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勋虽败，各地农民起义，并不就此歇息，其面积且日广，声势亦日大。咸通十一年（八七〇）[18]，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乾符元年（八七四），商州民逐刺史王枢，五年（八七八），农民陷朗、岳二州，六年，朗州人周岳陷衡州，石门蛮向瓌陷澧州，桂阳人陈彦谦陷郴州《通鉴》二五三误柳州。，中和元年（八八一），人钟季文陷明州，临海人杜雄陷台州，永嘉人朱褒陷温州，遂昌人卢约陷处州，史不绝书，而成绩最大者端推黄巢（大食文作Bansoa）[19]与王仙芝之一派。
黄巢自曹州起事，率领义军，由北而南，复由南而北，转战十几省（就现在言），取洛阳，下长安，所至如入无人之境，经过十年，才失败自杀，乃中古民军之最为翘出者，旧、新《书》都为之特立专传。所惜宣宗后官中无实录，五代、北宋三次修史（连《通鉴》计），虽极力搜罗故事，仍感觉非常残缺，不徒各书间互有异同，即在同书之内，亦常常发见矛盾，其详将分见下文。试就最简单之人名言之，李孝章又作李孝昌，（《新·传》）黄邺又作黄思邺，（《新·传》及《通鉴》）王璠又作王播，（《通鉴》）如果尽信，便不难误一为二。再论到年、月、日问题，更不易作左右袒，《新·传》之写作，根本缺乏时间观念，开篇揭出“乾符二年”之后，中间夹叙几十件事，便云“时六年三月也”，换言之，作传之宋祁，并未经过时序考证，只硬把所有事实，随便纳入此上下两限之内，假使读史者不了解其内容，以为叙述次序，取代表事情发生之次序，因而据以批判，便违背当年之现实。更如涉及黄巢本人，忽而说其攻掠蕲、黄，忽而说其进破滑、濮，巢用兵虽然飘忽，要须问其有无分身术之可能。简言之，黄巢事迹，异常踳驳陵乱，向未经人整理，如果不加以深入研究，删讹去复，使得稍露真相，未免蔑视革命之史实。唯是人言庞杂，一国三公，取舍之间，苟不揭出主张，仍贻读者以其谁适从之感，职是之故，本节附注乃多于正文数倍，亦欲法司马《考异》之美意也。今将王、黄二人事迹，分作四项述之，除数处外，极力避免夹叙夹议之写法，务求事实裸现，细大不捐，庶读者各可运用眼光，得出理论。若如王丹岑之近著（《中国农民革命史话》二一〇—二四三页）往往改窜或杜撰史实，供其构成理论之根据，则固期期以为不可者。
一、王仙芝初期事略
仙芝，濮州人，未起事之先，咸通十四年（八七三）关东自虢至海受旱灾，同年八月，关东河南大水。（《通鉴》二五二）又有谣言云：“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旧·传》）乾符二年（八七五）正月三日[20]，仙芝在濮州阳县[21]起义，传檄诸道，言吏贪赋重，赏罚不平，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续宝运录》及旧、新《传》）
黄巢，冤句人，少以贩私盐为事，善骑射，喜任侠，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是年夏[22]，闻仙芝起，与群从八人募众数千以应，民之困重敛者争归之，数月之间，众至数万。（《新·传》、《通鉴》）
取濮、曹二州，进攻郓州[23]，略沂州，平卢节度宋威击走之[24]。
乾符三年（八七六），仙芝从沂州转向河南[25]，逼颍、陈、宋，破许
州之阳翟，汝州之郏城，郑州之阳武。九月，下汝州，执刺史王镣[26]。
