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力原著）
关于郁达夫晚年在印尼的生活情况，胡愈之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以及了娜（张紫薇）的《郁达夫流亡外纪》两文，均有详细介绍。最近，笔者有机会在香港访问了当年和郁达夫共同生活了两年的夫人何丽有女士，请她谈谈她所知道的郁达夫。
◎结婚
何女士是台山人，小时候跟随她的姨丈去印尼，她的姨丈姓陈，所以去印尼时就改姓陈。一九四三年，郁达夫化名赵廉在武吉丁宜（Boekit Tinggi）的日本宪兵部做翻译，由于他不愿做违背良心的事，而且当时他又向日本人表示他是做生意的人，所以坚持不收受日本宪兵部的薪水，当然，在宪兵部做翻译可以暗中营救一些人，但是郁达夫始终不忍心眼看许多华侨、印尼人被拉到宪兵部去毒打，所以一直设法要离开。开始时，他装作害肺病，但是日本宪兵因为找不到日语的翻译，不准他辞职，后来郁达夫买通了宪兵部的医生给他开证明，希望借此脱身，宪兵队长还是不准。后来，终于找来了个通日语的女的，才请了她代替郁达夫做翻译，适值宪兵队长换人，郁达夫也就辞职了，但日本宪兵部仍然要他随叫随到当翻译。
郁达夫离开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部，就回到巴爷公务（Pajakoemboeh），和朋友合伙，开了赵豫记酒厂，由他做老板。当时有朋友劝他最好是建立自己的家庭，这样一方面生活有人照顾，另一方面，结了婚，日本宪兵就不会怀疑他是中国来的。九月，郁达夫去巴东，经友人介绍，和一个年轻的华侨姑娘结婚，她就是何丽有女士。
何丽有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当时媒人告诉她说，巴爷公务有个姓赵的老板想娶个新娘，她自己也没有意见，于是就和赵老板结婚了。何丽有并不懂得讲国语，只会讲台山话和马来话，所以她和赵先生的沟通很少，平时也是用马来话交谈，赵先生的朋友来找赵，说的多是国语，她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结婚前一天，郁达夫拟了个结婚证书的稿如下：
结婚证书
男 赵廉
原籍 福建
年 四十岁
女 何丽有
原籍 广东
年 二十岁
右二人于昭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在巴东结婚，因在战时一切从简。
此证
证婚人 吴顺通
介绍人 戚汝昌 吴元湖
昭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
结婚时，就将证书一式两份，每人各持一份，仪式也很简单。当天晚上，郁达夫还作了四首诗：
无题四首
用《诗纪》中四律原韵
洞房红烛礼张仙，碧玉风情胜小怜。
惜别文通犹有恨，哀时庾信岂忘年。
催妆何必题中馈，编集还应列外篇。
一自苏卿羁海上，鸾胶原易续心弦。
玉镜台边笑老奴，何年归去长西湖。
都因世乱飘鸾凤，岂为行迟泥鹧鸪。
故国三千来满子，瓜期二八聘罗敷。
从今好敛风云笔，试写滕王蛱蝶图。
赘秦原不为身谋，揽辔犹思定十州。
谁信风流张敞笔，曾鸣悲愤谢翱楼。
弯弓有待山南虎，拔剑宁惭带上钩。
何日西施随范蠡，五湖烟水洗恩仇。
老去看花意尚勤，巴东景物似湖。
酒从雨月庄中贳，香爱观音殿里熏。
水调歌头初按拍，摩诃池上却逢君。
年年记取清秋节，双桨临风接紫云。
在这四首诗里，可以看出郁达夫当时的真实情感，对于故国，他还是十分怀念的。
婚后，郁达夫把新夫人带回巴爷公务。当地的朋友知道郁达夫新婚，也纷纷来道贺。郁达夫对这位新夫人也很好，雇了几个佣人供她使用。有些经常来赵家吃喝的日本宪兵，也觉得郁达夫是个很安分守己的生意人。何丽有嫁到赵家，看到郁达夫有许多书，也很奇怪，因为郁达夫虽然是酒厂的老板，却不常到酒厂去，一般是每周去一次，其他大部分时间，不是看书就是和朋友打麻雀、闲谈，再不就是应酬日本人，应酬日本人之余又常常替人向那些日本宪兵求情，何丽有也感到赵廉像个读书人多于商人。就这样，在对丈夫没有什么了解的情况下，和郁达夫共同生活了两年，生下了一男一女，长子名叫大雅，次女名叫美兰，还是在郁达夫失踪的第二天才诞下的。
