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英人请订平等邦交
清人入主将二百年，在嘉庆、道光的时候，已渐失其统制之能力，社会上亦露出衰靡的气象，民族革命的伟业，正好乘机推动，不料西洋帝国主义狂澜，却像“海鲸波山”一般的涌进来了！这是十九世纪的初期，正当世界潮流剧变的时代，中国怎能不受它的影响呢？原来欧洲海洋文化的社会，就具有帝国主义的素质，自从工业革命、宪政运动以后，民族主义勃兴，列强都想向外发展，新大陆便成了他们逐鹿的地方。美国自命为新大陆的主人翁，怎肯让他们在卧榻之旁来鼾睡呢？果然于一八二三年发表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宣言书，对那些野心国家下逐客令。可是他们的侵略，正方兴未艾，接着就向澳非亚三洲进攻，澳非土人，无力抵抗，自不消说，不久都变成白人的领土了。亚洲近东的土耳其，这时正日渐衰落，阿剌伯、波斯、阿富汗也被迫屈服，失却了独立的能力，文明古国的印度，早就被英国蚕食殆尽，魔手触及尼泊尔、缅甸，只剩下“神秘的中国”一块肥肉，他们四面八方的包围来了！门户首先被英国打开，我们已处在人家的馋吻之下，还大做其“天朝”的迷梦呢！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地位是和我们平等的。西洋人虽在二百年以前就到了中国，通商、传教、输入科学，我们总 把他们当作朝鲜人、安南人、琉球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满不在乎，（乾隆二十四年新柱等谕英吉利各番商云：“内地货物，尔等需用甚多，尔等外洋物件，天朝都是可有可无的。尔等安静守法，在此贸易，亦不驱逐，若不来贸易，亦不招徕，倘不遵禁令，是自取咎戾了。”）他们要来，就得以藩属自居，向“天朝”朝贡。中国根本不明白那时的世界情形，更不知道什么是外交了。以为外国都是蛮夷之邦，没有礼乐教化，和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大清皇帝许他们贸易，不过施恩羁縻而已。如果他们不遵守天朝体制，立刻就停止贸易，以示惩创，他们要乞恩就范，自然也即恢复贸易，以示抚绥了。这种自大的态度，曾经对付过葡萄牙、荷兰及俄国，那时因为中国的国威尚盛，欧洲本土还有许多问题，列强并峙的局面尚未形成，远征的力量当然不很大，他们只得勉强将就，以达贸易之目的，彼此却也相安无事。
中国对国际贸易，本也有“五口通商”——广州、厦门、宁波、云台和蒙古边境的恰克图，前四处是海港，和西洋各国交通，后一处是陆路，和俄罗斯交通。但西洋人到云台贸易的很少，在广州贸易的极多，厦门、宁波两地，来去不常（厦门自乾隆十二年以后，即无番船再来；宁波有数十年番船不至，夷馆亦圮废），乾隆二十二年，始专限广州一口和恰克图一城。俄国商船二艘，在嘉庆十年曾到过广州贸易，清廷严饬驳回，因为向例是只许他们在恰克图通市的。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广州一口，外国人也不能自由，最初是五、六月进口，九、十月归国，后来限定夏秋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十三行”的“夷馆”，和十三行的行总妥议货价，买卖完了，就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本来是政府许可的牙行，清初已相沿成为固定的名称，并不限于十三家。康熙五十九年，才有公行的组织，以后由他们专揽对外贸易，并且替政府办外交，官吏的命令和外商的呈文，都由行总传递。外国人不得和官吏直接交涉，不得雇用仆妇及八个以上的华人，不准坐轿和携带武器——后来这三项都很通融。不能进城和随便出游，逢八（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可由通事领导往河南的“花地”游览。外国 妇女（夷妇）不得到广州，只能住澳门，以防“盘踞之渐”。“天朝史书”不准携带出洋，此外书籍无禁。可向通事买办学中国话，不必另雇教师。这一些限制，外国人当然不满意，但以其为中国向来的定章，只好容忍。他们最不满意的是海关勒索及行商掯偿的情弊。中国的海关，那时是自主的，税则原来定的很轻，大约不过值百抽四五，因为有关税“稽而不征”的遗训，政府从来未看重那笔收入。税关只是调剂官员的一个肥缺，而粤海关更居第一位，监督大多是内务府所派的旗人，每年陋规总有二三百万之谱。一只船的正税不过一千一百一十两，“官礼”、“缴送”等类常需三倍左右，都算“应征”之项，关口勒索，尚不在内。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却保守秘密，以便上下其手。外国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乾隆二十年，英商洪任辉试往宁波贸易，情形甚好，外商有转趋浙海之势，旋奉旨封闭。二十四年再往，就被迫返棹，北趋天津，向京师控诉，清廷特派钦差新柱等查办，以“国体攸系”，将监督李永标革职查抄。又因洪任辉违制越洋，押赴澳门圈禁三年。这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操纵中国对外贸易，他们在外商中占了领袖的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的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他们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况且他们又已掌握着印度作根据地，以后往东亚发展更容易；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自大态度和通商限制，都有损于他们的国威，不利于商业的发展，就开始向中国交涉了。
中西原无邦交可言，彼此更没有互派的使节，因为相隔甚远，交通也不方便，来往都用的是帆船，那时苏彝士运河尚未开凿，须绕行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也需三个月，所以商业并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茶丝及其他奢侈品（如刺绣、象牙、古董等类）。我们的农业经济是颇足自给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因此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是很大的出超。我们的规定是以货易货，中国金银不许流出外洋，只许西洋的“番银”流进来作交易，在这种情形下，邦交原是可以不必有的。然而在英国人总觉得自己是世界大国、海上霸王，受了我们的种种限制，并且在中国的待遇还不 如没落的葡萄牙，早就怨恨不平了。他们以为在华通商的困难，都是广东地方官吏作出来的，蒙蔽了北京皇帝，如果能和清廷直接交涉，必定愿意改革，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特派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及斯当东（George Staunton）为正副使节来华，行商具禀，以补祝八旬万寿为词（是年帝八十三岁）。