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曾国藩之经世学与湘军
曾国藩是满清命运的挽回者，李鸿章是晚清命运的支持者：二人关系清末五十年的大局，以后推翻清室，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也是受他们的影响。他们是科举出身的人物，代表士大夫阶级，打倒了异教的领袖洪秀全。对于民族的革命可说是罪人，但他们在无形中转移了满人的政权，功过亦足相抵。况且以他们的时代和所受的教育，只能使他们那样做。我们不宜责备贤者，究竟他们是中国第一流的人才。曾国藩尤其是近代伟大的人物，他不仅要救满清，而且要救中国，不仅维持我国的旧文化，而且提倡科学的新事业，他的思想见解，超越当时的士大夫阶级——李鸿章是他的得意门生。否则他们不会有那样的成就。但是他们产生在中国旧社会环境，压迫他们不能达到救中国的目的，他们不能负失败的责任，我们应当平心静气的原谅他们。
曾国藩是一个农家子，生于湖南湘乡，比洪秀全大两岁。他祖父“凿石决壤，讲求农事，饮豕养鱼，排难解纷”。他父亲“积苦力学，不获大施，发愤教子，指画耳提”。祖父“气象尊严，凛然难犯”，父亲“屏气踧踖，愉色如初”。可见他禀受的遗传性是有刚有柔的，一切要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他二十八岁成进士（道光十八 年），选入翰林，“方详览前史，求经世之学”。及从唐鉴、倭仁游，“专以义理之学相勖”，“始致力于宋学”。每日必为日课，痛劝责。如壬寅十月初八日记云：
何丹溪来久谈，语多不诚。午正会客一次，语失之佞。酉正客散，是日与人办公送礼，俗冗琐杂可厌，心亦随之纷乱，尤可耻也。灯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复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已矣。谨记于此，使良友均知吾病根所在。与子贞谈久，躬不百一而言之不作，又议人短，顷刻之间过恶丛生，皆自好誉之念发出。
十一月初八日记云：
醒早沾恋，明知大恶而姑蹈之，平旦之气安在，真禽兽矣！要此日课册何用？无日课岂不堕坏更甚乎？尚靦颜与正人君子讲学，非掩著而何？辰正起读旅卦，饭后读巽卦，一无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甚么？丹黄几十叶书，如勉强当差相似，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
他的课程是“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完全用理学慎独的工夫。在修养上他收到很大的效益。但他的学问，并不是纯粹理学。唐鉴告诉他说“经世即在义理内”，他似乎不以为然，他要把经世学从当时人所谓义理、词章、考据三途中另辟一门，他说：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 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予于四者，略涉津涯，天质鲁钝，万不能造其奥突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从事，庶以渐磨之久，而渐有所闻。
他解释经世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后来又标出礼学的名目，就是史学和政治学二者综合起来的。在他的《圣哲画像记》中可以看出他的意思。他推崇马、班的“经世之典”，和杜、马的“经世之大法”，而谓：“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褎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乐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而秦尚书蕙田，遂纂《伍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思精矣。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旨哉？”他的微旨是什么？就是要继顾、秦之后来讲经世的礼学。所以李鸿章说：“公为学研究义理，精通训诂，为文效法韩、欧，而辅益之以汉赋之气体。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尝曰：‘古无所谓经世之学也，学礼而已。’古今圣哲自文、周、孔、孟，下逮国朝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诸儒取三十有二人，图其像而师事之，自文章政事外，大抵皆礼家言。尝谓：‘圣人者自天地万物推极之至一室米盐，无不条而礼之。’”（《曾文正公神道碑》）郭嵩焘也说：“公始为翰林，穷极程朱性道之蕴，博考名物，熟精典礼。以为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世，事无他礼而已矣。”（《曾文正公墓志铭》）可见他们所谓经纬万汇的礼学，就是经世之典的史学和政治学。他不满于汉学的支离破碎，欲以综合的经世学来改造旧的社会文化。所以他说：“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赅，原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复夏弢甫书》）从他的治 学方法和态度中，都可以证明他不是纯粹的理学家，而是一个经世学家。他要“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舍经世的礼学而无由。因为经世的礼学，才是孔子的修齐治平一贯之大道。考据、词章、义理都不免偏于一隅了。中国文化被他们割裂误解，堆砌蹈虚，无裨实际。以致遗毒流传，社会停滞腐化，而犹日事于汉宋顿渐之争。他洞悉症结，标榜经世，在学术上先有一番改造，然后才能有他的伟大事功。
