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官定后戏赠》
公元752—755年
长安
一个长期困扰所有杜甫传记作者的问题是：他何时结的婚 [1] ？754年，妻儿在杜诗中已经很明显了。是否杜甫在752年之前就已经结婚了，他把家人留在偃师？在745年至752年长安时期，为什么他不能骑驴或乘马走上几天，回到300英里之外的偃师去呢？我很难理解为何杜甫甚至在新年也不回家，大多数人这一天都不会待在外面。杜甫后来的诗篇显示他是一个情感十分深挚的丈夫和父亲，当他和妻儿分离时，他的诗中也总是洋溢着思乡的情怀。杜甫从745年至752年的作品中对家庭完全保持缄默，只有一首短诗（《一百五日夜对月》）是例外——这首诗我系于755年。此外，我们还发现我们诗人的思绪在出则兼济天下和退而独善其身之间犹豫不决。这个矛盾在晚年杜甫那里表现得特别尖锐，那时他已经是一个担负家庭的男人，将自己对家人的责任看得很重。因此我冒险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即杜甫晚婚，婚期是752年。【71】
事实是杜甫的夫人在757年秋天就已经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了 [2] ，因此我们还得推想她这几年持续不断地生育，并且还可能产下双胞胎。这当然不太寻常，但据我的见闻也有过几例。杜甫在远房堂弟家度过除夕之夜这件事颇能反驳他在752年之前成婚的假说。而且，751年杜甫四十岁时，尽管出身于良好的缙绅之家，但却穷困潦倒，并无仕途前景和固定收入，倒是经常酩酊大醉，想要一个人浪迹天涯，去遥远而不可企及的地方。这些可能都妨碍他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姑娘成婚。到四十一岁，情况有了可观的变化。突然之间他声名大噪：三大礼赋打动了皇帝陛下！不错的任命、稳定的收入想来没有问题，如果再娶得佳妻，他一定不会再想浪迹四方，他甚至还可以节制饮酒。媒人们忙碌起来了。肯定有一些漂亮的良家女子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耽误了青春，尚待字闺中。【72】
杜甫的新娘是司农少卿（从第四品上阶）杨怡的女儿，她这时可能已经丧父，因为我们对杨怡一无所知，除了名字和官衔。她也许才二十几岁，因为我们知道她大概去世于770年之后若干年，享年四十九岁。通过杜甫在诗中表现出来对她的感情和敬意来判断，这次媒人的作合一定相当顺利。
在《重过何氏》（其五）［42］ 一诗中，我们的诗人很奇怪地不但想到了俸禄，还开始念叨起田产。这可不像一个将自己在偃师修建的房舍和继承的财产留给同父异母弟弟的人。是不是这时婚礼已经在考虑中了，或者干脆就已经成亲了呢？想要取得某种官职任命——不是想要到东南沿岸漫游，或者到蓝田山的绝壁上隐居，而是想要在京城附近过田园生活——也显示出杜甫在接受新的责任之后，意识到有必要在经济上采取审慎态度了。
我们发现，在752年秋天，杜甫和另外四位诗人，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一起登临了曲江旁边著名的慈恩寺大雁塔——这里离下杜城仅有步行几个小时的路程。毫无疑问，五人都写了诗。时间很确定，因为五位诗人同时身在长安或长安郊区，这样的秋天只有一个。高适在749年通过了一次特别考试（“有道科”），被任命为（封丘）县尉，一个他很讨厌的职务（“拜迎官长心欲碎，鞭笞黎庶令人悲！”），因此他弃职而去，来到长安寻求一个更好的任命。在诗中，高适表达了尚未找到满意任命的失望（“盛时惭阮步，末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岑参在诗中说自己将要结束仕宦生涯（“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他显然对自己的右威卫录事参军官衔很不满意。监察御史储光羲则在诗中写道宝塔一定会有崩塌的一天，那些居住在此地的人不可能长久（“崱屴非大厦，久居亦以危”）。薛据这时还是一名下级官员（水部郎中），他的诗没有保存下来。【73】
比较这几首诗，文学批评家们一致认为杜甫所作最佳。杜甫的这首诗最难翻译。如果不参照历史背景以钩辑出诗中的丰富比喻和史实中隐藏的意义，这首诗将显得不合逻辑，毫无意义。举个例子，龙和蛇象征政治的错综复杂，它甚至能够影响到杜甫这样一位卑微学者的命运。天河西流可能指大唐帝国因西部边境的军事扩张而导致人力物力枯竭。遮蔽群山的云是李林甫及其党羽，他们欺骗了皇帝。清渭浊泾混淆，因为不再有任何判定善恶是非的标准。当然，远古的明君舜帝是指明皇，汉代传说中的西王母则是指杨贵妃。黄鹄则指离开京城的良善之辈。大雁则指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每个人都在担心自己的生计。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44 ］
