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皇）
小引
一九六二年七月，我在《畅流》半月刊发表了《郁达夫与王映霞》，这部稿子是一九六一年间，在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话》时所作的笔记，为当时《畅流》编辑石叔明先生看到，他因为在福州曾和郁达夫认识，所以对这部稿子，特别感兴趣，一定要拿去在《畅流》半月刊上连载。
但当时主管机构对文学作品的“查禁”很严，似乎连郁达夫的作品也不能流行。石叔明先生因为编刊物的关系，对此事十分了然，还特别请我到主管机构去交涉，免得一连载便遭到禁止。我曾将郁达夫的生平及为抗战死难的情形，向当时主管其事的唐棣先生说明，他慨然应允打电话给《畅流》半月刊，准予连载，连载之后，便出版了。其实那是一部笔记式的书籍，一俟有暇，当再加以增订，因为近年关于郁达夫和王映霞的资料，出现得非常多。把这一部书增加和修改之后，使这一幕文坛爱情悲剧，更加完备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关于王映霞对许绍棣偷情式的“爱情”，从郁达夫发表《毁家诗纪》之后的《答辩书简》看来，除了谗骂郁达夫之外，对许绍棣的私情的否认，没有什么说服力。最近，《传记文学》选载的《郁达夫前妻王映霞自白》（原题：《郁达夫与我婚变的经过》），还是一口气否认，她已到衰老之年，还不能坦白地写出一篇值得佩服的《忏悔录》，实在令人失望，由此看来，王映霞的嘴如铁硬，至死不悟，至死否认，倒像是《金瓶梅》里所描写善于“偷情”的女人，往往说大话：“老娘是清白的，老娘拳头上走得人，臂膊上跑得马……”她可不知道她面对现实，承认了现实的一切，反而令人觉得更可爱，她如此的虚伪，如此的老羞成怒，竟骂郁是“包了人皮的走兽”“疯狗”“无赖的文人”等的恶毒话，反而得不到同情；因为事实胜于雄辩，更胜于谗骂。
看了王映霞这次的“自白”，我要对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悲剧，表示一点意见。
◎一见倾心种下悲剧的基因
（一）王映霞的背景和仪容
首先要说明的，是王映霞个人的背景和她的仪容。
王映霞，浙江杭州人。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今年七十八岁。本姓金，名宝琴，是杭州学者王南（号二南）先生的大女儿与金冰孙的女儿。十二岁时父亲去世，即随母亲搬回外祖父家。王二南特别喜欢这个外孙女，遂改姓王，取名旭，字映霞，成为王二南的孙女。
王映霞于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在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到温州市立第十中学附属一小学教书。这年冬天学校放寒假时，北伐战争遍及江南，温州开始动乱。王映霞随王二南友人之子孙百刚夫妇乘船到了上海。为等待战事平复，沪杭路通车返回杭州，遂租居上海马浪路尚贤坊。王映霞就住在孙百刚家中。
王映霞在孙百刚的笔下是这样的：
在将近半小时的谈话中，我知道她是那一年暑假毕业……她校中的先生我有不少熟人，顺便谈到很多朋友的事情。她的亭亭的身材、健康的姿态、犀利的谈锋、对人一见就热络的面庞、见着男子没有那一种忸怩作态的小家派头，处处都表示出是一位聪明伶俐的女孩。尤其她那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一张比较大一些而带有妩媚的曲线的嘴唇，更给人以轻松愉快的印象。
从这次初会面后，隔了几天我就偕同掌华到附小去回看映霞。她和那位年纪比她稍长一两岁的宁波孙小姐同住一个房间。她俩是在杭州同班毕业的同学。房间布置完全是女学生排场。两张单人床上铺着洁白蓝花的褥单，折成四方形的棉被斜摆在床的一头。房间当中是对摆的两张三屉桌，作为她俩的写字台，上面摆着白台布，放着几本《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之类的零杂书。其他各处的陈设，也楚楚有致。这一间她俩的卧室兼书房，虽说不上怎样窗明几净，就大体而论，也够得上整齐清洁。
这就是王映霞二十岁，毕业刚做小学教员时的情形，他特别把王映霞容貌和仪态描写一番，是值得参考的。看他所描写王映霞的美，连举止在内，也是一种普通年轻女孩的美，并非如古今历史上所歌颂的美人一样，但是，从老人或中年人的眼中看来，年轻就是美丽而已。
（二）郁达夫初遇王映霞
郁达夫到上海整理创造社，在内山书店遇到留日同学孙百刚，他们热情地约定再会面的时间。迨郁达夫到尚贤坊去拜访时，遇到了王映霞，他是“惊才绝艳”一见倾心。孙百刚说：
在一星期后的一天中午边，我听到扶梯上有人喊着我的名字走上来，一听就知道是达夫来了。他进来后，我先指着掌华给他介绍。
“唔！这位就是孙太太。我和百刚是老朋友，以后要常常走动，请孙太太不要客气。”
达夫一边对掌华说着应酬话，一边望着映霞，似乎在想这位是什么人。
“这位是王小姐，我们从温州一起逃难到上海来的。”我随即指着已经站起来在招呼的映霞说。
“唔！王小姐，请坐请坐！”达夫自己也坐下来了。
“不要客气，她们都读过你的小说，一向景仰你的。”我对达夫说。
“郁先生！最近有什么新作品，我们好久没有看见你的大作了，大约有杰作在创造中吧。”掌华忙着招呼，映霞这样敷衍着达夫。
