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同光年间之政治
清廷经过太平天国以后，号称同治中兴。其时内有奕 、文祥等主持朝政，外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镇抚岩疆，似乎景象一新，颇足有为。自强运动，维新建设，他们大胆的向前推进，使国防逐渐近代化，想在国际生活中找新出路，原来是不错的。可惜他们只知道学西洋的科学，而不知道“远人政教之有绪，富强之有本”（曾纪泽语）。还以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立国精神都是好的。其实他们的事业，就受了这旧制度和旧精神的阻碍。我们试分析一下当时的朝政，就可以明白了。咸丰帝在位十一年，内乱外患，纷至沓来，大局糜烂，不可收拾，他“以醇酒妇人自戕”，死于热河。遗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同治帝是一个不满五岁的小孩子，他生母慈禧太后二十七岁，嫡母慈安太后二十五岁，载垣等自不重视他们。可是慈禧很有权术，居然联络在京的恭亲王奕 、醇亲王奕 ，于回京后把载垣等三人拿办处死，于是太后“垂帘听政”。主权操在两个妇人手中，而慈安又老实不管事，一切由慈禧裁决。清末五十年的政治，实际上完全由西太后统制的。《颐和园》长词所谓：“提挈嗣皇绥旧服，万几从此出官闱，东朝渊塞曾无匹，西官才略称殊绝。六王辅政最称贤，诸将专征捷奏 先，迅扫欃枪回日月，八荒重睹中兴年”，及“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皆纪实也。照说奕 是咸丰的亲弟，又负拥戴之功，人望所归，宜可大有作为。无如有母后临朝，就必有宦官弄柄，安得海浸浸用事，导后娱乐，“演戏一日，费至千金”。御史以是为言，慈禧反说：“本朝垂戒至严，不许其乘间进言，太监乱政之事，已成历史陈迹。”然而同治四年罢去奕 的议政王号，固以慈禧把持专断的私欲，也是安得海从中谗间的。后来安得海出京招摇，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执而杀之”。奕 既与西后有隙，颇与东后相结，暗中赞成其事，大失慈禧的欢心，幸而慈禧的历练还不深，不能不依重他。文祥是他很好的助手，办事认真，十分廉洁，极尽孝道，又引用沈桂芬、李鸿藻等入军机。但同治八年以后，文祥即多病请假。奕 原缺乏魄力，所以不能大行其志。同治帝十二年始亲政。次年，因微行出痘而死，只十九岁，没有继嗣。慈禧利于幼主可以揽权，选定醇亲王奕 之子（载湉其母为慈禧妹），才四岁的小孩子做皇帝，年号光绪。她所以不为同治立后，因为她不愿做尊而不亲的太皇太后，自己要垂帘听政。光绪二年文祥病卒，七年桂芬去世，慈安太后亦崩（野史说是慈禧逼死的）。慈禧的威权扩大，奕 的势力日孤，十年，军机五大臣（奕 、宝鋆、景廉、李鸿藻、翁同龢），同时罢出。代之者为礼亲王世铎及孙毓汶、张之万等，都毫无作为，而毓汶尤仰满人鼻息。自此满人政权又渐抬头，慈禧更宠用宦官李莲英等，贪污昏庸，卒酿乱阶。总而言之，慈禧是一个骄矜的贵妇，她没有政治家的眼光，思想又极顽固，在英法联军入京时，她怂恿咸丰帝下诏杀巴夏礼，以示不屈，诏至时而巴已释，她深以议和为耻，这与奕 委屈求全，徐图自强的意见，根本不合，怎能希望她实行新政呢？
然而西太后也不是一个平常的妇人，她有坚毅的能力，灵活的手腕，知识不够，是受了时代教育的限制，我们不愿过分的责备她。其实奕 、李鸿章一般的知识又够么？她维持满清的统治权，始终依赖曾、左、李等勘定大乱，佐治中兴，不因无识的满汉人之排抵而移其信任之心，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事，所以奕 、文祥的自强事业， 常挟疆臣以自重，而成内外通力合作之局。不过这种任用汉人的政策，其端发之于文庆。他是咸丰朝的宰辅重臣，尝说：“欲办天下事，当重用汉人，彼皆从田间来，知民间疾苦，熟谙情伪。岂若吾辈未出国门一步，懵然于大计者乎？”他主张破除满汉的界限，不拘资地用人。曾国藩办团练的时候，大学士祁鸿藻就说：“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若不是文庆从中护持，恐怕曾国藩不得大用，而局面还不定成个什么样子。文庆卒后，肃顺当权，更推行这种政策，他网罗许多的人才（郭嵩焘、尹云耕、王闿运都入其门），整顿户部的积弊，对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均推服备至。左宗棠受樊燮的攀诬，几乎不保，幸而肃顺为之解脱，始获重用。大学士彭蕴章还以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为言。