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皇）
◎传闻纷纭
关于郁达夫的死，在抗战胜利之后，作家从各地渐渐返回上海，只有郁达夫，最初没有消息，后来便传闻纷纭了。经过不少人查考，也有不少人发表文章，综合起来，有三个说法：一是给日本人秘密杀害；一是为日本宪兵杀害；一是死于“王任叔的告密”。当时，在上海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总之，郁达夫处在那种乱局下，以他文人气质特别浓厚的为人，自然没有应变的谋略。当日本宪兵队胡作非为、淫杀掳掠之时，他曾被迫做过“通译”。当日本天皇广播无条件投降之时，一般民众当然欢欣鼓舞，鞭炮连天，而像郁达夫这种曾知晓日军暴行的名人，不知马上躲藏起来，以避免被杀灭口，竟而亦欢欣鼓舞地计划如何帮助接收受降，这不是自寻死路吗？具有诗人情操的郁达夫，哪里会想到这些？因而不明不白地牺牲了，但亦因而得到较高的评价。
◎郁达夫被出卖的事实
关于郁达夫之死，劳荣在《缅怀王任叔同志》中说王任叔告诉他关于郁达夫的消息：“……还讲了郁达夫先生在南洋的流亡生活，在日本侵略军投降以后惨遭谋杀的遭遇。他说郁达夫先生的日本话，说得比一般日本人还好，这就招来了祸根。日寇宪兵队强迫他替他们当翻译，虽然他利用这个职业救了不少华侨和印尼人的生命，日寇并没有识破改名为赵廉的华侨富商是中国当代大作家郁达夫先生。后来，终于由于叛徒的出卖，被已经向盟军投降了的日本侵略军谋杀了。”
王任叔所说的“叛徒的出卖”，显然并不是他自己，而是另有其人的。这个出卖郁达夫的人是洪根培。胡愈之说：
宪兵总部内有一个福建籍的工作人员，名洪根培，是在昭南岛兴亚炼成所受过训练的，对新加坡文化界情形一向十分熟悉，一九四三年到了武吉丁宜以后，就知道赵廉是郁达夫的化名。但最初不敢告发，到了一九四四年一、二月间，他才向宪兵总部告发达夫是联军间谍，并且由巴爷公务中华学校前任某校长作证。这位校长因为性情乖张，被校董会解职，他要达夫替他帮忙保全校长的位置。达夫没有答应他，他怀恨在心，所以和洪根培勾通了去告密。
……
大概到了一九四四年八月间，关于赵廉这件案子，完全侦查完毕了。有一天，一个常到达夫家中去的宪兵，又去他家中，一见了达夫，突然改变了平时的称呼，不再称“赵先生”而称之为“郁先生”。那宪兵说：“郁先生，你害我们好苦。为了你的案子，我们工作了有大半年，到上海、东京都去调查了。”达夫神色异常镇定，就回答说：“你们为什么不问我？你们早问了我，我早就告诉你们了，费这么多的时间去调查干么？哈哈，现在请你喝一杯罢。”后来，宪兵又说，他为了调查这件案子，用去不少钱，达夫就送了他一千盾军票。这事情过后，达夫照常住在巴爷公务，没有发生别的事故。
关于洪某告密的事，了娜也有说明，他说：“洪根培告密的事，达夫先生早就得了‘情报’的。武吉丁宜宪兵队收集了达夫先生的据说是全部著作，当然是洪某的力量的表现。宪兵队长叫了达夫先生去，指着堆在那里的书问他：‘这些书是谁作的？’达夫先生一见是自己的作品，便镇静下来从容地说：‘是我作的。’‘怎么又是赵廉呢？’‘赵廉是本名，这是笔名。——中国作家不少这样的，例如鲁迅即周树人，茅盾即沈雁冰，所以郁达夫即赵廉，哈哈哈……’这宪兵队长见他态度自若，便并未申斥，只说：‘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啊！’‘啊啊，是吗？怎么你们不先问问我呢？如先问问我，我早同你们说了。’”接着，是宪兵队长向他要了钱，喝酒尽兴为止。同时，了娜又说郁达夫为洪某告密的事，还打了洪某的耳光。他说：“……达夫先生到巴东，我才将这事问他，他说：‘不错，他离开武吉丁宜去别处，路巴爷公务，在汽车上，汽车停在路旁，我开了车门，抓他下来打了他两个耳光，我说：‘你再去告我的密！’他当时道歉，说：‘以后不敢再妄动了。’”这些话，便证明告密的真是洪根培了！
◎郁达夫失踪的真相
关于郁达夫被出卖的事实，已如上述。至于郁达夫失踪的情形，是这样的：
在八月二十九日晚间，郁先生和三四位客人……八点以后，有一个人在叩门，达夫走到门口，和那人讲了几句话，达夫回到客厅里，向大家说，有些事情，要出去一会就回来，他和那人出了门，从此达夫就不回来了。
喊达夫出去的人，是一个二三十岁的青年，像一个台湾人，也像印尼人，和达夫说的是印尼话。达夫出门时，身上穿着睡衣和拖鞋，可见并不预备到别地方去。朋友等到午夜过后，还不见他回来，便各自回家去了。
第二天清晨，达夫的妻子要分娩，邻居们便来帮忙，因为郁达夫还未回家。生下的这个女儿，取名为美兰。这时他们虽然很焦急，但不能确定是失踪，因为平时郁达夫经常一声不说，就在朋友家过夜，甚至几天不回家，也是常事。后来四处打听一下，从当晚步出门口之后的现象看来，似乎有点不妙：