“我的小说都是年青时期胡乱写成，说起来是难为情的。近来也没有心思多写了。”达夫神经质的脸上，薄薄泛起一层红晕。今天他说的一口杭州话，他虽是富阳人，但在杭州读书，不过他的常带重浊音的杭州语调，有时听去，像似略有江干、闸口一带的土音，这也许是他曾在之江学堂读过书的缘故。
“郁先生，郁太太是不是在上海？”掌华坐下来这样问。
“她是乡下人，在乡下没有出来。”达夫很自然地回答。
不知怎样，话题转到映霞的祖父王二南。
“二南先生的诗，我从前在杭州报上常读到的，一向很佩服他老人家的。”达夫似乎对映霞表示好意地说。
“他近来年纪大了，也不常做诗。”映霞淡然地回答。
“我觉得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王小姐似的，一时想不起来了。”达夫突然这样说，额角上的青筋有点錾起来了。
“……”映霞不说什么。
“也许是在杭州什么地方碰到过的。”掌华只好这样敷衍着。
（三）马上请吃饭看电影
乱谈了一阵，我看已快到吃中饭的时候，关照掌华去预备酒菜。不料达夫站了起来拦住掌华。
“孙太太，你不必客气，我今天特诚来邀你们出去吃饭的。在上海，我比百刚熟些，应该让我来做个东道。”达夫一只手拿着呢帽，做着手势，要我们一同去吃饭。“既来之，则安之。今天就在此地便饭吧。附近有家宁波馆子，烧的菜还不错，去喊几样很便当的。”我要达夫重新坐下。“不行不行，今天我是诚心诚意来请你们两位及王小姐的。我现在去打电话，喊汽车去。”达夫也不管三七廿一，说了就向门外跑。“达夫！等一等，即使要去也要让她们换换衣裳。”我看上去没有方法拒绝了，只好这样说。“好的好的，反正辰光还早，请孙太太、王小姐慢慢地收拾起来。”达夫边说边走到隔壁的韵逸（按：韵逸，姓赵，百刚邻居。）房间去和韵逸招呼了。（尚贤坊楼上住三家：（1）赵韵逸兄弟二人；（2）李剑华夫妇；（3）孙百刚夫妇及王映霞。所谓“尚贤坊内七人居”是也。）等达夫过去后，掌华和映霞同时对我说：“我们不去，还是请郁先生在此地吃便饭算了。”“我们要是一定不去，他要不开心的。大家是老朋友，没有关系的，你们赶快打扮起来吧。”我反而代达夫邀她们了。“有什么打扮呢？去就这样去好了。”掌华随便地说。“孙先生！我想不去了。你和孙太太两人去吧，我觉得不好意思的。”映霞从来没有这种忸怩的样子。“有什么不好意思呢？你莫非还怕难为情吗？不要耽搁时间，快些换衣裳吧。”映霞被我一催，就关照娘姨（按：“娘姨”沪语，即女佣人。）舀水来，预备化妆。我也到韵逸房中去谈天。不到二十分钟，她们衣裳换好了。今天映霞似乎特别出色，一件大花纹模样的鲜艳旗袍，衬托出发育丰满的均匀身材，像一朵夏天晨光熹微中盛开的荷花，在娇艳之中，具清新之气。“唔！王小姐，真漂亮！”那时候才十四五岁的韵逸的弟弟，对她开玩笑。“喔唷，小弟弟！你真调皮啊！”映霞旋转了头，向各人扫了一眼，似唱非嗔地说。“你们等一等，让我去喊汽车。”达夫特别兴奋的神气，又向着韵逸说：“赵先生！你和令弟也一起同去，大家都是熟人，不必客气。”“我下午还有课，谢谢！”韵逸客气着。达夫不但很开心而且特别周到，还拿出一张名片插在剑华（按：剑华姓李，是百刚的邻居。）锁着的房门上，就匆匆跑向楼下去。“何必如此？为什么一定要喊汽车？你预备到什么大饭店请我们这班贵客吗？即使要坐汽车，也只要大家一起走出去，街口不就是汽车行吗？何必一定喊到公馆门口，排场十足呢？”我追出去，在扶梯口朝下对达夫边笑边说。同时，招呼映霞、掌华，别了韵逸一同下楼。
（四）在美人面前反常的慷慨
在我的记忆中，我和达夫无论在东京、在杭州，和他一道白相（玩耍的意思）、吃馆子，也不知有多少次，但达夫似乎未曾有过那天那样的兴奋、豪爽、起劲、周到。譬如说：他向来遇见陌生女人，常会露出局促不安的腼腆样子；可是今天掌华和映霞都是他第一次会面的女人，他似乎只是热络。再譬如：达夫向来用钱，虽不是吝啬，但处处地方不肯做“洋盘”，（按：“洋盘”上海习语，这里是指花冤枉钱的人。）特意要表示出他是非常精明的内行，不愿给人家刨去一点点的黄瓜皮。（按：“刨去一点点的黄瓜皮。”杭州话，意思是说不给占少少便宜。）如对黄包车还价，在未坐上车之前，一两个铜子他也要青筋錾起和车夫争论，宁愿拉到后再加给他，而不乐意在事先吃亏的。然而今天先是坐汽车到南京路“新雅”吃中饭，下午出来坐黄包车到“卡尔登”看电影，无一次不是他抢着付钱。坐上黄包车时，一络大派，不讲价钱。种种情形，在我看去，似乎都有点异常。那天电影片子并不好，我暗中在那里思索：“和达夫分别不到两年，何以他的人竟变了样子，莫非在广州发点小财来了吗？决无此事。他不是能够发横财的人，从他的谈话中知道，经济情形也不过尔尔；然则今天完全为了和老朋友的友谊关系吗？这似乎有点过分，然则为什么呢？……”我正在思索不出头绪来的时候，看看银幕上表现的剧情，是一位中年富翁突然爱上了比他年纪小二十来岁，辈分低一辈的一位美丽女郎，因此抛弃了家财、妻子、儿女，和这位女郎私奔到北非洲去……这时，我的想象中似乎发现了思索的端倪：“莫非达夫对映霞有野心吗？”但是我立刻自己打消：“真是匪夷所思，决不至如此吧？像达夫那样已届中年的人，照理对映霞这种少女不容易发生特殊兴趣的。而况达夫明明知道映霞是书香人家的千金小姐，决非普通一般人可比，也不至于起这种无聊的亵狎妄念吧！”
（五）希望这个局面不散
电影完了，我看达夫的余兴未尽，想索性给他一个痛快。我说：“达夫，我们现在到南京路白相一转，回头到三马路‘陶乐邮’吃夜饭，由我请客。”
“赞成你吃夜饭的提议，请你取消最后那句尾巴。”达夫说。
“不行不行，再要你花钱，我们无论如何不去了。你如若不答应，就此告别，今天多谢！”我和她们预备转身走了。
“好的好的，一切遵命。我只希望今天这个局面不散。”他无意中吐出心中的真话来了。
