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原著）
——原题《郁达夫与我婚变经过》
◎漫天烽火达夫远去
一九三六年的二月间，照农历算来，正是正月十二日，离元宵节还有三天。郁达夫从他杭州场官弄的旧居里出发，到了杭州城站。他是预备启程去福州的，去担任福建省政府公报室主任。
郁达夫和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并不认识，因为陈仪的亲戚葛敬恩这时住在杭州，在朋友请客的宴会中，郁达夫和他认识了。于是由于葛的介绍，才知道了陈仪，他才知道陈仪是留日的。于是一来一去地通了几封信，陈仪便邀郁去福建工作。
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
转眼榕城春欲暮，杜鹃声里过花朝。
这一首诗，就是郁达夫到福建后数日，寄回杭州来给我的。
这时，我们在杭州建筑的新屋尚未完工，郁达夫在到了福建后的第三个月，他又请假回到杭州，由于新屋刚刚落成，所以他就在西湖边的镜湖厅里，请过一次客，作为我们新屋落成的庆祝宴会。
八月十三日，我在新屋里分娩，是第三个男孩，我们把他取名郁荀，又名建春。满月后我就打算去福州，郁达夫来信叫我不要去，我也只能不去。
次年（一九三七）二月，我征得了郁达夫的同意，才带了第二个孩子去到福州，住在城内光禄坊。我去时还带了一个保姆同行，这是打算在福州久居的意思，光禄坊的房子，是郁的朋友暂时借给我们用，是一所大房子里的花厅。一共才住了五个月。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了，我想到杭州有老母，有郁飞和郁荀两个儿子，和郁达夫商量了一下，他的意思是还是要我先回杭州。战火若扩大，那么在杭州也好有个打算。于是我仍旧带了第二个孩子启程回上海，再转杭州。陈仪的女儿陈文瑛，这次也是和我同轮回上海的。
到上海之后，因为要去北新书局拿版税，我就在旅馆里住了两天，然后再回杭州。等我回到杭州以后，眼看战火就要扩大，若扩大之后，马上要波及杭州。在杭州的许多亲友，有的去金华，有的避上海。我们这一家究竟是走还是留，我没有人可以商量，当然唯一的办法，只能写信去福州征求郁达夫的意见。大约过了快十天，他的回信才到。照他的看法，说是战争不会扩大，如果要移家，第一步就回富阳去，到富阳后，再可以和他的二哥商量商量。
郁达夫的二哥叫郁浩，字养吾，在富阳城里做医生，和郁达夫最好。
向当时的杭州市长周企虞借用了汽车，整理了一家简单的行李，我就偕同老母、三个孩子、一个建春的奶妈，浩浩荡荡地回到了富阳，因为我已先有信通知养吾，所以他已经给我们租定了靠富春江边的两间房间，总算是我们全家的安身之所。
过了没有几天，郁达夫回到富阳。他说，他是因为所乘的轮船在海上遇见航空母舰，轮船无法开行，他便从宁波回到杭州。到场官弄的住所里看，一个人也没有，知道我们一定是已经回富阳，便马上回富阳来看我们的。
我在心情烦乱之余，见郁达夫回来，倒松了一口气，总以为一个家庭里的大小事，可以有人商量了。没有料到，隔不了几天，他又单身从金华江山翻仙霞岭而去了福州。
◎移居丽水接近许绍棣
这时，我唯一可以商量的人，只有养吾，只有郁达夫的二哥了。
我家在富阳住不上两个月，养吾告诉我，他准备把他的全家（即他的夫人和孩子）全部搬到富阳的南岸环山去住，暂时在他的妹婿家住一个时候再说，并且问我去不去，我们打算怎样？我听了之后自然心里很焦急，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就是和二哥他们同行止。
于是整理行李，雇了一条小木船，去到了环山叶家。
这叶家原是郁达夫的姊夫家，姊姊自小就嫁给姓叶的，不久病故，但这位忠厚的姊夫还在和郁家来往。他自己造了新房子，也就完全让我们两房人家占用了。
