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先生书面意见）
一
语堂先生八十岁的时候，蒋复璁、张其昀两先生为他编印纪念论文集，请语堂先生自己开列一个作家的名单，由他们来约稿。但是先是我没有收到征稿信，语堂先生问我的时候，我说没有收到。他说大概是地址弄错了，那时候正是他要回台湾，他说他去查查看。他到台湾后马上有征稿信寄来，但离截稿的日期已经很近。我去信问语堂先生，是不是什么样论文就可以，或者用一篇小说或剧本好不好？这因为我想到在纪念蔡元培寿辰时，丁西林是把他的《妙峰山》剧本来作纪念的文章的，也许可以援例一下。但是语堂先生回信，说希望我谈谈我所了解的他。这实在是一个难题。第一是生活忙，第二是当时心情不好，第三也是下意识的怕，怕写得不好。其次我知道写纪念文章的人士中，要人很多，我正可以免凑热闹。我想可以偷懒就偷懒，好在限期匆促，正可以作为一个好的理由。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给语堂先生，我说，因为时间匆促，而我又抽不出工夫，怕写得不好，所以还是等你九十岁的时候我再来动笔吧。
语堂先生应该可以活到九十岁的，而竟于八十二岁就去世。我现在写这篇文章，心情自然完全不同了。
好像许多人知道我认识语堂先生很久，应该可以写出许多别人所不知道的种种，特别是几个有名的杂志编辑，如《传记文学》刘绍唐、《大成月刊》沈惠苍都函电交作的催促，这使我非常窘迫。我自然要写一篇文章纪念语堂先生，但如果只是平平常常写些掌故杂碎，我觉得太没有意思，要深入一点又怕写不好。
我常觉得小说里写人物是创造“事件”，使人物在事件中产生反应而出现个性的刻画。在传记里写人物，则是在许多发生过的事件中，从人物在这些事件中的反应而寻求他的个性。如果这篇纪念文章不流于掌故杂碎的记述，就必须可以写出语堂先生这个人，这个活的存在于历史上，存在于认识他的记忆中人的人。
我很知道自己不可能写“成功”，但即使不能够写成一个活现纸上的人物，也应该对他的性格有某种介绍与分析，而不是一篇空泛的往来流水账。
二
我自知自己的短处，而且短处甚多，一般批评我的人大可以不必多说了。在中国有许多很为厉害的义务监察的批评家，这是虚夸的宋儒之遗裔而穿上现代衣服的。他们之批评人不是以人之所同然为标准，而却以一个完善的圣人为标准。至少至少，我不是懒惰而向以忠诚处身立世的。
这是语堂先生自传里的自白，语堂的可爱处也在这里，我大概太受现代心理学的影响，总觉得人不是神，绝对不是十全十美全知万能的，而中国总是要把伟人或英雄描写成至圣全能。我后来想到这正是落后社会的一种现象，也还是酋长有神权的一种遗留。语堂先生知道自己有短处，自然不会怪我在这篇纪念文章里谈到他的短处。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短处，在我想来，那就不成一个人。莫洛亚说得好：
……就在这高贵的个性中，须有些可爱的短处，这样就更可以维持我们对他的喜爱，我们决不会去爱一个我们对他连一笑都不敢的人物。
因为有短处才是有人性。
人原是一个矛盾很多的动物，而语堂先生知道自己是最多矛盾的一个作家。他曾经写过一捆矛盾的自白，但没有包括他的最矛盾的两句话，那是：
文章可幽默，
做事须认真。
这两句话表面上好像很能自圆其说，实际上则是无法统一的。这因为“做事”往往包括处世与“待人接物”，而文章所包括的人生，也就是处世与“待人接物”的表现。因此这是无法调和的矛盾。
读语堂先生的文章，往往误会他是一个不拘形骸、潇洒放浪随便自然任性的人，其实他的生活是非常有规律、拘谨严肃、井井有条的。
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我们同在上海的时候，我知道他每天上午到中央研究院办公，他的名义是英文总编辑，事实也是蔡孑民先生的英文秘书，下午他就闭门著作。后来他主编《论语》《人间世》，我与陶亢德是执行编辑，我们谈编务总是在电话里联络，如果要见面总是在六七点钟，不是亢德就是我到他的府上去谈谈，接洽完了就走，编完全稿，他一定会非常认真地阅读，有些译作，他核对英文原稿，往往有许多改正，他铁定星期四下午是《中国评论》（China Critic）的会集，而每星期六或星期日的下午一定同太太带着孩子去看电影。他对于电影似乎专为消遣，选择不苛，而他对于音乐几乎是一点都没有兴趣，那时上海的工部局管弦乐队还不错，我从来没有碰见他去听过。
在宴会的时间，他很高兴接待朋友，大家聚在一起闲谈一阵，平常他是绝不喜同朋友随便来往聊天。他文章中有下面这样的话：
点卯下班之余，饭后无聊之际，揖让既毕，长夜漫漫，何以遣此。忽逢旧友不约而来，排闼而入，不衫不履，亦不揖让亦不寒暄，由是饭茶叙旧，随兴所以，所谓汝明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言无法度，谈无题目，所言必自己的话，所发必自己衷情。夜半各回家去，明晨齿颊犹香。
但在他实际生活上可说是绝无仅有之事。