乾隆帝非常高兴，派员在天津海口接送入京，觐见于热河行宫，赏赉优渥。只因为马戛尔尼要表示英国和中国的平等地位，不肯行三跪九叩礼，他所提出的要求，中国都拒绝了。这次使节，马戛尔尼是很费苦心的，乘坐头等狮子号兵船，并带卫队，选择最上等的礼品，用意不外要中国知道英国是个富强而且文明的国家。英政府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惟必须不失国礼。马戛尔尼对于行跪拜礼的条件，是中国派同等资格的官员向英王画像行跪拜礼，中国并未采纳，他只行了英国的屈一膝礼。回北京以后，他就提出说帖，要求：（一）互派使节，自己并愿常住北京。（二）请允英船在舟山、宁波、天津经商。（三）请仿从前俄罗斯例，在北京设一商馆。（四）希望中国在舟山附近划给一个小岛，以便英商居住及贮货。（五）请听英商在广州自由往来，不加禁止。（六）请宽减税律。（七）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税则，因为向来听官吏随意估价，外商不知道中国规定的内容。当时和珅为首相，外表上应酬很周到，但避免谈判，仅以乾隆帝赐给英皇的两道敕书：“与天朝礼制不合，断不可行。”令其赍回复命。马戛尔尼的和平交涉，算是完全失败了。可是他和随员们的笔记，把中国的内情，暴露于世界，帝国主义者获得“知彼”的报告，更要作进一步的企图了。
十八世纪末年到十九世纪初年，欧洲正闹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无暇顾及远东商业的发展，但又恐澳门为法人所占，曾两次派兵舰窥伺，又直抵广州，气焰张甚。中国照例以封舱停市困之。外商怨谤，始责葡人纳款犒师而退。等到战事完了，英国遂派第二次的使节——亚墨哈斯（Amherst）来华，想解决在广东商业上的纠纷，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相同。嘉庆二十一年（一八一六年）由天津入京，又因不肯行跪拜礼，为迎接官吏所尼，致嘉庆帝已御殿受朝，而使臣不至，严旨斥逐回国。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败，并且也没有受到 马戛尔尼那样的待遇，对我感情，当然更不好。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但因当时独揽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究竟是站在商业上的立场，折冲其间，惟利是图。及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公司专利期满，来华者皆散商，而英政府特派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为驻华贸易监督，达卫（John Francis Davis）、罗便臣（George Best Robinson）副之。律劳卑以政府派员，径来广州，必欲直接与两广总督对等往来。自然是有违成例，总督卢坤令行商逼其退去，他就命军舰突入虎门，炮击防兵，进驻黄埔，陆战队入广州，准备用武力来和中国对抗了。不久，律劳卑病死，形势暂缓，英国的监督及商人，虽然一时仍安于现状，但暗中都上书英王，谓非诉诸武力，不能获得平等的待遇，打破中国自大的观念。美国领事也报告其政府说：“中英两国迟早必将开战。”这就是鸦片战争的主要原因。
第二节 帝国主义闯进了中国
说起鸦片来，真是我们最痛心，而英国人最不名誉的事情。前节曾提到我们的出口货，以茶丝为大宗。英国人本来嗜酒，性情暴躁，废时失业，自改饮茶之后，始渐养成彬彬君子的态度，国势亦蓬勃日上（说见英人所著《华英通商事略》，载香港杂志《遐迩贯珍》）。可是英国人贩运来华的货物，大半是鸦片烟，把中国人的思想和身体，都弄得败坏不堪，政治军事也就愈趋愈下了。鸦片系拉丁及英语Opium之译音，我国亦称阿芙蓉，乃阿拉伯语Afyun之译音。由罂粟之汁液制成，用作药剂。唐时已输入中国，“鸡苏水”、“莺粟汤”之名曾见于苏东坡及弟子由诗中，宋人是服食作补品的。用枪管灼火吸食之法，创自印度及爪哇土人，明末始由台湾传入漳、泉、厦门，自此以后，中国人沾染了吸食的恶习，流毒乃至于无穷。雍正七年，清廷定贩卖吸食之禁令，而一般人犹以为“鸦片”是药材，和害人的“鸦片烟”不同（见朱批谕旨闽抚刘世明奏）。所以鸦片输入，仍 照药材纳税。但乾隆三十一年以前，每年输入多不过二百箱，每箱约百斤，三十一年以后，增加至千箱，大约都来自波斯、印度、土耳其等地，由葡萄牙商人贩运的居多。及乾隆三十八年，英商才觉得这是最有利的商品，开始贩卖，在印度奖励种植，由东印度公司统制运销。于是乎大土（Benga Opium）有二种：一曰公班，亦称乌土，产自印度Patna；一曰剌班，亦称姑泥，产于印度Benares，源源而来。乾隆末年，输入将近二千箱，嘉庆初年，就增加到四千箱，十六年，竟多至于五千箱了。嘉庆、道光二帝对于鸦片都很痛心，嘉庆元年即下令禁止入口，道光元年又严申禁令。但英人设货栈于澳门，以虿船泊零丁洋，有“快蟹”（一曰扒龙）为之包运，有“窑口”为之包销。水师巡船，月受规银，卖放走私，查禁愈严，而输入之额，反有加无已。道光十五年，乃增至三万箱，价值约二千余万元（许乃济奏称乌土为上，每箱约价洋银八百元，按西人记载，平均售价在七百元左右），合纹银约一千五百余万两，这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经济问题，当时全国上下都认为国计民生的大患；何况换回来的又是些有害无益的毒品呢！因此道光帝对于禁烟就下了最大的决心。
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在广州作官很久，对鸦片输入的情形甚为明了，他觉得禁烟绝不能实行，因为“虽绝粤海之互市，而不能止私货之不来”。“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所以他主张：“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庶足以杜漏卮而裕国计。”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埙、海关监督文祥都赞成他的办法，并奏拟章程九条，谓宜“听令内地栽种，有所抵制”。这一派的议论，都是针对着当时的实情而言的。但是反对派更为得势，朱罇、许球都请严厉禁绝，尤以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的奏疏，为禁烟问题正式打开了序幕。
他说：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吸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无 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请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大之瘾未有不渐断者，倘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典，无不平允。