他的事业可分两方面：一是平定太平天国，一是提倡自强运动。其根基都建在他所编练的湘军。湘军原是地方的团练。在咸丰初年，各处乱事蔓延，官兵不但不能打仗，连乡下的土匪都不能对付，只知私斗抢掠。如《湘军志》所说：“兵妒勇益甚，所屯则私斗，战败固不救，反陷之。潮勇横恣罢遣，归乃益盗掠，公奸良民妇衢市，所至焚杀，愚民以为官兵不如寇，则倡伪议，谋通贼，及结盟拜会相梃起矣。”金和《秋蟪吟馆诗钞·兵问》道：
可知汝身在，身在心死久！烟床鸩毒甘，博局枭采负。帐下蓄村童，路上 村妇。村民米与衣，结队恶声取。纵免将军诛，可告汝家否？
当时官军的腐败情形，在金氏诗中，描写尚多，最妙的是有一队赴援东坝的官兵，“九日行自此，将五十里也”。又有两军因强奸而互哄的官兵，“从来攻城时，未见今日武”。清廷也知道官兵不中用，遂奖励人民自办团练，“坚守乡里，以免土匪乘机抢掠”。可是各省的团练有名无实，只有曾国藩在湖南督办的团练，特别出色。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军队素质上，曾国藩不要游卒滑弁，只择“乡民壮健朴实者，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日有一日之效”。这些人原来是民间自卫的武力，有切身利害的关系，没沾染官场的恶习，保持着我国农民固有的勇敢和诚实，所以比较容易训练。这是湘军的第一特点。在编制上，湘军以五百人为一营，营分四哨，哨分八队，有劈山炮、抬 枪、小枪、刀矛诸队，合亲兵六队，共三十八队，每队正勇十名或十二名，什长、伙勇各一名。数营设统领一员。水师每营三百八十八人，快蟹、长龙船各一，舢板船八，有桨、橹、舵、头篙、炮手、舱长等。既有固定的组织，较之绿营将帅“莫知营制”，自然好得多了。这是湘军的第二特点。在训练上，他们“日阅所部军，训练有法”。令“营兵月六日合操”，尤其注重精神教育，他以维护名教伦常作军队的精神基础，营官都是兵的导师，所以能训练成功一个有主义的军队，人人为主义而奋斗。国藩所谓“非秘非奇，忠义是宝，下誓同袍，上盟有昊”，“伟哉多士，夷险一节，万死靡他，心坚屈铁”是也。这是湘军的第三特点。在官佐上，他以“营将积敝不可用，纯用书生为营官。率皆生童，以忠诚相期奖”。所谓“概求吾党质直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而后可以言战也”。书生虽然未经行阵，但他们是孔孟忠实的信徒，国藩忠实的同志，能“争奋搏”，大有“我不知战，但知无走，平生久要，临难不苟”的精神。这是湘军的第四特点。在粮饷上，国藩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规定每月陆勇发饷四两二钱，水勇发饷三两六钱，比绿营的饷额加一倍。他知道绿营待遇太薄，又不按时发放，是不能打仗的。后来因钱多银少，行对放之法，以银钱各半搭发，然而折合一两率多给五百文（市值每两一千五百文，粮台发二千文），暗作津贴，所以每出征必先筹办粮台。这是湘军的第五特点。在人事上，他利用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以加强军队的团结力。所选官佐几乎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乡人（《中兴将帅别传》湖南有八十七人，湘乡居其半）。这些官佐都回本地去招兵，所以兵士都是同族或同里的人。因此他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别浓厚。这是湘军的第六特点。但最重要的，还是曾国藩的领袖人格和他引用人才的方法。他平生所致力的是经世学，经世就是古人所说的“有体有用”“内圣外王”之学。中国古代政教不分，官师合一，所以领袖必须兼备“圣”“王”双层资格，有圣人之“体”，然后才能为王者之“用”。倘有体而不得其用，如孔子，亦可称为“素王”，这是经世学的最高目的。秦汉以后，政教分离，精神领袖和事业领袖，就不必兼备于一 身。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业的具体条件，注重事业者，又往往忽略精神的基础条件，难得两种领袖同时合作，因此社会也就不能平均发展，而经世更被人误解为功利主义了。曾国藩发圣王经世之义蕴，具双层领袖之资格，他的人格修养，道德学问，都有特殊的造诣，乃发之为“汗马勋名，问牛相业”，确属有体有用。当时人称他为“圣相”，他可以当之而无愧。其何以能达到这种境界？因为他确实认识经世学的目的是“明道救世”，要明道救世，必须先有“公诚之心”。国藩即以此二字感召同僚，改革社会，他的精神教育是他终身事业的基础。他觉得政治的改造必须先有精神的改造。而精神改造又必须先有一二人出来倡导，他说：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先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党徒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已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原才》）