突然的不速之客，在中国好像是普通的事情，我想这是农村社会很自然的情形，我记得幼年时在农村中，邻居“串门”是极普通的事情，而邻村友好往还，因为路程不便，来必留饭，这也是自然之事。可是在工业社会，生活紧张，谁也没有工夫随时接待客人，所以事先必先约定，而除了约定请客，绝无留饭之事。好在现在电话普遍，即使临时有事，也可先用电话订定时间。这在西方已成一定的手续，语堂先生的生活全部是欧化的，自然不会有这种东方过去的情趣，而他文章上偏偏要歌颂这种趣味，也许只是一种补偿式的满足而已。
我们很容易被一个艺术家与诗人的浪漫生活与作品里的某种趣味所迷糊，而忽略他们的严肃方面。我们大家知道德国诗人歌德浪漫的一生，他在八十岁时候还同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恋爱，应该是很轻松的人了。事实并不是如此，他最讨厌事先未曾订约而驾访的朋友，他认为这是对他一种太大的打扰。他一定用严峻的面孔对这样的来客，而往往不同他谈话，即使对有地位的客人，他也只是敷衍几句而马上结束谈话。毕加索也是这样一个人。语堂之生活态度也近于此类。在纽约时，除了约定的宴叙以外，他从不过访朋友。譬如他同胡适之交往，好像胡适之有时候得便去看看他，而他则从不采访适之，也没有两人无事相约在外面吃一个便饭之事。在这方面讲，语堂之不近人情也正如以前许多人之批评歌德一样的。
语堂是很欣赏苏东坡的风趣的人。他记东坡贪饮偷牛，犯夜逾城。又记元祐时东坡任主考时情形：
那时闱考考官看卷子，留在禁中，与外间隔绝二三十天。东坡是主考，觉得无聊，秦少游诸人在忙着看卷，东坡却跑来跑去，放浪形骸，玩（顽）皮作谑，弄得诸人无法凝神看卷子。
这里也可以见到所谓“放浪形骸”的人，做事往往认真不了的。语堂称“东坡诙谐百出”，可以见诸东坡文章，也可以见诸其做事。在一篇谈钓鱼文章中，语堂谈到孟郊，有下面这样的话：
陆龟蒙《书李贺小传后》，讲唐诗人孟郊废弛职务，日与自然接近，写得最有意思：“孟东野贞元中以前秀才，家贫，受溧阳尉。……南五里有投金濑，草木甚盛，率多大栎，合数十抱……东野得之忘归，或比日，或间日，乘驴，后小吏，经蓦投金渚一往，至，得荫大栎……吟到日西还。”后来因此丢了差使，此孟东野所以成为诗人。
这里可以看出语堂对作书不认真的人是非常称赞的，而语堂自己则决不如此。所以他的“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的话。实是一种很幽默的矛盾。
三
我读书极少，不过我相信我读一本书得益比别人读十本的为多，如果那特别的著者与我有相近的观念，由是我用心吸收其著作，不久便似潜生根蒂于我内心了。……
这是语堂关于他自己读书的话。“读书极少”，这句话原是相对而言，对古今中外汗牛充栋的著作，一个人一生能读多少书？自称读书很少，原是对的，但在我的了解中，语堂所读的关于文学、文化思想的书实在可以说无所不窥，正统的学院的哲学著作他似乎没有系统地阅读，严密的逻辑与烦琐的概念分析他没有兴趣，但对于希腊的思想家的学说他读起来可脉络清楚。他读书决不是“好读书，不求甚解”，而是的确下苦工夫，对于《庄子》《老子》《墨子》以及佛经这一类书，他都下过“译成英文”的工夫。这也就是说，从翻译中去追究其确切意义，在朋友中，有一位比利时李克曼君，他的中文极好，他把全部《史记》译成法文，我问他为什么要译《史记》，他说这是学“中国古文”的最好方法。语堂之努力，想也正是如此。他所说的“不久便似潜生根蒂于我内心了”，这也就是消化后变成自己内心的东西。我们读书原如饮食一样，牛奶、青菜、豆腐、牛肉，吃了消化了就成为我们肉体的一部分，而经史子集，读过，消化，也就成我们智慧的一部分。这原是自然的事情，但也有人有博闻强记的能力，而缺少融会贯通的能力。读过的书，像是存放在冰箱里的食物，随时随地可以端出来给你看，而始终未曾消化而成为自己的智慧。所以，对于读书大概正有两种人，一种是强于“融会贯通”，一种是强于“博闻强记”。语堂先生自然属于前者，而他的“融会贯通”的能力，又比一般人都强。
但，奇怪的，他也就因此，对于不能消化的东西，就一点不愿接受，甚至不愿去尝试，他对于社会科学的知识就很弱。一九三〇年代，正是马克思主义风行之时，他对于这一派的思想哲学一点也不想知道，而对于当时所谓左派思想界的种种非常隔膜，因此他对于这些朋友的批评也很肤浅。
在三十年代，语堂先生也许是初初接触到中国明末的性灵派文学。因为诚如他所说“与我有相近的观念”，所以引为至好。而他所认为幽默有趣的话，如“……但愿有X X X X以及短命妾数人而已”一类的，在完全受中国文化教养的人听来，实在并没有什么新鲜，称为幽默，也只是低级的幽默而已。所以他的感觉，还是初接触中国文化的西洋人感觉。
但是，他当时对于语录体的提倡以及他在中文散文的主张，因为他在深厚渊博语言学上的根基，实在有他了不起的见地。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作家叫“丽尼”的，常到《人间世》来投稿，这是一种用欧化的笔调抒写生活与际遇的情趣与感怀种种。我每次编进去，语堂先生总是把它抽出来。我当时就说，《人间世》既然是小品文的刊物，不同的风格的作品应当可以同时并存。他就说，这种中文根本就不是中文。所以《人间世》一直没有用过丽尼的作品，后来他在巴金的文化生活社出版不少散文集。
