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北征》
公元756—757年
奉先—长安—凤翔—三川羌村
安禄山叛乱始于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的托辞是要清君侧，矛头指向长安的首相杨国忠。叛军，据说有200 000人之众，从范阳出发，一路南下；河北州郡望风披靡，不战而降。【90】
明皇此时正在京城东边的华清宫，直到12月22日才得到叛乱的准确消息。两天之后，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受命出发，由长安前往东都洛阳，计划阻止叛军的推进。几天之内，跛足的封常清征召了60 000人，建起洛阳防御体系，捣毁了东边27英里之遥的河阳桥，以切断安禄山军队从河内越过黄河的北进通道。
12月28日，皇帝返回长安，处死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并下令安庆宗的妻子，皇室的一位公主（荣义郡主）自裁。安禄山的兄弟，朔方节度使安思顺，被召回京城，给了一个虚衔。而空出来的指挥位置被交给朔方右兵马使郭子仪，此人后来成了唐王朝最重要的捍卫者。卫尉卿张介然被任命为河南节度使，掌管以陈留为首的十三州郡。从此，遂开内地设立节度使军镇的先例，随着时间推移，整个唐帝国都被节度使军镇所覆盖。12月29日，老将高仙芝被任命指挥一支刚由皇帝私人府库出资招募而成的军队。756年1月7日，高仙芝带领这支匆匆组成、纪律涣散的50 000人部队东进。部队驻扎在位于潼关以东67英里的陕郡，而潼关正好扼制住通往京城的道路。【91】
其间，安禄山从范阳一路向西南方向进犯（差不多类似沿着现在的京汉铁路线），于756年1月8日，抵达灵昌，在此渡过黄河。1月12日，安禄山占领陈留，为了替被处死的儿子报仇，他处死了节度使张介然，屠杀了一万名投降的官员和士兵。继而由陈留向西进犯，1月18日占领洛阳并将之洗劫一空。封常清带领他的残馀部队退至陕郡，并劝说驻扎在此地的高仙芝放弃陕郡，退守潼关。
杜甫这时尚与奉先的妻儿在一起。《后出塞》（五首组诗）可能作于他遇见一位老骑兵军官之后，这位军官多年前从洛阳被招募到东北的安禄山军队中服役，当叛军向东都洛阳进犯时他开小差逃走了。我们在此翻译了其中三首。
后出塞（五首）
（其二）［60 ］
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
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
（其四）［61 ］
献凯日继踵，两蕃静无虞。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92】
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
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
（其五）［62 ］
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将骄益愁思，身贵不足论。
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
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
在潼关，两位主将，高丽人高仙芝和跛脚将军封常清，齐心协力巩固捍卫京城大门的防御。但是监军边令诚，一个宦官，向皇帝进谗言说这两人贪污军粮、对叛军无能为力。皇帝于是授权给这个宦官，在1月24日将二人处斩，而尚在病榻的哥舒翰被派遣镇守潼关。反叛的安禄山这时本应乘着唐帝国防守的士气溃散，把全部兵力集中起来攻下潼关。但他一进入东都洛阳之后，就匆忙自立为皇帝，于2月5日，农历的新年这一天，登上皇位，国号大燕，并任命群臣。
此外，在安禄山刚一离开东北，他的后方就出了麻烦。一度投降安禄山的常山太守颜杲卿，会同其堂弟平原太守颜真卿，反正抗击叛军，至1月28日，杀死和俘获安禄山叛将，恢复了河北二十三郡中的十七郡。常山郡地位尤其重要，因为它掌控了土门，这是穿越太行山脉的一条狭窄通道，而西部的朝廷军队可以由此增援。安禄山不能让自己的后方受到威胁，他派遣自己最得力的将领史思明东进，破灭后方反抗。他命令副将崔乾祐驻军陕郡，向西进攻潼关和长安。【93】
叛将史思明于2月12日攻陷常山，太守颜杲卿被执往洛阳寸磔而死。但在史思明攻陷东北部的反正州郡之前，唐王朝最重要的捍卫者——郭子仪，已经向朝廷推荐了他的副将之一李光弼，此人随即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带领10 000名兵士从朔方启程，征讨河北。3月20日，李光弼再次收复常山。史思明立即回头反扑，于是从3月12日开始展开了一场持续数周的消耗战；郭子仪率部穿越土门关，加入了李光弼的常山战役。两人麾下的步、骑兵号称100 000人之众，其中不但有汉族士兵，也有回纥战士。在多次小规模战斗之后，他们决定在7月1日在常山东部地区对史思明发起一次歼灭战。据说这次歼灭战中有40 000名叛军被消灭，1 000多人被俘。
进而许多河北州郡杀死叛军指派的官员，反正归唐。例如平原的颜真卿，北海的贺兰敬明，东平的吴王李祗，睢阳的许远，颍川的来瑱（绰号“来嚼铁”），南阳的鲁炅，扼制了叛军进一步向东部、东南部和南部的进犯。此时仍在洛阳的安禄山据说十分焦虑。他斥责那些不满足于等待唐帝国治下的升迁机会、从而撺掇他造反的谋士们。“汝数年教我反，以为万全。今守潼关，数月不能进，北路已绝，诸军四合，吾所有者止汴、郑数州而已，万全何在？”这段话可能是史家杜撰的安禄山之语。但是，它很好地描述了当时的军事形势。因此，严谨可信的《资治通鉴》（1084年）将其载入，我们在谈到杜甫诗歌所涉及的该时期政治、军事事件时，一般都以此书为依据。
郭子仪和李光弼的战略意图是，哥舒翰部队仅仅据守潼关天险，不必与叛军出战，而他们自己的部队则直捣范阳。当安禄山麾下的叛军将士意识到他们的故土和家人处于朝廷军队的控制之下，他们将溃散开来，而整个叛乱将结束。【94】
不幸的是，在哥舒翰和杨国忠之间出现了嫉妒和猜疑，杨国忠在皇帝面前抱怨说哥舒翰过于怯懦，面对陕郡不到4 000人的叛军疲惫之师而不敢出击。皇帝并不了解这种疲惫的表象是叛军将领伪装的，他一再派出宦官催促哥舒翰出战。7月4日，哥舒翰将部队开出潼关，向东进发。7月9日，与崔乾祐率领的叛军在灵宝（距陕郡西南25英里）交战。叛军借助东风之利，焚烧麦秸，用烟雾包围了朝廷军队，而朝廷军队慌不择路，一下子被击溃了。180 000人的部队只剩下8 000人回到潼关。第二天，崔乾祐攻陷潼关，哥舒翰被俘，被解往洛阳。
在潼关和长安之间，每10英里就有一座烽火台，共有十座，它们白天黑夜都被点燃，以报平安。在7月1日夜里，平安火不再燃烧，皇帝害怕了。7月14日，皇帝从禁苑西门（延秋门）离开京城，身边跟随着宫中太监和侍女，还有杨贵妃和她的三姐妹，一大群王子公主，宰相杨国忠、韦见素和御史大夫魏方进，以及掌管御林军的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由魏方进兼置顿使，负责旅程的物资供应。这次离京安排得悄无声息，居住在宫廷之外的皇亲国戚在毫不知情中就被抛弃了。当官员们照常来到宫前准备朝见时，他们首先发现一切都秩序井然。而后宫门大开，宫女们四散逃走，传出了皇帝离京的消息。整个城市一片混乱。乱民开始抢劫，直到京兆尹崔光远和那位掌管皇宫钥匙的讨厌的监军边令诚下令处决了几名抢劫者，事态才有所平息。京兆尹崔光远派儿子到洛阳向安禄山示好，而边令诚也交出了钥匙。