祁和彭都是当时有声望的汉人学者，其识见尚不如文祥、肃顺，可见猜忌同僚，向主子献媚的旧思想之为害了。慈禧以争权杀载垣、端华、肃顺，时人目为“咸丰三奸”，其实这三人何尝是奸佞？而肃顺“赞划军事，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上，削平寇乱，于此肇基”（《清史稿》传语）。他们对清室很有功劳。慈禧沿用了他们重用汉人的政策，所以终有“同治中兴”的盛况——虽然这盛况是由几千万人的白骨或赤血换来的。据《东华录》载道光三十年和咸丰元年人口都超过四万万（尚有二三省未经册报），至同治四年太平军完全消灭，只有人口二万余万，岂不是减少了一半？这数目未必确实，因为那一年有直隶、江苏、安徽、浙江、福建、陕西、甘肃、广西、云南、贵州、巴里坤、乌鲁木齐十二省处未经册报。但就十五年间战死、屠戮、饥馑、流亡、疠疫种种的惨剧来估计，大约几千万人口的损失是不成问题的（彭玉麟诗“屈指国殇三百万，功成回忆转心伤”，此指湖南一省人而言，合他省计之，当不止十倍于此也）。所以当时大江南北，到处“乱草没人，家家皆有饿殍、僵尸。一片荒凉之状，积尸臭秽之气，大乱之世，凋丧如此，实耳不忍闻”。甚至以人肉为食，而且叫卖，“每斤三十文，后增至百二十文”（见《曾文正公日记》）。真是“底事洪羊浩劫成，大江南北惨难名；横尸华屋多人腊，食血荒郊尽犬精”（彭玉麟诗）！然而乱事一 平，人口减少，田亩抛荒，招集流亡，垦植至易，为时不过几年，而“复睹平世：孑遗之家，仓有粟，厨有肉，甕有酒，各醉饱以乐升平，几于道不拾遗，户不夜闭”（见《饨夫书牍》）了。所谓同治中兴时代，还不是循自然淘汰的定率，为中国历史循环的老套么？哪里有一点政治的关系呢？况且“从古功成志满，人主喜心一生，而骄心已伏，奄寺即有乘此喜而贡其谄媚矣；左右即有因此喜而肆其蒙蔽矣；容悦之臣，即有迎此喜而工其谀佞矣；屏逐之奸，即有窥此喜而巧其夤缘矣。谄媚贡则柄暗窃，蒙蔽肆则权下移，谀佞工则主志惑，夤缘巧则宵小升。于是受蛊惑，塞聪明，恶忠谏，远老成，从前戒惧之念，一喜败之，后此侈肆之行，一喜开之。方且矜予知，乐莫违，一人肆于上，群小煽于下，流毒苍生，贻祸社稷，皆因一念之由喜而骄也”（侍郎吴廷楝疏语）。慈禧和同治都是由喜而骄，以败坏天下事者，这还是由于中国旧政治制度的关系。因为专制即令“开明”，也不能适应近代世界潮流，救国家，救民族，何况又不能开明，以国事付诸一二妇孺之喜怒吗？我们看英国在维多利亚女皇时代怎么样？所以后来国民革命要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乃从历史的经验得来。
再就国防建设而言，李鸿章最注意的是海军。他从同治九年（一八七○年）到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做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共二十四年，是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因为他的淮军是全国最得力的军队，而他又勇于任事，最能对付外人，一切国际交涉，由他办理。国防建设，全在他手里，他看清楚中国的大患是日本，要防备日本，必需有海军。倘使中国海军能战胜日本，就可以保护朝鲜，为中国北部的外藩。同治十三年他请分外海五军，因经费支绌不果行。光绪初年，海疆日亟，始设北洋水师，大治海军，乃立海军衙门于北京，以醇亲王奕 为督办，鸿章为会办，订购德英铁甲快船。经费又从哪里来呢？中央的财政，早因多年用兵，库藏告竭，毫无办法，只有令各省协济。各省封建思想都很深，不愿出钱合作。协助的数目务求其少，认定了以后，又不按期十足发款。十四年，定海军经制，以丁汝昌为提督，林泰曾、刘步蟾为左右翼总兵。有铁甲舰二、快船七，加鱼雷艇等大小共二十八艘。在这个时候，光绪帝快要成年亲 政，他和他的父亲奕 怕西太后不愿把政权交出来，乃定计改修颐和园，一则表示光绪对西太后的孝敬，一则使西太后耽于游乐就不干政了。修园的费用很大，无法筹措，奕 和李鸿章商量，动用海军经费。李鸿章不敢得罪他们，只好照办。从此海军没有添购过一只新船。王国维《颐和园》长词有云：“联翩方召升朝右，北门独付元臣手，因治楼船凿汉池，别营台沼追文囿。”已慨乎言之矣！况且海军衙门是新兴的事业，著名的“肥缺”，虽然各省协款不足额，而经手的银钱还不少，发财的机会更大。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我们船上的炮比日本的大，但炮弹不够，并且弹子所装的不尽是火药。官吏与外商狼狈为奸，私人发了财，国事就败坏了！这些事情，若在近代政治制度之下，是不易发生的。奕 、李鸿章等的自强政策，所以不能贯彻到底，一半由于他们的知识魄力不够，一半也由于社会政治的阻障太大。但他们费尽苦心，出来提倡，为新事业推进一步，已有相当的成绩，却不料后来发生很大的反动——戊戌政变和庚子拳乱，国事就更不堪问了。
