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太平天国革命之背景
中国民族革命的洪流，起伏约二百年，到了太平天国才发为汹涌的波涛，演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对于反清运动作初步之结束，对于国民革命作先机之启示，在时代上是革命对象交替的关头，在社会上是新旧思想转变的枢纽。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它的影响相当长远，我们应该避除一切成见，极客观的写出它在近代史上的地位。
为什么这壮澜产生在道、咸年间？其中有几种原因：一是帝国主义者闯进了中国，滔滔白祸，使人民感觉着将来的压迫，“患无已时”，遂发出一种自觉的反抗运动。三元里平英团及佛山团防之事，都在这时的广州出现。广东和外人接触最早，感受亦最深切，所以他们首先有这种民族自觉。而粤省大吏，不善领导，反加以压迫，他们把官吏看作洋奴，揭帖哄闹，竟至无可如何，英国人也存了戒心。于是有“百姓怕官，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的民谣。“夫至于能怕其官之所怕，则浸浸乎玩大府于股掌间矣”（《粤氛纪事》语）。人民在鸦片战争时，已看透了一群“喧呶纷扰，掠取财物，望见夷船，卷包而遁”的士兵。对于清廷统治力就怀着轻视的心理，他们觉得一方面要抵抗外力，一方面要改建政府，这种革命心理的造成，自然使两广一带变为革命的策源地了。二是中国旧社会的循环套，总是一 治一乱。因为我们的祖先，对于“富”、“庶”之道，没有十分讲求，不知发挥经世的学术，来维持均衡，只有受自然淘汰率的支配了。大乱之后，人口减少，有荒可垦，田产敷用，人民安居乐业，生活程度也略为提高，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似一天，荒地一天减少一天，土壤不知改良，水利不知兴修，生产力减弱，消耗力增强，生活程度就得降低。老百姓莫名其妙，只有烧香拜佛，嗟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士大夫阶级和政府当局很少明白其中的道理。纵有少数人“负经世之志”，亦无“经世”之力，只好听天灾人祸自然演化。所以我国有“三十年一小乱，一百年一大乱”的俗语。一遇荒年，土匪蜂起，民不聊生，于是小乱变为大乱。等到相争相斫以后，人口自然减少，就“乱极思治”了。清代在康、雍、乾三朝是盛治时代，嘉庆以后，几乎无日无内乱，五省的白莲教之乱、西北的回乱、西南的苗瑶之乱以及东南沿海的海盗，扰攘多年，而人口增加，还是很急剧。道光二十一年，已达四万余万，较之乾隆初增加三倍，嘉庆初增加半倍。垦田不但未增加，反倒减少，循环套到了最低点，天然淘汰的时候就降临了。三是人口和土地的分配问题。前章说过以中国的疆土，养四万万的人口，本来不成问题，但是在分配方面，一般老百姓那样的穷苦不堪，土豪富商贪吏，又那样的奢靡无度，相形之下，未免太不平均了。虽然那些人不能“长保富贵”，可是豪强兼并的情势，总不能免除。乾隆十三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奏说：
臣谓（米价腾贵）由于田归富户者：盖国初地余于人，则地价贱，承平以后，地足养人，则地价平；承平既久，人余于地，则地价贵。向日每亩一二两者，今至七八两，向日七八两者，今至一二十两。贫而后卖，既卖无力复买，富而后买，既买可不复卖。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每岁收入，难敷一年口食，必须买来接济。而富户登场之后，非得善价不肯轻售，实操粮价低昂之权。夫一物也，一人市之，价必不能增也；十人市之，则一时顿长矣。十人出 售，价不能求多也；一人独售，则任其高勒矣。如此米谷安得不贵乎？
当时有主张限田者，如漕运总督顾琮即属一例。他请限制每户不得过三十顷。可见拥有三十顷以上的地主必很多，这种情形，在乾隆时已经如此，何况嘉庆以后？道光时章谦在《备荒通论》里，估计一个佃农的生活：“耕田二十亩，以中年约之，亩得米二石，还田主租息一石，所存仅二十石。一亩之田，耒耜有费，播种有费，雇募有费，祈赛有费，牛力有费，约而计之，率需钱千。”加以春耕时的高利贷，秋收后而贱价粜，所余无几，往往不够一年的衣食。而豪富之家，“席丰厚，乐骄逸，诙调舞歌，穷园林亭沼、倡优巧匠之乐”。要和大多数食贫之家“乐岁不免饥寒，凶岁填沟壑”的非人生活来作社会对照，不革命还有什么办法？四是官吏的榨朘，并不因人民生活的穷苦而稍缓，反因社会的困难，而贪黩更甚。清代以利禄诱惑士大夫阶级，原欲制造“汉奸”，压制反侧，结果是“今之风俗，弊在好谀而嗜利，故自公卿至庶人惟利之趋”（《柏龄山房文集书后》）；“好利胜者量必容，其流也倚势营私而终归于不知耻”；“得志则利弊贤否，泛然听之，无敢议其非”（郭嵩焘语）。况且政府以卖官鬻爵来培植贪污，以薄俸陋规来驱使贪污，社会上又以“书中自有黄金屋”来奖励贪污，于是中国整个成了自私自利的贪污世界。王命岳在《惩贪议》中说：
臣闻治理必先惩贪，惩贪必先旌廉。议者谓小吏之不廉，大吏导之也，至大吏之不法又谁导之？臣于是不能为在内部臣讳也。盖其一能鬻朝廷之爵，而使天下无廉吏；其一能卖朝廷之法，而使天下之贞良无所劝，污黩无所惩也。夫天下无廉吏，而又善者无所劝，恶者无所惩也，几何不纵千百虎狼于天下，而吮尽天下之苍生哉？
