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戊戌百日维新
鸦片战争后的海防运动，英法联军后的自强运动，都未能挽回中国的厄运，而甲午之战，我们堂堂大国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割地赔款，更肇瓜分之祸，这种奇耻大痛，还不应该促起民族的觉悟么？一般人感觉到国家的危险，都有翻然改革的意思，但不晓得怎样做法。士大夫是比较有智识的，自然居于领导地位，他们想西洋之所长，既在科学技艺，日本摹仿了，骤致富强，我们也摹仿了，为什么反不见效果？于是进一步想到政治、法律是国家的重要条件，倘若组织不健全，即使具备近代化的国防，也没有多大用处，何况旧制度根本就不能举办新事业呢？所以要救国非改制变法不可，于是甲午以后，“洋务论”一变而为“时务论”，虽仍以自强为目的，实则是一种民族自觉的维新运动，康有为、梁启超就是这个时代所产生的代表人物。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县人，生于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比国父大八岁，比梁启超大十五岁。他家好几代都是读书人，具有士大夫阶级的传统。他的学问思想得力于同县朱次琦（九江）的教训最大。有为从光绪元年（十八岁）受业于礼山草堂，到七年次琦卒，又独学于其乡之西樵山者四年，这十几年功夫，他除预备科举的制义外，特别 注重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及经世之学。因为朱次琦讲学，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为纲，以义理、考据、经世、词章为目，而其精神所贯注，完全在“经世”之学，和曾国藩的见解是一样的。有为虽不懂任何外国文字，在戊戌以前，也没有到过外国，但他到过香港、上海，看见洋人管理地方行政的整齐，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觉得这种优美的行政，必有其文化和思想的根源。可惜当时国内还没有讨论西洋政治经济的书籍，只有江南制造局及教会所译的初级天文、地理、格致、兵法、医药及耶稣教经典一类的书籍，有为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取而读之，“能举一反三，因小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辟一境界”。后来他讲学虽仍依礼山草堂的纲目，而“以孔佛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可见他对于西学的注重。不过他的学问成就，归结还是一个今文学家。今古文学在东汉时就有争论，郑、许以后，糅为经学之正统，西汉经说，渐就湮没。到了清朝中叶经学鼎盛的时候，范围狭小，不免贻饾饤补苴之讥，一般才智之士，颇不餍其所为，遂有庄存与（字方耕，阳湖人）一派的公羊学家出来，不求训诂名物之末，专求所谓“微言大义”。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继之，始大张其军，自珍尤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嵌崎磊落，睥睨一世”，风尚所趋，尊为“龚学”。魏源著《海国图志》，开新学之端绪，为今文学家生色不少。他们不但在经学中“自辟领域”，而且关怀国事，注重政治，考究舆地，主张革新，把今文学和经世学简直融成一片了。湘人王闿运掌教成都，不“毕摹乎古”，“取今事与古事比附”，其弟子廖平阐今文家法，号称“蜀学”。有为受了廖平的影响，综合诸家，集今文学之大成。遂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以为他的理论根据。他说古文经传都是刘歆伪造的，想把孔子的微言大义湮乱了，才好佐莽篡汉。他认为孔子真正是一个改革家，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经典中尧、舜之盛德大业，乃孔子理想所构成，未必实有其事。周秦诸子，“罔不改制”，“罔不托古”。孔子的微言大义，只有在《公羊传》里可以看出来。《公羊》讲“通三统”，那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不相沿袭，各代都因时制宜，造出各代的法制。《公羊》 又讲“张三世”，那就是说“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好像“专制”、“立宪”、“共和”三种政体，愈改而愈进的。他又以三世之义说《礼运》，“小康”为升平世，“大同”为太平世。《大同书》就是他心目中的“乌托邦”。他的学说，虽自有相当之价值，但他的作用，无非想抓住孔子作为他的招牌，以便镇压反对变法的士大夫。因为他知道士大夫是守旧的，总以为法制是先圣先贤、列祖列宗所遗留，历代相传，绝不可加以变更。康有为认为不先打破这个思想的难关，变法就无从下手。所以他发挥今文学家的改制之说，以构成整个思想体系。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抓住孔子，自然就不成问题了。后来他以孔子为“教主”，为“素王”，都由摹仿西洋，比附基督，注重经世，杂引谶纬而来。