十月，南攻唐[27]、邓，十一月，破復、郢[28]二州，十二月，攻随、安、黄及申、光、舒[29]各州[30]，义军所至，大致即现时河南之南部、湖北之东部及安徽之西部。
同月，仙芝攻蕲州，王镣为仙芝致书蕲州刺史裴偓（《新·传》“渥”），偓开城迎降，并上表为之求官，朝只授以左神策军押衙兼监察御史。报至，仙芝喜，巢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请给我兵，吾不留此。因击仙芝伤其首，众亦喧噪不已。仙芝惮众怒，遂不受命，大掠蕲州，并分所属为两部，以三千余人从仙芝及尚君长，二千余人从巢，各分道而去。（《新·传》及《通鉴》）[31]
二、王仙芝之末路
尚君长领兵入陈、蔡（《新·传》及《通鉴》据王坤《惊听录》）。乾符四年（八七七）二月，仙芝克鄂州（《新·纪》及《通鉴》据《惊听录》）[32]。八月，再度西掠復、郢。（《通鉴》）十月，又东下蕲、黄[33]。
十一月，遣尚君长等请降于招讨副都监杨复光，复光送君长等赴长安求官爵[34]，途中为宋威截获，伪称在颍州（今阜阳）西南生擒，斩之[35]。
仙芝闻之，怒，率众渡汉水，攻江陵[36]，荆南节度杨知温不设备，众自贾堑（在今钟祥县）潜渡，乾符五年（八七八）正月朔，攻入江陵外郭城[37]，山南东道节度李福悉众来援[38]，挟沙陀五百骑与俱，次荆门（今同名），沙陀骑破仙芝军。仙芝闻之，焚江陵郛郭而去，城下旧三十万户，至是死者什三四。（参《旧·纪》及《通鉴》）[39]
六日（壬寅），曾元裕破仙芝别部于申州（今信阳）之东[40]。
二月，仙芝败于黄梅县（今同名），死焉[41]。
三月，仙芝余部王重隐克洪、饶二州，重隐旋死，其将徐唐莒代领，不久亦失败[42]。同时，别将曹师雄掠宣、润，四月，攻湖州，为镇海节度裴璩所破[43]（参下第三项）。余部攻取信、吉、虔等州[44]。
综观本项列举之事实，已可断言仙芝与巢分道而后，两人再未曾会在一起，其理由将于下项申言之。论到仙芝失败，无非咎由自取，其重要原因有二：
第一，彼出身盐贩，保存着贪图富贵的观念。唐朝初时只授以闲散差使——左神策军押衙，便欲牺牲群众，献身投降，经黄巢责以大义，加之群众愤怒，才将卑鄙心情，暂时按捺下去。然而认识真理不够，终久必然落伍，彼一经离开黄巢，即屡次派遣使人，请求任命（《通鉴》载郑畋奏，“王仙芝七状请降”），立场如此不坚定，其失败已属于必然性。
第二，自与黄巢分道，时逾一年，考其活动范围，西不过江陵，东不过黄梅，跼促于现在鄂省东南部一段小小地带，多半时间未闻有何进取，大约无非等候官封。立志既低，士气便馁，其注定失败，不待蓍龟。
三、黄巢独当一面之巨大发展
巢自蕲州与仙芝分道，北出齐、鲁。（《新·传》）四年三月，入郓州，杀天平节度薛崇[45]，又破沂州[46]。七月，围宋威于宋州，会张自勉引兵来援，乃解围去[47]。十二月，克滑州之匡城[48]（今长垣西南），进破濮州。（《通鉴》）[49]
五年二月，方攻亳州未下，会仙芝死，其余党尚让等归之[50]，推巢为首领，号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旧、新《传》）[51]
三月以后，巢开始其南北大转战，首攻滑州之卫南（今滑县东），南略宋州之襄邑（今睢县西），汴州之雍丘（今杞县），又西南至郑州之新郑（今同名），许州之阳翟（今禹县），汝州之郯城（今辅城）、襄城（今同名）及叶县（今同名）[52]。乃率众十万，渡淮出淮南，其锋甚锐[53]。原夫王、黄分道，王向南，黄向北，北方节镇较密，活动之范围，较受限制。今巢乘仙芝已死，改辕易辙，抛弃中原必争之胜，转入大江以南兵备稍虚之地以培养实力，此所谓战略上之成功也。
