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冬天,我们在应酬中,无意间遇见了在西湖做寓公的葛敬恩(湛侯),他是陈仪的亲戚(原编者按:葛与陈并无亲戚关系,但系浙江同乡、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二人同时在孙传芳部,葛任陈之参谋长,二人关系极为密切,陈接收台湾时葛为秘书长)。由于他的从中介绍,将郁达夫和陈仪的关系拉在一起了。郁达夫想到福建去,我们为此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考虑。他在和陈仪通了几次电信以后,才决定了他的福州之行。

一九三六年的二月二日(旧历正月初十),我为郁达夫准备好川资行装等,郁达夫预备乘早车到上海,然后再换船南行。

他的脾气和作风我是想得到的。为了他这次出门,我们曾争论过一些时候。这还是移居杭州后的第一次争论。他临行的前一晚,我提出了打算陪他到上海,亲自送他上靖安轮船的要求,因为我怕他到了上海之后,若不马上上船的话,则他身边的旅费将会无计划地用完。但他对于我的提议却不同意。他认为,我匆忙间的一趟来去,劳神而又伤财。双方的出发点不坏,但是闹却闹了一夜,争执了一夜,谁也不让谁,大家坐到天明。看看开车的时间将到,才决定了让他一个人走。不过在送他上火车之后,我马上赶到了曹秉哲律师的住处,和他商量,接通了上海靖安轮船上的长途电话,得到了的确已有这么一位乘客上了船的消息后,我才安心,也总算尽到我做妻子的责任了。不过胸中的郁闷,持续了好些天。后来,郁达夫写的《闽游滴沥》和《闽游日记》里,也都记载着那一晚我和他争执的情况。

《闽游滴沥》里说:

上车的头一天晚上,杭州还是北风雨雪,寒冷得像在河北的旧都里一样,并且因为要决定出行与否的缘故,和内人还起了一场无谓的争执。闹闹吵吵,一直坐到了天亮……

只是静默下来,心里头总觉得有点儿隐痛难熬,先还是浑浑然不晓得是为了什么,随后方想起了昨天晚上和霞的一场争吵,与今天开车时她那张立在铁栅外的苍白的脸,就是这一点心痛的病源……因此我这一点心痛,终于苦受了两天两夜,直等船到了福州,在南台青年会住下,一个电报送出之后,方才稍稍淡薄了下去。

《闽游日记》里,郁也提到此事。二月二日日记上说:“清晨六时起床,因昨晚和霞意见不合,通宵未睡也。”事件的经过是前月十五日,福州陈仪来函相召,但郁达夫因南京有要人来杭,“与周旋谈饮,无一日空”,搁至年底,南京要人离杭,又忙于过旧历年,“一日挨一日的过去”,竟到了前晚;因约定的稿子,都为酬应所误,交不出去,所以“霞劝我行,并欲亲送至上海押我上船;我则夷犹未决,并也不主张霞之送我,因世乱年荒,能多省一钱,当以省一钱为得。为此两人意见冲突,你一言,我一语,闲吵竟到了天亮”。又说:“既经起了早,又觉得夫妇口角,不宜久持过去,所以到了八点钟就动身跳上了沪杭火车,霞送我上车时,两人气还没有平复。直到午后一点多钟在上海赶上了三北公司的靖安轮船,驶出吴淞口,改向了南行之后,方生后悔,觉得不该和她多闹这一番的。”

这则日记中,不难找出郁达夫心境不快的原因,他不让我伴送他乘火车上轮船,主要是在他走之前一段时间里,他为参与欢迎一个要人的“周旋谈饮,无一日空”,到了年底又逢上旧历年,“习俗难除,一日挨一日的过去”,竟到了临走的前晚,因约定的稿子,都为酬应所误,交不出去之故,大有关系。我原是好意劝他,想陪他上船,竟不知郁为何却用了“押”字,说我欲亲送至上海押他上船!

郁达夫到福州之后,发来平安抵闽的电报,随之而来的是一封信,信里有一首诗:

离家三日是元宵,

灯火高楼夜寂寥。

转眼榕城春欲暮,

杜鹃声里过花朝。

不到一个月,我写信给他说我想去福州,但却被他回信拒绝了。我真猜不透他为何不要我到福州去作伴。后来,直到这年的冬天,我到福州后,才看见他这样的几段日记:

“一九三六年二月廿七日,连得王映霞来信两封。即作复告以缓来福州。”

“三月五日,昨晚在东街喝得微醉回来,接到了一封霞的航空信,说她马上来福州了。即去打了一个电报,止住她来,因这事半夜不睡,犹如出发之前的一夜也。今晨早起,更为此事不快了半天。本想去省府办一点事,但终不果。就因她的要来,而变成消极,打算马上辞职,仍回杭州去。下午约了许多友人来谈,陪他们吃茶点,用去了五六元,盖欲借此外来的热闹,以驱散胸中的郁愤之故。”

“三月六日,午后洗澡,想想不乐。又去打了一个电报,止住霞来……霞的回电已到,说不来了,如释重负,快活之至,就喝了一大碗老酒。”

“三月七日,自前天到今天,为霞的即欲来闽一信,平空损失了五十多元。女子太能干,有时也会成祸水。发霞信一。”

后来我曾细细地咀嚼过郁达夫那几天的日记,得到了一个要旨,就是说“女子太能干,有时也会成祸水”。想了心中有些不舒服。这岂不是与孔孟之徒贬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语词何其相似。

一九三六年中秋节的前天,我在杭州分娩,这是我们的第五个孩子。郁达夫得到消息后来电报,说取名“荀”,小名建春。这孩子生下地来就体格健壮,食量大极。在杭州找不到适当的奶妈,亏得富阳郁达夫的老母亲,替我们找了一个,叫人送到杭州。顺便还送来一盒东北人参,说是叫我在产后服用的。

孩子逐年增添,在毫无保障的社会里,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威胁,这是母性的烦忧,做父亲的是体会不到而平时加以忽略了的。

我后来终于去了福州。

蔡圣焜先生在《忆郁达夫先生在福州》中则说:“一九三六年十月,郁达夫先生先往上海为鲁迅先生送殡,后东渡日本,据说是应日本各社团、学校之请前往讲演,并去商议出版《大鲁迅全集》之事,约一个月后偕同他的妻子王映霞来福州的。郁达夫是从上海、日本、台湾、厦门,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回到福州的。至于‘旅费不足’,似乎不成问题,因为他曾嘱咐人家将稿费寄杭州,这可以从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二日郁达夫致陶亢德的信中得到证明,他信中告诉陶亢德:‘款寄到杭交王映霞收好了……收条亦交杭州好了。’”

一九三七年的春三月,我奉他的命去福州,心中的闷气还是未曾消除。将杭州的家务略一安排,随身只带了郁云。因为他从小脾气古怪,容易闹事。到福州之后,我随时注意郁达夫不让我早来福州的原因,但我还是漠然。既是多年来夫妇,我为了自慰,也就不再想入非非了。他带我去玩过几处名胜,吃过多次名菜,访过许多朋友,玩过好几次日本堂子,叫日本名妓来替我敬酒。可惜我还没住上半年,在这个临时的家庭刚刚安排就绪时,芦沟桥的炮声响了。于是商量决定,我带了殿春先回杭州,同船的有陈仪先生的女儿陈文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