康有为的救国热忱，仍受了朱九江的影响，九江在道、咸年间国难严重的时候，即有“王度无中外，恩言有岁年，一方苞蘖挺，六月羽书传，敢以烽为戏，须明国有权！整疆光旧物，不拟勒燕然”若干首感事诗，又有“弱冠请缨男子志，愁从灯下看纯钩”之句。又说：“世难才殷，靡知所底，项鸽之叹，诗雅以嗟。窃惟自古泯棼之会，玄黄戎马之秋，天命民彝，必不可以一朝绝，则宜有所寄，寄斯巨者，惟在修学好古之儒。”（《复王菉友书》）爱国救世之心，溢于言表。有为从九江学有根柢以后，曾遍游南北，入京师，谒翁同龢，极陈时局艰危，请变法图自强，并建议以朝鲜为万国公地（驻韩德使曾建议各国互保朝鲜，李鸿章未采纳）。同龢以为多事，不替他代奏，独曾纪泽赞成他的意见，余皆目为狂。他在光绪十六年讲学于广州长兴里，这是一生事业的起点。时梁启超（任公，新会人）、陈千秋（通甫，南海人）同学于学海堂，谒之大服，遂执业为弟子。次年始设馆广府学宫之仰高祠，颜曰“万木草堂”。他的两部大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即在是年完成，梁、陈负校勘分纂的责任，帮忙不少。他们除著述讲学外，“每谈及国事杌陧，民生憔悴，辄慷慨欷歔，或至流涕”。他的弟子“受其教则振荡怵惕，凛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放弃暇逸。每出则举所闻以语亲戚朋旧，强聒而不舍，流俗骇怪，指目之曰康党”。他们也居之不疑，颇有东林、复社 的神气。启超于十五年中式举人，尚早于有为五年，他们入京会试；正是中日战争的时候，有为联合公车数千人上书申变法之请。明年有为成进士，（乙未）授工部主事。《马关条约》成，他们又联合公车上书，谏阻和议。翁同龢虽说他的《伪经考》是“说经家一野狐”，但亦稍与计事。有为论议纵横，波澜极壮，创办《中外公报》，提倡新学。又立“强学会”于京师，主张变法自强。同时张之洞、陈宝箴倡行新政于江南、湖广，黄遵宪为之助。遵宪又引梁启超主上海《时务报》笔政，主湖南“时务学堂”讲席，宣传变法维新，风气倾动南北。及胶、澳事起，瓜分之祸日亟，有为又立“保国会”，大事宣讲，他说：“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故割地失权之事，非洋人之来割胁也，亦不敢责在上者之为也，实吾辈甘为之卖地，甘为之输权。若使吾四万万人皆发愤，洋人岂敢正视乎？而乃安然耽乐，从容谈笑，不自奋励，非吾辈自卖地而何？故鄙人不责在上，而责在下，而责吾辈士大夫义愤不振之心，故今日实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者。”这种民族自觉的革新运动，一时弥漫全国，声势非常浩大，附和的人很不少，好像全国的舆论都拥护他们。有为凡七上书，给事中高燮曾极佩服他，疏请光绪帝召见。光绪帝本来愤外难日迫，也想革新庶政，努力救国，看到康有为的上书，非常感动。因此决心改革，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四日下诏定国是，翁同龢、李端棻、张百熙、徐致靖都先后疏荐有为、启超，才可大用，帝特旨召见，非常赏识，命有为在总理衙门行走，启超办理大学堂译书局事务。又以陈宝箴荐擢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一直到八月初的“政变”，他们辅助光绪帝行了百日的维新。
在这“百日维新”之时，他们推行了不少的新政，诏书不下一百数十起，最重要的是：（一）废八股取士之制，改试时务策论。换句话说：就是以后读书人要做官，不能靠虚文，必须靠实学。（二）各省府厅州县设立高等中小学堂，以为培植实学人才的地方。（三）调整行政机构，裁汰闲散衙署，如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以及与总督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不甚治河 的河督、不办运务的粮道、向无盐场的盐道。其余应裁各职，令详议以闻。同时添设一个农工商总局，好像现在的农林部和经济部，以便实行经济建设。（四）军营改新法操演，奖励新机器、新军器的制造。除此以外，有为还有很多的建议，如制度局，好像现在的设计局，如民政局，好像现在的参议会，又要设十二局以行新政，并有迁都、改税、裁厘、定律、设警察、练乡兵、重俸禄、经营边疆等事，大都是早就应该办的。但维新的政令，愈是“雷厉风行”，而守旧的臣僚和士子，愈觉得饭碗要打破，前功要尽弃，更拼命的反对他们。康有为只抓住一个光绪皇帝，以为君权既尊，何事不成！殊不知这皇帝从小孩子就扶养在慈禧手里，“积威既久，视如狮虎，战战兢兢，胆为之破”。原是一个怯懦无能的人，安能望其独断独行，如秦始皇、唐玄宗一样！他的求治之心虽然急切，但实权仍在颐和园，事必请命而行。旧党本多太后之人，就包围慈禧，请求保全，收回成命。慈禧也不满意光绪，遂有废立之意。光绪帝觉得位置危险，因密谕杨锐等：
近日朕仰观圣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之大臣，而进英勇通达之人，亦不欲将法尽变。朕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时不惟朕权力不及，若强行之，朕位且不能保。尔等详悉筹议，必如何而后能进用英达，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即具奏候朕审择，不胜焦虑之至！
光绪早就命康有为往上海，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有为迟迟不行，反与谭嗣同等密谋结托袁世凯。袁世凯这时在天津小站练兵，光绪帝破格特赏侍郎，嗣同劝世凯率兵入京，缓急为助。世凯觉得他们不容易成功，反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荣禄是旧党的魁首，尝说：“让他们乱闹几个月，等罪恶贯盈好了。”这时看见机会已到，遂入京上变。八月初六日，慈禧自颐和园回宫，光绪战栗俯伏，惟有涕泣，慈禧戟指顿足，申申而詈，要赐以鸩酒。大学士王文韶及近支王公等跪求，才命幽禁瀛台，假称皇帝有病，太后三次临 朝，把所有的新政，完全打消，仍旧回复原状。康有为于二日前经光绪帝密诏促行，尚在途中，后逃海外，梁启超逃往日本。军机四“新参”——杨、刘、谭、林，和御史杨深秀，有为弟康广仁，先后被执，同日处死，这就是所谓“戊戌六君子”。所有资助维新的内外大臣，都一概罢黜获罪。只有湖广总督张之洞是维新运动中的缓进派，他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劝学篇》去劝导国民，提倡忠君，又握有实权，旧党无法摇撼他，尚为新事业保留一线生机。康梁变法的失败，更证明了今文学家也不能“经世致用”，中国学术已到没落的时候，要救国家救民族，非借重西洋文化不可，因此才有民国以后的新文化运动。
第二节 民族自觉运动之横流