巢攻和州（今和县），未下，渡江攻宣州（今宣城）[54]，入浙西。
八月，攻杭州。九月，进克越州，执浙东观察使崔璆，镇海将军张潾复取越州。（《新·纪》）[55]由浙东欲趋福建，以无舟船，乃开山洞七百里[56]，由陆路趋建州（今建瓯）[57]。十二月，克福州[58]。
六年（八七九）[59]，攻下广州[60]，执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61]，自称“义军百万都统兼韶、广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续宝运录》）[62]露表告将入关，因数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朝臣与中人赂遗交构及铨贡失才诸弊，一面申禁刺史殖财产，凡县令犯赃者族。（《新·传》）从此西入桂管[63]，其众患疫，劝之北归，自桂州编大栰数千，乘暴水沿湘江而下[64]，历永、衡二州[65]。十月二十七日（癸未），克潭州[66]；时李系守潭，有众五万，并诸团结军号十万，巢急攻一日而城陷，系仅以身免，流尸塞江。（《旧·纪》）闰十月，进克澧州。（《新·纪》）尚让乘胜逼江陵，节度使王铎闻系败，弃城走襄阳，其留守刘汉宏纵兵大掠，焚剽殆尽。十一月六日（辛酉），巢入江陵[67]；欲攻襄阳，前锋一万屯团林驿，江西招讨使曹全晸与襄阳节度刘巨容屯荆门（在襄阳南二百七十余里），全晸等匿精甲林薄中，挑战伪不胜，义军弗为备，廿二日（丁丑），失利于荆门，全晸等尾追不舍。十二月七日（壬辰），巢弃江陵，率舟师东下，攻鄂州，陷其郛[68]。
广明元年（八八〇）巢离鄂后[69]，连下饶、信、池、歙、衢、婺、睦等州[70]。淮南节度高骈遣其将张璘渡江[71]，四月，璘复取饶州，五月，巢与战于信州，杀之[72]。六月廿八日（庚戌），克宣州[73]。以上皆巢在长江以南活动之概略。
七月，自宣州采石矶渡江[74]，下和、滁二州[75]，进围扬州之天长、六合，高骈不敢出战，又破天平节度曹全晸。九月[76]，乃悉众渡淮，自称率土大将军[77]；转牒诸军，首称，“屯军淮甸，牧马颍陂”，（《唐末见闻录》）后又申言，“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通鉴》据齐克让奏）[78]自淮已北，整众而行，不剽财货，惟驱丁壮为兵。（《旧·纪》）十月，别队破申州。（《新·纪》）[79]十一月，克汝州。（《新·纪》）[80]十七日（丁卯）[81]，进平东都，留守刘允章率分司官属迎谒，只供顿而去，坊市晏然，（《旧·纪》）旋攻陕州。（《旧·传》）廿二日（壬申），克虢州，（《旧·纪》）檄关戍曰，吾道淮南，逐高骈如鼠走穴，尔无拒我。（《新·传》）廿六日（丙子），攻潼关，（《旧·纪》）[82]白旗满野，不见其际，举军大呼，声振河华。（《通鉴》）十二月二日（辛巳），下潼关，（《旧·纪》）[83]过华州，使乔钤留守[84]。四日，过昭应。（《旧·传》）[85]五日（甲申）晡时，前锋柴存入长安，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在京文武迎巢于灞上[86]。巢乘金装肩舆，位次者乘铜舆，其徒皆被发，约以红缯，执兵卫者绣袍华帻，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入自春明门，坊市聚观，尚让慰晓市人曰：“黄王[87]为生灵，不似李家不恤汝辈，但各安家。”