到了中午，皇帝和他的随从们已经行进到京城西边12英里处。他们十分饥饿。杨国忠买了一些胡饼给皇帝充饥。周围乡下的普通百姓带来一些掺杂了麦豆的粗饭，皇帝的孙子们争相用手捞饭吃。饭很快没了，但他们却没有吃饱。旁观者无不哭泣，皇帝也在其中。《资治通鉴》告诉我们，有一个老者上前说：“禄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自顷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惟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严邃，区区之心，无路上达。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皇帝道歉说：“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95】
第二天，7月15日早上，车驾一行来到距京城西边约38英里的马嵬驿站。士兵又累又怒。正好此时二十来名吐蕃使者围着杨国忠讨要食物。一些军士，看到这群人，就喊道杨国忠伙同吐蕃谋反。军士们放箭射中杨国忠的坐骑，在他逃进驿站之前，把他抓住杀死，屠割尸体，用枪把头颅挑起。军士们还杀死了杨国忠之子杨暄和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御史大夫魏方进想要阻止，也被杀死。听到骚动，韦见素冲出驿站欲看个究竟，军士们打得他头破血流。幸运的是，士兵中有人喊道：“勿伤韦相公。”他们这才放了他。
皇帝拄着拐杖走出驿站，命令军士们收队。他们阴沉沉地站着不动，一言不发。御林军将领陈玄礼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朕当自处之。”皇帝回答说。回到驿站，皇帝倚杖倾首而立良久。韦见素的儿子韦谔最后打断他说：“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她是无辜的。”皇帝说。“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宦官高力士说，“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
皇帝于是命高力士带贵妃到驿站的佛堂缢杀。她的尸体被放在庭中，陈玄礼和一部分官员被召进去验看。他们高呼“皇帝陛下万岁！”表示满意。馀下的杨国忠家人，包括杨国忠的妻子——从前蜀地的一个娼妓，幼子杨晞，虢国夫人和她的儿子（裴徽）——向西逃到陈仓，在那里被县令薛景仙逮捕并处死。【96】
7月16日早上，车驾离开马嵬驿，前往蜀郡，皇帝一行遇到一群父老，他们想知道为什么皇帝陛下要遁走，把百姓留给叛军。皇帝继续前进，而将太子留下抚慰百姓。人群开始聚集到几千人，他们希望太子留下做他们的君主。太子的两个儿子，广平王李俶、建宁王李倓和太监李辅国敦促太子顺从人民的意愿。他们的争论焦点在于真正的儿女孝顺并不是伴随皇父流亡，而是力图兴复唐室。他们认为可以召回河北的郭子仪和李光弼，集结西北边境的部队，恢复两京的机会仍然很大。当明皇闻听此事，他分出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给儿子，又把东宫内人送过来。同时，还准备将皇位传给太子，但太子坚辞不受。在作了这些安排之后，皇帝向西边一口气赶路65英里，来到扶风，又往西南行进38英里，于7月21日来到散关。从这里起，通过主要驿道到蜀郡的距离是654英里，皇帝于8月28日最终抵达。
而太子一行从马嵬向北进发，通夜奔驰约100英里，抵达新平，一路上士卒、器械失亡过半。7月18日，沿着泾水南岸行进，抵达新平西北60英里的安定，在这里遇到两位逃跑的太守（新平太守薛羽、安定太守徐彀），并将他们处斩。7月20日，抵达西北107英里处的平凉。在此停驻数日，补充了几百人部队，得监牧马数万匹。在太子逗留期间，驻扎灵武的朔方留后杜鸿渐派人奉笺于太子，劝他来到灵武。恰好御史中丞裴冕也到了平凉，他也劝告太子以灵武为根据地，兴复唐室。8月9日，太子抵达平凉以北167英里处、长安西北417英里处的灵武。在这里，太子被群臣劝进，遂于8月12日登帝位，尊玄宗为上皇天帝。这样，太子李亨，明皇的第三个儿子，在44岁又296天的时候，成为唐代的第七个皇帝，死后谥为肃宗。【97】
自然，新的政权带来了新的分封任命。但对我们来说，只有在杜甫作品中有意义的名字才在这里提及。杜鸿渐和裴冕被任命为宰相。陈仓令薛景仙因其奋力抵抗叛军，被任命为扶风太守，兼防御使，扶风在8月27日被改名为凤翔。薛景仙的主要贡献在于维持散关，保持了蜀郡和灵武之间的联系通畅，从而进一步使得扬子江、淮河和汉水的经济支援能输送到流亡朝廷。
在新皇帝的群臣之中，李泌是最特殊的一个。在孩童时期，他就是皇帝的玩伴。后来他作了隐士，主要是为了减少杨国忠的嫉妒和猜疑，杨国忠很不喜欢太子有一个这样杰出和足智多谋的朋友。如今，得到皇帝的召唤，他从隐居之地走出来，成为皇帝最亲密的顾问，从军国要务到个人小事，无不咨询。黄袍的帝王和白衣的隐士，出则联辔，寝则对榻。李泌坚决拒绝任何任命，包括首相之职，他幽默而又不容反驳地说：“陛下待以宾友，则贵于宰相矣。”当颜色的争执——至尊的黄色和全无官阶的白色——已经成为军士们窃窃私语的话题时，皇帝有了更好的论据说服李泌。难道你的拒绝是为了使官员和军士们认为你有别的野心吗？李泌最终只好被迫穿上了紫袍——这是从第三品以上官员才允许穿的服色。于是他被任命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辅佐皇帝长子广平王李俶。李泌接受了这个官职虚衔，而皇帝保证一旦战争结束，他就可以回归到个人无拘无束的生活中。正如我们后来所见，他确实实现了承诺。李泌可能不是我们诗人杜甫的亲密朋友之一，但他是那个时代中我们诗人最钦佩的极少数人。这不难理解，如果我们回忆起《夜宴左氏庄》［1］ 一诗，李泌的勋业和范蠡非常相似，范蠡在帮助君王复国之后，驾着一叶扁舟飘然远逝。【98】
如果李泌可以被视为能够组织人力物力、将唐王朝从敌人手中拯救出来、并加以重建的第一等重要人物，那么第二和第三的荣誉则可以归到两位将军的名下。郭子仪和李光弼，如果我们还记得，现在正在东边作战。听到潼关陷落的消息之后，他们从土门关把部队撤出河北。8月30日，他们也率领50 000人抵达灵武，大大增加了朝廷的兵力。善于协作、无往不利的郭子仪被任命为武部尚书、灵武长史；前途无量、足智多谋的李光弼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北都（太原）留守，以五千兵赴太原，阻止叛军从北路的进攻。