士大夫阶级所领导的民族自觉运动失败了，国运阽危，更形显著，一般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政治侵略和经济侵略并不认识它的严重性，只看见到处设立教堂，宣传天主耶稣，排斥我们固有的宗教，总觉得是一种邪教异端。加以信“洋教”的人，既“不拜祖先”、“不敬神佛”，不参加祭赛庙会，反仗了洋人的势力欺压平民。洋人借领事裁判权的威风，动辄函告领事公使，和北京总理衙门交涉，地方官往往以此获罪，以致“官怕洋鬼”，遇事不能持平办理。老百姓愤恨不平，就聚众向教堂寻衅，结果因为国际的关系，人民仍不免吃大亏。从同治九年天津教案以后，这种事时常不断的发生，愈积愈多，民间仇教的心理就愈甚，总有爆发的那一天！但人民的知识是有限的，他们不知道怎样去解决这种纠纷，又怕外国人的枪炮利害，更以为我们的官吏士绅都是汉奸洋奴，为虎作伥。假使有人说，我们有鬼神保佑，能叫洋人的枪炮无用，一下就可以把洋人杀尽，复兴中国；而当权守旧的士大夫不仅不干涉，反从而附和之，提倡之，许多迷信的愚民，能不兴高采烈如疯如狂的参加活动么？庚子年间的“义和团”就是这样起来的。虽然他们的行动极端幼稚可笑，愚昧堪 怜，但他们的用心是爱国的，自救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民族自觉运动，不过不是革命的正轨，而是反动的横流罢了！
“义和拳”原是白莲教的支派，其始以八卦分门，练习拳棒，聚众敛钱，也称“大刀会”。后来借口仇教，益神其说，诡言鬼神附体，作法念咒，可御枪炮，其实是一种魔术。初在山东北部活动，巡抚李秉衡、毓贤先后鼓励他们，称为义民，改“拳”为“团”。因此他们就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到处焚掠，和洋人教民为难。法国为保护教民，屡有责言，清廷乃调毓贤抚晋，以袁世凯作山东巡抚，世凯派兵痛剿，拳匪势衰，在山东不能立足，都逃入河北，这是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春天的事。直隶总督裕禄，不惟不制止，反而表示欢迎，义和团在河北就大为得势了。一股蔓延于沧州、静海一带，系“坎字拳”，设坛独流镇，舟子张德成、游勇曹福田为首。一股蔓延于深、翼二州，系“乾字拳”，占据涿州城，没有著名的首领，仅称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屡次焚毁电线铁路，胁民仇教，公然劫杀，称洋人为大毛子，教士教民为二毛子、三毛子，凡携带洋货，或与新事业有关的人，不管是不是教民，都称为二毛子，甚至于他们所要抢杀的或稍示怀疑的，均以奸细二毛子呼之，简直是毫无理性的一种暴动。毓贤偏向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徐桐等大事鼓吹，说拳民如何忠勇可恃。载漪等正怨恨洋人，无法出气，赶忙向慈禧太后介绍。于是刚毅引“乾字拳”入京师，庙宇府第，遍设坛场，出入宫禁，任意焚掠。而裕禄复招曹、张二匪首至天津，待以上宾之礼，并为保奏，因此京津就成拳匪的世界了。
西太后和载漪等所以崇信拳匪，出此下策，就因为戊戌政变时外国人都偏袒光绪帝和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难海外，受外国人保护，清廷屡索不得。他们又发起保皇会，刊行报纸，极力诋毁慈禧，鼓动拥护光绪。这样西太后和一般顽固分子就恨起洋人来了。慈禧要废光绪，立载漪的儿子溥㑺作大阿哥，刚毅、崇绮、徐桐、启秀诸人都想在新主子手下操权，尽力怂恿。可是中外舆论不服，两江总督刘坤一首先抗疏力争，西太后觉得只要外国公使能入贺就可以实行废立了，不料外国公使一致不满意，反而正言相规，于是西太后和 顽固派更加痛恨洋人。载漪眼看着当不成“天子父”，尤其恼火。这一群冥顽不灵的怪物，本无知识，一听说义和团挟有神术，可以扶清灭洋，焉有不想利用的？他们以为“数十万义兵，不期而集，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正可“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经过四次的御前会议，虽光绪帝痛哭流涕，说人心不可恃，启衅足亡国；徐景澄、袁艇等以死力争，而慈禧仍从载漪的主张，于五月二十五日（六月二十一日）下诏向各国宣战。
这时北京有董福祥的甘军，他们帮助拳匪，一同焚掠，顽固派认为福祥能杀洋人，“必强中国”，加以奖誉。慈禧命他们和拳匪攻打东交民巷，“披发禹步，升屋而号者数万人，日夜炮声不绝”。攻打了一个多月，始终未攻破。那时八国公使馆的卫兵，合起来也不过四百多人。甚至天主教的北堂仅有法、意水兵四十人守卫，董军和拳匪两个月也未能攻破，只是在未宣战以前，董军杀死一个日本书记生。载漪的神虎营兵把德国公使克林德（Kettler）杀了，都是乘其不备才干出来的。徐桐、崇绮听见德使被戕，非常的高兴，说是“夷酋诛，中国强矣”。刚毅奉命统率拳民，日坐城楼观战，说“使馆一破，洋鬼子就全灭了”！可是使馆老攻不破，军民死伤甚多。于是启秀荐五台山僧普济有神兵十万，请召之。还有翰林院编修王龙文上疏力荐“三贤”，所谓三贤，就是一个和尚，一个盗魁，一个狂夫。他们又献决水灌城之策。御史徐道焜并言洪钧老祖已命五龙守海口，夷船当尽没。殊不知八国联军早就把大沽占领，六月间更将天津攻破了。聂士成为淮军后起名将，曾剿拳匪，受他们的牵制，力战而死。裕禄、李秉衡兵溃，相继自杀。七月二十一日联军到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仓卒出走，由怀来宣化绕山西逃至西安，又让李鸿章出来收拾时局。
