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石孚）
北平与武汉
我从认识林语堂先生到他逝世为止，前后计六十年整，因此对他当然应有小小的一点认识。不过在这六十年中，我和林先生的分离时多，而聚会时少。现在回忆起来，自始至终，相处一地的时间至多仅有三四次，而每次的短暂也极不一致。
最早见到林先生，是在北平西郊清华学校的校园里。当时他刚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即应周诒春（字寄梅，亦从圣约翰出身）校长之聘，担任英文课程。那时我正在清华念书，林先生所教的虽不是我的那一班，然而同学们仍旧对他敬佩有加。他在清华教书只有三年，即赴美留学。从此一隔八年，至北伐军克复武汉三镇后，方第二次聚首。
林先生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以后，即转往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获博士学位，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返国任教于北京大学。他本来可以安心教书，但因仰慕陈友仁先生英文造诣之深，特地由平南下，到了汉口，出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以便追随陈先生，从事革命工作。
事有凑巧，那时我也醉心三民主义，放弃在上海教书工作，毅然自沪赴汉，去参加革命的行列。我们在武汉虽为时不过数月，却常有机会见面。第一，因为当时我有一位好朋友时昭瀛先生也供职外交部，所以我去拜访我的同班同学的时候，也见到了林先生。第二，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在汉口也办了一张《中央日报》，由前北大教授陈惺农先生（别号豹隐）任总编辑，理财专家杨绵仲先生任总经理，而副刊则由有名的前《北平晨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先生担任。孙老谈笑风生，所以许多朋友都经常去拜访他，其中之一便是林语堂先生。在那里，林先生会见了后来以“女兵”著称的谢冰莹。谢小姐当时仅十几岁，正在武昌中央军校分校肄业，她每逢星期日多半渡江到汉口去看望孙老。因此，林先生和她也渐渐地熟识起来，而她所写的《从军日记》（现名“女兵自传”）后来便由林先生的女公子如斯、太乙姐妹译为英文，并经林先生润色，传诵一时。
有一次，我忽然想把孙先生的全部著作英译，并曾试译了一篇向林先生请教，他看过后立刻表示赞成。不过几个月以后，彼此分手，所以我的这个计划也就搁置起来了。
《中国评论》与《天下》
汉口小聚以后，大家各奔前程，不过大多数都到了南京或上海。次年，当国民革命军推进至山东的时候，日本图谋阻挠，乃发生所谓济南“五三惨案”，我国外交特派员蔡公时惨遭杀害。这时我们一群聚集在上海的朋友，发起创办一种英文刊物，以表达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这些人之中包括陈钦仁，他是美国密苏里新闻学系出身的新闻学专家，后来主持汉口英文《前锋报》，远在“七七事变”以前，即对于日本的侵华政策和行动，痛加抨击。其他尚有上海青年会总干事朱少屏先生、笔锋犀利兼业律师的桂中枢、名经济学家且曾任清华教师的刘大钧先生、广告学专家陆梅僧和我等人。我们把这个刊物定名为“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公推桂中枢为总主笔。我们每人每期写一两篇文章，包括短评、社论、专文，或书评，由各人自己选择，完全是义务性质，没有稿酬。
《中国评论周报》出版不久以后，蒙林先生看得起，自愿效劳，每期撰写专栏一篇，题名为：“The Little Critic”（“小评论”），每篇都是富有风趣的小品文，题材包罗万象。林先生的大文立刻引起读者们的广泛兴趣，人人都以先睹为快。从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至廿四年（一九三五）前后六年间，林先生撰写了几百篇“小评论”，后来由商务印书馆搜集起来，编印为上下两册。但此书未经原出版家在台湾重印，殊觉可惜。未知有无任何人存有此书的原本，如有则希公之于世，以供一般人的阅读和欣赏。