军众遇穷民于路，争行施遗，尤憎官吏。十三日（壬辰），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国号大齐，改元金统，悉陈文物，御丹风楼宣赦。赦书有云：“揖让之仪，废已久矣，窜遁之迹，良用怃然，朝臣三品以上，并停见任，四品已下，宜复旧位。”以妻曹氏为皇后，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赵璋兼侍中，崔璆、杨希古并同平章事，孟楷、盖洪为左右仆射兼左右军中尉，费传古枢密使，郑汉璋御史中丞，李俦、黄谔、尚儒为尚书，马祥右散骑常侍，方特谏议大夫，王璠京兆尹，皮日休、沈云翔、裴渥为翰林学士，许建、朱实、刘塘为军库使，朱温、张言、彭攒、季逵为诸卫大将军四面游奕使。又选骁勇形体魁梧者五百人曰功臣，令其甥林言为军使[88]。下令，军中禁妄杀人，悉输兵于官。农民革命军之光辉历史，至是而达于顶峰，禁令虽或不尽行，然《秦妇吟》有云：“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人民对于义军之观念，固已此善于彼矣。
此种缺点犹其小焉者，巢入京后之第一个大失着，即纵令僖宗徜徉入蜀，使反动派得藉以号召，致李朝死灰复然，结果无异于削弱自己之势力。先是，十二月甲申（五日），僖宗闻警，偕田令孜率神策军五百，自金光门出[89]，宦官西门匡范统右军以殿，是日次成阳。戊子（九日），至骆谷婿水驿。丁酉（十八日），次兴元。《补实录》谓巢曾派数万众西追，《通鉴考异》因其不言追及与否，又不言为谁所拒而还，弃而不取，所见甚当；诚以唐主等五日次咸阳，仅行四十里（参《元和志》一），盩厔在长安西南百三十里，骆谷关又在盩厔西南百二十里，（《元和志》二）由此推之，五日至九日，平均每日只行五六十里，神策军皆疲败不能战，假使入京后立遣万骑，以急行军之姿势趣之（由潼入京，巢军约日行百里），则唐主等尽可一网成擒，何至遗后来之祸根，大约巢既进京师，便急温其帝皇之迷梦，略同于秦之陈涉，明之李自成，故不复谋及追蹑也，革命胜败之枢机，端系于此。《史话》云：“在这种群情瓦解的情势下，如果农民军继续西攻，尽力穷追，唐朝在陕西境内的武装，当可全被击溃的。可是从公元八八〇年十二月[90]到公元八八一年三月，农民军却在长安按兵不动，忙着列爵分土，忙着称国号，改正朔，陈文物，易服色，登丹凤楼，下赦书，向领袖黄巢，上承天广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的尊号，以为一纸空文的赦书，就可以统一全国了。因此反动唐朝的残余势力，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得到重新的部署。”（二三〇页）此一段批评，至为恰当。
四、巢入京后以至失败
巢居京二年又四月，举措多不可知，概言之，谓从此走入下陂之途，谅无大误。昔人言，日中则昃，盛极则衰，二者实不可以相况也；日月运行为自然之规律性，不可以外力改造，盛衰为社会变化性，合群众力量，可使之适应而转移。物必有腐，能推陈出新，则不至于全腐，巢之失败，自是人事不济，无可讳言。
于时，前庞勋部诸葛爽领代北兵马驻栎阳，来降，巢授为河阳节度[91]，又河中留后王重荣初受命而旋叛，巢遣朱温自同州、弟黄邺自华州合击之，大败，失粮仗四十余船[92]。