李鸿章自从中日战争以后，为舆论所不满，引咎罢职，光绪二十五年始出署两广总督。拳匪乱时，他和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屡疏谏止，无奈西太后一味搪塞，总说保护外人，不欲构衅，但又以乱民“挟骑虎之势，剿抚两难”，要他们谅解。他们对宣战以后的诏旨都置之不理，刘、张且与各国领事结“东南保护条约”，不受拳乱 的影响。清廷在联军逼近北京的时候，不得已只好调李鸿章督直，兼偕庆亲王奕劻任议和全权大臣，折冲了几个月，才与各国订立《辛丑条约》。条约划押不久，李鸿章就积劳病故了。《辛丑条约》除惩办祸首及道歉外，更有三个严重的条款：第一，赔款四万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合计总数九万八千二百二十三万余两。俄国占百分之二十九，德国占百分之二十，法国占百分之十六强，英国占百分之十一强。日本、美国各占百分之七强，意大利占百分之六弱，比、奥、荷各占百分之四弱。这样大的数目我们如何能担负得起？海关盐税既因担保关系，都操在外国人手里，而各省分别摊派，地方也受到经济的压迫，中央财政几有破产之势，以后只好借债度日了。第二，许各国扩大公使馆的界限，不准中国人居住，并得驻兵保护。从此东交民巷俨然变成外国的地方了。第三，拆毁天津城垣及大沽炮台，承认各国自北京至山海关的铁路沿线驻兵。我们的国防完全丧失，独立国的体面简直也就没有了。后来日本随意增兵平津，实行侵略，总藉口《辛丑条约》，所以《辛丑条约》乃是我国的致命伤，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可谓已达极点。经济上的损失和权利上的损失且不用说，而精神上我民族丧失了自信力，逐渐造成惧外媚外的心理，一切都觉得外国好，邯郸学步，东施效颦，似是而非，为社会改造，民族复兴，更增加了不少的障碍。譬如教育制度，其始摹仿日本，其继摹仿德国，最后又摹仿美国、法国、英国，只有形式的机械主义，毫无民族的文化基础，以致学校养成的人材，浅闻浮慕，固陋偏执，矜持一技之长，殊鲜通达之见，忘本逐末，削足适履，政治经济，胥受其弊。近年来又看人家有以民族自尊而自强者，不免矫揉涂饰，大开倒车，这和义和团的愚忠蠢行，仍是一样的反动。然而义和团代表全民族的反抗精神，多少还给外国人一些畏惧（赫德说：拳匪是外人压迫出来的。德国福兰克教授说：列强不敢瓜分中国，此役颇有影响）——虽是代价付的太大了。倘使我们的士大夫不求明通的治理，只凭直接的感觉，卑者自弃，骄者自封，那我们能得到什么结果呢？总之，当局的人物，一举一动，都关系国家民族的命运，不可不特别慎重，慈禧、载漪、刚毅、毓贤诸人，真所 谓死有余辜了。
《辛丑条约》已经够严重了，此外还有更严重的东三省问题。俄国老早就向我东北侵略，竟趁拳乱的时机，派兵把全东三省占领。辛丑和议以后，俄兵不肯退出，反向我要求各种特殊权利。清廷在大体上算答应了，各国听说，都表示反对，尤以日本最为激烈。因为日本正在经营朝鲜，把东北看作它的“生命线”，倘使为俄人所据，则朝鲜亦将不保，英美更恐引起远东纠纷，妨害它们的利益。因此中俄“满洲密约”未得成功。但李鸿章仍抱亲俄反日的政策，主张一部分接受俄国的要求，刘坤一、张之洞竭力反对，幸而李鸿章不久死了，不然东三省在那时就要送给俄国。日本、英国看形势不好，于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年）一月缔结同盟条约，美国虽未加入，但表示好感。中国当时的舆论，非常激昂，一致反对俄国。京师大学堂的教授上书政府，建议加入英日同盟，变为中、英、日三国集团来对付俄国。俄国看见国际形势不利，除将俄法同盟的范围扩大，包括到远东问题藉以抵制外，只好和中国订立条约，分三期（每期六个月）撤退俄国东三省的军队。光绪二十九年三月，第二期撤兵的期限满了，俄国不但不撤兵，反把第一期已撤退的兵又调回来。更向中国提出许多要求，想把东三省变成它的保护地。日本如何能甘心？马上直接出来和它交涉，提出满韩交换的条件。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年）两国交涉破裂，在我们的国土上——辽东打起仗来了。
日本首先封锁旅顺，把俄国的海参崴舰队解决，三十一年奉天大会战，又把俄国几十万陆军打败。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绕好望角、安南而到对马海峡，也被击溃了。日俄战争，就此告终，俄国虽吃了败仗，日本亦筋疲力尽。美国出来调停，两个议和，把“南满”的铁路及旅、大军港，让给日本，俄国仍保有北满的铁路及已得权利，日俄形成对峙之势，虽仍承认我国在东北主权，但实际是它们的禁脔了。尤其日本以区区三岛，在十年间，战胜东西两大帝国，插足大陆，野心愈炽，成了世界列强之一，居然以东亚霸主自命，更进一步要打破欧美均势，鲸吞中国，演成唯一暴力侵略的帝国主义，我民族革命的对象，又要转变了。
第三节 民族复兴新方案
我们的民族革命在道光以前，只要把所谓异族的满清政权推翻就够了，他们的文化势力根本不及我们，反逐渐被我们同化。但十九世纪以来，世界大变局，影响到了东方，列强以科学机械的力量，压迫我们，使我们几次受到打击。民族革命遇到文化势力强大的帝国主义为新对象，其困难更百倍于往昔。这时一般只注意如何挽救国家的危亡，对于满清政权的问题反而淡然了。鸦片战争后的海防运动，英法联军后的自强运动，甲午战争后的变法运动，都是民族自觉自救的方案。可惜这些方案既不彻底，又不认真的实行，其失败是当然的。不过它们也有一种好处，就是为民族革命做了驱除难的工作，使人民的新知识，慢慢增加，社会的旧势力，慢慢减少，形成历史渐变的趋势，新思潮就更容易推进。所以庚子拳乱的大反动以后，顽固势力的中心人物，如慈禧太后等也不得不讲求维新了。但民族复兴的伟业，岂是“胶柱鼓瑟”的满清政府所能够担负的？加之日俄战争以后，世人都认为立宪战胜专制，而有立宪政体的要求，清廷既不能适应变局，仍守钤制家奴之政策，一味敷衍，于是国人对于满清的政治改革感觉绝望，方才注意国父孙中山先生提倡的国民革命运动。
国民革命仍是接承民族革命而来的，不过它更进一步，“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变更。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换句话说，就是民族革命以外还有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革命的主体，从少数的“英雄”，变为全体的国民。为什么在一种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又加上两种革命呢？我们看国父说：
予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美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 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其他施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民报·发刊词》）