对明皇来说，最近在灵武发生的一切他并不了解。当明皇还在前往蜀郡的路上时，宪部侍郎房琯在普安赶上车驾一行。由于对自己最宠爱的驸马张垍没有追随车驾一事感到极度失望，明皇对房琯的到来十分高兴，立刻任命他为同平章事。在房琯的建议下，明皇在8月15日下诏，以太子享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又任命另外几个儿子担任各地方节度使。据说，当安禄山读到这道诏令，叹气说自己永远不可能征服整个帝国了。自然，有血缘联系的王子比其他官员更适合抗击叛军，引导唐王朝得到更好的结局。
当灵武的信使在9月10日抵达蜀郡，带来太子即位的消息，明皇据说感到十分高兴。他立刻宣布自己退位为太上皇，两天之后，他派遣以韦见素、房琯为首的代表团奉传国宝玉册到灵武传位。
在灵武，新皇帝正在酝酿一项军事进攻行动。他派遣郭子仪去弹压黄河以北（即今天的绥远中心地区）总是制造麻烦的突厥部族。他派遣一名王子到回纥去寻求帮助。他甚至还希望拔汉那（Ferghana）军队从安西向东来支援。李泌建议皇帝移行在于彭原，以待西北军队，并由此迁移到凤翔，把凤翔作为兴复大业的基地。10月15日，皇帝离开灵武。路上遇到从叛军那里逃出来的内侍边令诚，皇帝立刻将他处斩。10月23日，抵达顺化，正好遇到从蜀郡前来奉太上皇传国宝玉册的韦见素和房琯。皇帝对韦见素并无好感，因为此人一贯党附杨国忠。但皇帝早就听说过房琯的名声，对他的学识和辩才留下很好的印象。他赋予房琯极大的信任，其他宰相在军国大事上都拱手避让于房琯。10月30日，流亡朝廷来到彭原，在此伫候了几个月。【99】
在潼关陷落之后，安禄山遣孙孝哲部队占领长安。孙孝哲果于杀戮。他给一名将军三天时间搜寻皇室的宝藏。这基本上等于允许掠夺京城及其附近地区。大部分战利品都送到洛阳安禄山那里。追随流亡朝廷的官员的家人都被处死；即使是婴儿也不能幸免。安禄山不但下令处死明皇的亲属们，还刳其心以祭安庆宗。凡属杨国忠、高力士的党羽皆以铁棓揭其脑盖杀之。为了平息安禄山的怒气，或是为了祭奠安禄山死去的儿子，前后有一百多人被杀死。
孙孝哲又将剩下的官员、太监、宫女和乐工们数百人送往洛阳。他强迫这些人为他服务，效仿明皇的盛大宴会，将从长安略劫而来者一一陈列，音乐、舞蹈以及舞马、犀、象悉数入场表演。
安禄山在东都日夜以欢娱为务，而西京长安的叛军将领也不再汲汲于战事。长安百姓日夜期盼太子率军收复京城。北方烟尘稍起，就有传言说朝廷军队已经抵达。京畿的许多豪杰之士组织起来不断骚扰叛军。一支支持安禄山的5 000人的突厥部队在8月22日背弃了他，带着2 000匹战马离开长安往北。由于长安的骚乱，被叛军依旧任命为京兆尹的崔光远得以在8月27日带领一批官员逃脱并抵达灵武。返回河曲地区（黄河在这里盘旋弯曲）的突厥部队又招来其他突厥部队进犯朔方。尽管郭子仪对他们赢得过几次胜利，但直到12月7日才在回纥军队的帮助下完全击败了他们。【100】
在7月潼关被攻陷之前不久，我们的诗人杜甫正在白水县，大概在奉先西北10英里远的地方。他很沮丧，因为军事行动关闭了长安东边郊县通往其他地方的道路（“东郊何时开？”）。看起来似乎在756年上半年他都不可能返回长安了 [1] 。而在京城陷落之后，摆在他面前的问题则是把家人安置在哪里，如何抵达行在？在他现存的诗篇中，没有写于此时的作品。从他后来的诗篇中，我们知道杜甫最后把妻儿安置在三川洛交县的羌村——也被称为鄜州 [2] 。白水到三川的距离大概是133英里。但我们只能大概知道杜甫和家人离开白水的时间。
他们行程的第一部分在《彭衙行》［82］ 一诗中有描写，此诗作于757年秋天杜甫在凤翔时，写给同家洼的孙宰。在雷雨和泥泞中跋涉了一天，才走了两英里左右，又累又倦，杜甫和家人好不容易才沿着山侧的小道来到了彭衙——白水东北约20英里的地方，避免落入叛军的魔掌，杜甫把他们比作虎狼。同家洼，现在还不清楚其具体情况，可能是彭衙旁边的一个村庄，孙宰是一个好客的主人，这天晚上他招待杜甫一家，给他们准备饭菜，把我们的诗人安置到一个秘密处所——可能是一个存放武器以及某些当村庄遭到袭击时用于抵御的物资的地窖。诗中提到的两点可以作为了解杜甫一家行程的线索：“月照白水山”，以及“欲出芦子关”。芦子关在三川西北143英里处，正如某些注家认为，我们的诗人可能想要穿过此关，绕开正在作战的地带，抵达灵武行在。如果这个猜测正确，杜甫一家可能在听说新皇帝登基灵武的消息之后不久就离开了白水，时间应该是在8月中旬刚满月之后。
另一方面，因为诗人还提到了路边树上的苦李，我倾向于认为这次旅程开始于7月中旬之后不久。杜甫想穿越芦子关仅仅是为了开始一段更长的旅途——为了避开叛军——去寻找流亡朝廷。
无论如何，他没有在三川逗留太长时间，就出发加入了流亡朝廷。不过，接下来我们发现杜甫羁留在叛军控制下的长安。显然，他不是自愿去的。可能他在路上出乎意料地遇到了叛军，被俘获并带到长安。叛军可能把他洗劫一空，然后他当作挑夫进入京城。即使他们发现他是一名诗人和官员，他的名气和官阶都不足以引起叛军的尊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被留在长安，而不是被押解送往安禄山所在的洛阳。【101】
《月夜》［63］ 可能写于长安的中秋之夜，756年9月13日。我们的诗人自然在思念身在三川的妻儿。《哀王孙》［64］ 描述了一个年轻的皇室成员的处境，他被人们隐藏了一百多天，没被叛军抓获。这首诗一定写于10月结束之前。
月夜［63 ］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哀王孙［64 ］
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
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
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待同驰驱。
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
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
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
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
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
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
昨夜春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
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102】
窃闻太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
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
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
