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从重庆战犯管理所移送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时，编在第二组。学习组长是第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生活组长是第十军军长覃道善，同组的有十二兵团司令黄维、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第七十九军军长方靖等十来个人。我只认识王耀武。“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师长，率部在上海附近的罗店前线抗拒日军。我那时是军事委员会派往罗店、浏河前线的随军情报组组长，经常带着组员到前线各驻点调查、了解情况，每天向上海和南京发报两三次。
王耀武的师部驻在前线一个小村内，他与戴笠一向很好，知道我们在前线的目的，是为蒋老先生搜集情报，所以非常客气。当时所有在罗、浏前线作战的师部都给情报组装了军用电话，每天把他们打胜仗的消息告诉我。我马上派员前去实地看过，才敢上报，怕受他们欺骗。遇到重大事情我们亲自去调查，经常在王的师部和他的副师长李天霞一道吃饭、聊天，所以和王熟识。在战犯管理所他看到我后，很高兴给我介绍与其他的人认识。第二天，吃过早饭之后，他忽然回到组内来传达当天上午的学习内容。我很奇怪，他和我们一样是第二组的成员，怎么由他传达学习项目？我因初到不便多问，但由于好奇心，下午我就打听到了。原来学习小组长之上还有一个学习委员，直接由管理所负责人领导，王耀武就是学习委员。但他平日还是在小组内与我们一道学习，每天学习完毕，由他召集各学习组长开一次碰头会，各组长向他汇报学习情况，由他汇集以后去向管理所的领导汇报。
王耀武（左）和郑洞国（右）
我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相信他，他是不是能如实地去反映情况呢？很快，这个问题就得到了答案。他的确是认真负责如实地反映问题，不仅得到领导上的信任，也得到所有的“同学”的信任。这里得插进一句，为什么在战犯管理所的战犯彼此都称呼为“同学”呢？这可能是由于要提高战犯们的自尊心，让身居狱中的战犯忘记自己是在坐牢，像在什么训练班学习。因为按照旧的老习惯，监狱里犯人们都彼此称呼为“难友”，以示是患难中结识的朋友。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管辖下的监狱中，禁止再称难友而改称“同犯”，意即同是犯了罪的人。战犯管理所成立后，让战犯们互相称呼为“同学”，虽然还没有得到自由，这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在旧社会中的王耀武，是拔尖儿的人物，他可真有一套升官与发财的本领。他是黄埔第三期毕业生。黄埔一、二期学生中，胡宗南这样突出的人也是少数，像他这样身兼一省的军事、政治要职的第三期学生，还没有第二个。他原先是上海泰康饼干公司一个学徒，由于手笨嘴笨，不讨人喜欢，经常受人欺负打骂，他便愤而去广东投考黄埔军校。毕业后，他慢慢地领会了一套升官发财之道，爬得很快，特别是当他爬到了师长一级的高位能经常与蒋老先生接近时，他就比一般人都能得到蒋的重视，主要是蒋身边的人他都有一套拉拢收买的巧妙方法。
王耀武送礼与一般人不同，能当着许多人甚至蒋老先生的面，送人家东西而不被人发觉。他在抗战时期，许多人生活困难时，他往往利用他驻守的防地大搞走私等活动，赚了不少的钱，对直接领导他的上司身边所有的人都去进行收买。其方法之妙，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当时一支派克自来水笔或一只瑞士的高级手表，是人人求之而不可得的贵重物品。他每次去参加什么高级会议或去晋见什么大官时，身边总是带上几支派克金笔和高级手表。他要送东西给对方时，往往当着许多人的面，向这人借自来水笔与手表，说是自己忘记带，等到散会或临走时，便把自己带去的还给别人。为了怕对方发觉不是自己的而拒收时，他会把上面贴的一张很小的“王耀武敬赠”的字条让对方看一下，就能彼此心照不宣地收下了。
据他告诉我，即使当蒋老先生、何应钦等在一起开会时，他的这一戏法也一样在这些人面前玩弄过。所以这些人身边的亲信除了会给他说好话外，最方便的是他送去的文件很快便可批下来。他在上海泰康公司当学徒受气的事，他一直没有忘记，等到他发了财之后，便把这个公司买下来，由小徒弟变成了大老板，这是他认为最得意的一件事。由于当官而经商，发的横财不少，所以生活也很考究。他自己常说，太多享受也给自己带来了想象不到的麻烦。
