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的下半年，元任估计他的五本书在第二年的上半年大约全可以写完出版了，所以就去请了谷根函特别奖金打算三五个月的工夫再去环游地球一趟。欣赏旧游之地和看看各国的变动，并且最要紧的还是拜访一些老朋友们。因为这几年来一班老友们非退休，即已故去。元任还有一个目标就是他打算编拟一套中国的《通字》，希望到各处去访问一些汉学家，征求他们的意见。最希望的就是瑞典的汉学家高本汉。但是知道已经退休了，我们是打算九月间去，不知那时他还是在城里的家里，还是在他乡下，还是仍每日到公事房去。(因为欧洲和中国差不多，退休后的教授，并不离开学校，仍有他的公事房，并且更欢迎老年学者常常做顾问等等。)所以我们早就先去信问他，他很快的回信欢迎我们去，并告诉我们，他仍在大学原公事房办公，每日还去那儿。因此我们还邀了柳无忌夫妇两位和陈晓六大家去看他。二月间得着谷根函奖金批准，就定九月初动身。(可惜时间太晚了，柳太太须办公不能去。)并托了朋友定好了旅馆，又定好飞机由旧金山飞纽约，再飞巴黎，预备当日转瑞典。没料到动身前两星期忽接到高本汉的书记来信说，高先生得中风和心脏病发作，非常严重，虽然不是无望，但是一时不能见。我们虽及欲一看老朋友，但既不能见面，只得感叹和祝他早日康复而已。后来我们到了丹麦京城哥本哈根打了个长途电话给他，他那时已能起来(只限制一分钟)，但不能见客，听他声音倒还好。
我们两个人在九月五号由旧金山动身，还只得直飞巴黎停留下来，因丹麦九月十八日开北欧亚洲学会的成立会，元任是被特别请去开会的，所以我们只得在法国停下来等十天，不然须往来几趟冤枉路。我们巴黎住的旅馆是由陈省身介绍的，因为定迟的缘故，只可住六天必须另找旅馆。我们以为高潮的旅行季节已过，以后几天总可以找到旅馆，只是价钱贵一点就是了。那知以后因此上了一个大当，再详细说这个给大家听听，免得别人再上这种当。这个倒不是他们欺人，而是我们自己没办好。从前到欧洲去了三次都是让旅行社给各国的旅馆定好了的，一点没发生过不便当的问题。这次以为只几天，一定无问题了。我们到巴黎第二天一早就赶快打电话给各处的老朋友们，也没料到多数离开到别处去了，只有从前哈佛燕京学社的主任叶理绥在家，因为他两腿受伤不能行动坐轮椅走路，所以还在家中。听说我们要去看他，高兴极了。到他家坐谈了半天，他的精神很好，也很健谈的，并看见他的大儿子和孙男女们。我们怕他要请我们吃饭，所以我们去时不敢带东西给他们，因为每次到法国他总请的。所以第二天我们才买了水果送给他，同时说就要离开巴黎，下次来时再来看他们。他很高兴的说再见。
这次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清闲过，一无事事，终日跑到歌剧院前(Place Opéra)一个出名的咖啡馆的路边桌子旁坐下看往来的人，但是很少女人穿迷你裙和头发卷起多高的来。有一天我对元任说我来做一个调查，花它半天时间记一个比例，你随便去做你的事。但是不要半天已经有个大概了。我从下午两点到三点半，那时人出来最多的时候，我数了一百三十一个女人，都是膝盖止，大衣也是如此，头发也是有的一直到颈子，只给头发稍稍卷了一下，有的从头顶卷点小曲线或几个大曲线而已，并无奇形怪状的样子。忽然有两个十七八岁的女孩走过去，是穿的迷你裙，我只听了一句她们说英文，我安心走过去拦着她们问，你们是从英国来的吗？因为我不久要到英国去，所以打听打听一些事，而她们回我说从美国来的，一口美国音的英文。我就对她们说了再见。(以后在英国也看见女孩予的裙子和头发跟法国一样。)再打听，她们说那种迷你裙等都过时了，而美国还正时兴呢，可想时装还是由法国起头流行到各处去的。
我们在这个旅馆住了六天，以后都有人定满不能再定了，托他们打电话找也没用，我们就找到从前元任在联教组织开会的那个乔治第五旅馆，也有人满之患。我气起来说美国政府说要节省外汇叫人少在外面旅行，这些旅馆人满之患，一定都是美国人，我来写一篇文章在美国各大报去登登这些情形。那知以后一细打听，并不是美国人占第一位，而是日本人。最初还不相信，以后到各国去打听也是如此，常常两三只包的飞机同时到，都是他们的，并且各机场内，一走进去都一眼就看得出满满的日本人，因为他们有定型的标记，每个人身上挂一套照相器具。
我们在巴黎使劲找才找到同街对面一个小门的旅馆，因为我看见有人搬行李进去，我就走进去试试看，那知一问他们就有空房，还问我要不要窗户对Place Vendome？我说当然好了，可是我们要双床，和有洗澡房的，也没问多少钱一天，是什么旅馆。回到原住的旅馆告诉他们我们自己找到了，管事的问我在那块儿？我说就是对面那个小门里。他笑笑说那本是我们同一个东家，他们房价可贵。我说再贵也不过一倍，比没有好点。管帐的说早知你们要，我们就给定了。搬进去一看房间可真不错，高兴的很，并且由这个旅馆搬到那个旅馆的行李等等都是他们两面人自己拿过来，一点不用招呼他们的。到电梯口一看每一个升降机门口都有穿礼服的伙计伺候着。我同元任说这个旅馆一定价钱很高。他说反正只有四天(同我一样的意思)不管多贵也总比没有的好，大约因这个地方贵的缘故，所以才有空房间呢。住定以后我们再去问价钱，可不是四十五元美金一天吗？第二天早起起迟了，叫饭到房间来吃。一个穿早礼服的男仆，推了一张四个人的圆桌进来，桌上二十七件镀银的很大的器具。我想他没弄错吧，我们没叫什么东西，只每人两个鸡蛋，两条早餐的小肠子，和两条炸干火腿，为何这么一大桌子器具呢？问男仆，他回我们是那些东西，并没加别的。我打开一看真可笑极了。肠子炸干只得一寸来长，火腿也不过一寸半长，而器具只有可以装一只鸭子大小。四个鸡蛋也是小的可怜。我对元任说人人都说法国人摆排场一点不错，再一看签字单子是等于九元美金，再加一元小帐十元。就是美国大旅馆里早餐也不过三元半到四、五元。