道光帝令各省督抚“各抒己见，妥筹章程”，他们虽都赞成禁烟，总觉得黄爵滋的办法太激烈，说是贩卖者害及多人，其罪应重于吸食，广州是鸦片烟的总进口，查禁应该从广州下手。惟独湖广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黄爵滋的主张，并建议实施办法，先从两湖实行。他说：“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道光帝知道林则徐是最“认真”的大员，特召来京，面授机宜，命以钦差大臣，驰赴广州查办。并谕邓廷桢：“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廷桢贻书则徐说：“所不同心者有如海。”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则徐行抵广州。略事布置，即晓谕外商说：“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他要外国人：（一）“将虿船鸦片，尽数缴官”；（二）出具甘结：“嗣后来船，永远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外国人最初不知道林则徐的品格，以为他不过和其他的中国官僚一样，可以要价还价的，因此他们就观望，就讲价。殊不知林则徐是一个清廉刚正的人物，在政界声望最好。他抱有极大的决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终始，断无中止之理”！到了二月十日，英人尚不肯缴烟。林就下令，断绝交通，停止贸易，派兵围守商馆，撤出为外商服役的中国人，并不许卖粮食给他们。当时在十三行商馆里住有约三百五十个外国人，连英国商业监督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内，他们自然受了相当的苦，煮饭、洗碗、打扫，都要自己动手，但是预备的粮食不少，行商又秘密接济。义律原想妥协，林则徐坚持他的要求。是时英国在中国洋面只有两只小兵船，且无法到广州，义律不能抵抗，只好屈服。但是他不命令英商把烟交给林则徐，而教英商把烟交给他，并且他以监督的资格出给收据。一转手之间，英商的鸦片变为大英帝 国的鸦片，本来是商务的交涉，就变为两国政府的交涉了。
义律于十四日禀请交出二万二百八十三箱，三月二十九日则徐亲至虎门验收，至四月六日收清（西书言九日始毕），反溢出一千袋有余，共二百三十七万余斤。就在海滩挖池销毁，五月十五日，全数销尽。“外人之来观者，详记其事，深赞钦差大臣之坦然无私”。则徐大功告成，道光帝也高兴极了，亲批其奏折说：“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清廷调他任两江总督，他不去，乃与廷桢互调。他要彻底禁烟，就是使外商具结以后不再作鸦片买卖，美国商船，首先照办，惟无“人即正法”之严厉词句而已。义律却不愿英商具结，全体都退至澳门并禁止英船入口，报告本国政府，静待训令。林则徐因为他们既不愿贸易，就断绝一切食物的接济，令澳门政府，强迫出境。义律和英商寄居船上，屡率印度派来之兵船二只，向九龙及穿鼻攻击，索取食物，勾结汉奸，阻止英船入口，与我水师冲突，两方互有胜负。鸦片战争，在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虎门防务，自经则徐整顿以后，略有起色。但水师势力薄弱，亦未敢出洋攻击，仅召募渔艇鸡疍户，烧毁“济夷匪船”，并对于海口一带，严加防备。
英政府接到义律的报告，最初还持和平政策，因为国内的名士，多以鸦片贸易为污辱英国国旗，责政府应协同中国严禁，不应援助奸商。后来知道在事实上已经开战，英女王维多利亚（Victoria）特向国会演说，函谋保障之法。这时英国的工业发达，提倡自由贸易，有寻找海外市场的必要，而英国外相巴马斯统（Palmerston）、陆相马靠烈（Macaulay）都是有名的好大喜功的帝国主义者。他们哪肯放过这一个侵略的机会呢？何况英国对我自大自尊的态度及种种通商的限制，早已不满，想和我们算一次总账呢！因为他们极力主战，获得国会九票多数的同意，就派全权代表懿律（George Elliot）和海军司令伯麦（James Gordon Bremer）统率战舰十六艘、武装汽船四艘、运输舰一艘、输送船二十七只，共大炮五百四十门，军器完备，战士四千人，在道光二十六年六月间，就到了中国海面。他们奉政府的命令，向北方活动，并不攻击肇事的广州，仅派四艘兵舰封锁海口，大部的主力舰去占领定海，驶到大沽口。这不过是一种攻窳攻心的战略，当 时人都解释说英国怕林则徐。林则徐没有机会和英国人一决胜负，固然保全了他的令名，而国事也就不堪闻了。
清廷始终是一些糊涂虫，不明白彼此的形势，不懂得攻守的战略，一听说定海失守，就吓得手忙脚乱。上面调兵，兵非素练，下面请饷，饷非素筹。道光帝又是省俭惯了的人，最怕花钱，从前批示林则徐说：“朕不虚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现在却责备他：“不但终无实际，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懿律等至大沽，直隶总督琦善就派人和他们交涉，他们把英外相致中国宰相书交出，仍然是英国预定的计划。这封信前半是批评林则徐的话，说他如何虐待英侨，凌辱英吏，后半提出英国的要求：（一）赔偿货价（指已缴之鸦片言）。（二）中英官吏平等相待。（三）索一岛或数岛为英商根据地。（四）索还商欠。（五）赔偿军费。若不允所求，势必战争云云。后琦善调查他们的军备，知道英国的船坚炮利，远在我国之上。所谓大海及长江的天险，已为外人所据，这仗是打不得的。所以他就决计“抚夷”。在沽河南岸搭帐会议，三天毫无结果。及得清廷指示，乃告诉英国人说：“林则徐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广东，贵统帅等应即返棹南还，听候钦派大臣，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他总觉得英国人是来告御状请求皇帝伸冤的。英国人以为清廷既允商议，也和英政府“必须赔偿，不为复仇而战争”的宗旨相合，就回到广东去交涉了。道光帝认为琦善的本领不小，凭三寸之舌，竟能说退英国的海陆军，远胜于林则徐孟浪多事。于是令各省军队概归原防，“以节靡费”。派琦善去代林则徐作两广总督。