在彭原，因为一个新来官员（贺兰进明）的谗言，皇帝对房琯的态度突然冷淡起来。房琯交游极广；难道他没有试着建立一个政治小圈子吗？房琯劝太上皇任命皇子们为各地方节度使；他的意思不就是以为太上皇任何一个儿子得了天下，自己都不失富贵吗？这些警告，使得皇帝对房琯变得十分猜忌。而更糟的是，房琯自愿率领一支部队收复京城，他自选参佐，却用一群毫无作战经验的文人为幕僚。11月17日，当战役在长安西部不远的陈陶打响，房琯效古法，用车战，结果招致惨败。朝廷军队死伤四千馀人。两天之后，房琯再战，叛军再次获胜，皇帝很有理由对房琯大发雷霆。要不是李泌连忙营救，房琯毫无疑问会遭到处罚，至少会被解职。我们诗人的两首诗，《悲陈陶》［65］ 和《悲青坂》［66］ 就作于长安，当时他听到了官军作战失败的消息。当然，他对彭原发生的一切并不知情。《对雪》［67］ 一定也作于这个冬天，就在这些战役结束之后不久。在诗中，杜甫哀叹到没有别的州郡传来的消息。
悲陈陶［65 ］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悲青坂［66 ］
我军青坂在东门，天寒饮马太白窟。
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驰突。
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风烟白人骨。
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
对雪［67 ］【103】
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
瓢弃尊无绿，炉存火似红。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
传来的都是坏消息。到756年底，叛将史思明已经陷覆了官军在东边的地盘。整个河北再次陷入叛军之手。即使是颜真卿，这个地区最可依赖的朝廷官员，也不得不弃郡而去。甚至河南的鲁郡、东平、济阴也沦陷了。《得舍弟消息》二首［68］ ［69］ 表达了我们诗人对杜颖和其他兄弟的关切之情，他们可能流亡于东平郡的平阴县一带。
得弟消息（二首）
（其一）［68 ］
近有平阴信，遥怜舍弟存。侧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
烽举新酣战，啼垂旧血痕。不知临老日，招得几时魂。
（其二）［69 ］
汝懦归无计，吾衰往未期。浪传乌鹊喜，深负鹡鸰诗。
生理何颜面，忧端且岁时。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
史思明在河北、河南大胜之后，挥兵西向，攻打太原。另一叛军将领高秀岩从大同出发加入史思明的部队，共同围攻北都。意图很明显。在拿下李光弼镇守的坚固城市之后，他们就会往西寇掠河曲地区，进而向南通过芦子关进入关内地区。那时，不但彭原的流亡朝廷将会背后受敌，而且洛交郡和杜甫家人所在的鄜州也会被暴露在敌军之前。《塞芦子》［70］ 显示杜甫对此十分惊惧。因为身处长安贼中，他不知道李光弼稳守太原，郭子仪不但将河曲地区牢牢掌握在手中，而且还将行辕建在洛交。【104】
塞芦子［70 ］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边兵尽东征，城内空荆杞。
思明割怀卫，秀岩西未已。回略大荒来，崤函盖虚尔。
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焉得一万匹，疾驱塞芦子。
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贼起。近闻昆戎徒，为退三百里。
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
《元日寄韦氏妹》［71］ 一诗作于757年1月25日，阴历的新年。杜甫的同父异母妹妹，寡妇韦氏，此时正在淮南的钟离郡，离长安东南约700英里 [3] 。757年春天，杜甫所作诗尚有《春望》［72］ 《忆幼子》［73］ 《遣兴》［74］ ——都是思乡的内容。我倾向于认为当杜甫离开三川家人时，杜夫人就要生产了。母子是否都还平安？生下的是男孩还是女孩？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杜甫觉得一封家书抵得上万金的缘故。杜甫在755年失去了一个襁褓中的儿子。而剩下的儿子——骥子，应更加珍爱。根据杜甫关于他早熟的说法，骥子应该已经五岁了。
元日寄韦氏妹［71 ］
近闻韦氏妹，迎在汉钟离。郎伯殊方镇，京华旧国移。
春城回北斗，郢树发南枝。不见朝正使，啼痕满面垂。【105】
春望［72 ］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忆幼子［73 ］
骥子春犹隔，莺歌暖正繁。别离惊节换，聪慧与谁论。
涧水空山道，柴门老树村。忆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轩。
遣兴［74 ］
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
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鹿门携不遂，雁足系难期。
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倘归免相失，见日敢辞迟。
从《哀江头》［75］ 一诗中，我们得知杜甫从长安南郊的少陵来到宫城外。杜甫能够在城中走动，某天晚上他去拜访了《大云寺赞公房》［76］ ，此寺在长安城西市附近（朱雀街南），这说明他并未被叛军监管。
也许在东都发生的可怕事件之后，长安的监管放松了。谋逆的僭帝安禄山毫无理由地变得性情乖戾，他的儿子安庆绪极其憎恨他；安禄山的谋士严庄和近侍太监李猪儿联合起来谋划杀死他。夜里，李猪儿执刀直入安禄山帐中，斫其腹——这个叛军头子撼动帐竿并大喊有家贼——肠子一直流到地上。谋杀者随后将尸体用毯子裹起来埋在宫中。此事发生在757年1月30日前一两天。尽管安庆绪继承了僭帝之位，但伪朝廷的士气受到严重影响。杜甫在《郑驸马池台喜遇郑驸马同饮》［77］ 一诗中影射了此事，他说可悲的叛国者（董卓）的死亡将使得爱国者（苏武）得以返回故国。董卓这个窃国大盗，在公元192年被养子吕布杀死，一根灯芯被放在他的肚脐中，燃烧他肥胖肚子的油脂——这是一个聪明而贴切的比喻，用在安禄山身上再适合不过。在被拘留于北边匈奴之地十九年之后，苏武于公元前81年回到汉朝，在此期间苏武一直持汉节而不辍，表明自己是汉朝的官员。安禄山曾任命郑虔为水部郎中（正第五品上阶），郑虔佯装风缓，求摄市令（从第九品上阶）。他甚至还潜以密章达灵武。杜甫将郑虔出现在长安与苏武回到汉朝相提并论，等于是说郑虔已经在前往肃宗行在的半路上了。【106】
哀江头［75 ］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
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
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
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
明眸皓齿今何惜？血污游魂归不得。
