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修好与侵略
日本和我国的关系，在古代是若断若续的。他们要侵略中国，从丰臣秀吉起，到了明治维新以后，才有所谓大陆政策。九十年前，日本还是闭关自守的时代。荷兰人劝幕府开港通商，他们没有答应。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美总统斐尔摩（Fillmore）派舰队长培理（Perry）携带国书驶入江户，要求通商。这样才打开了日本的门户。当时日本的人民，也和中国人一样的排外，称外国船为“黑船”。因为商约是江户幕府订立的，复集矢于幕府，于是有“尊王攘夷”之说，有“王政复古”之事，幕府把大权归还给天皇。这是一八六七年，正值明治天皇即位，明治天皇是个有作为的人，他注重维新事业，用新党来管理政治，历史上称为明治维新。可是在明治以前，日本的藩侯，业已派留学生到欧美，利用西洋的船炮，训练新式的军队了。留学回国的新人物，更进而改革法制，废除封建，聘用客卿，从事近代化的建设。不久又把国体改为君主立宪，召集国会，厘订宪法，采仿西洋的文物，摹拟德国的制度，国势日臻强盛。但是它的土地，只有区区几个岛屿，随着新工业产品的激增，人口一天天的繁殖，不免发生向外侵略的野心，加以日人秉性尚武，自然就变为新进的东方帝国主义者了。维新以后，他们有所谓“南进政策”，要向太 平洋的海岛去发展，有“大陆政策”，要向中国的沿海来侵略。最使他们垂涎的地方是台湾、福建、朝鲜和东三省，在明治以前，日本诸侯岛津齐彬就发表过这种意见。他说：“英法既得志于清，势将转向而东，以今日之形势论，宜先命将出师，取清国之一省，而置根基于亚东大陆之上，内以增日本之势力，外以昭武勇于宇内。夫清国沿海诸地，关系于日本国防者，惟福州为最，取而代之，于国防有莫大之利焉。”明治以后，当然更加积极了。不过日本的外交，向来是双管齐下的：即一面修好，一面侵略。同治十年，日本派伊达宗城为正使，与李鸿章会议于天津，订修好条规及通商章程。这个条约是平等互惠的，和西洋各国的不平等条约不同。但日本人非常佻皮，他们总要求和西洋各国的条约一样。李鸿章说道：“西洋各国，此国商民至彼国，悉遵该国规矩禁令，遇有诉讼事件，即由地方官持平审办，领事等官，不得擅专。中国与西国换约之初，多因勉强成交，又不深悉欧洲习俗，致受诓骗，约已换定，无可如何！每见领事官作威作福，心实不甘。”本来领事裁判权和关税协定，都是他们不谙国际法随便让去的，怎么能再受日本人的“诓骗”呢？所以我国坚持彼此均享有领事裁判权及关税协定。理由非常正大：“日本与中国相去较近，非但贵国市舶络绎前来，即中国贾帆亦联翩东渡，迥异泰西辽远，有来无往，故措词均用综括，以昭平允。”日本没有法子要求了，只好互换。但换约的大使，他们的外务卿副岛种臣自请前来，是有特殊作用的。一则他要以大使的资格，首班请觐，显出日本的国际地位；一则他要蒙混总理衙门，游说各国公使，对台湾的事体不加干涉。果然在他回国以后，日本就向台湾进兵了。这是它开始向中国侵略的一种尝试。因为当时琉球的帆船，遭飓风飘至台湾，为生番劫杀五十四人。既而日本小田县民四人也飘到遭害。日本人正好藉词侵略台湾，遂于十三年派西乡从道率陆海军前去征讨。熟番望风投降，生番竭力抵抗。清廷听见这个消息，连忙下令沈葆桢率精兵万人入台，督促日军退出。日本因为英美驻日公使有违言，乃派大久保利通来北京交涉，结果经英使威妥玛调停，付给抚恤银十万两，修道建房费四十万两了事。这一次日本虽未达到侵占台湾的目的，但他们还张灯结 彩，庆祝胜利，似乎有一种格外的收获，就因和约第一条说：“日本此次征台湾，系保民义举，中国不认为不是。”这不是已经默认琉球为日本的属地了么？原来琉球自明朝洪武十五年（一三七二年）起隶属于中国，历五百余年，按期进贡，未曾中断。但在明万历三十年（一六○二年）日本人把它隶属于萨摩藩，掳其国王，监督他们的财政。从此琉球成了两属，好像一个女子许嫁两个男人，幸而这两个男人未曾遇面，所以这种奇怪现象竟安静无事的存在了二百七十多年。到同治十一年，日本借口台湾事件，向琉球行果决处分，夷为藩属，通告各国，代办他们的外交。后来更进一步催促琉球改换年号，不再入贡中国。琉球王觉得对中国世修贡职，谨奉正朔，不便擅自更改，因此坚决回绝了日本，同时知道日本必不肯干休，立刻遣使向中国告急。恰巧我国内有新疆回乱，外有伊犁交涉，形势十分紧急。虽然左宗棠主张“宁让俄人一步于伊犁，不可不出全力制日本于琉球”，无奈自顾不暇，只得完全放弃。光绪五年，日本派军舰数艘，前去琉球，废了琉球王，改为冲绳县，琉球从此灭亡。事后中国力争不得，只好作为悬案，适美总统格兰脱（Grant）漫游东亚，调停两方，遂把琉球断送给日本。然而日本的野心，并不止此，它还要侵略朝鲜、台湾，中日两国的冲突，依然无法避免的。李鸿章早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国的劲敌。并且知道中日的胜负，要看哪一国的新军备进步得快。他特别注重海军，因为日本必须先在海上得胜，然后才能进攻大陆。所以他反对以武力收复新疆，反对为伊犁问题与俄国开战，反对为安南问题与法国打仗，他要把这些战费都省下来作为扩充海军之用，他的眼光远在一般人之上。自从台湾、琉球问题暴露了日本的野心，一般士大夫平素看不起日本的，到这时也知道应该戒备了。日本既能灭琉球，就能灭朝鲜，琉球或可不争，朝鲜则势在必争，所以他们都注意筹划如何保存朝鲜。因为朝鲜的地位在我们的国防上，极其重要，它可以作敌人陆军侵略我东北的根据地，也可以作敌人海军侵略我山东、河北的根据地。反过来看，朝鲜在日本的国防上，地位也很要紧。朝鲜在我们手里，日本尚觉不安，一旦被俄国和英国所占，那时日本所感的威胁就更大了。所以朝鲜也是日本必 争之地，因此引起了甲午战争。