中和元年（八八一），巢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攻邓州。三月三日（辛亥），克之，遂命镇守，以扼荆、襄。巢先遣将王晖召凤翔节度郑畋，畋斩晖，乃使林言、尚让、王璠率众五万攻凤翔，欺畋文人，不设备，陷于伏，畋军追击至岐山之龙尾陂，损失万计[93]。时畿内诸镇禁军尚数万，众无所归，畋乘胜收集残余，与泾原节度程宗楚、秦州节度仇公遇等结盟，（据《旧·畋传》檄文）移檄反抗。邠宁将王玫据邠州应义师，巢即以为节度[94]，旋被别将朱玫所杀，复附于唐。于是反动军队云集畿辅，北面则唐弘夫以泾原之师屯渭北，易定（即义武）王处存屯渭桥，东面有河中王重荣屯沙苑（同州），西面有鄜延节度李孝章、夏州节度拓拔思恭屯武功[95]，邠宁朱玫屯兴平，郑畋屯盩厔，义军已处于三面包围之危险形势，诸葛爽亦以河阳叛[96]。
四月，宗楚、弘夫等在兴平、咸阳（在兴平东）再胜[97]，直逼京师。五日（壬午），巢潜军东出，伏灞上[98]，宗楚、弘夫、处存等军入京[99]，士无部伍，分占第宅，竞掠货财、妓妾，巢诇知其无备，十日（丁亥），分门复入，大败官军，杀宗楚、弘夫[100]，军势复振，处存率残部还营[101]。十三日（庚寅），又败思恭、孝章于三桥[102]，部众上巢尊号曰承天广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巢怒百姓迎官军，下令洗城，凡丁壮皆杀之。唯时，东南外围不知长安确息，同州刺史王溥、华州刺史乔谦、商州刺史宋岩皆弃城奔邓州，朱温斩溥、谦，释岩使还商州。
五月，忠武监军杨复光将忠武等兵八千人败朱温，复取邓州，追温至蓝桥（在蓝田关南），昭义节度高浔[103]又合重荣取华州，于是南路同感威胁。六月十五日（辛卯），王璠围兴平，朱玫退屯奉天[104]。七月，孝章、思恭进壁东渭桥，遣朱温拒之[105]。八月，巢将李详败高浔于石桥，复取华州[106]，即授详华州刺史，浔退至河中。九月一日（丙午），尚让、朱温败孝章等于东渭桥[107]，十一月一日（乙巳），孟楷又进袭之于富平，孝章、思恭各引还本道。
中和二年（八八二）二月一日（甲戌），朱温再取同州[108]，以温为刺史[109]。维时京畿百姓皆砦于山谷，耕耘荒废，义师坐空城，赋输无入，谷食腾踊，米斗三十千，屑树皮充食，或以金玉买人于官军，每口直数十万[110]，山砦避乱者多为诸军所执卖。《秦妇吟》云：“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人肉，东南断绝无粮道，沟壑渐平人渐少。”长安革命军之处势，至是几同于瓮中之鳖。
同时，唐朝为都统郑畋去岁被大将李昌言逼走，高骈不肯出兵，改用首相王铎为都都统[111]，从新部署其攻围队伍；铎自将山南、剑南军屯灵感祠，重荣、处存屯渭北，孝章（保大军）、思恭（定难军）屯渭桥，朱玫屯兴平，复光领忠武军屯武功[112]。巢号令所行，不出同、华，义军内部，开始崩溃，潼关守将成令瓌首率众四万人、马军七千骑擘队奔逃，南投高骈[113]。
五月，围奉天节度齐克俭于兴平[114]。六月，尚让攻河中，破重荣于河上，遂拔郃阳（今同名），进攻宜君砦[115]。七月，攻武功[116]。
义军内部裂痕，至朱温降唐而益著。时唐河中军粮艘三十，道出夏阳（今韩城），温劫取之，重荣率众三万来援，温惧，凿沈其舟。河中军悉众来围，温数请济师，知右军事孟楷抑不报，九月十七日（丙戌），温杀其监军严实[117]，帅大将胡真、谢瞳[118]举同州降重荣，唐授为金吾卫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119]，赐名全忠，李详素与温善，巢遣人杀之，使其弟邺代为刺史[120]，十一月，详旧部王遇等逐邺，以华州降唐，唐授王遇为华州刺史[121]。
