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郁达夫在结婚以后的十年之中，夫妻间小小的争执不是没有，但吵过争过也就算了，这一次却有所不同，情况似乎较为严重。
在郁达夫去台儿庄劳军回来之后，我经常见他眉头一皱，头略略一摇，从经验告诉我，这是他快要发脾气的先兆。他脾气发起来，往往不告而走，让我担忧担惊；但他出走几天也就会回来的。不过在这个时候，非寻常可比，飞机日日在乱炸，一家老小要吃要用，无论如何我决不能让他不告而走。
母亲可以由我带去，还有三个幼小的儿子呢？这一个重担，教我又如何挑得起？想到这里，我只能先开口问他：“你又打算走么？要走，可以的，你须把三个儿子也带了走。否则，就让我走！”
其实，我所提出的“就让我走”这四个字，原是一无准备，打算探一探他的口气的，却不料他居然来个“你走就你走”这几个很坚定的字。
这些年来，我从未听见他对我讲过如此严重触犯我的自尊心的话。这时，我顿时怒火高烧，站起身来，马上去我母亲房内取了两件替换衣服，手中提了一个拎包，三步并两步地从堂屋走到天井，再从天井里跨出了大门。假戏已经在真做，郁达夫看了我这个样子，也跟在我身后走了出来。
走到大门口，正好看见一辆空车，我就一边跨上车去，一边向车夫说：“你给我拉到火车站！”
因为心中有气，人在火头上，所以便不经考虑，就说出了“要走”的话。其实，我到车站去做什么呢？找什么人呢？我的亲人就只有老母和孩子，不是都在我的身边么？不是都在武昌么？我真的还有什么人可以找！我正在这样地反问自己的时候，车夫却已把车子拉了起来，要起步的样子。我的头脑里略略地清醒了一些，就又重新对车夫说：“不，不去车站了！你把我拉到小朝街四十一号！”
原来，小朝街是我们在杭州时候的朋友曹秉哲的住所。曹先生是杭州的名律师，在杭州和富阳，他的熟人最多。现在他住在武昌，名义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的秘书。他是我们在杭州时候极好的一个朋友。
我离开家庭时，应该去到什么地方最为适当这一个问题，是着实要经过一番考虑的。就是说，我不能去到单身男子的人家，又不能去到一个只有女子的家庭，要在几分钟之内，马上决定下来，这实在是一件为难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终于决定了去曹家。
曹秉哲夫妇一看见我，就知道一定是我们家庭中又在发生口角。就劝我：“休息休息，慢慢来。你就在我们家住几天，然后我会去叫达夫接你回去！”曹先生说。
我一听见说通知郁来接我回去，就马上摇手示意，并对曹先生说：“曹先生！我今天之来，是打算在你们这里住几天，你可万万不可以去通知我家里。若你要通知，我马上就走。”曹律师夫妇看到我这副决然的神情，倒是可怜了我起来，说：“你不要再走，我不去通知你的家里！噢！我一定不去通知。”经过了这样的一番周折之后，我总算安定地住了下来。
这一夜，曹律师把他们自己的房间让给了我，让我可以舒舒服服地住下来。但是人是有灵性的动物，思前想后，这一夜中我心情之恶劣，为十多年来所未有。
八月初的天气，在武昌是相当的炎热，我心中的郁闷也与天气的炎热成了正比。好心的曹律师夫妇，总以为我们是一种极平常的夫妇的争吵，过上两三天，气平静下来，就可以平安无事了。
第三天，曹律师把我的住处暗暗地去告诉了郁达夫，这使郁达夫的心境十分安定了下来。
第一，知道我并未与他所想象的那样，去到浙江许绍棣的地方；第二，既知道了我的下落，则他就要向我出出气了。首先，去叫了第三厅里的他的许多同事，到我家来看我的所谓“情书”（就是给许绍棣介绍孙多慈的几封来往信件）；然后，他又分别给蒋介石和陈立夫写了长信去告状，要他们管管许绍棣。最后，到大公报馆去刊登了一则启事。“启事”是这样措辞的：
王映霞女士鉴：
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郁达夫 启
郁达夫的“道歉启事”云：