第二节 朝鲜之交涉
朝鲜和中国的关系，大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自从周初分封箕子于朝鲜，便隶属中国版图，做东方唯一屏藩。清朝未入关以前，就征服朝鲜，册为属国了。同治初年，朝鲜国王李熙年初，他的生父李昰应摄政，号称大院君。大院君是个十分守旧的人，他屡次杀伤教士，坚不欲与外人通商。朝鲜和日本因为邻国关系，素常交好通商，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对韩外交，由对马岛的诸侯执行，维新以后，大权归日皇，所以日韩交涉也改由中央政府主持。大院君厌恶日本的维新，因而拒绝与日本往来，并规定“与日本交涉者处死刑”。副岛种臣来聘时，曾经责问过中国，总理衙门的回答说：“中国对于高丽，虽与册封及正朔，然其内政与和战，皆高丽自主，与中国无关系。”这虽是实在的情形，但无形中已把宗主权放弃了。日本国内旧诸侯武士们提倡“征韩论”。除了打破日韩外交的僵局外，还有四个动机：（一）可以洗刷丰臣秀吉失败的耻辱。（二）可以防制欧洲列强，如英、俄，使不得植势力于距日最近之地。（三）和中国争夺朝鲜，可以表示日本是东亚的强国。（四）征韩能为一般不得志的武士谋出路。并引起国民一致对外，使息止对于政府的讥评。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即日本明治八年）日本军舰“云扬号”因测量朝鲜沿海和中国牛庄等处，经月尾岛，停泊江华湾。日兵乘坐小艇，上溯汉江。朝鲜炮台守兵望见，连忙开炮轰击。“云扬”舰立刻应战，攻破炮台，夺得永宗城，捷报达到东京，主张征韩者更有所藉口。当时日本的政治领袖如岩仓、大久保、伊藤、井上诸人，原反对征韩，他们以为维新事业未达到相当程度以前，不应轻举妄动的贪图向外发展。但是在“江华岛事件”发生以后，他们觉得无法压制舆论，不能不有所举措。于是一面派黑田清隆及井上馨率舰队到朝鲜去交涉通商友好条约；一面派森有礼来北京试探中国的态度，并避免中国的阻抗。
森有礼和我们的外交当局大起辩论。我方始终坚持朝鲜是我们属国，如日本侵略朝鲜，就是对中国的不友谊，中国不能坐视。森有礼则说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是有名无实的，因为中国在朝鲜不负任何责任，既不负责任，就没权利。可是黑田和井上在朝鲜的交涉成功了，他们所订的《江华条约》，承认朝鲜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开埠通商，这就是否认中国的宗主权，中国应该抗议并且设法纠正，但是日本和朝鲜虽都把条约送给中国，北京没有向日本提出抗议，也没有责备朝鲜不守本分，中国实为传统的观念所误。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只要朝鲜承认中国为宗主就够了，第三国的承认与否是无关宏旨的。在光绪初年，中国在朝鲜的威信甚高，所以政府很放心，就不注意日韩条约了。
日韩订约过后，中日就发生琉球的冲突，我们也随便的容忍了。但是朝鲜的问题，李鸿章自始就特别注意。他认定日本对朝鲜有领土野心，西洋各国对朝鲜只图通商和传教，在这种形势之下，英、美、法各国在朝鲜的权利愈多，它们就愈要反对日本的侵略。光绪五年李鸿章写给朝鲜要人裕元的信说得很清楚：
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与泰西各国次第立约，藉以牵制日本。彼日本恃其诈力，以鲸吞蚕食为谋，废琉球一事，显露端倪，贵国不可无以备之！然日本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统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
无奈守旧党并不觉悟，等到光绪七年李星应完全失势，新党以外戚闵氏为中心，组织新政府，训练新式军队，次年才由中国介绍，与英、美、德、法各国订通商条约。不久他们又发生了内乱。李昰应鼓动兵变，诛戮闵族要人。围攻日本使馆，公使花房义质逃回本国，陆军中尉掘本被杀（朝鲜聘他来训练新军的）。李鸿章因丁忧在籍，诏促速返。署直隶总督张树声采鸿章幕僚薛福成的建议，立派军舰三艘抵仁川，又派吴长庆率所部淮军直入朝鲜京城，平定内乱：一则 表示中国的宗主权，一则防备日本。吴长庆诱李星应议事，遽挥队拥之登轮，送至天津，羁押保定，把乱党击散。日兵后来，无所藉口，只得胁迫朝鲜订《济物浦条约》，除赔款谢罪外，又许日本驻兵京城，护卫公使馆。这样中日两国都有军队驻在朝鲜京都，形成对峙之势。
