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做校长
父亲总说我“步伟”这名字取的吉兆，因为取了这名字以后我连书都没念完就当校长了。事情是这样来的，并且起头家里还大吵了一场，因为南京政府成立后，各事未定，大伯和我父亲五叔都闲在家里，有时高兴，有时大家不高兴。一天我和二哥忘了为什么事两人尽斗嘴，大伯站在旁边就生气说，你们只有本事争，为什么不出去做事呢？只知每日在外跑来跑去的忙，也没有看见你们做出什么事来，还谈什么革命？你们今日也革命，明日也独立，一个个的只能在家里革命，在家里独立。我不应该当时回了一句，你们现在也在家里住吃祖父的呢，何况我们？这句可回坏了。大伯拿了一根铁棍子对我一打过来，二哥就抢过去了，说还打死人呢。大伯说我就是要打死这个破家亡产不孝的女儿，从前有祖父护着，现在看谁庇护你？我又回他，骂祖父你也不孝！这一来不可开交了。大伯骂父亲，母亲骂大伯，大伯又骂姨姨，叔叔又骂大伯，闹得上一辈子的人全吵起来了。我父亲就给我带到本家叔叔家里去了，就对我说，你要忍耐一点，你知道大伯是因为你退婚的事，气没发出来，现在祖父死了，他用这些理由来发你的气，你不让一点总不会完的。
写到这里，我如果用元任所谓“编故事的笔法”就必定要说在三天或五天之后有一个奇事出来，才像真的事情一点。但是我既然是在写自传，不是编故事，我得说实话：不多不少恰恰在家里大吵的第二天，忽然的安徽督军兼第一、四两军的军长柏文蔚，打发他的秘书黄起雄来找我，说有要事商量。大伯还说，你们看传弟的祸事来了，幸亏我父亲还在家，猜到不会是坏事，就给他带到我堂房叔叔家来。一谈方知柏打算给女子北伐队五百余人改为一个实业学校，要我去当校长。柏是安徽寿州人，早知我祖父提倡维新，而革命党中很多祖父的学生在内。他又知道我加入了革命里，所以请我去当校长。可是那时我才二十岁，也没教过书，我父亲说，我知道你有办事才干，可是女子北伐队的人一定不好对付的，你自己酌量看吧，我知道你的决断力很强，办事大约可以胜任的。不过脾气要好好的才能办，不然更落人笑话，并且家里还闹的一塌糊涂。因此我一天两夜都没好睡，这回可是三思而后行了。结果还是答应去看看再说吧。并且他们每天来请我一趟，说柏都督要见见我，再不去他亲自来了。我想何必让人家想我是在摆架子呢？做不做以后由我。我就和黄一道去了。
一见柏的人非常和气，一点不像军人那样粗(他本是秀才出身，再当兵的)，谈话也很像办学校的样子。他对我非常的恳切说，现在国家种种须待革新，我们大家能有力量的，都须出来领导一班人往前做，即不愿出来冒险的也须尽力帮忙。我知道老居士(我祖父)在日对于革命同志非常热心帮助，所以我现在极盼望杨先生出来帮我一点忙。我看那样义不容辞，我就一日答应暂帮忙再说。我说一面仍望都督找人代替，我本是希望出洋学医的，所以我现在不过算帮忙而已。我年轻学浅，无资格就校长职位。若是只算临时代理，我就答应，并以一年为限。他笑笑说，杨先生你这样谦虚，这样有次序说话，我就知你办得了。但是你说不就校长可不行。若不就职一般人不服的。他说他父亲暂做这个学校的董事长，就是有点顽固不好说话。(真是知父莫如子了，以后发生种种的冲突，幸我皆还对付过去了。)柏又说他父亲如有不对的地方你尽可驳他，不要怕，再不对的你来告诉我。还有几个教员和监学都是队长改的，恐有时不服命令，你看能留就留，否则开除也不要紧。(学生一共五百多，程度不齐，有的很好，有的一字不识，有的还能诗词歌赋。)总归一切请你自己作主。她们要闹就告诉我，我以军法从事。我说。你可不能枪毙她们啊！他大笑起来。又接着说，杨先生的出洋官费我就办，给你六年的，你要到哪一国去？我说我听先祖和父亲说，英国学医最好，我想到英国去(其时我英文并不通)。他说好，我就令教育厅办好了，护照什么都交给你，旅费学费全存好了，只等出去时领。可是这面学校一定要等有头绪了你才可以走为条件，我也答应了。外面不知多少人围着看，柏的弟弟也站在那儿看(所谓二大人)。大家都说这样年轻的校长，柏都督真是胡闹了。我一点不害羞的看着他们笑笑回家了。一切报告我父亲，我父亲高兴的不得了，说好好做，争口气！当天晚上六点聘书就送来了，薪水只一百四十元，公费倒有二百元，在那时算大薪水的了。
第二天我就起头到校了。校址在南京后成桥，是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的房子。一共一二百间，每间有一丈八的二丈四那么大小，有四季花园。前面八十间归学校用，后面四十间归柏住家，其余和旁边的做督军办公处，共一个大门出入。
学校方面我给分几部，十间作教职员办公和住宿，三十间作宿舍，凡家在南京的都叫他们走读。十间作工业部，凡学生岁数大而不识字的叫他们学织布，用机器缝纫，打绒绳东西，刺绣等工业。其余作教室等等，分两级小学两级中学。学校名字叫崇实学校。
最初柏的父亲要给全部改工业学校，我不肯，我要学生们多受点普通教育过后才让他们学专门，因为很多学生中文很好的，他也就不响了。可是以后因一个斋务长是他的干女儿，戳嘴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合法。我本定的章程校内一概不准吃烟，她也说不该。可是这个斋务长特别到我面前吃烟，我以后给她辞退了。她还闹，后来我就请了江苏教育司来评理，那块有不合的。他说都合法。我还提董事长(柏老太爷)的责任，只有开会时做主席听报告学校经济和发展等等合不合，办的对不对时来说话，不是每天到学校来管琐碎的事。就是你是董事长，以后我不特别请你你不能来，即来我也不招待，你不要怪。他们都觉得我对。因为初革命后多少男女自由结婚离婚，他们也想柏文蔚请了这一个年轻校长有什么意思的，所以他父亲对我怀疑。以后他也渐渐觉得我无错处，所以对我非常的好了，还给他最小的女儿柏沁芳托了给我教和关照她。其实柏沁芳和我同岁的。柏文蔚的太太也不识字，也是我给她放在学校里慢慢教出来，并告诉她在外面应酬等等规矩。他们又给未过门的外甥媳妇都从安徽乡下接出来上这个学校，所以我不但管学校，还常常的管他们的家事。
一年当中学生都很好，成绩也不错，我也很喜欢我的工作，可是没想到除了对付人以外还要对付鬼。原来那房子是个“凶宅”23。
第二十一章 撵鬼和监斩
崇实学校那房子可是真大，又装得下一个学校，又够柏公馆住。这个房子因大的缘故，又多年没有人住在里面，多半是空的，所以向来相传闹狐闹鬼的。我们是办学校和军队驻扎在里面，总以为不要紧，又以为我们的阳气够给什么妖气阴气镇压下去了。岂知人的心理作用，还是想像的闹，今天晚上说这儿响，明天晚上说那儿看见巨人了，又听见唱的，又听见笑的，前前后后的都哄着闹。我对他们说，因为你们知道张勋时代住扎过军队在里面，又在边院里杀过三十几个兵，所以就幻想出许多事来了。我因领导他们的身份，每晚自己一个人拿一个保险灯在手内，各处走转一趟，以示不怕和无怪事的意思来安慰他们大家。其实好多学生比我的岁数大，吓的站在我背后看看。我笑他们，你们这样怎么以前还打算当北伐军到前敌去打仗杀人呢？因我如此说了他们当中有不迷信的都佩服我胆大，迷信的都说我有福气镇压得住，所以连办公处和柏家公馆里都来找我去查看去，简直一天到晚忙的不得了。其中有两次不可解的连我一直到现在还不明自。若说信，我是实在没有理由信，我常祷告说若是要我信鬼怪的话可得好好的显出来给我看看，否则我总不会信的。若说不信，我可亲眼看见，亲耳听见过两次事的发现，可是还不值我就可以信了，说出来只可以作一个不明白而已。
一次我已经睡上床了，听见堂屋椅子拖来拖去的响，并且还有很大的笑声。那个房子是一排五大间，正中一间是开会用的，两面四间是职员住的。我住在靠堂屋的右边一间，教务长和斋务长两个人住在靠堂屋的左边一间。两边大声说话是可以听得见的。那时已经十二点钟了，我听见声音响我就大声问，你们还不睡啊？笑些什么？做了什么可笑的事情啦？她们不答应我，声音也没有了。等了一会儿，又来一阵哈哈大笑了。我就一声不响拿了一个大洋灯，给门拴赶快一拔，忽然给门大开出来，看见桌布还在动，椅子横七竖八的，可是一个人都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了，两头隔扇门关的好好的。对面她们听我出来了，才抖抖的声音问我，校长你听见了吗？你真大胆，还出来呢，我们都吓死了。我还怕是她们偷偷出来做了成心吓我的。我说，什么都没有，你们开门出来啊。她们才给门开了出来，两个人还在抖，脸上苍白的，手冰冷的，话都说不清。我看那样子不像在安心吓我的。同时对面里间屋内的两个人和我的里间屋内一个人也叫起来了，说她们也听见了，怕的不敢说话，现在知道我出来看了，才敢叫出声来。我就在她们屋内坐了一下，对他们说，明天不要给大家知道，恐怕学生们起恐慌不好。但是人的嘴哪里可以关的住，自然不久大家都偷偷的传说出去了。我总是镇静的样子对她们，所以大家也不敢说。
隔了有一个月的光景，有一天晚上学生都在温课。(中国那时的学校，住堂的学生每晚都到大课堂里去温习两个钟头的课，就是后来所谓叫自修。同时有教员每日轮流的在课堂里指点她们，大约总是规定的时间约晚上八点到十点，各学校的时候有时不同一点。)这个大课堂是五间打通了的，对面的五间也是打通了放了三十架织布机，她们常常告诉我里面响，我从来没有听见过，我想也许老鼠什么的，所以很久都是我自己每下午去锁门去。一天也正是我监课堂，在十点要完的时候，对面织布室内织起布来了，大约有半分钟的光景就停了。大家吓的都叫起来，我想是谁和我开玩笑的，也是拿了一盏大灯，叫了几个大胆的学生和我一同过去看。开开门随手绐门关上恐怕有什么东西会跑出去。回头再一看，就在开门的地方第二架织布机手拽的绳子还在两面摆，布上有一根热呼呼的玉米根子在上面。我就和七个人找来找去的，一点东西也没有。我就说，要是鬼怪，快显出来我看看！也没有东西，猫狗老鼠都没有，人是更没有了。我也一点不觉得怕，也没有风，墙窗都没有风。我一直到现在还不明白这回事。那回以后学校内也没再有过声音什么的了。
到了年底，我记不清日子了，大约过新年前，真的大事出来了。其时柏文蔚兼第四军长。一天下午通西门外四军办公处一连来了六七次电话，说因发饷不均，兵变起来了，要进城来烧杀军长公馆，已经动手起头了，一连好些人跑来送信。柏的饭桶弟弟叫给铁栅栏门关起来，用沙袋堆上，给枪架在口袋上，枪口从栅栏空缝内甩出去对外放。他们就没想到，你们能放出去他们从门缝也可以放进来。柏家家眷全跑到我们学校里来了叫我帮忙。我说在一个大门里，叛兵进来了还管学校不学校呢。我就跑出去一看，我虽也不懂什么军事学，也没听见过什么十字炮火或交加发射。可是我只觉得里面的兵呆的地位不好并且兵少，其时卫队一共只二百三十人，叛兵一定比我们卫队多。若是一直冲进来，我们的兵正对枪口一下就可以都给打死了进来了。所以我就叫他们分两边四排，在他们对放枪时我们不动。等他们要进来了，我们就斜斜的对他们放，可以进来一个打死一个，我们两面都有沙袋挡着，他们外面没法打我们，他们不能伸手进来打。队长觉得对的，而那个饭桶的二大人(柏文蔚的弟弟)还不以为然，但无人听他的话，大家还照我说的话这样做了。我又一面打电话给陈士祺，第八师长，就住我们隔壁，又和江苏督军衙队打电话，可是由外面转来转去的慢，我就找了柏的外甥王履祥24给柏的办公屋开开来，用他私人的电话一直通给程德全都督的办公室，可以快一点。我就告诉他柏督军公馆被叛兵包围快进来了，速派兵来救。(南京在初革命时很乱的，叛兵进城，枪杀三四次呢。)所以我们虽预备好了并没有用得着，兵未到门已经由他们缴械了。