我们在环山还只住了两个多月，已经是木叶萧萧的初冬气候了。外面但听人说，战争扩大，富春江也快要封锁起来，我想富春江若一封锁，则我们住处的水上交通就断，只有到十里外的场口这一条通道了。这个时间如果郁达夫能回富阳来，则我是一定要和他同回福建的，一家同住一处，我那紧张的心情，也可以松弛一些。
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我打算单身再到富阳城里去打听一下消息，不料在富阳城的街上碰到了程远帆。
程远帆是浙江省的财政厅长，也是我们从上海搬来杭州住下后才认识的。这时他刚从杭州到金华去，路过富阳，听说富阳是郁达夫的家乡，便下车来找找我们看，不料，就在街上遇见了我。
据他告诉我说，我们现在住的环山，不能久住。若一旦富春江被封，环山到富阳的交通只能依靠十里外的场口镇，场口又是一个小镇，容纳不了许多人，程远帆劝我们还是出来，走出这一个圈子，从金华方面走。先到金华，住定之后，然后通知郁达夫，要他马上来接。
对程远帆的这一个建议，我是完全同意的。但如今即将封江，富春江若被封，则我们又如何能出来呢？
程远帆叫我不要着急。他说如果富春江被封，他可以向富阳县的县长解释一下，并向县政府借用一条木船，把我们一家老小，从环山接回到富阳，再在县政府借住一夜，第二天车子一到，不就可以走了么？至于程远帆自己，今天马上要回杭州去，第二天，他就会叫一辆卡车，到富阳来把我们全家接往金华的。
我当时听了他这一番有见解、有安排的话，觉得不论往后如何，在目前，这实在是一个忠厚长者的肺腑之言。
于是，我只能别了程远帆，马上再回环山去。向母亲把这一个计划讲了。母亲听后，也认为这计划不错。于是把行李整理好后，别了养吾，我们这一家老小，用木船重新又把我们装回富阳。
第二天，程远帆的车子从杭州开来富阳，我们这一家，就搭上了他的车子，一直到金华。到金华住下后，马上去信福州，告诉郁达夫我们已经到了金华了，盼望他能到金华来把我们接走。
谁知到金华不久，大约是要过春节的时候，听说浙江省政府要搬到丽水来，若从丽水去江山再到福建的浦城，是比较容易。至于我们的家，住在金华和住在丽水，也是相仿。何不就在大家搬家的时候，我们也搬到丽水去住呢？这念头一转，索性一搬再搬，在一九三七年的冬日，我们老小六人，租下了丽水燧昌火柴公司的两个房间，住定了下来。
燧昌火柴公司在丽水是新造的房子，而且相当的大，这次搬到里面去住的，计有浙江省政府，民、财、建、教四个厅，还有浙江省政府属下的附属机构，里面的房子，是可以论间出租的，我们虽说非厅非局，但也因为有熟人可以通融，居然也住了进去，伙食可以包在里面的大厨房里，在这里面住家的人，既省事，又安全。
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他的妻子于两年前病故，他带了三个女儿，也和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一样，住在燧昌公司里面。和我们住的地方相近，两家的孩子，也总在一起玩耍。
◎为许做媒对象孙多慈
一九三八年三月间，郁达夫从福建来到丽水，说是将去武昌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设计委员。把我们也一同接了去。我私心自慰，觉得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事情。
在我们刚要动身的头一天，来了一个李立民，他是郁达夫的多年老友。现在在浙江省政府担任秘书。他来的原因，据说是想托我们把他的大女儿李家应带到武汉。他说：“我妻子早年亡故，留下了五个女儿，在这战乱期间，到处轰炸，真连自己也难保，怎么还能顾及这五个没有了母亲的孩子呢？知道你们将全家迁武汉，真是再好也没有的机会。达夫！我烦你们把家应带到武昌，她就能自己去找亲友找工作做的。”李立民就这样地托了郁达夫。