中国在汉城的胜利，使许多人轻敌。张謇主张索性把朝鲜灭了，张佩纶和邓承修主张李鸿章在烟台设大本营，调集海陆军队，须备向日本宣战。张说：“日本外无良将，内无谋臣，师船不耐风涛，官兵未经战阵。”邓说：“彼之敢于悍然不顾者，非不知中国之大也，非不知中国之富且强也，所恃者中国之畏事耳，中国之重发难端耳。”这些人未免看事太容易，李鸿章看得比较清楚。他说：
彼自变法以来，一意媚事西人，无非欲窃其绪余，以为自雄之术。今年遣参政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民政，复遣有栖川亲王赴俄，又分遣使赴意大利，驻奥匈帝国，冠盖联翩，相望于道。其注意在树交植党，西人亦乐其倾心亲附，每遇中日交涉事件，往往意存袒护。该国洋债既多，设有危急，西人为自保财利起见，或且隐助而护持之。夫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日本乐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第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昔年户部拨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岁共四百万两，无如指拨之时，非尽有著之款，统计各省关所解南北洋防费，约仅及原拨四分之一。可否请旨敕下户部总理衙门将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费，核明实数，移足原拨四百万两之数。如此则五年之后，南北洋水师两枝，当可有成。
这次辩论终止以后，越南问题又起来了。张佩纶、邓承修诸人忽然忘记了日本，大事运动与法国开战。中法战争一起，日本的机会就到了。这时朝鲜的政局，已形成两党对垒之势。一面是开化 党，其领袖即洪英植、金玉均、朴泳孝诸人，后盾是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这一派是亲日的，想借日本之势力以图独立的。对面有事上党，领袖即闵泳翊、金允植、伊泰骏诸人，后盾是中国驻韩的庆军前敌营务处帮办袁世凯（中国驻韩商务官为陈树棠），这一派是联华的，想托底于我们的保护之下，以免日本及其他各国压迫。汉城的军队，有中国的驻防军与袁世凯所代练的朝鲜军，对方有日本使馆的卫队及日本军官代练的朝鲜军。在中法战争未起以前，开化党不能抬头，既起以后，竹添就大活动起来，说中国自顾不暇，哪能顾朝鲜。于是洪英植诸人乃决计大举。光绪十年（甲申）十月十七夜，洪英植在邮便局设宴请外交团及朝鲜要人，各国代表都到，惟独竹添称病不至。忽报邻屋火警，在座的人就慌乱了。闵泳翊出门，被预先埋伏的兵士所伤，金玉均等跑进王宫，宣称中国兵变，强迫国王移居。并召竹添带日兵进宫保卫。竹添这时不但无病，且亲率队伍入宫，国王到了开化党的手里以后，下诏召事上党领袖，他们一进宫就被杀了。于是宣布独立，派开化党人组阁。十九日袁世凯带兵进宫，朝鲜卫兵做内应，双方夹击日军，竹添见不能抵抗，于是撤退。王宫及国王又到了袁世凯手里。洪英植被乱兵所杀，金玉均随着竹添逃到仁川，后投日本。政权统归事上党及袁世凯，开化党完全打散了。袁世凯本在吴长庆的幕下，吴氏移防金州，他被留在朝鲜代练新军。这时年尚不满三十，忽当大事，因电报不通，无法请示，只好便宜行事。他敢大胆的负起责任，制止对方阴谋，李鸿章从此看重他，派他作“总理朝鲜通商交涉事宜”的全权代表。
竹添是个浪人外交家，他如果没有违反日本政府的意旨，至少超过了它所定的范围。事变以后，国际舆论，大都不以为然。日本政府只得召回竹添，和朝鲜订《韩城条约》，责偿金十三万元。光绪十一年，又派伊藤博文来中国，与李鸿章订《天津协定》，双方皆撤退朝鲜驻军，但将来韩国有事，两国均得出兵，惟事先须行文知照，事定即行撤退。从此日本对朝鲜也和我们有同等的权利了。
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正是英、俄两国因为阿富汗的问题， 几致开战。它们的冲突，波及远东。英国为预防俄国海军从海参崴南下，忽然占领朝鲜南端之巨文岛，俄国遂谋占领朝鲜东北的永兴湾。朝鲜人看见日本不可靠，有与俄国暗通求俄国保护者，在这种形势之下，英国感觉危险，日本更怕英、俄在朝鲜得势，都怂恿中国在朝鲜行积极政策。英国觉得朝鲜在中国手里与英国全无损害，倘到俄国手里，则不利于英甚大。日本也觉得朝鲜在中国手里，它将来还有法子夺取，一旦到了俄国手里，简直是日本的致命伤。不过这种积极政策，李星应也曾经建议过，李鸿章并未采纳，他的态度似乎是保守的。我们看他写给洪钧的信说：