语堂先生晚年由“中央社”寄发的《无所不谈》文章中，有许多篇都谈国语与中文字句的问题，他的主张始终是一贯的，他极力反对的是洋白话，他说：
大概立论的人，说国语不够精确，所以要学西洋文法，但是这样下去，必有比这三不像的白话还怪的白话出现，弄到国语不成国语，洋话不成洋话，这是弱小民族自卑自侮者之行为，不是大国之风。
他这话，我认为是非常有见地的。最近法国政府及法国学院力求法文的纯粹，排斥英、美文的影响，也就是同样的看法。但是，我觉得事实上是先有“弱小民族自卑自侮”的意识，才有“洋白话”的出现，而不是先有“洋白话”，才见得“弱小民族自卑自侮”之行为。
而文字文学正是直接反映社会的东西。文字风格的时髦往往同衣着的时髦一样，有时候有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台湾文坛上的诗歌与散文，流行的称为“现代”也好，“新潮”也好，都是把中文歪曲压挤成为一种新的姿态，其中不能说没有新鲜的气息，但新鲜的只在字面，内容非常贫弱与纤小，多看了深深地感到畸形与萎弱，正是一种“殖民地”气。
语堂《无所不谈》的散文，在台湾发表的时候，很多作家对它并不重视，有一次我到台湾，就听到许多人对他的批评，一种是说“中央社”寄发这类文章，太没有意义……有的则说语堂的文章总是那一套，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我记得陈香梅女士就同我说，语堂先生似乎是关在太狭小的圈子里。外国的作家同社会与世界时时有多方面的接触，所以不会像他那样偏狭。这些话，似都有他们的看法。我因为常在香港，很少读到他的《无所不谈》，偶尔读到一二篇，觉得语堂先生这类文章，兴笔写来，都有风采。只是如果拿出他以前的作品，如在China Critic Weekly所写的Little Critic以及《论语》上发表的《我的话》来说，则趣味与境界，变化确实不大。现在《无所不谈》已经出全书了，我有机会整个来看，觉得实在也足称是灿烂缤纷，琳琅满目，这正如我们走进美丽的山野，其中虽有纤弱的小草，但正多丰硕美丽的花木。
我记得以前读到一个英国文学批评家谈到拜伦的诗，好像是说，拜伦的诗，现在读起来，每首都不见得有什么好，但如果综合来读他的全集，则就可以发现他的磅礴的气魄与活跃的生命。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我想现在我正好用来谈语堂先生的《无所不谈》，在那本集子中，尽管有许多篇我觉得平庸无奇，甚至有故作幽默之处，但整个来看，那里正闪耀着语堂先生独特的风采与色泽。那里有成熟的思想家的思想，有洞悉人情世态的智慧，有他的天真与固执，坦率与诚恳，以及潜伏在他生命里的热与光，更不必说他的博学与深思，在许多课题前，他始终用他独特的风格来表达他深厚的、有根据的见解，及确切与健全的主张。
四
真正要谈语堂先生的著作，我并不够格，因为说实话我没有读过他全部的著作，就我读过的翻阅过的来说，则我觉得他的《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确实是把中国介绍给西方最好的著作，也可以说是空前的。特别是《生活的艺术》，本身也就是一本作者对中西文化人生探讨的思想性的艺术作品。但是他的《京华烟云》，我并不十分欣赏，他也许太存着一种介绍中国人的思想与人生态度给西洋读者看的心理，没有小说的魅力，细读起来，倒像是一个外国人在诠释中国一样，而且人物都缺少生命。他以后的著作我就读得少了，偶尔翻阅，觉得虽然处处都可见到他的散文的风采，而接触到中国的现实社会与政治，觉得他实在是隔膜。当时我就想，如果他生活在中国社会之中，也许就不同了。他的其他小说如《风声鹤唳》与《朱门》，我没有读过。最后一本小说，是《逃向自由城》，则实在是不应发表的作品，很多在大陆待过的年轻人都笑这本书，他们甚至同我说：“林语堂写这样的东西，怎么会享这样大名？”语堂在散文方面知道写他所感受到融会在他心灵里的思致与想象，在小说方面，因为他对于现实世界与客观社会的隔膜，他就无法通过形象来表现他的世界。小说如果要通过现实世界来表现你的主题，你就必须要了解甚至深深地接触过这个现实世界，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作家只能描写他最熟悉最接近的社会与世情。语堂先生对他想写的现实世界的隔膜，使他的小说无法同他的小品文比拟。这也许是他的气质上正是一个思想家、散文家，而不是一个小说家的缘故。
他的《中国与印度之智慧》，是通过他的学力与睿智之作，尽管有人说，其中有诠释错误之处，但这也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语堂所见的有许多正是他自己的智慧。他自己似乎很喜欢他的《苏东坡传》，我没有细读，但粗率地翻阅，觉得他对于宋代的社会与当时的政治不够了解，对于王荆公的看法，则是非常轻率。他重写的《唐代传奇》与《聊斋故事》，使这些故事为西洋读者所接受，这当然是有功的。但对于研究中国小说的西洋学生，就觉得这些故事太无时代的面目了。