◎丈夫失踪
一直到了郁达夫失踪以后，才有人告诉何丽有，她的丈夫赵廉，在中国是文化界的名人，叫作郁达夫，但由于何本身没有什么文化，她也不知道什么文学家郁达夫，只是大概知道丈夫原来在中国是个有地位的人。
郁达夫是怎样失踪的呢？据何丽有的回忆，日本快投降时，郁达夫就常常离开巴爷公务，到别的地方去偷听盟军的广播，回家以后就告诉何丽有说日本人快投降了。有一天他回来说，中国赢了，日本投降了，他很高兴，现在日本人再也没有权抓人打人了，他还说要到武吉丁宜去看看情况。又说，如果中国派人来，他要请他们吃饭庆祝，他也准备回中国。过了几天，郁达夫又约了几个中国朋友到家里开会，商量什么就不知道了，因为当时何丽有将近临盆，很不方便。那天晚上，突然有人来找郁达夫，说有朋友要和他谈话，郁达夫就跟着那人出去了。出门时，佣人告诉何丽有说：“先生出去了。”何说：“出去就把门关上，你等他回来再开门。”岂料一直等到第二天，也不见赵先生回来。何丽有就叫佣人到街上的露天茶座去找找，看看先生是不是和朋友在打麻将，结果也没找到。许多朋友本来到赵家帮忙的，知道赵先生不见了，也帮着找，整个巴爷公务都找遍了，也没找着。当晚，何丽有就生了美兰。
第二天，日本宪兵还到赵家，问何丽有赵先生哪里去了。何丽有就问日本宪兵：“先生不见了，是不是你们把他抓去了？”日本宪兵回答说：“不是，赵先生对我们很好，我们不抓他。”何就说：“那么请你们帮忙找一找吧。”日本宪兵就说：“好！不过我们快回日本了，恐怕找不到。”日本宪兵队长还亲自到赵家，慰问何丽有。有个朋友还到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部去查，看是不是抓了郁达夫，日本宪兵却劝他别问了，先顾他自己要紧。宪兵部又派人告诉何丽有说找不到赵廉。
后来，新加坡的报纸说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了，何丽有才知道丈夫被害。当时日本宪兵取道新加坡回国，有人从他们口中得知他们走以前抓到了郁达夫，并杀了头。新加坡的报纸报导了郁达夫被害的消息，在巴爷公务的人，知道后才告诉何丽有的。许多华侨和印尼人都替何流泪，说她丈夫是个好人，曾经帮助许多人。
大概在一九四四年初，就有人向日本宪兵部告密说赵豫记酒厂的老板赵廉就是郁达夫了。后来有一个日本宪兵到赵家去吃喝，就称他为“郁达夫先生”，并向他勒索金钱。郁达夫知道身份已经暴露，也就承认自己是郁达夫。奇怪的是，以后日本宪兵却没有把他抓起来，还是照样到他家来吃喝、赌钱。有时还告诉郁达夫说宪兵部将准备去抓谁。郁达夫也感到自己会有不测，一九四五年元旦，他就立了个遗嘱，交给好友蔡清竹保管。遗嘱说：
余年已五十四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
自改业经商以来，时将八载，所得盈余，尽施之友人亲属之贫困者，故积贮无多。统计目前现金，约存二万余盾；家中财产，约值三万余盾。“丹戎宝”有住宅草舍—及地一方，长有二十五米达，宽二十五米达，共一万四千余盾。凡此等产业及现款金银器具等，当统由妻何丽有及子大雅与其弟或妹（尚未出生）分掌。纸厂及“齐家坡”股款等，因未定，故不算。
国内财产，有杭州官场巷住宅一所，藏书五百万卷，经此大乱，殊不知其存否。国内尚有三子：飞、云、均，虽无遗产，料已长大成人。地隔数千里，欲问讯亦未由及也。余以笔名录之著作，凡十余种，迄今十余年来，版税一文未取，若有人代为向出版该书之上海北新书局交涉，则三子之在国内者，犹可得数万元。然此乃未知之数，非确定财产，故不必书。
乙酉年元旦
日本宪兵既然早已发现了郁达夫的身份，却等到日本投降后，才把他绑架杀害，大概是为了要毁灭这个日本宪兵罪行的目击证人。郁达夫曾在武吉丁宜的宪兵部做过翻译，许多宪兵又常到他家去吃喝，所以郁达夫掌握很多他们的犯罪资料，为了防止他日后写文章揭发日本宪兵在印尼的罪行，就找人把他骗出来杀害了。
◎先生是个好人