朝鲜蕞尔国，为东方全局所关，英、俄两雄，尤若视为轻重。英惧俄占据朝鲜海口，经略太平洋，故力劝我收回朝鲜，非助中而仇韩，实忌俄也。俄惧英之说行，则中英之交益密，将合而拒俄，是黑海之盟，复见于东方也，故屡请我立约，两不侵占，非防中而助韩，实忌英也。两雄相忌之际，中国正可择便而行。今用英之说，则力有未能，而俄先不能无事；用俄之说，则彼此乐于无事，且声明永不侵占，而英亦或可勉从。前年索还巨文岛时，曾与俄署使拉得仁会议中俄互送照会，彼此约定，永远不占朝鲜土地，旋因彼于照会内，不肯明言是我属邦，中旨未允。今之所言，自是重申前说。今日事势与前更殊，韩日趋于危亡，岌岌不可终日，尽人皆知，逼处大国惟有一俄，彼求订立专条。永不侵占，自属有益无损。
又写给袁世凯的信说：
韩事日就败坏，不易挽回，执事在彼三年，苦心调剂，随宜补救，非止一端，局外或不深知，鄙人岂不洞察？所以迭奉箴规者，特虑神锋太隽，亦吕侯戒元逊十思之义也。近读来示，深稳有识度，进而益邃，至为快忭。德尼论朝鲜事一篇，荒谬绝伦，尤集矢于执事，其诬罔之词，原不足辨，而于执事持大体，得众 心处，自不能掩，各国亦多不直其邪说也。
德尼（O. N. Denng）是李鸿章荐给朝鲜的美国顾问，他和袁世凯争权，乃著《朝鲜论》（China and Korea）一书，力诋袁氏，鸿章信中所说指此。袁世凯当时颇为灰心，屡次求调，李鸿章更劝勉他说：
目前情势，操纵两难。横览人才，亦无以易执事，非漫为勉留也。韩王之锢蔽，似已无可挽回，目前除却“持大端不苛小”六字别无办法。所望平心静气，愈加讲求交涉之宜，维持一分即补救一分，将来局面，或有变迁，或有十分稳当可代之人，自当时时留心，终不使执事久居危疑之地也。尝论执事现在所处地位，终军之使南越也，而其事寄则班超之护西域也。终童之失在轻锐，定远在西三十年，将行告任尚，亦惟以严急清察为戒，而归于简易持大纲，任笑其平平，终以偾事。可知定远三十年中，深沉含宏盖不少矣，其语深远可味，今亦愿执事为定远之平平，无为任君之察察而已。
从这几封信里可以看出李鸿章对于朝鲜的政策是消极的，只要维持宗主的体面就够了。袁世凯少年气盛，他要把握朝鲜的财政、邮电、海关。朝鲜派公使到各国去，事先未向中国商量，袁世凯一面阻止，一面请示办法，李鸿章回复道：“韩国公使至任地之时，必先至中国公使馆，由中国公使介绍访问驻在国之政府，而后韩国公使，得任便访问。又驻在国宫殿内之祝贺公席享宴等，韩国公使必坐中国公使之下坐。有重要事件时，韩国公使必问中国公使意见，以养成宗属之谊。”然而朴定阳到美国，没有遵守这些条件。中国责问朝鲜，把他免职。这时我们在朝鲜实行宗属政策，威权地位都提高了。日本最初怕英、俄插手，所以不加牵制，后来看见中国的势力膨胀，不免起了嫉妒的心思。李鸿章始终感觉着对朝鲜“操纵两难”，对列强连日本在内，都不敢得罪，徘徊瞻顾，毫无主见，及事机既迫，仍然持重因循，着着落后，这是他失败的最大原因。
第三节 中日甲午之战
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这是甲午战争的直接起因。本来朝鲜自甲申乱后，政权复归旧党，旧党又分事清、事俄两派，斗争很烈，国事日非。当时民间有歌谣说：
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烛泪落时民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
可见政治腐败人民怨恨的情形。东学党就利用这种民不聊生的时候，揭竿而起。他们以东学相号召，排斥西教，刺取儒、佛、老之说，杂以迷信。用“明人伦，诛污吏，匡政府之秕政，救生灵于涂炭”作标语。一般排外守旧痛心虐政的人，都相率加入。崔时亨为领袖，陷据金罗、庆尚两道，韩兵往讨，迭次失利。袁世凯促韩廷向中国乞援，李鸿章并未考虑到可能引起的影响，还以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遂派叶志超、聂士成率一千五百人往朝鲜，并按照《天津条约》通知日本。日本原来惟恐朝鲜不乱，一方面派浪人内田良平等组织“天佑侠团”，往助东学党，使他们的势力蔓延；一方面由驻韩代使杉村及驻京领事荒山，极力怂恿袁世凯、李鸿章出兵平乱，故意设此圈套，以为侵略朝鲜之口实。果然我兵方到牙山，日本驻韩公使大岛圭介也率兵到汉城。乱党听说中日大兵前来，完全逃散。其实他们造乱的地方，离汉城尚远，该处并无日本侨民。日本在几天内，就派来七千多人，列阵于仁川、汉城间，韩廷屡次阻止，知道它“包藏祸心，危在呼吸”。只好希望中国兵先撤回。李鸿章即电令叶志超准备撤退，并照会日本，同时撤兵。无奈日本正决心挑衅，不但不撤，反续有增加，“在军事上取得先发制人”的优势。可是韩乱既平，他们所谓保护侨民便无所借口了，各国又多不以日本之出兵为然。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 光，乃商量用一种外交的手段，转换形势，忽提出由中日两国派出共同委员，改革朝鲜内政。换句话说，就是共管朝鲜。非有结果，决不撤兵，如中国不赞成，日本就以独力来担任。据陆奥宗光说：“余假此好题目，非欲调和已破裂之中日两国关系，乃欲因此以促其破裂之机，一变阴天，使降暴雨，或得快晴耳。”时日本政府的狡狯和野心，已昭然若揭。可怜清廷和李鸿章却蒙在鼓里，毫无察觉。