上面所说只是我个人粗浅的看法，不敢说是评论。语堂先生的著作，在世界风行，但在美国也常为半瓶醋的汉学家所妒嫉，我认识一个美国学生，他研究中国文化和文学，说他的老师就叫他们不要看语堂先生的著作。如果这个学生有资格读中国古籍的原著，尚有可说，而偏偏他连极普通的报纸消息都看不懂。
真正说起来，也还是要回到上面的说法，就是拿语堂先生一本一本书来谈他是不够的，只有看他全部的著作，才可看到他的宏阔的规模与灿烂的生命。
语堂先生一直要求他的英文著作要合乎理想的翻译。他的《生活的艺术》是黄嘉德分章翻译了在《西风》月刊上发表的，在出书的时候，语堂很想仔细地把它改正一下，但是在还没有做的时候，不知是盗版书还是另外的译本已经出版，这当然会使《西风》蒙受很大的损失，因此黄嘉德很有怨言，后来大概仍是没有经过语堂亲自订正就出版了。他的《京华烟云》，他很希望郁达夫肯担任翻译，当时好像先付了一笔不算少的翻译费给达夫。大概是希望他靠这笔钱可以静下来工作的。交给达夫那本原本，我是看到过的，所有语堂认为英文成语与习惯用语应该怎么译的相对的中文成语词汇，他都密密麻麻地为他注了出来。郁达夫当时接受了这个任务，但始终没有去动手，这绝不是郁达夫存心骗取语堂那笔钱，而实在是达夫的生活是一个真正“放浪形骸”的生活，他是在生活上没有任何计划，也不想计划的人。达夫对这件事始终觉得有歉意，一直到他到了新加坡后，还同人说起他对不起语堂，这是很接近达夫的人后来同我讲的。而如果不是达夫告诉他，他也绝对不会知道有语堂请达夫翻译《京华烟云》的事。语堂对谁都谈到过该书交给郁达夫翻译的事，但从未提到他先有一笔钱支付给郁达夫。这种地方足见语堂为人的敦厚。
在语堂同辈的朋友之中，我听到过许多人对语堂有贬抑轻率的评语，譬如胡适之先生，他就在许多北大同学集会中，说他某本书完全拾英国人的牙慧等等。但语堂对胡适之从未有轻侮的评语。有人称他的英文高于适之，他也从不承认。有一次，我对他说，他把各民族的特性分为不同成分的感情，如幽默感什么感之类，似乎缺一种“神秘感”。他顿悟似的对我大为称赞。我说有许多思想家大作家似乎都少这“神秘感”，譬如鲁迅、周作人、胡适之，都少这种神秘感。西洋思想家我觉得如罗素，也就缺乏神秘感，巴斯格、柏格逊就具有神秘感。作家中如托尔斯泰、契诃夫、莫泊桑以及纪德，都具有神秘感。他很欣赏我的话，笑着说，所以适之碰到了宗教思想的问题，往往就一点没有办法。这是唯一谈到胡适之缺点的话，可是完全不含轻侮的语气的。
五
在当年《现代评论》与《语丝》对垒时，以语堂的为人，实在应该属于“现代评论派”的，但是他是属于“语丝派”的。“语丝派”的人似乎多有反叛的精神，否定权威、不满现状的倾向。而作为文章，语堂当时也正是属于这一类的，他对于鲁迅、周作人一直是喜爱而敬佩的。他的这种反叛精神以后就萎退，这在鲁迅看起来，就是爬上去了，想维持既得的利益。当时记得有人写过一篇林语堂论，就是说他这种转变。前些时读到《大成》月刊中赵世洵所记林语堂种种，说他在厦门大学时与鲁迅闹得不好，这完全是不确的。鲁迅进厦大是语堂聘请去的，他们的关系始终很好，以后鲁迅离厦大到中山大学，语堂也离开厦大，鲁迅离中山大学回到上海，鲁迅与创造社一批人论战，以后逐渐“左”倾，他与语堂始终是很好的朋友，就在语堂办《论语》时，他们还有来往。最后鲁迅有一封信劝语堂多从事翻译。语堂回他信，说等他老年时再做翻译工作。鲁迅看了没有再说什么，但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到林语堂是他的朋友，所以希望他可以真正做点为文化界有贡献的事，如果语堂好好从事翻译，对于现在以及将来社会，都是有用的。但语堂以为他的意见是老朽的意见，那还有什么可说。以后他们的关系就疏远，后来语堂好像写过一篇关于“西崽”的文章，鲁迅也写了一篇谈“西崽”。这是针对语堂的挖苦，鲁迅笔下在这种地方向来是不饶人的。以后他们就没有来往了。
在当时作家中，与语堂往还最好的还是郁达夫。郁达夫是一个处世最聪明的人，他同鲁迅也往还很好。鲁迅因为与创造社的人有长期的论战，所以不喜欢创造社的人，以后成立“左联”，与创造社的人如冯乃超等打成一片。但仍是说，创造社的人，不管以后转变如何，在创造社时总有一个创造面孔——除了郁达夫。鲁迅的话实在有偏见的，郁达夫只是没有参加与鲁迅论战的场合。读过创造社初期的刊物的人，都可看出郁达夫正是一个具有很显著的创造面孔的人。但不管怎样，郁达夫后来同鲁迅相处很好，他们还一同编过《萌芽》月刊。郁达夫到上海，总带着王映霞去拜访鲁迅，鲁迅也写过屏条送给映霞，很幽默地以“映霞大姊”题款。郁达夫与语堂交往也很相投。谈到郁达夫与王映霞结婚后，郁达夫曾经偷偷地回到他的老家前妻那里住了一个月的事，语堂非常欣赏，觉得达夫这种地方实在可爱。可是在郁、王婚变时，王映霞提到这个，说当时这实在是太伤她心了，而成了达夫的一件对不起她的罪案。可见一件事，不同的立场，可以产生完全相反的是非。
对于女性，语堂下意识里似乎总偏爱浪漫的有风趣的俏皮的女性。他喜爱《红楼梦》里的晴雯，他喜欢《浮生六记》里的芸娘。像芸娘乔装男子去看戏，为丈夫物色姨太太等，他赞叹有加。这也许因为林太太太端庄方正之故。说一句笑话，林太太是大家闺秀、贤妻良母、循规蹈矩型的薛宝钗，语堂下意识始终倾慕林黛玉一类的女性。这也可以说是文章可幽默，做事要认真的矛盾。