第二节 帝国主义之性质
在同治以前，列强实行帝国主义的，仅英俄法三国。英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化国家，全世界都销它的制造品。我们的门户被它打开以后，廉价的棉制品侵占了中国的市场，武力压迫的结果，我们的海关不能自主，内乱影响所及，上海租界的权力扩张，我们已成帝国主义的次殖民地。俄国侵夺了东北广大的疆土，又向西北来进展，法国和英国联合侵略，更向西南属国去蚕食。我们的边境日削，主权日丧。在这个时期里，德意志统一了，意大利统一了，美国的中央政府也把南方的独立运动消灭，恢复而又加强它的统一了。那是民族主义在西洋大成功的时候。这些国家统一以后，随着国内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使它们也逐渐工业化、资本化了。到了相当的程度，就向国外发展，所以同治以后，帝国主义又加上美、 德、意三国。竞争者多了，竞争就愈厉害。国际上除了政治势力竞争以外，又有新起的热烈的经济竞争。况且这时的东方帝国主义——日本也兴起来了，它距离我们最近，步武列强，首向中国实行所谓“大陆政策”。我们已在帝国主义者四面包围之中，所以光绪年间处境的困难，远在道光、咸丰年间之上。
帝国主义是我们民族革命的新对象，从道、咸以后，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我们应该了解它的真实性质：它是西方海洋文化的产品，本带有掠夺的性质，和游牧文化相似。因为互相劫掠不利，才形成交换物品的商业。因为商业注重财富观念，才产生出近代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有关系的，关系可以说有三层：第一，资本主义的国家贪图在外国投资，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息。譬如英美两国的资本多了，资本家在国内能获得百分之四的利息就算很好，可是如果把资本投在中国、印度或南美洲，年利很容易达到百分之七以上，所以英美资本家竞向未开发的国家投资。接受外国资本，也不一定就有害。譬如美国在十九世纪下半期的建设大部分是利用英资举办的，结果英国的资本固然得了好处，而美国开辟了富源，其人民所得的好处更多。我们的平汉路原是借比国资本建筑的，后来按期还本付息，那条铁路就变为我们的了，比国资本家得了好处，我们得了更大的好处，所以国父虽反对帝国主义，却赞成利用外资来建设。但是有些资本家要利用政治的压力去获得投资的机会，还有政治野心家要利用资本来扩充政治势力，譬如清末的四国大借款及中东铁路的建筑就是很好的例子。凡是国际投资有政治作用的，就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所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联系，要看它们投资的作用和条件如何。第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商品的推销。资本主义的国家，都利用机械制造，工厂规模愈大，出品愈多，得利就愈厚，困难在乎市场。各国竞争市场，原可以专凭“价廉物美”，不必靠武力的侵略或政治的压迫。但在十九世纪末年，国际贸易的自由一天少一天，各国不但提高本国的关税，并且提高属地的关税。这样一来，商业的发展，随着政权的发展，争市场等于争属地。被压迫的国家，一旦丧失关税自主，就永无发展工业的可能。虽 然国际贸易的大部分还是平等国家间之贸易，如英对美、德、法、日诸国的贸易额，远过于对其他属地的贸易额，英国的地最多，尚且如此，别国更不用说了。但他们以一部分的商品，侵占了某国的市场，某国就成了它们的“次殖民地”。第三，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原料的寻求。世界上没有一国不靠外来的原料，最富有原料的国家，如英、美、俄尚且如此，别的国家所需来的原料更多。日本及意大利是最穷的：煤铁棉油四种根本原料，它们都缺乏。德国较好，但仍不出棉花和石油。那么一国的工厂虽多，倘若没有原料，就会完全没有办法。所以帝国主义者因为要找工业的原料，就大事侵略，使“次殖民地”的出口税减轻，可以得到廉价的原料。然后使成本减轻，才能以廉价的制成品向市场竞争。虽然出卖原料的国家，不一定是受压迫者，如美国的出口货中，以石油和棉花为大宗，日、德、意都从美国购买这种原料，但它们绝不能向美国行帝国主义。可是，像我们这样贫弱而富于原料的国家，就不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了。总之，资本主义可以变为帝国主义，也可以不变为帝国主义。未开发的国家，容易受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国的资本来开发自己的富源，利用国际的通商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资本主义如同水一样：可以资灌溉，可以便交通，也可以泛滥成灾，要看人怎样对付罢了。