……据附近一家咖啡店的伙计说，当晚达夫从家中出来，和一个不相识的青年进了咖啡店，两人用马来话交谈。那人似乎托达夫帮忙一件事，达夫表示不答应，不久两人就出去了。在离咖啡店不远是一条小路，十分荒凉，只有一家印尼农民的茅舍屋，那印尼农民曾看见当天晚上九点前后，有一辆小汽车驶到那路上，里面有两个日本人。汽车停了许久，又有两人过来，上了汽车，就驶走了。那条小路晚间见不到光，所以不能分辨车上乘客的面貌。
根据这种情形，巴爷公务的华人首先肯定带走郁达夫的人，一定是日本人，因为当地只有他们才有汽车。
郁达夫失踪的第二天，一名在武吉丁宜宪兵队警务班的宪兵（C氏），到巴爷公务做例常巡察，因为他与郁达夫来往了一年，便照常去拜访他，他说：
“我想是在战后的几天，日期已记不清楚，我因巡察任务到巴爷公务，照常去赵先生家拜访，我感到奇怪，大门是关着的，当我进去，发现赵太太在哭，我问了她才回答：‘前天晚上有两位印尼人来找他，他说有事要出去，到今天还没回来，我很担心，可否请你代为寻找一下？’我答应她去搜查，回部队后，我就报告长官，部队开始调查，几天后并没找到他的踪迹，当时邦人和军人等，离队逃亡、杀害等事件，相继发生，加上印尼独立运动展开活动，人心混乱，搜查工作变得困难，在此情况下，我们没有完成寻找赵先生的工作，就离开苏门答腊，进入收容所，在收容所听说，联军方面也在探索赵先生的下落。”
另一名日本宪兵（A氏）也记得曾奉命搜查过郁达夫：
战后赵廉失踪这件事是真实的。当时我移驻到巴爷公务宪兵队，任务是维持当地治安和保护日本军队等。我记得很清楚，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前，长官要求我们合作，搜查赵廉私人住宅。我亲自协助检查赵廉屋子有二三次。由开始搜查到四月中我离开巴爷公务为止，只是查出赵廉离开家的情况而已。
还有第三名宪兵（D氏）也曾帮忙搜查郁达夫之下落：
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间，我被调到棉兰司令部，曾接到通知，要我们打听赵廉消息。我的老战友们说，他们也去调查这事，因为赏金很高。
中国资料方面也有叙述宪兵出动人马来打听追查郁达夫下落之事。不过正如胡愈之所说的，他们不相信日本宪兵真的不知真相，而是故作猫哭老鼠之状，实际上是他们所谋杀。很多中日人士都同意，由于日本投降到盟军派兵接管苏岛期间，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尤其再加上印尼独立运动积极乘机而起，在这段无政府之真空状态中，造成很多无法无天之事情发生。
第一次肯定郁达夫死亡的消息，是来自驻扎棉兰的盟军总部，那时已是一九四六年八月。不过这声明很简单，只说是被日本宪兵所杀害，而且是由被审讯的日本战犯所透露出来的。除了这种说明，没有其他的证据，没有日本宪兵因为牵涉杀害郁达夫而被判死刑。至于郁达夫被杀害的理由，中国人士都解释说，因为郁达夫担任过日本宪兵队通译，亲眼目睹宪兵残害被征服的人民，再加上他本身是一位知名作家，担心战后将成为一位强有力的控诉日本宪兵的证人。因此先下手为强，将他杀害，消灭一个必将控诉他们的证人。
铃木正夫开始研究这问题时，根本不相信郁达夫是被日本宪兵杀害，他比较相信被印尼人杀害的说法。可是当他继续访谈了很多当年与郁达夫有来往的日军时，出乎他意料之外，有关人士供证说，郁达夫是宪兵所杀，而且证据确实可靠。铃木正夫说：“到了后来随着调查的进展，意外而且非常遗憾，达夫被日本宪兵所杀害变成了确定性的事实。”由于顾虑证人的安全问题，铃木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因此不愿将证人及详细杀害郁达夫的经过事实提供出来。他只透露杀害事件是由几位来自武吉丁宜宪兵队的宪兵所策划。有一位宪兵私下秘密决定，瞒过上司，叫几个部下把郁达夫处决。他们用一个印尼人把达夫从家里引出来，然后带到别处将他处死。后来那印尼人也失踪了。事情发生后，参与其事的几位宪兵因畏罪而离队，全部失踪了。其中一位参与者，在事情发生后，离开部队，改名换姓，混入军队，后来与普通日本士兵一起被遣送回国。至于杀害郁达夫的动机，正如中国人士所说，是要消灭有资格在审讯战犯时的证人。
这位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曾花了数年工夫调查郁达夫遇害真相，他访问了不下一百个曾在南洋服役的日本人，并曾亲到星马查询，最后是承认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了。铃木正夫以学术研究的立场，将郁达夫被杀害的事实调查清楚了。对于郁达夫的失踪和死亡，总算有了正确的答案。
《传记文学》第五十二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