更可笑的捉到为首的二十八个人当天下午就要正法时候，叫人去监斩，第八师师长陈士祺亲自来请我去。因为柏家老太爷老太太告诉他一切都是我铺排的，所以他们也不问我三七二十一就请我出去了。我也是兴趣太过了，不管什么就去，他们就给人在大门口杀。(中国规矩在闹事的地方杀，以后给头挂存那儿示众的。)每一个人出来两个人推着跪下来，一刀就给头杀下来，一脚给尸首一踢踢在草地上，并看不见多少血。有的连颈子皮拽多长的吊着。这样子就给二十八个人头都钉在大门口的两边。因为没有辫子了，无法挂就用一个耳朵钉了挂着。(元任，你给我倒一杯酒吃吃我再写！其时情形如在目前一样。)一下又来人说左近有五家被抢了，一家是段祺瑞的侄少爷家，请去一个人慰问一下，他们又叫我去。这时我人清楚一点了，我说为何叫我去呢，这应该叫柏太太去的，我算什么？大家也觉好笑，柏太太说她可以去，可是再三要求我同去，说我就告诉人家说你是我的先生，又是我家的总参谋好了。我好笑的不得了，只得陪她去。不想走出大门没有多远一脚插到杀人的血坑里去了，溅得我一身都是血点子。我当时看他们杀人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什么，这时看见血溅的我一身，我非常觉得难受而又害怕起来了，勉强到几家去了一下子，回来我给什么都换了，还觉一身有东西似的，洗了一个澡又洗，吃什么吐什么。第三天柏从安徽回来了，除了看他父母外就到学校来看我再三道劳，并拿我开玩笑，说杨先生真可以做女军长了。我说，快不要乱说，给人说闲话(那时的女子虽然刚解放一点，但是不好就给人说闲话)，我也只是生死关头急中生智，一时而已。我又说以后希望你们这些当局的人做事公平一点，免得招怨，带累大家。作乱的虽然不好，也是因公愤而送掉性命，也可怜。柏就对我鞠了三个大躬，说领教领教！我说我人觉得不舒服，要回家住几天，他们还以为谁得罪了我了，再三不肯说我们这儿请医生来看。(我家只离三里路，但是我很少回去，每星期回去一次看一下就走。现在我觉得处处不安，所以想回家住几天。)又想学生们也害怕，只得不回去。柏家老太太太太们每天来看我，送东西给我吃，叫柏的小妹子沁芳来陪我住，从此她就和我做好朋友了。柏本人也一连来了四天，我总不见，回他我懒见人，其实免人乱说话，就这样他们已经造谣不少了。我这次病了十二三天才好，以后两个多月不想东西吃。
我这次和沁芳做出交情来倒是和以前的经验不同。我向来和人交朋友总是我照应人，这次变了人照应我。后来我和我丈夫也是这样。他常说他娶到了这么一个能照应他的人觉得很运气，可是我有时没办法需他照应的时候他更喜欢我。
第二十二章 安徽人“回”家乡
上文说过，我虽然生长在南京，但是是安徽石埭人。北边人有时说我有南京口音，其实有些是安徽音，从姨姨学的还有些池州话呢。我长到大就没有踏过安徽的土地，到大冶武昌来来去去的从船上看见安徽的乡土，所以家里人常常笑我是安徽的“蜒户”。
这一次，差不多兵变后两个月，柏文蔚就请我到安徽省去玩玩，说出去走走就好了，我也因为要到安徽省和教育厅长接头我出洋的事，我想不久一年的期限快到了我可以走了。我本想带沁芳同到安徽省去，不料柏派了安徽警察厅长祁醒臣来接我，而祁厅长又正有人给沁芳提亲，所以沁芳不愿去。（其时柏家还不能开通到自己定婚呢。)我只得一个人到安徽了。下船一看大队军乐队接人。我说今天接谁啊？我倒好运气，倒像接我似的。祁笑说，正是接杨先生的。我可有点气了，我放下脸来说，这算什么呢，拿我当什么人看待？我想不下船，祁举手叫他们不要吹打，又再三对我解说柏都督，因为这次办了一些事，又安慰了他的父母，感激杨先生的不得了，本想亲自到南京来接，就是恐怕被人说；并且他还没有接过他的父母和太太来过，所以不便亲自来，才打发我来接的；拿杨先生当上宾看待，一点没有侮辱招摇的意思。我问他打算给我住在何处？他说，给杨先生预备住女子师范内，就是免人说闲话。我想这样我可以下船了，就坐了蓝呢轿子一直抬到都督衙门后堂下轿。柏出来接了，祁就走开了。柏倒规规矩矩的和我谈了半点钟的天，问问要学医的事。我就对他再三辞职，能不能让我早点离开。他说等他下月回南京再谈，我就辞他到女师范去，他留我吃完了午饭再走，问我来过安徽没有？我说第一次，他笑我安徽人没有到过安徽！约我第二天早陪我看城内各处。中午请教育厅长等陪我吃饭。我没有等他说完晚上做什么，我就说我晚上要去看我父亲。他诧异的不得了，问老先生在那儿？我说现在安庆北门安徽师范学校当教务长。(陈省长的丈人郑桐荪先生也在那儿当算学教员。)他说怪事，我一点不知道。我回他你一个都督多少事，如何会知道一个师范学校内的教务长呢？他以为我觉得他对我父亲没有注意，赶快说有别的机会，我再想法子。我说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父亲不要你知道他在安徽，所以我总没有提过，更不愿人说因女儿之故升官，那么他变成什么样人，我也变成什么人了？你千万不要对人提，就以为我父亲不在此地一样，你也不知道他，他也不认识你，我们各人归各人的往来好了。(我父亲本来没有见过柏文蔚的。)他摇头感叹的样子说，你们杨府上都是清高的，你的祖老太爷更是清高自洁的一辈子，不管信佛不信佛的人都是佩服他的不得了。
吃完午饭，我就离开了都督府，到女师范，遇见一个姓高的和姓姚的两位女士，人非常好，陪我坐着。我问她们安庆省城什么地方好玩。我不要坐轿子，叫了三辆所谓洋车，硬皮轮子，破篷子，石板地，人在里面两边摇，真不舒服。我坐了不到一点钟，我就不想再玩了，还是回学校和她们乱谈天好了。在那时若是两三个时髦女子在街上走，也是惹人围着看和说闲话的，所以我们就回去了。
好些教职员都来拜望我，谈得很好玩，多少人谈杨先生到我们安庆来办事多好。我说等我学好医回国到安庆省城来开医院好不好？他们都同声说欢迎之至。晚上就在学校内吃晚饭，半酒席式的，好像是别处送来的，我也不管吃就是了。十点就睡觉了。在床上我自己觉得莫名其妙了，看这个样子玩也不能畅玩，正事也没有，算来做什么呢？等明晚看了我父亲再定，还是待几天，还是就回去。
第二天早十点都督府就打发轿子来接我去。我到了那儿看见有一对张姓夫妇在那儿，张太太是日本人(以后隔了十年在清华她女儿家还遇见她的呢)，说的一口好中国的南方普通话。我今天可大高其兴起来了，因为觉得有别人在座便当多了，我想柏也是知道我避嫌疑不大高兴和他单独谈天，所以一早请了别人来，因此我就高谈阔论起来，窗户外面时时有人走来走去的听，我也不管了。两点钟内十分之八是我一个人说话。十二点钟，警察厅长祁，教育厅长吴，男师范校长汪，女师范教员高(以后就是祁太太)，张夫妇，(请了我父亲，他不愿来。)再加我和柏一共八个人吃午饭。一桌酒席吃了三个钟头。吴厅长对我说有官费，自然没有问题，他说哪一天柏都督告诉我杨校长要出去，我就送护照过来。他说话狡猾的很，知道要等柏放我走，他才能给我护照，否则不是他催我走吗？几点钟之下他们说话很少，因为柏是他们的上司，他们不敢多说话。我虽然也是在他手下的，可是我不愿在吃酒席的时候这样冷静，所以我总找了话说，和逗他们笑。柏对他们说我还不知道杨先生是谈笑风生之人呢。我回他同你在谈公事时自然不能谈笑，现在应酬再不说话就干燥无味了。(不料干燥无味这四个字不要紧的成语以后他们多少人用他说了来玩，传到学生口内他们用的上用不上都来说。)下午我就和男师范校长来带我去看我父亲去了。他以前也还不知道我父亲在他学校里(也不知杨自超就是我父亲)，这个时候才知道再三和我道歉。我说知道又怎么样，不知道又怎么？我父亲做他的事，我办我的事，有什么相干呢？他们看我这样都觉得我这个人不识抬举似的。
到了师范学校我父亲喜欢的不得了，说我正想你呢，我知道你昨天到的，并且前两天我就知道了，听他们议论纷纷的，我就知是你，但是我不愿意说出来，说完这个话眼看看他们校长。吃了一道茶，我就对汪校长说，你请便吧，我要和我父亲谈谈，晚上也请不必候我们，我和我父亲要单独出去玩玩呢。他还再三对我客气，弄得我发急起来了，我说你们不是常说的恭敬不如从命吗！我现在替你说，好不好？我父亲对我瞪眼睛，因为这个话，是不客气叫他听我的命令的。他听了这个话，只得对我点点头走出去了。我父亲再三抱怨我不应该乱说，我说谁叫他老追着我不放松，人家父女总有话说的，他要知趣，他应该早走开了。父亲告诉我，他们在外面巴结人的都是这样。他的地位比你高呢，他这样巴结你不存好意。他想柏都督破例的恭维你，不知是何心思，所以才来巴结你，不然你来拜望他，他还不知见不见你呢。他们在外面不知造了多少闲话了，昨天还对我说他今天要去看一个特别的女上司呢。我告诉我父亲，他刚才对我说他不知道你是我的父亲，我父亲说，哪有的话？我早和他同郑桐荪两个人说过，我的女儿在南京做中学校长，他还和我说过我们家真开通，兴女学这样早，昨天对我说话时，也像讥笑我的样子，可想一个女子要解放出来做事是不容易的事。我想你还是早点回去，最好明天就走，免得人乱说。我也没有说可否，就催我父亲同我出去玩玩再说。
我父亲意思想由他做主人请他们校长和郑两个人同吃晚饭，我不要，我们两个人就带了一个听差的找了一个叫同和居的饭馆靠江边的地方吃了晚饭，谈了很多的事，也说到出洋。我说一切都弄好了，我想早点辞职走，柏大约不肯，总须一年满了才放我走。但是我父亲赞成我早离开好，并指示柏这次招待我的不当，外头各方面都乱说，又叫我第二天走，并且告诉我他自己也不想在安徽呆久(郑也想的，因为师范办的并不太好)，也许不到暑假就走。我倒过头来劝我父亲，说人家乱说不要紧。一个女子要出来做事起头一定要有人肯牺牲名誉，才能做的出来，可是自己做人要正派，行为上谈笑不要紧，羞羞答答的还不脱女人的习气又何必出来呢？我总觉得我们应该打破男女的界限，除了恋爱上，大家在一道做事不要想有男女的分别就好了，总要有人肯起头这样行，才能提倡呢。我父亲说，你想的都对，以后看你行吧，我当然也不来干涉你，只希望你争气，不要失脚就好了，不然人家都说我给你惯坏的。
第三天早上我打电话问柏能不能给我的船票改提早三天，今晚就回去，没有大菜间也不要紧，就官舱也可以，因为此地没有事了，地方又不好玩。柏在电话内笑笑说，一定要回去我想法子，到这儿来吃中饭谈谈再吃了晚饭上船好不好？我说不了，我还去买东西，晚下午再来辞行吃晚饭，你要不要带东西回去？他连说好好，我从来没有带过东西，请杨先生给安庆有的好东西都买点带去吧。我也不管他说真的还是好玩的，我和父亲两个人就真上街买了一大些东西，安庆的虾子豆腐干干湿两种，和虾腐乳，是中国最出名的，酱小菜也好，我买了四十罐。还有一种秋石，相传治吐血的，也买了二十块，干成青鱼两大条。又同我父亲到江边吃了午饭，看长江真好看。同时又到船公司去问了当天晚上有什么船回南京，恐怕柏不放我走，告诉我没有船我可以自己走。一切弄好了和父亲说了再见，才到帮督府去。
柏一见我就笑笑说，是不是老先生要你回去？我说父亲说无事早回，对于学校不应旷职太久，我自己也觉得无聊，城这样小也不好玩，所以还是早回去。柏说像杨先生这种人是没有人敢侵犯的，不过风气初开，免不了人家说闲话。我因要打破风俗，所以不顾一切这样做，我想杨先生一定也同意。我看他说破当然更说的大方一点。我说我不在乎，要是怕，我都不出来做事了。我是提倡男女不分界限的。品行上当然要守规矩，那样才可以开人风气之先呢！柏说那自然，像杨先生这样处处谨慎，是不怕的。像我们老太爷，起初怀疑我为什么请这样年轻的校长？别人也说。现在他老人家每次见我总说杨先生真不愧大家风范，要我内人和舍妹朝夕跟杨先生学。我又提到我愿意早出洋，柏也答应我，说请你自己找人代替，等我这回回南京时，对江苏教育厅和学生训话时提提。不过我听见学生说不放杨先生早走呢。我倒希望杨先生早点学成，将来给社会尽义务。他同时又低声对我说，我们革命党中还有许多问题呢，内乱还不知到何日为止。革命不是这样容易成功的，我们是乱世破坏的人才。杨先生！你们才是将来建设的人才呢，领导一班人造出新的中国来。他说完叹叹气。吃完晚饭杂七杂八的谈到了十点半，上船还是祁厅长送我上船的，又派了一个卫队送我，因为我不要祁单独再送我了，也不准他们再派军乐队。
我上了船睡觉老睡不着，心里就惦记柏文蔚说的革命党中还有许多问题，不知是许多什么问题。我在床上只听见“江宽”号那天平式的大杠杆慢慢一上一下的吁气的声音，一夜到天亮好像尽在说：
“吁——许多，
问——题唏！
吁——许多，
问——题唏！”
……………
……………
……………
第二十三章 二次革命
第二天下午到南京，先一直回家，带了不少的东西送大家，又回到学校，又到后面柏家也送了他们不少东西，大家都高兴的不得了。柏的太太问我怎么不多玩几天？我回她等你到安庆去时我再到都督府内去多住几天玩玩，这回住在女师范学校内不大好玩。她高兴极了说杨先生！我若去时，你一定要再和我一同去，到各处玩啊。
平安的过了八个月，柏从安徽省回南京来了，到学校来训话(他每回来一次总到学校来训话一次)，告诉学生，杨校长不久要走，我已经答应请他自己找代替人。学生就大哄起来了。其时学生一共五百三十人，围上讲台要柏留我不要给我走。柏就对我说，不是我不放杨先生走，你看学生这样如何办法？我那时只得说慢慢再说，我来对他们解说好了。到下午下课时二十几个代表都来了痛哭流涕的留我，说杨校长学医，将来也是给社会尽义务，现在做校长领导学生也是给社会尽义务，有什么分别？何必舍现在而求将来？我对他们解说，教育不是我的专长，我从来没有学过教育方法，只能浅近的指导你们不是我所愿意做的。并且教育人的人不是说我比你们多识几个字，多看过几本书，不能算就可以教育你们。应该请教育专家来正式办学校，而中学是教育中最要紧的基础，不应马虎。我的学医将来是我自己本人成功一个专家，又可以救社会，并且中国现在很少女医，而极需女医生。办教育人多，而去学医的人少。他们也不听，我也不再说，因为他们只留而已。以后天天闹，我又对他们说日子还未到，等到了我必预先声明的，到那时候再说，自己想或一溜了之，一面我就留心找代替的人。