同时我们不要把帝国主义看得过于简单，以为世界上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帝国主义了，资本主义的侵略大概偏于经济方面，而以政治文化为附庸，美国在一八九八年占领菲律宾以后，就是这样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三种性质：可以同时并进，也可以分途发展。譬如俄国在帝政时代，资本主义并未发达。而政治的野心特炽，它可以借法国的款子转借中国，来实行侵略。中国以前也是帝国主义者，“万国来朝”，“四夷宾服”，但我们从不派兵驻防，或干涉它们的内政，对于经济方面，不但不剥削它们，还扶助它们，简直是得不偿失，这是为什么呢？就为的让它们“远慕声教，倾心向化”。这可以说是文化的帝国主义。游牧民族和商业民族都有征服观念，更可以实行帝国主义，而“商业民族就是新的游牧民 族”（见德人斯宾格勒所著《欧洲之没落》一书），所以帝国主义的色彩，尤为浓厚。但中古的亚剌伯人，以武力推行回教，大行其宗教的帝国主义。十八世纪末年，法国革命家以武力强迫外国接受他们的平等自由，大行其革命的帝国主义。因此我们知道：历史上各种政体，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种社会经济制度，封建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都有实行帝国主义的可能。我们所受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五花八门，无所不有，所以我们的国难特别严重。
同、光间的士大夫完全不了解时代的危险及国际关系的运用。他们只知道固步自封，破坏李鸿章诸人提倡的自强运动；同时他们又夜郎自大，对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不能权衡轻重，应付得宜。若照他们的主张，几无日不与外国打仗，虽然他们也有他们的理由，可是偾事的时候居多。
在压力和反动力互相激荡的时候，我们的内部，又偏偏多事。太平天国虽平，而捻、回之乱仍蔓延各省，浸及边疆。捻匪原是北方教匪的一种，“乡人行傩逐疫，捏纸然脂，为龙戏，谓之拜捻。不逞之徒，聚捻成队，明火执仗，公肆仇杀焚掠，俗呼为捻子”。其后捻子益多，因以一聚为一捻，或数人，或数十人。始自山东之兖、沂、曹、济，蔓延于河南之南、汝、光、归，安徽之颍、亳、寿，江苏之淮、徐、海，湖北之襄、枣、钟、随。及太平军据江南，遣军北伐，捻匪的声势，便格外浩大，张洛行起蒙城，李兆受起霍丘，尤为其中渠魁。太平军北伐失败，李秀成就利用他们来牵制清军。袁甲三、僧格林沁、胜保等先后奉命进剿，虽把张洛行击死，李兆受招降（改名世忠），而苗沛霖以练总操纵其间，叛服无常，势仍猖獗。他骗执英王陈玉成，卒为其部下所杀。然太平军亡后，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都和捻匪相合，驰突陕、鄂、豫、鲁诸省，僧格林沁以宿将穷追败死。清廷命曾国藩督剿，国藩建“长围圈制”之策，在徐州、临淮、济宁、周家口设四镇防守，变尾追而拦击，剿捻才算有方略。因为国藩所用的是淮军，淮军非李鸿章不能统带，遂荐李鸿章自代，鸿章师其意为“守黄防运，蹙捻胶东”之计，并用坚壁清野的兵法。后来左宗棠也奉命督师，湘、淮军会 剿，到同治六年，才把东捻（任枉、赖文光）打平。七年，才把西捻打平（张总愚）。可是这时西南西北的回乱正炽，左宗棠期以五年平定陕甘，回军督剿，用屯田的策略，三路出兵，八年，陕西全平，进兵甘肃。九年克金积堡，北路宁夏一带肃清。十一年，平河州西宁，南路亦定。宗棠进驻兰州。十二年破肃州，陕甘回乱全平。回乱的原因，本由于汉回杂处，以宗教的关系，不免常有小冲突。官吏未能持平善处，集怨既深，乘机爆发。最初起事的，是咸丰六年，云南大理杜文秀建平南国，称总统兵马大元帅，有追踪洪杨革命的意思，规模拟于王者（宫门联语：“天生英雄，扭转中原世界；地出豪杰，夺回胡儿乾坤。”三和殿联语：“按三尺剑以开基，重见汉高世业；著一戎衣而戡乱，依然周武功勋。”其志可知）。占领五十余城，复派蓝大顺、蓝二顺扰及川、陕。后蓝为多隆阿所剿灭，多亦战死盩厔。文秀围昆明二年余，卒为滇抚岑毓英所败。同治十一年，饮药自杀，首尾凡十八年。虽然内部乱事完全底定了，而回民因罹祸甚惨，甘回白彦虎率众逃到新疆，和新疆的回乱连在一起，这正逢帝国主义者虎视眈眈，俄人遂乘机侵占伊犁，引起严重的国际交涉，边境从此多事了。