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草江花岂终极？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107】
大云寺赞公房（四首）
（其三）［76 ］
灯影照无睡，心清闻妙香。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珰。
天黑闭春院，地清栖暗芳。玉绳回断绝，铁凤森翱翔。
梵放时出寺，钟残仍殷床。明朝在沃野，苦见尘沙黄。
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77 ］
不谓生戎马，何知共酒杯。然脐郿坞败，握节汉臣回。
白发千茎雪，丹心一寸灰。别离经死地，披写忽登台。
重对秦箫发，俱过阮宅来。留连春夜舞，泪落强徘徊。
毫无疑问，郑虔和杜甫都想要加入肃宗的流亡朝廷。我们不清楚为什么最终郑虔没有和杜甫一样逃离长安。也许因为生病了，也许是因为声誉显赫的缘故，郑虔很难不被人发现地溜掉。无论如何，没有逃出长安导致了郑虔后来的麻烦。如果观察一下安史之乱给杜甫和他的亲密朋友们——郑虔、苏预、李白和高适，他们都有着杰出的文学成就——的生活之路造成的不同影响，那将是很有趣的。郑虔带有接受伪职的污点，而且在京城被光复之前未能投奔新皇帝，作为惩罚，他在流放中走完了一生。而苏预则以生病为借口断然拒绝接受安禄山的任何伪职，尽管他在朝廷军队光复洛阳之前并未离开这里，但他却因自己的忠诚获得晋升。【108】
高适的成功和李白的不幸都源于一场短命的叛乱。由于明皇任命他的几个儿子担任各地方节度使，他的十六子永王李璘担任山南、江西、岭南、黔中四道节度使，建使府于江陵，势力盛大。他受到一些居心不良的谋士的撺掇，决定割据自固。757年1月19日，他领兵顺扬子江而下，试图征服东南地区。路上，他征召了李白，李白被迫应征。李白的朋友高适，由潼关哥舒翰幕下追随明皇流亡蜀地，后来奔赴流亡朝廷所在的彭原，曾经警告过明皇要警惕不可靠的王子——他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协助其他王子阻止永王的叛乱。这样，两个诗人和朋友现在分别处于敌对阵营。757年3月14日，永王叛军在金陵大溃，永王本人被杀。李白被关押在浔阳监狱中，徒劳地期待着他的朋友高适能够帮他脱身桎梏。尽管李白后来通过御史中丞宋若思在朝廷中为他斡旋获得释放，但仍在758年秋天被流放夜郎，直到759年春天才被赦免放归。
当杜甫从长安西郊潜逃出来，流亡朝廷已经不在彭原，而于757年3月4日迁到了凤翔。凤翔在长安以西103英里处；我们诗人潜逃旅程的前半段仍处于叛军的地盘。《述怀》［78］ ，杜甫诗中最为动人和精湛的篇章之一，作于晚夏的凤翔，向我们回忆了他从初夏逃窜，最终抵达行在，并被任命为左拾遗的经历。我倾向于认为他是在5月5日至28日之间步行走完这段旅程的，恰好在两次重要战役之间。郭子仪，朝廷的兵马副元帅，这时也在前往凤翔的路上，在长安东北约40英里处给了叛军骑兵以沉重的打击，但是随即又于5月28日在长安西北又遭到重大失利。可能就是在这之间，当西郊的叛军部队忙于监视北面而来的官军，我们的诗人得以向西逃脱 [4] 。
如果我们关于时间的假设正确，杜甫可能是在6月1日之前被任命为左拾遗的。6月1日，皇帝罢房琯政事，理由是房琯经常听门客董庭兰鼓琴，而此人据说有受贿行为。左拾遗杜甫对自己的头衔和责任非常重视，他按照拾遗的职务传统，不断向皇帝提出谏言，指出一国之相不能因为这么一点小指控就被免职；他并不知道，也许是并不在乎，皇帝对房琯的成见已经相当深的。这个新拾遗怎么敢干预朝廷的重大人事任命？这难道还不是结党的证据吗？皇帝下令逮捕杜甫，诏三司（御史大夫韦陟、宪部尚书颜真卿、大理寺卿崔光远）推问。【109】
如果杜甫对皇帝的冒犯被判定十分严重的话，他很可能会被处以极刑。幸运的是，宰相张镐建议皇帝宽宏大量一些，御史大夫韦陟也汇报说尽管杜甫的言辞很不谨慎，但他的意图不过是要履行职责。6月21日，皇帝授命张镐宣布他的赦免令，杜甫获释。在《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中，杜甫仍然坚持为房琯说话，并表示为唐帝国有这样一位宽宏大量、能够容忍他这样坦率而鲁莽的臣子的皇帝而感到庆幸，我们提到过尽管拾遗的品阶是从第八品上阶，但杜甫的实际官阶是从第七品下阶。
我们很难设想杜甫因为说得太多而招致危险的这段经历会让他保持沉默。7月2日，他又写了《为补遗上岑参状》——补遗是另一种谏官。可能还有更多的表状没有保存下来。在他待在奉先的短暂时期，他写下了大量为朋友送行的诗篇。这些人都被任命到各个地方，杜甫总是勉励他们为国为民尽忠守职。但在《月》［79］ 一诗中我们的诗人显然在谈论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在神话传说和诗歌文学中，月亮上的阴影被认为是代表蟾蜍，它最初是指一个逃亡的女子，和一只兔子，它在用钵盂和槌杵捣药。但是杜甫提到蟾蜍和兔子，则带有隐含的贬义。在各种各样的阐释中，最令人信服的一种是说杜甫用遮挡月光的蟾蜍比喻皇帝的妃子，即后来的张皇后，研制良药的玉兔指太监李辅国。皇妃和太监两人合谋在皇帝耳边诽谤中伤朝廷中的忠臣。皇帝听信他们的谗言，在震怒之下下旨命令第三个儿子建宁王李倓自裁。甚至皇帝的长子，广平王李俶，以及皇帝最亲密的朋友李泌都变得小心谨慎。
《奉赠严八阁老》［80］ 可能是杜甫第一次写诗给年轻的严武，正如我们后面所见，此人在我们诗人的后期生活中对他帮助很大。拾遗和给事中都是门下省官属。给事中官阶为正第五品上阶，因此比拾遗高许多。其职责包括指出不称职的官员，故而严武被比作凌越于狐鼠之上的雕鹗。
《得家书》［81］ 一定作于九月的第一个星期。杜甫和家人分别一年了。我们可不能责备杜夫人没有写信来。她可能托善良的旅行者带过好几封书简，但在战争年代只有其中一封被送到杜甫手里。孩子降生了，这就是后来的杜宗武，时间大约在前一年的晚秋时节 [5] 。在杜甫经历了所有的担心和最坏的打算之后，这封信多么受欢迎是可想而知的！回到三川和家人团聚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啊！皇帝本来就不愿意让我们的诗人担任左拾遗，自然准许他告假离开。【110】
持续不断的降雨耽搁了杜甫离去的行程大概两周。雨过天晴了，门下省的给事中严武、中书省的舍人贾至，带领两省补阙诸公，给杜甫送行。自然，送别的主人们都写了诗，我们的诗人作为离去的客人也写了一首（《留别贾严二阁老两院补阙》［83］ ）。我们有必要简单提一下，贾至是当时最有名的文人之一，他负责为皇帝起草官员的任命书，其文风可为典范。
9月18日，我们的诗人离开凤翔。向东北方向的三川进发的旅程大概是215英里。一名朝廷官员通常可以使用政府的驿马，但是《徒步归行》［84］ 一诗表明杜甫不得不至少步行头73英里，抵达新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邠州。在那里，我们推测，李（嗣业）将军给了他一匹马 [6] 。当杜甫写《玉华宫》［85］ 的时候，他已经走完了回家路程的三分之二还多。玉华宫修建于唐太宗时期的646年，杜甫凭着他对历史的熟悉，不可能不清楚这座已经废弃的建筑的起源（“不知何王殿？”）。我倾向于赞同一位十二世纪的注家的意见，我们诗人有意避免提到伟大的先祖太宗皇帝的名字，是为了强调虚无这一主题，哪怕描述的是最壮丽的皇室建筑 [7] 。
