隅的国民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正式宣布了北伐。国民革命军的构成，虽然大体不外乎集合两广和湘、鄂土著军阀力量的一种组合。但它的中心有蒋总司令训练出来的黄埔军官学校的一批学生队伍和由共产党领导的政工组织；而尤其重要的是，它的背面有大批苏俄派来的军政顾问人员和大批苏俄援助来的物资。
显然的，国民党的北伐刚起步的时候，北京的张作霖未曾重视。自从孙中山先生一九二五年三月客死于北京以后，张作霖方恃胜虚骄，大军直指江南，根本未把这批孙中山的追随徒众放在心上；而吴佩孚、孙传芳诸辈，形势上也只能使他们把注意力集向北方，确也未曾对他们身后的广东付以应有的戒心。
这年九月间，蒋总司令率军大举进攻武汉，战争局势根本上改观了。此时吴佩孚在湖北的驻军又发生内变，吴不得不南下援鄂，遂把京汉线上的防地让给了奉军。就当此际，张作霖却另有了一番打算。他命张学良到山西和阎锡山商量，把平定绥远冯部的任务交给山西，而奉军可以分兵南下。阎锡山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事实真也向平地泉进兵了。
张作霖的下一个目标，显然是指向河南、湖北，也就是吴佩孚的地盘。至于山东以南的地盘，他居然和广东之间有了一个秘密谅解，他采取了暂且按兵不动的方针。据高荫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载，后来，奉军和北伐军在上海作战时，奉方代表杨仲恒、周士贞二人来见蒋总司令，蒋就以奉军违约南下相诘。
与此同时，冯玉祥也于九月间由莫斯科经外蒙古回到五原，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并声明加入了国民党。而值得重视的是，他也由苏俄携回来一大批武器。
在这种情形之下，战争是要打下去的了，而且事情也越发复杂起来了。
张作霖的态度也突然变得颟顸起来。
十月间，吴佩孚的军队，在武汉前线为国民革命军所击败。首先，吴佩孚只请张作霖能在军费和军械上予以接济，并不希望奉军开到湖北，但张作霖硬做主张，并决定派兵援鄂。及至十一月间，江浙的孙传芳也感到国民革命军的压迫，势孤力弱。孙传芳微服由沪至天津，向张作霖求援。张对孙传芳这种屈节来归的态度，以其绿林好汉的心怀，表示了极为欣赏，同样地，也是尽弃前嫌，化敌为友；而且，更为孙传芳和张宗昌的煽惑所动，竟不顾与蒋总司令有约在先，命张宗昌驻鲁的第七军由徐州南下，开抵浦口，并命毕庶澄的渤海舰队及第八军由海道驶赴上海，决定支持孙传芳。
张学良对他老子这些行动，心下大不为然。
他从他老子周围一些北方政客的口气中，也察觉出他老子要和国民革命军分庭抗礼，是属于不智之举。旧交通系的梁士诒和叶恭绰诸人便是持有这种见解的人的一部分。但是，他老子偏偏相信张宗昌等奉军山东派军人的话，这些人一再在张作霖左右鼓动他的野心，要他问鼎中原，自打江山。杨宇霆有时也在侧面推动这个趋势。而张学良最头痛的是，自从郭松龄倒戈事件以来，他不敢再在老子面前强做主张。而且纵然他有所表示，也只能算是少数派的意见。
所以，到了这种地步，他既是他老子的儿子，他就不得不屈服为实现他老子的野心做工具。
十二月，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已经深入湖北、江西两省，并且沿海掌握了福建。就当此际，张作霖在天津又接受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商震、刘镇华、寇英杰、褚玉璞、张作相、吴俊陞等十六位将领的推戴，就任了安国军总司令职。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被任为副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议。二十七日，张作霖率领他的护军，由天津开进了北京，俨然以君临北京的姿态上场了。