高标跨苍天，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
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曲江》［45］ 很可能与慈恩寺塔诗作于同时。我们这里只从三首中选了一首。需要注意的是杜甫现在在下杜城拥有了一些田产。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办到的。也许他为某些慷慨的人写了些东西，得到一小笔钱。也许，他得到诗中所赞颂的那位退休将军“李广”的帮助。李广是汉代将军，娴于军旅，英勇善战，但是仕途不顺。他曾误将石头看作老虎，一箭没入石中。诗中的这个暗示可能指一个朋友、或是资助者——也许是何将军？一位退休的军人，没准儿在私下的议论中他曾说过要射杀李林甫这只政治上的老虎和他的同党们。【74】
曲江三章（其三）［45 ］
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
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
《示从孙济》［46］ 毫无疑问写成于我们诗人忙于某些下杜城事务的时候。在杜甫晚年，这位远房从孙被拔擢至高位。很明显，两人这时的关系颇一般。据杜氏谱系，杜济比杜甫矮一辈。但是杜甫总是强调杜济属于他侄孙一辈——显然《世系表》的文字有误。
示从孙济［46 ］
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权门多噂 ，且复寻诸孙。
诸孙贫无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后自生萱。
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浑。
刈葵莫放手，放手伤葵根。阿翁懒惰久，觉儿行步奔。【75】
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小人利口食，薄俗难可论。
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
当杜甫放弃了在李林甫主政的朝廷任职的念头，回到杜陵，忙于杜氏宗族事务的时候，李林甫仍在继续使自己成为这个帝国最令人敬畏的权臣。即使是炙手可热、无赖狡诈的杨国忠和安禄山也仰承他的鼻息，不敢招致他的怒气。但李林甫也是一个十分害怕别人的人。由于不正义地把很多人驱赶上死亡之路，他非常害怕遭到寻仇。他在长安的豪华府第是一座壁垒森严的真正要塞，遍布密室和地下通道。他的众多妻妾、二十五个儿子和二十五个女儿都不知道每天晚上他会在哪里过夜。但他疾病缠身。752年初冬，他就已经病入膏肓，到了753年1月3日，终于一命呜呼。这样，一项盘踞于政府最顶端的巨大事业终结了——那是十九年不间断的阴谋诡计、残忍争斗，它毒害了这个世界上最辉煌的帝国，一点点侵蚀其根基。历史上很少有人因为自己的死亡给同时代人突然间带来了巨大的释放和欢欣，这位邪恶的首相算是做到了。
我们不难想起，杨国忠，这位皇帝的赌伴和杨贵妃的堂兄弟，现在继承了李林甫的首相之职。他开始网罗罪名以指控他死去的朋友和对手。皇帝被激怒了，他下令加以惩处。李林甫的一切头衔和荣誉被剥夺，他的棺材被打开，他尸体上的服饰、珍珠宝石被捋去，他的亲戚被流放。他在朝廷中的五十多名党羽被驱逐。
无论以何种标准来看，杨国忠都不是一个正直、坦率的人，这一点杜甫当然知道。然而，如果杜甫认为杨国忠并不像李林甫那样险毒，那他倒也没错。对一个人来说，他对除掉了自己最大敌人的人总有些许好感。再说了，杨国忠还着手开始实施一些举措，使得那些长期寻求官职任命而未果的失败者对他颇为感激。他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官员任命工作，那些感激涕零的被任命者甚至为他建起了颂碑。杨国忠还将一位名叫鲜于仲通的著名文人召到京城，此人在杨国忠早年在蜀郡时常常周济他，杨国忠现在任命他为京兆尹。杜甫的《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47］ 毫无疑问写于753年，因为鲜于仲通的传记作者告诉我们他很快就被他从前所周济的人厌弃，在同一年就遭到贬斥。在李林甫去世以及新的任命程序开始实施之后，杜甫可能认为在鲜于仲通的帮助下，他不必徘徊在吏部大门外，和那些他比作麻雀和水蛇的候选人一起，等上几个月或是几年了。【76】
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47 ］
王国称多士，贤良复几人？异才应间出，爽气必殊伦。
始见张京兆，宜居汉近臣。骅骝开道路，雕鹗离风尘。
侯伯知何算，文章实致身。奋飞超等级，容易失沉沦。
脱略蟠溪钓，操持郢匠斤。云霄今已逼，台衮更谁亲？
凤穴雏皆好，龙门客又新。义声纷感激，败绩自逡巡。
途远欲何向，天高难重陈。学诗犹孺子，乡赋忝嘉宾。
不得同晁错，吁嗟后郄诜。计疏疑翰墨，时过忆松筠。