1947年莱芜战役中，他指挥的六万多人被歼。不久，济南告急，他在共军将济南层层包围之下，还带着一个副官化装为小商贩逃了出来。他是山东人，地形熟，语言方便，他知道若向前方逃跑，不容易通过共军的防线，只有向相反的方向逃才能逃到青岛或烟台等城市；再想法从海上逃难到别处。
用进口手纸解大便露出破绽
当他一路无阻逃到离济南相当远的一个小镇时，因为要解大便，他的副官便从身上掏出经常带在身边、他用惯了的外国进口的手纸。当地老百姓解大便时，一般是用一根小树枝，甚至用一块瓦片或土块擦一下，很少用手纸，也从没有看到过有人会用那样雪白柔软的纸去擦屁股，都暗地感到惊异。当然，这种事很快就引起了当地解放军的注意，便把他和副官分开，加以盘查，破绽便露出来，于是他就被作为高级战俘而送入了监狱。后来三野在苏州成立解放军官训练团时，他被送到那里去集中管训。
当时各野战军对待战俘，在管理和待遇上有些不同，以陈毅、粟裕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区待遇最好，用的名称也很使战俘们满意，它和解放军军官训练团只少一个军字，称为“解放军官训练团”。待遇与解放军战士一样。最差的是林彪领导的四野，他把俘虏到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如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与几个军长都送到最冷的佳木斯，严厉看管。而华东的三野则轻松得多，开始时王耀武并不老实，他还是利用身边带的一些钱，以及仅有的手表、金笔一类东西，继续搞他那一套收买拉拢手法。
有一次，他在理发时，由于他一向很大方，那位解放军的理发员便悄悄地告诉他，那个解放军官训练团不久要搬到济南去了。王得到这个消息，马上做好搬家准备，并把这消息告诉了一些熟人，当然很快就传开了。这一下可把训练团的领导吓坏了，因为把这1000多名俘虏军官长途转移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事前是绝对保守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这么多的人要是在路上暴动起来，问题就很严重了。所以马上追查，一直追查到了王耀武头上，他不得不如实说出这一消息的来源。当局除了对那个理发员严加处分外，对王耀武也进行了一次严重的批评，虽然没有对他处分，也使他吓坏了。
领导上警告他，一定要老老实实接受教育改造，不能再把过去那一套拉拢收买的办法使出来；并且特别提醒他，千万不要忘记，1934年，他担任陆军补充第一旅旅长时期，在江西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十军团作战，军团领导人、红军著名将领方志敏和第十军团二十一师师长胡天陶都是被他活捉后处死的。这样大的一笔血债虽然不要偿还，但总不能忘得干干净净。他听了这一番话后，十分害怕，如果因他泄露解放军官训练团搬迁的消息，而连过去这一件大血债也一起清算，肯定必死无疑。他几乎有好多天寝食不安，天天在提心吊胆地等待对他的审讯。可是，一直到从苏州平安地迁移到了济南，一路上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也再没有人找他谈话，他才慢慢地安下心来。从此以后，他便决心痛改，领导上对他也很称赞，认为他真正做到了“错而能改”。
有人想搞垮王耀武取而代之
1956年，从济南解放军官训练团挑选被俘的高级军政人员时，他自然也被挑选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来进行“加速改造”。由于他已表现得很老实，北京战犯管理所的领导便指定他当了学习委员。尽管他处处谨言慎行，不敢乱说乱动，也从来不发半句牢骚而越来越得到干部们的信任和同学们的尊敬，但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这么多聚在一起，总有不少人对他这个委员眼红而想搞垮他取而代之。
但由于他事事谨慎，从不乱反映问题或欺上压下，找不到推翻他的毛病。最后，还是有人不断向所领导和管理人员反映，说他白天装得老老实实，夜晚睡着做梦时，经常咬牙切齿地痛骂什么“俺操他”、“奶奶熊”等，一定是白天抑在胸间的愤懑，在夜间控制不住而发泄出来，说他是外装老实，内心仇恨共产党，不是表里如一。
尽管不止一次，也不止一个人去反映，领导上还是信任他，没有半点撤换他的意思。有个别急于想取而代之的人，竟当面去质问管理所的领导，得到的答复也很使他们失望，一是从来没有发现王耀武弄虚作假欺骗领导；二是始终如一任劳任怨，勤勤恳恳，没有理由撤换他；三是夜间说梦话，并不能说明他骂人是骂共产党，也可能是种生理上的习惯，加上管理所的干部没有听到他在梦中骂过人，因此一直没有调换他。