我的亡友林贯虹的姑母(即大名鼎鼎的林则徐的孙女，就是办南京第一旅宁学堂的校长沈士培太太)学问向来出名，又是教育文学大家，又是老革命，我就先请她来做教务长，打算以后请她代替自己做校长。我虽然在交际中见过多少次看她为人恭敬客气而带有架子，我想她三代大官之后，自己又是大官太太和有学问，自然有点架子，我想她来办学校做青年的领导者，不会摆出架子来的。不料她一上任就带了厨子和听差老妈子来，五个用人，还另外要厨房饭厅。我定的吃饭规矩，是每桌八个人带一个教职员在内，我自己也同吃。对厨子是若有一个菜不干净，罚两个菜。她来了样样须另外。我再三解说，她回我，你真太讲革命了，上下都不分了。我说沈太太，你不是革命先进吗？你这些上为什么不改革一下，为青年的领导作榜样呢，还要摆官架子，还能做革命的先进吗？(岂知几十年来老革命家多少皆是如此可叹的很。)我这样一问，问的她脸红了，无法回我，就对我说，你应该叫我姑母，因为你是贯虹的好朋友和姊妹一样，所以我比你长一辈，这个上没有革命吧？以后我就叫她沈家姑姑。我笑着对她说，你要知道我对父亲还要革命呢，对姑母的命令未必从都服的。她无法也只得笑笑而已。过了两个月下去，她对我倒一点无问题，但是董事会和校内教职员学生们都不满意，大家都对我说不能走，柏文蔚也对我说杨先生另想办法吧。因此我总急的不得了。
有一天黄炎培来学校参观，因为这个学校算是安徽和江苏两省合办的，那时黄是江苏教育厅长，因柏文蔚多数时间在安庆，所以有好些事都是和他去接头。那天参观学校后柏请他们吃晚饭，李烈钧等人在座，也请了我去。谈到接续我的人不合式，黄炎培就用一种责备我的口气说，杨先生，我们不能因人成事，我那时正烦心这个事听了更生气的回他，我也不是因人成事，我是以事找人，我若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走也可以，不过我负责在先，我总应该好好有人接续下去。李烈钧大笑解围的说，杨先生何时有空到江西来玩玩，我必以上宾之礼招待。我又回他，我到各处是办正事的，并不是到处去出风头去的。柏文蔚看我不耐烦的样子，只得又解说杨校长是书香世家出身，不惯到处行动。我又回他，不对，若说古礼男女授受不亲，我现在根本不应该和你们诸位一桌吃饭。他们都觉得我是不耐烦了，样样都不对，就谈些别事了。我知道因此这学校还是我的责任，我反倒不能不管了，所以我又呆下来再另找人。
正在这时国家改变起来了。大家都知道那时的北洋军阀袁世凯等对于国民革命根本是貌合神离。等到袁世凯竞派人在上海给宋教仁杀了，那真正的革命不能再等了。其时陈其美也在上海，柏文蔚、李烈钧等也是主动人物。这就是一九一三年的所谓二次革命。张勋就告奋勇来打南京，两面打了十二天，柏忽打发人来叫我去谈，看这个样子革命党要败，请杨先生给学校解散，学生和教职员无家的一同同杨先生来上海，我设法给他们钱回家。杨先生你的身家恐已加在我们革命党内被累了。尊大人所在之处恐也靠不住了，你告诉府上一声，一同到上海吧，我自然想法维持。上海租界协平里我们租了五幢房子，可以大家先搬到那儿再说。我回他一切遵命办理。我大家庭不要紧，因为在南京谁都知道，就是张勋进城也不要紧，我带我母亲和一个弟弟走好了。可是我不住你们一道，我另住在我的朋友林家，他们也住在协平里，教职员学生住你们那儿。柏说好，我们再见吧，也许不能再见了，就握手而别。因其时柏、李两督军是在前敌的。柏家当晚就全走了。其父再三嘱我要到上海，我答应他们了。第二天解散学生，剩下来七十三个人和我的父亲弟弟一同到上海25。给学生交代了，我就到林家住去。他们匀了一楼一底给我们住。
又过五天革命军一败涂地，都到上海了。当晚十一点半柏的妹妹来叫我去看他，柏对我说，我现在只有十分钟和汤先生说话。我们几个人就要离开祖国再等机会。这几三千元解散学校方面，五百元给你老太太和弟弟暂在上海等你尊大人回来，三千六百元一个折子给杨先生到日本留学，因为你那安徽的省官费一定会取消的。现在我们此地男子今晚全走，只有老父和二弟和内子寄在此。他们一点什么都不懂，恳求杨先生给他们一同带到长崎去。日本船位已托了正金银行经理长川先生，到时他有信或派人来通知杨先生的。希望杨先生一定来，并不负我托，我们在日本再见吧。我忽然来了这样一个重担子，而又看他们如此的仓促，在友谊上我不能不答应。还有我向来的为人，在患难中什么样的重担子我总负了责任不辞的(一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做人)，凡是我的朋友大约都信我这是实话，不是要做虚名英雄的，何况那时柏文蔚对我种种的恭敬我，和临走给我各方面都关照到了。所以我就不顾一切慷慨的答应下来。
我回家就给我母亲和弟弟托给林九嫂。经济一面我给预备了半年的。父亲处去了一封长信(那时在海宁做盐务知事)，告诉一切，可是不能提时事，只得提出洋事，同时把信的副张留给母亲，恐父亲收不到我的信，所以留一个副张以后给父亲看，我以为这是最妥的了。没有料到我父亲对我一生最不满意的就是这一次，以后来信责备我不顾名誉，不顾父母的生死，就出洋了。不过我自己问心无愧，觉得我没有做错。林家九哥其时也在第二次革命嫌疑中，所以我也劝他同行。隔了五天正金银行来信说八幡九头二等都归我们用，唯报关时需要一个姓，我就给什么人都姓了杨，算我的家属了。三天就到了，我可晕的不得了，又忙，又急，又是初离国，还不知道父亲的消息，所以在船上睡了三天没有起床。船到时，怎么全是日本人来接？其中一个日本人看像熟的不得了。中国几次革命都是日本人包办的，可是这个日本人是中国人。细细的一看，原来就是柏文蔚！他改了装了。
第二十四章 叫洋车到东京
到长崎后本想即到东京，后因柏文蔚他们留我多玩几天，并预备给他的妹妹和两个大儿子东子义子托我一同带到东京住，由我关照和指导他们学，我就每早下山到各处去玩和林家九哥丙南和沁芳三个人一天到晚各处跑，吃日本饭。其时初革命时，日本对中国虽不大看得起，可是见面还不觉得太坏，就是路上小孩们总是“希那近，希那近”(支那人)的这样叫，看日本住家路上都不觉得是到了一个外国似的，也不像我要受他们的教育的感觉，总像到了一个游玩的地方。他们过日子好像在做戏做给我们看好玩样子的，并且觉得在远远的一个西洋景里头似的。到海岸看见大货船等等也不想到船是他们的，只觉得他们在给人做事呢。房子就像玩意儿(日本房子小倒的确是小)排些纸灯笼。我很失望的心里想，这个国就是我要求学医的地方吗？每天自已问自己好几遍。
有一天晚上睡下来了，听见隔壁柏文蔚和太太他们的声音不停(只隔一层纸门)，并且有敲东西的声音。我就问，你们做些什么，还不睡？他太太唏唏的笑说，杨校长来看看，我们做什么。我推门一看，一地的东一堆金首饰，西一堆金链子等等都敲破了。我惊奇的不得了。他太太对我说因为他们大家都没有钱了，等的钱还不知有得来没有得来，所以给首饰都毁了拿出去换，好换一点。教我们等几天也是等弄钱给他妹妹和儿子们，才能和我一同走呢。我心里觉得很惨的，他们一下台就如此了。我问柏文蔚这些东西一共可以换多少？他说不过七八千而已，可以维持两三个月。南洋大约总可以汇点款来接济，否则大家都要饿死了。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准备呢？他说，我们革命的人总是朝不保夕的，过到那块是那块，从来不为个人生死着想。我想了一下，我说，你给我的三千六百元我不要了。你们毁首饰用，我也有千元的首饰。何不大家一样过呢？我到东京连你妹妹和两个儿子有四个人，你们这儿连同志们有三四十个人呢。(那时日本的生活每人只三十元一个月连吃带住在内就可以了。)有我这一笔你们可以多放心点。我拿一百元现洋去。(我们车票都买好了。)柏再三不肯，眼泪都下来了说，杨先生若是这样我如何对得起你？若不是因我要留你在学校多做半年，你已到英国了，怎么能跟我们一道吃这个苦呢？现在给你英国改到日本已经觉得对不起你了，怎么还让你孤身无钱，带我的妹妹和两个小孩到东京去上学，绝对不可能的。我说我觉得一点不要紧，并且日本这个样子我也许不想呆下去。我现在也有金器可以支持半年。你妹妹也有点首饰。(其妹首饰并未告诉他们，早知他们要毁了用的，所以她的未拿出来，被我说破了可糟糕了。)你两个小孩用不了多少钱。他们若是支持不下再回来，或者你南洋款到再给我也一样。我说完就给正金银行折子拿出来了给他。以后他再三推来推去才说定我拿五百元，再带五百给他们妹子和小孩，其余他们暂用，以后南洋款一到就汇给我。柏接折子的时候握着我手很长不放说，我们革命党里人都像杨先生这样就好了。
第二天十点我们就上车到东京，林九哥丙南也一同走的。柏的父亲还对我磕了一个头，说他最小女儿和孙子将来的成人都都靠我了。(实在女儿也没有念书。两小孩，不久他全家，也来东京住，就什么都不念了。柏文蔚自己就到南洋去了。因他们人杂，我就和他们分开读我自己的书。)上车后我因头一夜没有好睡，又晕车，头痛的不得了，每到一站停停我才睁开眼看看，所以也没有到饭车去吃饭，拿来的都是一盒一盒的冷饭臭鱼，两片黄萝卜。林九哥也同行，他吃了一口冷饭在嘴里咀嚼半天不咽下去，还摇头做诗，我看见他摇头给我摇的头更晕了。以后我们发见可以叫大碗饭来吃，叫“井”(读どんぶり)，一个好看极了的大碗，有盖子，里面大半碗热饭，上面有炸虾或有炸的素菜，或是鸭蛋加点卤子，碗盖上面有两块黄萝卜，只要三毛五分钱。还有一种冷饭，用海带卷起来，每份六个，二毛五分钱。喝的有牛奶咖啡，或一小壶茶。也有西洋料理。我们五个人一个日本字不会说，总用纸写，因为当年日本人认得汉字的多(不过有些字，字虽一样意思大不同)。
我一天一夜真觉得倦的不得了，想路上下来住住，可是话一点不懂，又人那么多，真是度日如年，忽然看见大阪车站，我们说下来住一天吧。几个人就给随身的东西拿下来了。到车站里面给了一个纸条子给站长，要到一个旅馆里去住一夜，说明不要太大的要中等的旅馆。他就给叫了四个洋车拉了几条街。我们一看虽走了几条街，还是回到车站左近，知道被骗了。到了一个富士屋旅馆，一下车两个下女出来就给东西拿下去，带我们到一个很清净的屋子里，十二块席子；又给两扇纸门往两旁一推，又是一间八块席子的还有一点小极了的小院子，一个厕所。她就“喔枯桑，喔长桑”的乱叫了一阵，我们也不懂就点点头而已。(以后懂了才知道叫的是先生太太，那时只有先生小姐，不知他们给我们当中那个当了太太了。)
我在车上没有很吃东西，下来这一走好多了，觉得饿的不得了，写条子问她要饭吃。她拿了一个单子来。我们只看见有松菌和鸡锅。林九哥说，这个好吃的很，我听见我弟弟妹妹说过的。我们就点了那个，价钱只得一元五毛一个人，我们也觉得便宜，叫了五份。拿上来了一小碟一小碟的，一个下女教我们怎么样做，我们还照中国样吃法，先不吃饭。她看见我们一下就吃了，又下去拿上来，我们一下又吃了，添了三次我们才吃饭。小极了的碗，每人吃了三碗饭。那个下女在旁边添饭拿东西勤快的很。我们说日本下女真好，比中国的懂事，又识字，我们到东京一定用一个下女做事，(那时只五元一个月的工钱)。吃完了拿了一个帐单给我们，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我们想凡是她拿上来的东西都在账内的，没想到添一碟加一份钱(比原来的少一点，每份一元)三元半一个人，外小账。我们大家看看只得给他二十元，找回二元五毛。我想照中国规矩给一元五的小帐总够了，哪知那个下女磕了一个头还等在旁边不走。林九哥对我说，他弟弟对他说过的日本小账多，我就给那一元也给了她了。哪知她还不走，又磕了一个头。林九哥气起来了，用袖子一举(他穿中国衣，中国样子。)叫他出去。哪个下女想到他要打他呢，快快的跑了，嘴里叽哩咕噜的一路骂出去了。我们也不高兴的很，总说日本人欺我们。(若是知道的话一点不会错，也不会误会的不高兴的。)
第二天早上就叫她拿日本的早饭来吃，是一碗酱汤加几个蛤蜊，两片烤海带，一碟酱油泡海带卷子，里面放一条小干鱼，三片酒槽酱瓜，每人一小木桶饭。他们四个人都不想吃，我可是喜欢的不得了，因为我早上喜欢吃新鲜饭，那些古里古怪的菜我总喜欢尝尝的。(我以后在日本六年那几种东西我一直喜欢吃的，中国学生都笑我。)结果我一个人吃了两份。他们勉强也吃了一点。