琦善于十月到广州，才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英人不但要求赔款开港，并且要求割让香港。他都不敢答应，只有拖延时日，英国人不耐烦，遂于十二月初开火了。大角、沙角失陷，琦善遂与义律订立草约，许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元，并给英国平等待遇。他说：“地势既无要可扼，军械则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若与交锋，实无把握，不如暂示羁縻。”道光帝原以为他能办“夷务”，只许仍旧通商了结，到了这时才知道他“无能不堪之至”！骂他：“甘受逆 夷欺侮辱戏弄，迷而不返，是何肺肝？被人恐吓，为此遗臭万年之举！”又说：“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于是调兵遣将，一意主战，琦善真是狼狈极了。不久，虎门及各炮台均失守。提督关天培战死。清廷命将琦善押解来京，查抄家产。可惜所派奕山、隆文诸旗人，又都不中用。杨芳虽是个名将，但亦“束手无策”，且有收粪桶秽物以为厌胜的笑话。而“兵不见将，将不见兵，纷扰喧呶，全无纪律”（臬司王廷兰函语）。果然一接仗，溃的溃，降的降，也有战死不逃不降者，不得已遂为城下之盟，暂定休战条约，含混上奏。清廷以为“妥洽无事”，方作善后处理，追论历任督抚罪，将林则徐、邓廷桢遣戍伊犁。而英国政府尚不满意义律所订的草约，将他撤职，另派璞鼎查（Henry Pottinger）为代表，并令卧乌古（Hugh Cough）率印度驻军来华。中国若不答应全部要求，就不停战。二十一年七月，英军占领厦门，八月占领定海、镇海，钦差大臣裕谦战死。清廷又命些不中用的满人奕经、文蔚、特依顺、耆英、伊里布等赴浙江办理军务，而耆英、伊里布又都是怕事主和的人。二十二年五月，英军攻入吴淞口，提督陈化成战死，两江总督牛鉴遁。六月破镇江，欲以控扼长江，断绝漕运。七月，英军攻至南京，声言架炮轰城，清廷知道没有办法再抵抗，只得接受英国人的要求，订立《南京条约》。自此英国几十年的希望，终达到了目的，而帝国主义的魔手，插进了中国，我们开始要受压迫了。
鸦片战争的失败，根本是由于我们的智识落伍。军队和军器都不如人，当然也是顶重要的原因。琦善说过：英国的汽船“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他们的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移转磨盘，炮即随其所向”。我们山海关的炮，尚是“前明遗物，勉强蒸洗可用”。任军事者“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而林则徐在遣戍途中，曾致书友人，说得更明白：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 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余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而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所以则徐在广东禁烟的时候，就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并请以粤海关税收“制炮造船”。“必求极利极坚”，“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同时他派人刺探英人的消息，翻译外国的书报刊物。他知道“船炮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他曾经密陈夷情夷务说：“与其交锋于海洋，未必即有把握，莫如诱擒于内地，逆夷更无能为！”“议者以为内地船炮非外夷之敌，与其旷日持久，何如设法羁縻？抑知夷情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可见他并未讳言外人的船坚炮利，而掉以轻心，只是顾虑诛求无厌的夷情，要行内地诱擒的战略，这见解都不能说没有道理。他说广东“各处口隘，防堵加严，逆夷似无可乘之隙”，也是颇有分寸的话。他对于世界大势，虽不甚彻底明了，却由于时代使然，无可责备。他自己曾下过一番相当的功夫，把所译外人的《四洲志》交给了魏源（默深）。魏据以作《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并且要“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为以夷款夷”。这都是林则徐的意见。当时曾望颜奏请封关禁海，他力陈不可，说：“英吉利在外国，最称强悍，诸夷中惟米利坚、佛兰西足与抗衡，然亦忌而惮之，其他多仰英夷鼻息。自英夷贸易断后，他国皆颇欣欣向荣，盖逐利者喜彼黜而此赢，怀忿者谓此荣而彼辱。此中控驭之法，似可以夷治夷，使其相间相睽，以彼此之离心，各输诚而内向。若概与之绝，则觖望之后，转易联成一气，勾结图私。”他的世界眼光和外交政策，都似非当时人所能及，而购械主守的办法，更不是琦善、耆英一般人所能望其项 背的。
琦善、耆英、伊里布等只见到外国的船坚炮利，便失却了自信心，畏难苟安，敷衍了事，哪能当得起外交家的责任？他们的奏折虽说：“夷情反复无常，海防不可稍疏。”但他们防在何处？王廷兰（广东布政使）致曾望颜的信说：“琦相来粤，先存一不敢战之心，畏之如虎，贼破虎门、乌涌，急撤猎得炮台之兵，贼至二沙尾，急撤省河炮台之兵，以为我不撤兵，兵必为彼所败，所以姑退收兵入城，以为讲和地步。开门揖盗，百喙难辞。”接着他说了许多打仗的情形，都是“兵将卷炮而走”。“提库中之国帑，惟有伤心，树城上之白旗，能无发指”！“皆系实情，无一虚诳”。无怪乎粤人檄讨英人说：“尔自谓船炮无敌，何不于林制府任内攻犯广东？奸相受尔笼络，主款撤防，故尔得乘虚而入。”其实林则徐也自谓“岳、韩束手”，不见得敌过英国的大炮。但他抱着“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和“余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云左山房诗钞》卷六）的态度，绝不至于“开门揖盗”，总比琦善一般人要高一筹了。左宗棠挽林则徐上联云：“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皆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其言殊可玩味。假使以他为“祸首罪魁”，“谗间一时，腾谤无已”，必有人指天誓日，“不得不大声疾呼，拯人魇寝者”（曾寅光《遗事识余》）！可见隐藏在人心中的是非，绝不是凭几封奏疏，就能论定的。则徐亦自知“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白头到此同休戚（指与邓廷桢），青史凭谁定是非”。但他以“时事之难，运数之奇，有不独关乎一身休咎者”，只好“南望侧身，叹喟欲绝”（《文钞·游龙门香山寺记》）了。后来耆英、伊里布主持和议，法国兵船来调解，他们疑为“英人奸细”，并以问璞鼎查，岂非笑话？《虎门条约》和《中美、中法条约》，他们随便承认了“关税协定”和“领事裁判权”，还以为方便省事，外交成功，这样子的知识，能说他们比林则徐高明么？当时主战派及主和派，对外交的智识都差不多，不过主战的全是汉人，如王鼎、林则徐、裕谦等，主和的全是满人，如穆彰阿、琦善、耆英、伊里布等。汉人无权，具有士大夫的骄矜习气，所以唱高调，但究竟是 劲骨亮节，虽然也一样偾事；满人主政，仍系看家婆怕事的心理，所以能下气，但究竟是体软心怯，虽然“欲了天下事”。