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冬天，我们在应酬中，无意间遇见了在西湖做寓公的葛敬恩（湛侯），他是陈仪的亲戚（原编者按：葛与陈并无亲戚关系，但系浙江同乡、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二人同时在孙传芳部，葛任陈之参谋长，二人关系极为密切，陈接收台湾时葛为秘书长）。由于他的从中介绍，将郁达夫和陈仪的关系拉在一起了。郁达夫想到福建去，我们为此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考虑。他在和陈仪通了几次电信以后，才决定了他的福州之行。
一九三六年的二月二日（旧历正月初十），我为郁达夫准备好川资行装等，郁达夫预备乘早车到上海，然后再换船南行。
他的脾气和作风我是想得到的。为了他这次出门，我们曾争论过一些时候。这还是移居杭州后的第一次争论。他临行的前一晚，我提出了打算陪他到上海，亲自送他上靖安轮船的要求，因为我怕他到了上海之后，若不马上上船的话，则他身边的旅费将会无计划地用完。但他对于我的提议却不同意。他认为，我匆忙间的一趟来去，劳神而又伤财。双方的出发点不坏，但是闹却闹了一夜，争执了一夜，谁也不让谁，大家坐到天明。看看开车的时间将到，才决定了让他一个人走。不过在送他上火车之后，我马上赶到了曹秉哲律师的住处，和他商量，接通了上海靖安轮船上的长途电话，得到了的确已有这么一位乘客上了船的消息后，我才安心，也总算尽到我做妻子的责任了。不过胸中的郁闷，持续了好些天。后来，郁达夫写的《闽游滴沥》和《闽游日记》里，也都记载着那一晚我和他争执的情况。
《闽游滴沥》里说：
上车的头一天晚上，杭州还是北风雨雪，寒冷得像在河北的旧都里一样，并且因为要决定出行与否的缘故，和内人还起了一场无谓的争执。闹闹吵吵，一直坐到了天亮……
只是静默下来，心里头总觉得有点儿隐痛难熬，先还是浑浑然不晓得是为了什么，随后方想起了昨天晚上和霞的一场争吵，与今天开车时她那张立在铁栅外的苍白的脸，就是这一点心痛的病源……因此我这一点心痛，终于苦受了两天两夜，直等船到了福州，在南台青年会住下，一个电报送出之后，方才稍稍淡薄了下去。
《闽游日记》里，郁也提到此事。二月二日日记上说：“清晨六时起床，因昨晚和霞意见不合，通宵未睡也。”事件的经过是前月十五日，福州陈仪来函相召，但郁达夫因南京有要人来杭，“与周旋谈饮，无一日空”，搁至年底，南京要人离杭，又忙于过旧历年，“一日挨一日的过去”，竟到了前晚；因约定的稿子，都为酬应所误，交不出去，所以“霞劝我行，并欲亲送至上海押我上船；我则夷犹未决，并也不主张霞之送我，因世乱年荒，能多省一钱，当以省一钱为得。为此两人意见冲突，你一言，我一语，闲吵竟到了天亮”。又说：“既经起了早，又觉得夫妇口角，不宜久持过去，所以到了八点钟就动身跳上了沪杭火车，霞送我上车时，两人气还没有平复。直到午后一点多钟在上海赶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轮船，驶出吴淞口，改向了南行之后，方生后悔，觉得不该和她多闹这一番的。”
这则日记中，不难找出郁达夫心境不快的原因，他不让我伴送他乘火车上轮船，主要是在他走之前一段时间里，他为参与欢迎一个要人的“周旋谈饮，无一日空”，到了年底又逢上旧历年，“习俗难除，一日挨一日的过去”，竟到了临走的前晚，因约定的稿子，都为酬应所误，交不出去之故，大有关系。我原是好意劝他，想陪他上船，竟不知郁为何却用了“押”字，说我欲亲送至上海押他上船！
郁达夫到福州之后，发来平安抵闽的电报，随之而来的是一封信，信里有一首诗：
离家三日是元宵，
灯火高楼夜寂寥。
转眼榕城春欲暮，
杜鹃声里过花朝。
不到一个月，我写信给他说我想去福州，但却被他回信拒绝了。我真猜不透他为何不要我到福州去作伴。后来，直到这年的冬天，我到福州后，才看见他这样的几段日记：
“一九三六年二月廿七日，连得王映霞来信两封。即作复告以缓来福州。”
“三月五日，昨晚在东街喝得微醉回来，接到了一封霞的航空信，说她马上来福州了。即去打了一个电报，止住她来，因这事半夜不睡，犹如出发之前的一夜也。今晨早起，更为此事不快了半天。本想去省府办一点事，但终不果。就因她的要来，而变成消极，打算马上辞职，仍回杭州去。下午约了许多友人来谈，陪他们吃茶点，用去了五六元，盖欲借此外来的热闹，以驱散胸中的郁愤之故。”
“三月六日，午后洗澡，想想不乐。又去打了一个电报，止住霞来……霞的回电已到，说不来了，如释重负，快活之至，就喝了一大碗老酒。”
“三月七日，自前天到今天，为霞的即欲来闽一信，平空损失了五十多元。女子太能干，有时也会成祸水。发霞信一。”
后来我曾细细地咀嚼过郁达夫那几天的日记，得到了一个要旨，就是说“女子太能干，有时也会成祸水”。想了心中有些不舒服。这岂不是与孔孟之徒贬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语词何其相似。
一九三六年中秋节的前天，我在杭州分娩，这是我们的第五个孩子。郁达夫得到消息后来电报，说取名“荀”，小名建春。这孩子生下地来就体格健壮，食量大极。在杭州找不到适当的奶妈，亏得富阳郁达夫的老母亲，替我们找了一个，叫人送到杭州。顺便还送来一盒东北人参，说是叫我在产后服用的。
孩子逐年增添，在毫无保障的社会里，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威胁，这是母性的烦忧，做父亲的是体会不到而平时加以忽略了的。
我后来终于去了福州。
蔡圣焜先生在《忆郁达夫先生在福州》中则说：“一九三六年十月，郁达夫先生先往上海为鲁迅先生送殡，后东渡日本，据说是应日本各社团、学校之请前往讲演，并去商议出版《大鲁迅全集》之事，约一个月后偕同他的妻子王映霞来福州的。郁达夫是从上海、日本、台湾、厦门，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回到福州的。至于‘旅费不足’，似乎不成问题，因为他曾嘱咐人家将稿费寄杭州，这可以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二日郁达夫致陶亢德的信中得到证明，他信中告诉陶亢德：‘款寄到杭交王映霞收好了……收条亦交杭州好了。’”
一九三七年的春三月，我奉他的命去福州，心中的闷气还是未曾消除。将杭州的家务略一安排，随身只带了郁云。因为他从小脾气古怪，容易闹事。到福州之后，我随时注意郁达夫不让我早来福州的原因，但我还是漠然。既是多年来夫妇，我为了自慰，也就不再想入非非了。他带我去玩过几处名胜，吃过多次名菜，访过许多朋友，玩过好几次日本堂子，叫日本名妓来替我敬酒。可惜我还没住上半年，在这个临时的家庭刚刚安排就绪时，芦沟桥的炮声响了。于是商量决定，我带了殿春先回杭州，同船的有陈仪先生的女儿陈文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