献纳纡皇眷，中间谒紫宸。且随诸彦集，方觊薄才伸。
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
交合丹青地，恩倾雨露辰。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
杜甫希望这首诗能起作用，给自己带来任命，他现在从隐退的下杜城走出来，再次回到前一年离开的长安。家族长辈的责任一般与族人的婚丧嫁娶、募集捐款以修缮宗庙、掩埋无力安葬的死者、赈济孤儿寡母、调解族人之间的争执等事务有关。如果有很多例证表明杜甫对这些事情不上心，那么他抛开这些工作返回长安就不会受到责难。我们发现在754年的多雨月份里，他居住在一所靠近长安南城墙的房舍中。753年夏天他应该在这里住得很惬意，并且还接待了李公（《夏日李公见访》［49］ ） [3] 。【77】
随着杨贵妃专宠宫中，杨国忠主政朝廷，另外五位杨氏变得越来越爱大摆排场。每一家都给自己的扈从、仆人和卫士穿上同一颜色的制服。偶尔会出现五种颜色在大街上喝道出行，队伍的最前面则是坐轿的女主人或是骑马的男主人。首相杨国忠出行时，旌节前导，擎盖遮顶，带着耀眼的兵士和随身装备，因为他现在又兼任了剑南节度使的头衔。《丽人行》［48］ 则帮助我们瞥见杨氏在某个节日的盛况，这可能是在753年4月10日。诗中提到“红巾”大概是暗示这种非法的朋比勾结。
因为杜甫对首相杨国忠的性格的估计是如此的不堪，我们没必要怀疑有时他一定很想痛斥这个小人，尤其是想到他还不得不向这个无赖乞求帮助。《白丝行》［50］ 可以视为杜甫内心良知的一种斗争。高适在753年夏天来到武威，成为节度使哥舒翰的掌书记，毫无疑问，在杜甫《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51］ 一诗中，他向西部边境投去了艳羡的目光。尽管杜甫仍然对哥舒翰的边境扩张倾向感到疑虑，但他意识到在哥舒翰的庇护下，一个有高适这样才干的人能够在仕途上突飞猛进。
丽人行［48 ］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玉麒麟。
头上何所有？翠微㔩叶垂鬓唇。【78】
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
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
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
犀筋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
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
箫管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
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
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夏日李公见访［49 ］
远林暑气薄，公子过我游。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
傍舍颇淳朴，所愿亦易求。隔屋唤西家，借问有酒不？
墙头过浊醪，展席俯长流。清风左右至，客意已惊秋。
巢多众鸟斗，叶密鸣蝉稠。苦遭此物聒，孰谓吾庐幽？
水花晚色净，庶足充淹留。预恐尊中尽，更起为君谋。
白丝行［50 ］
缫丝须长不须白，越罗蜀锦金粟尺。
象床玉手乱殷红，万草千花动凝碧。
已悲素质随时染，裂下鸣机色相射。
美人细意熨贴平，裁缝灭尽针线迹。
春天衣著为君舞，蛱蝶飞来黄鹂语。
落絮游丝亦有情，随风照日宜轻举。【79】
香汗清尘污颜色，开新合故置何许？
君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
送高三十五书记［51 ］
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请公问主将：焉用穷荒为？
饥鹰未饱肉，侧翅随人飞。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
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借问今何官，触热向武威？
答云一书记，所愧国士知。人实不易知，更须慎其仪。
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达，足以慰所思。
男儿功名遂，亦在老大时。常恨结欢浅，各在天一涯。
又如参与商，惨惨中肠悲。惊风吹鸿鹄，不得相追随。
黄尘翳沙漠，念子何当归。边城有馀力，早寄从军诗。
754年，杜甫绝望了。鲜于仲通走了，而吏部也没有任何令人鼓舞的消息。一个孩子，也许还是双胞胎，前一年来到人世。家庭规模增加了，添了仆人和乳娘，经济上的压力也大了起来。如果新首相——他的官阶在稍后的春天被提升为更高一级的司空——不肯帮忙，是不是又要向皇帝陈情呢？