第三节 西北边境之侵削
新疆自乾隆年间收归版图，至道光初有张格尔之变。清廷遣长龄、杨芬等平定之。八年，张格尔被擒，献俘京师。同治三年，因陕甘回乱的影响，新疆南北路回民并起为乱：妥明据北路乌鲁木齐，称清真王。张格尔之子布苏格偕浩罕将军阿古柏据喀什噶尔。同治六年，布苏格为阿古柏所逼走，遂代作南路领袖，称毕条勒特汗。阿古柏本来是一个舞童，丰姿秀美，跳舞玲珑，夤缘得法，做了浩罕国的将军。既取布苏格而代之，又和北路的汉人徐学功相结，进攻乌鲁木齐，妥明走死。他统一了新疆，训练新式军队，购买新式枪炮，很有纵横捭阖的手段，奉土耳其为上国，和中亚许多回教国声气相通，又 联络英国，敷衍俄国，与订通商条约。这时英国从印度向西北发展，俄国从里海向东南开拓，印度库斯山（Hindukush Mountains）一带就成了两国势力的交点。它们都想利用回乱，排除中国的势力，作他们侵略的口实，俄国首先占据了伊犁，英国也代阿古柏请求册封。我们如果向新疆进攻，军费就成了很大的问题。并且交通不便，民族复杂，面积甚大，再加以英俄的关系，在在都有困难，成败毫无把握。清廷方面究竟怎么办呢？因此发生了很大的辩论：左宗棠奉督办新疆军务之命，他主张进攻，奏说：
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隔有蒙古。徙薪宜远，曲突宜先。……臣一介书生，位极人臣，今年已六十有五，何敢妄贪天功！惟伊犁既归俄有，阿古柏又据喀什噶尔，若置之不问，必有日蹙百里之势，后患何堪设想！
李鸿章在北洋负海防外交的责任，又值日本窥伺台湾的时候，他主张放弃，理由是：“新疆自归中国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承平无事之时，岁需兵费三百余万，费内地人民无数之脂膏，徒收数千里无用之旷地，已为不值，是失之无损，得之反有害，即可恢复，亦不过一无穷无了之地而已。且海防为中国腹心。密迩京师，一旦有事，京师动摇，边塞犹中国之肢体，纵新疆不守，亦难危及京师。”他注意沿海各省，因为沿海各省，是中国的精华。而且中国的大敌是日本，日本在维新以后，一心一意的谋我，相隔既近，动兵比较容易。西洋各国彼此互相牵制，向外发展不限于远东，相隔又远，用兵不能随便。与其经营新疆，劳费而无把握，“师老财病，虑生他变”；莫如集中物力人力来建设海防，开发腹地。倘若腹地强盛起来，边省及藩部自然就有办法了。他二人的主张，各有理由；左的识见宏远，议论激昂，比较来得动听；李则顾及现实，先其所急，似乎更觉合理。但李鸿章的真正意见是这样的：“俄鹰瞵于北，英虎视于南，土耳其、波斯通其西，危机潜伏，即勉强收 复，今昔异势，将来亦断难久守。而喀什回酋新受土耳其之封，并与俄、英立约通商，已与各大国勾通一气，不独伊犁为俄久踞已也。揆度形势，俄先蚕食，英必分其利，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而论及中国目前力量，势不能专顾西域。”他总觉得英、俄、土必助回以抗我。殊不知俄、英两国在新疆也是冲突的，阿古柏的外交，是联英拒俄，土耳其更有何力量？况且新疆是我们的领土，焉能随便放弃？平定内乱和对外战争究竟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他未免太持重了。其实省下几个钱，也未必能用于海防建设，以后的海军经费怎么样？他注意防备日本，但甲午仍不免于败绩！他口口声声“振兴中国，必须统天下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新疆能说不在“天下全局”之内，而必须放弃，才算统筹么？他的主张失败是当然的，因为这像是“顾头不顾尾”的政策。我们并非事后以成败论人，而左宗棠毕竟是近代了不起的人物，我们不应该说他行险侥幸，以免使进取的事业家灰心！
左宗棠意气之豪，布置之密，是他成功的最大因素。他预筹军饷，国库没有钱，只好借洋款，两次共借一千万两，大半是英国汇丰银行的。采运粮食，设哈密、镇西两局，一年就积存约四千万斤。而俄国更由宰桑诺尔代运廉价的粮食五百万斤。可见在实际上英、俄人反为我帮忙，这恐怕出于李鸿章的意料之外吧！宗棠用“剿抚兼施，粮运兼筹”的策略，光绪二年六月，刘锦棠（刘松山侄）就率湘军直抵乌鲁木齐，白彦虎退。又三月而北路肃清。光绪三年三月，进军南路，十余日，即克达坂、托克逊、吐鲁蕃三城。阿古柏知事不可为，乃服毒死。其子伯克胡里仍在喀什噶尔称汗。驻华英公使威妥玛（Thomas Wade）更代为游说，请立为保护国。宗棠奏驳说：“安集延非无立足之地，何待英人别为立国？