士大夫阶级是统治者，他们当官作吏，生活总要比一般人高贵 些（除士人中的教书先生是清贫的）。林则徐是清廉的官吏，他一生做过几十年的督抚，死后只有几万两的遗产。他说：“食贫之人，一日有银一钱，则诸凡宽裕矣。”可是他的家信说他儿子在北京做官，一月有八十两银子，还极“清苦”。这固然由于中国的大家庭制度和宗法社会，寄食的人太多，但官宦人家的排场，也可以略窥一二。因此“操临民之业者皆大赢”（《我佛山人传》中语）。不管就地位上和生活上打算，自然是一种极好的职业。所以人都拼命向官场里钻营。官吏一天一天的加多，民生就日益痛苦，这岂但是“千百虎狼”，简直是遍地虎狼，天下苍生，受其吮吸，憔悴呻吟，到了不能再忍的时候，只有相率揭竿了。五是对外国际贸易，本来是“出超”，因鸦片输入一变而为“入超”。从道光七年至十三年，大约有三千七百万两以上的纹银出口。道光十八年，一年就输出一千多万两（检视当时的贸易统计表可知）。由于金融的外溢，发生银贵钱贱的现象。嘉庆以前，每两易钱约一千文，道光初就换到一千一二百文，十八年换到一千六百文，二十五年换到二千至二千二三百文。民间用钱作交易的媒介，而纳粮只要银子。以钱折银，“朝廷日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一般佣工的收入是钱，折银就只合一半了。“流亡之众，逋赋之多，实由于此”。中国老百姓内受官吏富豪的压迫剥削，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再加以水旱天灾，流离颠沛，与其朝不保夕作逃亡的生活，何如铤而走险作掠夺生活呢？
综上五因：（一）民族自觉，（二）治乱循环，（三）豪强兼并，（四）官吏榨朘，（五）金融外溢，都是太平天国革命的背景。这时的政治腐败如此，法制已有名无实，道德也部分的失其维系力。再加以西洋势力的压迫，我们无法抵抗，真成了内外交侵的情势。民族革命运动遇到这样的时代和环境，自然要突飞猛进了。
第二节 太平天国之前驱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洪秀全是民族革命的承启人物。官私记载都 说他是朱九涛或洪德元的弟子，接续他们的势力而起的。朱、洪的事迹无可考，但总是天地会的首领。道光末年在广东起义，很像后来的洪大全。天地会党人假托朱姓洪姓是二百年来的老套，就是洪大全也是一个托名，他原来姓焦。我们根据中外史料和当时的事实，不妨如此假定。因为湖南两广的地方官，拿获会党，都供有朱九涛，为广东老万山会首，张添佐改名赤松子，亦称徐先生，广东虽有老万山而远在洋外，乃会党“开山堂”的名称，并非实指其地。先生是会党对军师的称呼，乃第二首领。法人卡勒与伊凡合著的《中国叛党起源志》（Callerg et Ivan: L'nsurection en Chine Depuisson Origine Jusqu'à la Puise de Nankin, 1853）描述天德皇帝的事迹颇详，有张添佐为军师，彼自称崇祯帝的十一世孙。天德即洪大全，他既自称明后，必有一个朱姓的名字，大约即朱九涛。不然，以一个举世轰传的会首，为什么官方查不出人来？赛尚阿擒获洪大全的奏折说：“上年湖南抚臣所禀永安城中有朱九涛、李丹其人，该犯口操楚音，恐其改名隐匿。又传闻洪秀全入永安后，曾邀来天德王入住城中。又闻贼中有一湖南和尚，与洪秀全伎俩相等。”这推论大致不错。洪大全在衡州时确曾当过和尚。“大凡会匪姓名，随时更易，预图趋避。即使姓名得实，又有隐语暗号，且多冒称朱姓，为前明后裔，并间有假称洪武字样者，更可藉此为煽惑之由。”（咸丰元年徐广缙、叶名琛奏语）至于洪德元、洪大全声音本极相近，或也是一个托名被人传写错误的。我们所以要首先说明这一点，就是为的要知道洪秀全早年出身于天地会。虽然以后他自己不承认，但他的民族革命思想，以及太平天国的制度，都由天地会而来。他是一个继承者。
然而直接承袭天地会的势力，首举革命义旗，为当时党人所拥戴，结果被洪秀全陷害的，就是天德皇帝洪大全。据法人所记：他曾在广州北门贴过赏单，购粤督徐广缙的首级，署天德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可见天德的称号，在道光二十九年已经建立，尚早于洪秀全金田起义一年。不过他们没有固定的地方，只凭散漫的会党，虽然声势不小，而实力确属有限。魏源在《圣武记》里说：
楚粤边郡，奸民为天地会缔党歃约，横行乡曲，小剽掠，大擅杀，各有名号。兵役皆其耳目羽翼，一呼百诺，吏不敢问。而彬桂两粤奸民已所在蠢动。党与漫三省，逋逃薮聚，论者谓边防隐患，在苗瑶之右。
魏氏所谓“在苗瑶之右”的“边防隐患”，果然在道光末年爆发了。因为天地会的潜势力散布在南方楚、粤一带，所以湖南两广成了革命的策源地。新宁李沅发，首举义旗，攻城戕官，但不一年即被擒。陈正成在厦门设三合支部，被拷掠而死，其党黄威到咸丰三年才起事，犹称奉“大明天德皇帝”的诏旨来征厦。两广一带，风起云涌更不必说：如大头羊（即张钊）、大鲤鱼（田芳）、罗大纲（均在大黄江口，《贼情汇纂》言罗为揭阳海盗）、颜品瑶、颜品喜、苏碍三（高廉一带）、李士青（钦州）、张家福、钟亚春（庆远）、陈亚葵、陈东 、山猪箭（柳州）、刘官方、梁亚九（武宣）、区振绀（象州）、谢江殿（浔州）、张嘉祥（高要人，在贵县为盗魁，拥众万人，以劫富为号召，有“扶弱锄强张嘉祥”之谣。按察使劳崇光招抚之，改名国梁，后随向荣追击太平军，为江南大营总统）以及湖南窜来的雷再浩等，不下数十股，大都和天地会有关系。他们藉着官虐民怨的情况来号召远近，作“反清复明”的事业。只因会党的组织是平等的，彼此不相统属，各自称王建号，所以散漫而无力，洪大全知道这样不能成事，乃自称为“天德皇帝”，假托明裔，想成立“统一阵线”。可惜广东有叶名琛那怪物在做巡抚总督，他对付外国人不行，对付革命党却有办法。他下令对会党“格杀无论”，当时死者有十几万人。他还自夸说：“若将屠毁村镇包括在内，当四倍于此。”（见叶名琛《浮海记》〔Yeh's Portrait〕）经过这一次大屠杀，会党在广东渐渐不能立足，多半都投到洪秀全的太平军中，而天德皇帝本人，也就成为秀全的上宾了。我们看洪大全自己的供词：
