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是我的故乡，年纪大了几年，总时有一种倦鸟知还的感觉。对郁达夫说来，这也很有诱惑力的，他在《住所的话》里写过这样的一番话，希望在杭州有一个洁净的小小住宅，可以舒适地饮酒、美食、午睡、看书、写作：
这一种好旅游，喜飘泊的情性，近年来渐渐地减了。连有必要的事情，非得上北平、上海去一次不可的时候，都一天天地拖延下去，只想不改常态，在家吃点精致的菜，喝点芳醇的酒，睡睡午觉，看看闲书，不愿意将行动有所移易了。总之是懒得动。
而每次喝酒，每次独坐的时候，只在想着、计划着，却是一间洁净的小小的住宅，和这住宅周围的点缀与铺陈。
地皮不必太大，只教有半亩之宫，一亩之隙，就可以满足。房子亦不必太讲究，只须有一处可以登高望远的高楼，三间平屋就对。但是图书室、浴室、猫狗小舍、儿童游嬉之处、灶房，却不得不备。房子的四周，一定要有阔一点的回廊，房子内部，更需要亮一点的光线。此外是四周的树木和院子里草地了。草地中间的走路，总要用白沙来铺才好。
这希望，不但是郁达夫的，而且亦是我的。事也凑巧，就在我们住房的贴邻，还有一块菜园，菜园中间有一座五木落地的凉亭，以及一间破旧不堪的房屋。这一块东西略长而南北较短的长方形地，若用它来建造一幢普通住宅，还是可以的。而且从我们搬来杭州住宅之后的两年里，这间房屋，就从来没有什么闲杂人进去，只有一位老人，像是这块地方的看管者。
有一天在孙百刚先生的寓所里，遇见了一位姓沈的朋友。这一位姓沈的朋友，在七八年前，是曾托人向祖父向我提过亲而被祖父回绝了的。今天在朋友家中突然相见，我们两人都觉得有些局促不安。不过被热心的主人一介绍，彼此也就恢复了常态。在聊天的中间，我们谈到了住处。这位沈先生谈到了他正在负责整理的浙江省救济医院的院产。沈氏又顺便提到“在场官弄内，好像也有我们的院产，但不知是在哪一头？”
我听了他的话就有些注意起来，以为场官弄并不太长，没有很多的房屋，这位沈先生所提到的，会不会就是我们住处隔壁的那一块闲地。沈又接上去说：“也许就在你们住屋附近，有一块空地，里面只一间破屋。”
“你们的空着的院产，不正可以拿来利用利用？像这样的让它荒芜下去，不太可惜么？”百刚先生插上了一句。
“最近我正在作一个全部整理的计划。还这样打算，谁如果看中了院里空着的地产，则可以设法以山地来交换，不过，当然也要向省政府申请批准。”
沈氏的这一番话既符合公家要求，又遂了私人心愿。我很想再了解得深一点，但终因我与沈还是初见，不能操之过急而作罢。隔了半个多月，沈氏到我们的住处来。他提起了我们贴邻的那一块地皮说：“今天我是专程来拜访二位的，而顺便又可以测量一下你们的住屋旁边的那一块院产。这一块地，有一亩多，造一间住宅倒还合适。如果有人能用三十亩山地来和我们交换，那是符合院内的计划的。”
“谁又有那么多的山地？除非农户人家，不过他们也不会需要城市中的空地。”我说。
“这问题不难解决，如果是城市居民想交换，那么他可以托熟人为他们代购山地。”沈氏进一步提醒我。
我们送他到大门口，当他跨上车子的时候，又补充了一句：“如果你们贤伉俪需要山地，我一定可以代劳。”
过了些时候，沈氏把玉皇山背后三十亩山地的地契送了来。价款一千七百元，当面付清，然后我们又正式办理了向浙江省政府申请转移产权的手续。这样，不到三个月，这块“风雨茅庐”的地基总算定局。郁达夫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日记里，记上了这样一笔：“午后，邻地之屋户出屋，将门锁上，从今后又多了一累。总算有一块地了。”
凑合着这几年来积聚下来的一些稿费，加上从安庆安徽大学收回来的半年工资，付出了买山地的价款之后，就所余无几了。但既已有了这一块地，就决心把房子造起来。我们请了朋友兼建筑包工的郭某来计划了一下。他说：“如果光造四五间平房的话，则所费也有限，有四五千元，亦可应付了。”
我一听这口气，觉得还有些把握，如果郁达夫能在平日里少买一点书，我再节约一点家用，凑上了版税，大约也差不多了。何况在买地之初，有一个朋友还许下了大愿，说愿意借给我们造屋的钱。
房子式样的蓝图送来了，东改西添，郁达夫爱有两间独立的书房，我又喜欢三间平屋，于是墙外一座三开间，墙内二间书房，再加上所谓猫狗小舍与儿童游戏室，以及浴室下房；又种了些从很远的郊区搬来的树木花草。排场虽并不大，数目却可观了。一九三五年年底动工，熬过了一个冰雪的冬季，到一九三六年的春季完了工。合计建造这幢“风雨茅庐”，足足花掉了一万五六千元。