咸丰帝即位，朱笔宣示穆彰阿、耆英的罪状说：“伪言荧惑”，“其心阴险”，“数言夷如何可畏，如何必应事周旋”，“贻误国家，厥罪惟均”。而则徐死后，谥曰“文忠”，悼祭之文有云：“林则徐平素办事认真，不避嫌怨。”“荷中禁鸣驺之宠，宣岩疆远驭之威，虽控制偶疏，难辞薄罚；而宣防永固，用赞成功。”朝廷赏罚和舆论是非相趋一致，在道理上还有什么可议？我们不能仅以和战二字定功罪，更不应作原情诛心之论，以为林则徐有两重人格。刘韵珂说得好：“兵无斗志，民有乱心，战亦败，和亦败，然战之败败于无人，和之败败于失策。”我们能归咎于哪一个人吗？魏默深说：“夷寇之役，首尾三载，糜帑七千万，中外朋议，非战即款，非款即战，从未有专议守者，何哉！且其战也，不战于可战之日，而偏战于不可战之日；其款也，不款于可款之时，而专款于必不可款之时；其守也，不守于可守之地，而皆守于不可守不必守之地。粤东不议守而专款，是浪款也；弈山不筹守而即战，是浪战也；颜伯焘、裕谦、牛鉴不择地而守，是浪守也。诚能择地利，守内河，坚垣垒，练精卒，备火攻，设奇伏，如林、邓之守虎门、厦门，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则能以守为战，以守为款。以守为战，则岂特我兵可用，即佛兰西、美利坚皆可用，以外敌攻外敌也。岂特义民可用，即莠民亦可用，以汉奸攻逆敌也。以守为款，则我无詟于彼，彼有求于我，力持鸦片之禁，关其口，夺其气，听各国不得贸易之夷，居间调停，皆将曲彼而直我，怒彼而匿我，匪特烟价可不给，而鸦片亦可永禁其不来！且可省出犒夷数千百万金，为购洋艘、洋炮，练水战、火战之用，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惟太上能先时，惟智者能不失时，又其次者，过时而悔，悔而能改，亦可补过于来时。”这完全是代表林则徐的意见，他何尝又想用“中国的古法”，自信是“百战百胜”的呢？他虽非“太上先时”的人，总求“智者能不失时”。但后来人过时而不悔，悔而不能改，那就不是林则徐的责任了。总而言之，我们的智识太落伍，不仅当时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 梦中，就是事后论事的士大夫也还看不清楚，琦善、耆英诸人，自然是更不足责的。
第三节 不平等条约的造成
鸦片战争失败是必然的，无可避免的，假使我们能够取得胜利的话，那末根本上就不应该有这一次战争。因为我们禁烟的理由，非常正大，英国人无法反对，只要我们采取相当合理的手段。英国人要“平等”通商，我们也无法反对，只要当时有一点世界的知识。所以我们说鸦片战争，英人说通商战争。战争以后，他们的目的达到了，我们反倒开了烟禁，听其自然，流毒中国，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智力体力，还都受它很大的影响，这才是我们的大失败。然而一次失败还不够，接连又来第二次，可见我们的社会，如何麻木不仁，我们的人才，如何昏庸不堪了。但其中也有一个很大的机括，就是没有让主“剿”的人，身当战局，无怪乎士大夫阶级不服输，一般舆论也不服输，他们觉得失败都是奸臣误国，如南宋秦桧一样。倘使林则徐始终用事，结果虽亦不免失败，但究竟可以多给我们一些教训，或不至再有叶名琛一流人物出来胡闹，惹祸辱国。从前我们不肯给人家平等待遇，以后外国也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了。所以虽说是历史误人，亦由于人谋不臧，然而归结起来，都是智识问题和政治问题。我们无需埋怨古人，“丧失民族二十年的光阴”，实际上丧失了三百年——如果从明清之际西学输入就算起，至少也有一百年——因为咸、同以后，自强维新诸运动就算解决中国的问题了么？现在只希望真正能把民族的症结认识清楚，不要再为历史所误，也不要再制造误人的历史。
英法联军之役，是我们受到外人的第二次教训，也可以说是鸦片战争的余波，被我们自己掀为狂澜了。《南京条约》以后，开五口通商，四口都是曾经通过商的地方，只有福州是新开，清廷本欲换给泉州，但耆英等未敢提出。英人入城建埠，发生一点小问题， 不久也就解决了。而广州与外人通商最久，已有好几百年，似乎应该和外人相安无事，毫无问题，却不料问题特多，与外人感情最坏。此中原因复杂：第一，英国在广东受了多年的压迫，怨气很深，等到他们打胜了，他们觉得出气的日子到了。他们不能平心静气，原谅中国人因受战争的痛苦而对他们自然不满意，自然带几分仇视。一有冲突，胁官压民，小题大做。第二，广东地方官商，因广州在战前是唯一通商口岸，都有发大财的机会。江南一带茶丝由陆路运广，经十三行卖给外国人，据外人估计，伍家怡和行有财产八千多万，富甲天下。《南京条约》以后，外人直接到江浙去买茶丝，所以上海日盛一日，广州则日形衰落，不但官商的财源减耗，就是一般劳工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都恨外国人。第三，广东人的民族观念很强，性情刚毅，不怕势力。林则徐禁烟时，他们因“身家既失，怨 遂兴”（邓廷桢语），所以“逆夷滋事，岂但汉奸引导，实亦百姓使然”、“反恐逆夷不胜，鸦片不行，则前辙不能覆蹈”（王廷兰语），及至英人兵临城下，淫掠滋扰，他们才感觉着外国人可恶，就鸣锣揭竿，遂有三元里“平英团”之事。官吏不能妥善处置，以平民愤，反压抑人民以顺夷情，于是粤人操戈仇英仇官，乃系当然的事了。
广州人仇英的表现是趁外国人出游，乡民乘其不意，就把他们杀了。耆英为总督，知道这事情不对，很严厉的执行法律，杀人者处死，一般人都骂他是洋奴，说他卖国媚外。人民为自卫计，早就有义勇团练的组织，这时士绅和民众都坚执“夷人不许入城，为天朝二百年来例禁”。他们的理由，是“民居稠密，良莠不齐，往往倚主陵客，遇事兴波”。因为有两三次英印人溷入，被民众驱殴出来了。但实际还是一种心理作用，他们把城里看作神圣之地，倘便外夷进去，好像与尊严有损。英国人本来在城外十三行作买卖，不进去又有什么关系？他们也是争意气，以为“入城则荣，不入城则辱”，好像与体面有关。耆英调停其间，费尽苦心，不料双方愈闹愈起劲。道光二十七年，耆英一方面受英人的威胁，允许于二年后准其入城，希望在两年内，或者中外感情可以改良。一方面受舆论的攻击，感觉着在广 东的地位一天一天地困难，运动内调。清廷以徐广缙升任两广总督，叶名琛升任广东巡抚。这两个人都是天生的一对虚骄自用的怪物。受士大夫阶级的传统观念很深，而名琛尤为顽固。道光帝又告诉他们说：
疆寄重在民心，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循迁就，有失民心。至于便通参酌，是在该督抚临时加意权衡体察。总期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縻办夷务，方为不负委任。
因此更增加了他们的自信心。道光二十九年，英人以两年后入城之约到了期，香港总督文翰（Bonham）遂乘兵舰入内河，提出要求。广缙暗中召集各乡团练，在两岸齐声呐喊，英人吃了一惊。广缙乘“单舸前往，告以众怒不可犯”。英人这时不愿与中国决裂，所以只声明保留条约权利，并没有别的举动。徐、叶及一般人都认为这是我们的大胜利。清廷接到他们的报告说：“居民则以工人，铺户则以伙伴，择其强壮，挨户注册，共团勇至十余万人。无事则各安工作，有事则立出捍卫。明处不见荷戈持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众志成城，坚逾金石，用能内戢土匪，外袭猾夷。”道光帝高兴极了，以为“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令该夷驯服，无丝毫勉强，可以历久相安”。因用朱笔批示：“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所以封广缙一等子爵，名琛一等男爵，风示天下。又特旨奖励广州民众：