“郁先生的兴致真好。”我们已经穿过派克路，沿人行道向东走去，掌华向达夫说。
“我这次到上海后，一直没有白相过，今天还是第一次呢。”达夫说。
“郁先生预备搜寻小说资料吧？”映霞似乎有点熟了。
“哈哈！王小姐又要挖苦我了。”达夫笑得一双本来不大的眼睛，眯拢成一条缝。
“达夫倘若照今朝情形找寻小说资料，真要蚀煞老本呢。”我由后面赶上达夫面前说。我们四个人一哄的笑声，引来身旁路人多少带着好奇的一瞥。
（六）希望奇迹出现
从“陶乐邮”吃完出来，已经华灯灿烂，夜景方浓的时分了。达夫差不多有六七分酒意，坐上汽车里只有他一个人东说西说，忽而用日本话对我说：
“老孙！近来我寂寞得和一个人在沙漠中行路一样，满目黄沙，风尘蔽目，前无去路，后失归程，只希望有一个奇迹来临，有一片绿洲出现。老孙！你看这奇迹会来临吗？绿洲会出现吗？请你告诉我！”
“你真在做小说吗？”我只得和他开玩笑。
“人生不就是一篇小说吗？”他差不多声音有点发颤了。“今天痛快极了，明天我再来看你们，再会再会！”
车子停在尚贤坊口，我们下来后，他再改用杭州话说了。车子再送他回闸北的创造社去。
（七）二次来访自带酒菜
在第三天或第四天的黄昏将近，我们正在预备吃夜饭时，突然达夫来了，手中提着两瓶王宝和的太雕，有点气急喘喘地神气说：“你们没有吃过饭吧？我已经在街口那家宁波馆子喊好几样菜，马上就可以送来了。孙太太！这两瓶酒请关照娘姨烫一烫。”
“喔唷！郁先生！这是什么话？你来吃饭尽管请过来好了，何必要买酒叫菜，蜻蜓咬尾巴，自吃自呢？我们无论怎么穷，也不至于穷到来个客人无肴无酒呢！”身为主妇的掌华不得不如此说。
“孙太太！你这样说法使我难为情了。我因为时候不早，恐怕你们吃过饭，急急赶来，为简便起见，所以走过酒店就沽了酒，走过菜馆就喊了菜。我和老孙是兄弟一样的朋友，不拘任何痕迹的，请孙太太千万莫要介意。”达夫辩解着。
“郁先生恐怕此地买不到好酒，所以特别到王宝和去买了酒来。”映霞望着酒瓶上的招纸，随便说。
“对呀对呀！王小姐的话真是一语破的！”达夫笑得嘴闭不拢。
宁波馆子的四样菜也送到了，娘姨拿去烫的酒也烫好了。达夫又到间壁去邀了韵逸的弟弟过来一道吃，其余的人都不在，这顿夜饭是我们五个人吃的。
在家中吃饭和在馆子里吃的气氛，截然不同。这一餐比前天两餐更加增进了达夫和映霞的热络和亲切。我在“卡尔登”自己所消掉的那一种假设，照今天晚上的情形看去，差不多到无可否定的地步了。
（八）从肉麻举动中露出企图
第二天，映霞出去时，掌华对我说：“我看郁先生颇有意于映霞。”
“你也看出来了吗？”我反问她。
“怎么会看不出来呢？昨晚打牌郁先生坐上家，尽量放好张给映霞吃，映霞和倒一副大牌，郁先生差不多比自己和大牌还要开心。那种肉麻的样子看了真好笑，郁先生今年多少岁了？”
“总比我大五六岁吧。”我也记不清楚达夫的年龄了。“他的太太我未曾见过，但记得也是姓孙，是富阳一家大家的小姐，读过旧式书，对达夫感情很好，达夫对她也不错。我只知道有一个儿子，就是他在小说中常提起的龙儿。另外是否还有小孩，我不清楚了。”
“照这样说来，郁先生不应该再在外边弄人。”
“他的小说似乎表现出他是一个极浪漫的人，其实达夫倒并不是一个对女人瞎搞的人。照我所知道的，他从未对女人有搅七捻三的事情过。”
“那么或许是我们神经过敏吧。”
“但愿如此。总之，此后不希望达夫常来。男女间的感情是极微妙的，同时希望映霞早日能找到适当的对象，可以使达夫失去目标。”
我们这样谈过，也就淡然置之了。
以上是孙百刚所见到郁达夫“一见”王映霞而“倾心”的情形，和他们交往时，郁达夫的肉麻失态情形。百刚所描写、所叙述，虽嫌烦琐，但情况逼真，对于郁、王悲剧，是极有参考价值的。
（九）日记和书信中的心声
郁达夫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这样记道：
十四日星期五，晴暖如春。午前洗了身，换了小褂裤……就上法租界尚贤里一位同乡孙君那里去。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我真想煞了霞君。
郁达夫第一次和王映霞见面，真的达到了“一见倾心”的热烈程度，此后，几乎天天和王映霞见面，不见面就写信，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九日的长信里曾说：
今天想了一个下午，晚上又想了半夜，我才达到了这一个结论。由这一个结论（彼此痛苦）再演想开来，我又发现了几个原因。第一我们的年龄相差太远，相互的情感是当然不能发生的。第二我自己的风采不扬——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恨事——不能引起你内部燃烧。第三我的羽翼不丰，没有千万的家财，没有盖世的声誉，所以不使你五体投地的受我的催眠暗示。
郁达夫这封信中所说的三个原因，每一个原因都是千真万确的，都是可以造成后来的悲剧的。他既然知道得如此真切，为什么还要疯狂地追求到底呢？
当时，郁达夫是三十二岁，当时的三十二岁，不像八十年代的三十二岁，因为八十年代的三十二岁，还是在青年时期，而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三十二岁便是中年了。当时，王映霞是二十岁，那时的二十岁，她还认为是“一个未成年的少女”呢。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年龄相差十二岁，所以郁说：“我们的年龄相差太远。”这在当时，的确是“相差太远”，假如结合，到后来，男的渐老，女的因年龄增长，识见增广，自然会出现麻烦。
