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舟
我今年已是七十六岁的人了。从一九二五年开始直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为止，我作为张学良的侍卫副官之一，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身边。他的音容笑貌，所作所为，仍历历在目。这里把我耳闻目睹有关张学良的往事写一写，表达我的怀念之情，也可作为研究历史的参考。
一、关于郭松龄反奉问题
一九二五年三、四方面军进了关，张学良住在原曹锟的公馆天津曹家花园，他的卫队骑兵连住在天津河北三义客栈。
同年十一月末，一天夜里十一点左右，总部下达了马上集合整队出发的紧急命令。
这时任卫队骑兵连的连长苏景廉和许多卫队的队员都上街游玩未归。本打算把人找齐，可是情势紧急，已经来不及到处寻人了。于是便由值星官田兆春负责，把没有外出的队员集合起来，结果才二十五个人。
由天津乘火车出发的，除了我们这二十五个人以外，还有跟随张学良的中校副官姜化南、军械处长周濂、军法处长朱光慕、秘书处长刘鹤龄。一路平安，在第二天早上八点多钟就到了沈阳北站，回到了大帅府。
张作霖正为郭松龄倒戈大为恼火，当面骂了张学良：“就你交了这么一个好朋友！”
张学良在帅府休息了一天，晚上八点多钟，便急忙由沈阳北站出发，赶赴锦州西南的连山前线督战去了。
我们当时都住在火车上，跟随张学良的侍卫副官有谭海、苑凤台、吴景山、王守成、刘玉昆、崔正岩、崔成义。我当时任卫队骑兵连第三班的班长，此外还有姜化南领着的骑兵连和军事队成员，共一百多人。
到前线不久，就传来了张作相的十五师被郭松龄部队打垮的消息，听说只剩下一个外号叫吴大胡子的少校营长了。张学良当即晋升他为中校团副，令他收集残部，重整旗鼓。
郭松龄的部队来势凶猛，势不可挡，在交战中我方节节失利。于是张学良决定撤退。我们这些人，便由连山直奔葫芦岛，在葫芦岛，登上了镇海号军舰，舰长是沈鸿烈。
按照张学良的意见，主张把军舰开赴天津看一看，可是周濂等人坚决反对，认为回到天津会被郭松龄扣下，便回不来了。
坐在军舰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郭松龄的兵车，来往频繁，一列列兵车向山海关方向进发。据此判断天津早已失守。
连日奔波，早已人困马乏，周濂等人，利用张学良入睡之机，便指挥镇海号军舰，向旅顺口进发，企图由旅顺口登陆回沈阳。
到达旅顺口后，日本关东军不准携带武器的卫队登陆，几经交涉，只准张学良的所随几名军官登陆。
没办法，我们这二十五个人，便由周濂领着，又乘镇海号军舰，奔赴营口，准备由营口登陆返沈。可是到了营口岸一打听，得知留守在营口的侦察营营长宋九龄也撤走了，可见营口已落于郭松龄之手。
死逼无奈，一行人只好又乘镇海号军舰，返回旅顺。通过与大帅府联系，又与关东军交涉，最后以解除武装为条件，才准许登岸。由旅顺改乘火车，来到了沈阳南站。
这一天特别冷，下着鹅毛大雪，我们当时还穿着夹衣，加上几天的折腾，冻得实在受不了，周濂先乘汽车回帅府了，我们二十五个人跑步回到大帅府，在客厅里休息。
当时沈阳十分空虚，因为主力全在郭松龄的手里，张作霖把在沈阳的教导队和炮兵营组织起来，新编了第一旅（旅长王瑞华）和第二旅，还有一个炮兵旅，旅长叫陈琛。说是旅的建制，但实际上没有多少人。
张作霖这回破例在客厅召见了我们，对我们表示信任，答应打败了郭鬼子每个人都升官，还说：“小六子（张学良）认错了人。”随即命令被服厂的潘厂长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套新棉衣，命令庶务处栾贵田处长发给每个人一百圆奉票。还给了一天假，叫我们回家看一看。我们当时都很感激。
我们当晚便集合出发，走了一宿，拂晓前又开到连山和张学良会合上了。张学良一见到自己的卫队来了，便叫我们的车挨着他，令王以哲的卫队退到后节车厢。王以哲对此很不满。
郭松龄和张学良的部队，在新民、辽中、黑山一带展开激烈的战斗。炮兵阵地设在苍山，步兵在后流河一线。
张学良每天都骑着马，由兴龙店去苍山前线巡视督战。
在两军对峙的战斗中，一件奇怪的事儿发生了，从郭军方面打过来的炮弹落地不爆炸，没有杀伤力，这样一来就救了张学良的部队。
后来了解到，当时担任郭军炮兵司令的邹作华是不同意郭军反奉的，是他命令炮兵在发射前把引信头卸掉了，就是不卸掉也不拧紧，因而炮弹落地不爆。
另外，日本关东军以保护中长铁路为名，通令郭军不许在离路三十里内打仗，这就阻止了郭军前进。为此，郭松龄不得不派人与关东军交涉。这就给张作霖调兵遣将的机会。
