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范汉杰，在国民党军队中和黄埔前几期的学生中，谁都知道他是一位足智多谋而且十分有趣的名将。他在进黄埔军校第一期之前，就在广东地方部队中有相当地位了。他自己常常夸口说，蒋老先生虽是他的校长，但他在1918年至1920年间，就和蒋在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部同过事。当时蒋任总部高级参谋，总部参谋长邓铿留守汕头时，蒋代理参谋长，他就在总司令部任军事委员和兵站站长。他入黄埔时还当过一段时期的粤军旅长，因部队被打垮了才进黄埔，所以在黄埔学生中，他是相当引人注意而且一直受到蒋的器重。
我和他同是第二批特赦的。1961年2月21日，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接见我们第二批特赦人员时，一见面，总理就能认出范来。我们一致钦佩总理的记忆力特别好，总理笑着说：我在黄埔教政治课时，对第一、二期一些学生认识不少；范汉杰和李仙洲等都比我这个老师的年龄大。并且说，他印象较深的是范汉杰是瘦而高，曾扩情是胖而矮，所以多年不见，还能认出来。
范汉杰
范汉杰黄埔毕业后，官运一直亨通。蒋老先生为了培植他，特地送他去德国学过军事。抗战期间，他与胡宗南一道包围陕甘宁边区。抗战胜利后，胡宗南为实现自己的野心，曾把包围延安的几十万大军分别派往华北、东北等地抢占地盘，决心跳出终南山这个地区。
说起来也很可笑，当胡宗南以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统率40万大军包围西北边区时，有一位自称高明的星象家，给胡宗南推算前途命运，原来是想讨好他，说他的名字和终南山的终南，不但同音而且他的事业也和终南山一样，永远威镇西北边陲，陕甘宁将全部在他统驭之下。胡听了不但不高兴，反而大发脾气，说他的事业是在全中国，岂止西北而已哉！所以抗战刚胜利，他就把屯在西北没有向日本人放过一枪的精锐部队赶忙派出。范汉杰就是以他的部队成立第一兵团，由范任兵团司令，带了十多万人赶赴东北去抢地盘的。以后，范又改为冀热辽边区兵团司令。
正在这时，蒋老先生突然调范汉杰到南京任陆军副总司令，他因受了胡宗南抢东北地盘的重托，坚决不去就任。不久，自命不凡的东北行辕主任陈诚，以为他这个曾指挥过全国军事的参谋总长，屈就东北一隅来和解放军作战，肯定能打几个大胜仗，结果出他意料的是连吃败仗，便借身患重病为理由，要其妻子谭祥（又名谭曼意，谭延闿之女）向她干妈宋美龄求情，由蒋将陈诚调回上海养病，而以卫立煌去接替。
卫到东北后，撤销冀热辽边区兵团司令部，改任范汉杰为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结果，解放军绕过沈阳而先取锦州，几天时间，范所指挥的十几万大军全军覆没。他记得最清楚的是1948年10月16日下午，他感到形势越来越严重，原来请求调援锦州的侯镜如、廖耀湘两个兵团已赶不上了，他便和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副司令杨宏光、第九十三军军长盛家兴和几个师长带领少数卫队，按照南京派往锦州上空的飞机，用烟幕作信号，示意可以向锦州西南方突围的暗示，开始突围。
郑洞国（中）、范汉杰（右）、廖耀湘（左）被俘后，都进了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
他们经松山向塔山陈家屯之间山地小道逃走时，刚走过西海口和高桥之间的公路，就被解放军潜伏在该地的一支小部队截获。他们当时都是身穿士兵衣服，解放军便把他们和暂编第五十五师安守仁部被俘官兵放在一起，经飞机场向班吉塔方向进行。他一面很庆幸自己未被发觉，可以有机会溜走，一面想到自己是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官，而今丧师失地，即使能溜出去，又怎能向蒋老先生作交代？特别是想到10月8日，蒋乘“灵甫号”巡洋舰从天津亲自赶到葫芦岛给他在电话中的种种指示，回去后肯定要受到严重处分，十有八九要杀头。