当时，郁达夫还有第四个原因，也是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是已婚的，他已有了太太孙荃，且已有了六年的时间，他在他的作品中还常常写到她，如《还乡后记》《一个人在途上》等篇中都说到孙荃的可怜。
王映霞经不起郁达夫疯狂、痴情地追求，终于对他允诺，并且结婚，最伏有危机和后遗症的，是郁达夫对孙荃不是离婚而是分居。
◎反对的声音
（一）孙百刚的“逆耳之言”
关于郁达夫热烈追求王映霞的事，引起他朋友、家人、熟人一片反对的声音。首先是孙百刚，他认为对郁达夫是“逆耳之言”，他说：
我们虽不希望达夫常来，但事实上他却三日两头地跑来。起初几次来时，总假借一种口实：或是说在附近看朋友，路过我处；或是拿几册新出版的书来送我们。记得有一次，他实在无话可说，走进门就吟着两句唐诗：“出门无知友，动即到君家。”他来了后，不是哄我们出去吃饭看戏，就是想法找搭子打小牌。有一次夜饭后，达夫已有醉意，脸上像似充血的样子，青筋突起，满面通红，用差不多要哭出来的语调对我说日本话：“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自从第一次看见她——你当然知道我指的是谁——之后，就神魂颠倒，无论怎样想抑止下去，但总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睛一闭拢，睡梦中梦见的也是她，眼睛一睁开，做事也无心，吃饭不在意，眼面前只见她的影子在摇晃。一出门，脚步不期而然地到此来了。一到此处，只要看见她，似乎我的灵魂找到了归宿处，像迷途的孩子重复来到母亲的怀抱一般。即使她不和我说话，也觉得精神安慰。如果她偶尔和我谈上几句，我全身的细胞神经，像似经过烫斗烘过似地舒适服帖……我明知道中年热恋的结果，常不佳妙，但教我如何办呢？”达夫的眼泪几乎流出来了。
掌华和映霞看他那副紧张兴奋、热情奔放的样子，虽不懂说话，也看出苗头了。映霞到自己床上横身假寐着。我一面关照掌华绞一把热手巾给达夫揩面，一面非常冷静地对达夫说：
“其实我们早就看出你的变态了，也正在这里替你担忧着这事的前途。你到底是偶然一时的感情冲动呢？还是要作永久打算呢？倘若是一时冲动，我希望你立刻离开上海到北平去。”
“我已经失去自己的理智，那里还分辨得出是一时冲动还是永久感情。我只知道她是我的生命，失去了她，就等于失去我自己的生命；要我现在离开上海，意思就要我立刻毁灭我的生命。单刀直入一句话：请你太太替我问一问她的意思，到底如何？”达夫说出了他的目的，稍稍镇定些，喝几口茶，拿起帽子走了。
自从这次谈话后，每逢达夫来时，我和掌华尽量避开他。他要约我们出去吃饭看剧，我们也尽量说出种种不能奉陪的理由，让映霞和他两个人同去。映霞有时夜间回来，我们也有意不去问她外面白相的情形。
这样经过了十天八天，我关照掌华问一问映霞的主意。事后据掌华告诉我：映霞初则一言不发，经一再追问，只说了一句：“我看他可怜。”我听了这段报告，心中大致明白。经过仔细考虑后，我想尽一番最后的努力。
一天早晨，我趁达夫没有出门的时候，跑上宝山路三德里创造社去。
“喔！你来得这样早？”达夫刚在那里盥洗。
“我特意早一步来，恐怕你出门去。”我就坐在他床上。
“我上次托孙太太问她的话，结果如何？”他似乎猜出我的来意。
“你这几天和她出去的时候，你自己总已经找到了答复吧。”我有意刺探他一句。
“我不好意思那样单刀直入地问她，还得要拜托孙太太啊！”他回避了我的刺探。
“达夫！我今日特诚来劝告你，克服你近来的冲动的；你倘若要和映霞结合，必须先毁弃了到如今为止是安宁平静、快乐完满的老家，这于你是大大的损失。感情是感情，理智是理智，我们差不多快近中年的人了。写小说，不妨不顾一切，热情奔放，轮到现实的切身大事，总应当用理智衡量一番。同时，你也得替映霞设身处地想一想：以她的年龄、人品、家庭、学识，当然很容易找到一个比你更合适的对象。她何必要一个已经有了家，必须毁灭了家再和她结婚的男人？你倘若是爱她的，也应该顾全到她的幸福，你以为对吗？再有一点：你和她年龄相差过大，贸然结合，一时即无问题，日久终有影响。我以清醒的旁观者的地位，对你忠告，希望你郑重考虑。我明知道你对她一见钟情，缘由前定，巫山沧海，断念为难。但事关你的家庭，你的前途，做朋友岂可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呢？”我一口气这样说了。边说边看他的表情，我知道我是多说了。
“莫非映霞已经明白拒绝过吗？”他思索了一会，突然这样反诘我一句。
“映霞也没有拒绝，也没有同意。”我淡然地说。
“莫非孙太太没有替我问吗？”
“问是问的，她没有表示。”
“喔！没有表示？”他再追一句。
“是的。你何妨再直接试探她一下，也不是什么难事，何必一定要经过旁人。”我预备置身事外。
“再看吧！我希望你们勿加阻碍。”他有点不放心我们了。
“当然不加阻碍。”我使他安心。
“我还希望你们给予助力。”他更进一步。
“不，凭良心说，我不愿给予助力。”我毫不犹豫地使他绝望。
“老朋友这点情分没有吗？”他叹息着。
“唯其是对双方都有不平凡的友谊，我不愿违心地给予助力。”我坚定地说。
他认为话不投机，多说无益。我们就另外谈创造社的事情。谈了不久，我就告辞。临走时我还不甘休，再对他说：
“达夫！我盼望你再冷静缜密地思考一下，千万不要孟浪从事。”
“百刚！这一次是我生命的冒险，同时也是生命的升华。我们再见吧！”他甚至有点气愤的样子了。