何丽有虽然对作为郁达夫的郁达夫没有什么认识，其后也曾听别人说郁达夫是个坏人，替日本人做事，她说：“先生其实是个好人，他很恨日本人。”何丽有回忆说，郁达夫虽然和日本宪兵来往，请他们回家吃喝，甚至拿钱给他们使用，但郁达夫却常对何说，日本兵很坏，对中国人很残忍，钱财只是身外物，只要他们少点抓中国人、杀中国人，花一点也是值得的。有的日本宪兵和郁达夫熟了，也会告诉郁达夫他们准备去抓谁，或者问郁达夫的看法。有一次他们和郁达夫商量要去抓蔡清竹，说蔡私印钞票。郁达夫就告诉他们说蔡是好人，不会做这样的事，他可以人头担保。后来郁达夫和他们去查，结果原来是蔡清竹借了钱给人，那个人不知从哪里得来伪钞票，买东西时被发现，就说钱是蔡给的，日本宪兵要治那人诬告罪，也是郁达夫说情放了的。还有一次，郁达夫看见宪兵在街上毒打一个中国人，就问宪兵他犯了什么罪，原来是偷了日本兵的香烟叫卖，那个中国人告诉郁达夫说，是有两个日本兵向他买吃的，没有钱，放下香烟代替，他自己不抽烟，所以拿出来卖，不是偷的。郁达夫向宪兵解释，并给了他们一点钱，宪兵才放人的。由于郁达夫和日本宪兵有来往，又肯帮助人，许多华侨和印尼人有事都来找郁达夫帮忙。
郁达夫遇害后，人们知道郁达夫的身份，许多都送钱给何丽有表示慰问，因为赵先生以前救过他们，也有拿钱来还的，说赵先生在他们困难时接济过他们。这些何丽有一直不知情，但她却认为，她虽然不清楚丈夫的行动，如果丈夫是个坏人，肯定不会有那么多人说他好话，拿钱来送给她了。当地的华侨还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为郁达夫善后，蔡清竹大概也是其中一人，一直到一九六〇年何丽有离开印尼，蔡清竹还照顾郁美兰的生活。
◎离开印尼以后
一九四九年，何丽有女士在巴东再结婚。丈夫是做生意的，生活还算不错，生了两个女儿。可是好景不长，一九六〇年印尼排华，由于他们没有入印尼籍，全家从印尼回中国。他们从巴东到棉兰集中，准备乘船返华，竟然有许多何丽有不认识的人来看她，向她道别，有的送她衣服，有的送她黄金，何丽有感到很奇怪。原来有人在当地的报纸上登了消息，说郁达夫的未亡人将于某月某日坐某号船返国，有的人就赶来棉兰告别。何丽有说：“事情已隔那么久了，人们还惦记我以前的先生的好处，肯定是他对人家好，人家才这样的。”
回到中国，政府安排他们一家到海南岛的农场生活，他们夫妇就靠工资维持家计。不久丈夫因病去世，何丽有便只能独力维持一家五口的生计，当时她的工资只有三十多块人民币，也没有人来帮助她。由于孩子还小，她只有把从印尼带回去的黄金变卖。那是她生活最困难的时期。后来大儿子工作，大女儿也到北京上大学，生活才松一口气。
一九七六年，何丽有决定申请回印尼，获准后带一个小女儿来港，由于印尼不准入境，便滞留香港。其后郁大雅和另一女儿亦先后来港。郁美兰则和胡愈之的侄儿结了婚，本来在新疆工作，现在调到南京教书。
当年何丽有返国，印尼发给她的护照是姓陈，一九七六年离开中国，公安部门发给她的通行证竟然写为“陈友莲”，因为她本人不识字，因而也没有及时更正，所以现在就成了陈友莲。
来到香港以后，何丽有一家都到工厂去做工，她在制衣厂做剪线头的工作，收入仅能糊口，一直住在九龙湾的木屋区。两年前九龙湾木屋区火烛，他们虽然幸免，却是什么东西都被大火烧光了。现在，他们住在新界大埔的鱼角安置区，由于郁大雅已成家立室，住到另一个安置区，何丽有和两个小女儿在鱼角安置区只能住一个单位的四分之三，面积约四十平方尺，一张碌架床就占去了全屋的一半，环境虽然不好，生活倒也平静，邻居都不知道她过去的事。
今年五月，何丽有女士带着两个小女儿回南京探望她的大女儿，又到郁达夫的家乡浙江富阳去旅行，会见了郁飞（达夫前妻所生长子）等其他亲戚。女儿告诉她说，以前人家说她父亲是个汉奸，现在中国又重新印她父亲的书了，还称她父亲为烈士。在富阳，当地政府为了纪念郁华和郁达夫兄弟，还造了个题为“双松挺秀”的亭子。富阳就有一条街道名为郁达夫街，也可见家乡的人对郁达夫的怀念。何丽有看到这些，也感到很安慰。不久以前，郁美兰还来信说内地一家出版社出版郁达夫文集，寄给她一部分分给郁大雅和她的版税，这也是意想不到的事。
（编者按：原载香港《广角镜》一一九期。文中郁达夫年龄及部分时间似有错误，不及详加考订。）
《传记文学》第四十一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