达夫前以精神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并登报相寻。启事曾误指女士与某君的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致歉意。
此致
映霞女士
郁达夫 启
郁达夫气也出了，自承“精神失常”的启事也登了，这下总可太平点了吧！可是郁还到处宣扬，他在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写给雕塑家刘开渠先生的信中仍说：“内人王女士，与许绍棣恋爱，家庭几至破裂……”曹聚仁先生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一位诗人，他住在历史上，他是个仙人；若住在你的楼上，他便是个疯子。”他在《也谈郁达夫》中说：“君左和我一样，都觉得达夫有点精神虐待狂。”我看是这样的。
这次家庭风波之后，有些好心肠的朋友，来劝我和郁达夫写了一张协议书，书的原文是：
达夫、映霞因过去各有错误，因而时时发生冲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狱，旁人得乘虚生事，几至离开。现经友人之调解与指示，两人各自之反省与觉悟，拟将从前夫妇间之障碍与原因，一律扫尽，今后绝对不提。两人各守本分，各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夫妻间即有临时误解，亦当以互让与规劝之态度，开诚布公，勉求谅解。凡在今日以前之任何错误事情，及证据物件，能引起夫妻间感情之劣绪者概置勿问。诚恐口说无凭，因共同立此协议书两纸，为日后之证。
民国廿七年九月
立协议书人 夫 郁达夫
妻 王映霞
见证友人 周企虞
胡健中
周企虞即周象贤，是杭州市市长，而胡健中是浙江省《东南日报》的社长。
我当时只淡淡地签了字，把协议书收藏好。
气候已经进入初冬，孩子们的衣服要添要补，使我想到黄仲则当年的诗句：
全家都在秋风里，
九月衣裳未剪裁。
正是我此时心境。
到湖南汉寿之后
夫妻间吵归吵，一旦战火蔓延过来，还得拴在一起去逃难。武汉危在旦夕，有人劝我们到湖南常德去，如果时局再紧，可以引退四川和贵州，比较安全。于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中旬，我们一家从汉口坐船直达常德，可到了那儿，发现常德是湘西重镇，物价并不很低，又想转到一个生活水准更低的地方去。在易君左的帮助下，我们一家大小从常德到了汉寿。汉寿是易君左的老家，也可以称得上是鱼米之乡，家用不会太大。易君左在汉寿的一个朋友，姓蔡，原也是日本留学生，这时他在经营醋业。听了易君左的介绍之后，马上就让出了两个房间，作为我们七个人的临时借住之所。
我在盛气之后，余怒难消。要全恢复十年前我对他的热情，是再也不可能的了。不过在两个人的心中，到达汉寿之后的一个时期里，也的确有过重归于好的愿望。他在当时所写的那一篇《国与家》里，确是很真实、很明显地表示了他的态度，而且还较具体地写出了隐讳之言。他写着：
六月初头，正当武汉被轰炸得最危险的时候，我的这个小小的家庭，也几至于陷入到了妻离子散的绝境。自北去台儿庄，东又重临东战场，两度劳军之后，映霞和我中间的情感，忽而剧变了。据映霞说，是我平时待她的不好，所以她不得不另去找一位精神上可以慰藉她的朋友。但是在我呢？平时也不觉得对她有什么欺负；可是自从我福建回来，再与她在浙东相遇，偕她到武汉以来，在一道的时候，却总觉得她每日每夜，对我在愁眉苦眼，讨恨寻愁。六月四日，正在打算遵从政府疏散人口的命令，预备上船西去的中间，一场口角，她竟负气出走了。这原也是我的不是，因为在她出走之前，我对她的行动，深感到了不满，连日和她吵闹了几场。本来是我先打算以一走了之的。她走之后，我因为不晓得她的去向——当时是疑她只身回浙东去的——所以就在《大公报》上登了两天寻人的广告。而当这广告文送出之后，就在当天的晚上，便有友人来送信了，说她是仍在武昌，这广告终于又大大地激怒了她。后来经许多友人的劝告，也经我们两人的忏悔与深谈，总算是天大的运气，重新又订下了“让过去埋入坟墓，从今后各自改过，各自奋发，更重来一次灵魂与灵魂的新婚”的一个誓约。破镜重圆以后，我并且又在《大公报》上登了一个道歉的启事。第二天就上了轮船，和她及她的母亲与三个小孩，一道的奔上这本来是屈左徒行吟的故地，从前是叫作辰阳的，现在是称作汉寿，僻处在洞庭湖西边的小县里来了。