下午我们还是搭第一天下来那个钟点的车。一到车上我又不舒服了，又是一天半和一夜，我们看见了一个大牌子说：“东京驿”。我们说好了，到！我们全下车了。车上多数的人也下车了。我们找接我们的人也没有，想一定没有给我们找到房子或者他们忙未来。(因为我们在长崎动身前写了一个信给林九哥妹妹的一个同学朋友叫苏淑贞的托找一所小房子，若是有空的话也请她到车站来接一接，不过医学生忙的不得了，我们并不望她一定来接。)我们照例又是一个条子叫了四辆车先到旅馆，想等到找到了朋友家，有了房子再到行旅仓去拿大件东西。到了横滨屋，住下也很好。这次不敢乱叫来了，就叫他们拿例饭来吃。本想当天就去找苏去的，因为我一路晕车，林九哥和沁芳都说已经住下旅馆了到明天再去吧，休息一晚再说。
这天晚上我们大家发现了一样怪事，就是下女来铺被时每人只有一床被，上面一件大棉衣又厚又硬，不知如何办法。下楼找了经理来用手比给他看。他笑的不得了，他穿起来往垫被上一睡，给我们看。并且两个女人的枕头更可怪，是一个元宝式的木头墩子，上面加一点小园枕头，硬的不得了。两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个是给日本女人梳的头放在外面睡的。我们既然知道那个就是被，就拿他盖在身上睡。当然不会照日本人的样子来用他。枕头就用一个他们屋子里的方绵垫子(这个方绵垫子就是日本人屋内的椅子一样作用。)只过来加自己的一块手巾在上面用了。
第二天吃完早饭，我们就叫旅馆内给我们叫四辆东洋车到牛込区朋友家去。下女去了半天，回来只对我们摇头和甩手两面摇，表示不是。我们又怪极了，我们就自己下去到门口问他们，叫他们叫车。他们电是摇头，大家对面看了半天，她用纸写了告诉我们可以坐火车或电车去，洋车须三四个钟头而太贵。我们想日本人又来欺我们了，反正到了那个地方苏家会知道的，就不会再受欺了，我们就叫他们叫了四个车在门口等着，叫他们四个人就上楼去取东西，我一个人站在门口等。一会儿来了两个中国人，这个掌柜的就告诉他如此如此。那两个人就过来问我，你到什么地方去？我回他们要到牛込区去。他回我这儿没有牛込区。我说一定有，就在东京女医学校旁边。我想他是广东人，同我的话说不清楚，我就给我手包内苏家的地址给他看。他一看就问我，你们为什么坐洋车去？为什么不坐火车去？在这儿没有人坐洋车去的。我回他我们不知道路，所以叫洋车去。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到东京驿过后，再坐洋车，又快又便易(其时日本还没有多少汽车)。我说从这儿到东京驿只两三条街，为什么还要坐火车？他说怎么？东京驿还有一点钟的火车呢，这是横滨啊！我才恍然大悟这一个钟头内大家不懂话的麻烦了。我就对他们说因为看见“东京驿”大牌子在车站旁边，就以为已到了东京了就下来的缘故。那两个中国人转告诉掌柜的，给柜台里外的人笑的弯腰驮背的，旅馆内的下女七八个人都来了，大家笑的不得了。林九哥他们下楼来才知道这个错误，也笑的不可仰。我们就坐了那四个洋车再到车站，车票只存了一张在口袋里，其余都扔了，再买车票，再上火车，一点钟居然到了东京驿，这才是真正的东京驿，不是从横滨往东京驿的月台了！
第二十五章 请官费学医26
东京驿是一个大极了的新车站，站外扎了一个大松枝的牌楼，因为这一天是大正接位后第一个生日（十月二号？)，热闹的很。我们叫了四个东洋车到苏家。苏淑贞的母亲一见我们就问，你们不是说昨天到的吗？为什么今天才到，又这么迟？我给闹笑话的事都说给她听，她莫名其妙，但是她回过头去抓着九哥的手就哭起来了。因为她最爱贯虹的，九哥长的非常像她妹妹，所以从生的想到死的。给柏家三个人和苏家的二女女婿看着一哭一笑，不知如何办法，连林九哥也不知如何是好。还是我停了哭，大家才起头谈话。
半点钟后淑贞回来了，就带我们到她给我们预备的房子那儿去。看看是一所小矮房子，面里一间八块席子，一间六块，进门一间三块的，一个小厨房，厨房内有一个火头的煤气炉子放在地下(日本都是如此)，一个水龙头，地下一个木头做的池子，就算出水道。屋租是三十五元一个月。隔了一下子，卖素菜的，卖鱼的都来了。我们就开始做家了。但是我并不会做菜，也不会管家。幸亏柏沁芳知道一点。多半买日本的干咸菜吃，他们的酱油好，所以随便煮煮还可以有点中国味。有一天早上我打鸡蛋，两个蛋打好了，白都到地上去了。那个时候我们也不在乎吃，大家就急了要学日本话要紧。用了一个下女，五元一个月，打扫和煮饭。我们饭吃的少极了，因为日本米粘。但是米买的多的不得了，我记得第一个月吃了十八元的米，以后才知道大半是下女偷了。又请了一个教日本语文的先生，每天来教四点钟，从一点到五点。苏淑贞给接洽好，凡是有卖东西的人来都叫他们在那个时候来，先生可以帮，告诉告诉他们，我们要些什么。因为日本卖东西的写的那些字我们不容易认得，不过汉字他们有点认识。又买了些日本家俱。我顶喜欢的就是那个灰盆，中间烧一块炭火，叫ひばち(火钵)，人的身子可以靠在边上烤火的，上面有一个铁壶也可以烧开水。如此过了二十天，林九哥回国了，只我们四个人住。因恐钱不足的缘故我就拼命的学日本语文，两样并行，可以早点考入女医学校。因为中国政府定的凡考上五大学校的，政府一定给官费的，中国政府在那个时候派的中央监督住在东京，只要入了学，就可以直接去请官费，对中央监督申请到教育部，教部再调查分派各省出钱，归中央驻日监督发给学生。我从十月学字母起到第二年四月就正式考入学校了，说话当然不能那么流利，可是医学的书半汉字，半日本字母我都可以知道。又起头补习德文，因为在日本学医，名词都是用德日汉跟拉丁四种，所以就以一身二百多骨头计算，也一千多名词了。我因入学后太忙，又加柏家全家来了，我就另外住到日本人家的一间屋里头去了。连吃带用二十五元一个月，六张席子的房间，一切都不管，只念书而已，觉得舒服多了。可是吃的真坏，常常加点鸡蛋吃吃。有时柏家送点菜来给我加在里头吃几顿。并且第一年我恐他们记得我是加入第二次革命里的，不敢去请官费，所以换了自己的首饰紧紧的用。有时柏文蔚也从南洋寄一二百元来，可是学费很贵的，起初每年三百，以后加到五百。我的父亲在国内又无事，不能接济我。
过了半年，李贯中(字韵娴)从中国回来了。她是一个老日本留学生，音乐家的女儿，以前在日本随她父母住过三四年的，以后又在日本上中学，和贯虹是很好的朋友。她也要学医的，说的一口好日本话，举动和日本人一样(但是我始终不大喜欢她)。她回国去了两年，请到了河北省官费，又回来学医。她因为我是贯虹的朋友，又常听见过贯虹说我的为人，所以她一到日本就来找我，并且要我和她同租房子住，又再三对我说她有官费可以和我和起来用省点。我也正是吃日本饭吃腻了，所以、又租了房子和她同住，用了一个下女。这次我可上当了，她一点中国菜不会做，她只说说话，样样归我管。她中国衣服首饰一点没有，都用我的。我那时虽无官费，可是手边钱还不少。她知道我不肯穿日本衣(中国学生大半穿日本衣)。就要我做洋服穿，把我些灰鼠衣三件改作两个小外套等等的事。又叫我不要正式上课，先在预科读一年，她包给我弄官费。这一样我始终不肯答应她的。我说我要早学早回国做事。苏淑贞常来劝我不要信她的，她就同苏大闹，有时晕过去了做出种种行为来。我就想搬开，不过有时我总想，起初她好意帮助我，不管她帮没有帮，我总应该感激她的，她也觉得如此。所以有一天她到中央监督处(监督名言微)领官费就提起我的名字来，问能不能请官费？监督就说可以，她(就是指我)既已入正科了，并且我听说她是一个很有资格的，杨府上祖老太爷我都知道的，你叫她来请好了，安徽省一定可以批准的，叫她请六年的好了(这是钱学琴和她同去以后告诉我的)。她回来就和我大吹特吹她如何困难给我请求到官费了。我真感激她万分，因为学医非五六年不可，我自己只有两年的钱，以外要靠随时的来又不一定。所以我当晚就写了请求书前去。她叫我不要自己去，寄去好了。又叫我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恐有人反对我。其时我处处觉得她给我设想，我只有感激，没有余地想到别的上面去。
两个月以后(九月十四号)，官费下来了，并且还补了以前三个月的，每月三十六元，学费归政府给。其时我手边还有七百余元，首饰在外。所以贯中就出了一大些主意来。三个月的费她说已过去了，我们两个人做了两套灰哔叽的三节的洋服。(上身现在还在呢，给小孩做短外套了。)把我存出的钱拿二百元来定打两张床，两张书桌，两顶书柜，四把椅子，两套夏天的洋服，一部新版的解剖书。我也是向来慷慨和喜欢用钱的。苦了这一年，现在六年读书不烦心了，自然就可以大用起来了。三天工夫给房子里摆的像一个“西洋间”。别的学生来看见了非常诧异，不过她们说想我和革命党的人往来总是有钱的，其实是在胡闹。过日子今天要西洋料理，明天去看好电影。
到年终考书她非要我不去考。我说我第一期考的好好的，为什么不让我去考呢？我非去不行，她就装病，日夜的闹我。我不管，还是预备，她才对我实说，她到日本这样久了，将来和我一年毕业不好看，所以要我迟一年，给我弄到了官费还不能报她这一点恩吗？我说别的可以，叫我等比你迟一年，我无论如何不能。我同你到监督处去退还官费。闹的同学的都来了，全说没有这个理。以后我还是去考了，她反倒是开学前再去补考的。每次去考我们两个人坐在一道，她想告诉我抄她的，但是我怕她造谣，我总先快快的交卷子。以后老同学的告诉我，学校里两个日本通，成绩都不好，因为她们知道的东西少，中文也不通。(在日本留学中文关系非常的大。要是学文学的，可以全用中文写答案不算错的，所以好些中国学生在日本读文科的可以不用上课，就去考考就是了。)有一个学生第二年就开除了，李贯中也重考过一次，她每次大考总在我下一两名。她恨极了，就和我分开住了。因此我清净多了，可以好好的读完前期(就是前两年的各种理论大纲)。
我读完了前期就回国一趟。父亲见我喜欢的不得了。其时我父亲在湖北湛家基造纸厂做帮办。我到家时不过才读完生理解剖等等的理论，并还不知医病。可是我父亲逢人总说医生来了，要我给弟弟带到日本上中学。我回家一个月，什么都做给我吃，做了一大箱四十多件新衣给我，我也给贯中的尺寸做了六件。看五叔处四妹出嫁，鲍家非常有钱，下定来了不少首饰。我父亲一点不羡慕，说我的女儿将来做医生，自已不知可以赚多少钱，何必要人家的东西呢？每大早我父亲亲自坐小火车到江边去等买鲜鱼给我吃。晚上总问我将来愿学哪一门，在什么地方开医院，他好给我预备。厂内同事请我吃饭，父亲总同去，父亲总对人说，我有一个女儿胜十个儿子(其时弟弟正不肯读书)，一面说一面吃酒。(我写到这儿我心里非常伤心。第一．当时没料到这一次就是和我父亲永别了，以后是奔丧回国的，赶我真成了医生我父亲没有看见，这真是我终身的遗恨。第二、我一生并未做出于国家与社会大有用的事，负了我父亲的希望，所以我现在不赞成女儿们学医——除非不嫁才可以。)所以我第二个女儿新那想学医我不赞成花很多时候和钱，不能做什么，除非不嫁，她说她就不嫁好了。我说你长的太美了，若是不嫁岂不是暴殄天物吗？她以后学了化学。
一个月匆匆的过去了。就带了弟弟上船到上海，上船后还看见我父母在趸船上招手。到了上海以后住林家，林九哥在黑龙江做事，有信给他太太叫他带两个小的随我到日本治肺病。我是向来人家托我的事我从不推辞，所以带了四个人再到日本去。贯中听见了又要租一所大房子和我们同住，我是喜欢人多的，我又答应了。只给九嫂送到疗养院去，其余的我们五个人又住下来了。过了一星期柏家全家回上海，给他的妹妹留下给我关照，连一个下女七个人，闹的我真不能念书，半年下来我几乎留级。贯中这半年什么都没有闹，因人多吃玩由她，所以她高兴的很。林家九嫂在千叶不惯，耍到东京来。我回信说肺病不能同住，她还气我，所以给小孩带回国了。柏沁芳也因她父母给她说了亲要回国出嫁。我给弟弟送到宿舍住了半年，因母亲病回国去了，又只剩了我们两个人，自然不住大房子了。我们又分开住在日本人家内，一直到回国。其时贯中知道是不可欺负也好点。中饭大家总在学校旁边一个小店里一道吃。晚上各人回各人的家，并且在后期忙的不得了，大家也没空闲时候来想到吵了。
我在这清净读书的前期内我还要追说一件自己做了一样怪事。我喜欢看长片电影，因为我向来最喜欢看长篇小说。在中国学校时若是一部长篇小说要紧的地方没有看完，一直到考书时出了题，我还在看呢。所以对电影也是一样。那时正有一个叫《怪手》的电影(又叫拳骨，英文叫“The Claw”)，主脚是Lionel Barrymore做的。每次只演两段，每星期三下午两点换片子，可是那正是上无机化学的时候，我能不上总不上，就去看那个电影。结果前期考无机时我两夜没有睡，不过考了一个刚及格而已。