中国不答应日本的改革朝鲜内政方案，自有正当之理由，但这些理由对入室露刃的强盗来讲是没有一点效果的。清廷和李鸿章还只用口舌与公文来和日本争辩，坚持非先撤兵不可，实际是中了日本人的诡计。当时英国驻华公使颇热心努力于善意的调停，总理衙门毫无识见，未能应付得宜，致英国退处于中立的地位。俄使喀西尼向李鸿章说：“俄已勒令日本与中国商同撤兵，如日不遵，恐须用压服之法。”殊不知喀西尼虽愿意帮忙，俄政府是不愿插手的，李鸿章误信此言，上了大当。过了几天，杳无消息，鸿章虽亦觉得压服是空言，但总以“俄廷迭电该使调处，必有收场”。甚至于俄使已表示“只能以友谊力劝日撤兵，未便用兵力强勒日人”，鸿章还希望英、法、德、美出来调处。并说“两国交涉，全凭理论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力戒牙山弁兵，勿与计较。叶志超电陈二策：上策速派大军由北来，与叶兵相呼应，免致进兵无路；中策速派商轮将牙山驻兵撤回，秋后再图大举。谓若守此不动，徒见韩人受困于日，绝望于我，军士露处受病，殊为可虑。鸿章以上策“似须缓办”，中策又虑“示弱”。结果不特贻误戎机，并且予日人以从容布置之时间。总而言之，他始终不愿和日本打仗，但他对日本的要求，又不肯让步，这种军事消极，外交积极的办法，实在是莫明其妙。
这时中国和日本的舆论，都十分激烈，一意主战。翰林院学士文廷式对于李鸿章的依赖调停，军事观望，颇多指陈。他说：“倭人无故忽用重兵，名为保商，实图朝鲜，人人共知。而中国之办法，尚无定见，北洋之调兵，亦趦趄不前，坐失事机，天下事尚可问乎？李鸿章立功之始，藉资洋人，故终以洋人为可恃，而于中国治法本源，不 甚留意，故一有变端，徬徨而罔知所措，必然之理也。”礼部侍郎志锐更说：“李鸿章与译署大臣主持此事，一味因循玩误，辄藉口于衅端不自我开，希图敷衍了事。我若急治军旅，力敌势均，犹冀彼有所惮，不敢猝发，是示以必战之势，转可为弭衅之端；不然，则我退而彼进，只求无衅不可得也。该大臣等专恃外国公使从中调处，以图退兵之计。事起之初，则赖俄使；俄使不成，复望英使；英使不成，又将谁易？既无可恃之势，又无可假之权，全凭口舌折冲，虽英俄各使逞辩诪张，果能化弱为强，强日人以就我范围乎？敌情本有虚实，边患更有重轻，壮我之气，而后可以讲和，充我之力，而后无妨言战。势无可缓，计不必疑！”像这一类奏折，都不得谓之无识见。惜乎主持朝政的人，都是些阘茸不负责任之流，清廷谕令各大臣会议决定，仍是一面备战，一面和商。
日本压迫朝鲜，改革内政，韩王不得已，设了一个校正厅，派申正熙等任改革委员，与日使协议。日使更向朝鲜提出“哀的美敦书”，迫使中国军队出境，并宣布废弃中韩间一切条约，限三日内答覆。这时袁世凯觉得“坐视胁陵，具何面目”，请准回国，经手事交唐绍仪代办，几天前已离韩回津。韩王手足无措，只得以“将来请中国政府核办”含糊致覆。大岛圭介遂于六月二十一日，率兵直入韩宫、掳韩王，拥大院君主持国政。原来大院君囚羁保定，早已放还，袁世凯本要利用他抵制闵族的，实际未能做到，而大院君怨恨中国，反被日本人利用，因成立所谓“日韩同盟”，矫诏“不再入贡中国”，并托日兵驱逐在牙山之华军。中日战争就这样的启幕了。李鸿章在袁世凯回来以后，才知道韩事急迫，我军孤悬牙山，非添派援兵不足应变，乃派陆军由辽东至平壤，并雇英商船运兵赴牙山，由海军护卫。二十一、二日因日军正演“逼宫”一幕，我军安然登陆。二十三日，日军舰忽袭击我军舰于牙山口外之丰岛。“广乙”受创坐礁，“济远”逃回旅顺，“操江”被掳而去。英船载兵的“高升”号被击沉，士兵九百余人，全遭覆没。这是甲午第一战。二十六日，日军逼牙山，我军逆战于成欢，以一当五（我只五营，日兵万余人），不支败退，仍绕道达到平壤。志超捏报获胜，清廷迭谕奖赏，朝野喜慰，真 是一幕滑稽的悲剧。于是清廷通告各国，日为戎首。七月一日，两国同时正式宣战。
李鸿章最注意海军，南北洋舰队，业经成立六年，虽未添造新船，但北洋舰队就有铁甲舰二艘、巡洋舰八艘、炮船十二艘和水雷船六只。比日本的海军吨数高，他们占世界海军第十一位，我们是第八位。我们的主力舰“定远”和“镇远”各七千三百余吨。日本顶大的战舰不过四千吨。但我们的船“质重行缓”，最快的每时仅行十五六海里。日本的船都是后造的，每时可行十九至二十三海里。它船上的炮，也比我们的多，而且放得快。我们的舰队编制不齐，日本的配合则比较适用。所以两国海军在质量上虽相差不远，在效率上我们不如敌人。李鸿章也深知道“迟速悬殊，利钝立见”，“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因此“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未可“驰逐大洋”。不料八月十八日，日本舰队乘我海军全队护送陆军到大东沟正要开回旅顺的时候，突来攻击。海军提督丁汝昌，本是骑兵将领，未习海军，他为人忠厚，颇有气节，曾经大敌，迭著战功。李鸿章早就改派他带水师，并“屡赴西洋，藉资阅历”，以为他情形熟悉，靠他来作个领导的将官。