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个月以后，祖父嫌住房陈旧，就在住处附近的赫德路（今名常德路），看定了单幢的两幢房屋，弄名嘉禾里。
嘉禾里是一条小的弄堂，内有并列着的两排弄堂，我和郁达夫住的是前弄堂，是东洋房子（就是没有天井的）一四七六号，房租每月八元。
祖父他们住的是后弄堂，有天井的石库门，单幢，房租每月十二元，门牌是一四四二号。一九二九年祖父又迁回杭州，我们就租住了一四四二号。
从此，我和达夫总算正式组成了家庭，既然是家，就得像家的样子。房屋是空空荡荡的，由于当时经济拮据，无力购置新家具，只得去租，有床、写字台、方桌和几个凳子等几件少得不能再少的家具。
接着是还债，一个是内山完造，因郁非常喜欢买书，有钱时去买，无钱也去买，因此欠下笔款子。
另一个是胡適之，他当时任中国公学的校长，郁先前与他的关系并不怎么样，据郭沫若先生在《论郁达夫》中说：“胡適攻击达夫的一次，使达夫最感着沉痛。那是因为达夫指责了余家菊的误译，胡適帮忙误译者对于我们放了一次冷箭。当时我们对于胡適倒并没有什么恶感。我们是‘异军苍头突起’，对于当时旧社会毫不妥协，而对于新起的不负责任的人们也不惜严厉的批评，我们万没有想到以‘开路先锋’自命的胡適竟然出以最不公平的态度而向我们侧击。这事在胡適自己似乎也在后悔，他自认为轻易地树下了一批敌人。但经他这一刺激，倒也值得感谢，使达夫产生了一篇名贵一时的历史小说，即以黄仲则为题材的《采石矶》。这篇东西的出现，使得那位轻敌的‘开路先锋’也确切地感觉到自己的冒昧了。”
“胡適在启蒙时期有过些作用，我们并不否认。但因出名过早，而膺誉过隆，使得他生出了一种过分的自负心，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实情。他在文献的考证上下过一些工夫，但要说到文学创作上来，他始终是门外汉。然而他的门户之见却是很森严的，他对创造社从来不曾有过好感。对于达夫，他们后来虽然也成为了‘朋友’，但在我们第三者看来，也不像有过什么深切的友谊。”我也不清楚郁、胡的友谊究竟如何，但在我们结婚之前，他时常向胡借一百、二百的。我不喜欢向别人借钱，更不肯借了钱不还，所以情愿自己清苦点，也要把钱还掉。我们家弄堂口有一家当店，家中实在没钱用时，我就把母亲给我当陪嫁的金银首饰去一样一样地当掉。另一家是中药店，里边有个电话可借用，我经常去打电话给北新书店的李小峰经理催要版税。电话打过后，他们多少会送点钱来。由于收入不固定，我尽量节衣缩食，减少家用，连电灯也不装，还和一个奶妈合用一个梳子，这种事情，现在怎么也不会再有。三餐吃的，都在母亲家里，好在住处相距只有几步路，较为方便。郁达夫《灯蛾埋葬之夜》这篇文章，就是在这间房子里写成的。
他在文章中对我们住房曾有过这样的描写：
“新搬的这一间小屋，真也有一点田园的野趣。季节是交秋了，往后的这一小屋的附近，这文明和蛮荒接界的区间，该是最有声色的时候了。声是秋声，色当然也是秋色。”
“不晓在什么时候，被印上了该隐的印号以后，平时进出的社会里，绝迹不敢去了。”
“所以断绝交游，抛撇亲串，和地狱底里的精灵一样，不敢现身露迹，只在一阵阴风里独来独往的这种行径……”
“这墓地的历史，我也不大明白，但以从门口起一直排着，直到中心的礼拜堂屋后为止的，那两排齐云的洋梧桐树看来，少算算大约也总已有六十几岁的年纪。”
我们这一间新屋的房租与设备，他是这样写的：“小屋的租金，每月八元……室内设备，简陋到了万分，电灯电扇等文明的器具是没有的。”
嘉禾里对面正好是一个电车场，所以，这里的不少居民是电车司机、售票员。我们之选中这一个住处，一则是为了和祖父的住处相近，二则是因为这里的房租低；最大的理由，还是因为和真正的劳动人民杂居一处在“只认衣裳不认人”的上海滩上，比较容易隐蔽。有了以上这些原因，郁达夫是很满意这个环境的。
住房并不大，只有楼上一间正房的光线较为充足。可惜是朝北，冬寒而夏热。从亭子间的南窗望出去，正好是静安寺公墓（今名静安公园）的所在，那墓地里每座坟的水泥盖上，竖立着的大理石安琪儿，也都历历可数。
因为政治关系，我们初搬入时，没有把这个地方向朋友们公开过。亲友信件，也全由北新书局转。所以亲友们也就无法知道我们究竟住在何处。真所谓“和地狱底里的精灵一样”，来迎送那四季的变幻。从斜阳影里，我才知道一天将过；再从后门外面几阵秋风里飞过来的落叶，知道寒冬即将到来了。生活费用，当然是少得不可再少，因为不是这样，我们又怎么能够把欠债偿清？精神与经济，是小家庭里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但主要的还是前者。在精力充沛的我俩心灵里，只有和爱，只有欢乐，只有未对来的美好憧憬。
既无亲友的来扰，我们又很少出外去看亲友。在屋子坐得气闷时，也就踱到附近的几条人行道上闲步，谈着过去，谈到未来，再谈及这尚未出生的小生命。饱尝了欢乐的两颗心，觉得已经再也说不出什么别的愿望了。在散步散得有点疲倦的时候，我们便又很自然地回到了小楼上。太阳成了我们的时钟，气候算作我们的寒暑表。在这十里洋场的一角，是很少能够有人体会得出我们当时的满足的。
对于我俩的结合，有不少朋友和后来写郁达夫传记的学者，都认为结婚使郁达夫结束了长期漂泊孤苦生活，变得有条有理起来，他更加勤奋地创作……
左舜生在《郁达夫与徐志摩》中说：“……一直到他和王映霞结合以后，某次在田汉的‘鱼龙会’上，我还看见他们俩联袂偕来。其时正是王映霞的盛时，皓齿明眸，愈朴素而愈显其美。当时我心里想，以具有达夫这样一个性分的文人，居然有这样一段姻缘的成就，足见冥冥中的主宰者还是很公道的，不禁为他们暗暗祝福。”
当时对我俩的结合，有的赞美，有的反对，我们反正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我生性好动，却因受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是想安安稳稳地过安静快乐的家庭生活，这与郁达夫的喜欢广交朋友，参加社会活动是相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