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离开富阳环山时，由于交通工具缺乏，我和老母幼儿只雇到了一条小木船，人多，行李也不少，于是我就把一只皮箱留了下来，总以为只要人不死，这只箱子自然也会物归原主的。谁知此去一直辗转了近半个世纪，从地域上讲，是从新加坡而香港而重庆而上海，人事参商，也想不到再去取回这只箱子，而尤其是已经不大记得箱中尚有何物何书。
后来在七十年代末，我在浙江出版的某杂志上见到了刊出的郁达夫在二十年代末的部分日记，起初为郁达夫日记仍在，我感到庆幸，但看过之后，大为不解。中间有不连贯之处，因为郁达夫那一时候的日记，是没有一本没有一篇不经过我的手和眼睛的，这才称得上是第一手材料。虽然我已和他分手了多年，而他也已故世，但为了历史，为了国家文献资料，我应该有责任追查一下这件事。
于是，我马上写信给在杭州的黄源老先生，请他帮助我，打听那份杭州杂志上刊出的郁达夫片断日记的来源。不久，黄老先生的回信来了，他告诉了我实况，再不久，我在某些人的文章上见到，说这些日记本是盖在盐菜缸上无人顾问而捡到的……
我的衣箱留存在环山，可以去取东西的人是可数的几个。记得三十年代的郁达夫日记中记有“百炼钢也会化成绕指柔……”，大意是说，在他患痔瘘时，我既要照顾到一个家，更要照顾到因避恐怖而住在附近亭子间的他。这时的他的心境是纯洁的，所以他能写出这几句感人肺腑之言。
但郁达夫的日记，有时也有矛盾的地方，一九三〇年我单身去安徽大学为郁达夫领取半年工资的事，这是我主动提出应该去索取，而他也同意我去，但现在发表的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日记却写为“……命映霞去安庆搬取书籍，送她上船”。这一个“命”字果然是用得很奇怪。
像《日记九种》这样的日记都可以在二十年代发表，则郁达夫被人取走的日记正可以在某些人尚健在之时发表出来，这又有什么顾虑？又有什么可怕？我相信读者和研者有辨别能力，会历史地看这批日记的。
人已死，情已绝，我今已八十多高龄，对任何事物决不会有据为己有的想法。
有些有识之士曾谈及某些报刊披载过的若干则郁达夫日记片断，提出了“因其并非作者手订发表，又无从根据原稿校订”的疑问，不失为明智之见。我愿公正的读者在阅读这些经过人为的“有意删略节选”的日记时，能注意及此。
我希望有天能看到将郁达夫日记按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实刊出，公之于众，好让后人评说。也许，在很久以后，我可能看不到如实刊登的郁达夫那些日记，但我仍要留下我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