一九二七年三月间，张学良奉命由平汉路南下，会同韩麟春开进河南；与此同时，张宗昌部也开向南京，前锋并进入安徽。在这之前，吴佩孚一再通电拒绝奉军南下，但张作霖复电，最初尚表示派兵援吴，最后竟放言谓：第三、四方面军团和直鲁联军分途前进，誓收武汉，进取湘粤。并另电吴佩孚和吴部将领，希望协同作战，勿生误会，倘有抗拒，亦应一致声讨。一句话，张作霖此时已翻了脸，他已决心对吴佩孚下手打落水狗了。
但是，这时张学良有些动作，就显得和他老子意趣不同了。张学良虽然奉命率军压迫河南的吴佩孚，也直接攻击了吴部的靳云鹗，甚至派人策动吴部于学忠的投归奉军，但对于势迫力蹙的吴佩孚，一再表示留有余地，并不失其对前辈军人执礼之恭。当吴佩孚众叛亲离，落荒走巩县的时候，张学良就不时派人送粮及日常需用给吴佩孚。吴佩孚自然有谢函回报，两下尚不绝信使往还。
不久以后，张学良亲自体验出，张作霖施之于吴佩孚身上的冷酷不仁，马上便有人照样也对他来一个下井投石。
六月间，孙传芳业已失掉南京和上海，援孙的张宗昌跟着放弃了徐州，平汉路上的张学良和韩麟春，也奉命收缩阵线，后撤到平汉路北段的保定一带。煊赫一时的安国军，老实说，走了吴佩孚同样的路数，如今，对当前大敌也有些招架不住之感了。就当这时候，站在奉军身后的那位安国军副司令之一的阎锡山，为广东方面所派的工作人员所动，居然通电就了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之职，而且电告张作霖，要他也服从国民党，换青天白日旗，信仰三民主义。
提起阎锡山，张作霖信以为他不会出毛病的。因为在张的心目中，奉军把绥远送给了阎，阎自应有所感激。岂知，曾几何时，晋阎叛变了。老实说，在前方失利、后方有变的情形下，张作霖确也有些失措了。
六月四日，张作霖召集奉军嫡系干部开会，研究应付当面局势问题。席上，老派代表吴俊陞等人主张撤兵出关，奉军只管东三省，负责保境安民。新派代表的杨宇霆则想法不同，他认为以现在奉军的力量，足可维持已有局面，问题是如何设法和南京、山西妥协。换言之，杨宇霆对关内政局不主张消极，认为只要纵横捭阖一番，奉军仍有可为，不必撤兵出关。
显然的，杨宇霆的意见和张宗昌、孙传芳等人的想法完全一致，而且，也颇打中张作霖对于中原权势有所恋栈的心怀。又加，这时，北京因直系支持的内阁相继垮台，已呈群龙无首的状态。一些失意政客，都想捧张做大总统，用以解决一九二六年四月段祺瑞下野以来的政治空白，同时，借此，这些人也可以弄出一个局面来，准备和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讨价还价。
就在这种心情之下，六月十六日，又是孙传芳等安国军全体将领发布通电，又推举张作霖为海陆军大元帅，组织了军政府。十八日，张作霖也就通电就了职，立刻任命了下面的军政府的内阁人事：
潘复，国务总理。
沈瑞麟，内务部长；王荫泰，外交部长；何丰林，军事部长；阎泽溥，财政部长；张景惠，实业部长；刘尚清，农工部长；姚震，司法部长；刘哲，教育部长；潘复，兼交通部长。
同时，更为简化军事指挥系统，废除以前“讨逆”以及“直鲁联军”“五省联军”等名称，改任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张作相、吴俊陞、褚玉璞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方面军军团长，张宗昌并兼任海军总司令，沈鸿烈为副司令兼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吴志馨为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另周培炳为空军司令。
这样一来，张作霖真正地在北京坐起天下来了。
老实说，张作霖做海陆军大元帅，组织军政府，究竟具有多大信心，是颇成问题的。有许多迹象可以看出，他这一套政治把戏，多少暴露出了他性格上一些玩世不恭的冲动。事实很显然：他就职的头一天，六月十五日，他已开始派杨宇霆和晋阎代表南桂馨、南京方面代表方本仁，就在北京的大元帅府内，进行了为时七天之久的南北停战谈判。最饶有趣味的是，当他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时，居然在居仁堂正门的新华门上挂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以前，阎锡山曾通电劝他服膺三民主义，并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他回电表示，信仰三民主义则可，但决不易帜。岂知，就当他自封为大元帅时，他竟自动地改变了初衷。