他实实在在做到了转移习俗，陶铸人才的事业。他“饱阅京洛风尘”，痛恨当时的官场“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他就“慷慨激烈轩爽”，“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在他办团练时，“纯用重典，以锄强暴，即良民有安生之日，虽得残忍严酷之名，所不敢辞”。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后来夺情再出，一以柔道行之。尝曰：“吾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可知他的刚柔互济之道，是中庸而非乡愿，是经世而非功利。他最初经过许多的困苦艰难，满汉大臣，官僚官兵，都 嫉妒他，排斥他，他总是逃避，但绝不妥协。他两次失败自杀，都被部下救起，但毫不灰心。卒以一二人心之所向，造成了党徒蔚起的人才。他时时牒府县，托朋友，“招致贤俊”，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皆以曾公可与言事。而国藩逢乡里士来谒，辄温语礼下之，有所陈，务毕其说，言可用，则斟酌施行，即不可行，亦不加诘责。有异等者，虽卑幼与之抗礼，故人人争磨濯，求自效，一时中兴人才，皆出其门。他罗致一般人才在幕府中，军事政治，道学名士，无所不有，每日同食论道，加以长期的观察和训练，用当其才，不循所私。如李元度失徽州，则奏劾之；李鸿章才气不羁，则折磨之；左宗棠性刚行峻，则誉扬之。他保荐左宗棠率楚勇，援浙江，李鸿章练淮军，援江苏；卒成大功。然而左、李在幕府中不过举人进士的资格，能一跃而任疆圻。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一些理学家皆由苦战得功名，用人之道不同，但一以“公诚之心”处之。左宗棠常常骂他，后来甚至于绝交。但他说“左公谋划精密，远出国藩与胡宫保之上”，荐其“取势甚远，审机甚微”，“才可独当一面”。左宗棠西征，他二人虽不通音问，但“为筹的饷，不遗余力，又选部下之健者以助之”。这是何等的风度！他荐在籍道员沈葆桢任江西巡抚，李、左任江浙，李续宜调安徽（原授彭玉麟，彭力辞），清廷命他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节制四省。照事理上看这是当然的，但他一再奏辞说：“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机括甚微，关系甚大。”其实左是他的朋友，既荐其“才可独当一面”，而又节制之，非特不易相处，且亦无此力量。事业专注才能成功，骛多不敬，最易偾事，我们应引以为鉴。清廷说他“悃忱真挚，有古大臣之风”，实在他的用心处人，为学治事，都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也可以说是理想人物。以他的人格学识和驾驭人才的方法来和洪秀全比，不知要高出若干倍，洪秀全怎么能不失败呢？
第二节 曾国藩与自强运动
曾国藩维持了满清，维护了旧文化，但满清和旧文化都不能救中国，所以他进一步提倡自强运动，要购买试造西洋的轮船枪炮，以“夷器制夷”。他说：
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
于是“购买外洋器物，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就成为当时维新的一种趋向，叫做“洋务”。这是甲午以前所通用的名词，凡奏折公文、论说条陈均用之。其意大约指关于洋人的事务而言。所谓洋人的事务者，如制枪炮、设船厂、遣留学、立学校，无一不是为办海防而设，即所谓以“夷器制夷”是也。不过以前只有海防的理论，这时始有洋务的事实，此种觉悟，完全是由西洋的压迫而来。英法联军之役，曾国藩虽未身当其冲，但西洋人的势力，已深入长江，而国藩方负督师之责，在长江一带作战，他岂有不受影响的。据薛福成说胡林翼在安庆有这样一段故事：
楚军围安庆，胡文忠亲往视师，策马登龙山，瞻眄形势，喜曰：“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难平也。”既复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飙风。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笃，不数月薨于军中。盖太平必灭，文忠业已成算，及见洋人之势方炽，而膏肓之症，著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得矣。阎敬铭尚书向在文忠幕府，每与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林翼是湘军中的“萧何”，他巡抚湖北，治军筹饷，为国藩后援，与官文（湖广总督）交欢，推美让功，披肝沥胆，延揽人才，调和诸将，在中兴名臣实居首功。他的资格比国藩入翰林还早二年，然而谨事国藩，护持国藩，以属礼自居。国藩尝说：“林翼坚持之力，调和诸将之功，综核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进德之猛。”他对于国事的忧虑，不在乎太平军，而在乎“洋人之势方炽”，因为外国人用轮船私运军火粮食卖给太平军，往来长江，深入无阻，给他的印象最深。林翼如此，国藩更不用说了。国藩自始就注重水师，以为在长江一带作战，水上的优势很能决定陆上的优势。在衡州、湘潭造船，仿闽越船制，“以意为之，屡改乃成”。及克安庆，正值北京议和的时候，“阴阴有争雄海上之志”。设内军机所，试造一小轮船，而“行驰迟顿，不甚得法”。同治二年，遂派第一个留学美国回来的容闳（广东人，字纯甫，著有《西学东渐记》）出洋购买机器，足见他对于西洋机械的注重。然而发自强运动的端绪者，则系当时所谓识时务之大臣，如奕 、文祥等。他们从英法联军的经验，得了许多教训，确切认识西洋的军器和练兵的方法，远在我们之上。当时有名的大将如僧格林沁、胜保在京津和外人交锋，都致惨败，便是最明显的例子。西洋人愿意卖军器给我们，而且愿意把制造军器及训练军队的方法教给我们，可见西洋人不是以前所想像的“狼子野心，不守信义”。英法按约撤兵，交还首都及广州，足证外人也守信义。我们自应谨守条约，徐图自强。自强之道，据他们说：