他以“定远”为坐舰，舰长是刘步蟾。刘为英国海军学校的毕业生，学科成绩，确属上等，而且颇识莎士比亚的戏剧，饶有所谓儒将的风度。丁自认不如刘，所以实际由刘任总指挥。他们一发现敌舰的缕烟，就决定排人字阵式，由“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先，充战斗之主力。等到两军相望，刘忽下令把人字阵完全倒置，“定远”“镇远”居后，两翼的弱小船只反居先。刘实胆怯，倒置的原故想图自全。这样一来，阵线乱了，小船的人员都心慌了，而且日舰得乘机先攻我们的弱点了。我们的战略既先失败，同时在战术方面，我们也不及人。“定远”舰上的总炮手英人泰乐尔（W. E. Tyler）看见刘步蟾变更阵势，知道形势不好。他先吩咐炮手不要太远就放炮，不要乱放炮，因为炮弹不多，必命中而后发。吩咐以后，他上望台，站在丁提督旁边，预备帮提督指挥作战，但二人言语不通，只好比手势交谈。刘步蟾忽令开炮，轰然一声，把望台震塌了，二人都坠落受伤。黄海之战，就此开始。鏖战凡五小时，敌人炮 弹的准确，远在我们之上。结果我五舰被击沉，余均受伤，日舰损失不很大，我们失败了。但丁汝昌舆疾督战，刘步蟾进退指挥，尚博得西人的赞叹。“致远”管带邓世昌，欲撞日舰最快的“吉野”以俱沉，中其鱼雷，奋掷自沉，死事最烈。方伯谦率“济远”脱逃，奉令正法，遗臭千古。自经此败，我海军聚守于威海，不敢再和日人交锋。后来日陆军由成山角登陆，扰攻威海后路，海军从前面夹攻。我尚有战舰十余艘，匿不敢出，被围刘公岛，官兵皆喧噪乞命，刘步蟾、丁汝昌先后仰药自杀，余舰降敌。李鸿章多年惨淡经营的海军，乃扫地以尽了。
海战失败的那一天，正是我陆军由平壤撤退到安州的时候。我军入韩者，原有叶志超的芦防六营，卫汝贵的盛军十三营，左宝贵的奉军六营，丰升阿的盛军六营，马玉崐的毅军四营，共三十五营，以二十九营一万四千人守平壤，叶志超总统各军，置酒高会，漫无布置。而日军以三四万来攻，焉得不败？幸而左宝贵守牡丹台，壮烈殉国，马玉崐守大同江，肉搏血战，犹不得谓前敌无人，若都像卫汝贵临阵先逃，叶志超树旗乞怜，那还成什么话！李鸿章二十余年所练的新兵，只这水陆两战，就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以后望风披靡，简直不堪再战了。最可恨的是旅顺经营十六年，靡帑数千万，有坚固的炮台，充足的军实，将近三十营的守兵，偏让日人从花园港登陆，不加过问。守旅顺的营务处总办龚照玙，未见敌人，即先逃走。敌人旅顺，屠戮四日，全城仅剩下三十六人，灭绝人理。当时美国报纸说：“日本国为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淮军的声威，从此算完了。清廷又想到湘军，派刘坤一以钦差大臣驻山海关，而“纸上谈兵，一味吹牛”的湘抚吴大澂率新募的湘军二十余营出关，未能守一牛庄，见敌即溃。辽东危殆，畿疆动摇，清廷不得不屈膝求和了。
这时一般舆论对李鸿章当然不谅解，群言繁兴，谤书纷纷，都说李鸿章昏庸误国，甚至说他媚日卖国，御史安维竣且请杀李鸿章以谢天下。其实李鸿章负不了这许多责任。朝臣中如翁同龢、李鸿藻等，一意主战，痛哭流涕，但毫无办法，只能掣李鸿章的肘。譬如海军，李鸿章说：“自光绪十四年未增一船，丁汝昌屡求添购新式快 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臣当躬任其咎。”在甲午战前，李鸿章大阅海军，英人曾建议：“必添购快船两艘，方能备日制胜。”因介绍二舰售中国。翁同龢长户部，藉口款绌，加以阻挠，后来这两只船为日本购去，其一就是打沉我船最多的“吉野”。战事起后，鸿章请拨二百万购船，还有人说：“不知其意何居？”翁同龢说：“海军乃生息之款，一时未能遽提。”然而这一年慈禧要做六十大寿，修理颐和园，京城内外，跸道所经，到处都有“点景”，所费何止千万？大半还是海军的经费！户部及南书房的人员都请停工，长麟说：“工匠人多，失业滋事。”翁同龢不得不敷衍的解释道：“停工指以后寻常工程，其业经办者不停。”翁同龢诉说部库空虚。慈禧许发内帑二百万两，他就赶忙的掩饰道：“请暂缓，等需用时再说吧！”如此逢迎，真无心肝！光绪帝虽已亲政，但大事仍出自慈禧，帝后两党，已显然有了暗潮。帝初主战，而慈禧主和，欲从速了事，以便“大开庆祝”，“广纳贡献”。光绪帝不敢“拂意太过，于孝有亏”。任听她撤书房，废二妃，罢志锐（瑾、瑜二妃之兄），因为他们都是主战的。像这样的政府大臣，简直视国事如儿戏，还要同外国打仗，无怪乎李鸿章发牢骚说：“中外论者皆轻视东洋小国，而臣久历患难，略知时务，稔倭之蓄谋与中国为难，一意治民，专师西法，倾其国帑，购制船械，愈出愈精。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未能撒手举办，遂觉稍形见绌。”但李鸿章为什么不早力争痛陈？即令清廷让他“撒手举办”，他用的人能实心任事么？他没有不可为而为的精神，先存着一种败战的心理，不作准备，不肯牺牲，依赖外人，苟且了事，这是他的过失。