我是湖南衡山县人，年三十岁，屡次应试，考官屈我的才，我心中愤恨，遂饱看兵书欲图大事。数年前游方到广东，遂与花 县人洪秀全、冯云山认识。洪秀全与我不是同宗，他与冯云山皆知文墨，屡试不售，也有大志，先曾来往广东、广西，结拜无赖等，设立天地会名目。冯云山在广西拜会也有好几年。凡拜会的人，总诱他同心合力，誓共生死。后来愈聚愈多，恐怕人心不固，洪秀全学有妖术，能与鬼说秀，遂同冯云山编出天父天兄及耶稣等项名目，称为天兄降凡。事问天父，就知趋向。生时就为坐小天堂，就被人杀死，也是坐大天堂，藉此煽惑会内之人。故此入会者固结不解。这是数年前的作用，我尽知的。我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间等他们势力已大，我才来广西会洪秀全的。那时他们到处造反，又将会名改为上帝会，洪秀全就叫（我）为贤弟，尊我为天德王。一切用兵之法，请教于我。他自称太平王。我叫洪秀全为大哥，其余所有手下的人，皆称我同洪秀全为万岁。我叫冯云山等呼名字。去年闰八月初一日攻破永安州，我同洪秀全于初七日才坐轿进城的。止有我两人住在衙门正屋，称为朝门。其余的人皆不在里头住。历次打仗，有时洪秀全出主意，多有请教我的。我心内不以洪秀全为是，常说这区区一点地方不算什么，那有许多称王的？且他仗妖术惑人，那能成得大事？我暗地存心，藉他猖獗势子，将来地方得多了，我就成我大事。他眼前不疑心我，因我不以王位自居，都叫人不必称我万岁，我自居先生之位。其实我的志愿，安邦定土，比他高多了。他的妖术行为，古来从无成事的。且洪秀全耽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我要听其自败，那时就是我的天下了。近因四路接济不通，官兵围攻，不能安居，因想起从前广东会内的人不少，梧州会内人也不少，就起心逃窜。我同萧朝贵带有一千多人，五更时走的，被官兵追上，萧朝贵不肯听我令，致被打败，将我拿住了。至于本姓，实不姓洪，因洪秀全认为兄弟，就改为洪大全的。（见故宫博物院军机处档案咸丰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赛尚阿奏折附单）
这供词曾见之于邸抄，被译载于《叛党起源志》中。虽然还有 “不实不尽之处”，但所述太平军初起的事迹，都很正确，必非满清将领所能伪造！可是当时人都以为“贼众窜出，无可如何，不得不张皇装点，藉壮国威，并以稍掩已过”（陈坛疏语）。因此清廷不相信赛尚阿的话，“迭与薄惩”，转说洪大全“原非首要之匪”。然而当时把他押解赴京（解官为郎中联芳员外郎丁守存），沿途督抚都有奏折，刑部更有“广西逆首洪大全押解到部”的专折。为什么那样郑重其事？清廷自相矛盾，随便的把大全杀了，足见他们对于太平天国的认识太有限，却不料引起后来对于洪大全这个人有无的怀疑，真正奇怪极了。洪秀全最初和大全“结拜天地会”，后来“恐怕人心不固”，才编出天父天兄，“将会名改为上帝会”。他所以能尊洪大全为天德王，和他“同称万岁”，必然洪大全有他自己的身份和实力。他号称为“天德皇帝”，得天地会党人的拥戴，洪秀全在天地会最初还不如他的地位高，所以当时天地会的文告中，都说：“封洪秀全为太平王。”（见太平天国诏谕）洪秀全虽未必受他人之封，然而在天地会的传说和系统中，皇帝是姓朱的，被洪大全先假托去了。洪秀全早年假借天地会，起事利用天地会，后来又反对天地会，在他发布的书籍中，都可证明。其原因据说是他主张反清而不复明，内心却恐怕自己当不成皇帝，所以“必当另建新朝”。洪大全在广东失败以后，寄人篱下，虽被洪秀全优礼，亦颇有纡尊降贵之感。他不愿称万岁，“自居先生之位”，“叫洪秀全为大哥”，不过为养晦待时之计。漫说洪秀全不疑心他，就是杨秀清、萧朝贵一般从龙功臣，又何能甘居其下，而奉此别派之首领乎？天地会和上帝会的思想分离，不仅是“神道设教”的偶像不同，实亦由此“两头政治”之势力冲突，所以天地会党人“不久辄散去”（见《中国秘密社会史》）。只有林凤祥、罗大纲始终未去，而“萧朝贵不听我令”，洪大全终于被擒了。《贼情汇纂》说：“杨秀清忌其才，又恶其说，遂囚之。”《平定粤匪纪略》说：“或曰秀清囚之而逸出被获也。”我们看赛尚阿的奏折，也说“其被获时头戴帽，身穿袍服，自行锁纽”。他为什么“自行锁纽”？供词中未曾明言，但在他的题词里，可以看出一点消息：
寄身虎口运筹工，恨贼徒不识英雄，漫将金锁绾飞鸿。几时生羽翼，万里御长风？一事无成人渐老，壮怀要问天公，六韬三略总成空。哥哥行不得，泪洒杜鹃红！
“虎口”、“贼徒”都不是指太平军么？秀全“多有请教”，所以一般人说太平军的制度是大全手订的，他是“谋主”（清廷也说洪大全即逆首洪秀全之谋主），似非无根之谭。词中谓“运筹工”盖即大全自诩之词。“漫将金锁绾飞鸿”则显有被囚之事，不能为俘获解说。除非我们能证明这首词是假造的。但咸、同间人，未必有如此之好事者。大概洪秀全、冯云山是天地会的旧党，对他还有相当的礼貌，杨秀清、萧朝贵是上帝会的信徒，对他就不大客气了。杨、萧有意陷害他，是可信的，目的在假手敌人以清党。从此天地会和上帝会完全分离，彼此都讳言两方合作的源流，大有“各行其是”、“丑不外扬”之意。但是天地会为太平军作了除难的工作，而洪秀全反数典忘祖，肆意诋排，失去一般老革命党的同情和协助，也是他后来失败的一大原因。
附带还有一个遗像的问题，不得不略为说明：近人书中所载之洪秀全像，完全是不对的。此像初见于法人的《叛党志》，署名“天德”，谓系天德皇帝到处发布，以题示明朝衣冠者。年貌都和洪大全相合。假如是洪秀全，就必戴风帽，有胡须，是一个四十岁以上“面阔高颧”的人；而决非穿戴明朝衣冠，三十左右，面貌清秀的人，那无疑是洪大全的像了。
第三节 太平天国的兴亡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官禄 人。生于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即西历一八一四年一月一日。他先世是潮、嘉一带的“客家”。客家原是中原汉族避异族之乱南迁的。他们保持着强固的民族思想，因 聚居山地，有坚毅勇敢、勤苦耐劳的性格，常和“本地人”发生冲突，甚至械斗。他父亲名镜扬，是乡村里的“堡尊”，因累世业农，家境颇苦。他自幼就入村塾读书，聪慧异常，成绩优异，塾师父老都很称赞他、期许他。十八岁始辍学，作村塾教师。他四次到广州去应试，四次都失败了，始终未得“青一衿”（秀才），心中十分怨恨。但道光十六年第二次应试时，在街头上遇着基督教传教士梁发宣讲，赠以宣传小册名《劝世良言》。次年，他第三次失败，精神受了很大的打击，沮丧回家，大病四十多天。病中梦见各种幻象：一老人“遣天使接天王升天，命诛妖，复差天王降凡救人”。又朱书：“天王大道君王全”，他觉得这是“受天之命”，要做人王，因改名秀全（他原名仁坤，小字火秀）。并作诗一首说：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在这诗里可以看出他的气概不凡。其态度亦有显著的变化：他从前活泼诙谐，病后则端庄严肃，俨然判若两人，因为他既有帝王思想，自然摹拟帝王的风度了。不过这只是他的一种妄念。其实他受了士大夫传统的遗毒，仍想青云得路，荣耀乡里，在几年的教读生活以后，他最后又到广州应试（道光二十三年），结果依然失败。于是才由爱慕而生怨恨，蓄志作排满革命的事业。这正是鸦片战后，广州人排外抗官气焰高涨的时候。他曾和弟洪仁玕说：