他为了求得速死，便自己向押送俘虏的解放军坦白自己的身份，请求早日枪决，不要再解来解去，因为长期不走路，走起来十分吃力。
出他意料的是，自己报了身份后，马上就被送到解放军纵队司令部受到优待。1956年，又从佳木斯解送到北京战犯管理所“加速改造”。自此以后，他知道不但不会被杀，而且还有可能恢复自由，所以在战犯管理所内，他那爱开玩笑、喜欢作弄人的习惯，又慢慢地表现出来了。
老婆刚好半打，儿女不足一班
我记得最清楚的事有两件。一次他的那位使人讨厌的学习小组长，要每个战犯填家庭情况表，他故意说眼睛有毛病，改日再填。那个组长说当天要交，不能拖延，他说那就请你代填一下吧！那个组长先问他的妻子姓名和儿女数目及名字，他却很认真地回答说：“我的老婆么，刚好半打，儿女还不足新编制的一个班。”他的这话刚一出口，弄得全组大笑。那位组长可生气了，便严厉地批评他，这种事也开玩笑。他却一本正经地说：“这是习惯了的，你不填，我自己来填就是了！”究竟他是怎样填的，我就没有再过问了。
还有一次，他伏在桌上写东西。因他写字一向写得很小，写东西比较吃力，他一面闭目养神，一面用手轻轻地揉眼睛。这时，那位使人讨厌的小组长正从外面进来，看到他两眼发红，忙问他有什么心事使他伤感？他一看房内没有别人，便赶忙把抄好的东西覆过来放在桌上，两手扪住头伏在文件上装作痛哭的神情。这位组长吓了一跳，一个劲地盘问他，究竟为什么这么伤心。他头也不抬哽哽咽咽地说：“这样下去，活不成了，所以先把遗嘱写好……”这个组长一听，急忙掉转头就跑到管理员那里去报告，管理员又急忙去向管理所的领导报告。一会儿便有三四个干部急急忙忙跑了过来，只见他还伏在桌上，领导人便和颜悦色地问他，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希望他说出来好帮他解决。他故作惊诧地向来的几位干部看了一下，轻松地说了一声：“我眼睛有点发胀，休息一会儿就会好的，没有什么要请领导帮忙的事。”
范汉杰
那位组长一听，马上气呼呼地质问他：“你不是说活不成了要立遗嘱吗？”他还是那样满不在乎地反问：“我好好地立什么遗嘱？”那位组长便抢过去，把他覆在桌上的东西翻过来送给干部们看，弄得几位干部啼笑皆非，原来他抄的正是当天《人民日报》一篇“社论”。由于当时房内没有第三人，他和组长的谈话，没别人听到，所以争也争不清，干部只好要他们不要再吵，认为这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并叮嘱不要在小组会上来批评范汉杰，以免纠缠不清而影响学习。这件事是范和我同时特赦了以后在外出参观时，才原原本本告诉我的。
廖耀湘
对政治学习，范汉杰相当认真，特别是他学有专长，除了军事方面外，他在测量方面也是能手。他在满清末年便出国学过测量，平日也爱看数学方面的书籍，除了爱开玩笑外，不发牢骚，所以特赦第一批的名单中便列有他的名字。后来由于原在国民党十九路军中一些高级将领如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的反对，第一批便没有他。这是我和他在第二批特赦后，傅作义告诉我们的。傅说，特赦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共产党内部有很多人有意见，是毛主席先说服了党内的人之后，才召开扩大的国务会议，征询民主党派人士的意见。基本上得到同意，便由公安部门根据战犯管理所对战犯的考核，凡符合特赦标准的列出名单，再由“人大”和“政协常委会”逐个讨论。在讨论到范汉杰时，十九路军的高级将领们一致指出，范汉杰任十九路军的参谋处处长时，在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之前，便和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郑介民有了勾结，早把十九路军的一切内部情况详细告诉了戴、郑等人。特别使他们痛恨范汉杰的，是中央军对十九路军包围进攻的最紧要时刻，范汉杰把参谋处所有的密电本全部派人送给在鼓浪屿搞秘密活动的戴笠，以致部队联络通信都成了问题。结果，从发动反蒋战争到彻底失败，还不到100天。因此，他们对范汉杰恨到极点。
