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所的领导人也估计到战犯们在一起爱谈过去，也从来不禁止，即使有人去汇报了，也只在集合讲话时告诉大家，少谈过去，多谈现在，以及认真学文件等一套官样文章。而私下闲谈之风，可以说直到战犯管理所宣布结束时止，也没有中断过。
战犯们几乎每个人都有不少“过五关、斩六将、诛颜良、斩文丑”的得意事，否则怎么能爬到那种高高的职位。不过几年间经常谈，别人也渐渐听厌了，所以有时也把自己“走麦城”时的不体面的事谈了出来。我认为这些是值得把它多写出来一些的，也是当时我听起来十分感兴趣的。
树倒猢狲散，王陵基狼狈出逃
曾任江西、四川两省主席的四川老牌军阀王陵基，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他不但爱谈过去得意的事和倒霉的事，连他被女人把两肩咬得流血的风流往事也爱大谈特谈。这个人的一生真可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他是清末举人，文学有相当深的根基，被清廷送往日本学军事。回国后，在四川武备学堂当教官，四川大军阀刘湘便是他的得意门生。不过刘湘的官运比他亨通罢了。到后来，这位老师反而成了自己学生的部下。
刘湘统治重庆、璧山等地区时，他便担任重庆卫戍司令。他常常说：“巴壁虎”地盘开始不大，可慢慢地发展起来，他是出了不少气力的（重庆旧称巴县，刘湘占有重庆、璧山时，四川人都叫他为“巴壁虎”。川中习俗称四脚蛇为“巴壁虎”，而刘湘镇巴县、璧山为一方之虎，故名）。王陵基在刘部之中一向骄傲自大，看不起人，再加上他在北洋军阀时有过什么将军头衔，一般人把他列入四川八大将领之一。他很不高兴，认为他的资格比别人都要高些。他爱杀人，特别是他担任重庆卫戍司令期间，杀人最多。任刘湘部第三师师长驻在万县时，也杀过不少人。所以，重庆和万县老百姓都背地里叫他“王灵官”，意思是骂他凶神恶煞。
王陵基
王陵基在重庆任卫戍司令时，有天坐着八人抬的大轿上街巡查，看到几个中学女生牵了一条狗正迎面而来，狗的颈上挂了一块“王灵官”的木牌。他一怒之下，便叫随从的马弁（卫士）用驳壳枪插进这几个女学生的下身，直到这几个女学生下身流血，痛得在地上乱滚，他才叫住手。这说明其人之残酷。他平时见客，总是军服整齐，腰杆笔挺地端坐着，使人望而生畏。据他自己告诉我，那种装模作样的日子并不好受，因为别人不便和他聊天。当了战犯以后，他认为那种臭架子放下了，反而感到轻松得多。
1948年4月间，他由江西省主席调任四川省主席，据他自己说，这是蒋老先生为了想把四川再次作为他的根据地和大后方，像抗日战争时期一样，还可以依靠这天府之国和天险，和共产党周旋十年八年，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可以一统天下。把他调任四川省主席，主要因他是四川人，在四川方面有相当的社会基础。由他主川，可谓“得人和”。结果却恰恰相反，因为他一向骄傲，看不起人，他到四川接任主席的当天，就有人在大街上贴标语反对他。
四川军阀中够省主席资格的人有好几个，早就想登上这一宝座。王很清楚，这些人肯定在暗中和他捣乱；再加上不久张群就接替朱绍良，当上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他一向不看重这位“华阳相国”（张群是四川华阳县人，当过行政院长，所以一般人尊称他为华阳相国），两人之间矛盾很多。蒋老先生原意是以为用他回川，在人事上一定可以处理得好，结果恰恰相反。他到四川一年多，弄得到处树敌。
等到1949年12月1日，蒋介石、阎锡山、张群、顾祝同等从重庆逃到成都，还想设立临时指挥部，由胡宗南的残部先在成都附近打一次“漂亮的仗”，阻止解放军的三面包围夹击，再从容逃往西昌，以待国际变化。
王陵基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很感慨地说：“谁也没有料到，不到十天，成都已乱成一团，蒋介石等都先后飞走了。我一看不对，便在12月12日那天也悄悄离开成都，蒋临走前拨给我几万两黄金，我也无法处理。除了拿1000多两存在一个亲戚家中外，便准备先逃到西昌，再设法去台湾。我到邛崃县的时候，听说李文兵团已向解放军投诚，我怕李文把我拿去当礼品，便连夜只身逃走，连终日跟在我身边的一个副官我也甩掉。因两个人在一起，被盘问起来容易出破绽。我把平日戴的一副墨晶近视眼镜也摘下来丢掉。结果，被解放军挡住，我说是县政府办文墨的小职员，叫戴正名。意思是等待时机才正式拿出我的名字来。他们看我年纪大，又是深度近视，走不动路，便不注意我，我便趁机溜走，在洪雅一处乡下，找到一个小庙暂时住了下来。
我记得那个庙叫仙鹤寺。快到过春节了，庙里的和尚问我会不会写春联，我一时兴起，便给他们写了一副，上联是‘仙鹤飞来定卜地灵人杰’，下联是‘神威浩荡信能国泰民安’。我还把一线翻身希望寄托到菩萨身上呢！没想到春联贴出去，附近许多居民看我的字写得好，都找来写春联；我怕被人发觉，又溜走了。
我从洪雅搭便船去嘉定，还到乐山老家门口和我家开设在乐山大街上的久成元绸缎店去看了一下。因我胡子很长，又穿得很破旧，许多熟人迎面而来都没有认出我。一直等我找到宜宾一个亲戚家住下来，才被人怀疑。我又赶忙从宜宾乘船准备去重庆，在江安时被我过去任第三师师长时一个老部下发觉。他一检举我，我知道再也无法隐瞒，就自己坦白承认是王陵基。担任检查的解放军很高兴，非常客气地把我护送到重庆。