(我们因为注意了钱了，所以根本就没看帐单上旅馆的名字。)可是法国早餐面包给的真多，我和元任两个人一星期都吃不了那样多。一下成中英来了，他说你们这个旅馆真讲规矩，电梯口有布告凡出入这个旅馆的人，必须有领带和穿洋服的上身。我们说我们还没看见呢，因为赵先生总是衣冠整齐的。我想告诉他这里早餐真贵，午晚餐更不用说了，我们到外面去吃吧。下楼我们对外走，成说为何不走大门近多了，我问那儿是大门，他就带我们从大门出去，我们回头一看，原来这是Ritz旅馆嘿，所以这样贵了。成中英笑的不得了，说你们都搬进来了，还不知道什么旅馆。我说我们是从对面后门进来的，只要有房间就是了，还问那些吗。中国所以急病乱找医生就是这个道理。只走了半条街，就到了最大的歌剧大戏院对面。我提议就在那个前面路边的一个饭馆带咖啡店内吃。成说很贵吧？我说我们来了吃了几天了还好，从前(一九五四年)和郭有守也常来过，那是一个老牌饭店，但是每次零零碎碎的吃下来每个人也总要五、六元美金一餐。
我还做了一个从来没做过的傻事。我们每天用钱总在出街口的银行兑换用，一天我看见最出名的大店旁边有一个金首饰店叫Burma，有很多好看的别针等等，而且并不是真金的。我想买点送人和给女儿们用。有一个人走过来问我要不要兑钱，第一天我说不要，第二天又来问，他说一块美元换六个法郎，照规矩只换五点二五。我算算打算买一五〇元东西也可以省不少钱。元任说换点看，法国向来有骗人的事，也许假票子等等。我又是向来身上总带一大些现钱的，拿钱时那个人看见了，再三说何不换一百元？我想总是要用的就换吧，叫元任拿着钱，我收他的票子总不会错了。他给我六张一百法郎的票，我点数是不会错，叫元任给他美金吧。拿到买东西店里算账时，拿出来一看，都是十元的！再出门去找人当然没有了。第一他给六张票子一顺拿着，钱数只掀开一半，第二他催快点，不要给别人看见了，这是向来骗子的方法，第三法国十元和一百元的票子一个样子，只角上钱数不同而已，他给折着递给我，我就没有匀开来看，并且连第一张我也没有觉得是十元的。可笑生平第一次受骗了八十多元美金。第三天成中英来了走在别的巷子内，也有人问他兑钱，我就对那个人说我受骗了，我要告诉所有的中国人和美国人不要再受你们的骗局，我知道你们都是一道的，那个人不响走了。所以我这次到法国想买点东西都没买，也省了到处查问的麻烦。还有我们虽然一些老朋友们不在巴黎可是大学总要去看一下，叫了一辆计程车去，那知道还没到大学前两条街就给封起来不准人通行。我们下车走进去一看简直不成样子，满街都是乱纸脏东西，学生们大都长头发“喜皮”样子，从书店架上拿一本书一看就往桌上一扔，也不还回原书架上。我们再往当日我们住过半年的旅馆，那知都被打的破墙半坍下来了。刘半农以前的住处全毁的无存，满目凄凉再也想不到巴黎大学门前变成这个样子。
九月十五号到丹麦，因为他们正在组织一个北欧东方学会，丹麦、挪威、瑞典三国组织的。元任是特别被请到会的。他们给我们定了很好的旅馆，一切等等都是由他们招待。到会一看三国代表主人都是元任当日的学生，丹麦的Egerod叫易家乐，瑞典的Anderson叫安吾乐，挪威的Henne叫韩恒乐，他们不约而同的中文名都有个乐字，还有其他很多的也是他的学生。我对元任说今天真觉得做教授的人之荣誉，真是一句俗语说弟子满天下了。六天的大会很有意思，只有一个中国年轻学者，由英国某大学来的，讲题是关于孙中山先生的死，而给死因完全造出来的，说的被人害死的。我想当众驳他，又觉得中国人当众大打起来了，而我的英文也不够打架的，元任当日又不在中国，无帮忙的证据能说，只得下了讲台，我很大的声音对他说你都错了。因为当日我在北平而和协和医院往来，知道其中的大略。照我所知道的不是这样的，除非医生诊断错了。(我深知中国人往往爱用惊奇的题目来使人注意。)六日中除了正式聚餐外，也不少私人的应酬。有一天丹麦的主人易家乐的母亲家请我们，又来了二十七种一面的三明治，这是丹麦出名的特餐，就是下面放一块面包，上面一大些牛肉等等没有面包盖着的。最后一次公共的茶点可真特别好玩，有七十二种吉士。我以为鸡蛋总是整的了，那知一吃蛋黄也是吉士做的！
六天后就飞英国，我们在美动身前承董浩云盛意，给他各国的分公司的事务所和可以住的地方都开了给我们，我们感谢的不得了。但是我们想有谷根函基金会出钱不好意思再揩别人的油。但不愿负他盛意，我们就选了伦敦和香港，因为前两次到英国旅馆都是冷得不得了，而香港又是人太杂乱，恐找不到好清静的地方，早听说他们那儿幽雅的很，上次没工夫去住，承他再邀，我们就答应住英国和香港两处领他的情吧。一到英国公司里就有人来接，住处也就在Hyde Park旁边，屋子也宽畅，全是中国家具地毯等等。但是住房在二楼，欧洲的二搂等子美国的三楼(中国大约也是欧化算法)。我又提了一个小手提包，一到一层就在楼梯上滚了一跤，幸亏没滚下来。到了睡房真是样样齐全，而房间大的不得了，元任又怕冷起来了。赶快自主的给壁炉煤气点起来，手提包东西也打开来放在桌子上，而下面徐太太叫喝茶。到了第一层(楼下)她又告诉我吃早点等等及茶水都放在地下室随应取用。我们觉得招待的虽然十分周全，可是我们这样年龄的人，每天须到厨房六七趟，如何能走这么多楼梯呢？两个人想想还是住旅馆好吧，随便可以叫人上来或我们出去，便当一点。就先打个电话给陈通伯，问问那些旅馆靠他们近的，反正我们没有目的随便住。通伯给打了十八个电话只找到一个可以住三天的，我们自己也找了一些大小旅馆，也只能住一两天。结果搬到Grosevenor House，三天以后又搬到通伯左进Swiss Cottage，是叔华给办的交涉，可以住八天。这个旅馆很便宜，连早饭只十五元美金一天，所以我们就每天请通伯他们两个人到外面吃中饭或晚饭。