我们的诗人往延恩匦里又投了一篇《封西岳赋》。这一次杜甫建议皇帝陛下再行典仪，祀封太华山，以护卫圣躬之精魂。这篇赋毫无疑问是冲着皇帝的迷信爱好而作的。为了不重蹈李林甫当政时期的覆辙，杜甫甚至在《进〈封西岳赋〉表》一文中颂扬起新首相杨国忠：“维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我们禁不住会想，这一切实在不值得我们优秀而正直的诗人杜甫去做啊！不过，我们必须同情他内心不顾一切的绝望状态，因为这次新冒险的真正目的仅仅是为了告诉皇帝自己已经在官员任命的惯常机制中等待了两年之久而一无所获，而且他还常常因为肺部的疾病而感到虚弱（不一定就是肺结核，可能仅仅是过敏性的哮喘），他很担心在效命君王之前就撒手人寰。【80】
杜甫还写了一首诗给田澄，他是掌管延恩匦的献纳使。关于扬雄（前53—18）的比喻暗示如今献上的这篇赋和此前的几篇一样，包含了对皇帝的重要建议。
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52 ］
献纳司存雨露边，地分清切任才贤。
舍人退食收封事，宫女开函近御筵。
晓漏追趋青琐闼，晴窗检点白云篇。
扬雄更有河东赋，唯待吹嘘送上天。
绝大多数杜诗的批评者都不认为这首诗有多大的文学价值，我这里征引仅仅是出于保存史料的缘故。此诗颇似草率成章，我都怀疑田澄是否被打动。我甚至还怀疑那篇赋是否进呈到皇帝面前。如果这篇赋是在夏天投入延恩匦，田澄——尽管杜甫诗中描写他是一个勤勉的人——恐怕不很情愿在高温酷暑中忙于处理大量的案头文卷事务。如果他直到秋天才看到杜甫的赋，那么很可能匆匆一瞥之下，他就足以作出决定把它扔进废纸篓。754年秋天开始，一场降雨持续不断地下了六十天。京城的房舍被冲塌，郊区的庄稼也被毁掉。饥荒开始。750年，祀封西岳的典仪开始着手，但又因为干旱推迟了——没有一点雨水。华山未能阻止这样一场灾难，所以它不配获得巨大的荣誉封号。现在到了754年，雨水太多了。因此很自然的，杜甫的赋不可能被进呈到皇帝面前。皇帝甚至很可能对诗人和献纳使发下雷霆之怒。
等待令人沮丧。杜甫等着降雨停止，等着食物的价格降低，等着皇帝和吏部的命令降临。皇帝陛下很是仁慈，下令将一百万斛太仓米以低价卖给长安城中饥饿的人们 [4] 。但每个家庭每天只能买二十分之一斛，这个数量足以满足两个大人加上一个孩子的需求。我们知道杜甫一家后来有十口人左右。这时他可能不得不为大约六口人提供食物。怎么办呢？没错，他写了一些关于这场淫雨的诗篇。我们从三首《秋雨叹》中选了下面这一首［53］ 。另外一件他能做的事就是跑到朋友广文博士郑虔那里，一起喝个大醉（《醉时歌》）［54］ [5] 。《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55］ 可能作于754年，也可能不是。我们诗人的老朋友苏预在753年秋天之前、755年冬天之后，都不可能以国子监司业的身份来到长安。我把此诗系年于此，借以表明三人之间的密切友谊。【81】
秋雨叹（三首）
（其二）［53 ］
阑风伏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
去马来牛不复辨，浊泾清渭何当分？
木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父无消息。
城中斗米换衾裯，相许宁论两相直？
醉时歌［54 ］
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
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
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
德尊一代常坎轲，名垂万古知何用？
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
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衾期。【82】
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遗。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
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
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满壑？
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
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
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