我和他在战犯管理所相处的时候，我曾问过他，你这么谨慎的人，为什么1947年2月间山东莱芜战役中会打那么大的败仗？他说这完全是李仙洲指挥失当，那么多的军队钻进了被解放军包围了的吐丝口，就像《三国演义》中孟获钻进了葫芦谷一样，进不得、退不能，弄得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靠空投能维持几天，结果全军覆没。
左起：康泽、沈醉、王耀武、王耀武之侄
他说：“我一生中被蒋老先生骂得狗血淋头的也是那一次。战争失败后，蒋亲自飞到济南，事先不告诉我，怕我靠不住。他到了济南在空军基地叫人打电话找我去，我还以为是南京派了什么高级人员来了。等我赶到机场，一看是他气哼哼地站在那里，我的两条腿便一直哆嗦，我怕他当时枪毙我或把我带回南京处分。结果，他只瞪大眼睛狠狠地痛骂了我一顿。现在想起来我都有点害怕。只要他嘴里多说出两个字‘枪毙’，我就会一命呜呼了。”
庞镜塘与人争论“C.C.系”来源
由于王耀武得到了战犯管理所对他的信任，所以，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十名战犯中就有他。这对他来说既是好事，又是坏事。因为他过去做生意赚的钱太多，而且大部分是由他妻子带去香港，他特赦后，一再希望妻子回来，结果出他意料，她竟和他的一个副官一口气跑到南美洲去欢度晚年而置他于不顾了。王得讯一气之下，马上手脚发抖，几乎当场死去，虽经抢救，也变成了半身不遂。如果他迟点出来，也可能还多活上十来年呢！
北京战犯管理所除了在各学习小组长之上有一个学习委员，还在各组的生活小组长之上设有一个专负责生活的生活委员。此人姓庞名镜塘，也是从山东济南解放军官训练团挑选到北京战犯管理所的。他是被俘虏的国民党党官中级别最高、资格最老的一个。
庞镜塘不仅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而且是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主任委员，负责山东党务工作。刚解放时，有许多解放军的领导人弄不清楚，以为各省市国民党党部的书记长是当地国民党的最高负责人，甚至到成立战犯管理所时，也把几个省市的国民党的书记长挑选出来。实际上，国民党各省市的最高负责人是主任委员，书记长是主任委员领导下的高级幕僚，等于部队的参谋长、机关的秘书长。有些省是由省主席兼主任委员，书记长的权力虽然大一点，但重大事件还得请示主任委员。20多个省与直辖市解放后，虽有不少书记长被俘，而省的主任委员被俘的只有庞镜塘和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曾扩情两人。
庞是国民党内最有实力的C.C.系的骨干分子之一。在战犯管理所中，许多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常常说：C.C.是指的陈果夫和陈立夫两兄弟的小组织。只有庞镜塘一人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不止一次和人辩论说：C.C.两字，应当是指1927年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后，南京的中央政权被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把持，并勾结李烈钧等组织了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把持国民党；蒋介石在去日本之前，除秘密指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把大批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密切联系好作为他“东山再起”的实力外，还秘密指使陈果夫等，把留在上海和江浙的国民党中上层骨干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中央俱乐部”以反对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员会”。这个俱乐部的房子，便是庞镜塘在上海的公馆，因为中央俱乐部的英文译名为：“CENTRALCLUB”，所以简称为C.C.。