有时两餐都在外面吃，我们静极思动，打算到二百多英里外横穿英伦岛最宽的地方去看罗素去。但是一打听，须换好几次车才到得了他那儿，就写信问他如何最便当走，他回了一个详详细细的走法，并且给半路吃中饭的地方都告诉了，表示极欢迎我们去，定了下午四点请我们吃茶。我们细打算一下四个人换车等等而最后一段也还要叫计程车，并且那地方还不一定有没有车，倒不如直接从伦敦叫一辆计程汽车去好了，走这么远的车不是街上随便可以叫的，须到一个公司去特别定的。一问须花六十多镑，合一六〇美金，因有二百七十多英里路来回。我们四个人一大早六点就由伦敦动身，在半路就照罗素叫我们吃午饭的旅馆去吃，那知菜样很少，我们叫了意大利面条，但是那个德国籍的司机不肯吃，非吃牛扒不肯，而牛扒也没有，结果他就吃了一杯啤酒而已。到罗素家已经五点了。一打门，一位半老的女人出来开门，九年不见我不敢就直接问是他的太太不是，只得客气一下说你是罗夫人吗？她当时就回我是的，因为我瘦了赵太太你认不得了。请我们客厅坐。罗素本人胖了，可是站起身来没有当日便当，须两手撑着椅子才能起身。自然了，已经九十六岁了嘛。我们四个人七十八十的，都觉得变成年轻的人了。他太太亲自沏茶出来。罗素还亲自站起来给太太们倒茶。两位先生就由他太太倒茶。我对罗太太说，有没有什么三明治等东西，因为我们开车的还没吃中饭呢。她说好，我去弄点。一下她端了一大盘点心面包、火腿等等出来给他，样样都是亲自拿出来。我想他们也许没有屋内用人了，或者是放假期间，因为样样都是自己动手。坐了一点一刻钟，只好起身回来了。罗索谈虽然的不停，多半说到四十多年的事，偶然谈一两句政治，可是都是我们无法回答的。他并不偏着那一面，说的都是很客观的话，因为我们不知切实，不好对这个大思想家乱回答。我们正要动身回来，那个司机先因不知我们拜访的原来是罗素，赶快的跑到他面前拿张纸要他签一个字算送他太太的礼，可知一般英国人还是对他恭维的很。临走他们夫妇两人站在门里一直招手依依不舍的很。我们九小时开车去，九小时开回来，那司机已经疲倦的很了，我一路当心出事，就想法和他乱搭，以后看他有时两手竟离开了驾驶盘，我就叫元任注意转错了弯，因为元任就坐在前面跟司机一排。通伯和叔华还觉得我对司机太好，不知我们四个人的性命在这个危险中呢。半夜三点才回到伦敦，我真大喘了一口气，以后我对他们说，不管任何人一天开十八小时总是累的不得了，你们自己没开惯车的不觉得开车人随时可以迷睡的，就是一两秒钟也是危险出事的机会，非得有一个人在旁边打岔，不让他睡，否则我们五个人随时没命了。
在英国住了十天，元任负责的事只给BBC广播电台由陈小莹作访问的谈话，说了一次谈话用的国语，因为是向远东广播的节目。这次我们的日子不多，连剑桥、牛津都没有去，因为恐惹出一大些应酬演讲等等事来，这次的目的真想就是游览和看看些老朋友们而已。前三次到欧洲可是都没到意大利去。这次我们想一定要去一下了。在一九五四年本打算去的，到意大利领馆去请签证以前，在宴会上遇见他们总领事太太。她是生长在上海的，同我们以前就认识，她半玩半笑的说，“赵太太，我们不让你七月到意大利去，请你务必在九月以后再去，因为夏天各处都不干净，以后你会在游记上都写出了。九月后天凉点，气味等等也都好点。我们交代在驻英的领事馆里给你们签证好了。”那知我们真的就算了。因为到九月我们第三个女儿已经回了美国，那趟是她考完博士的预试，我们给她奖赏到欧洲去玩的，她因八月须赶回来教书，不能去了。她走以后，我们两个人在巴黎住下就懒得再动。所以这次是一定要去一趟的。
这次坐了英国飞机只两小时就到了罗马，并且知道各处旅馆很难定，就早托董浩云先生的船公司里的沈骅先生给定的，因为想他们全球各地都有分公司，一定知道的很多，所以托他定了五天。又因以前加州大学的意大利人物理教授Segre和我们谈过，若到意大利应该只细细玩一处一个城，不要一次玩许多地方，那只是走马看花而已。所以我们只打算看看罗马，也因为还要到别国很多的地方去呢。第一次去看教廷的大教堂，真是壮观，不愧是一个全世界出名的教堂。又去看Co1iseum可给我大失望了，因为我们在电影和照片上看的都觉得是一片大空地或山顶上有这么一个大出名的古建筑物。没料到是在平地上，而周围都是新建的柏文式的住宅，再加公路也围绕着，想找一个地方照相都难。里面倒是还有一点老样子。在附近的凯旋门边想法子照了几张照相，可是街对面柱子上就有大的Pepsi Cola广告，所以若是保存古迹，应该留出美观的地位来，不管怎样小的国家或地方，都不应该破坏周围的环境。当时我还想到这次到台湾去，也希望他们利用岛上的风景来建筑房屋等等，不要只顾地方的发展及大兴工程而不管一切来破坏原有的古迹。意大利的出名美术馆，因误听旅馆的告诉刚刚给时间错过。因为他们还是用大游览季节期间的时刻表摊在柜台上，不知我们到时已过，而改了时间了，因此使我们错过了没看到。第二天又须离开罗马，只希望将来有机会再去看吧。
从罗马到香港是坐意大利飞机，经过希腊、孟买、曼谷和越南。在那三处都停留一小时左右，我们因为没打算下去玩，所以只能在飞机场里看看，但是飞过南越就飞的很低，下面什么都可以看见，大约是让地面上可以看得清楚是商用飞机，但是没有停留就穿过去了。经过南越后忽然向南飞，不敢经过海南岛，兜了一个大弯再向北飞到香港。从头一天下午四点半起飞，到第二天晚上六点到香港。虽然是二十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十八小时，因为当中有十小时的时间差别。
一到了香港，我的左脚还没有下飞机就有一个人来照相了，我问他是谁，他说他是胡文虎报馆里的人。我们这次旅行并不是一定要秘密，但因为每次都是事务太多，除了要办的事务和应酬以外，差不多从来没空看看地方和玩玩，所以这次打算一处不预先通知大家。没想到元任又做了一个外行事。到香港以前，他想离开大陆三十多年了，不知他们的国语变的怎么样，想找几个才出来的人录音，比较比较。又想由我们私下找，或许有人说我们和大陆出来的人来往太密，所以就找了美国领事馆的文化参事，是他以前的学生，叫他找两个才离大陆的人来谈谈。又没料到他们要表示对老师的欢迎，就预先定一个日子请了八十多人吃鸡尾酒。香港有多大呢！差不多我们的熟人都请来了。还有好玩的事，报上大登我们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的佳宾。其实我们到时李卓敏还不知道呢。以后各报转载起来，自然闹的满城风雨了。
