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建国近三百年，自入关迄逊位，奄有中土，亦二百六十八年，凡十三朝十二君（太宗天聪、崇德两朝），颇多英明之主。太祖、太宗创业开国，勇武睿智，自不必说。世祖年幼，赖多尔衮以为治，驾驭贰臣，混一天下，痛爱妃之死而思逃禅，其聪慧亦有过人者。圣祖六十一年，是清朝培植根基的时候，文治武功，都很可观，因为他有好学不倦的精神，宽大爱民的治术，虽末叶稍流纵弛之弊，但休养生息，也是守成必不可少的阶段。世宗刚毅明察，完全是政治家的作风，任法治，尚廉洁，吏治澄清，海宇乂安，倘使厥年克永，可为吾国政治变换一种积极性质，扫除几百年颟顸无为的消极思想，社会也不至于停滞腐化而不进了。无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颇不易得社会的谅解，遂致有暴崩之传说。高宗席累朝之积德，作太平之粉饰，好大喜功，稽古右文，虽有全盛的规模，却种衰弱的肇因。乾、嘉以后，武力不竞，纪纲败坏，教徒纷起，民不聊生，但仁宗之淳厚，宣宗之节俭，均有可称。只以十九世纪为世界剧烈变动的时代，西力压迫，门户洞开；多少年民族革命的酝酿，造成太平天国的大乱，政权逐渐转移于汉人手中。文宗、穆宗，巽懦童呆，曷能当此大局？然而他们也没有显著的失德。同治以后，完全是慈禧太后的天下了。她的才能敏锐，意志坚强，信用曾、左、胡、李诸人，遂有中兴之事业，惟好逸乐，贪财货，阉寺弄柄，吏治日偷，揽权竞势，顽固骄虚，内阻自强之机，外招联军之祸，卒为清朝灭亡的最大原因。德宗毫无秦 始皇的才干，偏有宋神宗的理想，以一个懦夫，如何敌得过三次专政的宫庭老妇呢？结果变法无成，身被囚死。可怜亦复可哀！溥仪乳臭小儿，生父是亲贵班首，嫡母乏西后的才略，大厦将倾，赖人支持，又不度德，不量力，自加斫伐，遂不免土崩瓦解矣。我们综论关内十帝，性格和成就都不相同，但是和明朝的君主相较，尚觉高明倍蓰，明朝除开国之君外，率多昏庸逸惰，不理朝政，一任宦官权臣胡闹。清朝只咸丰帝溺沉声色，同治帝好作微行，但并没有像明武宗那样荒淫！慈禧、隆裕宠用李莲英、小德张，招权纳贿，也没有像明朝的“客魏之祸”。明君贤相，仁政惠绩，都比明朝来得多；权奸巨憝，苛刑暴敛，也比明朝来得少。何以我们的先民还时时刻刻要打倒它，驱除它呢？这显然是因为种族关系。二百几十年的民族革命，完全为“蛮夷猾华”的意识所驱迫，何况“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又留下了许多的血痕呢！不过清朝乃东胡的后裔，也是华族的支派，受我熏陶，逐渐同化，旗人血统，早就不纯了，满汉通婚，更无畛域可言，仅只一个皇室没有更改汉姓，哪里还有所谓满族？所以国父的民族主义并不像光复会以“排满复仇”为事，而欲“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只是革命政权要建立，不能让他们再尸位宰制罢了。
鸦片战后的中国，其祸不在满清，而在列强的帝国主义，它们有优越的科学机械之势力，民族国家之组织，我们要抵抗，就必须“迎头赶上”，造成近代化的国家，意义非常简单。然自强运动以来，我们新工业的建设安在？辛亥革命以来，我们民主化的精神安在？民初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科学与民主，不错，这是我们所亟需的，但后来他们向左右转，走入歧途，忘却大道，这又是什么原故呢？一言以蔽之，都是文化的积孽。我们不能建设自力更生的民族文化，一般学人，又没有彻底的认识，徘徊聚讼，光阴都消磨在讲说辩论上，仍受理学家蹈空谈玄之遗毒。有些人埋首研究，“为学问而治学问”，成绩亦颇斐然，但褊鄙自是，忽视一切，不知指导社会，照顾人生，和现实联为一气，仍受经学家襞绩补苴之遗毒。二毒不去，徒肆纸墨宣传，就离开科学愈远了！科学的进步很快，瞬息千里，追踪攀援，必 不可及，只有“迎头赶上”，才能抓着要领。日俄土泰，不乏前例，尚何迟疑之有？但人心积患不去，民族文化不兴，好像没有茁茁健旺的新血输，则毒素仍可肆虐，所以国父的民族主义归结在建立民族文化。这民族文化的内容，并非汉唐的经学，宋明的理学，实为古代的《大学》《中庸》之道，“内圣外王”之学！以“治平”为最后之鹄，以“执两”为时宜之措，明道救世，才能发挥“有体有用”的精神。大本既立，枝叶自茂，科学民主，皆不待繁言而应迅速力行者，盖非此不足矫正积弊，建设近代国家也。倘使对于文化的理则和功用，具有真知灼见，则必能发挥一种正确的领导作用，而非骄虚自大可比。国父既以先知先觉创造三民主义，规定革命建国方略，只要我们作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的“仿效推行”和“竭力乐成”就够了！晚清突遇大敌，仓卒无以自救，其情尚有可原。现在遗教分明，规模具在，还有什么讨论的余地？如果除去私心成见，要救中国，就只有实行的问题了。