范对此却大叫冤枉。他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他一开始就不赞成。古人说，“凡事应谋定而后动”，而这些人却是“先动而后谋”，哪有不失败之理？再加上十九路军的基本队伍只有六十、六十一、七十八三个师，“一·二八”淞沪停战后扩充了两个师，实力不足五万人。事变发生后，把五个师的番号改成五个军，人数还是一样。他们买来六架飞机，事变发生之前，连飞机上的机关枪都没有装上去，只能当运输机用。中央军和地方团队却有十多万人，几乎多两倍，怎么把打败仗的责任怪到他的头上呢！不过第二批特赦前，再一次把他名字列上时，听说周恩来等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先向几位反对他的人进行了一番说服工作，认为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的失败原因很多，不能过分责怪范。这样，总算在第二次提出他时，勉强通过了。
廖耀湘相当骄傲，自命不凡
和范汉杰个性恰恰相反的，是另一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廖耀湘。他相当骄傲，自命不凡，像他那样中央军校第七期毕业生能当上兵团司令的，在当时还只有他一个。
他常常对人说：“湖南宝庆（邵阳）出了两个杰出人物，你们知道吗？”
我明明知道他把自己也列为宝庆的杰出人物，便故意气他：“我是湖南人，我只知道我们湖南出的许多杰出人物中，宝庆只出了一个蔡锷（蔡松坡），没有听说还有第二个。”
他便用不服气的口吻，拍拍自己的胸膛说：“还有我呢！”
我是最爱假装糊涂和人逗趣的，便退了几步，从他头上看到脚上，看了两三次，才慢慢吞吞地说：“可惜矮了一点，将来也许有希望，如果能长高几英寸的话。”当然，他更气了。我不等他开口，便一溜烟走了。
由于我在战犯管理所学会了剃头，每到星期日，便给人理发，有一次，在给廖耀湘理发时，这时房内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他的话匣子便打开了。他知道这时我不听也得听，他是想说服我承认他是宝庆第二个杰出人物。
我过去只知道他是新六军军长，他的部队在秦皇岛准备乘美国第七舰队的船只去东北时，军统在秦皇岛接收了美国海军赠送的一大批美式武器，我刚派人点收完毕，便奉蒋老先生的命令全部拨交给了他，所以，我过去对他只有这么一个不愉快的印象。而他却和我谈，他从1945年冬开始，由秦皇岛率领新式装备的新六军如何攻打盘山、台安、辽中，以及1946年3月间就打通辽阳、鞍山与沈阳到营口的交通线。他越说越起劲，特别是谈到四平街一战他的部队拿下八棵树之后，共军不得不撤出四平，以及他如何首先攻入长春……
他正说得眉飞色舞时，我有点听得不耐烦了，便把刚磨好的剃头刀举起来向他脸上一扬：“等一下说吧，我的手艺不高，刮破了脸皮，割掉了鼻子、耳朵不能怪我！”
后来我才渐渐知道一些，抗战刚一胜利，他带领的新六军赶赴东北后，林彪部队的人数、装备等都不及他的时候，他的确在东北横冲直撞过一段时期。由于立过不少战功，而晋升为第九兵团司令。
但好景不长，到1948年后，国民党在东北只有几个大城市了，铁路交通等都被截断，想把几十万大军主力撤回关内都不可能了。
有一次，我问起他是怎样被活捉时，他仰天长叹一声，大有楚霸王在乌江边上的气味：“非战之罪也！更非我之过错，是最高统帅部的举棋不定，意见不一……”我看他有点黯然神伤，便不愿再问下去。后来我还知道了他在锦州被解放前、范汉杰被活捉后，为了把他统率的辽西兵团（第九兵团以外的一批部队都归他指挥）近20万人安全撤出东北，曾和蒋老先生以及卫立煌、杜聿明都发生过争吵。