可是元任有一点满意的地方，真的找了两三个大陆出来不久的人录了音。这件事可给周法高夫妇忙的不得了，每天过海来帮着录音，所以又是除事务外就是应酬。我就和元任大吵，我说我嫁了你快五十年了，各国都去过，也还绕地球过几次，可是从没有消闲游玩。只上次(九年前)到台湾，蒋梦麟异想天开的用两辆车同我们到台中台南玩了一下。虽到处也有麻烦来，幸亏他都替我们谢绝了。最好笑的我们在台南刚到旅馆，三个人坐在走廊上，成功大学来人要看赵先生，并请讲演，蒋回赵先生现在不在这儿。其实我们一排正坐在那儿，我也不敢笑，因来人并不认识元任，这一次算是好好的玩了几天。我骂元任事务和玩，总是混在一道，我觉得不高兴极了，别人还羡慕我的不得了呢。元任听我骂只得不响，因为都是事实嘛！
这次到香港又是如此，有时和周法高太太两个人在左近走走，也懒得去看铺子，倒是李卓敏太太和袁伦仁太太两位带我去玩了两次，买了一点绸料子和四双鞋，元任做了两套衣，但是工料比美国差不了多少，材料可好多了。听人说到香港若无本地熟人带买不到好东西的，价钱也会上当的。我幸亏是她们两位带着买，和叫裁缝做，所以合意的很，也不贵，免得带到台湾出入口还要上税呢。还有台湾工钱也不便宜。
在香港还遇到一件凑巧的事：中文大学六月间学生毕业，发文凭和正式的仪式要到十月十一日，我们在那儿被请自然去了。到香港前我有信给李卓敏说我们想看看唐星海，因为有点三十多年前的小事和他提提，就是当日我们和梅月涵到无锡去玩，住梅园。唐带我们去看他一块地在太湖边，几亩在山上，中间公路，前面还有几亩稻田靠湖边，他先给了宋子文。宋没用，说可以给梅和我们。我们本打算盖几间小房子，有时可以去休息住住。计划被陈衡哲听见，他说你们都是得了没有花钱的地，我也去盖几间。月涵和元任一想，我和他两个人都是爱争吵的，若是去林假，只听我们逗嘴，多没意思，所以暂时打消进行的意思。前些时梅太太在台提到我和月涵在山上头照的相，闻我们大家买了些地，他给南京中山陵领的官地和这个混到一起了。我就详细说给他听。南京地是官领的，每一户三亩，不能自由买卖，现在提不上什么了，就是将来回大陆情形也要变的，太湖地更可笑，那是人家口头送的，但是我得和地主说清楚我们这大年岁也无精神特别的去休假，现在终日可以休假了。这回事现在须从我口中说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不然万一将来小辈拿照相为凭，问我们子孙们要产业，那才可笑呢。
这次闻说唐在香港，所以我们愿见他说清，并希望看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知唐给我开了一个大玩笑，他在开鸡尾酒会的大早上送来一朵紫红的外国兰花带在衣襟上。在他是照规矩的恭敬我，可是在我可大受罪了。因为所有的太太们都未带花，我带了这样一朵大鲜亮的名花，一定是一位女主客，俨然是个“VlP”了。在一个很小的厅里，九十多度，一二百客人在里面走来走去的吃鸡尾酒，人人都来和我应酬一下。两个多钟点我嘴就没停，而又热的汗流夹背，我又不绝大口喝烈酒，又无凉水可喝，真是受罪极了。看见了唐一下，我对他说你真害人，他也莫名其妙，我也无工夫解说，生人熟人乱七八糟的谈了一大阵，到吃饭桌上才缓了一下气。但是在桌上也还要少少的说点话。以后一同回来在路上我告诉他如此情形，他只笑没说什么，心里一定笑我刘佬佬进大观园了。以后我一个星期声音哑的不好说话。
八月中除元任录音每天一二小时外，都是来人找演说，报馆访问，和找广播等等，每午晚都被人请吃饭，连元任想睡一下午觉都无机会。幸亏袁伦仁先生体谅他，接到他家去午饭和睡个中觉，这种招待真使我们感激万分。他也知元任向来反对吃馆子，他和李家都是自己厨子做菜，比馆子多吃多了。闻说香港酒席并不比在美国的中国城便宜。元任的表妹张树柏夫妇在到的那天请我们吃三六九，菜是很好，可是怪的是饭店里并不多卖菜，都是四个人一桌一桌的打麻将，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的怪现象。我问伙计你们怎么做生意，他回打牌的人在这儿吃饭就算了，占着的桌子付钱很少，这真是醉生梦死的过日子，大白天这么多人有空闲坐着打牌。有人对我说赵太太你错了，他们这也是生活呀，输赢也可以过家维持生活费。大陆上来开的店不多，也许是我不知道，我只到了一家绸缎店买了一床鹅绒被给三女儿们，以前她来信到美国要买，可是贵的很，香港只得三分之一价钱，因为日本冬天房子里的暖气不够，而被虽厚重，但只重不暖，所以他们要鹅绒被。我和袁太太跑了四五家大商店都没买到，只此一家有，所以买了寄到日本去了。
董浩云盛意要把他深水湾的招待所给我们住，虽然没有去住(因为路远别人来往不便的缘故)，可是他太太特别在旅馆的饭厅请我们吃饭，而香港他公司的经理吴长赋也来招呼多次。并且带我们去看了深水湾的地方，真是幽雅的很，可惜我们这次没有清福去住些时，希望将来有那个日子优游林下多逗留些时。我们还带了五粒相思豆回来打算种的，可惜没种出来，也许放的日子太久了。吴长赋是清华同学会住香港的会长，想请我们到会也没工夫，他们送了一面校旗在旅馆门口照了一个相而已。如此匆匆八天过去了，我们到旅馆帐房算帐，没料到已有人付了，我们不知道是中文大学或是别人，查帐才知是吴长赋付了，请他来问，他说是董先生交代的，两面推了半天，他一定不肯，说退回董先生一定会怪他的，所以就不响了，想到日本见到董先生时再办交涉。所以写信告诉陈之迈在日本请我们吃饭时一定邀他，并且我们也真的想看看他两位，那知他们大帮人都在东京忙大船下水的事呢。董还未到前，我告诉之迈，他说不好退还，你向来爽快的，谢谢就是了。所以我们见面时只得将元任写好的支票未拿出来，我就对董说我们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大家笑笑算了。以后没料到有人搬出一大些是非来。董浩云向来对我们这些人客气，谦虚和愿意帮忙。我们这次到欧前，他已来过信将各处他的地方详细开给我们，并愿招待和帮忙找旅馆等等事，我们本定英伦和香港打扰他的，后因故未住，所以他要出这两处的费用，我前面已说过。没料到还为是非者羡忌之故，藉口来讥笑和骂我们敲忠厚人的竹杠，不过我辈老朋友中都知道我们大家的为人，无足为奇就是了。