这一位李家应大约有廿六七岁，是在南京中央大学西画系毕业的，是画家徐悲鸿的学生。
从丽水到武汉，我在寂寞的长途旅行中，能添上这样一个人作伴，该是多么高兴。我的年龄虽然比她大不了多少，但毕竟我是比她长一辈，因此她总称呼我郁伯母。
从丽水到南昌虽说是一段不短的途程，在火车上谈谈说说，日子也过得很容易。
在火车上的闲谈中，李家应告诉我：她有一个同班同学和她感情很好，名叫孙多慈，也是画家徐悲鸿的学生，她和徐悲鸿因为是师生关系，所以和徐悲鸿比较接近。而徐悲鸿正在追求她，不过李家应并不赞同这一件事。因为徐是有妻子的，又是留法的，孙多慈又不懂法语，若和徐结了婚，日后在生活上的问题正多着呢。况且，孙多慈的母亲早年病故，她父亲是在浙江丽水工作，因此，她现在还住在丽水。李家应的口气，很盼望我能够给孙多慈在丽水介绍一个朋友。这些愿望，当然也是人之常情。
火车在向前疾驶，我的心为了想替孙多慈介绍一个适当的朋友而开始了不平静起来。望了几眼从我身边踱来踱去的郁达夫，我想，倘若这件事被郁达夫知道了，他会不会嫌我多事，尤其是拆散了徐悲鸿在进行的这一段姻缘，去找麻烦。又考虑到也许不会吧？君子成人之美，也是应该的。我想郁达夫，他决不该说我多事的。
然后我想到，我们熟人虽多，但要找一个没有妻子的人，就只有许绍棣。就是这样吧，就决定给许绍棣介绍试试看。我心里这样在打算，也就把这个意思，向李家应讲了。
◎达夫猜忌顿生风波
到了武昌，在住定之后，李家应便送来了孙多慈的照片，托我写封介绍信给许绍棣，这样来来去去地写了几封信，郁达夫便有所猜忌。他的意思是，不喜欢我去做许孙两人的介绍人。他说：叫我不要去管这闲事。
经郁达夫这样的向我表示态度以后，我信也没有再继续写，李家应也不好意思再来我们家里。后来听说，许绍棣和孙多慈经过我和李家应介绍后，就做了朋友，两年后他们结了婚。
又据说，我所写给许绍棣的这几封介绍孙多慈的信，后来竟被算作了我给许绍棣的“情书”，郁达夫还去影印了许多份，分发给他的朋友。
我和郁达夫在结婚以后的十年之中，夫妻间小小的争执不是没有，但吵过争过也就算了。这一次却有所不同，情况似乎较为严重。
在郁达夫去台儿庄劳军回来之后，我经常见他眉头一皱，头略略一摇，从经验告诉我，这是他快要发脾气的先兆。他脾气发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出走。但他出走几天也就会回来的。不过在这个时候，非寻常可比，飞机日日在乱炸，一家老小要吃要用，无论如何我决不能让他再走。
母亲可以由我带去，还有三个幼小的儿子呢！这一个重担，教我去如何挑得起？想到这里，我只能先开口问他：
“你又打算走么？要走，可以的，你须把三个儿子也带了走。否则，就让我走！”
其实，我所提出的“就让我走”这四个字，原是一无准备，是打算探一探他的口气的。却不料他居然来个“你走就你走”这几个很坚定的字。这些年来，我从未听见他对我讲过触犯我自尊心的话，这时，我顿时怒火高烧，站起身来，马上去我母亲房内取了两件替换衣服，手中提了一个拎包，三步并两步地，从堂屋走到天井，再从天井里跨出了大门。假戏已经在真做，郁达夫看了我这一个样子，也跟在我身后走了出来。
走到大门口，正好看见有一辆空车，我就一边跨上车去，一边向车夫说：
“你给我踏到火车站！”
因为心中有气，所以便不经考虑，就说出了“要走”的话。其实，我到车站去做什么呢？找什么人呢？我的亲人就只有老母和孩子，不是都在我的身边么？不是都在武昌么？我真的还有什么人可找？我正在这样地反问自己的时候，车夫却已把车子拉了起来，要起步样子。我的头脑里，略略地清醒了一些，就又重新对车夫说：
“不，不去车站了！你把我拉到小朝街四十一号！”