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现在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上海等处应如何设法雇用洋人，制造教导，请饬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其天津通商之处，如或可以设法照办，亦拟筹款办理。
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造为先。自洋人构衅以来，至今数十年矣，迨咸丰年 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岂尽武臣之不善治兵哉？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耳。外洋如英法诸国，说者皆知其惟恃此船坚炮利，以横行海外，而船之何以坚，与炮之何以利，则置焉弗讲，即有留心此事者，因洋人秘有技巧，不肯轻以授人，遂无从窥其门径。……现在江浙尚在用兵，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沾痕迹，此诚不可失之机会也。若于贼平之后，始筹学制，则洋匠虽贪重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此又势所必至者，是宜趁南省军威大振，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即兵法所云，“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者此也。
这时内外一致，讲求自强，就成了一种运动，而曾国藩实负筹维之责。因为他是两江总督，上海是他管辖的通商口岸，最便和外国人接洽。他保举李鸿章到上海编练淮军，鸿章与外人往来最多，部下还有英国军官戈登（Gordon）统带的常胜军。所以他认识西洋文化亦比较深切。他曾数次致书国藩说：
薛公（焕）每以洋酋宜疏不宜亲相规，而鸿章之营则无日不有洋人过从，实苦烦扰，然因此气脉通贯，遂无敢播弄胁持之道。……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人所能及。……洋酋佥云，该两国君主，禁炸弹入中国。英酋前与鸿章办常胜军事，云不令伊国派员会带，即将外洋火器取回，恐此军亦归无用。盖常胜军粗立战功，仅赖几件炮火，其勇并非精强也。鸿章惟深以中国兵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驻上海久，而不能恣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
鸿章现雇洋人数名，分给各营教习。又募外国匠人，由香港购办造炮器具。又托英法提督各代购大炮数尊，自本国寄来，大约今年（同治二年）底可渐集事。每思外国兵丁口粮贵而人数 少，至多以一万人为率，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致用，遂与英法相争雄长。中士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仍祈师门一倡率之！
李鸿章请曾国藩倡率“自强运动”，他们就在同治四年创设江南制造总局于上海虹口，容闳所购的机器，亦归并此局。这是中国维新事业的第一幕。虽然以前奕 、文祥曾奏请在天津训练新军，托总税务司赫德购买炮舰，设立同文馆于北京，鸿章亦设广方言馆于上海，但只是前奏工作，自制造局成立，始正式输入西洋的工艺之学，并翻译外国书籍。次年，左宗棠复奏设福建造船厂于马尾。并附设船政学堂，延英法人为教习，这和制造局是自强运动的两大事业，其端皆发于曾国藩而左、李成之。外国人为甚么这样乐意帮助中国？实际上还不是为他们自己作买卖。戈登是清廷的命官，他一面带常胜军打仗，一面又替英国人卖枪炮，和太平军勾结，“明攻暗助”，真正好笑（参看拙著《李鸿章苏州杀降文告考释》）。李鸿章也明知道英法人不肯把最精的枪炮卖给中国，教给中国，但就是普通的枪炮中国也没有，所以他要“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从实际中求“秘巧”。他以后代替曾国藩支持晚清的政局，最大原因，就是他的淮军用新式军器，他和外国人相处最久，能办外交。换言之，就是他长于洋务。他剿平流寇式的捻匪，办结了天津的教案。这两件事都是曾国藩试做而未成功的。尤其是后者，国藩备受当时人的责难。因为天津谣传外国人利用教民，迷拐人口，“挖眼剖心，采生配药”。民众愤恨，将天主堂焚毁，把法国领事打死，大局几乎决裂。曾国藩为顾全大局，请治祸首，一般人说他“偏护洋人”，至呼为“卖国贼”。他自己更引咎说：“内惭神明，外愧清议。”清廷亦责其拘泥，令鸿章往办，抵津未久，即报结案。当时人都觉得鸿章的本领大，其实是普法战争刚起来，法人无暇顾及此小事，李鸿章碰到了好机会，因此声 价顿增。国藩年齿就衰，不二年就病故于江南任所了。谥曰“文正”。他一生的事业，都从经世学出来的：一方面要革新，那就是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一方面又要守旧，那就是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革新守旧，同时进行，所谓“有体有用”之学。这是曾国藩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若徒然恢复旧礼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还不能打破民族的大难关。因为我们绝不能“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来抵抗帝国主义的机械侵略。同时徒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也不能救国家救民族。因为“用兵在人不在器”，“精神重于物质”；何况腐化的旧官僚根本就不能举办事业呢？双方兼顾的中庸之道，经世之学，至今还值得我们服膺。曾文正这种伟大的眼光，其实还是中国文化的正宗，只有国父才发扬为具体的三民主义。李鸿章虽接承他的事业，但应付环境，捉襟见肘，不免貌合神离了。