动身到台湾前本想也暂不告诉人，托袁伦仁定旅馆还没回信，又恐找不到，只得打电报给钱思亮，回电给定了统一饭店。一到机场，两个出人意料之外的事！第一还是很多人在接，使得我们又高兴万分看见一些老朋友们了，但是抱歉的是惊动他们来接；第二还有一个想不到的是沈刚伯也在机场接我们，因为前些时听说他病重，真没料到他精精神神的站在接我们，真是形容不出来有多高兴。我只管和大家挽手去了，忘了还有行李在关上呢。这次看关税和以前不同一点，跟其它的国家一样，在查关前，接送的人不能进去，我在我们这次行李的重量，一点另外的东西都没带，也没东西送朋友们，所以关上人才打开一个手提箱子还没起头翻呢，看见箱上有赵元任名字，赶快盖起来鞠了个躬，说我们欢迎赵先生回国来。我就对他说我们在外国多年，真对不起你们国内的人辛苦了。我们大家就直接到统一饭店，不但地点好而房间也干净整齐，经过的街道和各处的发展真和九年前大不相同了。当晚在钱思亮家吃饭，记得九年前好象也是当晚在他家。在座的虽然也都是些好朋友，但有几位老朋友没有了，有点不胜今昔之感。回到旅馆后，房间太小一点，大家都坐在床上，所以第二天我们就换了一个两间的大房间，可是也还是每天每时坐的满满的客人，有一天多到三十二个人。本交待旅馆里在早上九点以前不接电话，那知六点就有电话来了，茶房不肯接了转，他们就说是我们自己特别叫他们来的，茶房只得接到房间里来了。新闻记者和学生们都来访问谈话和请演讲。还有电视也要来录音和广播，我一概回了他们二十二号以后再说，以前绝对不答应任何事(定二十二号以后的理由后详)。
第二天张岳军先生来看我们，并带来张大千的长江万里图给我们。我们就托他报告总统和夫人。因为上次他来美时说，总统叫我们常常回台看看，所以我们既到台湾一定须拜谒一下。我们这次是私人名义游历，自然不好请由中央研究院或大学的名义报告了。张允转达，并约定日期，因他须离台到日本参加一个庆祝会一周后才回来，另给请我们吃饭的日期定好。我们十八号本定到清华去，而十七晚教部电话来说总统第二天十点召见。十八号早教部邓次长来陪我们去的。九年不见，而总统还是当日的精神风度，但是我们都年老白发苍苍了。总统问我们对各国观感和些本国的意见，当然短短时间中也发不出什么宏论来，元任只说些各国注重基本研究比应用科学还更注重，我就说各国情形以法国最紊乱不堪，果不其然，不久戴高乐就给挤下台了。我们看外面等的人很多，就赶快站起来告辞出来。那知走到外面听见广播出来了，一回到旅馆就给人包围起来，问这个那个的，我快快回他们，我们是应酬性的召见，并无正式事务，并且我们本定了今天到清华，现在迟了，不能再耽搁了，幸查良钊先生车已在等着，所以我们跳上车就走。第二天一大早就又来了一大些访问的，幸又有一大些朋友来，我们就请他们一同吃早饭，才给那些访员们请走了。(我们每天早饭总有十个人以上。)下午全套收音和给电视作谈话的又来了，因为客厅人太多，只得到睡房去，我就在外面陪客。
还有些记者抱怨我们说叫他们二十二号以前不要登新闻，那知现在新闻各处都出来了。使得他们访员们都迟了，我又好气又好笑。新闻也不是我们提早叫人登的，是总统府直接出来的。所以第三天蒋夫人请我们吃茶后问我们要不要车用，我就赶快说不要。若是旅馆门口有一辆总统府的车老停在那儿的话，我们大约每天连睡觉都不要睡了。
这些时特别加他忙的人，我想就是刘绍唐了，他除了编辑事务忙以外，总抽空到旅馆来帮忙很多事(我想并不是抽空，一定给他许多正事耽误了)。他的人我们以前没见过，我脑子里总想他是一个精干和骄傲的人。那知闻名不如见面。他是一个很诚恳、客气而和蔼的人。(因为近年看到一些青年们，凡能写作和能办一点事的人，多数是骄傲而狂妄的不得了。)但他虽然精干而无一点骄气外露，办事非常认真，是近代中难得的一个人才。
我们本定在台耽搁四星期，打算到花莲那些地方看看玩玩，而李济之见到我们时，告诉我们二十二号是历史语言所的四十周年纪念，我们事前一点都不知道，真是鬼使神差的给我们赶上了，自然不能不加入。李说已请沈刚伯主讲，就请元任做主席吧。我又多嘴了，若是元任做主席一定应该给当日史语所如何成立的历史说出来，过昏又改元任也演说吧，所以元任就预备了一个学术的演说，题目是《中文里音节跟体裁的关系》。因这个纪念又引起我想起当日史语所的成立前因后果起来了，不妨在此来叙说一下，为后人知道。
凡是成功一件事，有一个瓴导者必须有很多有力的帮助的人，事情才能成功，这是人人知道的。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成功，也靠蒋梦麟、胡适之，顾孟余等人的努力提倡和革新，才成功这样一个伟大造就人才的学府。他做大学院长时，也幸亏杨杏佛这个爱发展事业的人，在后面帮助他出了一大些新题目来，成立中央研究院，先立工程化学研究所在上海，物理和地质研究所在北平，又要立人文研究所，还赶着元任从清华到广东去调查方言。路过上海杨对元任说，老兄不肯做中央大学和清华大学校长，做历史语言所所长是学术机关总可以吧？元任回他和任何与人事有关系的我都不愿干，我只愿儆学问终身(做清华监督的理由另在回忆中表明)。我在旁插嘴说，你们朋友们最好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多好呢。杨骂我不帮他的忙，反帮元任。我笑的不得了，说自然了，世上那有帮别人的不帮自己的丈夫呢？除非你的太太如此。他的太太可真是常常如此的，他是元任本家姑母，我的中西女塾同学赵志道，所以我们常开玩笑的。