在这两年内和日本人的接触真是使人可气可恨。先说工作的习惯不同，同班方面他们和我们对于上课上有一种最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学生不管如何，人人都低下头来拼命的写，不管先生说什么，或是发人的议论，或与功课上无关的，他们都要写下来，一点不看先生，只低着头快写而已。在他们也有一个难处，医书非常贵，不能人人有，又无好图书馆，所以全靠讲义才行。中国学生第一赶不了他们那样快，第二差不多人人仰着头望着听先生说，到要紧处用笔记下来。我一班内十四个中国学生也有三四个人是照他们的办法，可是赶不上，下课时有好些同学的，就借给他们补抄起来。可是日本人的人情非常薄，你这次用他们的赶快就须回他的人情，否则下次你就不要想问他再借了。考书也是这种办法，不知写多少，考卷像一本书似的。
我写的少也有写的少的好处。我考卫生时先生报告出来说有一位中国学生写的答案又简单又明了，你们大家应该拿他的做模范。给我的三张考卷就放在桌上让大家传观。这个先生以后我在一九二一年结婚后第一次到美国时在西比利亚丸船上还遇见他的。他就是那个船上的船医，名字好像叫井上。
我在日本上课时候的办法是尽做自己所知道的做。我一个人到日本的日子最浅，来不及读那样多，我就给各种近乎先生所用的书买来，第一天先看了，带着书上课，先生说到要紧的地方，我就用红铅笔划一划，要是说的不同的地方就加上去，又有工夫又准备。可是那些书画的不像样了。日本同学的看见就说，杨样(他们读“よ——さん”)你这个书不能再卖了，可惜的很。因为日本人医工书可以打折扣拿去换新版，或卖或当都可以，所以有多少医书和财产一样。我也做过一回，一百元的书当了六十五元出去过暑假了，因为我的书划的红兰条子太多他不肯给那么些，我留了一个条子答应暑假后一定赎，他就照办了。
有一样最欺人的地方，就是在解剖派班的时候，一个尸体归四五个人解剖，找筋肉神经血管等等，归同班领头人派，他不给中国人照日本字母派，给中国人全体派到最后。近暑假了，臭的不得了再给我们来做这种工作。尸体都是死后两天的人给解剖，不是像美国有些用药泡过了过后才给解剖的。有时还给我们颗粒结核性的尸体用。我们一班共十四个人中国人分五班，每班三个中国人一个日本人。怎么我们知道这种弊病的呢？就是从这个上面得来的理由。因为每次派到了，那个日本人总吵，为何派他在我们一道？并且危险的很，这种结核性的尸体不应拿来做生理解剖用的。而且解剖时这个日本人总不动手在旁边看着，问这个问那个的。一次两次我们动起疑心了，想日本人向来对事不让人的，就是臭味他们也是做的，为何这几个人如此呢？并且我们把神经血管找到时，他拿一本书用一个钳子夹着来慢慢和书上对，一下工夫就去洗一次手消毒。我们就觉得为什么这样呢？起初还以为他们派不中用的日本人和我们在一道，等到有一次他们又不按字母派一个高丽姓许的来，事情才闹穿了。原来这个姓许的是住在日本人宿舍里的，和中国一个姓许的认本家，两个人非常的好，同用书同玩，一同进出。日本同学都妒忌他们。那次给他加入了，他大闹，一直闹到监学那儿，监学是校长的丈夫，叫吉冈次太郎，他出来说公平话了，给班长叫来骂一顿(他也管学校事的，其实尸体也从他们派来的，实在他知道我也不敢一定断定)，我们才知道用病体做生理解剖是犯法的。这个时候全靠李戴两位的日本话好了。戴比李会说，办的也好，所以在第一年里只差一分就给他开除了。怎么知道日本人不愿我们太日本通呢？日本人和其他国不同，中国人到英美的都是以语言通的受欢迎，而日本则反之。并不是我们中国人瞎疑心，有一大些例子可以举出的。戴被开除时，他去要求他们再补考一门，无论如何不肯，再三说也不肯。其时校长正在学校办公室说，戴样他话说的这么好，为什么读书不好呢？监学就在旁边说，因为他话太好了，爱讲理，爱和人辩，所以没有空工夫读书了，因此破例不让他再考，决定开除。戴也一气就不再说了。戴的成绩本不大好，可怜的中国人那时也没有法子去和他们小事上办交涉，只人人饮恨而已。不但如此，凡留日学生开学生会时每次总有几件不平的事报告出来。大家在一道，也总是恨恨的骂，希望一天打倒小鬼。好学生他们妒嫉，坏学生他们看不起。还有一种就是受他们骗骗玩，上学的功课由他们包办，到考时背背好了，其余的时间他们陪着玩，无所不来。所以日本留学生回国分两部，一部极恨日本，一部做汉奸卖国，都是从这种因果上得来的。不像从英美回国的学生都愿谈和那国亲善(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归根一句话，日本人做事和行为上都是小器“促掐”，而也专在小事上招人恨。做化学试验组织学标本等等时候，也是一到分派到我们中国人上头，种种材料不是这样分量缺乏，就是那样材料没有了。但是收我们中国人的实习费则不少，只有多。
这些大大小小的刺激，我们在日本是天天的家常饭菜。有时也碰到同学同你谈中日亲善的，可是谈谈总提醒你甲午之战中国败的那么样。他们讲亲善还有一种讲法，就是劝你们为什么不嫁日本人——这当然都是男学生问的了。像这样子，日本人还常常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到欧美的留学生回来了总说他们好，而留日的多半是回来了比去以前说的坏。
说句公道话我得承认到日本去的中国人各色人等也都有。因为那时生活便宜，路程又近，所以有好些人并不是为留学而留学去的。我其实根本不相信大批大批的人一回到那一国去，对于所谓文化交换或在国交上，一定会有好处。看十九世纪华工到美洲就留了那种“Chin——aman”的印象。在二次大战美国的兵士在中国西南留的印象也不太好。如果是真正学生和其他知识阶级人来往，只须那些百分之一的人数，那结果好多了。
我们在日本那时从中国来“上釉子”留学渐渐的多了，日本人有时就特别组织容易毕业得文凭的学校给中国人入学。他们说你们好多学生不在乎认真念书嘛，所以他们就此籍辞不让中国学生进这个，不让他们进那个了。这样过下去留日学生在中国渐渐的成了次等留学生的名气了。所有有好些日本回来的学生都要到欧美去上一层第二道的“釉子”。我还更进一步。我嫁了一个留美学生跟他又一同到美国去。不过这是后话。
第二十六章 二十一条和中日亲善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趁欧美顾不到远东，就来了所谓“二十一条”的要求。等到五月七号最后通牒送出以后(中国是五月九号答复的，所以现在定那一天为国耻纪念日)，我们中国学生全体罢课(其时留日学生只东京就有七千多人)回国，并组织铁血团谁要不遵守就暗杀他。我那时反对如此办法，我说我们出来留学是为的回国后给国家服务，现在我们政府无准备，革命不久，一般人民对于爱国的热情还未彻底，对外就宣战恐无大利。我们现在废学回国也恐无补于国家，我并不是给我们少数要毕业的人争。其时实在因为我和贯中两个人在大考已完了，过后正在三井医院(现在叫泉桥医院)实习治疗病人，和给各科病人试验手术正得法时，若回中国一时绝对没有那么些病人来给我们做试验品。我何不用日本人来给我们当试验呢？所以我们宣布不到断绝国交时我总打算忍辱含羞暂且不走，多得着一点总是我们的益处。每日大批的学生回国，和给恐吓我们的信，我总等着不动。结果我们一班里走了十一个人，只存了四个，李贯中、我、和冯启亚(就是我丈夫的姨母，我以后认识我丈夫就是从她来的)，还有朱徵，她是比我们高两班，因为常回国的缘故，所以同我们一班毕业。医学校门前都有人把着门，一见我们就演说爱国的热忱、我总笑笑的回他们我的热心也不后你们的，将来可以看见的。我们一早就到医院，同学们见了我们也冷笑，问我们为什么不回国、不爱国？我当时忍无可忍，我就反过来说我想嫁日本人，所以不回国了，真有人信呢。晚上回家，就不到学校去，因为那时学校的功课也完了，临床诊断虽然每日有，可是我们在三井医院更多更好，所以我们也不用去了，如此下去，只一个月的工夫，政府方面的交涉也算忍辱保留，学生也陆续的回到日本，等到我们毕业时我们四个人发文凭了，其余再回来的四个人学校不给文凭，非留她们一年级不可，其实她们的理论课都完了，实习的分数和临床照例可花十元补考的，可是学校例外的不准，说你们要爱国就应该牺牲，所以使人更恨他们。(我对于国际上的关系，是这样想，一个人对他本国的爱国举动，就是仇国也应该敬重他的，你可以定他的死罪，你不能说他不好。)因为学校对我们那样。我们恨极了。毕业日没有去拿文凭参加典礼，都是以后他们寄到监督处的。(我的总平均分数九十一，留日监督处的证书没料到我丈夫夹在日记里带出来了、)从此就再没有到过学校了，只到各处去实习。一年半内到过北里研究所讲习会三个月。这种讲习会都是三个月就完了，每年开一次，完了给特别证书。北里是日本最好的细菌学和传染病学家，特设细菌研究所演讲和指导的都是日本在世界上有名的发明家，例如北里、北岛、秦博士等。秦就是和Erlich发明六〇六等药的。他们这些人比较是有世界眼光的，并且以前没有过中国女学生去过，所以对我们非常的好，可是他们非常排英美，亲德的不得了。我和李两个人那年中央监督说有机会给我们调到美国来的，我们因受他们的影响也觉得德国远比美国好，事实也是的，所以不愿接受，二则我们两个人都不能说英文，在那时是天天用德文名词的，所以还都知道一点，因此还另请过德国官费。未等成功，又发生了别的事故(以后再讲)。
欧战开始不久，日本人就大提倡黄种连络，中日实行亲善。除政治上头人以外还特派外交委员会之一名大久保真太郎的来联络。还到中央学生监督处去，要中国政府官费生男女学生加入他们运动和往来。其时男学生很多是政府的官费生，而女学生中虽有十几个人是的，可是留学生监督非常注意我和李贯中两个人，因为我们不穿日本衣特别穿西服，他们总以为我们两个人是对欧美亲善的。(我上文说过因临床看病人时他们见我穿中国衣就不肯让我诊查他们，但是我绝对反对穿日本衣，我就试试穿西服看，哪知道他们就大欢迎起来，因此我和贯中一直穿西服的。)所以指名请我和李贯中两个人去加入他们。皇族贵族照西式的茶会，大久保亲自来给我们带去参加，我们两个人莫名其妙。不过我是向来好奇的，贯中不肯去时我总提议不管何处都要去看一回再说，因此我们花了很多钱，做好一点的洋服，什么吃茶的咧，平日应酬的咧，晚上的便服，和晚上的礼服等等都做起来了，帽子大衣也买了。钱不够问监督如何办法？督监说不要紧支几个月的官费给我们做好了。我不愿，结果给我父亲和林九哥寄给我买书的钱两个人用在做衣服上了，因此我以后不愿再多去了。可是贯中反过来还和我吵，说这是给国家做事。我说我也不是政府的交际人员，我也不想嫁日本人，我并不反对嫁别国人，可是我不嫁日本人，更不愿做国际间的间谍。(日本人劝中国人嫁日本人，以为嫁了就忠心日本了，不想到日本人嫁了别国人还是忠心他们日本的。)我是愿意给国家做点事，要从正路做。所以除了有时到慰劳会等等去，其余我一概不到。
那时日本虽未加入欧战，可是已经组织妇女慰劳会了，各处捐钱买一些手巾、牙膏、信封，和日本的各种小玩意儿，装在一个口袋内，外面打一个大日本帝国慰劳军人袋的大方印。
在日本学医的本来要到第四年才能实习医人等等。我和李贯中两个人在第三年就从严智钟特别办交涉到日本帝国大学去实习了。以后派在帝大的附属三井医院里，各科轮流的看和诊断，每星期两三个下午。因为女医学校轮到我们头上太少，三井(后来改名泉桥)医院闻说每天有两千多施疗的病人，我们在外科内科和心脏科特别的学，每次可以派十几个病人看，还另外指派一个副助手担任指导我们。(以后就是对我求婚的我给他的小照给你们看看。)心脏病主任姓吴，他的曾祖还是中国人，从祖父起到日本行商，入了日本籍，是日本最年轻的医学博士，只三十二岁时就得博士了。日本这种博士不是念完了医科大学就算的，非发现或发明一种在世界上未发现或未发明过的东西，才能得着万国公认的，以后再有多少年的经验和成绩，才能给你这种博士呢。闻说吴是在中学时同住的一个朋友在大学学医，研究心脏病，研究的这个人还没有发明，他已经发明了，以后等大学毕业和留德回国，才给他学位。他对我们两个人非常的好，凡有特别定形的心脏病人，都临时打发人叫我们去看或者花半点钟让我们去慢慢诊断，说给我们听。外科室我们一个星期也有一两个让我们动小手术的。