在船上，我听到很多老百姓都在议论，说：‘王灵官被搜查出来了！’还有不少人说：‘这家伙一回四川当主席，我们就看出国民党要完蛋了。四川戏到煞角（结束）时，总是要叫灵官出来扫一扫台，表示戏演完了。没有想到这次扫的是这么大的戏台，王灵官也够神气了！’”
王陵基这段话刚一讲完，急性子徐远举便指着宋希濂、钟彬说：“四川老百姓不但早说过王灵官回川扫台，许多人还说你们两人是给国民党送（宋）终（钟）来的呢！真太凑巧，想不到‘扫台’和‘送终’的都凑在一起了！”那好！我们就听听他们是怎样给国民政府送终的吧！
忽闻楚歌，宋希濂一败涂地
国民党名将宋希濂，是黄埔一期学生中年纪较轻的一个，是蒋老先生的得意门生，曾派去日本留学，30岁左右，就晋升到了拱卫南京的三十六师师长。多年来，他随蒋南征北战，曾屡建功勋，被人称为青年得志的将军；但一谈到他最后为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而送终时，也是感慨万千。他说：“1949年这一年，是我最不幸的一年，也是国民党对大陆统治完蛋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父亲死了，妻子也死了。自己屡屡打败仗，弄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虽然，我那年才42岁，不但两鬓开始花白，头发也脱掉不少，几乎一切事皆不如意，弄得心力交瘁，意趣索然，所以我在当年石达开被活捉的大渡河被活捉时，是决心一死的。感到将来当俘虏，是多么可耻！当解放军正四面把我包围着、自知已走投无路时，便抽出手枪，朝着脑袋。正要开枪时，我的警卫团一个亲信排长袁定侯，一下把我的枪支夺去，抱着我哭了起来。一会儿工夫，解放军就过来了。开始，他们在清查谁是宋希濂的时候，我的部下没有一个人做声。最后是一个叫王尚述的苏北人，他是解放军1948年9月间派遣打入我在衡阳办的军政干部学校，后被人发觉，许多人都主张枪毙他，我看他很年轻有为，认为只要肯认错悔改就行了，并把他留在干校工作。正当解放军认不出我的时候，他忽然走过来向我敬礼，并说解放军优待俘虏，对高级将领会更加优待，要我不用担心，我当然只好承认我是宋希濂了。”
在谈到他和钟彬两人在一起，便成为送终兵团时，他有点气愤，他说：“我是1948年8月在湖北沙市组成十四兵团的。归我统率的有六个军和一些地方部队，总数是14万多人。我原来是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十四兵团司令。蒋介石知道我和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闹矛盾，并希望我能利用川湘鄂边区有利地形，保住西南四省，所以成立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调任我当主任，我也希望能‘得地利，挽天时，讲人和’以挽救失败残局。我担任绥靖主任后，又把两个军组成一个第二十兵团，由第二军军长陈克非为兵团司令，同时保举曾任二十六军军长及广州第四编练司令的钟彬为十四兵团司令，实际上我是指挥两个兵团。说这两个兵团是给国民党在大陆的送终兵团，真有点冤枉！”
宋希濂和沈醉
“到现在，我还记得，1949年11月间，蒋老先生派蒋经国拿着他的亲笔信，到川湘边境的彭水西边武隆县江口镇和我会晤时，我向他分析了在川东战场上失败的四个重要原因，主要是共军实力雄厚，斗志旺盛；我指挥的六个军，大多残破或新编，战力脆弱，指挥官缺乏信心；鄂西山地粮食少，官兵常吃不饱；加上天气寒冷，大多数士兵无棉衣，吃不饱再加穿不暖，又遇到这种地形，怎么打仗？当时蒋经国先生除同意我的意见外，还说这次与共军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是20年来国民党没有搞好政治，也没有领导好军队，只有彻底改造，才能产生伟大的新生力量。当然，这不是短时期能办得到的，我是希望知道当前打算怎么办？他说：‘正在把胡宗南的第一军调来，希望撑持一个时期。’我表示：‘我只有一句话，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那次，他自己来和带老先生的亲笔信来，不但没有使我们产生新的希望，而是使我们感到失望。但最后我们还是拼死抵抗，正如钟彬所说：‘现在还有什么办法？我们绝不会投降，只有打光算了！’就是这样，我们边打边逃，明知是死路一条，也还是朝死路走去。”
“有一天，解放军追我们追得很急，快到大渡河边时，跟随我的警卫中有一个士兵，忽然自言自语地念着：‘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他这一念不打紧，我听了却打了一个冷战，立即感到这真是一个不祥之兆。虽不是故意指我，但却与我的处境完全相似，不能不使我想到当年楚霸王自刎于乌江和石达开在大渡河的被擒了。”这位一向自负的名将，谈到这里时，还感到羞容满面，大家只好劝他不要再谈下去了。
宋希濂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是一个文武兼全的人，而且生性耿直，爱打抱不平，湖南骡子脾气很重。他无事时，便背诵唐宋诗词，一口气能背出上百首，《长恨歌》与《琵琶行》等长诗，他都记得很清楚。我曾注意到他，每次背诵花蕊夫人的“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的时候，眼眶往往红润欲泪，因为他也是统率过14万人，被俘地点也在四川，这怎能不使他感愧交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