原来，小朝街是我们在杭州时候的朋友曹秉哲的住所，曹先生是杭州的名律师。在杭州和富阳，他的熟人最多。现在他住在武昌，是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的秘书的名义。他是我们在杭州时候极好的一个朋友。
我离开家庭时，应该去到什么地方最为适当这一个问题，是着实要经过一番缜密地考虑的。就是说，我不能去到单身男子的人家，又不能去到一个只有女子的家庭，要在几分钟之内，马上决定下来，这实在是一件极难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终于决定了去曹家。
曹秉哲夫妇一看见了我，就知道一定是我们家庭中又在发生口角，就劝我：
“休息休息，慢慢来，你就在我们家住几天，然后我会去叫达夫来接你回去！”曹先生说。
我一听说要来接我回去，就着了慌，马上摇手示意，并对曹先生说：
“曹先生！今天之来，是打算在你们这里住几天，你可万万不可以去通知我家里。若你要去通知，我马上就走。”
曹律师夫妇看到我这副心慌意乱的神情，倒是可怜了我起来，说：
“你不要再走，我不去通知你的家里！噢！我一定不去通知。”
经过了这样的一番周折之后，我总算才安定地住了下来。
◎弄假成真刊登启事
这一夜，曹律师把他们自己的房间让给了我，让我可以舒舒服服地住下来。但是人是有灵性的动物，思前想后，这一夜中我心情恶劣，为十多年来所未有。
八月初的天气，在武昌是相当的炙热，我心中的郁闷也与天气的炎热成了正比例。好心的曹律师夫妇，总以为我们是一种极平常的夫妇间的争吵，过上两三天，气平静下来，不就可以平安无事了么？
这一天，曹律师夫妇把我的住处暗暗地去告诉了郁达夫，这使郁达夫的心境十分安定了下来。
第一，知道我并未与他所想象的那样，去到浙江许绍棣的地方。第二，既知道了我的下落，则他就要向我出出气了。首先，去叫了第三厅的他的许多同事，到我家来看我的所谓“情书”。（就是给许绍棣介绍孙多慈的几封来往信件。）然后，他又写了两封给许绍棣的上级的上级的长信去告状，最后，到大公报馆去刊登了一则启事。
这几件事情一做，他觉得他的身子是轻松了，心里的气也已经出了，而我这一个人又仍在武昌，他的心中是极为安定的。
他在宽心之后，马上就跑到曹律师家里来看我，要叫我回家。当时我尚未知道他已经登了报写了信的这一系列事情的。
第二天和第三天，正是一九三八年的七月五日和六日，武汉的《大公报》上，登有：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金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郁达夫谨启
我看到了这则启事，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私心念及这一个含辛茹苦支撑起来的穷家，大约这一次要完蛋了。我想念母亲，想念三个儿子，并深深地在考虑今后的打算。次日，郁达夫又若无其事地到曹家来，还是要叫我回家，并问我有什么条件。
这时候我所想到的是怎样把事情化小。当然也不可能无条件地言归于好。于是我要求郁达夫在《大公报》上刊登道歉启事，等登出后我再回家。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日，武汉《大公报》上郁达夫的《道歉启事》刊登出了。原文是：
达夫前以神经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并登报招寻启事中，诬指与某君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深致歉意。
郁达夫启
道歉启事登出来后，郁达夫又来曹家，接我回到家里。我环顾四周，真是万感交集。
◎武汉协议立约为证