我自己对内科传染病最有兴趣，可是监督处通知说政府已命令凡是女学生学医的一概须学产科。因此我无法只得改科，可是在四年内并不分专科，各门都要读的。我明说将来须专门产科，但是我还是注意内科和细菌学的，到第四年学校就给全班学生带到卫生署、军医院、精神病医院、癞病院等处参观。到精神病院的那一天闯了一个祸，因为我戴了一顶帽子，上面有一朵大红羽毛的花，给病人看见了，他非要我站在桌上给他唱，大闹大叫。看他们的看护妇没法只得借了我的帽子戴上，站在椅子上唱才停止他们的闹。以后我赶快给帽子拿下来收起来了。再到别的病室去。
到军医院看见他们好多的准备战争的东西，救护的方法，和救急的材料。那时他们就对我们说了，我们黄种人要协力同心的对付白种人，你们中国人要听我们的指导和帮助我们打仗，不要受英美的感化和欺骗。我们的陆军是预备对敌俄国的，海军是对敌美国的。他们以为征服中国是不需军队的，他们只需鼓励中国人自己投降就是了，否则也不过少数军队动一动几天就完了。其时我们也觉得很动听，可是他们的行为上是使我们得着反感的。因为他们说话时那种举动，使我们觉得他们骄傲的万分，若是帮他征服了世界，还不知要拿我们中国人怎么欺负当奴隶看待呢。
看到有些他们预备的库，他们不让我们去看，就请我们到旁边陆军飞机场上去，坐军用教练的飞机，但是我非常不敢坐，因此每次听他们试练时，一上飞机上去，不多一下总有号外出来说某某人跌死了。我想这样陪他们死才不值得呢。以后他们再三劝我们上去，并且笑我们不中用，我一赌气就坐上去了。单翼的小飞机，一飞上去我就觉得头晕，只在陆军飞机场上转了三个圈，我就要吐了，他们机也下来了。我因头晕没有问他们多高，我想不过几丈高吧。他们自己夸张的不得了，我想用手枪大约都可以打的着。又到一个陆军屯粮处看他们那些饭干不知有多少堆的像山样的，他们告诉我们用开水给米泡十五分钟，给水去了用手捏成一个一个的团子，因日本米粘，容易粘起来。晒干了，等吃时再用开水一泡五分到十五分钟就可以吃了，若是太急时开水一泡也就可以吃了。这都是预备打仗时用的。并且告诉我们，不管人民米荒到如何程度，他们陆军部总是照数屯粮的。他们以为我们中国女人无所谓，告诉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回国后告诉人说日本时时备战的，他们总觉得日本留学生回国总是恨日本，所以造谣生事，并不太去注意。有些人还很相信请日本顾问呢，所以顾问的中国内战不停。这次珍珠港以前我也对美国朋友们说过日本久已备战了，美国朋友们也总以为我是替中国宣传的作用。现在你们可以试试他们这个又小又穷的国的顽抗了吧。总归一句话日本人又肯苦、又肯干，就是量不大而已。
我在第四年毕业的一个月前，就是日本对中国要求二十一条的时候，前已提过。留日的学生早知道有这种事要出来了，就演讲、运动和中国真好的少数人希望他们来取消这侵犯行为。我们花了两三个月的工夫奔走，一点效果没有，说亲善的人倒反过来说他们是好意，他们只对政府交涉，不干我们人民的事。你们想想这种话可是应该对我们这种革命思想、希望国强的人说的吗？这不是轻视我们，离我们人民一方面又假意庇护我们的政府吗？到这个时候我们更看出日本是假面目对人了，平日所说的好意都是骗我们服从他们的用意。
以上讲的日本多坏多坏，不但是我们一般中国留学生在当年当的情感，也是客观的事实。不过从大处看，一个国家总是个很复杂的团体。日本地方虽小，历史虽短，但是一个国度里头究竟各种思想的人都有，在历史上也有一时一时的政策，不能绝对一概而论的。反过来说我们做了中国人，因为中国更是地大历史长，更有机会批评中国人这样中国人那样，好处是当然的，就不用说了。现在我在美国住久了，拿美国当第二个国家了，你就听我更可以一天到晚的随便骂了。我们既然都主张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那我就实行在书上自由言论一下了。所以本章从二十一条说到中日亲善，不光是指政策上的矛盾，并且所说的亲善里头是有真假两方面的。比方下一章我讲的我的先生当中有些很有世界眼光的，都是我很佩服的。最近住日本我们还交了些好的新朋友，甚至还结了日本的亲家呢27。不过这是后话了。
第二十七章 毕业回国
我虽然喜欢传染病(还得过了几种！)，也喜欢细菌学，可是到后来不得不照政府的训令，专门把产妇人科给学好了。我也不再看Lionel Barrymore的电影了。我也不到什么中日亲善的交际会了。我趁着有参加北里研究所讲习会来和医学界领导接触的机会，得要好好的用点功了。我除了细菌讲习会外，还加入了产妇科和皮尿科的讲习会，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内科研究的。
那些日本的科学家，你不能不说还他，到底他们也很有世界的眼光的。至少他们谈学问的时候如此。像北岛、鸠田和秦博士都是名教授(秦是和Erlich同发明六〇六的)，他们除了教书之外的确也使我们很尊敬他们的。就是因为受了他们的影响把我和贯中对于世界医学的中心从英国转到了德国的。
有一位松井教授还硬要给我加分数。是在毕业考试考眼科的时候，得要配近光、散光什么的各种灵视，我那时忙了做盲肠手术入实习产妇科等，觉得眼科懂了就够了，所以我答考卷时候觉得达到及格就交卷了。可是松井先生一看就叫我说，杨样，杨样！你一定能答的比这个好一点，我知道你能够的。我还记得是在那个走马楼阁子上，我一头在前头走，先生就一头拿着一本卷子追着我叫，一双手还拿着一合灵视片予给我配。这是我最后一次自己动手弄灵视片子。
学医是非常忙，无星期无暑假。在学校期间是每星期三放半天假，以后到实习时不但日间无空，夜间还要轮流的值班。所以我在日本一共五年七个月都是匆匆促促的过过去，结果什么地方也没有游玩过。只有一个夏天到镰仓去了一个星期，又回国前一个冬天和李贯中严智钟三个人到了箱根玩了三天而已。
那些年过的快的觉得五年如一学期。当中什么欧战咧，袁世凯做皇帝咧，闹西班牙流行性感冒，停战日等等，那些事现在想起来好像缩短了似的。固然过去的事情回想起来总这么觉得，但是我那时因为经过一件很大的刺激，更使得以前的事觉得远了似的。是在一九一九年的五月，我正加入了心脏病讲习会只六天接到我父亲的信，说想要我在那年八九月回国组织私人医院。其时他做海宁盐务县知事，他特告假回南京家内看母亲和弟弟夫妇后就动身到北京给我买房子造医院，预备我回国。因我早些时对我父亲说过，回国后愿到北京开医院，那时北京，还是都城呢。所以我父亲说其时他有点空先到北京给我的房子，买好了，等我回国改造医院用。
不料天不从人愿，我父亲到北京只两天就病倒了。以后听他们说第三天就不能说话，可是口内还不清楚的叫我的名字。大伯和三哥都在那儿，总想一病就可以好的，所以也没有打电报告诉我和我母亲。(若一接电报就回，一定还可以看见我父亲呢，因从东京坐火车四天可以到北京的。)第十天就过去了。他那时是住在石埭会馆里，因从前中国没有大旅馆，除了大官有钱的租房子住，平常投考或为着做官等缺的都住在各省各县的会馆内的。
父亲死时一身肿，手足发黑，一直到现在我还不知是什么病呢(但是我疑心是中毒)。而最可怪的就是死后身边一个钱没有，丧事还是我一个本家哥哥办的。他那时在北京做警察区长，从前也做过我的先生，以后我父亲给他荐给朋友，就派他做区长七八年了。他有六七所房子在北京。听说我父亲一到北京就到他那儿去商量给我买房子事。第二天病了也是由他请医生看病的。死后他报告说我父亲一个钱没有(若是一个钱没有为何给我打算买房子)。一切丧事皆由他借的，闻说棺材出丧等非常阔。其时我父亲的学生和黎元洪他们送钱不少，皆由他经手。大伯那时差事不好，三哥只在国务院当一个小差事，所以无力办，因此由他办理。等到一切都完了，才由我母亲从南京给我一封信，说父亲死了身后无一个钱，我在外多年现在应速回国服务，并担任养家之计。
我其时虽然伤心极了，但想父亲已死，再等一年回国也可以，因我的官费还有一年，可多学一点。但是他们不容我，一而再，再而三的信电催我回国。贯中也催我回国，她说她也愿意和我这时同回国开医院。过去这三年内李和我不住在一道所以很好，没有大吵过，现在又商量回国后一同开医院，觉得更好。因我父亲在这后三年内凡寄东西给我的时候总同样有给她的。父亲之意总觉得我们两个人有伴好做事一点。我们想我父亲总有钱给我们办事，或房子已买好了，回国并不难办，所以四天之内一切准备好了动身。我们动身离开日本就一直坐火车到下关转轮船，一夜就到了朝鲜。我愿意看看他们的情形，所以就在汉城住了一天，我们先要住朝鲜旅馆，他们没有，洋车夫就给我们送到日本旅馆内住。在汉城看他们高一点阶级的都是日本人，苦力都是朝鲜人，语言也都用日本话。我们和他们谈话，他们都不答，对我们看看而已。一路看他们的房屋皆低陋不堪，可是就是在乡下种田的衣服都很整齐清洁。不过我们不得细知，因火车只匆匆的经过而已。一天半夜间到了奉天景况大不同了。
我们是半夜换车的。京奉车上无睡铺，一节车只我们两个人。正靠在那儿睡，忽然进来了二十几个兵坐下，两个门有宪兵把门，吓的我们不得了。幸他们想我们是外国人不敢乱说。等一下外头军乐队大吹大打起来了。我们拉开窗帘来，看见一个矮小的文人样子的人，送一个高大的军人上车。我就问一个军官，他们是谁？那个军官看看我，半天回我那是我们中国的张大帅送龙督军回关。我说是不是张作霖和龙济光？他说，是的，小声点！你若不是外国人，这样乱叫名字要枪毙的。我和贯中对笑笑，做做眼睛，他们当我们外国人，我们冒充外国人好了，否则还不安全呢。我们两个人就乱造些日不日英不英的外国话说，我们想他们看我们穿的洋服所以当我们外国人。等了一会儿那个军官说，你们两位在中国多年了，中国话说的真好，住在哪儿？我回了一句半调子的天津话说我们生长在天津，以后各处游历，所以口音各处全有。贯中就用日本话叫我不要乱答。那个军官又说，你们还会说日本话吗？我赶快接口说我们才从日本玩了回来的，就不敢再多说了。那天本应当当天晚上开车的，因他们送行谈话的缘故，一直到天亮还没有开车。我想张作霖是个胡匪，一定很高很大的，没有想到他那样文秀样子，龙济光广西人想来个子不大而那样高大，真出我意料之外。
在早上车站上人多而乱，卖东西的在车站两面都摆满了，吃食东西不知有多少。我们因车上没有饭车，就拿一块钱叫茶房去给我们买点吃的东西。等了一下看见他两只手抱不了的、还叫另一个卖东西的小孩子帮了拿来。起初我以为还有别人的呢，他说都是我们的。我一数两只小熏鸡，八对卤对虾，二十个熏鸡蛋，十个烧饼，十根油条，吓的我们说不出话来直笑，不知如何吃法子。茶房以后懂了，谈太太(他不料我们是两个小姐旅行)！我们只几个子儿就吃一顿饭了，你们拿这些钱，我以为你们要买点熏货带到关内去送人呢。一句话提醒了我，我对贯中说今晚到你家(贯中家住天津)，我们一点东西没带去，就拿这个送人情吧。又拿了半块钱买了两只大一点的熏鸡带走。在车上早午两餐还加一个下午，我们只吃了两只小鸡，一对对虾，两个蛋，两个烧饼油条，其余的都送礼了。
到了天津一直叫车到贯中家，她父母对我很好。可是一见贯中就骂不写信等等的事。她父亲我不喜欢，做人假的很样子，也是日本留学生，学音乐的。其时在天津师范教书。她母亲的人我很喜欢，直爽的很。她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只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我要先走，我想贯中总要多住住，她不肯，一定要和我到北京。我非常诧异她们大家一点不亲热，也不象一家人似的。我们中午到北京东车站，也没有人来接，给东西存在东车站，叫了两辆洋车一直到石埭会馆，看见大伯。大伯本来和我八年没有说话了，这次见我大哭，说你回来了，可惜你父亲没有看见你。我倒没有哭，只问为何不早打电报给我？大伯说来不及。我们就定了第二天去上我父亲的坟，棺材停在庙里。大伯又拿出八封信给我看，都是我母亲和弟弟的，叫我速回南京商量将来生活问题，说父亲身后一无所有，弟弟还年小，只已娶了亲而已，又不能做事如何办法？我当时想不过是他们一时着急的缘故。大伯问我如何办？说我一回国就担负如此重任，父亲一无所有，弄得我如何办法？说话时又哭起来，大有可怜我的样子。这次见面我们多年的隔阂消除了，几乎可以说是遂为父女如初了。后来我丈夫见了他竟不相信我说的大伯当年对我多坏多坏。他说他很少见过这么慈祥的一位老先生。
第二十八章 孝女