《羌村》三首［86］-［88］ 和《北征》［89］ 作于杜甫到家之后不久。我们不知道杜甫抵达羌村的具体日期，但不可能太晚于九月末或十月初。在后一首诗中，杜甫提到了回纥军队从西北来帮助帝国的兴复大业。他听说这支军队包括5 000士兵和10 000匹马。据史料记载，回纥的怀仁可汗派遣其子叶护和帝德将军率4 000人来。他们于10月29日之前到达凤翔，受到皇帝的宴劳赐赉，皇帝甚至允诺叶护一旦光复京城，回纥军队可以在城中任取所需。10月29日，广平王李俶，在叶护的协助下，率领回纥及朔方等部队共150 000人，号称二十万，从西边的凤翔出发往东进发。在前往长安的半道上，副元帅郭子仪又率军加入。他们已经准备好进攻叛军占领下的西京。【111】
述怀［78 ］
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
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慜生还，亲故伤老丑。
涕泪授拾遗，流离主恩厚。柴门虽得去，未忍即开口。
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
山中有茅屋，谁复依户牖。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
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嵚岑猛虎场，郁结回我首。
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112】
汉运初中兴，生平老耽酒。沉思欢会处，恐作穷独叟。
月［79 ］
天上秋期近，人间月影清。入河蟾不没，捣药兔长生。
只益丹心苦，能添白发明。干戈知满地，休照国西营。
奉赠严八阁老［80 ］
扈圣登黄阁，明公独妙年。蛟龙得云雨，雕鹗在秋天。
客礼容疏放，官曹可接联。新诗句句好，应任老夫传。
得家书［81 ］
去凭游客寄，来为附家书。今日知消息，他乡且旧居。
熊儿幸无恙，骥子最怜渠。临老羁孤极，伤时会合疏。
二毛趋帐殿，一命待鸾舆。北阙妖氛满，西郊白露初。
凉风新过雁，秋雨欲生鱼。农事空山里，眷言终荷锄。
彭衙行［82 ］
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
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参差谷鸟行，不见游子还。【113】
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
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泞相牵攀。
既无御雨备，径滑衣又寒。有时经契阔，竟日数里间。
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边烟。
少留同家洼，欲出芦子关。故人有孙宰，高义薄曾云。
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
从此出妻孥，相视涕阑干。众雏烂熳睡，唤起沾盘飧。
誓将与夫子，永结为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欢。
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别来岁月周，胡羯仍构患。
何时有翅翎，飞去堕尔前？
留别贾严二阁老两院补阙（得云字）［83 ］
田园须暂住，戎马惜离群。去远留诗别，愁多任酒醺。
一秋常苦雨，今日始无云。山路时吹角，那堪处处闻！【114】
徒步归行（赠李特进，自凤翔赴鄜州，经邠州作）［84 ］
瞑公壮年值时危，经济实藉英雄姿。
国之社稷今若是，武定祸乱非公谁？
凤翔千官且饱饭，衣马不复能轻肥。
青袍朝士最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
人生交契无老少，论交何必先同调。
妻子山中哭向天，须公枥上追风骠。
玉华宫［85 ］
溪回松风长，苍鼠窜古瓦。不知何王殿，遗构绝壁下。
阴房鬼火青，坏道哀湍泻。天籁真笙竽，秋色正萧洒。
美人为黄土，况乃粉黛假。当时侍金舆，故物独石马。
忧来藉草坐，浩歌泪盈把。冉冉征途间，谁是长年者？
羌村（三首）
（其一）［86 ］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115】
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其二）［87 ］
晚岁更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
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
（其三）［88 ］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
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北征［89 ］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
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
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116】
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
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
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
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
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
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
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于点漆。
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
坡陀望鄜畤，谷岩互出没。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
鸱枭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
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
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