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
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55 ］
广文到官舍，系马堂阶下。醉则骑马归，颇遭官长骂。
才名三十年，坐客寒无毡。赖有苏司业，时时与酒钱 [6] 。
可能就是在晚秋时节，在他意识到自己第二次献赋延恩匦已经没有意义之后，他开始转向到西部边境从军的可能性上。事实上，朝廷不能任用那些有才能的优秀人才，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投奔遥远边境的军事将领，在他们的机构中任职。诗人高适已经在武威节度使哥舒翰的幕中任职一年多了。诗人岑参，杜甫的另一个朋友，也已经离开长安，到那位治军严厉的跛脚将军、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幕中任职。因此杜甫很自然地想到是否要效法高、岑二人。正好此时哥舒翰派到朝廷的信使即将返回武威。杜甫为使者写下一首告别的诗歌（《赠田九判官梁丘》），又托他转交给哥舒翰另一首诗作（《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后者实际上就是想要任职幕府的申请书。这无疑是徒劳的一步，因为这位大将军仅仅只是让高适找出一些申请者的反战言论。不管怎么说，如果杜甫不是处于极其困顿的境地——无休止的淫雨、贫穷、饥寒交迫，他是不会走出这一步的。
也许觉得在郊县会比在城市中更容易找到食物，杜甫在深秋时节——或许在淫雨期间，或许在这场雨刚刚结束的时候——把家搬回下杜城。但是他能否在饥荒时节从田庄的租户那里得到足够的粮食还是个问题。不能指望从宗族得到救济，因为饥荒的影响遍及每个人。当然，唯一可行的是再次迁移——到一个饥荒尚未波及、或者灾情轻一些的地方。我们在杜甫的集子中找到一首长诗（《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写给奉先县掌管睿宗陵墓的官员们，那里距长安东北约80英里。诗中说到，因为饥荒，他和他的家人，包括营养不良的孩子，离开了下杜城，渡过泾水，在夜间抵达奉先，涕泗交流，像秋天的萤火虫一样孤独无依，被安置在一个不常用的廨署临时住宿。杜甫一定在奉先有朋友或亲属，他希望他们能帮他找到固定的居处 [7] 。【83】
我倾向于认为杜甫在754年冬天一直待在奉先，仅仅为了给自己和家人找到借贷之资和馈赠，他出行到周边地区。《沙苑行》［56］ 很可能作于这个冬天；沙苑的马群就在附近，往东南方向几英里。诗中的最后几句影射安禄山。
在杜甫集子中还有一篇作品，他和郭给事的诗作，吟咏骊山（官方名称叫蓝田山）下华清宫温泉东边的一个深潭。这里杜甫也提到别的一些东西（《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
坡陀金虾蟆，出见盖有由。至尊顾之笑，王母不遣收。
复归虚无底，化作长黄虬。
我们并不能确凿地指出此诗写作的时地与《沙苑行》相关，不过有理由认为杜甫此诗作于754年春天之后，此时安禄山已经离开长安返回范阳。蟾蜍（虾蟆）无疑是指安禄山，龙（虬）则是君王的象征。前面已经提到安禄山和首相杨国忠之间早就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嫉妒和敌视。杨国忠警告皇帝：“安禄山一定会谋反。假如你召见他，他一定不敢来。”皇帝果然召见安禄山——他立即于754年春天来到长安。安禄山在华清宫备受宠遇。皇帝不再怀疑他的绝对忠诚。凭借着这种信任，这个恶棍又让皇帝任命他为知四十八马苑监总事；于是他便删汰劣马，选取数以千计的健马拨归他自己在范阳的军队。此外，安禄山还获得了皇帝签署的空白委任状，包括将军500名和中郎将2 000名，他可以自行填署姓名！安禄山以此封赏了他信任能够一起实施叛乱计划的蛮族士兵。当他在754年暮春离开京城时，他担心杨国忠会阻挠归程，因此乘船昼夜兼程回到范阳。有些人斗胆向皇帝报告安禄山的谋反准备：皇帝逮捕了他们，然后交给安禄山去惩处。【84】
沙苑行［56 ］
君不见左辅白沙如白水，缭以周墙百馀里。
龙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称献于此。
苑中騋牝三千匹，丰草青青寒不死。
食之豪健西域无，每岁攻驹冠边鄙。
王有虎臣司苑门，入门天厩皆云屯。
骕骦一骨独当御，春秋二时归至尊。
至尊内外马盈亿，伏枥在坰空大存。
逸群绝足信殊杰，倜傥权奇难具论。
累累塠阜藏奔突，往往坡陀纵超越。
角壮翻同麋鹿游，浮深簸荡鼋鼍窟。
泉出巨鱼长比人，丹砂作尾黄金鳞。
岂知异物同精气，虽未成龙亦有神。