大家笑了一阵，杨问你想何人最合式，元任说闻说中山大学也办了语言历史学系，很多人才在那里，又闻说有些意见不大能发展，等我到那儿看看再说，傅孟真是最好的人才，不知他能离开不能，因为那面也是他创办的，探探他口气再说，倘若能离开再合式没有了。真是万幸，以后他真答应来办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九号。我们到香港，他和李济之到船上来接我们的，好象李、傅相识必是这时才起头的。还有徐志摩也是那时从近东印度等处到香港停留，一道玩了两三天，各情以后回忆上再详说。
现在言归正传，说那天开会的情形吧。李济之主席说了一大堆前因后果，会堂也挂了一大些以前有功故去人的照象，只没提杨杏佛一个字，我又不服气的在下面多嘴了，说杨杏佛不但提倡史语所，并且创办中央研究院的人，其功不可灭，我的话当然无人敢答腔，不过济之还轻轻的对我点了一下头。我的想法是一个人对政治的见解不同，都是成者为王，不成者为寇，但对国家整个的功过须分清楚。自古多少暴君佞臣他留下的古迹还不是人人欣赏的吗？并且现在的文明时代更应该功过分明了。
那天的演说我并不是对我自己的丈夫来给他谦虚，我对刚伯的短短时间内给一部二十四史说的有条有理，真使我佩服万分，并未用纸记其大纲，听的真过瘾，好象当日上史记课似的。以后虽然看见了一大些熟人，可惜的是没有功夫一一谈天，就忙了照相、吃饭等等的书，一下子又匆匆的回到城里，因为还有别的会。以后也没有机会再玩台中台南，看他们的大发展了。两星期是真容易过的很，因为日本信来了，很多处邀去讲演，我前面不是说过这次的漫游早声明过只讨论不演讲吗？所以他们以后来信就说他们将有重要的讨论会，一定要元任到场，因此匆匆离开台北了，这次什么地方都没有玩，只得以待下次吧。
从台北到东京四小时多，一到机场没想到三女来接，她向来不大懂日本话的，而一个人从京都来了，所以我诧异的不得了，问她怎么知道来的？她回我，妈咪当日一句日本话不懂不会说，还带了一大些人从中国到日本，我从京都来还不是容易的很吗？并且现在日本差不多人人都会说几句三不象的英文了。元任说，你真是脑子快嘴快的象妈咪一样，从不让人的。他说有其母必有其女，又得回一句才算完。她一小如此，总要说最后一句话的。还有一个没料到的就是陈之迈也在机场，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回我早打听出来了。他真不愧为是一个外交官，其实他还接别人呢。当时我们不知道是谁，第二天才知道的。使馆的汽车送我们，问到何处，我们定的旅馆是由三婿的弟弟定的，在新桥区，名叫“第一ホテル”，旅馆非常好，一厅一睡房，另澡房，比法国便易多了，只二十五美金一天。全部新式，后窗是公园，旅馆内中、西、日餐全有，交通也便当。日本计程车真便宜，每次出去短路总不出两三毛美金(欧洲各处计程车也便宜)，也不要小账，不但车子，各处都无小账，给旅行人省不少钱。我记得当日五十五年前我在日本时，饭馆旅馆所谓茶代比正账少不了多少，给少了他们还不要呢，我做过一次这种缺德的事，吃牛肉店和几个中国男学生在一道，那些侍候的下女们只在他们桌子边给加牛肉等等，不大睬我们，到临走时我只给他们十分之一的小账，男朋友们反对，我说你们反对你们加好了，我连这些也不想给，以后严智钟告诉我们，日本小账是须多给的，我只笑笑而已。现在各种都不要了，不但省了多花钱，而也不知省了多少事。
在东京一共住了八天，访问一些老先生和朋友们，大半都在打仗时过去了。有一天我和元任说，我们叫一辆计程车给我当日住过去过的地方都去看看是什么样子了。那知不但地方变了，连地方的名称也多数改变，一点都不认识，使我毫无当年居留过六年的印象了。河田町根本没有了，御茶水桥也不是当日后期三年中每日到三井医院去实习时上下电车的要口了。(我们在日时三井医院已改为泉桥医院，本是附属东京帝国大学医科实习处。)整个的牛区都变了，可是大路边有一家寿司店(就是冷饭外面加炸豆腐或紫菜等包起来吃冷的。)还在那儿，因为当日我们忙时总去买点带回家热热吃，等于饭菜一样。但是我又不敢一定认是那一家不是。下车一问他们这个店多少年了？一个老头子说七八十年了，我说周围都改变了，为何你们还没有，他回我因为凑巧两面改造房屋地方刚刚到我们这儿止，所以给我们这儿留下来了。我告诉他四十多年前我们常来买寿司吃，他说，哦，是的，有两位年轻中国小姐常来买的，那是不是你的女儿啊？我大笑说是我自己和一个同学。你想，相隔四十八年了，我都老了，自然是我自己，我的女儿都比我当日老的多了。他笑起来说是他算糊涂，他又说当日他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小跑堂的。
陈之迈请我们吃饭，我们叫了计程车去找不到大门，问了旁边的店才知道。在座的谷正纲先生，是我们同飞机到日本的，但是在飞机上不认得，所以没有打招呼。还有董浩云夫妇、王慎名等等。王约第二天来看我们，在吃午饭时他说明天请我们玩日光。晚上董太太请大家吃日本饭馆子。因为董浩云的第二只大船维运号正在那天下水，很多他们的职员，从各处来参加典礼，所以董太太大请客。我们以为玩日光是王慎名请我们的，那知也是董家包了大汽车饭馆等等，我们就夹在里面大玩了一阵。这几天我们倒是轻松的过了些时，就又动身到京都去了。他们给我们找的一个家庭式的旅馆，一卧房一小客厅连小书房饭厅小厨房都在一道，很便当。旅馆的名字也很雅，叫紫洛庄，离吉川次郎家很近，一出去就是大街，买东西吃馆子都便当的很。可是每晚总到三女来思家去吃晚饭，因三婿维作那年正是由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休假，全家都到日本京都去住了一年，所以我们不但游历了一个月，更得着天伦之乐。因为在美国都是南北东西各在一方，每年年假时只能小聚一周而已。
