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一向孤僻成性，自命清高。他是陈诚最宠信的一个将领，虽然曾官拜联勤副总司令，却能做到一不贪污，二不请客送礼。这在当时，也算是难能可贵，所以他的儿女没有一个送往外国去读书的。成了战犯之后，他对那些“靠拢政府”的积极分子很看不上眼。而他的组长、副组长，不是他的旧部军长，就是他认为“不屑与谈”的人。这样，当然经常要遭到批一批、斗一斗了。加上他专心致志去搞什么“黄维永动机”，就更成为批斗的对象了。
沈醉和黄维
我和他曾经同在一个组，我亲自看到过，别人批评他时，他闭目养神，面上毫无表情；而有些人的批评使他感到讨厌时，他有一手令人哭笑不得的“绝招”，就是当批评者的话音刚落，他能用力一挣，随即放出一串响亮的屁声。这往往引起对方更大的反感，而厉声责问他：“这是什么态度？你迟不放屁，早不放屁，一定要等人家的话刚刚说完，你的屁就来了。这不等于在讽刺人家对你的批评是在放屁！”他遇到这种情形，总是不慌不忙，若无其事地冷冷回答：“我放屁是生理上的关系，谁也控制不住它，你硬要把我放屁和你发言联系起来，那我也没有办法。”遇到这种场面，我是最忍不住笑的，只好借出去小便，到厕所里去笑上一阵才敢回来。虽然事隔多年，到现在一想起那种情况，我还会笑出声来。
黄维跟学习小组组长打架
黄维受到批评后，真的是“若无其事”吗？不！他总是把憋在肚子里的话发泄到他的笔尖上。他经常在挨批之后，伏在桌子疾书一阵，有人以为他在写笔记一类东西。他不给人看，别人也不能硬要去看他写些什么。因为在战犯管理所里，按规定，对个人写的东西，自己不愿公开时，别人不能强迫他公开。因为共产党人懂得人的思想改造和转变不能用硬性办法，这和强制劳动改造完全不同，只能慢慢来。用他们的术语叫“耐心等待”。不过，有时黄维也故意让人知道他在发泄自己对批评的不满。
有一次，他在挨批之后在桌上写下：“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他写好后就放在桌上。和他同组的有个阎锡山手下的死守临汾的梁培璜司令官看到后，马上大声质问他：“你是龙，你是虎；谁又是虾，是犬？”“谁愿意当虾就当虾，谁愿意当犬就当犬，我管不着！”他的这一回答，更使得对方火冒三丈。这时，正在午睡的那位学习组长，连忙爬了起来，拿起纸条一看，随手就向黄维脸部打了一耳光。这完全出乎意料的举动使黄维来了个措手不及，因为战犯管理所有规定，不管犯了什么错，都只能批评，严重的也是用斗一斗的方法，绝对禁止打人或侮辱性的骂人。
那位组长既打人在先，黄维也就决心还击于后；只见他剑眉倒竖，怒眼圆睁，右手握拳朝对方脑门猛力击去。如不是梁司令官手疾眼快，把那位组长向旁边一推，那一拳落在头上不死也得重伤。这时，其他同组的人都赶忙来劝解，战犯管理所的值班干部也马上赶来，一问这情况，立刻又把管理所的负责人请了来。他一听，便很严肃地指出，这是一次极其严重的违反政策的重大错误行为，应当马上召开全体大会来好好认识一下这种错误的性质。同时也指出，黄维用这种成语来对待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也是不对的。黄维听了后，原来涨红了的脸慢慢恢复正常。而那位打人的学习小组组长，原来趾高气扬，认为自己理直气壮，敢于和错误思想斗争，满以为可立大功一次的得意心情，好像冬天一下掉进冰窟一样的难受。自然，从那次后，再也没有人敢动手打人了。
与这一事件的起因几乎完全一样的，是发生在陆军副总司令汤尧身上。这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与其他人有很多特别不同的地方，他出身于保定军官学校，资格老，而且是帮会首领，兴趣也是多种多样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三教九流，嫖赌吃喝，无一不精。文能登台演戏，武可骑马打枪；小能教孩子练武，大可指挥百万大军……虽然有一点点自吹自擂，但的确是不同凡响的将军。和他在一起，使人不会感到寂寞。
我和他的关系较深，云南和平解放后，他是由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晋升为副总司令、专机由台北送到云南去指挥在云南的两个中央军的。他临离台北前，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在给他饯行时，还特别托嘱他攻下昆明，立即把我用专机押返台湾。因毛人凤收听到了我被迫起义的通电和广播，以为我真的背叛了国民党，所以恨我入骨，认为太给他丢人了！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解放，军统将级特务和地方负责人正式发通电起义的，只有我一个。
他曾向蒋介石大总统夸过海口，军统的高级骨干都是忠于领袖的，绝不会公开叛变。而在大陆最后这一块根据地上，我这从十几岁便受到戴笠亲自培植起来的人，居然公开通电起义，实在出乎他的意料，所以，非欲置我于死地不可。没有料到，汤尧见到我时是他被活捉后，同我一道关在昆明陆军监狱中。两人过去虽然不相识，但一经交谈，便臭味相投，成为莫逆之交。所以，我们两人在背地里是无话不谈的。
汤尧在厕所高唱《四郎探母》