国父说明三民主义，在世界思潮和历史演变上的必然性。也就是国民革命必须包括民族、政治、社会三种革命的理由。欧洲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各民族割据其地，慢慢的养成各别的语言、文字、风俗、法制。到了近代，各民族遂成了民族国家。但在各国之内，王室专制，平民没有参政权，以致民众受压迫的痛苦。十八世纪末年，十九世纪初年，欧人乃举行民权的革命。又因欧美在十九世纪以来，科学发达，工业进步，社会贫富不均，仍感觉极大的不安，故有社会革命的酝酿，其势所趋，二十世纪一定是社会革命的擅场时代。世界上只有这三种思潮在激荡，历史上也只有这三种革命在演进。我们还是一步一趋的跟上去，永远作个落后的国家呢？还是“迎头赶上”，“毕其功于一役”，而建设成最文明进步的新中国呢？无疑的是后者胜于前者。但西洋经过几百年的奋斗而后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才得实现，民生主义尚且未实现，以落伍的中国，外受列强的压迫，内又布满封建的思想，三民主义如何能同时推行呢？况且以社会进化的原则，一下子跳越两个阶段是不可能的，中国在工业未发达，资本主义未造成以前，似难实现民权主义，更谈不到民生主义了。“一次革 命论”岂不是偏于理想么？有许多人直到现在还这样的批评三民主义。其实国父对于这些地方早已顾虑到了，他规定一种革命方略，作为他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在《同盟会宣言》的下半段说明革命应分军法、约法、宪法三时期，就是以后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必须循序推进，才可以充分解决实行上的困难。军政是破坏时期，训政是过渡时期，宪政是建设完成的时期，各有意义：以军法“内辑族人，外御寇仇”，注重民族革命；约法“建设自治，促进民权”，注重政治革命；宪法“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注重社会革命。虽然三民主义是有它的一贯性，并不能严格的分开，在重点上略有参差，在处分上略有次序，仍算是“毕功一役”，而自然的可以替代欧美社会演进的三种过程，也就不至有躐等之疑了。以社会进化的原则而论，总是愈变愈快，后来居上，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几十年的光阴来做他们几百年的事业？又为什么不能“曲突徙薪”、“防患未然”，在工业初起的时候，就为全民谋“福祉”，以“塞经济革命之源”呢？倘使说欧美发达了几百年的社会，不易“迎头赶上”，除非我们走错了路径，在事实和道理上都是讲不过去的。所以，国父“于革命建设也，本世界进化之潮流，循各国已行之先例，鉴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筹之有素，而后订为革命方略”。“革命主义必有待于革命方略，而后得以完全贯彻也”。不过一般人都认为军政、宪政时期是当然的，颇不了解训政时期的必要，国父说过：
革命有非常之破坏，则不可无非常之建设，盖际此非常之时，必须非常之建设，乃足以使人民之耳目一新，与国更始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试观法国革命以后，大乱相寻，国体五更，八十年后，而共和之局乃定。其故何也？法虽为欧先进文化之邦，人民聪明奋厉，且曾受百十年哲理民权之鼓吹，又模范美国之先例，犹不能由革命一跃而几于共和宪政之治者，以彼之国体，向为君主专制，而其政治向为中央集权，无新天地为之地盘，无自治为之基础也。我中国缺憾之点，兹与法同，而吾人民之知识，政治之能力，更远不如法国，此予所以创一过渡时期 为之补救也。在此时期，行约法之治，以训导人民，实行地方自治。惜当时同志，不明其故，不行予所主张，而只采予约法之名，以定临时约法，以为共和之治，反以予之方略计划为难行，抑何不思之甚耶？
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由荡涤，新治未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训政时期在以县为自治单位，盖必如是，然后民权有所托始，主权在民之规定，始不至成为空文也，于此忽之，其弊不可胜言！
国父的革命方略，特别注重训政时期，“以为专制入共和之过渡所必要”。他在民元所以让位于袁世凯，就因党人对革命方略，“置而不议”，“格而不行”。尤其忽视训政，酿成种种流弊。这是他十分“太惜痛恨”的，我们应该时时回省。三民主义是建国的纲领，革命方略是建国的程序，固然不错，但究竟怎么样来推行呢？国父更著有《建国方略》，藉作实际推进之准绳，首重心理建设，以“孙文学说”来改造民族的精神，继为社会建设，以“民权初步”来训练民权的行使，归究物质建设，以“实业计划”来奠定民生的基础。主义和方略配合起来，真是一个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到的、救国家救民族的新方案。
这个方案无疑的是我民族复兴的唯一途径，比较“海防”、“自强”、“变法”诸运动自然要高明万倍。因为他是融合古今中外的学说，而以世界文化为背景的。何以国父能有这种伟大的思想呢？他是先知先觉，自不消说，实则他一方面受了长期的科学训练，对欧美社会有正确的认识；一方面又受了民族革命的影响，对中国社会有彻底的了解。他从十四岁（光绪五年西历一八七九年）随长兄德彰赴檀香山，入教会学校，十七岁回国，十八岁入香港皇家学校，都毕业 了。二十岁入广州博济医学校。二十二岁转入香港英人所设立的医学专科，在这里读书六年，于光绪十八年毕业（二十七岁）。前后受了英美人的科学教育凡十四年，以后漫游欧美两三次，和外国人接触最早最久，他对于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认识，非常深刻，李鸿章、康有为诸人当然不及他了。但他并不迷信西洋，以为凡洋皆好，科学的思想和方法，他完全接受运用，而于经济及选举所发生的流弊，他能洞见几先，比较得失，以参综中国的治理。他的中国学问，据他自己说：“自成童就傅以至于今（二十八岁）未尝离学，虽未能为八股以博科名，工词句以邀时誉，然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可见他对于国学的造诣，除无用的八股章句以外，并不在李鸿章、康有为以下。我们看他写给李鸿章的信，就可以证明，他说：“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即此可知他对于我国古代的文化，是如何的领会，把古今中外的文化精神贯通为一，所以才有博大精深的三民主义。我们再看他的讲演说：