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洲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奴，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华民之脂膏数百万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不法安得不向伊犁省或乌隆江或吉林为奴为隶乎？（见《英杰归真》）
仁玕后来说他：“论时势则慷慨激昂，独恨中国无人，尽为鞑妖奴隶所惑矣！”“兴言及此，未尝不拍案三叹也！”他痛心中国几千万金银“化为烟土”，可见他受了鸦片战争的影响。他痛心五万万华人，受制于数百万“满洲狗”，可见他受了民族革命的影响。他和天地会党人联络，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授徒莲家塘李家，始翻读《劝世良言》，乃恍然大悟，梦中之老人，就是天父皇上帝。从此他的民族革命意识里，又笼罩一层宗教思想，把《劝世良言》作为新奇的“天书”，以牵强附会他的幻梦。自信是天父的第二子，耶稣为天兄，奉命诛妖，拯救天下。憧憬于天堂永生之快乐，创出一种“惟从上帝”的新宗教。因自施洗礼，并将家中偶像及塾中孔子牌位除去。逢人宣传，信者不多，不久就为村中父老所反对而失业了。乃不得不和最初结合的同志冯云山——也是一个考试失败而心怀不平者，去到广西另找活动的地方。
道光二十四年，秀全住贵县赐谷村约十月，苦心传道，仅得信徒百余人，颇觉失望，仍回花县。但冯云山早已独往桂平县紫荆山，杂在烧炭工人里面，宣传新教。三年间居然得到三千多信徒，遂组织“拜上帝会”。秀全家居设帐，苦行冥索，也形成了一套革命理论，他说：“上帝划分世上各国，以洋海为界，犹如父亲分家产于儿辈，各人当尊重父亲之遗嘱，各自保管其所得之产业，奈何满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国，而强夺其兄弟之产耶？”他认为天父一家，分居万国，各治其族，各享其乐，彼此应互助互爱，不应互争互夺。以宗教为出发点，欲实施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甚至于社会革命，颇近于理想的大同世界，这道理原来是不错的。可惜他的知识太浅薄，所倡之基督教，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他只知利用基督教的皮毛名辞（虽然他在道光二十七年到广州见美教士罗孝全[Rev. I. J. Roberts]但未受洗礼），骨子里仍是白莲教假托神权号召愚众的一套把戏。他读过一些中国书，脑筋受儒家思想的支配，但他“学书未成”，对中国文化还没有深切的了解，又因屡试不第，迁怒诗书，假耶教不拜偶像之说，扬弃孔孟，这和李自成的丞相牛金星因殿试不中，到处滥杀进士是 一样的心理，他既迷信上帝，教人“信实有福”，“无灾无难”，“撒手时天堂易上”；“叛逆有哭”，“蛇虎伤人”，“尽头处地狱难逃”。说人生是“小天堂”，死后升“大天堂”，孔、佛、道三教都是妖魔。其实他们自弄玄虚，“学有妖术”，杨秀清假借“天父降凡”，萧朝贵假借“天兄降凡”，乱说“鬼话”。这样一知半解，不中不西，迂腐荒谬的宗教思想，无怪乎引起真读中国书的曾国藩，和信仰基督教的洋人反对而失败了。
他第二次到广西和冯云山相会，在道光二十七年。这时拜上帝会的势力，已蔓延广西东南各县。烧炭工头杨秀清、萧朝贵、富豪石达开、韦昌辉、地主曾玉珍、山民胡以晃、矿工秦日纲等，都加入了他们的组织。隐奉秀全为领袖、教主。他们的势力既大，到处捣毁庙宇，地方士绅当然视为“邪教”、“会匪”，冯云山被捕入狱。桂平知县以为是天主教，不愿干涉。仅将其递解回籍。他把押送的差人说服了，一同逃到紫荆山。秀全因运动营救云山赴广东，云山亦追踪至花县，二人密谋策划。道光二十九年，他们重回紫荆山。这时两广的天地会党人，业已到处起事，土匪乘机骚动，官吏置若罔闻，老百姓已感觉极大的不安。再加以饥民挨户抢粮，绅商团练自卫，贫富阶级的对立，土客械斗的纷扰，都显示着大革命爆发的前夕，整个的旧社会已走向崩溃的道路了。洪秀全、冯云山在这种环境之下，岂有不加紧训练组织的？果然机会一到——上帝会信徒被官兵压迫而反抗情绪最热烈的时候，他们就在金田村高举“太平天国”革命的义旗。这是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正值秀全三十八岁的寿辰。
咸丰元年（即太平天国辛开元年）闰八月初一日，太平军攻破永安（蒙山县）。秀全自称天王，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清督师赛尚阿围之。二年春，秀全等突围，进攻桂林，未克，改围湖南。过蓑衣渡，冯云山战死，萧朝贵攻长沙，亦阵亡，他俩一文一武，是洪秀全得力而且最忠实的高级干部，他们的死对于太平军的损失很大。秀全围长沙，清兵追踪云集，坚强抵抗，乃向湘江下流进展。在岳州得到吴三桂留下的军械，并掠夺五千多只帆船，实力补充以后，就直逼武汉。他虽打下 了汉阳、武昌，并未留兵防守，设官立治。他采取钱江的建议，咸丰三年正月，一直向长江下游进攻，沿途攻破九江、安庆、芜湖。二月九日，打破南京，就定都于此，名曰“天京”。他们从金田起事至此，为时不过二年两个月，便以疾风迅雷之势席卷了东南。初起不过一万多人，到南京就有几百万人（《贼情汇纂》统计男丁一百八十万，妇女共三十余万。《太平天国野史》统计伍卒听使共二百七十六万九千八百人，合各官卒使总共三百零八万五千二十一人）。何以能这样的顺利呢？其原因大约有三种。