自从一九三三年春天我家从上海迁到杭州以后，为了应付环境，我们平时所交往的人，几乎各党各派都有，浙江的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就是我们在交游中认识的一个。张三请客有他们夫妇，李四请客自然也少不了他们夫妇。后来许绍棣的夫人病故，大家在请客的时候，自然总也不能没有许绍棣，再后来，逃避战乱到丽水，多少朋友都住在燧昌公司里。当然许绍棣也是其中的一个。
如果说，我不应该把孙多慈介绍给许绍棣，这你也可以好好地对我讲，我也从未想到，介绍朋友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况且，李家应是你的朋友的女儿，与我实在无关，又何苦为了这一件小事，把我们这一个家，闹得支离破碎。
我走进家门，在坐定之后，马上想到了上列的这些情况，但嘴里还是不声不响，一个人倒在床上睡了。
已经到了深秋，敌军大举进犯。武汉正在风雨飘摇之中。大约是易君左，他来劝郁达夫暂时还是搬到湘西汉寿去，暂时去避一下战乱为是。汉寿是易君左的老家，也可以称得上是鱼米之乡，家用不会太大。郁达夫听了易君左的劝告，就把一家七口，全都搭上了小轮船，从武汉到汉寿去住了下来。
易君左在汉寿的一个朋友，姓蔡，原也是日本留学生，这时他在经营醋业。听了易君左的介绍之后，马上就让出了两个房间，作为我们七个人的临时借住之所。我也就昏昏沉沉地既不知身在何处，心在何方。总时常想到孩子太多，又太小，真正做了我的绊脚石。
在汉寿居住的两三个月中，从表面上看来，我家是相安无事的，彼此心境也还平静。我们在武汉临行之际，还有好心肠的朋友，来劝我和郁达夫写了一张协议书，书的原文是：
达夫、映霞因过去各有错误，因而时时发生冲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狱，旁人得乘虚生事，几至离异。现经友人之调解与指示，两人各自之反省与觉悟，拟将从前夫妇间之障碍与原因，一律扫尽，今后绝对不提。两人各守本分，各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夫妻间即有临时误解，亦当以互让与规劝之态度，开诚布公，勉求谅解。凡在今日以前之任何错误事情，及证据物件，能引起夫妻间感情之劣绪者，概置勿问。诚恐口说无凭，因共同立此协议书两纸，为日后之证。
民国廿七年七月九日
立协议书人 夫 郁达夫 妻 王映霞
见证友人 周企虞 胡健中
周企虞是杭州市市长周象贤，胡健中是浙江省《东南日报》的主笔。
我当时只淡淡然地签了字，把协议书收藏好。
气候已经进入初冬，孩子们的衣服要添要补，使我想到黄仲则当年的诗句：“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正是我此时此境。
◎查探我是否和许同居
正在这个时候，福建省主席陈仪来电报叫郁达夫回到福州去。他和我商量了一下，我觉得还是让他走，让他回福建。不过自从到汉寿以来，我看郁达夫的精神状态，觉得总有些异乎寻常，我又想到夫妇间的争吵，是会影响人的精神的。郁达夫的精神异常，大约也是这一个原因。我也就不十分在意了。
谁知郁达夫一离开家，虽然沿途写了多少封信寄回来，但同时他却打了许多电报到丽水去，向浙江省政府里我们所认识的人中，询问我是否已到丽水了，去和许绍棣同居了，等等。而我呢，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心中却还在想着，等待他到达福建后消息。后来，还是我在浙江工作的兄弟，写信告诉了我这一件事，我才晓得这些情况。
到了十月中，住在汉寿的认识与不认识的人们，都开始在搬动，因为武汉已经失守，照我一个人的想法，觉得也没有再留在汉寿的必要，和母亲商量，和孩子们商量，自然也都商量不出结果来。这时，正可以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只能托平日关心我们的朋友找来了车子，又把我们全家从汉寿运到长沙。