从创造社回到家中，时光还早，碰巧掌华出去未归，家中只有映霞一人。我想今天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稍稍休息一下，我对映霞说：“你和我们相处，虽则不过半年多，但大家感情颇好，彼此有如兄妹一般。因此我们无时不在考虑你的事情，最近达夫对你的疯狂追求，你总应当知道了吧。你觉得如何，你对他的意思到底怎么样？”
“……”她一声不响。
“达夫是已经有妻子，有儿女的中年人了。他对于你的爱慕，虽则是出乎真情，然而多少总是不健全不正常的。你是否应当接受他的追求，在你自己应当有你自己的考虑。你以为如何？”
“我当然不会马马虎虎答应他的。”映霞的声音很低。
“我知道你所谓不马马虎虎者，无非要他和富阳太太离婚；但我以为男女的结合，决不是如此简单朴素的形式问题。人的感情是流动的，尤其是像达夫那样的罗曼蒂克的文人，感情的流动性比任何人更大。再讲到人道，何必要牺牲那位无辜的富阳太太，而来建筑你们的将来呢？就你而论，人品、家庭、年龄、学问，哪一样不及人家，正可以从容不迫，任意选择，何必一定要找一个像达夫那样，必须毁弃一个家，再来重建一个家的男人呢？我们的意思：希望你断然拒绝他的追求，一面解救了他的烦恼，一面成全了你自己的前程。你以为我的说话对吗？”我热忱而婉曲地说了。
“我怎么会愿意答应他呢，不过我倘若断然拒绝，结果非但不能解救他的烦恼，也许会招来意外的事件。”映霞听了我的话，非常感动，她的表情似乎十分痛苦。
“那么你已经动怜才之意了。既然有如此伟大的精神，我希望你索性伟大到底，可以无条件地和他结合，不必一定要他毁灭了已成的家庭。你能这样做吗？”
“这是万万得不到我家庭方面的同意的。”她说。
“好吧！希望你们有一个美满的将来。不过我总希望你在最后决定之前，应当回到杭州去，和家中仔细商量一下。”我对映霞当然不能像对达夫那样坚决地说，只好就此而止，我自己觉得已经过分了。
三四天之后，映霞借了某种口实，搬出尚贤坊，到另外一家同学家中去住。达夫也绝迹不来，我也急急赶编好那本书，和掌华回杭州去了。
孙百刚之所以对郁达夫和王映霞两方面，都说了“逆耳之言”，是因为他们的相遇，是在他的家里，使他有一种挽回悲剧的使命感。郁达夫自己认为王映霞是他的生命，“失去了她，就等于失去我自己的生命”。郁已经沉迷到如此的程度，当然不会听孙百刚的“逆耳之言”了。而王映霞也没有听孙百刚的劝告，没有对郁的追求加以断然拒绝，以致渐渐地软化，使不可能成为可能，接受了郁不离婚而和孙荃分居的事实。这不能不说王映霞自己也有了错误。她后来在《答辩书简》中承认自己“未成年”，便含有悔恨的意思了，也同时隐藏了她后来以“红杏出墙”为报复的张本。
（二）创造社下一代的反对
当时，郁达夫负责“创造社”的整理工作。创造社的年轻的职员如周全平、叶灵凤等，对郁达夫疯狂追求王映霞时的挥霍情形，曾表示了反对的意见。叶灵凤说：
他们要我写几句以作介绍，我却将这个委托搁置了许久不曾动笔，因为我不仅不是很适合写这样一篇文字的人，同时我也明白自己实在不该写，因为我已经屡次说过，不论这件事情的真相是怎样，我在感情上始终是同情我们的达夫先生的。尤其是王映霞女士在《答辩书简》里，斥达夫先生为禽兽，实在使我读了很有感触。虽然达夫先生为了创造社出版部的事情，甚至就为了王女士，曾经斥我同当时几个其他年轻的朋友为“丧尽天良的下一代”，说我们应该铸成一排铁像跪在他的床前。但我们在文艺上，始终将他看作是我们的前辈；在私交上，也始终对他保持应有的敬重，因此看到王映霞女士对他所下的这种断语，实在使我对他们的事情不忍有所论述。
只有一点，虽然已经事隔三十多年，却使我仍不曾有所改变的，那就是我们当年认为达夫先生结识了王映霞女士，实非达夫先生之福。这正是当年除了创造社出版部的问题之外，我们这一群一向崇拜他的小伙子同他“交恶”的原因，因为我们曾经在他面前表示过这意见，使他大为生气。可是，事隔三十多年，现在有事实摆在眼前，再证以他自己的《日记九种》中所记的当时情形，要叫我们当时那一批二十几岁将新文艺当作自己生命的热情青年，对他与某太太通宵打麻雀，为了追求王映霞女士要那么挥霍的情形，予以赞许，实在是做不到的。
甚至直到今天，我个人的这种见解，可说仍不曾改变。这也正是当年虽然为了不赞同他追求王映霞女士，挨了他的骂，现在想起他们的离合经过，反而要站在达夫先生一边的原因。
我一直认为，没有这一场婚变，达夫先生根本不会投荒南下，因此后来也就不会不明不白的遭了日本人的毒手。他可能至今还健在。试想，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以他的那一支才笔，可以为我们写出多少美好的作品。可是他的文学创作生命，却被这一段不幸的结合所影响，过早的遽然结束了，我觉得这乃是中国文坛的一项重大的损失，也正是我们对于义兼师友的郁达夫先生，每想起了就要觉得心痛的原因。
其余的问题，现在看来，实在是枝节的了。
郁达夫如何能听得进呢？于是老羞成怒地骂他们为“丧尽天良的下一代”，经过创造社下一代的叙述，就知道当时郁达夫对追求王映霞一事，是怎样的疯狂，怎样的痴迷了。
（三）长兄郁华的反对
郁风在《三叔达夫》中说到她的家庭、熟人、朋友都不赞成。她说：
单凭他的满腔热情，在当时的环境下，要以行动闯出一条革命道路来虽然不足，但对于排除爱情的障碍，战胜宗法社会的种种非议却是有余的。他和王映霞——杭州名士王二南的外孙女终于结婚了，在赫德路嘉禾里安了家。熟人、朋友、两方面的家庭自然都不赞同。听母亲说，父亲在北京知道后非常生气，不知写过多少信去告诫三叔，作为法官的父亲首先提出，这是要犯重婚罪的。然而既成事实终究是既成事实。
其实新旧交替的婚姻问题上，这样的事毫不稀奇。在受害者的旧式妇女方面，已经承受惯了千百种封建的压迫，与其再遭受“离婚”更受歧视的打击，勿宁接受生活的一定保障来抚儿育女更来得现实些。三叔也确实是这样做的，经常汇钱回富阳去给三婶。