（一）宗教的诱惑 当时一般的民众，正陷于天灾人祸、水深火热之中，在饥馑死亡线上挣扎，洪秀全以未来的福音，麻醉了他们的惨痛，使他们憧憬于“天堂”永生的快乐，去跟着“打江山”。这和白莲教是一样的，具有煽惑的作用。及其势已成，则裹胁更易。李秀成《供状》说：“天王常在深山内密藏，教世人敬拜上帝，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不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贫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可见其最初的信徒只有一些贫农。而杨秀清所领导的桂平平隘山烧炭工人，秦日纲所领导的贵县北山里的矿工，都是他的基本群众，大多数为被排受苦的客家人。后来在长江一带加入的，仍是农村里的贫民。曾国藩致其弟书说：“江西民风柔弱，见各属并陷，遂靡然以为天倾地坼，不复作反正之想，不待其迫胁以从，而甘心蓄发助战，希图当军帅旅帅以讹索其乡人，掳掠郡县村镇以各肥其私囊。是以每战动盈数万人，我军为之震骇。”胡林翼的奏疏也说：“皖省贼匪因年荒粮尽，裹胁饥民数十万。”所以有人说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是贫农的革命。杨秀清、萧朝贵发布的檄文，都指责“饿莩流离，暴露如莽”，是清人“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的罪恶结果。而自谓“体上天好生之德，痌 在抱，行仁义之师，胞与为怀”；哪一个不愿意“常生有路，得享天福”，而甘愿“受其（满洲）淫污恶毒”，“帮妖变鬼”呢？因此就“蓄发助战”了。
（二）民族的思想 汉人受压迫约二百年，民族思想早已潜滋暗长，一旦遇着春雷惊蛰，焉有不茁茁旺盛的道理？洪秀全虽代表贫 农阶级起来革命，可是他本身不见得是没有饭吃的，而韦昌辉、石达开、胡以晃等却还称富有之家。可见他们的革命，不仅是受生活的压迫，尚有民族意识在内。天地会党人到处响应，多半是这种原因。我们看杨、萧的《奉天讨胡檄》，就知道他们特别注重这一点：
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上帝之子女民人，非胡虏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满洲肆毒，混乱中国，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尚得为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于四海，妖氛惨于五胡，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甚矣哉，中国之无人也！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盗神州，驱我中国悉变妖魔。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予谨按其彰著人间者，约略言之。夫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国有中国之配偶，今满洲妖魔悉收中国之美姬，为奴为妾。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言之恸心，谈之污舌，是尽中国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后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网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胁制之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也。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绝我中国英雄之谋也。满洲之所以愚弄中国，欺侮中国者，无所不用其极，巧矣哉！今幸天道好还，中国有复兴之理；人心思治，胡虏有必灭之征。三七之妖运告终，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恶贯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肃将天威，创建义旗，扫除妖孽，廓清中夏，恭行天罚。言乎远，言乎迩，孰无左袒之心；或为官，或为民，当急扬徽之志。甲胄干戈，载义声而生色；夫妇男女，掳公愤以前驱。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诏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奖天衷。务期肃清胡氛，以享 太平之乐。
他们对于一般民众的宣传，是敷陈基督教义，解决生活；对于士大夫阶级的宣传，是阐发民族大义，报仇雪耻。技术相当的巧妙，自可引起汉人的义愤敌忾，以从事于革命了。
（三）军事的组织 太平天国的军事组织，是摹仿中国的古法（《周礼》及《司马法》），以军为单位，下分五师、五旅、五卒、四两、五伍，共士卒一万人，伍长二千五百人，两司马五百人，卒长一百二十五人，旅帅二十五人，师帅五人。合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人。一切制度都以此为基础。他们曾经过相当的训练，尤其在精神方面。所以纪律比较的严明，战斗比较的勇敢，富有新兴的朝气，不怕牺牲。就是他们的敌人曾国藩也很佩服的。《贼情汇纂》诋毁太平天国“百事妄诞”，而独称赞其“队伍之制，条目井井，虽时有损益，于初制终无改移，盖自矜行之有效，而愈以其法为足恃也”。又说：“蔓延数省，未见穷蹙，所恃无他，盖始定军目，不愆于法，有以启之。”可见他们的军事组织比较当时的官军高明多了。官军分两种，即八旗和绿营：八旗的战斗力早随着满人的养尊处优而丧失了；绿营的腐败，在嘉庆时亦已完全暴露，所以白莲教的平定，还仗着乡勇之力。道光以后，更不用说。士兵无衣无食（很低的饷粮也为官长所剥削），自谋生计，没有纪律，没有训练，扰民有余，打仗则简直谈不到。这怎么能和太平军抵抗呢？