这一次南北停战的谈判并未成功，但它的作用却极重要。这和以后东三省的和平易帜有重要的关联。谈判的内容，主要是要张作霖接受国民政府的建制问题。奉军中老派的吴俊陞、张作相和甫由南京败退下来的孙传芳，都反对这个谈判。
老派还是主张：奉军回东三省，关起门来专搞东三省的自治，不和关内政治发生关系，也决不接受国民政府的建制。新派的杨宇霆、韩麟春以及张学良，则认为不妨在有利条件下，赞成国民政府的统一中国和国民党妥协。但最后，张作霖则采取了一套折中的决定，即原则上大部分接受老派意见，但仍决定既不撤回东三省，也不赞成由国民党统一中国。不过，就在此时，张作霖却通电表示他与孙中山为多年老友，宗旨相同，凡中山同志，不违背真正三民主义者，一律为友云云。
蒋代表方本仁一行撤回南京。但七月卅一日，蒋又派代表何成濬秘密到北京，先晤张作霖代表杨宇霆，后又专车赴晋晤阎锡山，三者之间又准备协商在北方军事上成立一个南京、北京、山西的三角同盟。这些活动，都使得张作霖和杨宇霆抱持乐观，认为大局对于奉军并未臻于不可为的境地。
何况，这时国民党方面正闹内讧：武汉和南京两个政府，互相水火，武汉方面的唐生智也派人和张作霖联系。所以，尽管冯玉祥的西北军，业已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阵线，而张作霖仍不放弃拉住阎锡山的策略，认为只要晋绥无事，奉军对付东南一面总会绰有余裕的。
然而，整个军事局势上的情形，却并未因军政府的成立而有好转。
八月十三日，蒋总司令因为国民党内意见上的分歧而突然辞职了。这一个棋子的变动，把南京、北京、山西的三角同盟的线索一时切断了。山西军毫不客气地东向占领了石家庄，直拊北京的侧背。张作霖所理想的棋局有些乱了。但他深知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应该尽力避免三面作战。他在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阎锡山的三路敌人之中，至少仍要争取到和阎锡山这一路的妥协。
十三
其实，就在这时候，决定张作霖父子和奉军命运的另一个重大威胁登场了。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张作霖做了海陆军大元帅后的第九天，六月二十七日，在东京外务省召开了一个东方会议。这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研讨对付张作霖和解决满蒙问题的方法。出席会议的，除了首相兼外相的田中义一之外，日本外务省有外务次官森恪和各局（司）局长（司长）、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另有陆军省次官英太郎、参谋次长南次郎、军务局长阿部信行、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等人。
会议席上，日本外务省的多数人主张使用外交交涉手段，向张作霖施行压力，但另一部分人则与现地军人联结一气，主张使用武力交涉。结果，森恪、吉田茂和关东军方面武力压迫张作霖以解决满蒙铁路等问题的意见，虽未得到多数的支持，但在《对华政策纲领》和《对张作霖四项继续交涉项目》的中间，大都抽象地表示了有借重武力的必要。
《对华政策纲领》共为八项，规定了日本对逐步北上的国民革命军和张作霖的基本态度。此中，主要的内容是：（一）日本对中国中原内部之争，采取不干涉态度；（二）但假若日本权益及日本人民生命财产因中国内战受到侵害，日本将采必要的自卫行动；（三）东三省情形特殊，关系日本国防及日本人民生存，日本保持特殊的看法。万一中国战乱波及满蒙，有害及日本特殊权益之处时，不问其为中国之任何方面，日本均将对之采取适当措置。
《对张作霖四项继续交涉项目》则是：
