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二二云：“君为聚敛刻急之政，则其臣阿意希旨，必有甚者矣，故秦之末，郡县皆杀其守令而叛，盖怨疾之久也，唐之盗贼尤憎官吏，亦若秦而已矣。”又云：“自古盗贼之起，国家之败，未有不由暴赋重敛而民之失职者众也。”彼所谓“盗贼”，概言之，则反对统治阶级严重剥削之农民也。唐自玄、肃、代、德，暴敛已烈[1]，然犹可勉强度活，入晚唐后，遍地虎狼，逃亡无所，其势变成“官迫民反”[2]，此所以一爆发而立即燎原也。
农民生产之大宗为粮食，藉以供赋役需索者亦惟粮食，唐代米价升降之差额至巨，兹将贞观中迄元和末见于著录者依年次记之[3]。
① 原“斗”字刘复氏俱误作“升”，此可以其估价相乘知之。
② 参前文四十节。又《旧书》四九云：“自兵兴以来，凶荒相属，京师米斛万钱。”不知专属何年，故不列入。
③ 可参看全汉昇《唐代物价的变动》（《史语所集刊》十一本）。若如咸通九年庞勋在徐州起事时，旬日间米斗直钱二百，（《通鉴》二五一）中和二年黄巢占京师时，米斗三十千，（《旧书》二〇〇下）光启二年三月荆襄仍岁蝗，米斗三十千，（《会要》四四）同年秦宗言围荆南二年，城中米斗四十千，（《南楚新闻》）三年扬州大饥，米斗万钱，（《旧书》三五）同年十月杨行密围扬州，城中米斗五十千，（同上一八二）则有特殊状况，其价格不可以常理论。
除开乾元元年特受钱币影响及广德、温州两例外，因丰歉而米价升降，其差额竟达七百五十倍之巨（即二钱与一千五百钱之比），在一般看法，固以丰年为盛事，然谷贱伤农，所入或不足以供赋役之需索[4]；反之，农民经过多方剥削，余粮有限，米价踊贵，更只有坐而待毙，正有类于啼笑皆非也。张籍《野老歌》：“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取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常肉食。”正劳苦农民与富商大贾之强烈对比。李绅《咏田家》诗云：“锄田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云溪友议》一）[5]聂夷中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为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唐摭言》）又韦庄《秦妇吟》云：“岁种良田一百，年输户税三千（？十）万。”[6]不顾农民辛苦而剥削如此严重，焉能不演出大崩溃。咸通八年，怀州民诉旱，刺史刘仁规揭牓禁之。十年，陕州民诉旱，观察崔荛答以树犹有叶，诉旱犹不可，他复何言。
当安史乱时，江淮间即有白著之激变；缘元载为租庸使，以江淮虽经兵荒，比诸道犹有资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征之，择豪吏为县以督收，不问负之有无，资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则什取八九，谓之白著。不服则威以严刑，民或蓄谷十斛，便重足待命，或相聚山泽以抗。高云《白著歌》云：“上元官吏务剥削，江淮之人多白著。”（《通鉴》二二二胡注）即指此事。其台州首领袁晁（《新书》六作袁鼂）攻陷浙东诸州，改元宝胜，民疲于赋敛者多归之，又取信、温、明三州，聚众近二十万；广德元年四月，始为李光弼部将所平。（同上《通鉴》）
其次则有蓬、果二州界之鸡山民军（大中五年），湖南衡州之邓裴（六年），都尝与官军相抗衡，（《通鉴》二四九）末年（十三），乃有以裘[7]为首领之浙东起义。
甫初时只有众百人，攻占象山，明年正月，败浙东军，取剡县，开府库，募壮士，众至数千，观察郑祇德益兵来，又大败之，众至三万，分为三十二队。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罗平，铸印曰天平，大聚资粮，购良工，治器械，声震中原。朝命王式代祇德，授以忠武[8]、义成、淮南等诸道兵。甫之帅刘暀主张急引兵取越州，循浙江筑垒以拒，大集舟舰，得间则长驱进取浙西，掠扬州货财，还守石头，别遣万人循海袭闽，甫不能用。式既至浙，甫别部有降者，余部力战，亦连败，甫走入剡，式军围之，甫部勇悍甚，其女军亦乘城掷砾以中人，三日凡八十三战，欲突围不克，遂与暀等同被擒，时咸通元年六月也。别帅刘从简乘官军少弛，率壮士五百冲出，入大兰山（在今奉化），逾月亦被破灭。《玉泉子见闻录》曰：“初甫之入剡也，虽已累败，向使城守，期岁未可平也。”当日甫不听暀言，固为失策，然使能依王辂“拥众据险自守，陆耕海渔，急则逃入海岛”，如清代之蔡牵，犹足以自存。乃忽略后门，部队驻宁海东者不虞式之水军遽至，各走山谷，弃其船只，愈加深失败之机。但使固守城池，如《玉泉子》所云，犹有扭转残局之一线希望，顾竟轻身外出，束手就擒，斯不能不咎其计略之疏也。
声势更大者为徐州戍卒。先是，咸通四年（八六三）南诏陷安南[9]，在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内分八百戍桂州，约三年一代，至是已六年，屡求代还，徐泗观察崔彦曾[10]又拟再留一年，戍卒闻之，怒。九年（八六八）七月，都虞候许佶等杀都将王仲甫，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头，夺库兵，统五百人[11]北还，掠湘潭、衡山，八月，朝遣高品[12]张敬思赦其罪，于是荆南[13]节度崔铉严兵守要害，勋乃泛舟沿江东下。佶等相与谋曰：朝廷之赦，虑缘道攻劫或溃散为患耳，若至徐州，必葅醢矣；各出私财造甲兵、旗帜，过浙西，入淮南，有众至千。十月取宿州，悉聚城中货财，令百姓取之，然后选募为兵，得数千人，彦曾遣三千人来攻，全数覆没。勋进攻徐州，对城外居民，无所侵扰，由是人争为助，遂陷城。遣徒四出，于扬、楚、庐、寿、滁、和、兖、海、沂、密、曹、濮等州界剽牛马，挽运粮糗，招致亡命，有众廿万，其人皆舒锄为兵，号曰霍锥，连克濠、滁、和数城。唐命康承训为都招讨使，沙陀朱邪赤心（后赐姓名李国昌）及吐谷浑、达靼、契苾酋长各帅其众以随，时勋部久围泗州，招讨使戴可师来救，勋部以计诱之，官军几全没，承训退屯宋州[14]。
勋既累胜，自谓无敌，日事游宴，周重谏曰：自古骄满奢逸，得而复失，成而复败者多矣，况未得、未成而为之者乎。于是参与桂州起义一辈，行尤骄暴，夺人资财，掠人妇女，勋不能制，勋复表求节镇，士气先馁。十年，承训既增援，连败勋军，凡得农民皆释之，于是驱掠而来者每遇官军，多自溃散。加以内部疑猜（如勋杀孟敬文，梁丕杀姚周），精锐残丧（姚周败于柳子镇，王弘立死于泗州，刘行及败于濠州[15]），反侧睽离（下邳土豪郑镒[16]，以下邳降，蕲县[17]土豪李衮以其县降，朱玫以沛县降，又保据山林之陈全裕亦降于承训），及内围据点尽失，勋始欲西攻宋、亳，因实力不足而回兵，死于蕲县（九月）。同时，张玄稔举宿州降，并攻下徐州。唯吴迥固守濠州，至十月粮尽，突围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