第三节 湘淮军代兴之关系
李鸿章继续曾国藩的事业，淮军代替湘军而兴起，在近代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对中国的全局，颇有关系。淮军和外人接触最早，改用新式武器，比“暮气已深”的湘军战斗力强，这一点是淮军的特长；但湘军如不解散，依旧可以仿效的。李鸿章“师事国藩近三十年”，平生治军持事，荣悴显晦，不易常度，都得力于国藩的陶冶。而智术机警，识时善变，勇于任事，不畏艰险，血气比较高强。不像曾国藩兢兢业业，守知足知止之戒，怀急流勇退之心，常带有消极的性质。他尝说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受国大任，死而后已（见《清史稿》）。左宗棠时常骂国藩伪道学，这是国藩所最痛心的。我们看国藩一生公诚任事，毫无虚伪的表现，其所以受宗棠的批评，就因为他的修养较深，谨慎太过，勇气似乎稍差了。他垂死之日，还要说：“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这是国藩“学为圣 贤”的谦冲之德，在国藩是很自然的，但一般人看起来，以他的学问事业，还能说“老大徒伤”么？左宗棠幼年题家塾联语：“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晚年以诸葛亮自比，并说：“今亮或胜于古亮。”他自己解释道：“作语自夸，不免惭赧，然志趣固不妨高也。安得以德薄能鲜，谓子弟不可学老夫少年之狂哉？”这和曾国藩的性情态度，迥然不同，所以后来二人交恶，然亦“内相倾服”，绝未以私害公。曾谓左“西陲之任，天下第一”，“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左挽曾“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我愧不如元辅；攻金以砺，错玉以石，相期无负平生”。李鸿章的“志大才高”，有类于左；“劲气内敛”，受教于曾。但他的道德学问不如国藩，又好用权术，颇具私心，因生出许多的流弊。
湘军是代替绿营而兴的，绿营虽极端腐败，不能打仗，但它也有一种好处：“官皆选补，兵皆土著”，遣将调发，权操兵部，是国家的统一的军队。湘军原系私人招募的军队，“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湘军志》）。所以指挥训练，都很灵活，“能用人之死力”。但兵士只知道直接的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军队就变成私人的势力了。湘军原来有三派：一是江忠源的楚军。忠源初募乡勇五百人，率赴广西，独能搏战。后扼截蓑衣渡，助守长沙，转战江西、安徽，均有殊勋，授安徽巡抚，殉难庐州，其弟忠济、忠信、忠义等统之，楚军遂弱。然“一门忠烈”，为湘军开风气之先。二是罗泽南（罗山）的湘军。泽南以诸生讲学，宗法程、朱，倡率生徒，办理团练，转战湖南、湖北、江西，克城二十，大小二百余战，佐曾国藩、胡林翼立功。湘军将领，大半是他的弟子。而李续宾、李续宜、王錱、蒋益沣、刘腾鸿等尤为杰出。及泽南战死武昌，续宾战死三河，安庆既克，军始不振，然始终是湘军的中坚。三是王錱的楚军，錱与文正同县，泽南弟子，其营制不用国藩成法，自成一队，左宗棠常左右之。錱死，王开化、张运兰分统其众，所谓“老湘营”是也。宗棠援浙，即用其力。自募五千人，亦参用錱遗制，号楚军。后刘松山接统，从文正剿捻，又随宗棠西征，开至三十余 营，立功边陲，为湘军之后劲。这三派都和曾国藩有统属的关系，但不尽惟国藩之马首是瞻。他们之间，只以道义相维系，可去可留，虽有独树一帜的志愿，而无割据自雄的企图。即如国藩的弟弟国荃所带的湘军，有时也不尽听国藩号令。但金陵攻克后，国藩要解散就解散了。到了李鸿章的淮军就大不相同了。曾国藩尝向李鸿章说：
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者，批令概由敝处核夺，则号令一切驱使较灵。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募，或休息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如有不妥，请阁下密函见告。自问衰年气弱，但恐失之过宽，断无失之过严，常存为父为师之心肠，或责之，或激之，无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好人耳。昔麻衣道者论《易》云：“学者富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根下盘旋。”前此湘军如罗罗山、王朴山、李希庵、杨厚庵辈，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骆等脚下盘旋。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
淮军本是湘军的支派，用湘军的营制，国藩并派湘军郭松林等三营改归编制，以资观摩。何以后来国藩尚不能指挥如意，而不得不请鸿章兄弟出来帮忙？他说：“区区微忱，非强贤昆仲以所难，实见捻匪非淮勇不能灭，淮勇非君家不能督率。”可见李鸿章开始就把淮军造成他私人的势力。与湘军“自立门户”，国藩“扩然大公”的精神，迥然不同。所以湘军虽是私有军队的起源，而淮军才构成私有军队的形态。后来袁世凯以淮军子弟，传其衣钵，就变为清末民初时代的北洋军阀。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贻祸不浅。