《中国评论周报》在桂中枢主持之下，我们继续供应稿件，即使这些发起人之中，在其后几年以内，有些已经离开上海。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不过我仍旧偶尔写一两篇文章寄去。记得有一次我写了一篇What Ails The Press of Shanghai（上海报界所犯的毛病），对于上海中西文报纸的缺点，痛加指摘。此文刊出以后，林先生即在次一期写了一篇专论，响应我的意见，并加以他个人的看法。林先生文章开始第一句便说我的那篇东西颇为“thought-provoking”（“发人深思”）。对于他这个评语，以及对我的意见响应如此之快，我至今感觉非常欣慰。
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至廿四年（一九三五），林先生除在《中国评论周报》经常写专栏小品文，以及担任中央研究院英文秘书而外，还有很多活动。他创办了并且主编三种中文半月刊。其中之一是《论语》，这个名字大概是意味着林先生在该刊所发表的意见，就好像孔子在他的《论语》中对弟子们所说的话一样。不过不管林先生最初命名的原意为何，《论语》和其他两种姊妹刊物《人间世》和《宇宙风》，都成为林先生发表其有关个人、社会和国家问题的意见的论坛。这三种刊物中的文章，都是对于人生的评论。在它们的篇幅中，读者可以读到许多讨论各种富于人情味的小品文，每篇都能引人入胜。这些文章有一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都含有若干幽默的成分。因此，林先生成为幽默文学的最活跃的创导人，而且被誉为“幽默大师”。
同时，林先生还写了两部划时代的英文教科书，一部是《开明英文读本》，一部是《开明英文文法》。《开明英文读本》，共计三册，由浅入深，是为初学英文的中学生所写的。它特别着重指导年轻的男女学生，使其养成说正确英语的良好习惯。从第一册开始，便介绍日常使用的习惯语法。最近若干年来，坊间虽然出现其他英文课本，但是我仍旧认为没有一本比《开明英文读本》更好，更能帮助学生奠定学习英语的坚固基础。
至于《开明英文文法》，那是一本优良而独创一格的著作。其中包括很多有价值的观念，并对英文文法提出一种新的观点。由于这个原因，它对于具有深厚英文基础的英语教师，甚有参考价值。不过，我也得指出，如果以这本书作为教材用，则不甚相宜，因为学生的英文根底太浅，不易了解它。林先生以一位语言学专家写出这两本书，真是第一等的作品。
在这百忙之中，林先生又参加了一种新创办的学术刊物的编辑工作。这个刊物于民国廿四年（一九三五）出版创刊号，取名“天下”，据说是由当时的立法院长孙科（哲生）先生所资助。孙先生本人对于社会科学和中西文学都颇有研究，不过他在政治上的声誉，掩盖了他在学术上的造诣。他有远见来办这种纯学术性的月刊，而且罗致了林先生、吴经熊先生和全增嘏教授为编辑，并以立法委员温源宁先生为总编辑，故能把这个刊物，办得有声有色，博得中外学术界一致的赞扬。可惜到了太平洋大战发生，被迫停刊。
在三十年代，林先生开始他的写作生活，同时双管齐下，中英文并用，使得全国人士皆钦佩不已。他在民国廿四年（一九三五）发表第一部震惊全世界的作品——《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由美国John Day公司出版。这部书立刻被认为是描写中国与中国人最公正客观的著作，可以永垂不朽，在美国竟成为一本家喻户晓的畅销书。在此以前，外国人对于我国和中华民族颇多误解，因为没有一个中国作家能把我国的情形作一面面俱到的介绍，也没有人能把我国的生活习惯描绘得如此生动与如此详尽，故外国人对于我们无从真正认识与了解。反之，他们对于中国所得的印象，都是从一些所谓“中国通”（Old China Hand）或存有偏见的外国作家那里所听见或读到的。对于“中国通”的为人和日常生活，林先生在《吾国与吾民》第一章里面，即有几段极生动的描写，凡是当时在上海住过的人，都有此感觉，不过没有其他的人，能够像林先生那样把这些“中国通”描绘得如此生动罢了。
林先生绝非世俗所谓“爱国主义者”，他不会与其他一般爱国主义者一样，高喊爱国口号。相反的，他在原书第一版的序文里，就很骄傲地声明：“我对于我的国家，并不感觉羞愧。我能够暴露它处境的困难，因为我对于它没有失望。中国是比那样小器的爱国主义者更伟大，它不需要他们的洗刷。好像过去一样，它将来会纠正它自己。”