即欲别为立国，则割英境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示私恩？……英人阴图为印度增一屏障，公然强我新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许？我愈示弱，彼愈逞强，势将伊于胡底？臣勉效驽骀，不顾目前成败利钝。英使如论回事，请向肃州大营，臣自有以折之也。”这是何等气概！英人方才哑口无言了。九月刘锦棠长驱直入，所过回城，多开门请抚，因为阿古 柏最残暴，浩罕人奸淫回民妇女，诛求无厌，故回民不服，欢迎清军，大有徯后来苏之意。所以在两个月内就把南疆完全收复了。白彦虎、伯克胡里之众，退入俄境。其时浩罕已为俄所灭，惟安集延尚在，俄助其汗及残回内犯，亦为我军大败遁去。新疆全部底定，只有伊犁的问题了。
原来俄人占据伊犁，是它趁火打劫的惯技。它在咸丰年间趁太平天国之乱及英法联军，强占了我们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地方，共三十万方英里。现在俄国的阿穆尔省及东海滨省，包括海参崴在内，就是那次抢夺过去的。同治十年，它看见阿古柏战败妥明，势力已达吐鲁蕃，乃为先发制人之计，突然将伊犁占领，以便对回疆作包围之形势。清廷向驻华俄使提出抗议，俄使答复说：“清廷威令，久不行于此地，载诸约章之通商，往往不能如约保护。今伊犁之吉尔吉斯人屡掠边境，防御无策，不得已始占领之。然在俄国盖未尝思吞此地也。故欲待清国之威令，能行于此方，度可以保国境之安全时，然后退还。”在俄人的意思，以为中国一定没有力量平定新疆，俄国可以永久占据伊犁，并可压迫阿古柏，蚕食全疆（俄人并曾声言代收复乌鲁木齐，派兵往袭，为徐学功所败，遂不复进）。谁知左宗棠大兵一到，回乱完全削平。自然出于俄人意料之外了。清廷根据以前俄国的覆文，要求退还。俄人无所藉口，只得坚索保守的费用，因循推托。光绪四年，清廷派崇厚为全权大使，到俄国去交涉。崇厚只晓得伊犁两个字，其余一概不问，乃订《厘洼萨条约》（Treaty of Livadia），只收回一座空城，把四面的沃壤险要，尽行割让，并允许许多重要的通商权利，又偿款五百万卢布。此约传至北京，一时朝野沸腾。清廷不肯批准条约，并议处崇厚死刑。青年言论家如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初露头角，主张备战，博得一般士大夫阶级之同情。俄国政府亦大怒，声言交涉决裂，令远东舰队故作声势，从海参崴开到日本洋面。其实西北利亚总督已告俄使，谓军力不敌左宗棠，要求让步。左宗棠的见解是：“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不止，此可为叹惜痛恨者矣！”他主张“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以求胜”。 换句话说，就是先用外交来解决，而以武力为后盾，且有长期抗战的意思。这见解不能算错。尤其是他说过就分兵三路，准备进取伊犁，自己先到哈密，舁榇以行，誓不生还。耄年壮气，令人兴奋。但李鸿章原不赞成用兵新疆，更何敢与俄人开衅？他又不敢冒天下之不韪，公开讲和，只好使用手段，把戈登请来。清廷以为戈登带过常胜军，在打太平天国时，立功不少，都很信任他，就问他的意见如何？他说：“中国如要对俄作战，应先预备三件事：一、迁都西安；二、长期抗战，至少十年；三、满人放弃政权，因为长期抗战中，满人政权一定不能维持。倘使三件事做不到而冒昧打仗，简直就是疯子。”清廷听了戈登的话，始决心求和。特召左宗棠入京备顾问，以和缓战机，并派驻英公使曾纪泽赴俄商改条约。
曾纪泽是我国当时最了解国际形势的外交家，他不主张打仗，他说：“俄人之坚甲利兵，非西陲之回部乱民所可同日而语，伊犁本中国之地，中国以兵力收回旧疆，于俄未有所损，而兵戎一起，后患方长。俄人恃其诈力，与泰西各国，争为雄长，水师之利，推广至于东方。是其意不过欲藉伊犁以启衅端，而所以扰我者，固在东而不在西，在海而不在陆。一旦有急，尤属防不胜防。”他请先赦崇厚罪以缓和俄人感情，然后赴俄运用外交手腕，经几十次辩论，才换回了大部分的土地及通商权利，但偿款加到九百万卢布。他是根据国际公法，条约未奉政府批准，不能算正式成立去交涉的。英国驻俄大使称赞他说：“凭外交从俄国取回它已占领的土地，曾侯（袭其父国藩爵）要算第一人。”他自己却说：“此次俄人轻弃已得之权利，全由俄土战后，财殚力竭，其君臣雅不欲再启衅端，故得从容商改，和平了结。诚恐议者以为俄罗斯如此强大，尚不难遣一介之使，驰一纸之书，取已成之约而更改之，执此以例其余，则中西交涉，更无难了之事。斯言一出，将必有承其弊者。”这种不矜不伐，操心虑患的态度，真不愧为曾文正公之子！可惜他以后竟未得大用！这是谁的过失呢？从此清廷才知道边防的重要，把新疆改为行省。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西南方面又发生问题了。