近来欧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讲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譬如黄老的政治学说，就是无政府主义，列子所说华胥氏之国，其人无君长无法律，自然而已，是不是无政府主义呢？从前俄国所行的，其实不是纯粹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真共产主义，蒲鲁东、巴枯宁所主张的才是真正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言论，还没有实行，在中国洪秀全时代，便实行过了，洪秀全所行的经济制度，是共产的事实，不是言论。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
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 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智识中独有的宝贝。
恢复了我们固有的道德智识和能力，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譬如科学，迎头赶上去，十年之后，虽然不能超过外国，一定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
国父的思想很明显的还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但因他受了科学的训练，“明乎世界之趋势”，遂以欧美的学说来充实它的内容，使之系统化、具体化，不徒托诸空言，而能见诸实际。这和一般村夫子“说唐虞，道古风”，而大开倒车者绝对不同。他有孔子的“中庸”“一贯”的精神，所以三民主义在欧美是随时代而偏执的，互相冲突的，倘若依照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庸辩证的道理（《易经》）——“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矛盾统一律），“执两而用其中于民”（对立一致律），“时措之宜也”（质量变化律），就可以贯通为国父的三民主义。这才是宇宙间的真理。不过欧美人是不会懂得的，因为他们的辩证法还是偏执的（唯心或唯物）。恐怕中国人也不容易懂得，因为近人所能了解的中国文化和中庸之道，不是它的原义而早就变质了。国父以恢复旧有文化相号召，同时又说迎头赶上科学，似矛盾而实非矛盾，即中庸相反相成之理。盖非迎头赶上科学，不能建设近代国家，不能完成三民主义，也不能恢复固有文化。三民主义原有其一贯性和连环性，代表了近代国家的三种条件：国防民族化，政治民主化，产业民生化——而三者都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即以纯粹的学术立场而论，科学重归纳（Inductive Science），正可和以往中国重演绎的理学配合而成一致，使中庸文化的精神复活。然后才能与西洋文化合流，造成一种世界的新文化，以促进大同之盛治。三民主义的最后目的也就在此。所以说它是“救国救民救济全世界人类之无上要义”。
国父自称继承古圣王的道统，这完全是不错的。他的精神，就是孔子的精神。孔子殁后，七十子之徒，都不能传其学，汉宋以后，尤觉乖违。国父以《礼运》“大同”为理想的境界，以《大学》“八 目”为圣王的治法，以《公羊》“三世”为推进的阶梯，以《中庸》“执两”为哲理的根样，而三民主义的形式和内容却是参照西洋的成规。虽国父自述“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民族），有规模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民权），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民生）”。但总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真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了。不过他的思想渊源虽是孔子，而国民革命运动，却仍受太平天国的影响。国父十三岁听遗老讲洪杨故事，即以洪秀全第二自许。《年谱》及陈少白的讲演录都曾提及。他从事革命的第一个同志郑士良，就是三合会首领。他的民族主义反复解说“洪门”，谓“余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他又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国父所谓之共产主义，乃洪秀全的“共产事实”，不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看上引讲演自知。所以说：“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只是民权主义，国父说：“洪秀全当时尚不知有民权主义，所以失败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洪秀全虽仅有不完全的二民主义，但他也是以大同为依归的，可见国父上承民族革命，下开国民革命，其思想行动确有线索可寻，惟益发扬光大，更臻完美而已。因此才造成三百年一贯的民族革命之奇迹。
第四节 国民革命之初步成功
