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战犯管理所成立不久，从各方面挑选来集中的战犯，正在欢天喜地地相互庆贺待遇改变、新生有望时，突然一次首长讲话后，不少人便陷入了比过去更加痛苦的日子。因为这许多高级战俘中，有的是长期单身囚禁；有的是长期患病住在监狱医院；有的从来不看报；有的虽是从劳改单位挑选来的，也是在一天劳动之后，倒头便睡。可以说，至少有一半人是与世隔绝一样，根本不了解社会上在搞什么运动；对常用的一些成语，也很陌生。
那位首长的讲话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人那么大的波动呢？主要是他那一口南腔北调的口音，使许多人产生了误会，憋在肚子里，很久不敢说，更不敢去问，也不敢彼此交谈、研究。因为，长期过着惊弓之鸟的生活，遇事都得三思、四思。
闻受“宫刑”战犯茶饭不思
究竟是什么话使人惊恐？原来他硬学北京人讲官话，想把“脱裤子割尾巴”的尾字读成“以”字，但学得不太像，使人听了后，错误地把“以”听成了“鸡”。平日又很少听到过这句话，如果听惯了，再讲得声音不对，也可以理解；而陡然间一听，要大家下决心，忍痛脱裤子割鸡巴，怎么会不吓出一身冷汗？而感到这种惩罚，是和太史公司马迁的遭遇一样，要受宫刑。
有些人便肯定地认为：国民党一些大官都是三妻四妾，或在外面乱玩女人，所以共产党要首先来惩戒一下，以免出去后，再胡作乱为。
我记得这位首长讲话是下午三四点，讲完后便是开晚饭，那天的晚餐特别丰盛，可是许多人端起碗吃不下去，整夜唉声叹气睡不好。刚集中，还不懂得战犯管理所的规矩，更不敢随便发牢骚。这样憋在心里有四五天，有些大胆的便议论开了。有的说：我们过去杀过那么多的人，都不要我们偿命；而玩过几个女人，就要割鸡巴来惩罚，未免太过分了。有的便自作聪明说，这是因为人民政府的司法部长是女的，她一定是站在女性的立场，对我们来报复一下。个别人气愤地嚷开了：“要割我的鸡巴，就请先割我的脑袋，否则，我宁死也不愿当太监！”
自然，这么严重的思想问题，很快就有人反映上去了。管理所的领导马上召集全所战犯讲话，进行解释。他笑嘻嘻地问：“谁说要割掉你们的鸡巴？”头一声没有人答，当他问到第二声时，有位在四川军阀统治时期当过四川宪兵司令的老头站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是上星期那位首长来训话时讲的。”所领导人先纠正他：“以后首长们来讲话时，都叫做讲话或作报告，不要再叫什么训话了。”他停了一下，才继续说：“那天首长要你们脱裤子割尾巴。不是什么割鸡巴，这是你们听错了！”他的话音刚落，便有两个人同时站起来回答：“报告所长，我们没有尾巴，不需要割！”
所长和坐在他身边的几个干部正在笑得合不拢嘴的时候，李弥兵团中一个被俘的少将高参崔崇征一下站了起来，大声报告：“我学过社会发展史，知道人的祖先是猿猴变的，本来都有尾巴，但是我一家都不是猿猴变的，是妈妈和祖母生的，一生下来都没有尾巴，我认为不要割。”他的话音刚落，又是一阵哄堂大笑。经过所领导人用了两个钟头左右的时间，才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原来这是句形容词，指的是要除去反动残余思想和资产阶级坏思想这个“尾巴”，而不是真正要用刀来割。只要经过学习，提高思想认识和觉悟，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掉这些坏思想，就算是割掉了这些尾巴了。我的天！
“个人出路漆黑一团”
这一误会刚刚解决不到一星期，又有一位什么首长来讲话，他是讲战犯们集中学习的目的，主要是加速改造，要真正改造好，就要做到“脱胎换骨”。这四个字虽然没有割鸡巴那么可怕，但不少人也背上了一个包袱，主要是认为自己不是出生于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就是地主阶级家庭，先天生就了这个骄胎傲骨，怎么也找不出一条贫农和叫花子的根子来，这个胎怎么去脱，骨又怎么去换？
尽管在讲话时，那位首长怕又产生误会，还一再说明，这是比喻，就是要求彻底改造，重新做人。但大家细细一琢磨，还是认为改造太不容易，一直是个沉重的思想包袱，以为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甚至是无限期囚禁这些人的一个代名词。
虽然不敢再发牢骚，但总有“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出路漆黑一团”的感叹。包括我在内，都认为要把这些战犯们彻底改造好，那将是遥远的事情。这些人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可能这一辈子就这样改造下去。直到1959年秋，刘少奇主席颁布特赦战犯的命令，指明只要改造满十年，确已改恶从善，就可以得到特赦，这一包袱才算放了下来。彼此额手称庆时，都说：想不到要求这么低。因为一般都差不多关押十年了。“改恶从善”这样一个标准，也基本上达到了。大赦令一颁布，战犯们的心境才为之一舒。
那么多的战犯聚集在一起，又经过那么多年的改造生活，彼此都有一肚子的话可以谈。除了每天必不可少的三四个小时的学习和开会等之外，其余的时间便是自学或参加些象征性的劳动。更多的时间可说都在“摆龙门阵”，只要有几个彼此认为信得过的坐在一起，便有谈不完的话。
当时要用录音机把这些录了下来，真可以编几十本动人的故事书。我的记忆力可惜不太好，现在回忆起来，连百分之几都记不到。一开始，每个人都爱讲自己生平的得意事，从如何升官发财到怎样玩女人等等，可说是无话不谈。
这不但由于过去彼此身份地位差不多，而且，如今都成了战犯，关在一起，从前那种装腔作势的官架子早抛到九霄云外，所以，谈起来没有丝毫顾虑。不过遇到个别爱“靠拢政府”的“假积极”分子突然插进来，便会不约而同地马上改口，大谈报纸上的社论或刚发下来的文件，等到这种人一离开，又重新漫无边际地纵谈起来。这几乎是战犯们的一种最大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