赛珍珠女士在《吾国与吾民》序文中曾说：“一本讨论中国，而且配得上讨论这个问题的书，必须是坦白的，无所羞愧的，因为真正的中国人乃是一个自视甚高的民族。正由于他们自视甚高，所以对于他们本身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可以尽量坦白而无所用其羞惭。那样一本书必须是充满智慧，并有着深刻的了解，因为中国人是充满智慧，而且对于人类心灵深刻了解，就这方面而言，中国人远在其他民族之上。那样一本书必须富于幽默感，因为中国人生性就非常幽默。中国人的幽默有深度，有亲切感，而且和善。中国人有幽默感，因为他们对于人生可悲的一面很了解，而且愿意承受它。那样一本书必须文笔流畅，用字恰当，词句优美，因为中国人素来重视准确美与优良美。除中国人外，他国人写不出这样一部作品。但是我有一个时期已经开始在想，恐怕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写出这样一本书，因为当时似乎还找不出一位擅长英文写作的现代中国作家。一方面他必须对于自己的同胞们能够充分地保持客观态度，就好像一个外国人一样；他方面必须能够以客观者的立场，充分了解他们本身的意义，他们所要的时代意义，以及他们青年的意义。”
赛珍珠女士对于中国的了解，远超过了一般所谓中国通。她继续说道：“但是，这本书，就好像一切伟大作品一样，突然出现了，它满足了各种必须具备的条件。它说的一切都是实话，它对于实情无所羞惭。它的作者的写作态度，一方面是矜而不骄，富有幽默感，文字优美，另一方面在严肃中带着轻松的笔调，而且对于新旧的事物都能欣赏与了解。我认为这本书是关于中国所有著作之中，最忠实、最深刻、最完备和最重要的一本。最好的一点是，作者是中国人，一个现代中国人，他的根稳扎在过去，但是他的开花结果，却在现在。”
这本书在四十二年以前出版，但是现在仍旧切合实际情形，即使再过几十年，也可能依旧如此，因为它对于中华民族及其生活方式，描绘得惟妙惟肖，只要中华民族存在一天，这本书就会有人读，而决不会成为“过时货”。说到这里，我不妨顺便提及一段插曲。当林先生正在写这部书的时候，那是民国廿二年（一九三三），他的全家都在江西庐山消夏。凑巧我也在那里，某天我去拜访他，他把一部分原稿给我看，我立刻就一口气读完了。这件事对于我是值得纪念的，因为在那部划时代作品还未问世以前，我老早就有机会读了其中的一部分。这种先睹为快的权利，恐怕只有林先生少数最亲密的朋友，方能享受。
《吾国与吾民》出版两年以后，另外一部重要作品又问世了，那就是《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仍由美国John Day公司出版。林先生自己把这本书描写为：“一个亲身的见证，我对于思想和人生的体验的见证。”他继续说道：“这本书不是客观的，它也不拟建立不易的真理。事实上，如有任何人在哲学上自命绝对客观，我对于他殊不敢恭维。我所着重的，在于观点。”这几句话，泄露了林先生写作中英文作品的秘密。无论在他的书里或小品文里，他所说的话都是发自内心的，并且都是非常主观的。换言之，他在文章里所表达的思想，都是他自己的，而决非他人的。即使他引用过去哲学家或思想家著作中的句子，也无非是让他们替他说话。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我读林先生的作品，并非想要在那里寻找客观的资料，而无非是想去了解他的观点。我相信多数研究林先生作品的读者，都与我有同感。
此后，一直到了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我随同陈立夫先生到林先生在纽约所住的公寓去拜会他，方才再度见面。关于那次的谈话，我只记得我曾经把我所译的司马迁《孔子世家赞》英文稿，交给林先生看，请他指教。尽管我的译文没有什么独到之处，我还是这样做了，因为我很想向林先生请教，并且让他知道我对于翻译工作，仍旧把它视为一种文字上的磨练，而对它继续感到浓厚兴趣。我这样做，因为他在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出版的《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中也有《孔子世家赞》的译文。不过那本书我一直到了抗战胜利还都以后才拜读到。
《当代汉英词典》的编纂