这时的长沙是一个战争的要地，有人对我说，长沙早晚要出事，叫我们这一家人马上搭火车离开。我到火车站一看，连火车顶上都坐满了人，我从人丛中挤了进去，仍旧没法上车。只得先把行李上了行李房，我们重新又退了出来，等待第二天的火车。大大小小在车站上等了一夜，总算等到了第二天的午后，把老的小的扶上了火车。好容易等到火车开动了，我的一颗心才放下，总以为可以平安地到达江山，然后翻仙霞岭而去福建浦城的了。谁知火车行驶不到两小时，消息传来，说长沙在大火了，满城都在烧了，我想这如果是真话，则我家的全部行李，包括六七个人的全部衣着，全焚于火了。
火车一到江山，先得找裁缝做替换衣服，然后再给郁达夫去电报。这时候我的心啊真是又气又伤悲，想到最要紧的，还是行李中历年所积下来的照片和信件，这个损失，将永远也夺不回来。
我们在江山住了四天，总算福建派了车子来接我们。老小上车之后，已经没有什么行李可装。看看也真寒心，车子直驶浦城县停下，已到福建境界，我首先和早到福州的郁达夫通了电话，只听见他在电话中说：
“你带了大的孩子，明天马上来福州，还有两个小的，可以暂时交给你的母亲带往云和县，暂时由她抚养。”
云和，是浙江的一个小县分，当时因我的兄弟在浙江的建设厅工作，建设厅是在丽水，可以遥相照顾母亲。所以我的兄弟叫我暂住云和。这是预先已约好的地点。我只能照他在电话中所嘱咐的去做。第二日，我就带了大的孩子首途去福州。
◎《一封长信的开始》
到福州之后，郁叫了人来接我们，我心中已知有异。后来和郁达夫见了面，他说：
“我已经答应了新加坡《星洲日报》之聘，马上就要到《星洲日报》去报到，并且，也已经为你们母子二人领好了护照。”
第三天，就跟他上了船。船行三日，先到香港，我昏昏沉沉地上了岸，住进了旅馆，又接受了朋友们的招待。隔了三四天，我们三个人，就乘“康得罗苏号”意邮船离开了香港。
在船上，我想念的是现在还守在浦城县的老母和两个孩子，这次和他们一分开，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相见。想到将来，也就是这样的渺渺茫茫。
船抵马尼拉，我因为晕船，想调换一下空气，郁达夫陪我去菲律宾大学门口走了一圈，令人混混噩噩，真有如在梦中。
一天过后，邮船渐渐地靠近了新加坡海岸。我的梦才醒，觉得我所处的是另一个环境，我是以另一种心情来迎接这个新的环境的。上岸之后，去到报馆里早已为我们租定了中峇鲁的住所时，虽然沿途都是绿树浓荫，我还是和木头人一样，一任周围的人摆布。总算，我知道我已经到达了星洲，和中国、和母亲、和弟弟等，是已经分离得很远很远。
三个月极平凡的生活过去了。香港出版的《大风》杂志，寄到了我的手中。我最早读到了郁达夫写的《毁家诗纪》。我的心在翻腾起来。记得当我们离船上岸在去新居的途中，郁达夫曾对我讲过：
“这里是一个新的所在，你没有什么人认识，我要和你在这里终老。”
原来，这半个月的奔波，是为了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我才恍然。
我关上房门，一个人坐在里面很久很久，大约从白天坐到黑夜，等电灯亮了，我才提笔写，写我心中要说的话、要诉的苦，这就是《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这两篇文章，两封未完成的信。
写好之后，我亦寄给了《大风》的编者，请他发表。这时候天快亮了，我于书信写完后，才深深地透出了一口气。
廖内，是距离新加坡八十海里的一个清静安宁的小岛，岛上没有车辆的喧闹声，又没有挤来挤去的人群。在岛上有一所学校，一所夫妇两个人所开办的学校。男的是校长，女的是教导主任。而这位女的，正是我在杭州读书时，女子师范里的同学李君。不晓得她怎么知道我已来星洲，写信来叫我去教书，叫我到她们的学校里去教书。