仙芝遇沙陀而惨败于江陵，巢遇沙陀而惨败于长安，前后如出一辙，江陵之败，注定仙芝的末路。“鸦军至矣[122]，当避其锋”，（语见《通鉴》）义师既患内馁，分当先谋自处之道；况同、华失守，左翼洞开，敌人有随时渡河的可能，如度无力阻止，则应姑避其锋，此稍谙兵略者之所知也，而巢竟如毫无感觉者。先是，中和元年三月，代北监军陈景思言于唐，请招沙陀李国昌、克用父予以拒巢，克用至河东，与节度郑从谠交恶，转掠诸州，事经年余，畿辅部队与义师相持，无敢力战，杨复光等再提前议，说王铎召克用，一面谕从谠示意。十一月，克用将沙陀万七千骑[123]，经岚、石路趣河中，十二月，自夏阳渡河。中和三年（八八三）正月，破巢弟黄揆军，二日（己巳）进屯沙苑。二月十五日（壬子）再进至乾坑[124]，林言、尚让、赵璋等率众十万，与克用战于成店，大败，死者数万，被追至良天坡[125]，惟王璠、黄揆乘隙取华州。廿七日（甲子），克用围华，堑栅以环之[126]，三月六日（壬申），尚让引兵往援，败于零口[127]，廿七日（癸巳），克用拔华州，揆率众出走[128]。四月四日（庚子），沙陀、忠武、河中、义成、义武等军合趋长安，义师拒战于渭桥，大败而还[129]。先是，义师发兵三万扼蓝田道，阴作退走计，八日（甲辰），巢率部出蓝田七盘路，入商山东走[130]，克用自光泰门先入[131]，诸军大肆虏掠。
五月，前锋孟楷攻蔡州，节度秦宗权降[132]。楷移兵攻陈州，刺史赵犨逆战，生斩楷，巢怒，六月，悉众攻陈州，营于城北五里[133]，为持久之计，旁略唐、邓、许、汝、孟、洛、郑、汴、曹、濮、徐、兖等州。于是感化时溥、宣武朱温相继为陈助[134]，犨又求援于克用，唐廷亦诏克用出兵。（见《旧·纪》）时关东仍岁大饥，木皮革根皆尽，至俘人为食。十一月，宗权围许州。十二月，温败巢军于亳之鹿邑，遂取亳州（宣武辖）。中和四年（八八四）二月，克用出师援陈许[135]，为河阳诸葛爽所拒，三月十三日（甲戌），移军自蒲陕济河，东下洛阳、汝州，四月廿四日（甲寅），次汝州[136]。时尚让屯太康（陈州北），黄邺屯西华（陈州西），稍积刍粟（《旧·纪》），廿九日（己未），沙陀分兵攻太康、西华，卅日（庚申），让、邺皆走，退保郾城[137]，巢本人亦解围，退军故阳里（陈州城北），革命军围陈，至是已逾三百日矣。
五月三日（癸亥），巢引兵西北趣汴州[138]，七日（丁卯），次尉氏[139]，八日（戊辰），至中牟北王满渡，半济汴，沙陀奄至[140]，杀伤万余，义师大溃；尚让率部万人归时溥，别将杨能、李谠、霍存、葛从周、张归霸、张归厚等降朱温[141]。巢挟残众，逾汴而北，九日（己巳），又被克用追败于封丘，获巢之幼子，巢东走，只余千人。十日（庚午），克用仍紧追不舍，过胙城、匡城（均属滑州），一日夜行二百里，至冤句，以马乏而还[142]。巢众散入兖、郓界。二十日（庚辰），溥遣李师悦、陈景瑜等追巢[143]，六月，郓州节度朱瑄破之于合乡（地属滕县），十五日（甲辰），师悦等又败之于莱芜县北[144]。十七日（丙午），巢行至泰山狼虎谷[145]之襄王村，追者已逼，巢嘱林言斩之，言不忍，巢遂自刎，言斩巢兄弟邺、揆等七人首[146]，并巢妻子将诣时溥，遇太原、博野军，并杀言。巢自起义至亡，计先后十年[147]。