郁达夫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日写的《记风雨茅庐》一文中，曾把新居的名字解释为“避风雨的茅庐”，一块横额，是郁达夫乘“马君武先生这次来杭之便，硬要他伸了痛风的右手”写的，并不是像有些传说的那样，是郁达夫本人亲笔题写的匾额。马君武（一八八〇—一九四〇）曾因翻译拜伦的《哀希腊》而闻名，一九三三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他翻译的达尔文著作，人称他为马君武博士。郁达夫与他熟悉，所以能在他手痛风的时候，还会“硬要他”写，而马君武也肯写。自此以后，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新居“风雨茅庐”也就传播开来了。
“风雨茅庐”占地一亩一分四厘，并不像有的人想象的那样富丽堂皇、花园洋房、亭台楼阁。如郁达夫在《记风雨茅庐》中所描述的，“有点像是外国乡镇里的平民住宅的样子”。大门口很一般，二扇毫无艺术性的黑铁门，朝西对着大学路。走进大门，两边有五六间小房间，作为小孩的起居室和堆放杂物的。抬头往前看，可以见到一幢坐北朝南的正房。正房是相对大间两边的小房间而说。正房包括客厅、卧室等三间。正房的东面是一堵带有月洞门的砖墙，穿过月洞门，又可看到一幢与正房相仿，但面积较小些的三间房间，作为书房和藏书室。这二幢房即郁达夫在《记风雨茅庐》中说的：“三开间的两座小蜗庐。”他还说：“中间又起了座墙，墙上更挖了一个洞。”这个“洞”，就是指月洞门。月洞门的北边，靠墙有三间小屋子，是保姆的住房、厨房和卫生间。至于郁达夫文章中提到，有人向他建议，东南角上可造一小楼，郁自取楼名“夕阳楼”，后来却没有建造。
在杭州，郁达夫有一个丁姓的女学生。这个女学生并非是在什么学校读书的，她不过是一位富有人家的小姐。年龄三十左右，结了婚，但因不如意而又离了婚，住在她娘家，慕郁达夫之名，昧昧然地甘拜他为老师。她的父母也经常和我们来往，他们在上海和杭州都有住宅，对于这几千元是不稀奇的。所以造“风雨茅庐”的不足之数，是这一位郁达夫名义上的女学生来替我们补足的。她的父亲是富阳人，叫丁梦星，是富阳的富商，现在杭州延龄路头还有他们的住宅，丁姓的洋房。
因为很多朋友来向我们问过这一件事，我就在这里趁便说明一下。
我想买地造屋的动机，除了上面所述的以外，当年我还有另一种想法。钱，它可以任你花用，但亦足以成为夫妻反目的根源之一。而且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与其留在手头，倒不如把它安置住屋，适当地用掉为好。至于房屋的布局以及房契的姓名等，是通过我和郁达夫二人详细的协商后才作出决定的。在西面墙脚的角上，朝外安放了一块界石，这块界石上是写着“王旭界”三个字，还是郁达夫的亲笔（王旭是我的本名）。一九八一年十月鲁迅百岁诞辰纪念时，有几位学者还到过“风雨茅庐”的旧址，见到郁达夫写的这三个字仍留在墙角里。
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上海，听在杭州的家中人说，有人想占据“风雨茅庐”。我想我这辈子是不会再到杭州去定居了，留着也无用，就由我弟弟金右谭出面把房子卖了。买主现在定居美国，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但在一九八三年第十二期《西湖》上见到过一篇文章，是买主的小舅子徐涌星先生写的，题为《郁达夫的杭州故居——“风雨茅庐”》，他说：“我童年时期曾有幸在‘风雨茅庐’中度过。因在一九四六年，我姐夫通过王映霞（王旭）的兄弟金右谭，买下了这座房子。那时，郁达夫已在印尼被害，‘风雨茅庐’也已在风雨飘摇中破旧不堪了。我姐姐是个读书人，认为这屋虽旧，但环境幽雅，有利于父母度过晚年，且离浙江大学很近，弟妹们可以受到这座学府的影响和熏陶。于是买了‘风雨茅庐’后，经过修整，住了下来。”
我有“风雨茅庐”的房契，况且在房子边上还立有一块“王旭界”的界碑，不论从事实上说，还是法律上讲，我拥有自由出售房子的权力。几年前，竟有一根本不知真相的人却无中生有，竟然在某报上诬写，说我是“乘危把屋盗卖”。现在房基上还放着郁达夫写的“王旭界”三个字石刻石碑，买主手中还保存着卖契，那上边有我弟弟、弟媳、姨婆等人的名字，没有我的名字。卖房得来数千元，都是分送给亲戚故旧之穷困者。例如姨婆，是我母亲的表姐妹，我离开杭州后，她就住在“风雨茅庐”里，当时已年过八旬，从旧房搬出后，得租新房，我就从这笔钱中拿出一部分给她安家。
一九四九年以后，“风雨茅庐”收为国有，做了派出所。近来听说有人建议将（其）辟为“现代浙籍作家群的陈列室”，这当然是一个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