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一般都知道上海有个洋人（英籍犹太人）哈同，从一个失业青年最后变成了远东第一富翁，他手下有个人叫姬觉弥，后来成为哈同的主要帮手、“爱俪园”里的大总管。他在哈同花园里的地位仅次于哈同夫妇。他在哈同“王国”里叱咤风云达几十年之久，直到哈同夫妇先后去世，他还在租界里八面威风了好几年，直到死去。他生前的声望，虽不及杜月笙，也庶几近之。
在我很小的时候，大约是朋友的介绍，外祖父就与哈同认识了，有时哈同请他去写些东西。一九二七年的秋季，我祖父答应了上海哈同花园姬觉弥的邀请和群治大学之聘，来上海教书，便把我们一家也搬到上海来住。为了进出方便，我们就住在靠近哈同花园的民厚南里（现称慈厚里）八八○号的全部二楼。
这八八○号是弄堂靠西的最后一幢石库门房子，是两楼两底，并连有过街楼。我们将统厢房隔成了三间，另外还有一间前楼，倒是方方正正，大约有二十平方米。
这时郁达夫和创造社的关系并未全断，每天还是在闸北宝山路办公，我在嘉兴二中附小教书，来往于嘉兴上海之间。祖父看他每天来来往往，实在辛苦，就答应了他的请求，让郁达夫暂时搬来和祖父同住。他就住在我们的前楼。
一九二八年的春天，郁达夫和我准备结婚。地点问题，倒着实经过考虑，最后才决定去日本东京。既然已决定下来了，我们就印发请帖，请帖上是二月二十一日在日本东京精养轩结婚，通知了中外亲友。后来临时由于经济问题解决不了，郁达夫说不去东京了，但又怕我祖父和母亲不同意，然后和我商量决定。在二月初，我们就到北火车站附近小旅馆里去租住了一个多月，到了三月中旬，才又搬回民厚南里居住。不久就在南京路的东亚饭店（原址在现南京东路浙江路口的服装公司）请了两桌客，请的是几个比较接近的朋友，这一次的请客，就算作了是我们的喜筵。
这件事的始末，大约只有我杭州的同学顾鹤寿夫妇知道。当时他们正住在东京，接到请帖后，到了二月二十一日这天，去精养轩扑了个空，再写信来问我们，才知道我们没有去。除了他们夫妇，大约是没有其他人知道这次结婚的秘密。
住在旅馆里的这一个月的生活，就诚如他所说的：“日日痴坐在洞房。”只能从窗户外偶尔吹进来的几阵春风里，知道春天是已经来到了。几十年来，有不少关怀我们的亲友，陆续地问起过，我总笑而未答。现在想来，在我的生活中，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应该向大家说明的。当时我虚岁二十二，还是一个不明世故的少女。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报上忽然出现我和郁是在日本结婚的消息，根据是郁达夫在一九二八年春天写给日本作家佐藤春夫的信：
佐藤先生：
为了尽快启程赴日，所以在上海上船过早而受到了怀疑。抵长崎时是否许可上岸尚未可知。只好当作一次旅行了。兹有事拜托：如有寄到关口町府上的我的信件等，烦请加封转回（上海赫德路嘉禾里一四四二王宅）……
从这段信的内容上看，他显然是已经上了轮船在船上写的。我自从一九二七年一月在上海和郁达夫相识，一直到一九四○年五月在新加坡和他分手为止，在这中间，郁达夫单身搭乘日本船赴日的事情，据回忆所及，只有一次，就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郁以福建省政府公报室主任的名义，为购买印刷机而去日本的这一次。
至于其余的十多年岁月中，除了他在福建工作的少数日子以外，他的出门，我都知道。现在，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有他上了日本船而在抵长崎时又被退了回来的一段情况。
还有，郁达夫在一九二八年前后所写的文章中，往往有“因为我现在隐居乡间——上海附近，无法去邮局……”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他都是住在嘉禾里，也就是他所称的“上海乡间”。如有人真正认为他是住在乡间或吴淞等处，那是有出入的，这是我了解的第一手资料，不会错。
至于，还有些朋友看到郁达夫在《日记九种》中所记录的请客的事，以为我们已结婚，这有说明的必要。一九二七年五月，他和我在杭州聚丰园请客的事情，是有的，但不能说明我已和他结婚。在当时社会中，男女双方在相识后确定关系，而向亲友们邀宴，叫作“定婚”，是旧礼节，现在是不必要的了。
一九二八年的三月，我和郁达夫本拟去日本东京结婚，后来因经济不足而没有去成，就改在上海东亚饭店请了两桌客，请的都是些平时最熟的朋友。这样一来，就算作了我和郁达夫的夫妻身份的公开。现在有刊物上讲到我们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杭州请客结婚，又有的说我和郁达夫在上海东亚饭店——即旧的先施公司——请客结婚，这显然是把两次请客的用意未弄清。
在我和郁达夫共同生活的十二年中，一起搭轮船出门的次数并不多。在一九三二年，我和郁达夫从普陀回上海，搭过一次轮船。在一九三五年夏天，我们去青岛时也搭乘过一次轮船。再后来，则要算在一九三八年冬天我和郁达夫同赴新加坡是搭邮船的。其他，从来没有搭乘过日本轮船。
一九二八年前后，由于白色恐怖，郁达夫的住处没有一定，逃难和躲避的事情也是有的。但由于那个时候他身体有病，决不能离家独居，因此既未去乡间，也未上船去他方，不过就在赫德路附近租间亭子间住住，避一下风头而已。
总的说来，我既没有和郁达夫共乘过日本船，而他单身去日本也仅有在一九三六年冬天这一次。那么，他当年写给佐藤春夫关于搭船去日本结婚的这一封信上所说的，只能算作是他的设想了。设想不一定要成为事实。我想此事只我一人清楚，我应当向社会说明真相，免得后人根据某些推测之辞，衍化为“事实”，以讹传讹下去。这对于从事郁达夫研究者来说，更希望他们明察真相，不致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