我粤东百姓素称骁勇，乃近年深明大义，有勇知方，固由化导之神，亦系天性之厚，朕念其翊戴之功，能无恻然有动于中乎？
从此以后，广州人便得意洋洋，自以为“我十万有勇知方之众”，“洋鬼子”还不容易对付！徐、叶也觉得“民心可用”，格外的夜郎自大，瞧不起外国人了。
咸丰元年，徐广缙调任湖广，去打太平天国去了。叶名琛升任总督，在广东负外交重责，他更以“雪大耻尊国体”自命。对于外人的态度，异常傲慢，每次接到交涉的文书，略批数字，有时竟不回答。可是他的能力，不过如此，一切国际关系，外交情势，他是毫无所知。又迷信乩语，以沙盘占休咎。他不但不能继承林则徐“先事筹维船炮”的策略，简直也没有徐广缙“英人所系恋者，惟在贸易，则所以钤制之者，亦惟在贸易”的见解了。他妄以为“虚声恫喝，乃夷人之惯技”，“惟有静以待动”，彼自“势绌力穷”。而清廷对他，亦信任太过，总觉他“久任海疆，操纵得宜”，“智深勇著，所奏甚当”。这样的把他捧上天去，自然他就忘其所以了。四年，英法诸国以原订条约有十二年变通的条文，派使要求“修约”。英国自然更要“一体均沾”了。他们感觉已得的权利不够，希望加开口岸，“由长江直至汉口，设立码头”。华北的天津也要开埠，更要派公使驻北京。此外还希望中国地方官不拒绝与外国公使领事往来，最后要求减轻关税并废除厘金。这些要求，除最后一项外，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性质。但是咸丰年间的中国人看法恰恰相反。当时中国没有外交部，所有的外交，都由两广总督办（除对俄由理藩院或黑龙江大吏外）。叶名琛的对付方法，就是不接见外人，不和外人交涉。美、英、法代表，知道无法进行，都跑到上海去见两江总督怡良、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怡良劝他们回广东去找叶名琛。吉尔杭阿却以“任其跋涉风涛，久无成议，该夷心未惬服，终恐别滋事端”，“莫如将计就计，钦派重臣，议订章程，允其所请”。他是很明白大体的，他知道“章程既有十二年变通之文”，“势将无法制止”。可惜咸丰帝仍然是“虚骄之气”，反予一顿申斥。后来英美代表又跑到大沽，提出修约说帖十八点，咸丰帝大为震怒，谕旨说：“均属荒谬已极，必须逐层指驳，京师为辇毂重地，天津与畿辅毗连，该夷酋欲派人驻扎贸易，尤为狂妄。”他总以为外人驻京居心叵测，好像与国体有关。竟忘记了从前俄罗斯馆的例子。而对于减免税收，反倒觉得可以通融。这样使外人感觉无处申诉，要修改条约，只有凭藉武力了。
咸丰六年九月，亚罗船事件发生。这事件的本身并不严重，船是 中国人所有，所捕之盗，也都是中国人。只因它在香港注册，悬一面英国旗，所以给英国人一种口实。香港总督包冷（Bowring）和英领事巴夏礼（H. S. Parkes）就举兵攻入广州，想迫叶名琛改约，名琛“始终坚持，不为所胁”，以为“彼技穷行自服矣”。果然英国人因为未得政府的命令，加以印度发生乱事，急须赴援，不久便退去。他就报捷说：“防剿英夷，水陆获胜，现在夷情穷蹙。”清廷觉得这正可把“进城”、“换约”两件事“一律斩断葛藤”。御史韩锦云更说：“夷情叵测，当以威慑，攻破省城，亦不能守，以我之百，攻彼之一，势无不胜。”他们并没有想到号称十万“有勇知方”的民团，对于一千个“夷兵”，却“畏敌火器，未能力战”。只是英军退去以后，不分皂白把十三行的夷馆，一概都烧毁了。英国人看见机会到来，报请政府决战，他们的议会没有通过。首相巴马斯统因把议会解散改选，始获多数同意。英政府又煽动法、美、俄诸国，共同出兵。美、俄无意和中国开战，只各派大使要求改订商约。惟有法帝拿破仑第三是个野心家，遂借口广西西林法国传教士被杀弃，我国处理不当。于是和英国联合，派兵东来。
咸丰七年（一八五七年）冬天，英法联军首先进攻广州。致叶名琛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以内献城。名琛依然置之不理，也不设备。于是城陷就被虏了。广州人嘲笑他说：“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后来被押送印度，死在喀尔喀塔。巡抚柏贵出来作英法的傀儡，维持地方治安。从此广州为英法军占领三年。英法俄美四国大使联合致书中国首相，请派全权代表，到上海会议，清廷还让他们去和两广总督及黑龙江办事大臣去交涉。他们以为清廷没有谈判的诚意。咸丰八年三月联军遂北趋大沽，攻破炮台。清廷迫不得已，始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代表，接受英法全部的要求，订立《天津条约》。同时和美俄也一样的订立了。但清廷对于北京驻使及长江通商等款，始终不肯答应，特令桂良等于上海议订通商章程时设法挽回，并愿以全免关税为交换条件，桂良等知道这事徒惹反感，未便提出。《天津条约》和通商税则总算议定了。这时清廷为亡羊补牢计，特派名将僧 格林沁到大沽设防。咸丰九年五月，英法各国代表又到大沽，预备进京去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桂良及直督均遣人告以大沽正在设防，请改由北塘口登陆。他们原怕中国有意为难，随带相当的海军，看见海河堵塞，就愤愤不平，派船拔取防御设备，并开炮轰击。我们两岸的炮台，出其不意，同时还击，英法军舰无法前进，陆战队亦陷入泥淖中，死伤甚多。他们只有退回上海，等国内增派援军。清廷以为这次“操全胜之算”，“为二十余年未有之快事”。有人建议：“待其穷蹙，取前议而更张之，以免其觊觎之心。”咸丰帝批说：“但不知能办到此地步否？”可见清廷的处境，实在对和战都无把握，并不因大沽之役而抱乐观。为什么呢？因为咸丰九年十年间正是清廷和太平天国内战最紧急的时候。曾国藩被困祁门，苏州被太平军包围，危在旦夕。江浙官吏和上海士绅，都想借英法的援助来对付太平军，因此向清廷再三请求抚夷。清廷惟恐示弱于人，不允请求外兵援助。然而对于英法的实力，也相当明白，所以反愿意承认《天津条约》。大沽口战事，我们的解释是很有理由的：倘使英法代表的真意在进京换约，何必随带重兵？海河既为中国地方，自有设防之权，其意并非仇外，或者是防御太平军，为什么代表不从北塘上岸，由陆路进京？我们根据这种理论去宣传，颇生效力。英法并不坚持要雪耻报复。但他们又有赔偿损失及条约以外的要求。而咸丰帝才有“八年议和条款概作罢论”的谕旨。两方重以兵戎相见，就可知帝国主义者压迫的威风了。
咸丰十年六月，英法联军抵大沽，鉴于前次的失败，移向北塘登岸。袭大沽炮台的后路。我们的炮穴外向，不能反击。僧格林沁才深悔“纵敌登岸”之非计，退守通州张家湾。七月十日，天津失陷。清廷仍派桂良往津议和，英法格外的要求全答应了。但到签字的时候，他们因为桂良没有全权代表的证书，颇疑交涉为中国缓兵之计，所以又决裂了。英法的军队直向北京推进。清廷改派怡亲王载垣为钦差大臣，在通州交涉。条件又讲好了，但英使的代表巴夏礼在签字之前声明，英使到北京后，必须向中国皇帝面递国书。这是国际间应行的礼节，但那时人都认为“国体所存，万难允许”。因提出相对的条 件，“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国礼节，跪拜如仪，方可允行”。清廷明知道这事办不到，不过借此想让他们放弃面递国书的要求，“不值因礼节而决裂”。巴夏礼不但“固执前说”，反要求撤退僧格林沁的驻军。载垣便把巴夏礼等一般交涉的人员，全都扣押起来。于是清廷下宣战之谕，而英法军队也就进攻北京了。