郁风是郁达夫长兄郁华的女儿，她说的父亲便是郁华，她说的三婶，便是郁达夫的元配夫人孙荃。郁达夫的长兄虽然反对，也没有阻挡得了。
但是，众人是圣人，众人的意见当然是正确的。这个郁、王的婚姻后来的发展，更足以证明众人的意见是正确的。
◎名女人·风雨茅庐
（一）名女人易惹是非
郁达夫自从在上海尚贤坊孙百刚家，遇到王映霞之后，便“一见倾心”，疯狂地追求，一方面陪他们吃馆子，陪他们通宵打麻雀，大事挥霍；一方面利用文笔宣扬王映霞的美，发表追求王映霞的日记，后来成为畅销的《日记九种》。又从文坛消息上加以鼓吹，使爱好文学青年，都知道了郁达夫在追一位美人，渐渐成为文艺界的话题。而王映霞之美，便名扬全国。俗谚所说“人怕出名，猪怕肥”，因为人出了名，便有人打他的主意，假如是女人出了名，那就更有人注意她，想她，对她有企图了。
假如说王映霞是美，是娇的话，正应该“金屋藏娇”，不必向全国人宣传映霞的美，使他“一见倾心”，使他疯狂追求，使王映霞为众人所仰慕。这也是悲剧的基因之一。
（二）短暂的“富春江上神仙侣”
关于“风雨茅庐”，是代表郁达夫偕眷迁移杭州的问题。郁达夫和王映霞在上海居住时，虽然王映霞成了名女人，但在上海还是不能特别突出的，同时还有政治方面的问题，大多数作家，都不能公开活动，王映霞的活动天地自然也只有自己的家庭了。孙百刚说：
其间由友朋传言，晓得他们婚后生活非常和好。住在赫德路嘉禾里，映霞已经有孕了。以后又知道达夫曾经大病一场，病中映霞看护周到；病后每天请达夫吃鸡汁、吃甲鱼、吃黄蓍炖老鸭。只要想得到办得到的补品，尽量弄给达夫吃。还知道达夫的生活，变成很上轨道，相当安定。几部从前写的小说，都重新编过，由北新书局出全集，按月抽相当数目的版税。达夫再每月写点东西，零碎卖之。大部的收入都由映霞运用调度。区处有方，家庭经济也就渐趋稳定。这一连串的消息，使怀念他们的朋友，听了感到安慰，有说不出的欢忻。大约此一时期是他们婚后最美满的一段。照达夫自己在《毁家诗纪》中所说，就是：“频烧绛蜡迟宵柝，细煮龙涎涴宿熏。佳话颇传王逸少，豪情不减李香君。”照旁人眼中看去，也就是“富春江上神仙侣”（易君左赠达夫诗中语）了。
（三）迁杭州有弦外之音
这种美满的时日不多，郁达夫听了王映霞的劝告，把家迁移杭州。鲁迅曾劝他们不要那样办，并曾写诗一首寓规劝之意。郁风说：
据达夫说鲁迅对杭州是绝对的厌恶，有一年他同许钦文去杭州玩过一次，因湖上闷热，蚊子多，饮水不洁，在旅馆一夜睡不好，第二天就逃回上海了。当然这厌恶还有政治的原因。那首《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的诗说得很明白：“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高压。他从五代时的记录里，曾看到过，钱武肃王的时候，浙江老百姓被压榨得连裤子都没得穿，不得不以砖瓦来遮盖下体。……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通缉我们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他指的就是当时官拜浙江教育厅长的狐鼠之辈许绍棣。
当然，郁达夫当时没有听鲁迅的劝阻，而移家到杭州。并设法建筑一座洋楼，命名为“风雨茅庐”。孙百刚说：
他们是民国二十二年春举家迁杭的，他们为什么要那样不惮烦地迁居呢？真正的原因我不明白。当时据映霞口头所说：似乎是孩子大了，杭州的小学比上海好，一切生活都是杭州方便，所以到杭州住家。但据我猜想，原因恐不如此单纯。说不定经济的因素，也占着主要的成分。因为在嘉禾里这几年中，历年达夫稿费收入，除家用开支外，经映霞的运用，相当积储了一笔数目。但在民国十九年以后，达夫小说的销路不及从前，生活逐年加高，收入反而减少，当一家主妇的映霞，当然觉得有变更计划的必要。其时杭州的生活程度，低于上海，这也许促成他们离沪赴杭的一种动机吧。（按：弦外有音，映霞可在上流社会活跃。）
（四）动用省府关系购买地皮
有一天上午，达夫、映霞来看我，碰巧有很多来客，大家在那里瞎谈，沈太素亦在其间。太素当时是在办省立救济院。救济院的组织，是继承从前同善堂而加以扩大的。那时候他正在进行一种整理院产的计划。原来同善堂有很多地产，包括沿西湖边上许多义冢地在内，他预备将义冢的枯骨，集体瘗埋，再把沿湖的地皮出售，以所得款项，充裕省库。同时在清泰门外，盖造平民住宅若干幢。这计划的原则当然不坏，然而却招来不少的非难。这天大家正在谈论此事，刚巧达夫映霞跑来。我替太素介绍之后，映霞似乎对于太素所说的出卖救济院地产一节，非常感到兴趣，孜孜不休地向太素询问详情。后来太素和其他客人陆续散去，映霞对我说：
“请你明后天去沈先生那里问一声：我们场官巷里有一家废庵，大约有两亩光景地皮，听说是救济院的产业，我想把它买下来，可否请他帮忙。”
“废庵买下来干什么？”我说。
“我欢喜这块地皮，它是长方形的整整一块，四面围墙俱至，里面只有三四间坍败的庵基，地面很平整。只要把庵基拆掉，立刻可以造房子的。”映霞显然有点兴奋的样子。
“你想造洋房吗？”我问。
“是的，不管怎样，先把它买进再说。”
“庵基上造住宅，是不吉利的。”我说笑话。
“这那里管得许多，无论如何请你去托沈先生帮忙。”她郑重托我后和达夫走了。我看达夫自己对于买地皮造房子的事情并不十分起劲。
我受她之托，当然去和太素谈起此事。据太素说：只要那块庵基是院产，一定可以帮忙的。……
两三天之后……映霞说：