此外太平军的公产制度，禁止财物私有，平等制度，上下都称兄弟，也是使一般穷苦老百姓欣欣向往之一种原因。可是他们没有军略，没有能抓着士大夫阶级，而一切制度，在高级人员方面，又不能以身作则，所以仍不免失败了。
洪秀全到南京以后，派军西征北伐，连樯江上，陈师河朔，声威振于全国，影响达于世界，可谓盛极一时。但是得地不能据守，没有一定的疆域，长江的军事要点，上游则武汉旋得旋失，下游则上海始终未占（咸丰三年小刀会刘丽川占领上海约一年半，秀全不加援助，卒失败）。甚至清军的江南大营，逼围南京，江北大营，雄视扬州， 对江的浦口、江浦，都不能长期保守；而又不全军北进，力争畿辅，林、李孤军无援，卒被歼灭，在军事上可以说是毫无策略。这已经注定了他的命运。咸丰六年又起了很大的内讧，更予以致命之打击。以后尚能支持八年，完全因为后起的两个良将：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他们虽然一方面利用大股的捻匪作为声援，把湘军名将李续宾围歼三河，一方面扫荡江、浙、皖、赣，把江南大营的总统张国梁逼死丹阳，但仍是狂飙式的破坏工作，只有牵制的力量，全无建国的企图，结果陈玉成被捻匪骗执，李秀成自苏州回京，也就一筹莫展了。曾国藩说他们“奔命各处，实有日就衰落之势”，大致是不错的。所以他们在十五年间，为民族革命开一朵灿烂的奇花，但并未结下果实，就被暴风雨摧残了。
他们的内讧，也是当然的，无可避免的，因为洪秀全的智识太差，没有驾驭群雄的本领。他的朋友洪大全，谋士冯云山，勇将萧朝贵皆战死，更使他失去了灵魂。杨秀清是一个机诈自喜的人，权术有余，才德不足，秀全使他独掌大权，其他各王均须受其节制。天王称万岁，东王称九千岁，西王八千岁，南王七千岁，北王六千岁，翼王五千岁。奏事时，东王立在陛下，其余则跪在陛下，并须到东王府请安议事，跪呼千岁。这和初起时结盟同宗的意义，已经不合，而秀清俨然是副领袖，怎能不使其他诸王忿恨呢？况且秀全自到南京以后，深居宫中，大过其皇帝之瘾。务求享乐，不问朝政，一切委之杨秀清，一方则威权下移，一方则恣睢日甚。《贼情汇纂》说：
夫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今踞江宁，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声色货利，往日倚为心腹股肱者，今乃彼此睽隔，猜忌日生。禁令则徒立科条，军务则全凭文告，气脉不通，已成麻痹不仁之象。贼之败亡，可烛照而数计矣。
“繁华迷惑，养尊处优，彼此睽隔，猜忌日生”，果然天王疑心杨秀清要取而代之，阴嗾韦昌辉以计杀秀清，石达开心怀不平，昌辉 又把他的眷属杀了，专横一如东王。秀全眼见去一杨秀清，又来一杨秀清，乃下令杀北王。欲联络翼王，而翼王知大势已去，无可挽回，遂别树一帜，纵横江南，最后入川，亦为骆秉章所擒。天王遭此内讧，疑忌外臣，宠用胞亲，政治混乱，而群众从此解体了。
他崇拜上帝，最初是一种神权的假借，后来简直变成疯狂的迷信，我们从他的宣传品中，随处都可以看见。李秀成《供状》说：“天王自失东王、北王之后，不知谋虑，不问政事，一味只知靠天。上帝教原是起兵时第一着。但是既立江山之后，总有许多军民制度，一切爱民的政治。天王迷信过深，竟谓天父天兄自能佑助，不必将政事办好，可笑安福王等不思开导，反多附和，从此天王实认天是真权真力，其他一事不管。后来人心也乱了，粮食也尽了，还是只讲天话，全靠天心，不挽回大局。直至殉国，只守此心，信道可谓极笃，然国破家亡者，皆此之由也。”李秀成向他报告“围城粮绝，众心解体”。他说：“朕奉天父天兄命下凡作九洲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尔畏死，去留任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助，自有人扶助，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国藩）乎？”天京绝粮，他下令教人食甜露，说是天食。辛酉十一年，诏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但并未实行。如此荒唐可笑，焉得而不失败呢？
其实他只是一个三家村学究，智识是低级的、落伍的，他的思想，大半受秘密社会的影响，他的政制完全是封建的残留。他褒封诸王，奖励功臣，皆是“累代世袭”；规定称谓，制作礼仪，“不得僭分干名”。己则帝制自为，官则羊头滥封，封建意识，非常浓厚，个人主义，尽量发挥，自称为上帝之子，国宗皆特殊阶级。他们禁止私有财产，一切都归入“圣库”，日用按照规定的数目支领，但是高级人员却不受限制，积聚货敛，穷奢极侈。他们很严格的禁止男女混杂，夫妻会合，说是：“创业之初，必有国而后有家，先公而后及私……不惮目前之劳，必享将来之福。”“太平一统，那时天父开恩，论功封赏，富贵显扬，使一般兄弟，室家相庆，夫妇和谐，猗欤休哉！千万年之功业在此，千万年之福禄亦在此。”但是高级人员，征歌选色，广蓄姬妾，秀全在永安，就有三十六个女人，以后更不必 说了。这怎么能使他们的下级干部心服呢？“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依旧是社会官僚的遗毒，可见他们并无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理想，只有作威作福，封妻荫子的幻梦，没有一定的方向，徒多矛盾事实，偶窃偏隅，意骄志满，“那能成大事”？
一般贫农革命的性质，都是信仰异端，想谋本身的福利，这和统治阶级的士大夫立于相反的地位，必定要遭他们的敌视。倘使革命领导者能向士大夫阶级谋妥协，或许可以建立新政权，但贫农本身的利益，自然就要牺牲了。只有藉人口的减少来调剂现状。洪秀全不但信仰异端，并且是中国所未有的异端，不但不向士大夫阶级谋妥协，并且竭力向他们进攻。他本身如果健全的话，未尝不可与旧社会一决雌雄，可惜他本身缺陷甚多，如何能和根深蒂固的旧社会相敌呢？王闿运说过：“洪寇势大，非稍用智略不定。今之曾、李，少胜洪、陈，因收其功，亦非天幸。后之论者，未识几人知此？”这话说得很对，曾国藩是翰林出身，其教育程度，比洪秀全高得多，等于一个大学教授和小学学生，何况他又是几千年旧社会的代表人物呢？他的《讨贼檄文》攻击洪秀全说：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关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观，不思一为之所也？……所过州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污其宫室，残其身首，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此又神鬼所共愤，欲一雪此恨于冥冥之中者也。