张作霖在沈阳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得乱转，他急电黑龙江省督军吴俊陞，命吴星夜疾驰来沈阳解围。
吴俊陞便率穆春的第七骑兵师和万福麟骑兵师，快马加鞭赶来。
郭松龄的司令部设在新民县的白旗堡。由于郭军节节胜利、势如破竹，郭松龄就有些马虎大意，认为沈阳是一座空城，占领沈阳城铲除张作霖是指日可待的事。就在这种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突然遭到了穆春所属外号“天下好”王永清所率领的骑兵包抄袭击。担任警卫的都是些年轻人，缺乏实战经验，一冲即垮，就这样白旗堡郭军司令部被轻而易举地拿下来了。
按郭松龄的意思，打算骑马逃脱，但他夫人韩素秀不会骑马，又不忍抛弃，便在仓促之间，弄来了一辆马车，化装潜逃。在新民县白旗堡东约二十里的农家菜窖中，他们夫妇被俘了。
依万福麟的意见，应交给军团长张学良亲自处置，可是老派的吴俊陞坚决反对，认为交上去，郭松龄一见少帅就死不了啦，所以他下令“不能留着他”。就这样，郭松龄夫妇，双手被钉在大车的车厢板上，游街示众后，被就地枪决了，后被解尸沈阳，在小河沿曝尸三日。
郭松龄系陆军大学毕业生，曾任东北讲武堂战术教官和张学良的交情很深。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指挥有方，身先士卒，九龙口战役曾使大军阀吴佩孚闻风丧胆，称郭是一个军事家。
当时我和张学良同在一列火车上，从电话里张学良得知郭松龄被处决的消息后，曾气得直跺脚说：“郭松龄无罪，不该处决。”他对郭松龄的死，表示非常惋惜，对吴俊陞很不满。
打败郭松龄后不久，张学良就进了锦州，后去天津住不几天就进北京，军团司令部设在西城光明殿，张学良本人住在西单文昌胡同。张仍任第三方面军司令，第四方面军由韩麟春接替，后换杨宇霆。
二、关于张作霖被炸
一九二八年六月初，张作霖被炸死在沈阳皇姑屯的两空桥。
张学良当时住在北京中南海，正在为奉军撤出关外事，主持召开奉军将领军事会议。
我当时已是张学良的内卫之一，我们几十人都住在中南海的万字廊一座叫潇湘馆的楼内。
为了办交接事宜，张学良把北京故宫的一大串钥匙交给了卫队长谭海，叫他把这串钥匙送到故宫保管处。
谭海离不开，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到故宫管理处，交上了钥匙，拿回了一个收条。
我回来的时候，开饭时间已过。我便向张学良的专用厨师杨凤山说：
“我去送钥匙，还没吃饭呢！”
杨凤山说：
“我把你忘了，都收拾完啦。”
想了想又说：
“少帅刚吃过，我还没有收拾呢，你就去吃点吧！”
我推门进去一看，张学良没吃多少，剩得挺多，便坐下吃了起来。
吃着吃着，墙上挂着的电话急骤地响了起来，因为是张学良的专用电话，我没敢接。
不一会儿，张学良就推开会议室的门走出来接电话。我亲耳听到这是五太太寿夫人由沈阳打来的长途。电话的内容是：张作霖被炸死，叫他马上回沈阳。
张学良听到这个消息后，表情很难过，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就又回屋开会去了。
在转身要走的时候，他严肃地对我说：
“汝舟，这几句话，不许你说出去，如说出去我要你的脑袋！”
我当然不敢向外传，可是张学良却把这个情况向开会的将领说了。不过他没有照实说，而只是说张作霖被炸断一只胳膊，生命不要紧。
张学良命令第二十军军长于学忠掩护全军安全撤出关外。我们几个人保护着张学良先到滦州的横山大觉寺住了不几天，等大部队全撤出关以后，我们和张学良都化装成伙夫模样，乘卫队骑兵连的闷罐车向沈阳进发。
闷罐车的门口儿堆着行军用的锅碗瓢盆，我们都躲在里面。路经锦州、皇姑屯等车站，都有日本兵上车检查，但因已化装躲起来，未被发现。
到沈阳北站下的车，一个个像小鬼一样，徒步走到小西门，遇到一辆汽车放在那儿，由张学良亲自开车把我们拉到大帅府。
到帅府的门口，门卫一看我们这身打扮不叫进，我便说：
“你凭什么不叫进，你好好看看是谁回来了！”可是他不认识张学良，仍不放行。正在争执中，有一位中校马副官出来看见了，他当然认识张学良，这才叫我们进去。
于凤至初见张学良，看他那身穿戴活像要饭花子，吓得“妈呀”喊了一声。可见当时的狼狈相了。
张学良回来以后，召开过会议，待把部队配备停当以后，才公开宣布为张作霖发丧。
我们卫队当天都穿着素袍，表示吊孝，可是腰里都别着手枪，严密地警戒着，怕张学良出意外。在发丧的这些日子里，我们一直守在灵堂，不离张学良左右，不准回家。