可能在755年初春杜甫回到长安，把家人留在奉先。《一百五日夜对月》［57］ 是一首诗人思念妻子的爱情诗。从冬至算起，第105天之后就是为了纪念一位古代英雄的悲剧的寒食节。公元前七世纪的介之推，被封赏犒劳臣下忠诚的晋文公遗忘，于是退隐于山林，当晋文公放火焚林，逼他出来接受封赏时，他拒绝从命，被烧死在林中。为了纪念介之推，晋文公下令每年的这一天禁止取火做饭。杜甫的这首爱情诗一般被系于757年春天。我发现有误，因为这一年的寒食夜里，天空中只有半月，但是诗中提到了满月。在杜甫一生中只有三次满月的寒食之夜：747年、755年和763年。763年杜甫和家人在一起。747年，他很可能尚未成婚。因此，我将此诗系年在755年4月1日。【85】
批评家认为这首诗是杜甫使用民间传说隐喻最为巧妙的作品之一。我们只需要说明牛郎和织女分别指天河两边的两颗星辰，织女每年只有一次渡过天河与牛郎会面的机会，这一天在七夕（七月七日）。满月中的阴影被认为象征着桂树。
一百五日夜对月［57 ］
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
仳离放红蕊，想象颦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
当哥舒翰于755年春天抵达京城时，他病得如此之重，以致于不得不请求暂时离开职位，杜甫想要进入河西和陇右节度使幕府的希望也就烟消云散了。这时候他写了一首长诗给韦见素，此人在去年秋天被任命为宰相，仅次于杨国忠。韦见素年长忠厚，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经过很多年才一步步升到现在的位置。不过，他也是一个胆小的人。即使他同情杜甫的遭遇，他也不会做些什么，除非得到杨国忠的首肯。
晚春时节，杜甫可能曾短暂地摆脱了穷困窘迫的境地。他为一位去世已久的皇家淑妃，驸马郑潜耀的岳母，写了一篇神道碑文。郑潜耀据说是广文博士郑虔的侄子，其实更可能是他的二堂兄，杜甫这次撰写神道碑文很可能就是郑虔推荐的。这类文字事务通常都会有润笔报酬。从杜甫几首诗描述他拜访这位公主的园林以及同驸马出游等经历来看，公主和驸马显然十分阔绰。润笔的出手应该慷慨大方。在碑文中，杜甫毫不谦虚、但也不乏公正地把自己跟古代最好的碑文作者（嵇康、阮籍、崔骃、蔡邕）相提并论。同时，他也谦恭地感谢皇室宗亲对他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官职的白头村野之夫的关注。是否杜甫希望皇帝能读到这篇写给他年轻时期淑妃的典雅文字，从而意识到这是同一个作者——即四年前自己欣赏的三大礼赋的作者——进而想起这个作者现在仍是白身？如果杜甫真作如此念想，那又是徒劳了。【86】
秋天已经来了，我们的诗人仍看不到任命的希望。在绝望中他第三次来到延恩匦。《雕赋》和《进雕赋表》中没有任何可资系年的线索。我倾向于认为正是这篇赋促使有关部门给予了我们可怜的诗人一个任命，时间不是在同年秋天，就是在这年初冬。在《进雕赋表》中，杜甫暗示皇帝说他不想通过通常的磨勘程序获得任命，而是希望以自己的文学才能直接为皇帝陛下效劳，就像自己的祖父杜审言一度在中宗朝中服务一样。他在赋中极其优美地描写了猎雕在秋天的捕食活动。当然，他是在暗示，他将像雕一样勇敢无畏地为皇帝效力，清除朝廷中孽狐狡兔 [8] 。
如果皇帝对这篇赋有所反应，那么我们的诗人一定会在诗中大加炫耀或是表示失望。我怀疑这篇赋并未在延恩匦的办事机构中被归入档案或是被扔进了废纸篓。这篇赋的调子太大胆，其中提出的要求也太异乎寻常了。当这篇赋传到那些孽狐和狡兔手中，他们中的某些人一定会认为最好是在这个莽撞的诗人干出点什么来之前，赶紧把他给弄出京城。于是，吏部发下一道委任令。杜甫被任命为离奉先不远的河西县县尉 [9] 。真够慷慨！设想一下，以最大的仁慈和最深切的同情任命一位伟大诗人——一个敏感得甚至能体会到鸟兽痛苦的人——担任这样的工作，其主要职责就是鞭笞逃避服役和拖欠赋税的老百姓！
还好，唐代制度允许一个被任命者拒绝担任一项不情愿的职务。我们不知道这次改任的任何细节，但是它显然很快就作出了。《官定后戏赠》［58］ 可能作于755年初冬。题下注曰：“时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
有必要指出，这时各种各样归在率府名下的卫将多半是虚衔而非实职，而兵曹参军也基本上无事可做。在官阶上这个职位属于从第八品下阶。这个级别的职位赋予任职者以200亩土地的永久拥有权，在任职期间则为250亩，年收入约134斛谷物，月收入总计35 640文钱，另带其他一些福利，例如配给两名仆人，使用马匹，等等。这样的收入能够使得我们诗人维持大概十口人的日常开销。【87】
在杜甫这首自我嘲弄的诗中，“折腰”一辞出自著名的陶潜（372—427）的传说，他辞官归隐，只因为不想为了五斗米（二分之一斛）的微薄俸禄而不时对上司折腰鞠躬。我们的诗人也可能开玩笑地用这个典故说明作了河西县尉之后会有很多老百姓在自己面前折腰。我们参看杜甫写给高适的《送高三十五书记》［51］ ，就不难明白对他来说这个工作最令人厌恶之处就是惩罚下级和普通百姓。
官定后戏赠［58 ］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
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飚。