咸丰帝原想“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可是他接到僧格林沁和胜保败退的消息，就不顾群臣“坚守京师”之请，而逃避到热河去了。特派恭亲王奕 留守北京，“便宜行事，督办和局”。奕 是咸丰帝的亲弟，这时只二十八岁，当然毫无新知识，他曾竭力反对长江通商，并提议捕拿巴夏礼等，这时他接受大命，进退犹豫，十分为难。及巴夏礼释放，英法军焚掠圆明园。奕 知道除议和以外，毫无其他办法，只得毅然决然承认了英法的要求，与订《北京条约》。九月十一二日两约互换，英法退军，我们各赔八百万两的军费，并租借九龙与英国。《天津条约》当然也全部承认了，这是一部不平等条约的缩影。
我们若把鸦片战争以后的《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中美条约》、《中法条约》和英法联军以后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汇合起来看，就可以知道前四约只是不平等条约的滥觞，后几约可算是不平等条约的大成。我们的国际地位，在咸丰以前尚和外国是平等的，在咸丰以后，我们受帝国主义的钤制而变为低等了。《南京条约》是外国人和我们争平等的结果，虎门及美法诸约和它是一个系统，虽有不平等的条款，如协定关税及领事裁判权等，但全由于我们的无识而自动放弃。因为我们对于关税向不重视，协定以后，反倒觉得“有赢无绌”。领事裁判，在唐律就有“诸化外人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的规定，明律始改为“化外人并拟律处断”。然习惯相沿，政府仍以“各治其民”为息事宁人之道，如中俄《恰克图条约》，就是最显著的例子。英美诸国，自然也受到一样的待遇了，不过我们仍有讯断之权，在广东外国人犯法，常常是由我国地方官处理的。倘使我们对于这两点，能作互惠的要求，那还有什么不平等呢？无奈耆英一般人不懂得国际法，就随便的放弃了。及《天津条 约》订立，外国人才有意把已得的特权，变为条约的义务，我们既懵然不懂而且也无法要求互惠了。从此不特外国人犯法，我们不能过问，就是“不轨之徒，干犯国纪，窜身夷馆，即属长城”。我们的法律，简直因此失去了效力。关税协定，仅以值百抽五为率，且非至十年限满，外人同意，不能修改。又加以“子口税”的规定，外国人享受免厘贩运的特权，洋货既可以畅销内地，土货亦可经洋商之手而免去重征。我们的工商业受到此种压迫，简直不能翻身，只好替外国人作“买办”了。况且上海在通商后，划洋泾浜以北为外人住宅区，经过“小刀会”之乱，他们派兵自守，中国人受其保护，就形成了租界的管理权。外国人代收关税和海关由英人掌握，也起源于此。其余如内河航行，利益均沾，都是由外人的压迫和我们的无识而造成，从此我们是受宰割的绵羊，而民族革命运动自然就要以帝国主义为新的对象了。
在英法联军之役中，我们除去受外人压迫而订立不平等条约以外，还有更痛心的事情。就是俄国人的政治侵略。它是帝国主义中的最大一环，在西北东北几千里的边境上虎视眈眈，乘我们无暇北顾的时候，假意要好，代作调人，奕 受了他们的甘言诱惑，借他们的保护才敢出面和英法交涉，事后这渔人得到极大的利益，把我们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百数十万方里的土地，囊归己有。他们不仅和英法“利益均沾”，可以在沿海各口岸贸易，并且在新疆也开辟了商埠，又得到海参崴以为太平洋舰队的根据地。俄国虽然是工业落后的国家，但在十九世纪中叶，近代产业资本主义，业已相当的发达，它参加国际的活动，向中国来侵略，自是当然。不过它没有和中国正式冲突过，而中国受它的宰割和影响却最大。这是因为他们的手段高明，还是我们的应付拙劣呢？帝国主义四面张网来包围我们，一纸条约来束缚我们，造成百年悲惨的命运，发扬民族革命的伟迹，正需要我们自力更生，努力奋斗！
第四节 民族自觉之先导
西洋各国在十九世纪中，已完全具备了近代国家的规模。它们有科学文化、机械生产和民族国家三种性质。我们还是中古式的宗法社会，习八股闱墨，靠天时手工，过着穷苦散漫的生活，人家用枪炮打仗，汽轮运输，有纪律严明装备完好的军队；我们用弓矢交锋，牛马运输，有形同乌合、衣食两缺的士兵。在这相形见绌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失败是当然的。不过失败还不要紧，只要我们能知道失败的原因，“迎头赶上”，加紧建设，所谓“悔而能改”，“以夷制夷”。我们的土地人力都是大有可为的，又何难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光荣的地位？可惜历史的形成太久，传统的遗毒太深，旧社会的根株，一下子不易拔除净尽，新事业的嫩苗，多少年不能培养长成。直至现在，我们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还不敢说彻底明了，齐心改造，何况前清时代的人物呢？我们研究历史，应该知道历史的渐变性，对旧社会不宜“揠苗助长”；但也应该知道人力的优越性，对新事业不容错过机会。中国文化的优点何在？劣点何在？西洋科学的优点何在？劣点何在？我们应该先研究清楚，使维新而不流于形式主义，维旧而不至于“开倒车”。这仍非从历史中寻求不可。简括言之，中国文化是“相对论”、“辩证法”的中庸之道，是“明道救世”、“守先待后”的经世之学，以大同为理想之社会，以三世为达成之阶梯，原来是很好的。秦汉以后的训诂考据，唐宋以后的词艺性理，都走入歧途，看来把中庸误解为乡愿，经世误解为功利，中国文化的精神已亡，而社会政治经济也就停滞不进，日几于腐烂不堪的田地了。但是在明清之际，我们和欧洲文化开始接触，朝廷大臣，多持欢迎西洋科学的态度，倘使能继续下去，那必定可以和它们并驾齐驱。为什么雍、乾以后，反倒深闭固拒，故步自封，那样的骄虚自大呢？我觉得这有几种原因：（一）满清以异族入主，在雍、乾时代，造成了君主无上的权威，为历代帝王所不及。他们向外国人摆架子，更可以对中国 人显威风。（二）帝国主义在南洋中亚一带的经营，使中国人存了戒心，怕步印度、吕宋之后尘。（三）那时人毫无世界知识，他们不明白国际的变局，西力东渐是无法阻止的，只有“以敌之长技而制敌”。（四）汉唐注疏之学复兴，中国士大夫“发思古之幽情”，不啻置身汉唐盛世，忘记宋明以来因社会孱弱而遭受的外患了。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鸦片的流毒，我们的身体精神，都因此有很大的退步，而经济的困难，民生的憔悴，也相因而来。越是贫弱懒惰的人，心理就越顽固。因此民族丧失了二百年的光阴。鸦片战后，我们仍不能接受西洋的教训，而亟图维新自强，固然是我们的守旧性太重，遗“业”所积，由来已渐；而外国人敲骨吸髓的朘削和毒化，自亦不能辞咎。英法联军之役以后，才稍稍有点觉悟，企图维新自强，二十年的光阴，又白白的耽误了。我们不要责备古人，只要把当时日本维新的事实作一个比较，就可以知道日本的文化没有基础，很容易接受外来的新知识，我们的文化基础厚，漏洞也很多，所以不容易接受外来的新知识，这和一个人的青年时代或老年时代一样。我们如何才能“化腐朽而为神奇”呢？似应将民族文化加以改造，挡住帝国主义的外缘，创出自立更生的内力，双管齐下，才能挽救中国的命运。国民革命就是适应这种时代要求和世界潮流而产生的，它继承民族革命二百多年的伟业，包括维新运动七八十年的成绩，在历史上看，是不容我们丝毫怀疑的。