可是他说“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确系实情。梁任公说：“当时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实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后来清廷宣布批准和约的苦衷：“沈阳为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况二十年来，慈闱颐养，备极尊崇，设使徒御有惊，藐躬何堪自问？”只顾念几根枯骨，一个老妇，哪里知道有国 家民族和亿万群众？再说日本人打仗虽出蓄谋，亦极慎重，明治天皇亲到广岛督师，宿将谋臣，全体动员，我们的帝后还天天受贺听戏，疆吏打电报，说空话，朝臣“欺蒙”，“塞责”，“唯阿取容”，大家无可奈何，奏请起用恭亲王奕 督师，他未出都门一步，只主张议和。前敌将领，彼此不相下，没有一个真正的统帅。李鸿章虽然是个统帅，亦谓：“缓不济急，寡不敌众，鞭长莫及，毫无把握。”那时全国民众，没有几个人知道和外国人打仗。而我们当局往来的密电，日本人全用钱买了去，牒报非常灵通。可是日本人的事情，我们丝毫不知。上下内外如此，焉得不败！但李鸿章以古稀垂暮之年（七十四岁），马关议和，被狙一击，忍辱受窘，溅血报国，也有可以相当原谅的地方。
第四节 战败之影响——瓜分
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的《马关条约》，是甲午战争的结果，朝鲜放弃，不用说了，我们还要割台湾、澎湖及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增开商埠，准日本人自由住居营业，外国人所享有的一切特权，日本都“利益均沾”。从此东方帝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并驾齐驱，虎视眈眈，我们的国势阽危，已达极点了。欧美人在战前对我们尚有相当之重视，似仍不失为东亚大国，日本虽进步很快，在他们看起来，不过是能自立的小国，无关世界大局。战后的态度，却完全相反了。中国好像不可救药的“病夫”，日本变为东亚的强国。这一次的战争，对于我民族的关系，可说非常重大。再说国际间从来是不论理不讲情的，“个人有道德，国家无道德”，已是西洋人的成语。所以国家利害相同的就结合为盟友，利益冲突的，就变成了敌国。李鸿章不懂得这“强梁世界”的外交，还保持着“礼义之邦”的观念，把国际看作私人的关系一样，妄想各国“秉公说理”，加以援助，如何能不失败？各国的外交家都是精于打算盘的，西方帝国主义原想在远东大大的发展，但甲午以前，没有积极推动，一则因为它们忙于 瓜分非洲；二则因为他们互相牵制，各不相下；三则因为远东尚有中国和日本两个独立国家，具有相当抵抗能力。在中日战争进行的时候，李鸿章虽千方百计的请求它们援助，它们总是抱隔岸观火的态度，严守中立。它们觉得中国愈败，愈需要它们援助，而且愈愿意出代价。同时它们又觉得日本虽打胜仗，战争总要削减日本的力量。在西洋人的眼光里，中日战争，无论谁胜谁败，实是两败俱伤的，反坐收渔人之利。所以他们不援助我们于未败之前。
等到《马关条约》一签字，俄、德、法三国就联合起来，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主动是俄国，德、法不过附和。当时俄国正赶修西伯利亚铁路，对东北及朝鲜，垂涎已久，眼看日本的势力伸张到大陆，它如何甘心呢？俄国的财政部长威特（Witte）是具有权谋的野心家，远东政策由他决定。他要趁机会向中国表示恩惠，以达到“和平”侵略的目的。法国原与俄国同盟，对抗德、奥、意三国，俄要法帮忙，法不敢拒绝，何况法国也有野心家想向远东发展呢？德国和法国是世仇，为什么竟与俄、法取一致行动？它的打算更妙：（一）借此与俄国接近，以离间俄、法的关系；（二）推动俄国向远东发展，在欧洲就不会多事；（三）防止日人占据中国的富源，又可以向我们索取报酬。这是三国干涉还辽的真实动机。他们在交换意见的时候，要求英国共同参加，英国本来对中国战争非常关心，曾运动过由列强干涉，因没有强硬的决心而罢。这时它不愿作武力冒险，以得罪新兴的日本，助长远东敌国的成功，所以表示消极。三国的作法，十分冠冕堂皇。一方面它们向我们表示同情，说条约太无理，它们要援助我们挽回失地的一部分。在我们那时正痛恨日本的情绪之下，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并且希望三国把辽东、台湾一齐挽回过来；一方面它们向日本提出所谓友谊的劝告，说日本占领辽东，不利于远东和平，要它放弃，同时更作军事行动的准备，以示决心。日本在战后哪敢抵抗三国？只好接受它们的劝告，把辽东还给中国，索取三千万的代价。我们觉得辽东不只值三千万两，所以对于三国的援助，自是十分感激。但二万三千万两的赔款，中国如何能担负？俄国又帮我们从法、俄银行借款一万万两，年息四厘，数目之大，利息之低，诚使我们受 宠若惊，俄国真是我们的好朋友，于是许多要人，都主张联俄制日。