曾国藩以礼义名教来激发士大夫，以忠臣庙宇来激发乡农，他领导这两种人反对洪秀全，绝不谈民族问题，只拥护中国文化，大多数中国人当然同情他。清初的天主教，就因不拜祖先一事而遭禁止，何况洪秀全要彻底宗教革命？宗教革命还不要紧，为什么连孔孟都排弃，中国书都不许读？这样倒行逆施，无怪乎他失败了。后来他才明白这种道理，将中国的典训，增入宣传品中，《太平诏书》所加特 多，并托为天父降凡说：“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既蒙真圣主御笔钦定，皆属开卷有益。士果备而习焉，则焕乎有文，斐然成章。”（见《士阶条例·劝戒士子文》）可惜时间太晚，湘军的势力，业经起来。其实他们的思想，多半还是中国的旧思想，只袭取基督教的外貌，反掩蔽了正当的民族主义，这是他们的最大失策。我们看当时人对他们的批评：
著书之人本生长于中国，所习见习闻者，皆中国孔孟之理。乃后入耶稣教，故所言犹是儒理。其实耶稣之道，爱人如己，与儒家不甚相远，惟不敬鬼神一节稍异耳。（见拙著《太平诏书跋》）
据传说左宗棠在长沙曾劝过洪秀全，教他放弃基督教，标帜中国孔孟之教，他没有听从。后来左宗棠也是他的一大劲敌。可是洪秀全对于中国的社会背景认识不清楚，对于天地会的历史背景，也认识不清楚，然而他本人完全受了这两种背景的影响，一切受它们的支配。却口口声声反对它们，岂非自讨苦吃？曾国藩代表中国社会，领导士农阶级，运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四面包围，渐逼渐紧。同治三年，他弟弟曾国荃攻克南京，洪秀全自杀，太平天国就此亡了。
第四节 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
洪秀全失败了，但太平天国的革命精神，对于后来影响却非常之大。第一就民族革命来讲：他们承袭天地会的思想，虽没有把满清打倒，然而政权转移于汉人手中，“反清”的目的，可谓已达到了一半，因为道光以前，中枢部院的长官虽汉满兼用，而实权完全操之满人，地方大吏旗人约占十分之八，清廷对于汉人，防闲很严。尤其是出征的将帅，汉人从无居之者。咸、同以来清室旧臣，牵延失机，功 效毫无，遂不得不重用曾国藩等以平乱，于是把命运寄托在湘、淮军身上，自然丧失了统治的能力，将相要职，就全属汉人了。曾国藩总督两江，节制四省，长江一带，归其掌握，当时湘军一系人物：“苟能军无不将帅者，苟能事无不轩冕者。”（郭嵩焘《与曾沅浦书》语）淮军代兴，其势力亦与相埒。所以同、光间的封疆大吏，多半是所谓“中兴将帅”。中枢自文祥引沈桂芬入掌军机，汉人政权渐渐抬头，其后孙毓汶、徐用仪、李鸿藻、翁同龢等亦颇能握政府实权。从前满人统治的局面，就变为汉人统制的局面了，这不是太平天国的影响么？民族革命在实际上已有相当的成功。南京攻克以后，曾国藩为避嫌远谤计，把湘军解散，使之各归田伍，那些百战余生的将士，哪里还肯耕地？“愤郁惨沮”，“谋生无路”，相率都加入会党。（《官场现形记》说：“所有前头打长毛得过保举的人一齐歇了下来，谋生无路。很有些提镇副参，个个弄到穷极不堪，便拿了饬知奖扎沿门兜卖。这时只要有人出上百十吊钱，便可得个一二品功名，亦要算得不值钱了。”《中国秘密社会史》说：“平定粤匪以后，湘军撤营，穷于衣食之途，从而组织各团体，于是哥老会始盛。除有仍为水陆军将弁者外，余则皆以赌博盗劫为业。”）他们本来是军人，仍旧和军人联为一气的，所以“民族主义更流传到军队”。据说江南提督杨金龙即哥老会首领，左宗棠、曾国荃都有被迫为“大龙头”（哥老会的头目）之事（见国父《民族主义》第三讲及《清稗类钞·会党类》）。可见太平天国虽亡，而民族革命的势力，反因此而大增。后来辛亥革命能利用会党及新军，都由于这种关系。国父十三岁，“闻太平天国某老遗兵讲洪杨故事，即以洪秀全第二自许，革命动机于是萌芽”（见《年谱》）。他的思想渊源，和革命实力，大概是袭洪秀全的余绪。我们看陈少白的讲演录，就可以知道。不过洪秀全只影响到满人的政权，而国父更推翻了它的帝制。“反清”运动，至辛亥才算完成。
第二就政治革命来讲：太平天国的成就似乎不很大，但已经含有民权主义的要求了。他们规定男女一律平等，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奴婢，禁绝娼妓。考试有女科，任职有女官，上下一体以兄弟姊妹称呼，异姓同属国宗，而且乡官由于民选：“令各州县造户册，即于乡 里公举军帅旅帅，议定书册。”这都可以表现民主政治的精神。有人说他是受西洋思想的影响，其实这是受天地会兄弟一家秘密拜盟的影响，以后他信仰基督教，才用“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的教义来敷说罢了。然而洪秀全的帝王思想和阶级观念，却非常浓厚。他自以为天之骄子，国宗是特殊阶级，“内外强健将兵，不得僭分干名”。“凡诸王驾出，侯丞相轿出，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旁者，斩首不留；凡指挥检点各官轿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规矩之令”。又规定上下等级的称呼：如王世子称幼主万岁，王长女称天长金。东世子称东嗣君千岁，女称东金，妻称王娘，西南诸王类此。丞相至军帅皆称大人，子称公子，女称玉，妻称贵嫔、贵姬、贵嫱，均加称贞人。师帅至两司马，皆称善人，子称将子，女称雪，妻称贵娴、贵婕、贵妯、贵娌，均加称夫人。这种仪节礼制，还是封建社会的残余思想，哪能谈得上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潮？他虽提倡男女平权，但他和他的高级干部极尽玩弄女子之能事，不让人家的夫妇团聚，不顾世间的情理和谐，怎样建设新的国家？他的世界知识，政治天才，委实太差，只是偶然的为民主政治留下一点影子而已。