可能在任命下达后不久，杜甫很快就离开长安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59］ 作于他抵达奉先之后、闻听安禄山叛乱之前，这场叛乱始于范阳（即今天的北京），时间是755年12月16日。叛乱的消息于12月22日传到华清宫的皇帝那里，它散播到奉先的时间不可能比这还早。根据杜甫这首长诗中的悲观情绪判断，毫无疑问他对这场迫在眉睫的叛乱爆发有所预料。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59 ］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88】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
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
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
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
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
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
蚩尤塞寒空，蹴蹋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89】
群水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
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
老妻既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
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未登，贫窭有苍卒。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1] 关于杜甫结婚的日期：元稹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提到杜甫夫人的父亲是杨怡，司农少卿。元稹还说杜甫夫人于四十九岁逝世，但他没有提到生年和卒年，也没有提及结婚的日期。艾尔文（Elwin）女士（587页）在1899年时指出：“诗人何时成婚，与何人成婚，是否有孩子，我都不清楚。对中国人来说很少有保持独身的，除非他出家为僧，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在他生活的这个时期（即与李白同游的时期），诗人成婚了；但是这种家庭事务在中国的传记中被认为不值得记载。”艾思柯（2）63则认为杜甫在741—744年间拜访了好些家庭成员，“他的婚姻之事可能就完成了。”“妻子……是崔氏家族的一员”。家族的姓氏弄错了，应该是杨而非崔，这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笔误。闻一多并未提到杜甫成婚的时间，但是将杜甫的二儿子宗武的出生定在753年秋天的东都洛阳（254页）。最近，冯至（《爱国诗人杜甫传》，《新观察》第二卷，1951年第3期，32页）写到杜甫可能成婚于741年。将杜甫的成婚日期放在752年之前的困难有消极和积极两面。就消极一面而言，除了《一百五日夜对月》［57］这首诗（参见我对此诗的说明），杜甫没有一首表达对妻儿的思念的诗篇可以系年于752年之前。就积极一面而言，这一阶段有些诗篇包含了一些思想，而这些思想对于一个具有家庭责任感的已婚男性而言就显得有些奇怪了——例如想要退居山中作一名炼丹的隐士（《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6］、《去矣行》［26］、《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25］等诗篇）。而且，如果杜甫在745—751年把妻子留在偃师，我们会期待能看到他往返于长安和东都洛阳之间。但是在杜甫的诗中却找不到一点这样的痕迹。
[2] 757年秋天，杜甫夫人已经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了，参见诗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59］（一个婴儿夭折于755年），《忆幼子》［73］，《遣兴》［74］（小儿骥子），《得家书》［81］（两个儿子，骥子和熊儿），《北征》［89］（两个女儿）。