大伯对我的事情那么替我发愁，我就回答天无绝人之路，我回国本应独立不靠人的，而母亲和弟弟夫妇也应该我养的，慢慢再说吧。我就和贯中找了一个靠会馆近的北京旅馆(不是那个讲究的北京饭店)住下来，打了两个电话，一个叫我本家哥哥来，一个给严智钟，也叫他来，我们可以问问北京开医院的情形。因为那时他是内务部卫生司司长，以前在日本时办交涉到帝国大学去实习也是他帮忙的，好些开医院的手续须归他管。我生平凡遇到最急的事，我总是给过去的赶快放下，快快想将来的如何办法，这时虽然我极伤心我父亲的死。但是眼前还是我如何对付我的责任要紧，所以我恨不得马上起头预备我的事务。并且当时我还没有想到我父亲真是一个钱没有了，我想也许存在本家哥哥那儿不给大家知道。并且我父亲是到北京来买房子给我的怎么会一个钱没有呢？所以找他来再说。我自己手边只三个月官费(其时官费加到六十元一个月了)，还有我父亲寄给我的三百元没有用，林九哥在我毕业时寄了一个金表二百元，柏文蔚也寄给我三百元。除掉回国两个人用了二百元，还有几百块钱在手边，所以我不肯住外国饭店，就住在前门外一个中国旅馆内。贯中是除川资和三个月的官费外，一个钱没有，我因要合办医院，所以也不在乎，一切大家合用好了。
我本家哥哥(叫杨立德，字仲衡)下午来了，对我是非常好，各样都招呼。我就开始问他我父亲到北京后和死后的情形。他就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他说父亲到北京后就得了传染病，所以急病死了，一个钱没有了，共存在何处有多少钱他也不知，身上只剩了二十两金叶子，和一个金戒指交给他的，所以死后医药等等都用去了。棺材钱还是他垫的，等我回来设法还。我一听急极了，我问他我一个学生初回国从何处有钱来？父亲既说有钱买房子，总带的有钱才说。并且做海宁盐务县知事是很好的缺，不会空口说白话到北京来给我买房子的，也不会身上一个现金不带的。就是急病为何不请医生诊断出病症名目来？并且北京这时医生很多的。我又说我父亲拿你当心腹，各事早和你商量过，已有信告诉我过了。他就急急的问我信上提过有多少钱带来的？我说未提多少，只说可以给我买一所房子和办仪器家具总可如我心愿的，并问我大约要多少，我给的帐是一万到一万二千，我父亲并未回说不能。(我其时没有一点疑心到他会有谋财害命的嫌疑。若是我有一点影子，我就不对他说实话了。以后我三哥才告诉我一大些可疑的事，怨我无法对付他反受他的害。)他听我说了过后，就满脸笑容的说，你现在就是没有钱，我想给你找一所公家的房产，我先垫钱给你修理房子，将来从房租上扣，家具可以先拿，将来按月付好了。我和贯中两个人感激他的不得了，但是大伯和三哥总在背后不赞成，我说你们不赞成有什么别的法子想呢？他们又没有，只得如此办了。
严智钟晚上也来了，我们问他倘自己不办医院叫他给我们两个人在内政或中央传染病医院找事也好。其时他是兼院长。他的样子非常怀疑，脸上也显出有困难难说的样子。(因为他在日本时和我们两个人都很好。我们虽知道他夫妇不合闹了多年的离婚，可是做中国人的讲道德我们不应去惹他的，所以彼此非常好，并不敢亲近。)我们看他那么样为难，就说我们还是自己开医院吧，你只外面手续上帮我们一点忙好了。
我们又找了林家八哥。他和我们两个人都好的不得了。其时他在农业部，他一口答应帮我们忙，经济上也可以借三四千元给我们先用。他说两个妹妹和我自己妹妹一样，我尽我力量帮助好了。
我在北京耽搁了四天。叫贯中先回天津她不肯，又和我动身到南京看我母亲去，到了家我母亲自然大哭，大数父亲忽然死了，都是为我到北京去的，家内只给了一千元，其余的钱都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给了我没有？现在弟弟一点不懂事，弟妇又有孕了，将来五口子都要靠我过活，父亲在日只爱你，总说你和儿子一样，所以现在皆应归你管了，我也总拿你当儿子看的。一头哭一头说。我其时又伤心又气。我想弟弟不是儿子吗？又娶了亲，又快做父亲的人了，为何不自立呢？并且父亲在他娶亲时有信给我的，说母亲溺爱他不给他念书，只忙了要给他早娶亲。信上又说，我因他是过继的，也不好太管他，花了好几千娶亲，所以我也要留一笔钱给你办事业，才是正经用呢，将来可以造福社会(可惜我没有做到，也负我父亲之望)。我当时对母亲说，我们现在虽然出洋了回国，可不像从前中科举似的，一点了翰林后就放官，就可以赚钱养家了。可是我既要革命、要独立、要说男女平等，自然父亲死了，我做长子的要负责任的。我母亲听我如此说法，高兴的不得了，拿出一套麻衣来要我穿，我想我已经穿了全黑的衣服了，我何必再穿那个呢？可是姨姨劝我说你穿了吧，他们有多少难问题给你呢。你照礼做去就什么口舌没有了，你这种大责任都负了，何必在小问题上闹意见呢？并且你最爱你父亲，你就算是追念父亲的敬意好了。我就听话样样照着做下去。姑母和亲戚们都诧异的很，背后谈论说出了洋，学了本事回来，倒不闹革命了，反倒讲礼起来了，可想放他们出去求学是好事！我听了更高兴，我想我胜利了，感动人心，能让他们都想放女孩出去念书就是我要革命的目的达到了。所以我更努力的往好里做。他们叫和尚念经，我也出去磕头，开吊我也回礼。我想我虽然不赞成这样做，我先让一步小事，以后劝他们才劝得动呢。若是闹翻了反倒说不听他们了。
到了六七四十二天的时候，应该由女儿家送酒席和饭来上祭的，因我没有嫁，大家提议说让四妹妹家来上祭(四妹是五叔家的)。我不肯，我说让我自己来做一桌二十四样孝席上祭，大家一听了哄堂大笑。(中国办丧喜事时，几十天内都有亲戚住在家里的，每餐八个人或十个人一桌的饭总有三四桌人吃，所以中国红白事在这个上面不知要花多少钱。）大姑母和一个本家舅舅嘴最尖，说，对了，你做的菜只好请死人吃，并且你父亲爱你，一定不会怪你的，不好吃也会觉得好吃的。我也不响，就和二表姊、四表妹三个人到街上去买菜。他们说我是孝子不能离开孝堂的，写一个帐叫厨子买去吧。我一想那可糟了，西洋镜要戳穿了，有些菜我也叫不出名字来，如何开单子呢？我自己去看见了就可以买了。(我向来不大记东西名字的，所以我现在在外国也是会买不会叫，我丈夫总笑我对卖东西的人说给我些这个，给我些那个就是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给麻衣脱了借了表姊的一件白夏布褂子，穿了表妹的一双打球鞋(因带孝去了麻的就要穿白的)，叫了三辆洋车就上街买东西去了。干的鲜的买了三十多样，拿回来就上厨房，叫表姊表妹只帮我洗，不要告诉我别的，看我做好了。忙了大半夜和第二天一上午，有些菜从前吃过不会做的，我就换一个法子做，味道倒是一样。例如素鸡，是要先用水给干豆付皮泡湿了再用布给他包起来煮些时他就并到一块，绞了一个长园条子了，再切的一块块的，再加作料煮。我不知道那样做法，我就给干皮子放在锅内用水煮软了加作料，结果也一样好吃。我再用这个加那个，那个加这个做出一大些叫不出名字来的菜，像发明Chop suey样的，可是都很好吃。本来一桌二十四样，结果我做了三十三样，每样又多的不得了，上祭时本来我母亲和弟妇都要哭的(这一点我可不能照例办了)，她们看我忙的起劲也不哭了。上过祭以后大家都来尝尝，非常的好(上祭菜本来大半不煮的，可是我给样样都煮好了)。结果我母亲忙的分菜，一共分成四桌，全体坐下吃着夸着。大姑母第一个佩服倒了，从此只夸不骂了。最高兴的当然是姨姨。这一次可以算是我在日本研究做中国饭的第一个结果。
过了两天，我提议要回北京办医院，我的意思我和贯中先回去，等有点进展了，再接母亲他们去，并且老家内不要出房钱。我母亲一定不肯，说她自己还有点零钱，弟妇手内首饰不少，就是我一年内无收入也可以对付过去，可是一定要跟我一同去，绝对不住南京老家里。大伯也要接姨姨，三哥也要接三嫂和他的女儿，所以我们又是八个人上路了。两天到了北京，大家就分开来住了。因为我不愿意我母亲和贯中住在一道，久了一定会闹的，我也不愿家里人干涉医院的事，所以我母亲和弟弟夫妇住大伯一道。
有一天我和姑母家大表哥谈到我父亲的经济，因为大表哥是跟我父亲在海宁做会计的，我问他到底父亲有没有钱？我并不在乎要，我要调查清楚。他说父亲临走时同他一道到上海浙江兴业银行提存款一万五千全体现款，九千带在身边内背心口袋内，一千买了二十两金叶子，其余买了好些女人用的首饰，二千留给母亲了，并告诉大表哥不打算回海宁，拟给我房子买好后长住北京(以后这件背心找到了，空空如也，可是口袋还在)，所以他一到北京就去找仲衡哥哥(本家哥哥)。这笔大款若是在路上失落我父亲到时不会那样高兴的。到他家去了回来时还说有点东西存仲衡处，会馆恐不谨慎。我以后问仲衡，他就说只是金子而已。并且丧事办的极阔，无钱他何必办那样好呢？我姊妹中三哥和我最好，他就是胆小的很，不敢多说一句话，以后总叫我不要近仲衡，并且他告诉我，他疑心仲衡，以后少近他为是。不过医院快要开了，好些事情还是仲衡来帮忙啊。
第二十九章 开森仁医院
在这两个月中，我们就忙着办医院的事。仲衡非常热心样样帮忙，每天来我们住的地方一次。样样出钱的事都是他出的，只有定医用器具和药是我们另借的款。在中国那时开医院，非本院有药不可，否则外面很少西药店会按着处方可以配药的。两个月以后，医院就开张了。
医院名字叫森仁医院，上文已略提过。森字是林贯虹李贯中和我的杨三个姓都有木字的意思，又是三个人同志学医的，所以用这个字。第二仁字是林贯虹已死，只存我和李两个人了，所以是二人，两个字合起来又可以说将来树立医道上的仁义发展像森林那样广阔，这是我在回国的火车上想起来的。这两个字在一道人家看上去可是有点像日本人的名词，但是日本并没有这个姓名。
森仁医院是在前门内西边一个绒线胡同内。请执照时须有一个院长一个副院长，我就填了我和贯中两个人的名字。我们有两个看护，一个洋车夫，一个女仆，一个跑街的。我问电话局想要一个“606”的号码(虽然我们与这个药并没有特别关系)，但是没有要到，只要着了一个“南局706”。
医院的地方有两排四进的房子，正房从外头数起是接待和诊查室，处方和配药室，再是医生寝室，最后是厨房和用人地方。跨院二进小一点，大部分是住院的病人用的。
医院开张后病人非常多，大部都是政府各部的人员，和家眷，我们虽然只定收妇产科和小儿科，可是人托人的都来了。其时女医生很少，有的也都是教会的，忽然来了两个青年中国的女医生，而又独立开了一个医院，谁都愿来看看(就像后来我的食谱初出来时，波士顿闹的热闹的很)。北京城内哄动一时。闻说是两位小姐开的，无病的人也花一元挂个号来看看，或者由人托人的来拜望。中国的事就是这样，你不能说我们定好了诊察时间一切人来都不招待，并且刚起头办个事业，更须要多少人知道才能创开出去。也不能像美国广告式的宣传方法做各种事业的宣传，而中国主要是要靠人与人往来上的宣传，所以只好一一招待他们。结果弄的一天到晚客人比病人多。
中国还有一个风气，生意不照生意做。熟人来看病的，你不能照规矩开帐，而病人也不愿照帐付，情愿送礼或请酒，花的钱比照规矩付的钱还多；再不然你给他治好了，他们医药费不给，可是用一大些叫花子队的吹鼓手大吹大打的送一块匾来挂上，以为这是最恭敬的给你宣传品，可以使别人相信你。结果我们领情不得实惠外，还要自己花不少钱去开发酒钱。总归一句话得其名而不得其实而已。那时北京协和医院还没有扩充，在预王府新造的医院还未造成功，而我们又是中国女子自己开的，所以一般人非常的表示欢迎和恭维。可是也有危险的地方，因为我们一个年轻的女医生不比男医生，所以每次出诊我总带一个男听差两个女看护妇一同去。有时半夜三更的忽然来一个电话请往诊就得去，也不知是何种人家，只得提心吊胆的去出诊。有一次最使我害怕的，就是在南苑的一个吴团长，在天亮五点钟的时候，忽然派了一辆汽车(那时北京的汽车不多)四个宪兵来，打门，并且打的急的不得了。看门的开门一看吓了一跳，叫着进来说，不好了，宪兵司令部来捉人了！一叫给我叫醒了。我一想那几天我并无危险的病人从我手内治的，不会出错事。我告诉听差的，叫他们在前进房子招待室内等一等，我自己就出来。他们还是催的不得了，听差的因吓的缘故也听不清他们说的什么，只知道叫我快去。我一面穿衣，往前走，一面偷偷的叫看护妇到隔壁去叫一个警察来一同去问他们。我们医院旁边就是一个警察分局，日夜有巡警在里面的，也是仲衡哥哥叫他们特别注意保护我们的。医院有一个旁门就靠在他们窗户边(那时北京常常有绑票的)，所以他们一听见就从旁门进来了。我正等着一道出去，见宪兵问是什么事？宪兵一看见我有警察跟着，大笑起来了，说我们不是办差的，是来请杨大夫看病的。我们吴团长久仰杨大夫是国手，所以我们太太昨天夜里一病就打发我们来请，特为从师长那儿借了汽车来的。我就问他们太太什么病，他们也说不出来。不过我想做此官行此礼，不能说下去，就匆促的洗了一个脸带了两个看护妇又带了一个警察一共八个人，就到南苑去，并交代李大夫若是多少时候不回来，就告诉区里查有没有吴团长这个人。我现在只得冒险去好了。到了南苑在营房旁边一所房子大门前停下，我心里放心了。进去后吴团长亲自出来接我，进去一看他的太太睡在床上，我去诊查过后一点毛病没有，只胃里瓦斯膨涨而已。又有了五个月的身孕，我的意思吃点药就可以了，他们一定要打针，觉得打针好的快。这也是在中国行医的一个怪现象，有的地方是要依从病人方面的要求的。等到他相信你以后，你说什么他都听了。我当时只得给她打一针，一下就睡了。吴团长还不放心叫我走，又拿出早饭来陪我吃。半点钟后这位太太醒了，说好了，马上走出来对我又是作揖，又是鞠躬，说这简直是神仙嘛，真是手到病除，过一天送匾来。我真又好气又好笑。我告诉他，你今天早上吓了我一大跳，不知还是我犯了罪，还是你们是绑票的。大家大笑一阵，又用汽车送我回来了。过了一个星期又请我到饭馆吃酒席，两桌客人，恭维我的不得了。等了一个星期又送匾和两抬箱礼物，结果我花了十几块钱的赏钱，他可没有付我一个钱的医药帐。车夫看护等他们倒赏了二十元。所以我听说，生意茂盛，本钱干净。平常日子医院病室也总是满满的人。