京都大学的一些老同事和几年前讲学时的一些学生们常来坐谈讨论，正巧法国人翻译元任的《语言跟符号系统》书的译稿到，也正赶上在元任这个稍闲时来看稿子。元任说翻译的很好。就是小川环树先生那时有病不能久谈为憾，可是还常见面。有一天他们全体请我们吃饭，除京大几位先生学生做主人以外，还有一位面貌很熟，而不认识的人也做主人。以后才问出来是每日在电视里教中国语言的日本人，饭后我们给他们带到三婿家，让小孩见见，因为他们每日也听看那个节目。不巧他们都睡着了。我们不管到何处都看见他们非常注重学中国语言，可想全世界的人对中国的注意和感觉重要了。我们在京都一个月，除了和京大的人讨论语言外，就是到各处游玩名胜，真是可以说是游玩和休息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我的生日三女特别留我们过了生日再走的，除他们一家来了以后，当日元任在京大的学生尾崎雄二郎还送了一大把红玫瑰来，清水茂送了一首祝寿诗，他们真是象中国古话所说，一日为师终身似父的人情，总记得我们的。他们几位现在都是京都大学教授了。可惜尾崎的花篮是色彩的照片不能印出来。现将清水茂的诗抄录如下，以为这次在京都的一个纪念。
远学瀛东卢扁术，接生起死岂唯千。
著书能续随园谱，扶业尚承瓯北传。
爽朗雄谈谁见老，氤氲和气悉怀贤。
三来三识沧桑变，更显清游至万年。
赵杨步伟夫人八十椿寿
一九六八、十一月二十五日清水茂谨贺
本定到檀香山去八天，连旅馆都定好了。以后一想那又是个看人和应酬不暇的地方，因为一九三八年从昆明出来时元任在那儿教过一年书，我也在中国城教两班学生，那时老学生中还有中山先生的同事同学，现在二十多年大半过去了，年轻的学生又都是现在该处的要人了，一到一定有一大些讲演应酬，可是我们也真觉得累了，所以去信取消旅馆，以待将来作一个专门的旅行。好在檀香山比到美国东部还近，并且我们的好朋友李方桂一家现在也迁居到那儿去了。所以就直接回到旧金山完成我们八十八天周游世界的旅行。
又回到美国了
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周游世界回美后，因为家里的房子租了给人，我们就在旅馆里住了两星期，又到东部。二月一日就回到元任母校康奈尔教书，精神上非常高兴，觉得又是当年的情形了。并且还有一两位老友和同班的活着。这年他们又发起一个演讲研究会是康奈尔谢迪克(Harold Shadick)组织的。好几个大学加入，例如哈佛、加大、密西根等等，几年有到别处开的，但是多数在康奈尔开。大女是音乐专门，所以她是这会中的重要分子之一，每会必到。我们又到华京去看元任南京江南高等同学瞿季刚一次，在他家住了两天。
我们在康奈尔住的房子是现在副校长Robert Plane家，面对树林，跟湖，对岸又是山和房子，风景美的不得了。有一天元任说，天要下雪了。我忽然想起在十一岁时念过的一首诗，正对此景：“天欲雪，雪满湖……”一口气全背出来了，只最后几句空泛的很，并无多诗意，背不出来。句句对景。可是小时候念过，平日并不背它。元任和我结婚后，从来没听见我念过此诗，他问我何人写的，那个诗集里的，我也记不出来。以后问陈世骧，他也不知道；在剑桥问杨联升，他说象苏轼的诗。在四部丛刊上一查，果不其然，是苏东坡的。可想中国老式教育，不管懂不懂，就念上一大些各种文章诗词歌赋等等，以后都是有用的，而渐渐的就去懂的。近年来，美国新提倡的所谓耳舌方法(audio-lingual approach)正是合乎我们的老教法。
在康奈尔半年很快的过去，因为我们差不多每月要离开一次到纽约和普林斯顿开会等等。大女又得了她写的音乐书的奖金，就请我们到纽约玩，因为绮色佳离纽约非常近，飞机只五十分钟就可以到，可是上下不便，往往忽然停飞，因为是小飞机的缘故。康奈尔本还想要元任再教半年，但是元任背后的事，实在太多了，我们就回他们以后再说吧。那年夏天C-C在lndiana的讲习会也要元任去教，就只答应了教两星期，从绮色佳我们还有大女如兰帮着开车去忙了两个星期。
回家后，一看书桌上堆放着要做的事总有一尺多高，都是要写要审查的等等东西。第一是由香港中文大学出钱给人把他的《中国话的文法》书译成中文的稿子最使元任头疼。一点没有照他定的办法做。他最初一看译稿来了非常高兴，给别的急事匆匆做了一点，就赶快来看这个稿子。那知越看越生气，花了七十二小时只看了一百十页，这个书一共有九百多页呢。气了不再看了，写信给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和周法高。本定的由周校阅才给他们译，但是周没有工夫细看，所以只得暂行停止出版，必须改好才能出。但自己心中又觉难过，花了中文大学这么些钱而不叫他们出版，又觉得不安。倘若照此出来，于他自己和中文大学名誉不好，想了多少天还是停止出版好一点。但是总不相信预料能做得很好的事，而出来如此，总觉得不高兴。再加种种别的事追在后面来。结果在十一月二十号天不亮觉得左胸部痛，告诉我，我就把他的脉不正常，呼吸也困难。我说你不要动，我打电话给我们向来查病的医生Dr．Phillip J.Raimondi，大早七点打到他家里，他们都知我是医生，所以就问我症状如何。我告诉他，他还反过来问我一句，你想是什么？我回他大约是心脏冠状动脉阻塞病。他回我无问题是如此。我还请他另找心脏专家看，因为他是胃肠专门，他一口答应好。(第一他知道我是医生，第二这位医生比较不私心，若是一般医生私心非他自己看不可，那就误事了，并且对有名望一点的人非他抓着不可。)说我就派救急车来。我一想学校方面必须告诉一个人，打电话给陈世骧不接(因他家早总不接电话的非十一点后才接)。又打给卜彼得(Boodberg)，他说我就来。