国父四十年的革命事业，可分作两个时期：第一期推翻满清，建立中华民国；第二期打倒军阀，建立统一的国民政府。自从光绪十一年（乙酉）从事革命运动，到宣统三年（辛亥），经过二十七年的努力，才有初步的成功。当他在广州博济医学校读书的时候，因为受了中法战争的刺激，始毅然有革命之志。同志仅三五人，只作革命的鼓吹，光绪十八年香港医科毕业，设局广州、澳门，始令郑士良结纳会党，联络防营，开始作革命运动。甲午之战，给国父的刺激更大，他觉得有机可乘，遂赴檀香山，以革命主义立党，组织“兴中会”（兴 中会创立的年代有两说：一光绪十九年在澳门，一光绪二十年在檀香山，盖前者为发起，后者为正式组织也）。宣言只说政府腐败，国家危急，爱国志士，应该集合起来，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并未提到革命。虽是那样的和平，然“同志犹不过数十人耳”。二十一年回国，欲袭取广州为根据地，不幸事泄失败，从香港逃日本。次年复至檀岛，转赴英美，一面鼓吹革命，一面考察欧美的政俗。在伦敦被中国公使馆的职员诱拘，想解回治罪；幸而得到他的教师援助，始脱于险。然从此孙逸仙之名，乃为举世所共知。光绪二十三四年，他游历欧洲，研究有得，始创为革命的三民主义。及庚子拳乱，清廷昏弱，益形暴露，长江一带及闽、粤会党，全和兴中会合作，革命党的势力才扩大。国父从日本回粤被阻，而郑士良奉命在惠州举事，声威颇壮，仍以无援失败，但青天白日旗飘扬于国土自此役始。这时一般人对于满清的信念动摇，士大夫游学外国者日众，尤以到日本去的人数激增。他们对于革命党均一变其往日谩骂之态度，而日趋接近，宣传比较容易多了。光绪二十七年，国父在日本，与保皇党梁启超遇，劝他们和革命党合作，启超欣然从之，事为康有为所闻，贻书斥责。启超不敢显背其师，两党乃分道扬镳。国父往来日本、安南间作革命的策动，三十年又赴檀香山美洲。三十一年（乙巳）再至欧洲，留比、法、德各国华侨学生入会者渐多。夏间复回日本，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规定党纲口号，十七省籍的留学生加盟者数百人。这是我民族初次有一个公开的革命团体，国父正式以领袖的资格，向全世界发表他的三民主义救国方案。以后他对于所拟的方案虽尚有不少的补充，但大纲算是确定了，自此国人才有一致努力奋斗的目标。
当时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党，和国内的宪政运动派互相呼应，在海外也有一部分华侨拥护，声势颇为不小。梁启超爱国而博学，所主办的《新民丛报》，风行一时，他的文字明晰畅达，“笔锋带有感情”，常和同盟会的《民报》作政体辩论的文章，他反对打倒满清，反对共和政体，他要维持清室实行君主立宪。他的理由，是中国人民程度不够，如行共和制，必引起多年的内乱和军阀的割据。他引中国的历史为证明说：中国每换一次朝代必有长期的内乱，在闭关自守 的时代，这种情形，尚不一定要亡国，现在列强虎视，一不小心，就可以召亡国之祸。民国以来的事实，似乎证明了梁启超的学说是不错的。其实这种见解，国父早就顾虑到了，他的革命方略不就是针对着这一点么？民国以来的割据局面，完全是党人不了解训政时期的重要，不实行革命方略才弄出来的，与共和政府有什么关系呢？至于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完全因为光绪帝对他们有知遇之恩，除光绪帝一人外，他于满清的当局，尤其是西太后，都尽力诋毁，又好译述外国革命的故事，实际上不啻为革命党排满的宣传工作。况且满清政府不识抬举，光绪帝也不争气，更使宪政派的人大大失望，在相反方面，就无异为革命党增加宣传效力了！
说到晚清的政治，真是愈来愈糟，当庚子拳乱的时候，光绪帝曾有留京议和并逃往东交民巷的意思，但这个懦夫，一点勇气没有，仍旧被西太后像绵羊一般的牵制着，直到西太后临死的前日，也把他害死了。从庚子以后的八年间，政府仍在慈禧手里。她因为受了那样大的打击，不能不有点掩世人耳目的措施，在西安就下诏变法。从二十七年到三十年，裁汰了好多无用的衙门，设立了会议政务处，废八股、兴学校、练新兵、派留学、许满汉通婚，编中西律例，戊戌所要实行的新政，这时都实行了。日俄战后，时人都觉得是君主立宪战胜了君主专制，于是国内有立宪的运动。西太后为情势所迫，光绪三十一年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法，等他们回来以后，清廷宣示预备立宪，先从调整政府的组织入手。三十二年九月厘订中央官制，仍留军机处为行政总机关，此外设立十一部，每部以尚书一人为最高长官，侍郎二人为次官，其余九卿衙门都并入各部。这种改革，虽不圆满，但比旧制好多了，因为从前的六部满汉尚书各一人，侍郎各二人，共六人主持，责任不专，遇事推诿。且咸、同以后各省督抚权大，六部成了审核机关，本身几全不举办事务。经此改革，各部的权力集中了，譬如新军都归陆军部直辖，更可扫除军队私有之弊。无如制度虽改，而人事方面仍为亲贵所把持，这些亲贵，招权纳贿，无恶不作，政治腐败，简直不成个样子，内阁改组以后，十一名尚书发表，汉人只占五名。比以前六部满汉各一的比例还差了。所以汉人对 于这种改革，并不心服，总觉得他们是缺乏诚意的。以往西太后和光绪帝争权，满清的亲贵以为维新就是汉人得势，所以联合起来，煽动一切的反动势力，打倒新政，藉此排斥汉人。庚子以后，他们又假改革为名，以收取汉人的政权，并且铁良和良弼想尽了法子把袁世凯的北洋兵权也夺来了，欲巩固满清统治的地位。这种把戏，汉人岂有看不出来的？所以光绪三十三年虽设资政院于北京，作为中央的民意机关，设咨议局于各省，作为地方的民意机关。次年又颁布宪法大纲，并规定九年为预备立宪时期，后又缩短为五年。而汉人始终不相信，以为他们不过藉此敷衍民情，搁置立宪，反觉得清政府是我民族复兴的唯一障碍，非打倒它不可，因此革命的潮流，就日益澎湃了。