但这事于湘淮军的将领之出身很有关系。湘军将领，几全系儒生。虽有少数出身行武的大将，如塔齐布、多隆阿、鲍超、刘松山等，但在曾、胡、左的驾驭之中，不能“自立门户”。能“自立门 户”的罗、王、李、杨，大半都是理学家，只杨岳斌（载福）一人是行伍，而专领水师，与彭玉麟共事。彭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节行均高，岳斌受他们的熏染，早非武人气概了。他们带勇都守国藩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待弁勇如待子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所以湘军是含有儒教色彩的军队，他们以维护名教为主义，卫乡卫国，必忠必信。将领都没有功名富贵的念头，曾国藩把高爵厚赏“都看作粃糠尘垢”，固不用说；彭玉麟始终不肯做官，辞安徽巡抚、兵部侍郎、漕运总督、两江总督乃至兵部尚书。有人劾他“抗旨鸣高，开功臣骄蹇之渐”。他说：
臣素无室家之乐，安逸之志，治军十余年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受伤积劳，未尝请一日之假，终年风涛矢石之中，未尝移居岸上，求一日之安。诚以亲服未终，出从戎旅，既难免不孝之罪，岂复为身家之图？臣尝闻士大夫出处进退，关系风俗之盛衰，臣之从戎，志灭贼也，贼已灭而不归，近于贪位；长江既设提镇，责有攸司，臣犹在军，近于恋权；改易初心，贪恋权位，则前此辞官，疑于作伪；三年之制，贤愚所同，军事已终，仍不补行终制，涉于忘亲：四者有一焉，皆足伤风败俗。夫天下之乱，不徒在盗贼之未平，而在士大夫之进无礼，退无义。伏维皇上中兴大业，正宜扶树名教，整肃纲纪，以振起人心。臣岂敢稍犯不韪，以伤朝廷之雅化？
彭玉麟真不愧为湘军表率的人物，国藩忠实的同志。罗、李、王虽以节烈早死，而励志清苦与玉麟同，都只有事业心而无功名心。淮军的将领，只有一个藩鼎新是举人。其余程学启是降将，刘铭传是盐枭，周盛波、周盛传、张树珊是团练，吴长庆是守备，开始就以“鼎”“铭”“庆”“树”“盛”“开”“程”“松”诸字名军，私人的色彩，非常浓厚。李鸿章以翰苑荐至大帅，这些人都是投效而来，所以容易节制。湘军将领各自招募成营，国藩仅以在籍侍郎凭道义相号召，常居客寄地位，颇似一种道义上之领袖，而非军制上之统 帅，故湘军各有“自辟乾坤之志”，而淮军只有在鸿章“脚根下盘旋”了。哪里是鸿章“善于制驭，出蓝胜蓝”的原故呢？况且淮军将领，都出身微贱，根本谈不上学术，岂能有罗、李、王、彭的气概？以他们来代替湘军支撑大局，无怪乎袁世凯以一文武都不成材的人而可传淮军之绪。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的不幸。
我们再看湘、淮军饷制，更大有不同。湘军初赖湖南接济，及胡林翼巡抚湖北，理财筹饷，不遗余力，大致全靠着厘金。厘金者，自咸丰二年，雷以诚治军扬州，用钱江议试行于仙女镇，值百抽一，行商曰活厘，坐贾曰板厘，即通过税与贸易税。那时清廷正苦钱粮减少，库藏竭蹶，捐输缓不济急，军兴数载，兵饷无着。咸丰四年，始逐渐推行于各省，湘军全靠这笔收入来维持。因为清廷指定“悉数解充兵饷，不准地方擅自挪移”，所以军权财权合一，而带兵将帅，又往往因事实方便，兼理民政，打破了军民财三权分立的局面，为后来地方政权扩大之张本。按照清朝的制度，总督治军，巡抚理民，布政使管财，三方互相牵制，谁也没有拥兵自重与朝廷对抗的资格。不料太平天国的内乱以后，湘、淮军开私有军队的先例，而厘金又生出“与虎添翼”的结果，以致清末疆吏，在乱时可以独立自保，这才造成军阀割据的形势。不过一件事在开始时“机括甚微”，曾国藩已颇有“外重内轻”之虑。胡林翼公忠体国，志在平乱，他收入的厘金，用库平而发湘平，每百两有三两六钱赢余，积少成多，另储备拨。所以兑放之法，每两多给钱五百文，藉以津贴，不虞匮乏。又除月计食用外，余则分哨记注，存于公所。或因事裁革，或有故假归，核其所存，酌付川资，别由粮台给一印票，至后路给清。这有三种利益，一、营哨官不能私侵暗蚀；二、兵勇不能任意开销，出营流落；三、回籍余资，尚可营生。原来湘军初出征时，只有陆军十三营，水师十营，不过一万多人，加以员弁丁夫共一万七千人。国藩最初的计划很周密，精神纪律均好，后来扩充到几十万人（曾国荃初统吉军，即有二万八千人），自然人数多，分子就复杂，军纪也退化了。国藩自承“暮气已深”，又恐遭时谤，遂毅然遣散很多。大概林翼死后，湘军的饷制 也不像从前那样充裕和严密了。所以失业流落的人，都加入会党。淮军勇无宿储，官多挥霍，岁支九关（次数之谓），余目为欠饷。裁撤时，酌发三五关不等，或历年过久，通计成数报效，为本籍增文武学额，士卒却也能相安。因为他们饷项匮乏，每接仗克城，“人人有获”，“金钏银宝，堆案数尺”，所以遇发饷，多寡不较。各军克城，封存太平军的囤米，据为私有。而李鸿章反出示收买，成为例案。所以淮军将领往往以此致富。这样的纪律，这样的贪私，要和彭玉麟捐养廉给军饷，散公费佐义举的作风一比较，简直判若天渊了。其实李鸿章本人就不廉洁，所以淮军的风气很坏。况且他又有些贪恋权位，不能进退淡如，而曾国藩的精神教育，可谓扫地无余。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门下者，皆比较正派，出自李文忠门下者，则比较不醇。可见社会风俗的盛衰，真正系于“居高明之地”的士大夫“一二人之心之所向”了。