所以七点半救急车到，他也到了。我陪元任一同坐救急车到医院，Boodberg就给门关关也到医院了。车一到抬到诊病处，就是两位医生等着，一位Dr．Raimondi，另一位不认识，经介绍才知是医院心院心脏专门主任Dr．August A．Bolomy。本应先照X光线，医生说不必，先到最高注意(intensive Care)病室一听，赶快用机器看四肢的脉搏，并且盐水接着手腕静脉预备随时心脏衰弱时登时就可以放盐水到心脏，可以维持下去。元任一入病室弄定下来，我就赶快打电话给三女，因为她近点，只隔一千多里，还有她未任课，她两个女儿也大一点，可以抽身。因我想如此重病，不能不让女儿们知道，万一出事他们会怪我独断的。三女下午到了，一直每日陪我到医院另一房间等着。此间内日夜都有人等，听病人的好坏，因为这一部分是心脏专门病室，只几间房子另在医院一角。亲人每日也只能看一两分钟，其余时间看护出来报告情形，无一个亲人不是紧张的样子，因为随时有变化的情形出来。我们一大些朋友来医院探看，都一概谢绝。有时好点，看护带进去一下不准说任何话就出来。如此紧张了五天五夜，到第六天才脱险，搬入单人病室，还是在这个心脏专门处。刚好那天是我八十岁生日，元任说没有买礼送，就拿脱险算生日礼吧。我说那再好没有了。在这医院里，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医生，主治医生关照看护，我可自由进出。我多年没人叫我Doctor杨了，这次所有的医生都叫我Doctor了。我叫三女回家，因为她乍离家，两女也不过十岁左右。可是每日我回家，电话就来的不停，并且我不开车，每日都是些朋友太太们开来开去的。一幌三个星期过去了，医生说可以出院了，用救急车送到家。我们就给书房改成睡房，因为在一楼不须上下楼梯的。如此又在家休了两个月。虽然人来看的不停，但是向来每年一号的大聚餐取消了。医生来查说可以搬回楼上睡房，有点上下运动给筋肉活动，于心脏也好，所以我们的生活又照常了。每日元任还想开车到学校走一下。我总陪他去的。年底查医院帐六千多元，可是都归老人保险和学校机关保险出了，我们一共只花了十元给开车的小账。美国现在的医药费最贵。若是没有保险绝对不能生病。象元任最初特别病室是四百元一天，以后到一个人的病室也要一百元一天，医型每天一看是七十五元，再加看护等费，所以三星期就是六千多。我们可是一个钱未花，第一保险费平日都在薪水扣除，第二我是医生也可免费的。自从元任退休后，我就取消医生会员费，每月可省十几元，就归到他老人保险费内算了。所以亲戚朋友们一到美国居住不管长短日期，我总赶快问他们有过医药保险没有，不然可生不起病和受伤等等。(汽车的伤是或由人赔或随车保险的。)
一九七〇年C-C本定了元任去教，我想不要他在夏天教课了，代替人我想张琨，他来时我问他愿不愿？他自然很愿意的答应。我就叫元任书记写信给Minnesota夏天主任。他知道元任病刚好，也答应了，可是他们还愿意元任去给一次演讲，因为他们这个会里的主办人都说过愿意每年都有元任的名字在里面，所以有两次元任只给了一次演讲。这回住在主任马志瑞 (Richard Mather)家，一切招待麻烦了他们一大阵。并且知道和认识我们的人都到他家来看我们，所以他们净忙了招待客人。讲演当晚又是一个大聚餐，并且连洋火盒上都印了元任的名字。第二天动身回来，又是很多人送到飞机场。这次回路时荆允敬特别和我们一道走，因为他的大学由他准备的给元任名誉学位，所以他抽空陪我们回Ohio一趟。六月二十四号行礼，非常的隆重。行礼后的一个酒会，就不知花了他们多少。我们虽不断到酒会，可是很少那末讲究的，所以我说这次没给讲演，下次一定要给一个不要钱的演讲，还报你们。但是十月二十二又请去讲演一次，还是给了很多钱，并且住了四天，给大家中外的朋友们又请了一大阵，荆允敬最忙，请客和招待了几天还要天天接送。
一九七一年正月十一日动身到夏威夷开对比语言学会议，我们住在李方桂家。他们的房子很好(在Manoa谷)，就是那儿雨水多一点。会后，李太太给了一个大“布菲”餐在他们凉棚底下，四五十个人都可以坐得下。吃到半中间一阵大雨来了。幸亏打不到人身上。一下子又停了，大太阳出来了。夏威夷出名的叫他液体阳光。我们当日在那儿也是一样，但是不象他们的房子在山谷里，所以雨少点。自从以前离开后三十多年没再去过，也和日本的东京一样，昔日的风光都没有了，净变成高大的住房。最好的Waikiki沙滩，都给那些高大的住家楼房遮着，远看象一个小山的盆景似的。我当日的学生还有不少活着。大女班中有一个杨华德，现在开了一个最大的中国饭馆子。她告诉我们她筹备了一百万办一个叫中山中学。她说等成功时请我们去演讲。那天她清我们在她开的琼园酒家(King’s Garden)里吃了一桌酒席。我们又去看了当日请元任去的Sinclair，中国名字叫孙启礼，以后做夏大校长多年。他做校长时到我们家来过几次，要请元任再到夏大，元任不愿去了。我插了一句那个地方太小了，他就骂我元任不去的理由都是我。他现退休多年也有病，不大出来了。
我们从夏威夷回来不到两个月，又须到东部去开会和演讲。先到大女家住了几天，三月底到康奈尔开演唱研究会，住在J M.Cowan家，一大些老朋友又聚到一处了。虽然都是比我们年岁小的，但是还有一位Morris Bishop，和元任同班的。他非常出名，因为他写过康奈尔大学历史书的。现在康奈尔若有什么大事发生总是他出来领头。我们一共在那儿待了六天，又回到剑桥大女处，又到耶鲁演讲一次，四月二十二到Ohio，二十三号演讲，题目是《语言的游戏》，住了两天又是给大家忙了一阵。下年起他们换了李田意做东方系主任，但是还是荆允敬最忙，因为这个系是他组织成功的，而请去的人又都是从他请的，他虽不做主任各样事还是一手后面帮忙办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