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
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117】
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
老夫情怀恶，呕吐卧数日。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冽？
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
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籍画眉阔。
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
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新妇且慰意，生理焉能说？
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仰观天色改，坐觉妖氛豁。
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纥。其王愿助顺，其俗喜驰突。
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
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
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伺俱发。
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
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
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
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118】
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
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
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1] 关于杜甫在白水的情况，参见《九家注杜诗》39／2／17。在《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一诗中杜甫说得很清楚，他在盛夏从南县（显然指奉先）前来拜访母舅（很可能只是母亲的一个远房堂弟），崔二十九（【译者按】原文如此，当作“十九”），他是白水县尉。杜甫还提到哥舒翰部队在华州附近地区，哀叹长安东边道路杜塞，没法旅行。从这首诗中我们得知在接下来的冬天杜甫在奉先及其附近地区流荡。不过，某些学者认为在755年冬天看望了自己的家人之后，杜甫于756年春天回到长安。这种说法主要源于两首诗，参见《九家注杜诗》63／4／6和61／4／3。第一首是《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注家黄鹤说：“此诗是天宝十五载正月初旬作。是时方讨禄山，故云‘恶闻战鼓悲’。若京归已陷，身在城中，不应诗中无一语及之，岂能快意于酒，复简薛华乎。薛华同在座中，此乃醉后记叙席上情事而简之。”参见仇兆鳌卷4，24a。另一首《晦日寻崔戢李封》，被《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卷4，10b）、张溍《读书堂杜工部诗集》（卷4，10a）系于758年。卢元昌《杜诗阐》（卷4，11a）说：“此诗诸家编入乾元元年春，公方在谏垣，此时两京复，禄山亡，诗中不得作长鲸吞、地轴翻等语，范氏编至德二载春，此时身陷贼中，岂能为令节之饮？且朝官降贼，岂得以公侯目之？断是天宝十五载，与《苏端薛复筵》为一时作。”仇兆鳌（卷4，24a—b）和浦起龙（1A，17b）都接受了黄鹤和卢元昌的观点，闻一多（第482页）认为杜甫在756年春天身处长安，仲夏再次回到奉先，然后到白水。杨伦很难相信杜甫能在756年上半年频繁往返于奉先与长安的军事要道上，所以他认为《晦日寻崔戢李封》作于756年春天的奉先，而《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作于757年长安。参见杨伦《杜诗镜铨》卷3，11a，19a；艾思柯（Ayscough）（2）196—198，229—230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我的意见是，两首诗都应该系年于757年春天的长安，正如朱鹤龄（卷3，19b，33a）所认为的那样。奉先并没有公侯，但是在叛军中有很多，而杜甫并不愿意遇见他们。尽管长安出于叛军控制之下，但歌舞依旧，杜甫有时也不得不加入这种场合，参见诗篇《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77］。不过，我同意杨伦和艾思柯的意见，杜甫在756年春天尚未返回长安。
[2] 在杜甫将家人安置在三川之前的旅行经历，部分可以从诗篇《彭衙行》［82］中得知，此诗见于《九家注杜诗》238／15／23.41—54。杜甫在770年初期写了一首诗（《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给一位年轻的远房亲戚，他在诗中回忆起这位年轻人在从冯翊（在742年前和758年后这里是同州；在奉先东南13英里处）出发的道路上给自己帮助。看起来似乎杜甫的家人没有和他在一起，我倾向于推测756年夏天杜甫在奉先附近旅行，试图寻找一个可以安置家人的地点。杜甫集子中还有一首诗叫做《三川观水涨二十韵》（《九家注杜诗》41／2／18），一开始就写到：“我经华原来。”因此黄鹤认为杜甫一家从白水向西北前往华原，然后转而向北前往三川，后来的学者一般都采取这个说法（参见朱鹤龄卷3.16b，仇兆鳌卷4.30b—31a，浦起龙1A.19b，杨伦卷3.14a，闻一多第483页）。但是我发现很难接受黄鹤的路线，因为华原位于白水西南60英里处，它已经远远离开白水到三川或是芦子关的路线之外了。而且，这首诗并未表现出杜甫在从华原到三川的路上与家人在一起。看上去杜甫是单独一人旅行，这次旅行或者在他安置家人到三川之前，或者在此之后。如果是前一种情况，我们猜想他是再次离开三川前往奉先，以便将家人送到此地。后一种情况，我们假定他离开在三川的家人，向西南方向行进，来到华原，发现道路杜塞，然后只得返回三川，准备下一次前往流亡朝廷的旅行。