一、继续交涉吉会线等七线铁路问题；二、土地商租问题，暂且保留，先行扩大铁路沿线主要市街用地；三、延长本溪湖合同期限；四、对东三省当局之违约，则出以制裁。
这中间的吉会线等七线铁路问题，在当时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实质上包含了东三省当局已建铁路线和日本将要建筑路线两部分。
原来，一九二五年八月间，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建筑了一条由打虎山到新立屯的铁路，日本认为这违反了一九〇五年清廷和日本所订中国不得在南满铁路附近筑复线铁路的协定。张作霖未理这一套，并把筑路工事延长到通辽。一九二六年秋，东三省当局又宣布要增筑一条由海龙到吉林的铁路。日本认为这条路系中日合同应筑四条铁路之一，按约应由日本贷款，而中国独资筑路，有违合约，张作霖照样未听。
东方会议后，吉田茂便奉命向奉天省长莫德惠提出下列由日本增筑吉会线等七线铁路的交涉。即：
1.吉会线，由吉林经敦化到朝鲜北部的会宁。此线，吉林到敦化间已完成，将续筑敦化至老道沟，由老道沟已有的轻便铁路，衔接到会宁。此为军事上重要铁路。
2.长春、大赉线。
3.新邱炭矿线。
4.通辽、开鲁线。
5.齐齐哈尔到昂昂溪线。
6.洮南、索伦线。
7.吉海线及打通线。
日方表示，假若张作霖肯答允上列前三项的话，则上述吉海线和打通线的所谓违约事，日本可不追究。
吉田茂是经手过郭松龄叛变善后的人，他深知张作霖曾受惠于日本方面的许多援护，所以，他的态度极其高慢蛮横。他基于外务省的训令，竟强硬地向莫德惠表示：假若中国不接受日本条件，日本将考虑：南满铁路拒运奉军、停供东三省兵工厂所需材料、拒绝京奉路车通过南满铁路的附属地地带。
消息传出，东三省民众为之哗然。各地民众团体纷纷打电报给北京外交部，反对日本条件。中国民众的愤怒，更刺激了日本的过激派。这时，吉田茂和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以及特务机关等合谋，一再向日本中央建议，为向东三省当局施以压力，主张出动关东军或朝鲜驻军，进行武装干涉。
这消息使得东北的排日运动，更如火上浇油。东北留日学生纷纷打电报给张作霖和他的亲信杨宇霆，警告他们不能对日低头，出卖东三省权利。奉天商会是排日运动的大本营，而奉天地方官宪表面上对日本尽力敷衍，暗地里也同情和支持这个运动。在一般民众之中，郭变时便有国民党的地下工作员从事反对军阀与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东北抗日派青年如杜重远等和日本左派小仓克己等人，也在奉天煽动排日运动。
九月间，张作霖下令严禁奉天的排日运动，同时，为了表示向日方谢罪，撤换了奉天省长莫德惠，易以刘尚清。而日本外务省和军部会商以后，也认为吉田茂的硬派交涉，不足解决问题，乃改由稳健派的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在北京直接和张作霖的代表杨宇霆交涉。结果，张作霖虽答应就吉会路和长大路等问题予以考虑，但事后借口内部有问题，便没有了下文。
十月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和张作霖之间展开了一段戏剧性的交涉，这给以后张学良在东北的政治事业留下了一个相当严重的麻烦。
田中发觉日本外务省的外交交涉收获不到结果，他便亲自指挥一组人，对张作霖采取了一套软硬兼施的手法。
硬的一面是，令驻华武官本庄繁和张作霖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向张警告：假若东三省倾向排日，而有为苏俄和南方派（指国民党）所乘之虞时，日本将不惜使用武力，届时，张将不免进退失据，陷于极端不利；并说，张应知其所以有今日，实赖日本之助力，今后亦唯赖日本，始可握其权力。