在上海，时代书局一批朋友也与语堂去舞场，有一个舞女，语堂很喜欢。那批朋友也凑过怂恿撮合之热闹，但语堂迄未进一步去求接近。至于那些打扮得整整齐齐，像煞时髦毫无风趣的美女，语堂始终很轻视。他曾经告诉我，在纽约时，有一个朋友请客，主要是请林黛，把他请去了，等了很久林黛不来，他实在想走了，因为觉得不好意思，勉强等着。后来林黛到了，他觉得她非常俗气，只会silly smile。他对于中国电影明星知道得很少。谈到西洋电影明星，我们都喜欢素菲亚·罗兰。在香港，我同语堂也去过一次舞场，在他只是想看看香港的舞场而已。我带他去的是杜老志，我好久没有进舞场，可是凑巧有一个舞女大班认识我，他介绍我们一个年轻美貌的小姐，可是一点没有灵性，语堂称赞她漂亮她都听不懂，以为有意取笑她，有点生气。后来我就请她去跳舞。舞女大班又另外找了一个小姐来。语堂喜爱体验各种生活，如钓鱼，他在文章里谈得津津有味，其实他只是在预定的假期中偶一为之，并没有废寝忘食这种浓兴。在蒙特卡洛，他也去赌博，但我相信他没有像我在上海孤岛时代那样沉湎过。我们也曾经谈到一同去澳门一次，但是始终没有实现过。现在想起来这也是一种遗憾。郁达夫称语堂为英美式的绅士，这话也许很有道理。有一次，不知怎么说起，我说：“我非常敬佩你与胡适之那样对太太的忠诚。”这句话，是出于我衷心的，因为举目数当代文人学士，很少是这样“从一而终”的。可是，出我意外的，语堂听了并不高兴，好像是我轻视他似的。我也就扯到别的去了。
六
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语堂先生在上海的收入很高，主要的是开明书店英文教科书的版税，这也就是鲁迅挖苦语堂的“以教科书起家”的话。我没有直接受教于语堂，但是中学毕业时，读《开明英文文法》，始悟过去自己所受的英语教育之错误，深以未能有像语堂先生这样的老师教我英文为可惜。开明应付语堂的版税，因为数字太大，常有争议，最后大概是议定每月付七百元，当时七百元银洋是一个很大的数目。那时语堂先生在中央研究院也有薪金，《天下》月刊也有报酬，《论语》《人间世》也有编辑费，合起来当不会少过七八百元，当时一个普通银行职员不过六七十元的月薪，他的收入在一千四五百元，以一个作家来说，当然是很不平常的。
那时候，黄嘉德、黄嘉音计划办一个译文杂志，定名“西风”，由他们两兄弟及语堂、亢德合资创办。当时约我参加，我没有钱，因当时又有出国计划，所以没有参加。《西风》创办后，成绩很好，但亢德随即退出，与语堂合办《宇宙风》。
西风社后来逐渐发达，嘉德因为在圣约翰大学教书，由嘉音一个人经营。嘉音做事很认真，但账目不一定合乎会计制度，如以营利发展事业，红利大概也没有发过，后来抗战军兴，西风社搬到桂林，以后想也就无账可查了。语堂先生有一度曾经叫他的侄子林国荣去了解，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宇宙风》办起后，语堂要加聘他的弟弟林憾庐。陶亢德是很有个性的人。他第一觉得《宇宙风》是初办的一个小机构，怎么可以安插闲人；第二觉得语堂也许对他不信任。所以没有多久，亢德的《宇宙风》就拆伙独立出来。《人间世》与良友合约满后，语堂曾经问我是否有兴趣继续自己来办，他可以同我合作，像《西风》同《宇宙风》一样。我自己觉得没有经商的才能与兴趣，所以没有接受语堂的好意。
大概在中央研究院有什么变动，《天下》月刊（那是孙科支持的一个英文月刊）停办后，语堂很想到北平定居，专心从事著作，他到过北平一趟，但考察一下，改变了初衷，回到上海后没有好久。那时《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出版后很成功，他有全家搬到美国的打算。
要结束上海这样一个家，搬到美国去，这当然是很大一件事。像这样的事情，语堂都是依靠林太太，由林太太全权处理的。他们把家具标价卖去，都是十元八元一件，亢德好像也买了一把沙发，语堂的兄弟也买了几件。当时侪辈都奇怪这个做法，几件旧家具对自己兄弟还要收钱，就未免太没有人情味了。
我不记得语堂去美国是搭什么船，但搭的是二等舱，我们都去送行。这就是语堂三十年侨居的开始。
后来我去法国，同语堂也通过几封信。两年后，我回到孤岛的上海，好像缺少联络。一直到抗战时期，语堂回国到重庆才再见面，他住在熊式辉的家里。我去看过他几次，那时他已经名振海外，在重庆往还的都是党国要人，我自然只在他有空闲的时候去拜访他。有一次，我们谈到中午的时候，他留我多坐一会，回头一同去外面吃饭。就在那时候，门外进来一个人。他告诉我那是黄仁霖，说找他也许有什么事，我自然知道他有暗示我可告辞的意思，我也就起身走了，以后我没有再去拜访他。
这一次回国，他的目的至少有想搜集一些资料去写书的意思，但是他对当时的抗战情势，后方与前线种种他都不想了解，他同文艺界、出版界也没有特别的联系与交往，我想当时与他比较有来往的是孙伏园、老舍与我。但我相信他也并没有向我们谈到现实生活上的种种。以我来说，我是于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后，从上海沦陷区奔向后方的，辗转曲折，经过了八九省的路程才到重庆，当时许多西洋的记者都要我同他们谈谈沦陷区的情形与路上的见闻，而语堂则从不与我谈到这些。他当时往还的还多是党国要人，谈的也许是国民外交一类的大题目吧，这似乎离他小品文的意境是很远的。