[3] 此诗第三行的“郎伯”一词是一个难点。《称谓录》（梁章钜，32卷，1848年，1884年）卷126a—b，卷5.3a—b给出了两个解释：父亲；丈夫。关于父亲的用法，应该读为“郎罢”，只有一条黄庭坚（1045—1105）诗歌的用法。在翻检了《山谷诗集》（黄庭坚，20卷，任渊注，1111年，陈三立翻刻自日本版本，1895年）卷11.14b，以及《豫章黄先生文集》（黄庭坚，30卷，《四部丛刊》本）卷4.13a，以及《山谷正集》（黄庭坚，30卷，方沆编，1527年，1604年）卷5.1a之后，我发现没有一种文本和注释给这种变异留有馀地。因此，第一个解释“父亲”应该去掉。关于“丈夫”的解释，《称谓录》举出的例子是杜诗以及一个不专业的注家。实际上还有其他注家也将这个词解释为丈夫。例如，朱鹤龄卷3.21a，张溍卷3.11a，卢元昌卷4.21b，仇兆鳌卷4.40a，浦起龙3A.18b，杨伦卷3.20a，而冯·萨克（von Zach）的翻译也采用了这一解释。但是杜甫作这首诗时是在757年春天，759年冬天，他又写了诗篇《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四［157］，在那首诗中杜甫说自己在钟离的韦氏妹是寡妇，丈夫很早就去世了。朱鹤龄相信杜甫的小舅子韦氏在757—759年之间去世，那么为什么杜甫不说“已殁”，而是说“早殁”？如果“郎伯”一辞真指丈夫，那么说韦氏在757年就已经是寡妇，这有点冒险。朱鹤龄认为，因为郎和伯都指丈夫，两者的结合也就是丈夫。“郎”指丈夫，这在任何中国字典中都很容易得到证明。但是“伯”并非如此。朱鹤龄引用了《诗经》，其中妇人在说到“伯”时是指自己丈夫。但是有注家指出这里是指君王和统治者，而另一种注释则说这是那个妇人的丈夫的名字，参见《毛诗注疏》（24卷，郑玄注〈127—200〉，陆德明音义，583年，孔颖达疏〈574—648〉，阮元编，1806年）3C.5b。这样，朱鹤龄的解释无论从历史还是语言学意义上都不能被证明，因此“丈夫”这个解释也应该被去掉。看起来，我们似乎应该把“郎伯”视为松散组合（“丈夫的”），而不是牢固的一个结构。这样处理之后，这个组合的意义就取决于“伯”的意义（参见《称谓录》卷1.27a，卷3.4b，卷4.4a），这样一来，“郎伯”就意味着“丈夫的兄长”、“丈夫的父亲”或者“丈夫父亲的兄长”。作为惯例，寡妇不能和她的丈夫的兄弟一起生活，也不能和她丈夫的叔父（伯父）一起生活，除非她丈夫过继给这个叔父（伯父）。她被要求留在丈夫的父母身边。但是，在战乱期间，这些规矩都可以被忽略。赵子栎就认为韦氏是前去投奔丈夫的兄长（参见《九家注杜诗》95／6／16D.1）。实际上，我举棋不定。我用“father-in-law”一词翻译“郎伯”，仅仅因为这包含了三种可能性中的两种（“丈夫的父亲”或者“丈夫父亲的兄长”）——如果韦氏的丈夫过继给了韦刺史，韦刺史就是韦氏的公公。
[4] 杜甫是否在757年6月1日之前抵达凤翔？早在十七世纪，据说杜甫被任命为左拾遗的告身就被发现了。钱谦益给出了这份告身的形制和文字（卷2.4a）。告身的日期是757年6月7日（“至德二载五月十六日行”）。这意味着杜甫的任命是在房琯被贬谪之后六天，而他抵达凤翔可能是在6月1日之后。且不论学者对这一告身的普遍接受，我毫不犹豫地认为这是一件赝品。不必讨论唐代文书的细节问题（参见Niida Noboru，To-So horitsu bunsho no kenkyu，Academy of Oriental Culture，Tokyo institute，1937，pp.793ff），我们可以拿这件告身与韦济的拾遗任命相比较，韦济告身见于《文苑英华》（1000卷，987年，1567年）卷383.5b；作伪者对唐代用法的无知立刻昭然若揭。此文并未提及杜甫从前的官职，而是一开始就说“襄阳杜甫”。而且，在现存杜甫集子中有一篇《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仇兆鳌卷25.4b—5a），感谢皇帝宽恕自己免于审判，写作时间是757年6月21日，在署衔时杜甫在自己的官衔前用了一个“行”字，这在唐代的文书用法中表示他现在的官阶要高于左拾遗（参见《旧唐书》卷42.3b；《新唐书》卷203.3b）。而作伪者依照某些无知编纂者的修订，将“行”改为“行在”，把杜甫任命为“行在左拾遗”！
[5] 此诗第5—6行引起了关于杜甫两个儿子的问题。因为伪王洙注断定骥子就是杜甫在后来诗中几次提到的宗武（《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9.25b，26b），后来的注家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一论断，只有一个人例外。那么谁是熊儿呢？《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卷6.9b与《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9.26a认为：“熊儿为杜甫幼女。”因为有文本写作“態儿”，而非“熊儿”，而前者是指有礼貌和仪态的孩子。到了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卷10.12b，文本被正确地写做“熊儿”（说它正确是因为“熊儿”正好与“骥子”相对）；而蔡自然认为“熊”是一个男孩的名字；到了《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卷3.23a，出现了订正：“熊儿为宗文，骥子为宗武。诗人二子。”这一论断为此后所有注家所接受，如朱鹤龄卷3.36b，张溍卷3.21b，浦起龙5A.19a，杨伦卷3.28a——唯一的例外是胡震亨（1597年）。不幸的是，我手边没有胡震亨的《杜诗通》。仇兆鳌卷5.10b说：“旧注：‘骥子、熊儿，二子小字。’胡夏客曰：‘骥，当是宗文。熊，当是宗武。’”这意味着推翻了伪王洙注。我相信胡震亨的解释正确，因为宗文在两个孩子中是老大，这在《熟食日示宗文宗武》（《九家注杜诗》423／27／37）中已经得到证实，而且诗篇《忆幼子》［73］和《遣兴》［74］中的骥子是那时杜甫唯一的儿子（幼子的“幼”只包含年龄小的意思，并无排行的考虑），换句话说，熊儿可以是一个尚未出生的期待中的孩子的名字（参见《毛诗注疏》10B.4b）。仇兆鳌顺便重排了两个孩子的名字，看起来似乎接受了胡震亨的解释。不过，他没有纠正“骥子是宗武”的错误，在其他地方又重复了这一错误（卷4.41b，卷17.14a）。于是在他之后的所有作者都继续传承这个错误。艾思柯女史甚至认为在两个孩子中杜甫偏爱小的一个（参见艾思柯〈3〉81，cf）。这是一个颇为严肃的结论。当我还是一个孩子，在读《忆幼子》［73］和《遣兴》［74］的时候，我也在为这种想法所困惑，杜甫更关心他的幼子，而不是长子。作为家中的长子，我自然会有一种敏锐的遗憾，看到自己最爱的诗人也有一般父母所具有的偏心。经过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我才发现伪王洙注使我们都——除了胡震亨——误入迷途，骥子是指宗文，杜甫的长子。（【译者按】洪业后来在《我怎样写杜甫》中纠正说，胡夏客是胡震亨的儿子，“夏客”并非胡震亨的字。）
[6] 【译者按】杜甫回家步行、骑马的问题，陈贻焮、莫砺锋都有讨论，但洪业此说更早。
[7] 【译者按】“不知何王殿”一事，陈贻焮《杜甫评传》上卷第374—376页亦有详细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