当时国内的报纸，早有倡言排满，不稍避忌的，如光绪二十九年的上海“《苏报》案”，就是最好的例子。《苏报》的主笔章士钊介绍邹容的《革命军》，说：“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文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章炳麟作《驳康有为政见书》，并说：“载湉（光绪帝）小丑，未辨菽麦，固汉族之公仇也。况满洲全部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命哉？”类此的激烈话很多，清吏以政府的名义向上海会审公廨控告他们，平民与政府聚讼，也是从来未有的事情。结果邹、章虽判处二三年的徒刑，而此案已轰传全国了！但是章炳麟等尚非国父所领导的革命党员。及同盟会成立，主张革命的人物才联成一气，分头活动，“革命党之宣告，殆已为全国之所公认”。就完全到了实际行动的时期了。其先黄兴与马福益等在湖南谋起义，事泄失败，三十二年始有萍醴之役，刘道一等死之。这时日本政府应满清的请求，强迫国父离开日本，他就率领胡汉民等到安南，在河内成立革命的总机关，发动潮州黄冈、惠州、钦廉、镇南关、钦廉上思、云南河口共六役。前仆后继，清廷防不胜防。三十四年国父又被迫离开安南，乃漫游美洲，专事筹款，把一切计划，交黄兴、胡汉民执行。这时清廷最感受威胁的，还是革命党人的暗杀团。最初由中国教育会的领导人蔡元培所组织，后改为“光复会”。徐锡麟是最著名的首领之一。他在江浙一带活动，又到安徽混入官 场，击杀巡抚恩铭。女同志秋瑾在绍兴也被牵连遇害。前后作暗杀工作的，尚有刘思复之击李准，吴樾之击五大臣，熊成基之击载洵，汪兆铭、黄复生之击摄政王，温生才之击孚琦，陈敬岳、林冠慈之击李准，李沛基等之击凤山，其身或死或不死，其事或成或不成，但这种革命的“烈德”，真使满清亲贵，人人自危，夺其气而丧其胆，为革命运动增加不少的助力。
黄兴、胡汉民在广州运动的新军，宣统二年起事，又失败了，他们都深感忧虑。国父召集他们到槟榔屿，加以鼓动，遂决定一种大规模的起义计划，先占广州，然后北伐：“以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之役，七十二烈士殉难，就是这计划的实现。军事上虽失败了，心理上则大成功，因为革命精神，从此深入国民脑际，到处满布着火药，只有乘机待发而已。适巧清廷宣布铁路国有的计划，给革命党人一个很好的利用机会。本来铁路由人民经营，资本不够，成绩不好，进行很慢，应当改良。宣统三年庆亲王奕劻的皇族新内阁成立，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乃奏请借外债修路，把粤汉、川汉两路都收归国有，这政策并不能算坏。但盛宣怀的官声不好，满清政府早已丧失了人民的信心，何况民营公司的股东又要损失大财源呢？因此引起多数人的反对，革命党从中煽动，竟成了大革命的导火线。
同盟会的革命策略，本注重广东，自黄花岗失败以后，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就想利用长江流域为革命策源地，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原想准备几年再起事。及四川、湖北、湖南争路风潮扩大以后，清廷用武力压迫，人民也誓死反对，四川更有抗粮罢市之议，群情尤为愤激。党人遂决定秋间在武昌起事。但以革命党的机关被破，名册被搜去，于是仓卒间于八月十九日（即十月十日）就发难了，新军的炮兵营和工程营的官兵，由熊秉坤、蔡济民二人领率进攻总督衙门，总督瑞澂并未抵抗出走了，新军统制张彪也逃走了，武昌便为革命军所据。他们临时强迫官阶较高（协统）、声望较好的黎元洪出任鄂军政府都督。风声所播，只一个多月，湖南、江西、江苏、安徽、陕西、山西、山东、浙江、福建、云南、贵州、广东、广西、 四川、新疆、甘肃十六省相继独立，河南、直隶、东三省也有革命军起义，并没有一处发生剧烈的战争，清朝就土崩瓦解了。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会，公举国父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组织参议会，制定临时约法，我们这个古老的帝国忽然变为民国，国民革命算是初步成功了。清朝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只好请袁世凯出来挽回大局。袁世凯原是继李鸿章而操军政大权的汉人，满清亲贵都很嫉视他。宣统即位，其生父醇亲王载沣摄政，因为袁世凯戊戌告密，以致光绪帝被幽，他想为兄复仇，立刻勒令回籍。但北洋军人都是袁世凯训练出来的，隐隐中仍握有实力，所以起用他作湖广总督，不久又组织内阁，这种临急抱佛脚的办法是不易生效的，结果袁世凯表面与革命军商量议和，阴促段祺瑞率北洋将领四十七人电请速定共和政体，并有“带队入京”之语，清帝就不得不被迫退位了。袁世凯为清室只谋得了退位后的优待条件，为自己却攫取了中华民国的首任大总统。
辛亥革命的成功，虽说出于“意外”，但从历史上看，二百几十年的民族革命之酝酿，二十七年的国民革命之奋斗，都是那最短时间十七省光复的因子。革命党所假借的主要力量有二种：（一）会党，（二）新军。会党原是老革命集团，经国父之提撕，更加活跃，以后新军的联络，华侨的资助，大半由他们来帮忙的。但这种集团，以下级社会为基础，不能随时代而改进，逐渐变成江湖上的恶势力，殊觉可惜。新军是从淮军防营蜕变而来，仍系汉人的武力，用新法操练，所以容易接受新思想。但它也有两派，一是比较有系统的北洋新军，一是比较散漫的各省新军，他们虽为革命助力，但究竟来路不同，所以后来就变成军阀了！袁世凯真是一个幸运儿，他利用多年革命的成果，以取代满清，又利用北洋军人的拥护，以压迫民党；他原是反革命势力的继承者，帝制自为，毫无足怪，只是二百多年所造成的民族复兴机会，被他的私心白白牺牲了。他是民族一大罪人。但他以一个非文非武，毫不成材的政客，如何能有这种重要的地位！还不是曾国藩、李鸿章一般人的心血所造成而遗留给他的！六十年间湘、淮军获得的汉人势力之成果，也被他吞食了。他尚不能体察这种机会 的难得，把它轻轻放弃，足见他的聪明才智有限，玩一点小权术又算得什么本领？结果还不是等于自杀么？清末革命党人那种为国奋斗，不顾生死的精神，真是可歌可泣，值得我们赞叹！然而破坏有余，要建设又感觉知识不足了，他们不了解三民主义，不能听国父的指导，以致国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只是把民族复兴的障碍扫除了，取得中华民国的形式，而民族内在的种种困难，又接踵以起。国父本于这些经验，遂不能不从新创造基干，而有十三年的组党建军，以为完成国民革命的本身力量，不再假手他人了。所以才有国民革命第二期的成功，以及最近抗战建国的事业。近代史实昭示我们，只要我们能依照国父的遗教迈进，民族复兴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他已经在任何方面——无论文化、政治、经济等都替我们铺好了光明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