[3] 关于此诗有两个问题：地理上，杜甫的房舍位于何处？时间上，这首诗作于何时？关于地点，所有的注家都认为杜甫的房子在长安城南的下杜城，诗中所说的蜿蜒长流乃是樊川。我发现这首解释很难接受。杜甫时代的杜陵和下杜城不是被废弃的市集，而是十分繁华的城镇，许多权贵都在此拥有别墅。当杜甫说此地类似村坞，很明显这里不是一个城镇，这里并不在城外，而在城内。《苦雨奉寄陇西公兼呈王征士》和《九日寄岑参》两首诗通常被系于754年秋天；从这两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杜甫住在长安城南的一条街上，离曲江很近。这首诗中的长流应该是指曲江；城南楼则是指启夏门。这条街可能是指长安东南部分最南端的街道。关于时间，闻一多将它系于754年（478页）。不过，我相信753年更合适。754年夏天（【译者按】当为“秋天”，原文如此）有超过六十天的降雨。这首诗写于夏天，而其中提到天气很晴朗。
[4] 关于这场超过六十天的淫雨，参见《旧唐书》卷112，9b。关于一百万斛太仓米，参见《旧唐书》卷9，19b。关于每家只能买二十分之一斛，参见诗篇《醉时歌》［54］，第11行。关于杜甫的家庭人口规模，参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59］，第82行。
[5] 此诗的17—18行有一些难点。因为17行提到了“春酌”，那么这首诗是否写于此年的第一个季节？《杜诗引得》554页中有不少春酒的例子。春天显然是个酿酒的好季节。郑虔和杜甫可能是在秋天到酒肆去买了春天酿好的酒。第18行有两种读法，可以读作“雨从屋檐落下，就像灯花从蜡烛上落下”，也可以读作“花朵从屋檐落下，就像雨水从灯前落下”。很难从中选择一种。我们可以倾向于第二种，如果我们把17行的“清夜”理解为晴朗的夜晚——这是杜甫惯用的手法（参见《杜诗引得》553页）。我们也可以倾向第一种理解，因为灯花在杜诗中比较普遍，而屋檐上落下的花朵则比较罕见（参见《杜诗引得》768，760页）。但如此而来我们就必须将17行的“清夜”理解为安静而无人打扰的夜晚，但这是杜甫很少见的用法。进一步，如果我们选择了18行的第二种读法，就必须把此诗系于754年春天，而不是秋天。这是可能的，因为753年秋天有十万斛太仓米的赈济（参见《旧唐书》卷9，17b），杜甫可能仍在754年春天购买其定量。我得抱歉在两种读法、两个季节之间摇摆不定，花了太多时间。现在我决定更倾向于秋天，主要因为杜甫进呈《西岳赋》所附的表奏表明此文成于晚春时节。杜甫将那段时间描述为平和、富足，并感谢西岳华山的庇佑。这使我推测754年春天长安城中可能已经没有饥荒了。753年秋天的饥荒可能比起754年秋天来要轻而且短；比较一下两次赈济粮食的数量就知道：十万斛与一百万斛。换句话说，如果假设诗中提到的“太仓五斛米”乃是从753年秋天到754年晚春时节的粮食赈济量，这种假设的可能性会很低。
[6] 【译者按】“时时与酒钱”，一作“时时乞酒钱”。在初版中，洪业先生采用“乞”（beg）；再版时，则改为“与”（get）。
[7] 关于杜甫一家前往奉先的旅行，以及他们在睿宗陵墓的短暂停留，参见仇兆鳌34／2／12.49—60。我的猜测是在去往奉先之前，杜甫一家已经从长安迁往杜陵，证据只是“轗轲辞下杜”这句诗。诗篇《秋雨叹》［53］表明杜甫身在淫雨的城中。而另一首关于淫雨的诗篇（《秋雨叹》其三，仇兆鳌14／1／16c）当杜甫在室内待着，他的小儿子在雨中弄得湿漉漉，十分开心（“老夫不出长蓬蒿，稚子无忧走风雨”）。这表明杜甫和家人在一起住在长安。他如何和家人一起到下杜城？我猜想他们返回杜陵寻找食物。当他们前往奉先，自然会经过下杜。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杜甫和家人住在下杜而非长安，闻一多（477—479页）甚至说杜甫在754年将家人从东都洛阳迁到下杜城。参见我对诗篇《夏日李公见访》［49］的注释。当然，尽管杜甫的土地和房舍在杜陵，他也可以将它们租出去，在753年春天和家人一起前往长安，而当他们一家在754年秋天回到乡村时，就不得不暂时住在下杜了。
[8] 在《进雕赋表》中，杜甫说：“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这说明他还不到四十七岁。黄鹤因此将此赋系于750年。仇兆鳌认为这个时间太早，而将此诗移至754年，杜甫是年四十三岁。我不明白仇兆鳌为何不将此诗尽量往后编排，也就是到755年——755年之后，文字语境就不适合杜甫生活状态的整体氛围了。因为文中很明确提到秋天，754年应当被排除在外，杜甫不可能呈上赋之后就立即离开长安前往奉先。因此我认为时间应该在755年秋天，在他获得任命之前不久。
[9] 在唐代，不同时候有好几个地方叫做河西。杜甫被任命的这个地点很明显属于黄河西岸的同州辖区。760年，此地改名夏阳。位于今郃阳东13英里处。参见《元和郡县图志》卷2，11b；《唐会要》卷70，18b；《旧唐书》卷38，15b；《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690页，“夏阳”条。从奉先往东北方向到河西有50多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