以后二十年内，林先生和他的眷属大都住在纽约，继续从事文艺写作。我只记得有一次他曾回到台湾来小作勾留。某天应中国留美同学会的邀请，在台北市中山堂发表演讲。但是那天晚上他以贵宾身份，坐在主席台上，四周围绕着留美同学会职员，所以我只能远远地望着他，而没有上前去和他们招呼。
当他返台定居以后，在一九六八年四月里，有一天我去出席一个会议，恰巧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林先生也到了。我看见他从车子下来，就上前去招呼他，他对我微笑着。我们一同慢慢地走上楼到会议室去，路上没有谈什么话。当会议完毕以后，他突然回转头来，对我说道：“你当然就是陈X X！”我高兴他居然还记得我的英文名字。
在此不久以后，他同我商量，希望我帮他编一部汉英字典。那时他已与香港中文大学签约，在三年内完成编纂工作。当他与我商量时候，他早已开始那繁重的编辑任务，并邀请四位青年男女助手，帮他选择中文单字和词句，加以注释，写在单张的稿纸上面，并依国语注音符号的次序排列起来。这一切做好以后，助手们把中文稿交给林先生，由他译成英文，稿纸的右边留有适当空白，以备他起草之用。每天早晨，不，整个一天，林先生总坐在书桌前，用手写出每个字和每个词句的英文意义。这种工作成年累月地进行着。当他约我参加这种工作的时候，他们已经做了一年多了。换言之，林先生和香港中文大学所约定的三年期限，只剩二十个月了。
当我聆悉了他要我做的事情，是做他的英文助理编辑，我认为这是一种很有趣而且对我是一种考验的工作，我便欣然答应了。不过当时我还在另一个机关办公，因此我只能在晚上和周末替林先生做事。此后二十个月内，我做我分内的事，写好的稿子一批一批地交还给他，由他最后核正。最初，他还得教我如何进行，尤其是关于他所谓的“技术”问题。渐渐地我摸着了门路，他对于我的工作进步，颇加赞扬。这鼓励着我更加努力，一直到一九七〇年初全部工作完成为止。
初稿完成后，第二步工作是审核全部稿件。林先生很客气地把他自己所做的一部分稿子，交给我校阅，并让我提供意见。我总共校阅过一千张左右的打字稿，偶尔也提出一些修改的意见。我把稿退还给林先生以后，他又重新再看一次，对于我的建议，十之八九，都蒙他采纳。据我的估计，我校阅了林先生亲自草拟的稿子的三分之一。这一部分加上我原先自己帮助林先生所编并经他核改过的稿子，两者相加尚不到全部稿件的一半。倘若和林先生本人所做的工作相比，这真是微不足道的。
一九七二年正式出版的时候，这部书取名为“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Lin Yutang’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Usage）。它包含着一千四百五十一页正文和三百多页的说明。说明部分包括“前言”“序”“单字索引”“八个附录”“罗马字拼音索引”和“英文索引”。在林先生的序文里，他详细解释这部词典的经过和特点。一般读者习惯于旧式汉英字典的罗马字拼音法，亦即所谓Wade System，对于林先生的拼法，最初也许不甚了解。林先生所苦心创造的索引法，也在这部词典里第一次使用。为帮助读者易于了解起见，在二十六至三十一页附有说明一篇，题名为“如何使用这部词典”。
把这些材料仔细看过以后，再加以若干次的检阅，稍有耐性的读者，即不难学得怎样利用这部词典。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先生在“前言”里曾说：“没有一本与此类似的著作，可以自命为十全十美，林先生这部书也不作如此想法。”在“序文”里，林先生自己也说：“这样一本篇幅庞大的书，难免有遗漏或不经意之处。”林先生做事素来认真，从不苟且，因此他不断地去寻找书中的缺点，以备将来改正之用。
林先生是福建人。他的才华是多方面的，除创造性的写作而外，他还精通翻译。说到翻译，我们不免想起另外三位翻译大家，而碰巧他们也都是福建人，即严复、林纾与辜鸿铭，语堂先生最晚。其他各省未尝没有杰出的翻译人才，但没有福建之多，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有趣现象。