此外还有知人善任一事：曾国藩不循私情，不计恩怨，颇能拔擢真才，不愧一时领袖。李鸿章却不然，我们看他谏阻国藩奏劾李元度之事（元度与国藩曾同患难，李即以是为言，而曾未听，因此就离开国藩的幕府有一年），就知道二人的作风不同。后来李居当路，凡四十年，自视太高，与其故裨将，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津要，委以巨任，不问其才之可用与否。又好以利禄驱众，亮节之士，多不乐为用（见《清史稿》）。所以没有培植什么人才出来。这是他缓急莫持、贻误事机的最大原因。而且他的同乡观念很重，光绪元年，他到北京人觐，候乡试恩科发榜，安徽竟无一人，他就怏怏口出怨言。曾国藩虽亦利用乡土观念，但只是为打仗团结，绝非植党声援，他命李鸿章留淮军以平捻，把自己的湘军撤了，又重用塔齐布（满人）、多隆阿（蒙古人）、鲍超（四川人）、李孟群（河南人）、褚汝航（广东人）及保荐沈葆桢（福建人）等，都可以见出他的襟怀。李鸿章重视部属乡里，才造成袁世凯、段祺瑞的北洋系，为中国军队添封建割据之观念，为中国社会长贪污循私之风习。倘以湘军人物当他的地位，必不至于如此。这一种关系国运的转变，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第四节 李鸿章及自强运动
李鸿章虽然替中国遗留下骄横自私的军阀，造成了很坏的风气，但他支持晚清的政局，身任外交的要冲，其眼光毅力，都值得我们佩服。他的世界知识，国事见解，比较一般人高，他是推行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他练淮军，要用洋枪，办交涉，要顾现实。同治初年，他“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请曾国藩倡率自强运动，开办上海制造局，立广方言馆。同、光间的维新事业，几乎全由他创设的。兹先择要列表于下：
同治元年 李鸿章设西洋炮局三所，同时北京总衙门设立同文馆。
同治二年 李鸿章立广方言馆于上海，同时广东亦设立。
同治四年 曾、李设江南制造局于上海，附设译书局。
同治五年 左宗棠设造船厂于福州，附设船政学堂。
同治九年 李鸿章就崇厚原设天津机器制造局扩充整顿。
同治十一年 曾、李选派学生赴美留学，每年三十人，以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经副一切，此议原由容闳发动。
同 年 李鸿章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 李鸿章筹办铁甲兵船。
沈葆桢派福建造船厂学生随监督法人日意格赴法留学。
光绪二年 李鸿章派军官卞长胜等七人随教习李励协赴德学陆军。
同 年 沈葆桢、李鸿章选派闽厂前后学堂学生，及艺徒三十名赴英法学习海军与制造。
光绪三年 李鸿章设开平矿务局。
光绪四年 左宗棠设甘肃绒呢总局。
光绪六年 李鸿章设水师学堂于天津，设电报局，请修铁路。
光绪七年 李鸿章奏派船政前学堂学生八名后学堂学生二名，出洋留学。
光绪八年 李鸿章筑旅顺军港，议设上海机器布厂。
光绪十年 李鸿章续选前堂学生十三名，艺徒四名，分赴英法德学习制造，后堂学生九名，专赴英国学习驾驶。
光绪十一年 李鸿章设天津武备学堂。
光绪十三年 李鸿章开办黑龙江漠河金矿。
光绪十四年 李鸿章设立北洋海军。
光绪十六年 张之洞创设大冶矿厂与汉阳兵工厂。
光绪十七年 李鸿章设伦章造纸厂于上海。
光绪十八年 李鸿章成立上海织布局，次年设机器纺织总房。
光绪十九年 张之洞设湖北织布、纺纱、制麻、缫丝四局，及针钉厂、毡呢厂。
光绪二十年 湖北设聚昌盛昌火柴公司，多属官股。
这些新工业的建设，大半偏于军事方面，因为他们的动机在海防，海防需要新式的设备，那就是国防近代化的意思。然国防近代化的条件很多，第一需要近代化的军器，所以有机器制造局及兵工厂的设立。第二必须有技术人才去使用制造，所以有学堂的设立，及派遣学生、军官出洋留学。第三近代化的军队必须有近代化的交通，所以要设船厂及电报局，并建筑铁路。第四新式国防比旧式的费用增多，以中古式的生产来担负近代的国防是不可能的，所以要经营运输事业，创立织布、纺纱、制呢、造纸诸厂来挽回利权，开煤矿、金矿来增加收入。他们一步一步的向前进，事先并无整个的计划，只知道机器是新工业的原动力。如御史曹秉哲说：“方今之务，以海防为最要。泰西各国，凡织布匹，制军械，造战舰，皆用机器，故日增富强。”以为中国利用机器就行了。殊不知西洋的机器是有它的文化基础的。李鸿章于此，似乎比一般人的认识更深切。他在同治三年写给奕 、文祥的信中说：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土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配造 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造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喝，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则或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李鸿章认定中国要自强，非学西洋的科学机械不可，要事西洋的科学机械，非变更科举取士之法不可。他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以科学制造悬为富贵功名之鹄的。“上求鱼，臣干谷，苟荣利之所在，岂有不竭力研求，穷日夜之力以期至于精通而后止乎？”他已经看出日本维新的历史意义（这时明治尚未即位，日人已趋向维新了），人家能“发愤为雄”，我们必“皇然变计”，否则，区区小国，亦将“分西人之利薮”，共同来侵略中国。他实在是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对时代认识最清楚。他并且再三的说这是“中国二千年未有之一大变局”。我们适应这变局，必须赶快的变法，才能自立于世界之上。左宗棠也和他有同样的见解，在奏设福建造船厂时说：
东洋日本，遣人赴英法学其文学，究其象数，以为仿制轮船 张本，不数年后，亦必有成……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均是人也，聪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