软的一面则是，透过张作霖的私人顾问町野武马和杨宇霆的内线，派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越过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直接和张作霖进行私人交涉。山本条太郎采取了一套开门见山的直攻手法，硬向张作霖谈这笔铁路生意。张作霖屈于当时的内外形势，既无从闪躲，便命杨宇霆表面上反对，他则努力装糊涂。据说，山本送给张大洋三百万元。另一说为五百万元。十月十五日，双方签了一个密约，约定：敦化老道沟线、长大线、吉林五常线、洮索线、延吉海林线等五条铁路，由南满铁路承包修筑，筑路费由中国向日借款。两下并换文，另订了《日奉经济同盟》和《日奉攻守同盟》。但张作霖在这密约上，只签了一个“阅”字，这在中国公文上是未加可否之意。
但日本外交当局立刻察觉到山本条太郎以私人身份缔订“攻守同盟”之类的密约，于法不合，而且，筑路密约也应依此再行交涉，务求密约变为正式外交协约，方可在国际上于法有据。田中义一同意了这个拟议，又另训令芳泽公使向张作霖交涉，而张作霖则坚持私人密约就止于私人密约，只允写一封私人信给田中首相，不肯把它外交公文化。此时，南京方面已公开攻击此事。中国舆论界更为之大哗。而日本外务省和芳泽谦吉也认为山本条太郎擅权误事，使得田中义一非常气恼，也非常狼狈。此间，吉田茂等武力干涉派又一度抬头，曾主张撤退东三省的顾问和教官、占领奉天兵工厂等以为要挟，但未为田中义一所纳。张作霖就利用这一过节，把这件案子，一拖再拖，拖出了一九二七年。
正当芳泽谦吉为了密约事和张作霖纠缠的时候，奉军在前线的情况愈来愈坏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山西军一上场便在张家口大破奉军的高维岳部，接着占领了宣化、怀来；平汉线上的冯玉祥军也向奉军开火，张学良和韩麟春的第三、四方面军团被迫退到保定一线。这年的年底，奉军虽然奋力反攻，又把山西军驱回大同以南，而张学良也曾率部一度恢复了河南北部的地盘，但津浦线上的张宗昌和褚玉璞部，一直未能站稳阵脚。
十四
一九二八年一月，南京蒋总司令派他的代表张群到东京，曾透过田中首相秘书殖田俊吉向田中表示，假若日本能把张作霖拉回东北，国民革命军将不追击到关外。
本来，上一年的十一月五日，蒋总司令在下野游日时，与张群在东京青山访问过田中义一。双方在“反共”的意见上完全一致。蒋并就北伐问题口头上有所说明，希望日本能予理解。因此，蒋的这一个表示给田中提示了一个迫张撤回关外的想法。不过，田中又颇希望在国民革命军未到北京之前，能设法使张作霖先正式承认了筑路条件。
田中义一曾派山梨丰造大将往说张作霖放弃北京，撤回关外。同席的有参谋本部的铃木贞一、本庄繁、仪峨诚也三人。张作霖以坚持守北京抵抗国民党的“赤化”为由，拒绝劝告。
四月间，国民党的左右两派的意见和解。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乃下令继续由南京北伐。田中义一因和张作霖的筑路交涉尚未完成，闻讯之下，未免感到焦虑。于是，乃以保侨为名，决定出兵，遂于五月三日有了济南中日两军冲突的事件。
对于日本出兵济南，北京的张作霖和南京方面都向日本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张作霖更有一个精彩的表演。他于五月九日通电吁请南京息兵，以免为外患所乘，陷国家于危亡之域云云。其实，就在这封电报发出的两天以前，五月七日，山本条太郎又奉田中义一之命秘密来到北京，他告诉了张作霖，日本当局已有了掩护他撤回关外，阻止北伐军出关的决定。山本条太郎就利用这份情报，换取了张正式在筑路合约上签字的允诺。五月十三日张与山本签了延海、洮索线承包合约，五月十五日交通部次长署理部务的赵镇和山本又签了吉敦延长线和长大线的合约。这四个合约都经决定，签字后的三个月着手开工；唯有吉五线留到在奉天签字。
果然，五月十八日，日本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谓：战祸发展至京津，如波及东北境内时，日本为了维持治安，将采适当有效措置。这个声明，实际是两天前田中内阁一项秘密决定的另一表现。秘密决定的全部内容是：若张作霖退出关外，而国民革命军追击前来时，日本军准备对双方军队采取解除武装的行动。不过，秘密决定中有一“但书”则规定，若只是张作霖撤出关外时，可不解除武装。