有清一代——尤其是晚清，为中国新旧社会转变的过程，应该使它加速度的变，以完成近代化的国家，而不致久居于落伍的地位。则七八十年来，不是没有进步，实在变的不够快，“自强”“维新”诸运动，似乎都被旧社会阻滞了，新文化运动风靡一时，将近三十年未得效果，又是被哪个阻滞的？实际上还是领导的士大夫阶级本身的缺点，不能全归咎于旧社会。我们看社会一般的人民，在农业经济的生活中，不识不知，自足自乐，虽水旱灾祲，贫苦不堪，依然勤劳生业，守分安命，绝不肯铤而走险。按时的纳粮，求政府不苛扰，谨守着礼法，怕贻讥于社会，民族素质原是很好的。等到受了帝国主义的机械生产的影响，手工业不能立足，农产品不易出手，终岁胼胝，也不能供给儿女的学费，呻吟憔悴，坐待破产。稍微活动一点的人，被城市工业吸引而去，以极少的工资，为帝国主义者制造廉价的货品，向农村社会来倾销。因此金银流出海外，洋货遍于中国，甚至外国的米麦、水果、油料都充斥市场，和我们的粗制农产品来竞争，谷贱伤农，购买力自然小了，老百姓有啥子办法？只好一天一天的贫困了。士大夫阶级不知领导社会向新工业的路上走，利用机器，改良农产， 反尽量的享受，不惜剥削人民的脂膏，替洋人推销货物，间接来斫伤国本。还说老百姓愚昧肮脏，不可救药，这有什么道理？游手寄食，欺骗社会，使乡间淳朴敦厚的风俗渐趋为城市浇薄浮华的习气，道德不能约束，以为应该打倒，法律不愿遵守，以为应该“自由”。这种新起的士大夫阶级，仍以新学为洋八股，文凭为敲门砖，未得一技之长，便作土劣之事，这才是社会的障碍物。所以社会的腐败并不是大多数人民的关系，而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关系，我们只应痛恨教育的失败，不能说社会不好，究竟谁负改良社会的责任呢？现在要建设新工业，不管是自由发展，或计划经济，只要加紧进行，为人民谋生路，有哪一个不欢迎的？所不欢迎者，乃私人垄断的企业，官吏假借的统制而已。国父的民生主义正是防制一切的流弊，为建国的首要工作：平均地权，则人民的生活，可以改善，农村的购买力，亦可增强，为经济建设布置一个基础；节制资本，则新工业不至造成贫富悬殊的阶级，而国家更当集中力量来改进社会，为全体民众谋福利。义和团时代的旧思想，毁铁路，烧电杆，早就没有了，尚何阻碍之可言？所以要“不知不觉”者“竭力乐成”是毫无问题的，所差只在“后知后觉”的“仿效推行”耳。
复次民权主义而论，旧社会原有自治的规模，乡里的道德，被推主持其事，权力很大，所以人民对于官府，除纳粮兴讼外，几乎全无关系。自清末抄袭日本的成法，颁布自治章程，由官代办，这真是削夺民权，摧毁几千年社会的基础！人民只有任听与官府勾结的“士绅”摆布，正人敛迹，游滑横行。这种新起的土劣阶级，可以藏身于法律范围以外，为所欲为，对民众则施官府之威，对官府则胁民众之势，两方均无可奈何。一切新政，全被搁置在他们手中，人民行四权的训练，更谈不到了。前清的人民有冤抑，可以“告御状”，民国的人民有冤抑，简直打不起官司。几项基本的自由，一点都没有保障，人民还敢要求行使四权么？现在要实施宪政，必须恢复从前的自治规模，由政府指导监督，少用干涉政策，尤须铲除土劣，改善人民生活，使一般老百姓有胆量有闲暇来参加政治。总而言之，不论物质建设与心理建设都是同等的重要，司其钥者，仍为教育。教育办不好， 不能培养真正的建设人才，只增加一些自私自利的破坏分子，虽上有博大精深的主义，励精图治的政府，下有蕴藏厚实的社会，勤劳耐苦的人民，而病苦中膈，气脉不通。譬如说前清反对新政的人，哪里是什么义和团？实际上还不是顽固的士大夫阶级！一般愚民的爱国热，反被他们利用，当然要祸国有余了！明朝人说：“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国父也说“革命必先革心”。我们在叙述清朝三百年历史将毕的时候，缅怀无数革命先烈的高风，益感国民责任的重大，清人所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都要我们来解答完卷，万代兴亡，系于俄顷，还能再因循敷衍甘作民族罪人么？最后我们仍引魏默深的话，来作本书的结束：
天时人事，倚伏相乘，何患攘剔之无期？何患奋武之无会？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去伪去饰，去畏难，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去其一；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何，毋画饼，则人材之虚患去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传》曰：“孰荒于门？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