左宗棠比喻“人操舟而我结筏，人跨骏而我骑驴”，一针见血，我们必然要落伍了。他们都是自强运动的领袖人物，大声疾呼，要赶上西洋的科学。可惜他们还不甚彻底，所以自强运动虽比海防运动进一步，但始终未能达到救国家救民族的目的。
为什么他们不能彻底呢？因为他们都出身中国的旧社会，对外国的知识有限，不能完全了解西洋文化，虽然他们知道尊重科学，但他们还不知道科学的理论和历史背景，虽然他们也知道中西文化所习不同，不能“舍精遗粗”，但他们没有科学机械的常识，更不晓得文化、政治、经济一切都要配合起来，全盘计划，才能生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中用的。日本维新所派遣西洋的留学生，不仅学科学机械，而尤重政治、法律、教育各种制度，因此它的改革是普遍的，是全体一致的。这一点郭嵩焘于光绪初年出使英国，业已看出来，写信给李鸿章特别请他注意。在中国有些学者如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也曾说过改革当先从内政始。但李鸿章不敢说这种话。即如他要变更取士之法，后来也不再主张了。这是他的时代环境使然，我们应该原谅他。我们若仔细研究一下领袖人物的态度和社会情形就可以知道。即如曾国藩在太平天国以后态度反趋于消极了，似乎他觉得满清已不可救药，中国复兴的希望很难在当时实现。传说彭玉麟曾以“东南半壁无主”来试探他，在根深蒂固的旧礼教，君臣之分已定的旧社会环境下，他敢作革命的事业么？即令他敢作，也未必能成功。我们看他处理天津教案，受社会诋毁，就是很好的例子。 左宗棠才气纵横，轻视朝廷，但“咫尺天威”也就不敢大言了。戈登曾劝李鸿章“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鸿章对于旧社会的改革，稍稍致力，尚不免遭谤挨骂，忧谗畏讥，他能做一个造时势的英雄么？梁任公对他的批评极好：
史家之论霍光，愤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际，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民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世界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李鸿章晚年之着着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
李鸿章没有能识世界进化的原理，也没有能体会曾国藩的经世之礼学，“不学无术”是当然的。但我们要原谅他为“数千年的思想习俗所困”，而不能“尽行其志”。他所处的环境，实在太顽固闭塞了。譬如铁路，同治二年英人即请修上海至苏州一段，李氏不许。同治十三年，英人创修淞沪铁路，反于光绪二年，买回掘毁。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相信修铁路就破坏了风水。所以光绪六年李鸿章与刘铭传奏请建筑，到了光绪二十年，还只筑成天津至昌黎之津渝铁道。又譬如科学，同治五年，奕 、文祥奏请在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班，招收正途出身人员作学生，他们以为：
中国所当学者，不止轮船枪炮一事，即以轮船枪炮而论，雇买以应其用，计虽便而法终在人，讲求以彻其原，法既明而用将 在我。盖一则权宜之策，一则久远之谋。……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日本蕞尔小国，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
他们的理由虽极正当，而北京的官吏，反对者十居八九。大学士倭仁是守旧派的代表，就说：
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奕 、文祥等很愤慨的奏驳他说：“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祷昧，悉心商办。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但当时的士大夫都相信倭仁的话，而以下乔迁谷为耻，无一人肯入馆者。清廷故意派倭仁在总理衙门行走，并兼管同文馆事。倭仁中途故坠马，以足疾请退。其顽固如此。他是当时有名的理学家，与曾国藩交谊甚笃，国藩颇受他的影响，但他二人的见识不同，这也是理学和经世学的不同处。士大夫这样，一般社会更不用说了。郭嵩焘是当时最开明的一个学者，他佐军幕、办外交、使英法、倡新政，都有超时代的见解，比奕 、文祥、李鸿章诸人更彻底，更认识得清楚。他以为独自尊大是南宋衰弱时理学家提倡出来的，西洋可学的东西，不只机械，还有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他主张扩充留学生所习的项目，但士大夫骂他是汉奸，“湖南人至耻与为伍”（见王闿运日记）。曾国藩的儿子纪泽，在外国很久，才能眼光，都和嵩焘相等，而国际声誉尤高，他曾运用外交，把伊犁收回来，是有名的外交家。 他回国立志要推行维新事业，使全民族近代化，但也和嵩焘一样的遭遇时人反对，没有机会做事。一则隐居从事著作，一则不久愤懑而死。像这样的人才，奕 、李鸿章等都未推荐大用，这不能不说是他们的责任。自强运动之所以未奏大效，质言之，就因为他们的学识不够。他们只能做一方面的事，而不能盱衡全局，有体有用。然而他们毕竟是中国维新事业的创行者，虽未达到自强之目的，却不得谓之失败。在历史上，不要说李鸿章，即奕 、文祥之主持朝局，公忠体国，引用汉人，倡导洋务，都是有相当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