一九四四年我去美国，我又看到语堂，他与他太太都以老友待我，时常招我到他家吃饭，那时候正是抗战时期，他的著作为国家尽一定的宣传的力量，当时日本舆论界觉得他们没有一个林语堂这样的作家可以在世界上争取同情为憾事。但是在我与他私人谈话中，或发觉他对于中国现实的种种，实在很隔膜。
这也许是气质关系，语堂对于社会的现实始终是不想接近与了解。他不喜爱宾客，也从不同来客谈现实的种种。这与胡适之是完全不一样。胡适之那时也在美国，他的客厅往往有许多访客，遇到中国有人出去，他喜爱人家去拜访他，听人对于中国的报导并同他讨论中国的问题。在某一方面，语堂的主观非常强，他对于是非真伪的看法，也往往不愿意根据客观的事实。
大概就因为这些关系，他回国一趟后，并没有写成什么出色的著作。以后似乎只有回到写《苏东坡传》及《中国与印度之智慧》等书了。因为这是只要靠书本的资料与他的智慧就可以写得出色的。
每个作家都有他的特殊的才能与偏向，我们并不能要求一个作家有多方面的才能。
但社会的现实是现实，我们无法完全否认。一个社会有一个社会的传统，它所形成的风俗人情也正是一种现实，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语堂是一再强调“我行我素”的话。一个作家可以写你爱写的东西，但只有写你所懂得的东西。碰到客观的事实，你就不能再说“我‘写’我素”了，这也就是语堂后期的小说流于贫血与幼稚的原因。而实际生活上，语堂后来之被误会而失败也许正是因这一点。这也可说中国人老话，所谓书生不懂人情世故的缺点。
七
……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其一是处置观念的，其他是处置别人的。我常常钦羡我的同事们有行政和执行的奇才，他们会管别人的事，而以管别人的事为自己一生的大志。我总不感到那有什么兴趣。是故，我永不能成为一个行动的人……
这是语堂自己的自白。可是，说这样聪明的话的作者，竟接受了去担任一个大学校长的职位了，而且是要他去创办一个“大学”。这也正是要原来吃植物的人去吃兽肉，因而引起无法消化，以致病倒，而病倒以后，还一直不能了解这致病的原因。
关于南洋大学校长昙花一现的事件，我知道得不多，我想赵世洵的报导是很可靠的。一九六〇年，庄竹林任南大校长时，我去教一年书，我听到不少关于语堂在新加坡时的种种，许多人对他诸多的侮蔑与抨击，我实在为语堂抱不平与可惜。
我想，如果胡适之与梅贻琦都不接受这个校长的邀请时，语堂在接受前，实在大可与胡、梅两位谈一谈，我相信他们不接受的理由，至少一部分是因为南洋环境的复杂。语堂如果想去新加坡，先要了解新加坡的现实环境是最要紧的，而且在接受后，贸贸然先发表离题的谈话，这实在是很不智的。
其实语堂在新加坡，同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或者说董事会——是宾主的关系。这种关系应该是合则留不合则去。这里林语堂所谓“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的话，很值得我们作深一步的探讨，我上面已经谈到“做事”是不得不包括“处世”的，越是处在高级的位子，“处世”的成分也越复杂。语堂先生深得老庄人生态度的旨趣，他实在应该了解“处世的幽默”与“做事的认真”很需要一种融会的。
尽管语堂到新加坡前，有维护个人权益的合约的，但到宾主不相融的时候，语堂应有视合约如废纸的幽默才对。他虽然有责任为他所聘请的教职员争取权益，但他自己应该分文不取，洁身引退。也根本无须同陈六使这样的朋友计较是非。
在语堂初到南大时，号召华侨踊跃捐款，当时听到的最令我感到“煞风景”者，是要三轮车夫义卖捐款。我觉得这是很出格的事情，即使发动者不是校长，而校长也应该加以阻止才对。
如果语堂已经赞同了这样的募捐，接受了三轮车夫的义卖，现在校长辞职，要根据合约拿一笔很大数目的赔偿而走，这不是老庄也当然不是孔孟之道。
语堂如果稍稍了解当时南洋的社会，老实说，要到那面去做校长，最好先接洽一笔洛克菲勒或福特基金的捐赠才好。这正如做人家媳妇，带一笔嫁妆才可以使人看得起。语堂熟读《红楼梦》，应知凤姐在大观园中之地位，也是有“嫁妆”的关系。语堂既然白手而去，自然更应当了解这些侨领对于“大学”，也还是有“投资”的想法。老实说，像陈六使这样，怎么会知道什么是“大学”，什么是第一流大学——这是语堂当时口口声声谈到的。而且，他们在捐钱的时候，已经有“利润”的眼光。
譬如，南洋大学的校址，设到裕廊还要下去的地方，据人说，他们已经看到大学建立起来时，附近的地皮都会大大起价，而他们正是拥有大幅地皮的人，所以他们捐了些钱，已经获得了更大的补偿。
语堂在建校的计划中，本来拟约请一位曾经建造乡间大学的建筑师来设计的，可是一到新加坡，学校已经在那里动工了。据说校董中本来是拥有建筑公司的，像这样大的工程，怎么自己不包而要让给别人呢！