三国干涉还辽之次年，即一八九六年五月俄皇尼古拉斯二世行加冕典礼。清廷已命王之春往贺，帝俄政府向我表示，当中俄两国特别要好的时候，中国应该派头等大使作代表，才算给朋友面子，王之春位望太轻，难于接待。乃改派李鸿章前往。俄国非常高兴，准备隆重招待，并派一个亲王乘专轮迎接于朴塞（Port Said）。俄皇命威特负交涉之责，威特深知中国人的心理，所以和李鸿章谈判的时候，首言日本可恶可畏，这是李鸿章愿意听的话，也是全国人士愿意听的话。这种心理进攻既然顺利，威特乃进一步陈言俄国对我之援助如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说当中日战争之际，俄国本想参加，但因交通不便，俄军未到而中日战争就完了。以后中国如要俄国给与有力的援助，中国必须许俄国修筑铁路横贯东三省。原来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方修至外贝加尔（Tranbaikalia），路线发生了问题，如果绕黑龙江的北岸以达海参崴，路线太长，工程太困难。威特主张通过我们的东三省，路线可缩短五百余俄里。工程既易，土地亦肥沃。所以俄国援助中国，就是为的要借地筑路。他们在还辽以后，曾经向我国表示，并派人赴东北查勘路线。我们觉得“后患甚大”，主张由中国自造，与俄路相接。李鸿章当然还是这种答覆。威特说中国人力财力不足，倘自造则十年尚不能成，将缓不济急。如中国拒绝俄国的好意，俄国就不能再助中国了。这一句话把李鸿章吓服了。于是他与威特签订密约，俄许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中国许俄建筑中东铁路。
中俄密约是李鸿章终身的大错，其实不能全责备他一人。俄国向我们送秋波，彼此早就“心心相印”了，李鸿章不过是牵线的人。即翁同龢是向来反对李鸿章的，他任军机大臣，经手办理密件，在他的日记里，并未露出丝毫抗争的意思，可见朝臣多以联俄为是。但俄国既把中日问题卷入世界漩涡，李鸿章又引狼入室，开门揖盗，以后瓜分之祸，及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国难都是那个密约引出来的。俄国何尝想援助中国？不过想利用中东铁路来作“和平”侵略的工具罢了。他们觉得要发展远东的势力，必须有一个完善的军港和商港，海参崴太偏北，冬季结冰，不便航行，如要找一个不冻港，非 向东北及朝鲜方面进行不可，日本占领辽东，就是他们绝大的障碍，所以他们认为干涉还辽是一举两得的最好机会。我们对国际智识太幼稚，不能利用列强的均势去因应措置，只好任听俄国的摆布了。
李鸿章离开俄国以后，就去聘问英、法、德、美诸国，各国对他都很拉拢，希望在他身上捡些便宜。德国本已取得天津、汉口两处租界，以为代索辽东的报酬，但它并不满足。俄国有“借地筑路”之议，它马上就要求“借地泊船”。李鸿章在柏林没有答应。驻华德公使乃直接向北京总理衙门提出，并指明索借胶州湾。我们怕列强纷纷效尤，自然是婉辞拒绝。光绪二十三年德皇访俄，和俄国成立一种默契，就借口山东巨野有德教士二人被害，忽然将胶州湾占领，中国迫不得已，只好在二十四年二月和德国订租借条约，以九十九年为期，并把山东的筑路权和采矿权都让给它。从此山东就算德国的利益范围了。中国的瓜分之祸，以这次交涉为起点，接着俄国租旅顺、大连，还要修南满铁路，东三省成了它的势力范围。英国租借威海和九龙并保持长江流域的优势权利，法国租借广州湾，并要求两广、云南的优越权利。日本指定福建为其势力范围，不准让租与他国。除意大利要求租借浙江的三门湾，我们没有答应，其余都照办了。这就是所谓“瓜分”。俄国和中国是同盟国，密约订立不到二年，它和德国就先动手来宰割，我们费了三千万两赎回的辽东，原来是为它准备的，这还不算，简直整个的东北都被它囊括以去，俄国还说，它是中国惟一的好朋友！当它强占旅大时，清廷尚以俄国来援助我们，维持均势，供济它军舰的用煤。等到慢慢回过味来，已竟晚了！于是又有人主张“联日制俄”，并且有人主张请伊藤博文作中国的首相，实行变法。“病急乱投医”，真可为晚清的外交写照。本来李鸿章的外交政策，是道光年间的新人物所谓“以夷攻夷”，但哪个夷人能被我们利用？结果是帝国主义“协以谋我”，愈闹愈糟了：这时列强“磨刀霍霍”，中国“已成俎上之肉”。幸而美国把菲律宾占领，它的势力伸张到远东来，对中国这个偌大的市场，不能置而不问。于是他们的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向英、德、俄、法、日、意六国，征得同意，宣言各国在中国已取得的权利，从此不相冲突，不管哪一国范围 内的商港，都有同等的工商业利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门户开放主义。因此我们才“苟延残喘”的免掉了瓜分之祸。但是帝国主义的慢性蚕食，使中国经济更濒于绝境。我们的民族革命益发“任重道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