自从接到《大风》杂志以来的心境，的确有些和平常不一样，终日坐在家中，好像已经失去了知觉的人，只在等待死神的降临。我打算，还是去廖内，可以和我唯一的这一个同学谈谈心。
说去就去了。一霎眼，已经一个月过去了。郁达夫写来了信，要我马上回星岛，他信中对我说，同时亦有信写给我同学的丈夫，叫他不要妨碍我们的家庭，要劝我回星洲。我没法，只能重又回到星洲去。
◎无可奈何请求离婚
我眼前的各条道路已经都被郁达夫塞住，只有无可奈何的一条，就是请求他离婚，无条件地协议离婚。我清醒了，我要冲出家庭，各人走各人的路。
在一九四〇年的三月，跨过了重重难关，郁达夫同意了我的要求。彼此都在一张现成印好的协议书上签了名。但是，郁达夫没有把进新加坡的护照交我，使我无法申请领回国护照。因为，按照新加坡的规定，若没有进新加坡的护照是不能领取出口的护照的，而当时我的进新加坡的护照，是被锁在他的办公室的保险箱里，钥匙是在郁达夫身边随身带着。我没法，只能等机会。一直等到这年八月，我才得到机会提取了我的进新加坡的护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得到办出口护照的时机。总算孑然一身，毅然回国。因为我不懂马来话，所以办回国护照等一切手续，都是我不认识的一位在星洲中华书局里工作的，姓黄的先生为我包办的。而今虽已事隔四十多年，我已经忘记了这一位好心的黄先生的名字，但在我内心里，还在感谢他对我当年的援手。
回到香港，我请戴望舒先生为我在《星岛日报》，请程沧波先生为我在重庆的《中央日报》，请刘湘女先生在浙江的《东南日报》，登载了我单独一个人登的离婚启事。启事原文如下：
《中央日报》一九四〇年六月五日和六日
王映霞离婚启事：
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在星洲无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统归郁君教养。此后生活行动，各不干涉，除各执有协议离婚书外，特此奉告海内外诸亲友。恕不一一。
王映霞启
在《毁家诗纪》中《南天饯别》这两首诗，本来是没有的，郁达夫于我离开新加坡后加进去的，我想也好，既然能后来加入，总算还有一份情感存在其中，但我并不要接受这种情感。
◎他的形象依然埋藏在我心底
四十年来我的生活过得很安定。在安定的生活里是不容易使人回忆着过去了的辛酸的。许多朋友都劝我写点回忆，我只是望着他们笑笑。意思是说，我这数十年的日子过得平凡得很啊，有什么好回忆，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即使偶尔有想到，就也像浪花一样，一瞬即逝。
我好比做了一个梦，做的是一个噩梦，等噩梦醒来，依然是蓝天白云。不过在那蓝天白云中间，偶尔也曾飘过几点浅淡的乌云，这也算不了什么，马上就又被风吹散的，在上面这一段回忆里，自认为其可贵之处，是在真实，完全是真人真事真地方，任何人对我诽谤，我还是这么认为，因为我不善于说假话，或者借题发挥，或者攻击什么人，我总是平心静气地来衡量别人的。
和郁达夫做了十二年夫妻，最后虽至于分手，这正如别人在文章中所提到的，说郁达夫还是在爱着我的，我也并没有把他忘记。四十多年来，他的形象，他的喜怒哀乐变幻的神情，我依然是存入心底深处。
现在，西德的这一位马汉茂先生给予了我力量，发表几封我给郁达夫的旧信给予了我力量，我似乎是应该说一说明白的时候了。我写完了这一段不成文的东西，我要感谢马汉茂先生。
一九八二、五、十王映霞于上海
《传记文学》第四十五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