1927年12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复职后，南京的特别委员会垮台，蒋介石便自己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由副部长陈果夫负实际责任。到1929年，陈果夫的胞弟陈立夫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也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央党部的秘书长，二陈在国民党内的势力才越加扩展，把过去国民党内的所谓“蒋家天下丁家党”——指丁惟汾，一变而为“蒋家天下陈家党”。由于陈的英文是CHEN，有人便把二陈指为C.C.。而中央俱乐部除二陈有相当雄厚的实力外，国民党实力派中还有张励生与朱家骅也是中央俱乐部的重要负责人，朱家骅还曾取代陈果夫当过中央组织部长。他这一番话，虽能使得一些人相信，不过反对他这一说法的还是大有人在。为了这个问题，在战犯们闲聊时是发生过多次争论的。
被咒骂，比作认贼作父的石敬瑭
庞镜塘的父亲是清末的大官，所以家产不少，除上海、南京、济南有大公馆外，北京绒线胡同也有一所大院。他是大少爷出身，吃喝玩乐、诗书字画无一不精，由于他是党棍子，知道阶级斗争的厉害，所以他在济南解放被活捉后既没有像许多高级将领一样准备自杀，也没有敢隐瞒身份，而且，在被俘后，还处处小心翼翼，一般人对他的评语是“循规蹈矩”。他从不背地里发牢骚，所以被指定当了负责生活的委员。他和王耀武两人有一间小房子作为他们的工作室，各组学习组长与生活组长有事开会或碰头，便在这个房间内，别的战犯在他们不开会时，也可以去这里与他们聊天或反映情况。
庞镜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所以这个房间的桌上放有墨盒毛笔，他平日和人接触，总是先笑一笑之后才用不流利的北京话和人攀谈，很少看到他发脾气。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几年中，只发现他生气过两次。一次是不知道是谁在他桌上写了几个字，他看了气得跳了起来，并且向管理所领导反映要查对笔迹，看是谁写的，非要处分这个人不可。原来在他桌上写的是这样几个字：“前有石敬瑭，现有庞镜塘，现镜塘想学前敬瑭，可惜学不像！”他大发雷霆，请求追查；同时，我也发现他一个人伏在桌上泪痕满面。
当时我曾劝慰他不用计较，他哽哽咽咽地小声说：“我是一心一意为同学们服务，而却有人把我比作认贼作父的儿皇帝石敬瑭，怎么不伤心！”他一再请求领导上给他做主，一定要核对笔迹，看是谁这样恶毒地咒骂他，可是没有得到管理人员的支持。他们感到要100多人写字对笔迹，这样大规模地兴师动众，没有必要，以后留心慢慢地查查就行了，结果不了了之。但他一直耿耿于怀。
还有一次，不知道是谁，把他种在他工作室里的两盆山胡子和五色朝天辣椒淋上一大杯开水，等他发现这些东西蔫了的时候，已无法起死回生了。为此，他也发过一次大脾气，说干这种缺德事的人太可恨了。监狱中这一点点盎然生气都被烫死，真是没良心的人才做得出来。他知道我过去当过侦缉大队长和稽查处长一类侦探机关的领导，便请我给他“破案”。
我说早不干这行了，这种案也不必去破它，而要反躬自问有什么地方使同学不满才是要紧的问题。他听了我的话琢磨了好久，才恍然大悟，认为他确有些地方得罪人。特别是一到冬天，每一个大的寝室内（可住十人左右）都是把取暖火炉生在房内，小寝室（可住四五人）的火炉是生在胡同走道上，生在房内的火炉是由房内的人轮流负责在半夜起来添煤和经常看看是否灭熄了，如果炉火不旺，一定要用一根铁棍去通通。管理所为防万一，所有通火铁棍、铁铲等都只有一套，交由庞镜塘保管，用时去找他要，绝对不准留在房内。一是要轮流用，二是防止发生意外。有些人怕半夜起来麻烦，一借去就不还。庞便一等用完就拿走，有些人对他这种一点不肯与人方便的做法反感很大。
还有时在分配日用品等方面，也有人对他有意见，认为他不公平。这些琐碎小事，过去这些大官们连想也不会去想，今天却斤斤计较。因此，他这个生活委员就为这些小事得罪不少的人。
他平日很少和别人谈知心话，这可能是由于他胆小的缘故吧！有一次，他在别人谈在台湾的家眷时，不留心说出他的妻子是台湾的“国大”代表。当别人进一步想打听她的情况时，他马上改口谈别的事。可是不难看出，他内心里是非常苦闷的。有时一个人坐在他那间工作室里，既不看书报，也不写东西，而一坐就是默默无言地坐很久很久。
我每次给他理发时，他总是特别提醒我，留心不要碰掉他脑门顶上稀稀疏疏几根灰白头发。我常开玩笑地说，没有这几根头发，秃秃的脑门，就更像一位大学教授了。他每天对镜理发时，总是那么小心翼翼。许多人都笑他是“惜发如金”，他往往也笑着回答：“我看它比金子更宝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