但是，这个秘密决定下达关东军时，关东军一些过激派的参谋便认为这是武力解决张作霖的绝佳机会了。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便接受参谋等的意见，正式计划出兵到锦州去迎击张作霖，以期彻底解决奉军。但东京的外务省和参谋本部都反对这个行动，认为这违反日本驻军不得超出南满铁路附属地行动的规定。同时，万一必须出动时，也必须中央政府请得天皇敕旨始得决定。而关东军和陆军省的过激分子一再请训，偏要如此干下去。田中义一这时却认为兹事体大，迟迟不肯做最后决定，于是，一拖再拖，拖到五月三十一日，终未批准所请。
关东军的过激派大失所望了。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就在这时下了决心要用暗杀手段先解决张作霖本人。河本的作战计划是：张作霖被炸，奉军必会开火，只要奉军一开火，关东军便可借口动手解决奉军，那就不管日本中央批准不批准了。
河本的计划，并未报告给他的直接上司斋藤恒参谋长，但却经过竹下义晴少佐透露给了村冈司令官。他至少获得了村冈的默许。所以，当他获知张作霖决定搭专车出关时，他便分别派石野芳男大尉在山海关，神田泰之助、武田丈夫两名中尉在新民屯掌握专车通过的时间情报。指挥爆炸铁路工作的是奉天独立守备队的中队长东宫铁南大尉，河本秘密授命他调动由朝鲜旅团增援来的工兵队，在皇姑屯陆桥上安装上了炸药。
十八日，日本政府的声明发表后，芳泽谦吉当天夜里专访张作霖，根据田中的指示，劝张不妨暂撤关外，以图有机再起，但张仍是野心未死，而且，似错会了日本的用意，竟寄望于日本能支持他在北京干下去，未把芳泽的话听下去。
然而，这时奉军在前线已节节败了下来。就在十八日这天，张学良和代理第四方面军军团长的杨宇霆（因韩麟春突病故）联合指挥所部，反击山西军未成功，终于后撤到琉璃河；整个北京已陷动摇。
二十三日，日本驻华武官建川美次和日本华北驻军参谋浦澄江，一同到前线访问张学良和杨宇霆，要他二人出名劝告老帅出关。到了这时，张作霖终于察觉日本军方已无意支持他，他遂决定放弃大元帅这把交椅。
六月一日，距离去年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时，尚差半个月不足一年，张作霖接见外交团及北京绅商法团代表话别，并应北京地方要求，派鲍毓麟率兵一旅，留在北京维持治安。其实，奉军已和晋军间有联络，北京的城防决定交给晋军而避开冯军。一日，张作霖通电发表撤兵出关声明：“中央政务交国务院摄理，军事归各军团长负责，国事悉听国民裁决。”另有句谓：“所冀中华国祚不自我而斩，共产赤化不自我而兴……”这句话后来成为他的东北旧侣喜欢吟诵的佳句。
六月三日，张作霖一反其行动秘密的常例，行程时刻，一律公开，而且下令不必戒严，但晚间启程时，送行者寥寥。岂知，就在这落寞的空气中，前途已有杀机预伏了。
和张作霖同车出关的有由黑龙江来迎他的吴俊、军政府担任总长的张景惠、莫德惠、刘哲、阎泽溥，另有参谋长于国翰、常荫槐和沈瑞麟等随员。另有日本顾问仪峨诚也少佐也同车。专车在三日午后十时二十五分通过连山关车站，较预定时间误点了两小时。在将近皇姑屯时，张作霖刚和几位老牌友结束了一场牌九。张并说：“就到皇姑屯了，各位回车，收拾行李。”四日清晨五时二十三分，专车驶抵皇姑屯南满路和京奉路交叉的陆桥时，轰然一声，专车中雷被炸。张作霖坐在第四节车厢，被炸最烈。张受重伤，不久即死去。和他同一车厢的吴俊，身首异处。同车而不同车厢的刘哲、莫德惠，均腿部受轻伤，另常荫槐、沈瑞麟、阎泽溥等人均无事。仪峨少佐亦受轻伤无事。
当时，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方在总站等待接站，闻讯立即率宪兵赶到，而常荫槐已迅将受伤的张作霖等人运进城内去了。
河本大作原在奉天车站大和旅馆一带集合了一旅兵，准备听到中国军方面的枪声便即发动战争。岂知，这一旅兵在三日晚间为不明原委的关东军参谋下令解散了。结果，这一把战火竟未能乘势燃烧起来。
《传记文学》第四十卷第一、二、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