第三就社会革命来讲，太平天国的确有好多的贡献和主张，值得我们赞许。国父说：“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言论，而没有实行。在中国洪秀全时代，便实行过了。洪秀全所行的经济制度，是共产的事实，不是言论。”（《民族主义》第四讲）可见太平天国的经济制度，就是一种共产制度。他们在《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划出这个理想的社会：办法是先分田为九等，然后照人口分田，不论男妇，自十六岁以上受田，十五岁以下减半，好丑田平均配给。人民除耕耘外，还要树桑养蚕，织布缝衣，养鸡养猪，每年的收获，除留足用度外，余则归国库。银钱亦然，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给钱一千，谷一百斤，不得多用。陶冶木石等匠，农隙治事。社会组织完全照军事的编制，以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设一军帅。二十五家“设国库一、礼拜堂一”。由两司马来主持一切军政民政司法之事，平日教育儿童，星期日作牧师，“讲道理”。每家“出一人为兵”，有警则杀敌捕 贼，无事则耕田奉上。鳏寡孤独废疾，则颁国库以养。每一“军营区”内，设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钱谷二、典入二、典出二，俱一正一副，即以师旅帅兼摄。不当其事者亦赞其事，颇有分工合作之意。有材能者，每年由两司马选举依次上闻。三年一黜陟，各官互相保升奏贬，以剔上下相蒙之弊。这是一个“共有共享”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洪秀全在八十年以前，就有社会革命的事实表现出来，为什么能有这样进步的思想呢？我们从社会背景上看：洪秀全代表贫农阶级的，中国社会在嘉庆以后，人口和土地不均平，已成很严重的问题。他们目击身受，知道一般贫农最大的痛苦，是耕者不能有其田。所以他们要迎合群众的心理，来创建一个“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至于他的思想来源，似乎出于基督教，如《天情道理书》所说：
万姓同出一姓，一姓同出一祖，其原未始不同。我们蒙天父生养以来，异体同形，异地同气，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今者深沐天恩，共成一家，兄弟姊妹，皆是同胞，共一云人爷所生，何分尔我？何分异同？有衣同衣，有食同食。
他的《原道醒世训》也发挥此义，而《天朝田亩制度》更说：“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这是他自己的解说，不是很显然的由于基督教义涵有原始的共产制么？但我们就他的制度来看，则完全摹仿《周官》，其标榜以《礼运》“大同”为依归。可见他仍是受儒家学说的影响，而以相传的三代井田，和汉代以后的王田均田制度作背景的。况且他采用天地会秘密结社的许多隐语诗句，而天地会的誓词中，也有“到海内兄弟家下，逢饭吃饭，逢粥吃粥”，以及“科甲银钱”，“患难相扶”诸条。革命党在秘密工作时间，总有通财仗义之谊。足证他的思想来源是很复杂的，大约以中国固有的思想成分居多。他既代表一般贫农阶级来解决社会问题，不专从贫农本身的事实立论，偏向宗教上寻根据，古书中找办 法。似乎他创造的本领有限，所以实行的决心也就很淡了。据《贼情汇纂》说，他们曾出示：“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货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岁给五斗，以为口食。”但“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恐怕没收土地为公有更不容易了。可是社会组织却照他颁布的制度由乡里公举。《汇纂》说：“无耻之徒，不学之辈，妄希荣显，趋之如鹜。谨饬之士，为众共推，委曲维持，不能自脱。而士著生计，丝粟难隐，裹胁逃民，并得稽察，贼之牢笼人士，联络方域，计盖无谲于此者。”足见军事化的乡官选举制是很有效的推行于民间。至于军队方面，则完全执行公有制度，一切“尽缴圣库，不得私藏”。衣食所需，皆向各典官衙取给。如《千字诏》所谓“库满珍珠，仓储菽粟，亿兆供求，臣僚辑睦”。甚至食肉也有限制，天王每日十斤，以次递减至总制半斤，其下无与。而“诸匠营及各典官，使被胁百工技艺，各有所归，各效其职能”，“各储其材，各利其器，凡有所需，无不如意”。内乱以后，圣库的制度，似乎已有名无实，各官均蓄有私财，百工技艺，也不严格的归诸匠营了。这种共产制度虽因政治的不安定，实行仅有短短几年，但为古今哲人所梦想以求者，更给欧洲共产主义以不少的鼓励。我们国父的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一项，也是受了它的影响。太平天国在世界革命史上，自然是有它相当的地位。
太平天国灭亡了，我们不应该以成败论人，用“长毛贼”三字把它的革命精神一笔抹杀。就近代民族革命的立场论，它无疑的是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为民族革命作初步的结果，为国民革命开崭新的道路。倘若它成功了，至少可以缩短民族革命的时间，保存后来为国民革命而牺牲的大量人材，用在建设方面。我们的民族复兴，或者要早实现若干年。它的失败，证明中国旧社会的潜势力是不可侮的，除非革命领袖在道德上学识上都毫无缺陷，才能够“斡旋气运”，“旋转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