第四节 西南藩属之丧失
中国虽然也是帝国主义者，有很多的属邦，如缅甸、暹罗、安南、琉球、朝鲜、尼泊尔等，可是我们对属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仅仅希望它们来朝贡，并不去干涉他们的内政和外交，更没有殖民通商的经济政策。这些属国对中国的关系也很浅，不过按期纳贡，新王即位请求册封。倘使国内有变乱，还可请中国援助，事后中国并不要丝毫报酬，所以我们对属地是有给与而无获得，属地对我们是只拥戴而不仇恨。我们的祖先何以费力去得这些属地呢？第一，因为中国文化的关系。古代圣王，都以“平天下”为最后目的，“大同”为理想境界；虽然不易达到，总想求得一个外形，从前是“积德累仁”，使“四夷倾心向化”；后来是“耀武宣威”，使属国点缀朝仪，似乎有些传播文化的作用。第二，因为国防外线的关系。如光绪七年翰林院学士周德润说：“臣闻天子守在四夷，此诚虑远忧深之计。古来敌国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则已无及矣；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及矣。我朝幅员广辟，龙沙雁海，尽列藩封。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谓河山带砺，与国同休戚者哉？”观此可知属国是代我们守门户的。不过这两种作用，到近代都变了。西洋各国船坚炮利，可以直攻我们的沿海，打进我们的京城，国防外线简直没有用处。而我们受人家的侵略，自顾不暇，还有同化属国，保护属国的力量么？倘使那时人能看透此点，和苏联革命初年毅然决然放弃帝俄的属国一样；或者不至于贪虚名而受实祸了。
光绪初年，列强专以侵夺我们的属国为事。日本灭琉球，是乘机巧取；英国并缅甸，还要假惺惺的准缅甸朝贡中国；法国侵暹罗，后暹罗变法自强；藏边三小国——不丹、尼泊尔、哲孟雄，早为英人囊中之物。我们都无暇过问，只有安南、朝鲜的问题，却引起了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因为安南、朝鲜和中国的关系，比一般的属国不同， 年远情切，唇亡齿寒。今先述安南之事。法人侵安南，在康、乾时代就下手了。咸丰八年，法西（西班牙）联军进攻安南。同治元年，订《西贡条约》，迫割边和、嘉定、定祥三州及康道尔群岛与法。同治六年，法又袭取永陆、安江、和仙三州，下交趾完全为法人占领。法国人因为湄公河不适航运，又把目光转移到北部的红河。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法兵攻陷河内。安南无力抵抗，只得向刘永福乞援。说起刘永福来，真是我国的民族英雄。他原在广西天地会党人吴元清（自号延龄国主）部下，后来会党失势，他就率众入安南，立中和团黑旗军，代平白苗之乱，受越王官职，据保胜，拓地七百余方里，俨然为“北圻长城”。黑旗军攻河内，法人出战，永福冒死冲锋，斩首数百，杀其少佐葛尔勒（Francis Carnier，《刘永福历史草》作驸马安邺）。法人见军事不利，即诱安南结和亲条约，认安南为独立国，外交须受法国监督（一八七四年）。清廷抗议无效，也没作积极的干涉，从此便把安南断送了。光绪六年，法国依约在安南通商，海口设置兵备。曾纪泽在俄京，致书法国外相，申言中国对于安南，有完全的宗主权。并且声明和亲条约中国不能承认。八年，法海军大佐李威利（Henri Riviere）率兵至河内，欲攻安南，安南王急召刘永福御之。九年，永福以三千人逆战于纸桥，大败法兵，斩李威利。其右营管带杨著恩（智仁）亦阵亡。（先是永福戒著恩：“战洋人不可急。”著恩曰：“见洋人而能忍者，非人也；虽死，愿任先锋！”）法政府乃命驻暹罗领事赫曼尔（Harmond）为东京理事官，陆军少将波欧（Bouet）急赴东京，指挥军事。他们因为安南全靠黑旗兵保护，所以一面派兵由河内攻山西，牵制黑旗兵；一面由海防攻顺化，直逼其首都。虽山西方面完全失败，而顺化方面，要寨尽破。安南政府大惧，立刻向法人求和。乃缔结保护条约，以越南为法之保护国，并逼令永福退军山西。这时中国朝野都主张以武力援助安南。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诸人特别激烈。清廷派云贵总督岑毓英，两广总督张树声，办理边防，统率大军入安南，彭玉麟做钦差大臣，总理广东军务，筹防海口。并授刘永福记名提督，令其进图河内。李鸿章始终要集中力量，筹备海防，并且深知自己的实力不如法国，不敢轻于一试。奕 赞成 李鸿章的意见，言官交章论劾。西太后一方面怕舆论的指责，一方面又怕引起战争。反而借词说奕 委靡因循，把军机五大臣全都罢黜了。当时曾纪泽再向法国政府抗议，声明：“越南服属中国，已二百余年，册封贡献，克尽以小事大之礼，普天下皆知。同治年间，越南北境一带，盗贼潜滋，我中国特命出师，为之驱除盗贼，所用兵饷，不下数百万，原为保护属国起见，亦普天下所共知。”法国政府竟干脆的回答道：“法国之保护安南，并非今日起，在一八七四年已然，现惟重坚旧约而已。”曾纪泽见法国态度强硬，为斡旋和平起见，特别让步，主张：“东京秩序，归中国恢复，法国撤退东京之兵！至红河通航之件，中国政府必竭力副法国之希望。”哪知法国政府，不承认中国对东京有发言权，直接拒绝。交涉至此，外交上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曾纪泽立刻电告清廷，力主一战。并致书李鸿章说：