巢之姬妾，械至成都，僖宗宣问何故从贼。其居首者对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僖宗即不复问，皆戮于市，人争与之酒，居首者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此一段故事，司马光引自张《锦里耆旧传》，其答辞当然经过文饰，然义烈之气，已活跃纸上。巢一门群从，胥以革命牺牲，更有此从容就义之女子，是值得大书特书者。巢之从子浩，巢死后率众七千，游击江、湖间，自号浪荡军。天复初（九〇一）始为湘阴恶霸所刺杀云[148]。
巢自仙芝死后，独树一帜，领导革命，从滑、濮南下，而淮南，而两浙，而闽，而粵，再经桂、湘，入江陵，顺流而下，至于赣、皖，阅时仅两年，走过唐代十道的七道（河东、陇右、剑南除外），前清十八省的十三省（山西、甘肃、四川、云、贵除外），行一个万里以上象〇字形的大圈子，不徒明代以前任何革命首领未尝作过如此大冒险，即近而太平天国，专就此一点而论，亦未能与之媲美。当革命队伍进行时候，曾预备循浙海以达福州，曾穿越长七百里之山道，曾建造数千条转运大栰，技术是如何优长，精神是如何无畏。方其从汝州推进，仅及一月，便踏平两京，进展是如何迅速。初至潼关，“白旗满野，不见其际”，“举军大呼，声振河华”，军容是如何壮整。“自淮已北，整众而行，不剽货财”，入东都之日，“坊市晏然”，以被视为“草贼”之队伍，本极不容易博得如此称誉，而尚幸有少许公论，流露于历史行间，我相信巢所领导之革命队伍，仍有不少可歌可颂之事迹而弗克传今者。
关于革命军之政令，获得材料无多，只如在广州布告，“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到长安时，“军中禁妄杀人，悉输兵于官”，“尤憎官吏”，要其大旨，无非禁止贪污，维持纪律，镇压反革命，都是革命分子应做之事。
史籍上屡次说巢拟降唐，此许是处紧急关头暂谋缓兵之计，论史者分应原情略迹；《续宝运录》曾称巢“并所赐官告并却付（仇）公度”，（《考异》二四引）方是真情之表现。
总而言之，巢性坚定，有忍耐，富于冒险精神，不肯屈服妥协，终于为革命事业而光荣牺牲，惟具此优良品质，故能领导群众，达于十年。
然而巢终至失败，任何事业之失败，必自有其原因。现在所见记载，都属外间作品，未尝有局中人揭露其内幕，论列时少不免犯隔靴搔痒之病，今姑结合片段材料，试作表面批判，以供讨究。
第一失着在入长安后，不立作斩草除根之计，此点前文已经指出。朱温移唐祚之未尝十分棘手者，就在首清宦官、次摧朝士以剪
其羽翼，温固非革命，然演出手段，却能抓紧重点。
第二失着在物质引诱，革命变质，结果使到队伍沾染城市之腐化，减低作战之士气，另一方面又招致及加深群众之反感。原夫纯洁队伍，是极为难办之事，何况于中古时代统领数十万大军，《新·传》所称“贼酋择甲第以处，争取人妻女乱之”，破坏纪律，总或不免。浸溃于享乐者日深，斯奋斗之雄心锐减，尚让以万人而倒戈，林言以献首而冀免，即最为密切之伙伴，亦已不知革命与反革命两无并存[149]，此皆入城腐化之恶果也。关中转粟为李唐二百多年之艰巨问题，夫岂毫无所知，今无论江淮非巢有，潼关以东未打通，甚而长安一隅，亦经常处于三面包围之劣势，纵使太仓少有储积，焉能久支。驯至关辅百姓，饿死沟壑、析骸而食，不特未解倒悬，抑且加深荼炭，招致群众之反感，势所必然，《史话》云：“但农民军没有抓紧这一个胜利的时机，展开军事的进攻，还是苟安在长安拖延岁月，集结几十万武装，来困守着一个京城，外面又没有粮饷的接济，即使敌人不进攻，旷日持久，也会自行崩溃的”[150]；其批判良自不误，然犹未也。黄河流域是唐代节镇布置最密之区，亦即反动军队最为集中之地，彼辈虽未必替李家出死力，却肯为自己争地盘，试看黄巢移向江淮，势如破竹，回到北陆，掣肘便多，其中消息，自可参透。关中有同釜底，当日环境条件，断非适应于义师指挥作战之地，既见情景不同，即应跳出重围，避实就虚，别谋立足，尤其成令瓌、朱温等内部崩溃，更须移师整肃，以固本根，今乃临到鸦儿军将至、伯有相惊之际，始狼狈以去，此无他，对繁华诱惑恋恋不舍，沉醉于帝皇将相之错误观念有以使之也。《旧·传》称巢攻陈州时，为营象宫阙之制，正可表示其思想变质；《史话》翻谓其采取机动战略而后安全退出长安[151]，吾斯未之信。