我们的民族革命原为反抗满清的统制，及至西洋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革命遇到新的对象，不但意义要变更，而且方法也要变更，所以民族革命就进而为国民革命了。维新运动虽然是“改革论”，不是“革命论”，但也是对抗帝国主义的一种民族自觉运动，它是使民族革命“变质”、“变量”的先驱，而为国民革命之另外一环，倘使没有它来适应历史的渐变性，则国民革命如何能“突变”呢？因此我们应该把它们的演变，交代一番。
无论如何我国的维新运动总是由于外力压迫随着时代而产生的。雅片战争以前，中西文化虽早有接触，但是我们还未受外力压迫，一切都由我们自主。鸦片战争以后，我们的弱点暴露，力量不如 人，要抵抗侵略，就必须格外想办法。林则徐就是第一个先觉悟的人。他在广东翻译外国的书报，把材料送给了魏源。他虽未大声疾呼，提倡改革，但我们要原谅他是六十岁以上的人；魏源在《海国图志》里所说的话，大半都是他的见解。他们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为什么我们反倒落后呢？魏源曾说过：
然则，执此书即可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人心之积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刀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烟贩烟之莠民。……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去其一。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凭河，毋画饼，则人才之虚患祛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传》曰：孰荒于门，敦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这种心理建设、文化改革的议论，到现在都还有极大的价值。我们虽痛心改革之不早，而尤痛心改革之不实。只凭几个人提倡就行了么？所以我们虽有《海国图志》，却无“明治维新”！林则徐在告病家居的时候，有人问他西洋的事情，他说：“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这时俄国和我们几十年没有交涉，他已周知俄国终必东下南向的情形，其世界眼光比较后来奕 、文祥、曾国藩、李鸿章一般人都高明多了，他临死还呼“星斗南”（即中国），始终以国事为念。何尝有怕清议指责的心理呢？在道光、咸丰年间具有新思想的人，多半是受了他的影响。魏源首开其端绪，固不用说，即徐继畲作《瀛环志略》，是在福建任巡抚的时候，何秋涛作《朔方备乘》，又是他的同乡晚辈，他们虽颇采外人的材料，而实受林文忠的启发。不过那时的新知识是地理学，以为地理学可以破 除拘囿的陋习，所提倡的是海防论，以为外人来自海上，能防海则外力可以不至。他们究心于天下大势和海疆失事之由，均从此着眼。除魏、徐、何三人外，尚有严如煜《洋防辑要》，李光建《海防新编》，桂文灿《海防要览》，徐金镜《防海事宜》等，这可以说是“海防时期”。
英法联军之役以后，奕 、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才深深的感觉外国的“船坚炮利”，大胆主张“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造为先”，于是有各种的“洋务论”出来。他们既在京内外竭力提倡，社会上也渐渐认识了。这可以说是“洋务时期”。甲午中日之战，我们的“船坚炮利”，并不亚于日本，其结果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故呢？可见只讲“洋务”还不行，西人所长不仅在乎工艺，尚有他种学术，于是洋务论一变而为“时务论”。康有为、梁启超一般人才提倡变法维新，这可以说是“维新时期”。在清代晚叶的维新运动，大约可以分做三个时期。海防时期是接受新知识的滥觞，它的事业，只有少数在野的学者提倡研究地理之学。洋务时期是维新事业的正式启幕，京朝亲贵，地方大吏，都很热心提倡，惟仅限于制器练兵之说，纯属应用科学。维新时期不仅要变朝廷的大法，而且向民间作普遍宣传，使人人都感觉有改革之必要。这运动对于近代社会有很大的影响，但亦仅注重政治、法律而已。以上三个时期是逐渐进步的，他们虽为中国开风气之先，究竟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为他们都不是真正了解西洋文化的人，仍有“治其标而未探其源”的毛病；但我们要原谅他们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他们确已为民族解放尽到最大的努力，只是认识不够，魄力不足，所以几十年维新运动的成绩，不过尔尔。民国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也是接承维新运动而起的，比较对西洋文化了解深一层，他们介绍文艺、哲学和经济学，主张“全盘西化论”。以“科学”、“民主”为口号，原来是不错的。可惜后来他们转变了方向，一派向右转为“新汉学”，一派向左转为“唯物论”，这因为他们对于西洋文化的来源，和中国社会的背景究竟认识不甚清楚。不过从海防论起，到新文化运动止，在维新运动史上总都有他们光荣的地位，著有许多的劳绩，因为他们替民族革命 及国民革命作了“驱除难”的工作，历史的渐变性也可由它们来证明。国父领导革命，继承先民，他的三民主义，是集中国文化和世界思潮之大成，对科学主张“迎头赶上”，对民族主张“心理建设”。这是维新运动以来精确不移的新方案。我们要抵抗帝国主义，自力更生，舍此莫由。它兼有改造旧社会和推进新事业的两种功能，拿“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来调和西洋“狂”的文化和中国“狷”的文化。他不仅集维新运动之长而去其短，并且集近代国家之长而去其短，要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研究近代史，若不把这些源流因果关系认识清楚，徒作表面观察，枝节议论，眩惑耳目，迷乱道路，所谓“爱之适以害之”，那是最可痛惜的。我们在这个大时代的降临之初，外国人的压迫之始，追念民族自觉的新猷，益感国民革命的重任，不能不先提纲挈领，略作说明。以后再分章详述它们的事迹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