正在热闹哄天的时候，我家内又出事了。不是我的弟妇有孕了吗？她快生产了，她从到北京以后，总是愿死愿活的闹。自然了，一个新娘子那些新衣服都没有穿，现在天天来穿麻衣和白布灰布衣多么难看，又不准擦一点胭脂粉什么的。有时不高兴叽哩咕噜的，我母亲就说谁叫你命不好，给公公翻死了？(中国老式说，新娘子进门三年内有亲人死了，都是她翻的。)不然你是一个独子媳妇多快活！这些等等的闲话说她，她虽然不敢回嘴，可是一天到晚不高兴。我因看她们的是非多，我就不常在家里呆，每隔一天去走一下四五分钟就回医院了。病人送我的东西我总带点去给她们吃用。
中国有句俗话说家里人不治家里人的病，所以弟妇的生产我就定了北京教会的妇婴医院看。我平日告诉她注意头生，少吃大油腻洒菜，她都不听。叫弟弟带她到医院去查，她也不去，我自己忙，也问不了许多。到要生产的前一个星期她忽然大烧大热的重伤风起来了。以后闻弟弟说是第一天忽然冷起来了，来不及做棉裤，就拿了一条红绸的棉裤出来穿。我母亲看见了说，她带孝怎么穿大红的呢？翻过来穿里子好了，弟妇又不肯。大哭大闹，就给棉裤脱了，一冻，当夜就伤风。并且满床的乱滚要死要活的。我那几天正忙，隔了三天回去看她们，看她已经支气管炎，很利害了。听腹内小儿心音已弱。劝她入医院，怎么也不肯，请医生来也不肯，不要西医。我就请了翟绍衡来看也不要。她回我，姊姊若是给我送医院我就寻死。我母亲和弟弟又再三说是因哭闹的缘故，所以喉咙哑，又是病。我气极了，我说死了我可不管，我现在开产科医院，家内产科先出事，无非害我的名誉。我就气走了。
当晚姨姨来说她们的事，实在不好管，每晚大吃大喝酒，总口口声声的闹不要活了，我看非出事不可，听说小儿在腹内已不动了。第二天早我就赶回去，一听，小儿已死在腹内了，就给她的哥哥和叔叔叫来，告诉他们的危险。第一须入医院，第二小孩须取出来。我又叫了翟大夫和妇婴医院的张(女)大夫同诊。他们和我同样的说法，但是她家和我家没有一个人赞成，说你们外国医生回来的总是要动手术什么的，听其死活不准动。第七天大人已肺炎，肚子又痛，小儿头在门口不得出，结果还是我自己给他用钳子钳出来的。小儿都浮肿大了，大人心脏弱到极点；李大夫连给打了两针强心剂无用，只半小时就死了。我觉得又可怜又可气。看弟弟也非常可怜不便骂他。可是我母亲不可惜媳妇，倒可惜孙子没有活，伤心的不得了。
弟妇死后第二天刚入殓，我母亲忽然又发喘病，叫我回家，对我说弟弟要回到五叔处(他的生父)，叫我不要让他走，等她自己死后，再让弟弟走。又关照我她自己将来一定要和父亲合葬，说弟弟样样事要听我的话等等的话嘱咐我。我听完了就想总是一时看见如此不顺的事接踵而来，所以这么消极。下午我回医院治病人，又遇到一个难产的产妇守到晚上七点又回家看一次，看我母亲忽然样子都变了。大伯对我说，快预备后事，一二日内会出事的，并且中国规矩不能两个丧在一个门内，赶快给弟妇的棺材出出去，再抬我母亲的空材进来。弟弟非常伤心，想弟妇才入殓就抬走，于心不忍。因为中国规矩以停在家内为好，就是表示不忍给死人就难的意思。所以父母之丧最少须停在家里七七四十九天或一百天才出棺材呢。小丧(就是青年死的)一七或三七。三天就抬出真算惨事，不过这又是规矩不得不做的。我也想到弟妇一生非常的苦，三岁无母，五岁无父，由伯母带大，十八岁嫁给弟弟以为一个独子可以非常自由，不想嫁过来只五个月，我父亲就死了，我母亲因此又不喜欢她了。夫妇虽好，而弟弟还不能独立，和我总是客客气气而已。因此只半年就郁郁而死，死后又匆匆的抬出去，我也觉得伤心，所以弟弟和我商量七天再说吧，母亲不见得一两天有变的，心脏虽弱因为向来是弱的。岂知薄命人总归薄命，到半夜十一点我和弟弟坐在床面前谈天，我母亲有时还加一两句。没想到她忽然笑了一声就断气了。
我其时多少事须我办，虽然伤心还有急务打岔。最可怜的是我弟弟，我们虽然都是过继的，我因在外多年，还不觉得。可是弟弟一直随母亲的，母亲的爱他也胜过别人家亲生的，所以也给她惯坏了好多习惯。现在忽然慈母爱妻三天内都死了，他的伤心不言可知。但是他胆又小，怕的不得了，总站在我背后，一点不肯离开我。
照中国规矩孝子须睡在棺材旁边，他又要我陪他一道。我们两个人，又没有多人替换，把我急的革命思想又发动了。我对弟弟说，我们两个人只要良心上对得起父母，我们何必在形式上假做这些无聊的事呢？父亲死时因恐母亲觉得我们是过继子女不孝，现在母亲已死，不必做给别人看了。我们两个人白天自己管各样事，晚上回到医院去住去，上祭出棺材时再穿麻衣，别的时候我们穿黑衣好了。我给弟弟做了一件灰布棉袍子，黑布马褂，我自己全黑的。并且我天天还要到医院治病人，有多少病人是我负责任的，我不能半中间不管。弟弟非常赞成，可是他不敢说。我说不要紧，三天成服时我对亲戚朋友们解说好了。到第三天到了有七八十亲戚朋友在座，我就走出来对大家解说清楚我们目前的困难情形。并且我还引古人的话，生待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我们都照样做，可是无聊的礼不行了。我们两个人只照良心上对得起父母，大家若是苛求我们礼行上，我只得听其自然了。弟弟是我叫他这样做的，有错不要怪他，我以长子似父的命令叫他行的。并且我也无多工夫来守灵，弟弟也须赶快求学自立成人，才算孝顺父母呢。父母丧葬之事归我，弟弟学成后自己成家立业，我也不管，让他养成独立的习惯。所以我现在定了三七就出棺材。我们两个人各奔前程，才算不负父母教养我们呢。诸位亲戚朋友们赞成我的也是这样做，不赞成我们也是这样做。当时好多人鼓掌赞成说，三小姐快人快语，大有探春之风。因此好多我父亲的朋友送礼送钱的，都知道我才回国遭这种种大难。三七出材后我们一切照我所说的行事，几年以后葬父母是我做的，弟弟在汉阳铁厂内学成后，也是自己成家立业了，总算言未虚发。
第三十章 计划和打岔
第二年(一九二〇)三月间三哥从天津回来，说黎元洪听说我回国了，要看我，叫我到天津去一趟。其时我们也正想扩充医院，因为虽然有几间病室总是不够用，二则要盖一个手术室，因为中国旧式的房子改造的不合用。祖父的学生，陈正友、蒯若木等等都愿帮我的忙，造一个好好的医院，并办一个看护学校，因其时自愿到我们医院来做和学看护妇的已经有八个人了，而同时还不断的有人来问愿来学习，所以一般人赞成我们同时办一个看护和产婆学校。我想黎来找我去，正是一个好机会，找他发起这事。他那时已不做总统了，可是对这些事上非常热心帮忙发起。所以二月十九日我就和三哥同到天津去。一到他家看门的对我们非常客气，就对三哥说是不是三小姐来了，总统和太太都记挂呢(因三哥常去他们家也常提我)。他说带我们到后客厅里去看黎婶婶。我一看见她，我很诧异她只穿了一套黑洋缎的衣裤，还是十五年前在武昌看见时一样的，一点不像做过总统夫人的，样子举动都未变，只胖了些。见我就问长问短的，说你叔叔外面有客一下就来了，他常念你呢。只十五分钟，忽然有一个人在我背后给我两个眼睛蒙上了，我问是谁？大家笑起来了，后面一个湖北黄陂口音的人问，你还是那样淘气害人吗？我知道是黎叔叔了。谈了很多的事，他问我将来的宗旨在什么上？我说我的目的不仅止行医，我想办医学校和训练看护妇，但是不是一点力量可以做成的。他问我如何计划，我说公家的事一时组织不起来，还有多少外行人在中间干涉，我不要。我愿意少数私人发起，组织一个董事会，捐点款，除医院外，开少数女医生和看护班，但是医院要有手术室的设备，X光线，和细菌检查室等等，成功一个私人设备完全的医院。黎笑笑问我打算须多少钱办呢？我说最少十万八万，他又笑笑说，好，你去写一个计划书来，还要多找几个有名有力的人一同发起，我总算一个，可是不要半途而废。我回说那末黎叔叔现在应该答应他们做总统，因为革命尚未成功呢。(那时正有人运动他做总统，他不肯。)他大笑说还是这样快嘴，两手抱了我半天，外面催了两次来人了，他就出去了，临走还回过头来说，我帮你。
我在他家吃了晚饭，又到别处去看了几个人和铁路局接头每两星期在他们那儿看一天病，就借了我一个表弟家一间房子做诊疗室，当晚就回北京了。医院虽然有两个医生，可是李贯中从来不管产妇科的，我弄的一天离不开，所以每次到天津总是匆匆而去匆匆而回。(从前到各处去的太多了，我现在一听要动我就怕了，所以后来《食谱》出来以后，各处要我去演讲，我怕又像从前行医似的了，常常连吃一顿饭的工夫都没有。)
到了夏天正遇皖直战争事起来，北京关了六天城，在这时可是一个病人也没有了，城里也没有菜卖了，鸭子反倒只卖四毛钱一只，因为填鸭的食没有了。北京这种鸭子，不是像平常的鸭子喂肥的，是养到相当大的时候就不管他吃不吃食，每天做好了食团子往他的口内填进去，又不让他走动的多，所以长的肥胖胖的，不短老粗(人若是只吃不爱动而肥胖，我们就叫他是“填鸭子”)，可是停一天不喂就不好，两三天不给喂就死的，所以他们只得折本卖了。还有大茄子多的不得了，四个铜板一个，还有西瓜便宜，也是因有存货而不能多留，并且不是必需的食物，那时人家都不买了。因阔人都早到天津去了，留下的都是穷人，只顾三餐而已，还有谁来吃零食呢？那么我们好了，终日吃鸭子，茄子、西瓜就吃的不停。还有平日病人送的东西我们放在一道，几个行医的人无事就坐到一道吃和闲谈。
我这个人是闲不住的，闷的不得了，膀子上绑了一个红十字布坐一个洋车去看伤兵去，因为内务部发给我们一个红十字旗子，所以我们可以到前门车站接伤兵去。看见满街都是伤兵我就和他们闲谈。正想叫他们抬些到我们医院来，看见中央防疫处的人在那儿忙着抬人呢，严智钟也在那儿。他一看我就很凶的问我，你来做什么？我说来救伤兵的。他给我拉在一边低低的对我说，你真胡闹，这些无知识的兵，你怎么可以弄到你们女医院去呢？快回去！我翻翻眼睛看看他？我觉得他为什么可以干涉我，和看不起我们女人呢？他觉得了，说你要服务可到我们医院来，绝对不能让病人到你们医院去的，快回去，或跟我们一道走！我不睬他，我就回来了。等了一下子金宝善来了(后来的卫生部长，其时在中央防疫处跟严做事，是我们同时在日本认得介绍给严的)。他说杨大夫！严先生恐你生气，叫我来解说一下。那些兵胡闹的很，你若不相信可到我们那儿去看看。我说我也无所谓，因为我这几天无事做，觉得无聊的很，既有能救人的事，何不去做做呢？不能做我正好休息休息好了，过一天再到你们那儿去看好了。隔了两天，我和李庞三个人一同去参观，真是可怕。有的睡在床上的，有的躺在地上的，大叫大骂的粗话不绝口，地上弄的一塌糊糟，东西就往看护妇脸上丢，换绷带时有点痛就用脚对看护医生乱踢。严金都对我笑笑，我也回他们一笑，我知道我几乎惹出大祸来了。(可是后来几年的兵大不相同，文明的多了。)
在这以后一个半月内都无多事，我和李贯中两个人可有机会计划请人发起筹款和扩充医院等事。严金他们虽忙，有时也常来我们医院内聊天，也给我们想想办法，打算找这个找那个的。严的父亲严范荪，也是当代的名人，也打算请他儿子去找他，还有江苏督军齐燮元是贯中父亲的熟人，由贯中去。熊希龄是我父亲的朋友归我找，还有蒯若木，林丙南(就是“九哥”)、柏文蔚，他们都是由我找。这些人都答应了，只齐须李贯中亲自去一趟。事情将有头绪起来了，忽然一个我一生内的大变迁的事发生了。这是我计划的大打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