图一○ 黄巢南北大转战经途略图（用近世地名注明）
第三失着在盲目打击，结果不仅不能分化敌人，且促使敌人之合以谋我。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乃万劫不磨之格言，长安退出，无论有无计划，形式上总是表现失败，为欲挽回颓丧之士气，必须夺取别一较为安全之据点以休养生息，再振军心，今据《旧·纪》言，孟楷攻陈，刺史赵犨临阵斩楷，巢惜其死，遂怒而悉众攻陈，是负气之行动也。陈处颍水中游，本四通八达之区，无险可扼，然使稍攻不下而弃去，斯亦可矣，乃环攻逾十个月[152]，非特不培养士气，又从而挫抑之，顿兵坚城，犯兵家大忌，且重蹈卧困长安之覆辙，何也？《史话》云：“……收降了淮蔡节度使秦宗权的一枝劲兵。这时如果能长征到江南富庶之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很可以重新储备革命力量的”[153]；我以为尚可补充者，高骈坐拥淮南，毛羽自惜，且与浙西周宝不协（参《笔耕集》一一），两浙复相恶（浙东刘汉宏，参《吴越备史》一），诚能利用其分化，何难观衅以待时；不此之图，而乃争胜于意气之间，此是何等蠢笨行动。复次，唐末方镇非遇利害切身，多求自固吾圉，苟明乎此种情势，则新败之后，自不应多树敌以自困；唯巢要苦攻陈州，军中所需，迫得旁掠他郡，《时溥传》云：“及黄巢攻陈州，秦宗权据蔡州，与贼连结，徐、蔡相近，溥出师讨之。”（《旧书》一八二）是即盲目攻击而树敌自困之一例也。
第四失着在无能灵活运用其战略。闲尝谓巢前半期之成功，由于流动作战，后半期之失败，由于不流动作战；然非谓必流动而后可以成功也，要看其适应与否。盖革命军初起之际，根据薄弱，自须采我之长，攻人之短，及夫声势浩大，差能立足，又须略谋变通。当其未入长安之前，所过之郡，不下数十，未闻拣选较形胜之雄镇，派重兵驻守，作为后方老本营。而革命期中，逗留稍久者长安余二年，陈州几一年，然此两地又非当日适于久据之区也。失败最足以消磨志气，唯无老本营，故东出蓝田，流离失所，一败涂地，未始无因。抑义师所畏者沙陀骑军，骑军利平原不利山泽，诚能先期向南或西南方避去，即使暂无发展，要可保全实力，如黄浩之游击湖湘多年。顾竟不能摆脱乡土观念，敌从北来而我偏向北冲，何面目见江东父老，智未免出项羽之下矣。
第五失着在不能组成立场较稳之基本干部。常言孤掌难鸣，革命偌大事业，非可以由个人或少数人包办，必须挑选及训练一班缓急可恃之人材，临到危难之时，方不至树倒猢狲散。巢奔走革命，将近十年，可能接触之人，实非少数，然部下初未闻有如何杰出，足以继承大业，大抵多贪图富贵，可胜而不可败（如同州刺史王溥等）。最先有秦彦、毕师铎、许勍、李罕之等降高骈，其次朱温降王重荣，而降朱温者又有李唐宾、葛从周多人，甚至久共患难之尚让，亦以汴水失败而倒戈，此后“巢愈猜忿，屡杀大将”，（《新·传》）悔无及矣。狼虎谷末日，只落得一门殉难，而穷途相逼者还是尚让部下，质言之，即未有注意到识拔及栽培干部之失也[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