“孙先生，真要谢谢你！我已经去看过沈先生两三次了。那块庵基是救济院院产。面积，老亩有两亩另，新亩只有一亩八九分光景。沈先生答应设法卖给我们，或者弄其他的地皮去交换。不过要经过省政府会议通过，才可决定。省政府方面以我们的关系去说，是绝无问题的。所以此事十分之八九拿得稳了。”映霞很兴奋地一口气说了。旁边纪瑞（按：百刚妻掌华死后，又继娶纪瑞为妻。）听了不十分清楚，映霞索性又加上一段：“我自从搬到场官巷后，楼上房中一张梳头桌的窗口，正对着这块庵基。我每天早晨梳头时，老是望着这块地皮发呆。我想：有朝一日我能把这块地皮买进，造一排小巧玲珑的五开间平房，前后左右空地上种些花草树木，在花园一角，再替达夫造三间书屋。动工时节，我自己设计，自己监工，这是多么快乐啊！因此，我就探听这庵基的所有人，大家都说是省立救济院的产业。我正在那里走路子找人，不料那天在孙先生处遇见沈先生。这真是踏破草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映霞欣欣得意地说了这一大套。
（五）建筑“风雨茅庐”
记得在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秋，达夫就有信来说：那块地皮，结果花了一千七百多元另外买进十七亩山地和救济院交换的。照时价算，约便宜五千元。房子已经动工，冬天可以落成。映霞宿愿得偿，殊为欣快。每日东指西划，栽花种木，忙碌万状云云。
我们回杭州时，达夫已经上福建去做省府参议了。不到几天，就接到映霞一个人出名发来一张请帖……
我们正在说笑话时，映霞跑来了。她和纪瑞谈了几句别后普通应酬话后，她就问：
“我发来一张帖子收到了吗？星期六请早。”
“帖子是收到了。我已经关照纪瑞记下你的日期和次数，一共有十六次，恐怕记不清楚被你赖了去。”我对她说笑话。
“用不着孙太太记，我决不赖掉，一次一次地请你好了。不过你吃得胃病复发，我可不负责任，孙太太可不能怪我。”映霞边说边笑。
“说正经话吧。你何以发帖子请我们呢？你还找什么人做陪客吗？和从前嘉禾里一样自己弄几样菜吃吃不好吗？”我对她正经地说。
“我不是请你的，我是请孙太太的。”映霞说。
“郁太太客气了，何必如此费事。”纪瑞客气着。
“原来我是陪客，那么，恕我不道谢了。”我说着笑话。
（六）“风雨茅庐”气象相当豪华
因为南归后，未曾去过场官巷，所以到了星期六下午，我和纪瑞特意辞去了另外一个饭局，早一点去参观他们的新居。到门口一看，气象相当豪华。两扇铁门敞开着，一条水泥路的铺道，可以一直通进去。要是坐汽车去，可以一直开到正屋面前下车。我和纪瑞一路走进去，映霞已迎了出来。我们先看了南向的三间正屋：当中一间是客厅，上面悬着一块记得是周承德写的“风雨茅庐”四字的横匾，似乎还有一小段跋语写在后面，内容我记不起了。我问映霞：
“‘风雨茅庐’四字是何人拟的？”
“当然是达夫自己啊。”
“唔！”我觉得此四字萧索些，但将话咽住，没有说出来。
客厅旁边东西两间，好像都是卧室。开间相当宽阔，每间各有后轩，陈设的家具大部是新的。壁上挂的字画镜屏，都是别人送的。有一股新的油漆气味荡漾着，纱窗也都是新装的。映霞对我们说：因为三个孩子要乱坐沙发，弄脏地板，所以平时这三间正屋都常关着。白天吃饭坐起，多在后面三间小屋中。在东北角上水泥的铺道，有一条支路引我们来到三间小屋。这里摆的家具大多是上海嘉禾里搬来的旧东西，看了倒有点亲切之感。由此折回出去，向东沿铺道走去，经过一重小墙上开着的月洞门，出现一个小小院子，点缀着一些假山石，摆着几盆荷花缸，里面是一间朝南的大花厅，这里就是达夫的书房。三面沿壁，全都排列着落地高大书架，密密层层地放着六七千册的中、英、日、德、法各国文字的书籍，达夫的书，我一向知道是多的，光是英国十八、十九世纪的名家小说和诗集，他大多搜购了的。但以前都住小房子，也没有一间正正式式的书房，所以未窥全豹。经现在这么陈列一番，真是坐拥书城，洋洋大观了。
我心中想：达夫好容易自己有了风雨茅庐，自己有了这样明窗净几的书斋，不在杭州享受几年清福，偏偏要跑到福州去当什么参议，未免可惜。我想或者是经过此番大兴土木，将映霞历年积蓄耗去不少，所以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了。
（七）“风雨茅庐”多应酬官场中人
“你着实花一番经营，煞费苦心呢。”我们由花厅回来，纪瑞向映霞说。
“怎么不是呢？达夫一概不管，全是我一个人费心思弄成功的。这里无论是一砖一木，一树一花，都有我的心血在内。事非经过不知难，早知如此麻烦，我也决不造房子了。”映霞边走边说。
“到底一共花了多少钱？”我问。
“基地之外，再加木匠、泥水、花匠、石匠、装折、家具等等，总要两万光景。还有很多东西，都是别人送的：两扇铁门和各处种的花木是周市长送的。……”映霞说出什么人送什么东西，背了一大篇，我也记不清楚了。不过所说的人，大多是当时现任官吏。我心中想：达夫他们到杭州住了两三年，何以尽和官场交游。这时我脑海中又浮起了达夫的名士型的掠影。
映霞又告诉我们：达夫平时并不十分迷信，独独这次造房子，迷信万分。特意请了杭州闻名的风水先生郭某，一次一次来履勘指点：大门的方位、正屋的坐落、门户的开闭、日期的选择，莫不遵从郭某的指示。据这风水先生说：这所房子落成后，除了人口平安、家运兴隆外，屋主人立刻可以得着差使。果然在房子落成不到两个月，福建的陈公洽就来邀达夫去当什么参议了。
其时客人陆续到齐。那天晚上，映霞约的都是一对对的夫妻。除我和纪瑞外，另有四对夫妇，也是官场中人。有两对是我们熟的。因为是正式的酒席，你请我请，吃来并不怎样舒服。还不如在嘉禾里吃油炸豆腐干来得有味。