关于这一点，林先生也曾在他的一部作品里指点出来过：“前辈中有三位伟大的中国作家是福建人，一个是翻译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和赫胥黎的严复，一个是翻译司各特和狄更斯的林纾，另一个是辜鸿铭。”严复在英国研究海军，也曾受过良好的中国传统教育。他具备着中西知识，所以后来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赫胥黎的《天演论》能胜任愉快。他是第一位受过西方教育而有系统地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给我国读者的人。
严复所译的名著，除以上三种为一般人所熟知者而外，尚有几种也是同等的重要。其一为穆勒《名学》，其二为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其三为耶方斯的《名学浅说》，其四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其五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
说到翻译，一般人都知道信、达、雅是翻译家所应注意的事项，而这三个条件，就是严复所订立的。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他又说道：“《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要达到这三个标准，实非易事，因此严复又说：“一名之立，旬日踟蹰。”这是前人审慎之处，后人应当效法。
第二位做同类工作的福建籍学者是林纾。不过他所翻译的，不是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西方文学。他翻译的方式也与严复不同。据语堂先生所说：“林纾一个英文字也不认识，他从事翻译的时候，完全靠一位魏先生替他把原文的意思用福州话告诉他。然后，这位大文学家就把魏先生所口述的意思用美丽的古典文字写出来。”这样翻译出来的作品，其中包含狄更斯的《双城记》、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伊索寓言》和小仲马的《茶花女》等。小仲马这本动人的故事出版以后，“轰动了中国社会，因为其中的女主人翁很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也是一个生肺病的女子”，语堂先生说。
语堂先生在上文里所提及的魏先生，后来听说就是现任“中央通讯社”社长魏景蒙先生的老太爷魏易先生。另据本年十月八号《中国时报副刊》所载的一篇文章，题名为“林纾的善妒”，作者刘心皇先生却说帮忙林纾翻译《茶花女》的人，是王寿昌。刘先生说：“寿昌精通法文。”从这句话我们可以了解，帮助林纾翻译外文小说的共有两人，一位是魏易先生，一位是王寿昌先生，因此语堂先生所说的话，与刘心皇先生的文章所述的，并不冲突。
辜鸿铭与严复、林纾两人相反，他是一位把中国古书译为英文的大作家。语堂先生说，辜先生曾把《四书》中的三种译成英文，他当然有所根据。不过就我个人而论，我只见过其中的两种，即《中庸》和《论语》。至于《大学》和《孟子》，我却从未见过辜先生的译本。就是《论语》也还是一九七四年方由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中苏研究所所长梅谷先生帮忙影印了一份寄来的。语堂先生在世的时候，非常重视辜先生的这个译本，曾经和台北辜振甫先生商量，振甫先生答应资助此书出版的印刷费。有了这个了解，于是我就遵林先生之嘱，前去拜会振甫先生的令弟伟甫先生，把影印本交给他，他立刻答应由他负责出版。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此事拖延至今，尚无下文，我很感觉失望，而且对不起已经作古的语堂先生。
言归正传，让我们继续讨论辜鸿铭先生吧。据林先生看来，辜先生的译文不仅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诠释，有一种透过深刻的哲学上的领悟，而显露出来的曙光，照耀在原文之上。事实上，他是一位贯串中西观念的人物。在他的英译《论语》里，他引证了很多西方作者如Goethe, Schiller, Ruskin, Joubert诸人的议论，以资相互发挥。他的译文好，因为他对于原文彻底了解。