当陈六使对语堂的预算不同意时，陈六使如果不先公开批评，私下先同语堂商谈，应该可有商讨的余地；现在陈六使先公开发表谈话，显然后面已经有别种原因。语堂不知是否平易地问过陈六使？当时马上对陈六使发脾气，实在是非常天真的态度。倘若三目不发，对陈六使笑笑，不同他争利争是非，悄然引退，那就是最超脱的幽默态度。
语堂后来听说，是老华侨陈嘉庚自大陆写信给其女婿李光前种种，这当然是有所根据，但李光前也不是一个小孩子，也没有理由一定要听其老丈人的话。后来语堂对我说，李光前一直没有参加过任何欢迎他或关于南大的集会。我当时就想，语堂到新加坡后有没有去拜访过李光前呢？
在南洋的习俗上，在中国传统上，南洋大学既然是要靠侨领支持，而李光前又是富甲南洋的大户，语堂要做南洋大学校长，为大学先去拜访这些富豪的侨领是有一百万分的理由的。请李光前捐款，总比号召三轮车夫捐钱合于情理。
且不说那件事情有什么政治背景。如果没有，语堂要担任校长下去，也是绝不会愉快的。以前做地方官的人，都要找一个熟识当地情形的绍兴师爷，才能上任，也就是这个道理。当时语堂以其婿黎明为大学秘书，以其女太乙为校长秘书，这也是当地人士无法谅解的事，黎明、太乙都是才学兼备的人才，当然不是能力问题。但聘为教授，不会有人说话，插在人事圈子，自极不合中国传统之情，亦有违于现实环境之理。语堂自己说：
且凡天下之事，莫不有其理，莫不有其情，于情有未达则其理不可通，理是固定的，情是流动的。所以我在《吾国与吾民》中说：西人断事之是非，以理为是，中国人必加上情字，而言情理，入情入理，始为妥当。因为我们知道，理是死的，推演的；情是活的，须体会出来的。近情合理始是真知，去情言理，不足以为道。
说如此通情达理的话的人，而对于自己处世立身，无法使情理贯通融合，殊可惋惜。以语堂文章之飘逸，而拘泥于意气微利之争，不知是否所谓“做事须认真”这句话害了他，我想当时如有一个高明的“师爷”予以指点，或仍可使其顿然返悟。甚至把已争得之钱，于临行时捐赠南洋大学，也正可使陈六使之流愕然自惭的。
在语堂离开新加坡之时，陈六使仍亲自到机场相送，这种虽是表面之事，但也正是有涵养懂幽默的人之行为。我们也可以想到，这也正是背后有“师爷”在指点的。
以后我听到纽约的《联合日报》对语堂的攻击，这事情毛树清兄似乎知之甚详，与陈六使当然是有关系的。
我不知道当时语堂争得的赔偿费占总数三十五万二百另三元之几分之几，比之于以后的语堂在“共同基金”（Mutual Fund）上之损失，恐怕还是很微的数目吧。
我在这里，并不想论语堂与当时南大那一幕的是非，我只是想在这件事变中，分析语堂对于客观现实之不愿了解所引起之误会与得失。我们站在比较了解他的地位，觉得实在是很可惜的事。
现在，这里所谈的都已过去，李光前、陈六使都已作古，语堂也已仙逝。现代的大学，似乎也只有政府有力量可以办。当年纷争不过是浪潮中的一个泡沫而已。
八
关于语堂的兄弟们，在赵世洵的《悼念林语堂先生》的文中，介绍得很详细，他是根据语堂的胞侄惠瀛所告诉他的，当然再准确没有了。我则除了惠瀛的父亲孟温先生外，语堂的其他几兄弟，每一位都认识的。
玉霖一直在教育界，我不但认识他，还认识他的二位公子，一位就是上次提及的国荣，他是一个很实在很诚笃的人，我在重庆认识他，那时候他还没有结婚。我还认识他当时还是未婚妻的太太。一位是林疑今，我是在上海认识他，后来在重庆也有往还。疑今也是很聪明的人，但是“目空一切”，比方说谈到胡适之，他会说“算不了什么”，谈到“徐志摩”，他也会说“没有什么”，语堂不喜欢他这种态度。我同他虽没有成知交，但并不妨碍同他来往，我认识这类朋友很多，一直到现在，我碰见许多比我年轻的作家及所谓诗人都有这类态度，我始终可以幽默态度同他们来往，有时候觉得他们有些地方的可爱与可笑。疑今后来到美国，曾经把茅盾的《子夜》译成英文，寻求出版，但没有人要。他于胜利回上海后，在什么大学教书，我于一九五〇年来香港前还去看过他……
林憾庐也是一位很忠厚和蔼的人，我最后看见他是在桂林。他相信无政府主义，后来与巴金很接近。疑今常笑他们，“无政府主义还办什么书店！”
林幽在上海时常常有碰到，他好像在《中国评论周报》任编辑，后来去菲律宾。
我自然还认识语堂的三位小姐，都是学有专长，贤淑可爱的女孩子。大小姐如斯，未能寿终，一直为认识她的人惋惜。我读过谢冰莹写的一篇发自内心的哀悼的文章，当时我很想写一篇，但我怕会触语堂先生的心，所以未敢动笔。
一九六六年，我到美国出席笔会，在纽约，国荣伉俪请我在他们家里吃饭，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如斯，在她的温婉的笑容中，我发现她内心的孤寂。那时候语堂先生与夫人初定居在阳明山，我写了一封信给他们，觉得他们应该邀如斯住在他们一起，彼此都可有依慰。后来我从美国到日本又到台湾，到阳明山去拜访语堂先生，林太太对我提到我的信，说他们自然欢迎如斯来台湾，只要她自己愿意。后来如斯真的回到了台湾，我想她以后一定较会快乐。但我第二年到台湾时，语堂先生已经迁入新居。如斯则并不住在一起，因为她当时任蒋复璁先生的秘书，住在“故宫博物院”附近。我那次在台湾也住了几个星期，竟没有去拜访如斯，以致以后再无机会，可说是一种遗憾。