三、关于枪毙杨宇霆、常荫槐
张作霖被炸是一九二八年六月初，枪毙杨、常是同年的秋天。（注：应为1929年初）
这年秋天，任东北总参议的杨宇霆，利用给他父母办双寿的机会，准备这一天对张学良下手。这一阴谋张学良有所察觉，为预防万一，张学良便命令统带刘多荃注意警戒，于是从帅府到杨公馆的几里路上，都是五步一岗、三步一哨地警戒起来。
卫队队长谭海也告诉我们几个内卫说：“不要离开少帅，一旦发生情况，先把杨、常收拾掉。”这是一个死命令，谁敢不遵守？杨、常那方面一看在张学良祝寿来往的大道上都站着岗，戒备森严已有所准备，所以没敢动手。这一天就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杨宇霆给父母办完祝寿活动后的第二天下午，正是我内卫值班，张学良告诉我说：
“你给杨督办（兼兵工厂督办职）、常省长（黑龙江省省长）打电话，说我邀他俩来公馆打牌，由我和太太陪着，没有外人。”
我从下午四点开始打电话，直到六点钟，几经周折，才在杨公馆找到了杨宇霆。我说：
“司令长官叫我给督办打电话，今晚邀你去打牌。”
他问：
“都有谁？”
我回答说：“没有外人，有长官和太太（于凤至），还有常省长。”
杨宇霆说：
“常省长在我这儿，一会儿我们两个人一起去。”
我把这一情况向张学良做了汇报，他说：
“那好，等他们来了，你马上通知我。”
下午七点钟左右，杨宇霆和常荫槐带着警卫，坐着轿车来了，因我是值班由我接待，让到帅府主楼南北角的客厅里。
按当时的规定，任何人都不得携带武器进帅府，外来的警卫人员不得进仪门（即二门），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警卫人员就留在门外了。
杨宇霆在客厅门外，便伸出胳膊脱夹大衣，我赶忙上前左手拎着大衣领子，右手便把大衣接了过来，把大衣顺手挂在衣架上，他俩进屋去了。当我接大衣的时候，就发现他大衣兜里有武器，在挂大衣的一瞬间我便把武器掏了出来，一看是一支二号“八噜子”，顺手装到我的裤兜里。
杨、常二人进了客厅坐下以后，我便上楼报知张学良，他马上下楼会客，在下楼时悄悄地告诉我说：
“我进去以后，你得想法叫我出来。”我记住了。
我打开客厅的门，张学良进去便和杨、常二人寒暄了一番。我转身泡上茶，进去斟上，便转身要走。张学良说：
“大热天喝热茶不好，上午有客人给我送来了新疆的哈密瓜，可甜啦，你们也尝尝吧。”随后就叫我去拿来。
我一边去冰箱取哈密瓜一边寻思，少帅吩咐我得想法叫他出来。我便灵机一动，转了一圈儿向张学良说：
“谭海怕我们偷着吃，把冰箱搬到楼上去了，我到楼上一看太太正在洗澡，我就下来了。”张学良马上站起来说：
“那好，你们二位等着，我去拿。”说着便离开了客厅。
张学良出来把门带上以后，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用手捅了我一下，并用手指一指南边的门，又指了指客厅的门，便上楼去了。
我虽不了解怎么回事儿，但我得服从命令。于是我先把南门打开，只见马上窜出四名手持匣枪的大汉，把我吓了一跳，但定睛一看原来都是内卫的人。打头的是谭海，随后是高季义、刘多荃和苑凤台。这下子我有点明白了。接着我把客厅的门打开，二话没说，这四个人一进客厅枪就响了。只见杨宇霆站在那儿身中数弹，晃了几晃倒在地上，常荫槐还坐在沙发上，一动没动就被打死了。
打死杨、常以后，用地毯包起来，几个人扛着先送到东花园隐蔽处放了几个小时，后来我们又把尸首送到“姜公祠”前边。叫这两位和姜登选做伴去了。
这两个做恶多端的家伙就这样被枪毙了，张学良也算替张作霖报了仇。
杨宇霆的三太太打电话讯问情况，我都回答说：“八圈还没打完，才调南风。”可是后来时间太晚了，她也不信，杨家全毛了。
当天晚上全城戒严，不许任何人走动，直到第二天，才正式宣布枪毙杨、常的事。
张学良把杨宇霆的亲信，任粮秣厂厂长的葆康找来了，叫他为杨宇霆办善后，又叫被服厂厂长潘廷贵给常荫槐办善后。
这两个人一听杨、常被枪毙了，又找他俩来，不了解怎么回事，吓得直哆嗦。可是张学良却说：“杨宇霆、常荫槐的事和其他人无关，别人没有错。”他们俩才松了一口气。
〔编者按〕：本文系读者张文奇先生所投寄，嘱本刊予以转载，唯不详其原出处。据原口述者称，自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至廿五年（一九三六）任张学良侍卫副官，其所述多为其目睹，并亲与其事，颇富史料价值，兹刊出，借供读者参考。
《传记文学》第四十二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