辜先生所译的《中庸》，题名为The Conduct of Life, or The Universal Order of Confucius，与一般的译法大不相同。辜先生在序文中说，他本拟把《中庸》和《大学》合并出版，但他当时对于自己的《大学》译文尚不十分满意，所以先把《中庸》单独发表，作为英国Wisdom of the East丛书的一部。译文虽仅四十几页，但其中所用的词句，精彩绝伦，读者非与原文两相对照研读，仔细推敲，不能得其奥妙。依我个人的浅见，这是一部绝无仅有的译本。
除翻译外，辜先生在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写了一本《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在这本书里，他痛骂西方各国，并且根据孔子的教训为中国和中国人辩护。让我们再引一段林先生的话，来说明辜先生的立场。林先生说：“他熟读Matthew Arnold, Carlyle, Ruskin, Emerson, Goethe, Schiller诸家的著作，所以自认对于孔子思想的了解，比前人更为深刻。他的中心思想，其关键系于一个问题之上，那就是雅俗之分。所谓雅，亦即儒家的君子观念，所谓俗，如以爱默生的话来解释，也就是肉体和灵魂的死亡、强化以及麻木不仁之意。”林先生继续说道：“辜先生对于雅俗问题的讨论，特别指斥西方人行为的矛盾——那就是：一方面有白色帝国主义争相攫取中国领土，另一方面又有白色帝国主义者的门徒，其中无疑地包括了一些基督教传教士，大言不惭地指责那些尚未开化的支那人，以及他们对于这些可怜虫所担负的教导责任，尤其是在拳匪之乱以后。”
语堂先生是这四位伟大作家、翻译家的最后一个。他和其他三人的不同之点，不仅在年龄方面（他是最年轻的一位），而且也在其著作所产生的影响方面。严复、林纾、辜鸿铭三人各有其影响，不过他们的影响仅及于那一群读到他们作品的国内读者，而未超过此种范围。语堂先生的情形不同，因为他的吸引力是世界性的，而且几十年来未尝衰退。他的很多著作，都译成了若干欧洲文，包括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挪威文、瑞典文和芬兰文。所有他的畅销书，都经过了几十次重印。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他的书究竟销售了几百万本，以供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或一般人阅读。他的《红牡丹》（Red Peony）小说在意大利、西德和芬兰曾经被各该国每月一书读者俱乐部选为它们的读物。
我们所讨论的这四位作者，可以分为两组，每组两人。严复和林纾属于一组，他们把西方的社会科学和文学介绍到中国来。辜鸿铭和语堂先生属于另一组，他们集中精力使外国人士对于中国和中国人获得更多的了解。但辜、林两先生之间，也有显然的不同。前者是一位死硬派的保守主义者，在他眼光里，中国和中国人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后者却永远保持着一种恢廓的心胸，他对于我们自己的弱点，从不隐讳，而且还要加以批评。他们两位对于那些可憎恨的人或事物，都是同等严苛，不过辜先生所憎恨的人或事物，都在外国，而林先生却不分中外，只要是可憎恶的，他就憎恶。
辜、林两先生的文体也不相同。前者的口气总是很严肃，在他的文章里从来没有流露一点轻松或幽默意味。我们读他的《春秋大义》，就会感觉他好像是要和人家打架似的。他偶尔也承认某一西方民族，在某方面，也许比另一西方民族更好，但他却从来不肯承认整个西方民族或其中之一，比中国民族为优。他是一个十足的爱国主义者。至于林先生，他也热爱祖国，但是他并不大声疾呼地宣扬他如何爱国。
家庭生活与食谱专家
这篇关于林先生的著作和思想的文章至少应当简略地提到他的家庭生活，以及在他的著作中所显示出来的那可爱的人品，否则将不够完备。就我个人在庐山、上海、纽约和台北到他府上去拜访时所得的印象而言，他的家庭生活是非常快乐的。林夫人廖翠凤女士是一位有学问有修养的模范妻子和母亲。她照顾着林先生无微不至，使他一切的需要都可以满足，这样，他便可以安心工作，而不受任何干扰。做一位职业作家的妻子，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林夫人却做得尽善尽美。他们两人相互关切，可从其中任何一人对于另一位所做的细微末节看出。凡参加过前几年在阳明山林府所举行的他们金婚纪念晚会的朋友们，都可以为他们自从结婚以后所过的幸福生活作证。他们的三位千金都学有专长。老大如斯小姐不幸逝世以后，两位老人住在香港的时间为多，因为老二太乙小姐和老三相如小姐都在香港做事。如斯小姐的文学修养，保存在两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小册子里：一本是《唐诗选译》，一本是《故宫选介》。太乙小姐主持中文《读者文摘》的编务，相如小姐是香港大学生物化学教授。