以上是孙百刚描写的王映霞购地建屋的情形，因为花钱太多，郁达夫不得不到福州去充任省府参议，拿固定的收入，来弥补亏空。又据王映霞说的很多东西都是别人送的，而送的人又都是杭州的官僚。可见郁达夫移家杭州之后，和杭州的官场混得很熟。而“风雨茅庐”建筑成功，更可以在家中应酬宾客，看孙百刚对“风雨茅庐”的描写，那种气象，正可以作为杭州官僚的“俱乐部”。郁风在《三叔达夫》一文中说：“一九三六年春新屋落成，而达夫却没有享受，为了赚得固定收入和还债，去了福建当一名参议闲差。而风雨茅庐就成为名流、大官出入的地方。……”这个“名流、大官出入的地方”言外之意，是含有玄机的。
（八）“风雨茅庐”中招风引蝶
郁达夫不在杭州，正好给予王映霞主动社交的好机会。王映霞以名女人的身份，在上海无法施展，不能显露她这方面的才华，到杭州之后，就不同了。杭州的上流社会接纳了她，省府、市府、党部的高级人员都和他们来往，也都以郁达夫朋友身份出现，自自然然地也接近了女主人王映霞。
也正在这个时候，许绍棣闯进了郁家，和郁达夫成为莫逆。许绍棣当时是浙江省府教育厅长，有钱有势。当时许绍棣经常出现郁家找郁达夫，正如当年郁达夫经常去找孙百刚一样，目的都是在接近王映霞。郁的目的达到了，许的目的也达到了。这一点，倒是出于郁达夫的意料之外，古有明训“朋友妻不可欺”，他怎么能想到许绍棣这个友人，会成为他太太的入幕之宾呢？
说到这里，“风雨茅庐”更是这个悲剧的重大基因之一了。
◎《毁家诗纪》真的毁了家
（一）王映霞早想报复
郁达夫当时是一代的颓废作家，为表现小说中颓废生活的逼真，往往和女人打交道，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小说都有自传的成分，他的小说中对女人的可怜的遭遇以及性心理，都描写得非常透彻。关于他自己的太太王映霞与许绍棣有“私情”的纠纷，他当然能体会出来，更何况他获得了三封情书，他实在忍不下这口气，曾将情书照相印刷赠送朋友。以致闹得不可收拾，但他终于还是舍不得王映霞，经朋友劝解，曾有协议书的签订，在公开的几则启事方面，也曾有反反复复，前言不照后语的地方，以挽救王映霞的面子问题。原因便是王映霞已向郁达夫写了“悔过书”。
王映霞到底在什么情形之下，接受了第三者许绍棣的“热恋情事”（王悔过书中语）呢？就是王映霞心中早有不平，早想报复的问题。她说：
但是兽心易变，在婚后的第三年，当我身怀着第三个孩子，已有九足月的时候，这位自私、自大的男人，竟会在深夜中窃取了我那仅有的银行中五百元的存折，偷跑到他已经分居了多年的他的女人身边，去同住了多日。像这样无耻的事情，先生能否相信是出于一位被人崇拜的文人行为么？等他住够了，玩够了，钱也花完了，于写成了一篇《钓台的春昼》，一首“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七律之后，亦许是受了良心的责罚吧，才得意洋洋地，又逃回到当时我曾经牺牲了一切的安乐，而在苦苦地生活着的上海的贫民窟里来。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结婚，郁达夫与其妻孙荃不是离婚而是分居，对王映霞来说已种下不幸的因素，何况他又跑去和她同住？这在女人方面说，也是不可忍受的事。她在无可奈何之下，演出了这一幕“红杏出墙”以为报复，这也就是她到现在还不肯悔过的原因吧。
（二）王、许“热恋情事”不容否认
不管如何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不是王映霞能否认得了的，因为那是事实。
王映霞与许绍棣“热恋情事”，也不是偶然的，为了证实不是偶然，我才举出了上面所说的几个“悲剧的基因”。
郁达夫知道自己戴上“绿帽子”之后，心理极不平衡，一方面舍不得离异，一方面又忍不下这口气。于是，在南洋和王映霞一起生活，又暗中写了《毁家诗纪》，将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也就是“私通”情形，注入诗中，并在“注解”中说得清清楚楚，细细看来，虽稍有夸张，但绝非“谣言”。哪有人把“绿帽子”硬向自己头上戴呢？郁风在《三叔达夫》一文中说：“后来终于发生了《毁家诗纪》中的悲剧。在武汉，他用尽了弱者的报复手段，用最恶毒的字眼公开地宣扬‘家丑’，甚至饥不择食地拿起腐朽的封建武器掷向王映霞（如称她为‘下堂妾’）。同情他的朋友们也觉得他做得太过分了。”王映霞虽然“九州铸铁终成错，一饭论交竟自媒”的大错之后，又曾写了“悔过书”一类的东西，在郁的一方面便不应屡屡不休地“宣扬家丑”了，但郁达夫自我暴露成性，不能自已，使她“羞愧难当”，她焉有不“老羞成怒”的道理呢？
本来，王映霞的随郁南来，而郁能带她南来，是不预备离婚的，但经《毁家诗纪》的发表，把王映霞的不守妇道，宣扬于世，王映霞实在无脸面再和郁达夫生活在一起了。
（三）《毁家诗纪》毁家丧命
《毁家诗纪》真的毁了家。
假如向前推论的话，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悲剧，是郁达夫不仅毁了家，还丧了命。
郁达夫不迁杭州不造“风雨茅庐”，王映霞不能认识那些官僚，也便没有许绍棣的“私通”。
没有王映霞和许绍棣的“私通”，郁达夫也不会到南洋。因为郁达夫认为自己是戴“绿帽子”的人，无法无脸在国内混了，才到南洋去。到南洋才丧了命。这不能不说是王映霞造成的悲剧。
王映霞既然造了这样的文坛悲剧，到了行将就木之年，还不坦白地说实话，实令人对她不能谅解。
《传记文学》第四十五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