某居西洋五年，经营此事亦逾三载，明窥暗察，以为必须御之以刚者，厥有数端：法人之性，欺软怕硬，虽夸大而喜功，实躁急而畏难，轻于发端，怠于持久。吾华备战愈显，则了事愈易，备战过迟，法人既已获利，则吐出较难。一也。法人之夙志，非徒并越，而特显以越为根基耳。粤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此间人之著作，多可为证。然则吾轻让属国，即是自撤藩篱。二也。寿昌江经海防入海，海口有岛名倍达陇，为东方船埠，法人欲建为水师总埠，吾华后患，何可胜言？三也。英人垂涎于西藏，俄人垂涎于高丽，皆视我因应越事以为进止。琉球无甚关系，不争可也；东京乃卧榻之侧，亦不闻问，岂不召各国弱小者之姗笑，强梁者之觊觎乎？四也。我之惧法，不在陆而在水，不在滇、粤一带，而在沿海各口；然英、德、俄、美已订私约，倘华法开仗，四国虽旁观不助，然不许法人封禁通商海口，亦不许轻扰各埠。如此则法人逞志甚难。知难则易退，我示以不让，正所以速其退也。五也。法之本国，朋党相竞，政出多门，非各党同心，断难成大功于数万里之外，而各党冰炭参商，绝少齐心之日。六也。法人于西洋无一友邦，内顾多忧，则远谋 易馁。七也。我若谨慎太过，则人视我之国，不如马达加斯小邦，视我官兵，不如刘永福奔窜之孑遗也。此辱何可暂忍？八也。
这封信对于当时的情形，分析得十分清楚，曾纪泽主张强硬交涉，“以速其退”，“备战愈显，了事愈易”。可是李鸿章知道中国兵不能打仗的，岑毓英到了安南，节节败退，奏称：“粮尽势孤，退守边境。”所以他坚持和议政策。光绪十年五月，以广东税务司德人德璀林（Detring）的调停，与法国海军舰长福禄诺（Fournier）会议于天津，订立中法媾和草约。承认法国与安南的条约，撤退中国在安南的军队，这个协定，似乎法国应该踌躇满志了。不料法国人在谅山，强迫广西驻军，立时撤退。因此发生了冲突，互有杀伤。驻军法使巴特纳（Patennotre）更进一步要求清廷赔偿兵费一千万镑，后减至三百二十万镑，发出最后通牒，迫我答复。我国士大夫阶级，本来不满意李鸿章的和约，都一致主战。然而清廷仍相信李鸿章的话，以为法国决不毁约开战，所以举措不定，没有表示显明的态度。七月初六日，法将孤拔（Courbet）借口谅山事件率海军攻福州船厂，这时主持防务的，就是主战派的激烈分子张佩纶，他是个文人，不懂军事，因奏劾李鸿章出名，清廷故意派他去做船政大臣，结果他一听炮声就逃跑了。我们大小十一艘兵船，仓卒应战，被打坏九艘，自凿沉二艘。左宗棠苦心创办的船厂也轰毁了。清廷忍无可忍，才发表宣战的上谕。但军事方面毫无计划，陆路各军，亦不能“迅速前进”。孤拔移军东向，占据基隆，宣布封锁台湾。幸而刘铭传守台南，法兵难以扩展。孤拔北上经营的策略，法政府也未予采纳，不久他就死在澎湖了。这时两方面都不愿战事扩大，暗中进行和议。光绪十一年二月，法军由谅山进攻镇南关，我军皆溃退，适广西提督冯子材及总兵王孝祺来援，独当中路前敌。子材年近七十，短衣草履，帕首持矛，挥军应战，大败法人，乘胜于十三日克复谅山，李鸿章觉得“倘借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要求”，“否则又兵连祸结”。曾纪泽也说：“此时议和，尚觉体面。”原来法国和英国有埃及问题的冲 突，又因禁运米案遭英美的抗议，国际形势，颇为不利，所以它始终是“不宣而战”。是月十九日（一八八五年四月四日）遂在巴黎成立草约，以遵守天津协定为原则。中国代表却是一个海关职员英人金登干，由总税务司赫德派去的。清廷即下令诸军停止战事，退还边境，将士大都扼腕愤恨，彭玉麟、张之洞也发电力争。但已成定局，不能更改。四月二十七日，李鸿章与法使会于天津，订立中法媾和条约，大旨以天津、巴黎两草约为基础。而安南从此正式让给法国了。英美人说：“这战争双方均未得到光荣的胜利。”（见《远东国际关系》一书）我们的边疆藩属，被帝国主义者蚕食殆尽，然而伊犁索回已失之土地，谅山获得陆军之胜利，尚属差强人意，犹为西洋各国所“敬重”。及日本帝国主义强大起来，中国才“江河日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