我觉得人与人来往是一种机缘。我与语堂先生认识是始于我在《论语》投稿，但能够继续保持往还，一直到大家都住在香港，还常常见面，可说是非常难得的。在为他庆祝八十岁寿辰时，他精神还很好，当时他同我谈起，还想把他那本英汉词典重编一本袖珍本。以后他似乎日趋衰萎，很怕与人应酬，我自不便去叨扰。去年我在台北，后来知道他也回到台北，兰熙想去看看他，我告诉她，他大概没有精神同客人谈话。他虽曾为文谈赤足之美，但他绝不赤足穿拖鞋或穿睡衣来接见客人的。而他当时要做这样的振作，也已经是一种很大的负担了。兰熙后来说她打过电话，说是出去了，她知道那是一种托辞。
我自从庆祝他八十岁寿辰后，就没有见过他；一直到在报上见到他病逝的消息，才打电话去问，以后在殡仪馆里对他致最后的敬礼，我心中除了悲伤以外，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触。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思想融会的时代中，中国出现好几种的看法，最初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是中国文化是精神的，西洋的文化是物质的；再后来有谈中国文化是道德的，西洋文化是科学的。这种划分，引经据典，似乎都可以说出一番道理，可是事实上总是反对者有理。原因物质的文明后面一定有精神，科学的发达一定产生道德。语堂对西洋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比较，是从生活的态度与趣味出发，不作死板的划分。他从对零星事件的观察与思索中，发现中西的不同，他不用抽象的理论来作论理的辩证。在体念上讲，是艺术家的态度，在表现上讲，是小品文的境界。这是他与以前以及同时代谈中西文化者不同的地方。理论的争执，往往在说服他人，而别人不一定被说服。语堂只说自己的体念，他不想说服人，而读他的文章者，自然同情他。
他是一个基督教徒，他虽然一度中途背离了基督教，但他的灵魂还是属于基督教的，所以他最后又回到基督教的信仰，是自然不过的事。我没有读过他的《皈依耶教》（From Pagan To Christian）那本书，但我想，信仰不是理论的问题。当他酖读老庄与孔孟的著作之时，老庄与孔孟的思想在他或只是新鲜而可爱的朋友。他一直没有改变他的基督教的人生态度。在语堂渊博的中西文学修养中，他最读得精熟的还是《圣经》。这似乎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他这一点。他的心灵是贯穿着基督教的精神，因此尽管有许多种不同的思想与趣味，无论是老庄或孔孟，苏东坡或沈三白对他的吸引，他只是赞美与欣赏而已。他一直没有违离他基督教教育所给他的道德世界。
他的“做事须认真”可以说是对神负责的话。而“文章可幽默”则是对人挑战的话。
我相信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他在文学史中也许是最不容易写的一章。
在我与语堂文字往还之中，有他写过一幅屏条送我的，留在大陆，现在大概不会有了。
在我诗集里，有一首一九四一年写的《寄友》的诗，是寄给他的，当时他在美国，我在孤岛的上海，怎么会写这样的诗我也忘了，是不是寄过给他，我也记不起来了。在我出诗集时，因为怕有“我的朋友胡适之”之嫌，所以只以“寄友”为题。现在他已经弃世，我觉这首诗，现在寄给他在天之灵，也还是有新的意义，只是其中“我年已三十”，应改为“我年已六十”了。因谨抄在这里作为此文的结尾。
寄友
月如画中舟，梦偕君子游，
游于山之东，游于海之南，
游于云之西，游于星之北。
山东多宿兽，宿兽呼寂寞，
春来无新花，秋尽皆枯木；
海南有沉鱼，沉鱼叹海阔，
白昼万里浪，夜来一片黑；
云西多飞鸟，飞鸟歌寂寥，
歌中皆怨声，声声叹无聊；
星北无人迹，但见雾飘缈，
雾中有故事，故事皆荒谬。
爱游人间世，人间正嚣嚣，
强者喝人血，弱者卖苦笑；
有男皆如鬼，有女都若妖，
肥者腰十围，瘦者骨峭峭；
求煤挤如鲫，买米列长蛇。
忽闻有低曲，曲声太糊涂，
如愁亦如苦，如呼亦如诉，
君泪忽如雨，我心更凄楚，
曲声渐嘹亮，飞跃与抑扬，
恰如群雀戏，又见群鹿跳，
君转悲为喜，我易愁为笑，
我问谁家笛，君谓隐士箫。
我年已三十，常听人间曲，
世上箫声多，未闻有此调，
为爱此曲奇，乃求隐士箫。
披蓑又披裟，为渔复为樵，
为渔飘海间，为樵入山深，
海间水缥缈，山深路蹊跷，
缥缈蛟龙居，蹊跷虎豹生，
龙吞千载云，虎吼万里风，
云行带怒意，风奔有恨声。
泛舟桨已折，驾车牛已崩，
乃弃舟与车，步行寻箫声；
日行千里路，夜走万里程，
人迹渐稀疏，箫声亦糊涂。
有鸟在树上，问我往何处？
我谓寻箫声，现在已迷途。
鸟乃哈哈笑，笑我太无聊，
何处是箫声，是它对窗叫。
醒来是一梦，明月在画中，
再寻同游人，破窗进清风。
（一九四一，一二，二七，夜。上海）
《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