到了北京，两人又相聚在一起时，我便常劝他，少发点牢骚。他总是爱用一些很诙谐的话去讽刺那些“积极分子”。我劝他，效果也不大。有一天，他也是在每周举行一次的生活检讨会上挨了别人几句批评后，一肚子不高兴，像他那样整天吊儿郎当、打胡乱说的人，可以说随时随地都能给人把小辫子抓住的。
他挨了批评之后，便在上厕所时，又唱起他在狱中最爱唱的《四郎探母》，来发泄心头的一腔愤懑。正当他低声得意地唱道：“……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再一个“我好比”还没有唱完，正好给悄悄走进厕所的、那位刚在小组会上批评过他的另一位什么总司令听到了，马上就质问他：“这样一个严肃的改造机关是‘笼子’吗？你是什么样的鸟？你要展翅飞回台湾吗？……”汤尧和黄维对待别人批评是采取不同方法的。他懂得，在这种场合，硬顶别人会更加招来麻烦，最好的对付办法，是承认错误，自己大骂自己一通，装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便可平安过关。用他自己常对我说的一个原则，就是“虚心接受，存心不改”。他最会钻空子。管理所的负责人经常向战犯们提到，批评与被批评的人，应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所以他每次挨批后，小组会上照例要他自己表表态的时候，他总是满面笑容地回答：“我诚心诚意地、愿意加勉。”这表示别人的批评是批评错了。
老实说，有些人对别人批评，目的只是为了显示自己比对方高明，思想比对方“进步”，以求博得管理所领导的称赞，希望能提前出去。而负责战犯管理的每一个干部，几乎都是经过仔细挑选来的，他们每天都要研究这些战犯所使用的那一套一套的新旧手法，绝不会因为在一次批评会上有什么“进步”表现，就轻易做出什么好与坏的结论，而是要在长期、全面、仔细、认真的考察中去看每个人的表现，绝不轻信任何一个战犯的一面之词。凭汤尧的聪明、机智，他早就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他对待批评从来就不把它看成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常常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这次给人抓住了辫子，想赖也赖不过去，只好表示承认错了。对方好不容易抓到了他这种“出自内心不满的思想问题”，“一定要提高到原则上来批斗他一番”，他便想好了一套“深挖思想基础”的方法来对付这场批斗。
“敢于暴露”汤尧受表扬
第二天上午，当学习小组组长刚宣布，今天要汤尧好好检查昨天唱《四郎探母》的思想根源时，他就一个劲地首先认错，表示“决心痛改”，“保证不再重犯”。很多人都知道他又在耍花招，一定要他认真挖思想，他便把夜晚想好的一套新的东西搬了出来。只见他不慌不忙地先咳了一阵，方才慢吞吞地检查起来。他承认自己对“同学”的批评有抵触，想仿效“阿Q精神”来一个自我安慰，把自己比作被“同学”囚禁在笼中的小鸟，希望能展翅飞到人民行列中去，为祖国建设做贡献……当然这种检查是不能使“同学”们满意的，便一再追问他是受什么反动思想支配，最后逼得他承认了想早日脱离战犯管理所，逃回台湾去继续与共产党作对……这样才使全组的人，认为这是他的真实思想，能挖出这种反动思想，是全组的人一次重大的收获，便郑重其事地把小组记录整理得端端正正送了上去，满以为非给汤尧一次重重的处分不可。许多人估计，不把他打入单身牢房去囚禁，取消对他的种种优待，也会给他戴上脚镣来惩罚几天，至少得由管理所召开一次全体批斗会来好好斗他一斗。
结果出人意料的是，一天两天过去了，没有丝毫动静；半个月过去了，也没有一点消息。那位自认检举有功的总司令和学习小组长都再也忍不住了，便一次又一次去当面询问管理员，得到的答复使他们感到意外的高兴，管理员告诉他们，不久就会由上级领导来作结论。这样，全组都很兴奋。我听了都替汤尧捏了一把汗，他也有点慌了。等到上级首长来集合全体战犯讲话时，我和汤尧都在提心吊胆。大大出人意料的是，首长的讲话，不但没有对汤尧提出批评，更没有提到要惩罚；相反的，是对汤尧的检讨大加称赞。一再强调，汤尧肯这样大胆暴露思想，是值得表扬的。并以肯定的口吻向大家说，你们当中有这种思想的人相信很多，只是没有人敢这样暴露。没有这种思想的人可能也有，但不会很多，政府是鼓励大家要敢于暴露思想，暴露了就会慢慢地去改；不暴露的人，不等于就没有。并再三问：你们都改造好了吗？都不想回台湾去吗？都认为这种“鸟笼生活”很满意吗？对共产党没有丝毫怨恨吗？
当问得大家瞠目结舌不知怎样回答时，这位首长才用肯定的口吻声明：有这种思想，一点也不奇怪。一点没有才是怪事。不过，这种思想会一天天减少，一天天转变，慢慢地由多到少，由少到没有，总之，还得经过一段很艰难的过程。但相信最后一定会有绝大多数的人，能完全去掉这种思想。也会有个别的人，一直要长期甚至永远保留着这种思想，这就是经过很久的分析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散会后，汤尧抿着嘴朝我一笑。一场风波就此结束。他一有空，依旧去哼他的“我好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