林夫人本身也是一位作家，她和相如小姐合著了一本《中国食谱》（Chinese Gastronomy），一九六九年在美国出版。母女两人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写这部大作。在下笔以前，需要先参考书籍，并作深入的研究。这部分工作，主要是由相如小姐负责。正如她的父亲所说，相如小姐是一位“天生的烹饪专家”，她“对于饮食一道具有强大无比的记忆力”。这可以从一件具体事实证明。林先生在《中国食谱》的序文里回忆道：“有一次我们在法国南部某饭店吃了一顿晚餐，许多年以后，她（相如小姐）还能记得那次所吃各道菜所用的材料和它们的味道。”至于林夫人，她对于这部书的贡献，也是同等重要。她“提供了她的专门知识和指导”。在没有把各种菜肴的烹法写出以前，母女两人必先做几番实验工作，也就是把所用的材料仔细地量过，并且把烹调的步骤仔细地做过。林先生亲眼看见她们在家里忙碌的情形，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差不多有两年的工夫，我的家里进行着一种很奇特的研究和实验工作，而我在无意之中也变成了一个参加者，不过我的工作很轻松愉快，那就是品尝。”这部书便是这样逐渐地写了出来。此外，母女两人还有另外一种作品，名为《中国烹饪的秘密》（The Secret of Chinese Cooking），曾经获得一九六〇年佛兰克福德国烹饪学会的奖状。
林夫人对林先生写作生涯的贡献，可从林先生在《当代汉英词典》序言中所说的几句话看出。他说：“我也有福分得着妻子廖翠凤的陪伴和照应，由于她那温柔的指点和那具有女性特征的安排，我们家庭充满了爱和宁静，因此我可以安心工作。”这几句话把林府模范夫妻的生活，描写得淋漓尽致，因此用不着我再词费了。
语堂先生的为人及对事物的观察
至于林先生的为人，在他的作品每一页里都流露了出来。我们读着他的作品，可以亲眼看见一位有修养的儒家君子，恳切地对他的读者说明他对于各种事物的看法，而且他的态度是那样的轻松有趣。他总是那样仁慈、和蔼、可敬可爱。这一切都是从他的温和的天性与渊博的学问而来。他对于世间一切事物的了解，不仅来自书本，而且也来自实际观察，特别是来自与普通一般男女们的闲谈。正如他自己在《生活的艺术》序言里所说：“就技术方面而言，我的方法和训练都是错误的，因为我不研究哲学，而只实际观察人生。我所采用的这种方法，不是研究哲学的正规途径——一种错误的途径。我的一部分材料的来源是：我家里所雇用的黄妈，她对于我国良家妇女应如何教养有着独特的见解；一个喜欢使用口头禅的苏州船娘；一位上海电车售票员；我家厨子的太太；动物园里一只小狮子；纽约中央公园里一只松鼠；一位轮船甲板上的侍役，他说了一句至理名言，令我十分佩服；一位写天文问题的专栏作家，可惜他已在十多年前去世了；报纸上加以花边的新闻；任何一位作家，只要他不把我们对于人生的好奇心扼杀或他自己那种好奇心还未泯灭；以及其他数不尽的人物。”
林先生便是从这一大堆的资料来源，获得了他对于人类和世事的知识。以上这个名单里，有一点特别令我注意，那就是他所说的“我家厨子的太太”。这句话使我想起他所雇用的詹姓司机（名益修）、詹太太和詹小妹，这三人都住在林家。詹太太替林家烧饭，她的小女儿詹夏玲被林氏夫妇钟爱得好像自己的骨肉。小孩有时在他们的座位旁边玩耍，有时偎依在林先生或林夫人的怀里，形成一幅人间最美丽的图画，凡看见过此情此景的人，必然留着极深刻的印象，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不过是我亲眼看见过的例子，它显示林氏夫妇对于任何与他们接近的人，是怎样的慈祥、关切。
以上是我个人所知道的一个概要。林先生是一位伟大人物与享誉全世界的作家。我所了解的，不过是他的伟大人格的一部分，至于其他方面，尚望对于林先生的为人更有研究的朋友，予以补充。
《传记文学》第三十一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