住在汉寿，读着他这样半忆半忏悔的文章以后，我胸中的闷气也略为平了一些。我是个个性倔强的女子，对于自己的愿望与理想，只在意会而不想言传。要我从口头上表示出甜甜蜜蜜，我是怎么也做不出来。只打算在大风大浪的袭击以后，让心境渐趋平静，再恢复自己对他的感情。而这必然是有一个过程的。我相信，我们若能熬过了这一段静默的短时期，又何虑不会有柳暗花明的佳境来到？可惜的是，郁达夫偏偏忽视了女性的纤细的心理。
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变化，旁观者倒也看得很明白，曹聚仁在《也谈郁达夫》中记有这样的话：“君左又说到达夫、映霞在汉寿时也时常到他们易家去玩，只是十分奇怪，他俩并不大同时去，常常是参差前往。每当他们邀达夫出游或访友，映霞往往不和达夫一起。表面上看来，达夫夫妻间，似乎没有闹什么大别扭，但他俩的创痕像是已到无可弥补的程度了。”
一九三八年九月底，福建省主席陈仪来电报叫郁达夫回到福州去。他和我商量了一下，我觉得还是让他走，让他回福建。不过自从到汉寿以来，我看郁达夫的精神状态，觉得总有些异乎寻常。我又想到夫妇间的争吵，是会影响人的精神的。郁达夫的精神异常，大约也是这一个原因。我也就不十分在意了。
谁知郁达夫一离开家，虽然沿途写了许多封信寄回来，但同时他却打了许多电报到丽水去，向浙江省政府里我们所认识的人中，询问我是否已到丽水了，去和许绍棣同居了等等。而我呢？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心中却还在想着，等待他到达福建的消息。后来，还是我在浙江工作的兄弟，写信告诉我这一件事，我才晓得这些情况。
到了十月中，住在汉寿的认识与不认识的人们，都开始在搬动，因为武汉已经失守。照我一个人的想法，觉得也没有再留在汉寿的必要，和母亲商量，和孩子们商量，自然也都商量不出来。这时，正可以说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我只能托平日关心我们的朋友找来了车子，又把我们全家从汉寿运到长沙。
这时的长沙是一个战争的要地，有人对我说，长沙早晚要出事，叫我们这一家人马上搭火车离开。我到火车站一看，连火车顶上都坐满了人，我们从人丛中挤了进去，仍旧没法上车，只得先把行李上了行李房，我们重新又退了出来，等待第二天的火车。大大小小在车站上等了一夜，总算等到了第二天的午后，把老的少的扶上了火车。好容易等到火车开动了，我的一颗心才放下，总以为可以安全地到达江山，然后翻仙霞岭而去福建浦城的了。谁知火车行驶不到两小时，消息传来，说长沙在大火了，满城都在烧了。我想这如果是真话，则我家的全部行李，包括六七个人全部衣着，全焚于火了。
火车一到江山，先得找裁缝做替换衣服，然后再给郁达夫去电报。这时候我的心呵真是又气又伤悲。想到最要紧的，还是行李中历年所积下来的照片和信件，这个损失，将永远也夺不回来。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批我认为永远失掉的书信，经过几十年后，奇迹般地出现了，得到朋友们的帮助，其中一些信已经结集为《达夫书简——致王映霞》出版。
我们在江山住了四天，总算福建派了车子来接我们。老小上车之后，已经没有什么行李可装，看看也真寒心。车子直驶浦城县停下，已到福建境界，我首先和早到福州的郁达夫通了电话。只听见他在电话中说：“你带了大的孩子，明天马上来福州，还有两个小的，可以暂时交给你母亲带往云和县，暂时由她抚养。”云和，是浙江的一个小县，当时因我的兄弟在浙江的建设厅工作，建设厅在丽水，可以遥相照顾母亲，所以我的兄弟叫我暂住云和。这是预先约好的地点，我只能照他在电话中所嘱咐的去做。第二日，我就带了大的孩子首途去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