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憧憬着的浙东的几处名胜，像永康的方岩和金华的北山，往昔只能在郁达夫写的游记里了解一些，到了丽水之后，一有时间，我便约几个朋友去玩个痛快。游踪所至，游兴之浓，我在家信中都告诉了郁达夫。当然，从他的脾气来讲，他是会不高兴地冷嘲热讽，在他的复信里我都可以看得出来。
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郁达夫离开福州，回浙江丽水，然后去武汉，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会工作，厅长就是郭沫若，郁是应他之邀而去的。
郁达夫到丽水后就张罗着把我们全家——就是母亲、孩子、奶妈等，接去汉口。在临走前，他的朋友李立民（安徽人，一九三八年在浙江省政府做秘书，后死于车祸）来看他。他说：“达夫！丽水不是久留之地。我家人口多，女儿也有五个，妻子又亡故。为了逃避轰炸，我想趁你们全家去汉口之便，托你把我的大女儿李家应带走。到了汉口，她会去找亲戚的。”
次日上车时，除了我们自己七个人之外，又添上了李家应。她和我是初次见面，从外表看来二十八九岁。
我们从金华乘火车到南昌，一路上和李家应谈谈说说，并不感到寂寞。李家应和我也渐渐地熟悉了起来。她告诉我，她是南京中央大学西画系毕业的，这次是打算到汉口去找工作做。她又继续说：她还有一个姓孙的好朋友，未婚。孙的爸爸，在浙江教育厅做事。孙要陪爸爸，这次就没有和我同行。李家应又问我，说：“伯母，你有没有适当的人替孙多慈介绍一个？”我当时考虑到，怎么读到大学还会没有朋友的？就问李家应：“孙多慈到现在还没有朋友么？”李家应回答：“怎么说呢？我们的老师徐悲鸿在追求她。”不过李家应并不赞同这一件事。因为徐是有妻子的，又是留法的，孙多慈又不懂法语，若和徐结了婚，日后生活上的问题多着呢。
我停了一会，再说：“我们认识的人并不少，未曾结婚的倒还未想到。有一个许绍棣，两年前他妻子亡故，但遗有三个女儿。”李家应马上说：“他有三个女儿不妨事。到了汉口，伯母，你能不能给我写信去征求一下对方的意见？我家里还有多慈的相片，有必要时可以附了去。”我答：“试试看。”因为我和李家应谈话是在火车上，郁达夫看见我和她谈得久了，就过来问：“你们谈得这样的津津有味，是谈些什么？”这是郁达夫多疑的脾气。“我们正打算给许绍棣介绍女朋友。”我回答他。郁达夫不响，走开了。
我们乘火车到达南昌时，郁达夫说：“既到南昌，何不去玩一下庐山？这里去也不远。可惜的是冬末春初，气候太冷一些。”我们于是走马观花地去玩了庐山，然后再匆匆地从九江乘轮船去汉口。
到了武昌的第三天，李小姐就来找我，并且把孙的相片也带来了，要我替她们写封信去问问。我迟疑了一会，告诉她：“让我慢慢地写。”
我的信寄去之后，等了多日，没有回信。李家应要我再去信。隔了一些日子，回信来了，说是可以做做朋友。我就随随便便地把许绍棣的回信放在台子上。谁知，郁达夫在酒醉之后，便将这封信去照相馆里印了出来，后来就算作是许绍棣给我的“情书”。所以等在武昌住定后，我和他在日常生活中，事无巨细，似乎他总看不入眼。书信的往来他要怀疑，一般的应酬与游玩他会猜忌。而我的个性，既骄又娇，总不愿用什么和顺的言辞去向他解说。我感到苦闷，却又不得不在苦闷中挣扎。我也知他比我更苦闷，他是急性子，表面上虽然怨我，甚至于想离开我，但在他的内心，还是极痛苦地想攫住我，亟盼我能从言语或态度上向他表达出我的心意——我的对他并没有改变的心意来。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而且变得更冷淡更消极。这样一来，他便更确定了他的幻想确已成事实，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不能自拔。
我和郁达夫的事以后再提，先讲许绍棣和孙多慈的事。他俩经我的介绍后，书信来往，增进了解，两年后他们结了婚，生了两个男孩，大的叫尔羊，小的叫珏方，长大后去美国留学，攻读数理学科，卓有成就。根据《传记文学》记载，孙多慈去世后，许将孙的作品一直珍藏着，有的挂在四壁墙上。许去世后，与孙的骨灰合葬于台湾阳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