1948年10月间，蒋老先生亲自到北平召开会议，高级将领对东北战场的意见很不一致。有的主张夺回锦州；有的主张退回沈阳固守待援；有的主张由杜聿明指挥的葫芦岛东北兵团和他指挥的辽西兵团东西推进，夹攻锦州后，在大凌河会师，再去解救长春等城市守军之围，一同撤进关内。廖当时极力主张弃地保留部队，只要有人，还可以收复失地。最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才决定把辽西兵团经黑山、大虎山向营口挺进，这样可以把东北这一主力部队从海上运往南京去整顿。没有料到，他这一方案被共军得知。共军便以大部队在这一带埋伏起来，等他自投罗网。
大树之下欲轻生
这次大败，他很有感触地说，抗战刚胜利他带兵到东北时，到处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耳目众多，几乎战无不利；等到他决定撤出东北时，路上想找一个老百姓带路都不易找到，更不用说像当初那样主动来通风报信了。
他当时统率的辽西兵团，计有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四十九军等五个军，共12个师，再加上一些游杂部队和直属重炮单位及地方团队共20多万人，只几天时间就全军覆没。最后他身边只有新六军军长李涛、新二十二师副师长周璞与一随从副官带一个特务连跟着他东逃西窜。他记得最清楚的是，1948年10月27日那天晚上，他决定向南方解放军较少的地方突围。那时正是阴历八月底，夜间很黑，走着走着，他那个一向不离开他的副官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卫队也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李涛、周璞和新六军一个高参，还一直跟在他身边。
正在徒涉饶阳河通往盘山一条水渠时，周璞不慎跌入一个水深没顶的坑里，他大声呼救，便引来解放军的搜索。他把周璞拉出水坑，李涛被冲散，只剩下三个人绕过一处小树林继续向南探索前进。那时附近还有小部队被解放军包围，他们又躲过一处村庄向老达房前进。天快亮的时候，他们看到前边有一小村庄似乎很平静，那个高参便决定先进去看看，好买点东西吃。因为又饿又累，他和周璞便等在附近。没想到那个高参一走进村，就被在村里休息的解放军抓住了，他和周璞便从一处有隐蔽的地段赶快离开那里。不久，天大亮了，他和周璞只好在高粱秆堆里躲了一天，真是又饿又渴又累，连一撮野草根都吃得比鱼翅还香。就这样夜行晓藏地前进，希望能赶到沈阳追上杜聿明的部队。
路上看到一个老百姓手里拿了些破旧衣服，他们便出高价买了下来，化装前进，胆子也比较大了些，白天也敢走了。等走到辽河边正在等渡船时，听说沈阳已解放了。这时，他是羞愧与恐惧交集，想到自己统率那么庞大的一支精锐部队，几天工夫就打得剩下两个人，既害怕被解放军抓到枪决，又怕侥幸逃得回去受惩罚。因为他想起当年春天七十九师在辽阳和白塔堡被解放军消灭之后，该师师长文礼被蒋老先生下令枪决，那么多人去讲情，还是不准，结果就死在自己人的手中。他一想到这里，便决心自杀了事，但手中连用来自杀的手枪都没有。他坐在路边一棵大树下，不由抱头痛哭起来，准备等到天黑就在那棵树上自缢。
周璞看出他的心事，一再苦苦相劝，要他绕道奔葫芦岛，可以赶上国民党撤退的部队，能逃出解放区总比较安全，他只好勉强站起来慢慢走去。因为他们身上没有通行证和路条等东西，不敢走大路，结果在一条小路上还是遇到一小队巡逻的解放军，一盘查，他便坦白了自己的身份，以求速死。他说周璞是勤务兵，巡逻的解放军当时就把周璞放走，因为找到了他，巡逻的解放军干部高兴极了，对周璞没有兴趣再去盘查。
廖本人立刻被送到一个高级指挥部，并受到了很好的待遇，多日来东躲西藏、寒冷饥饿的生活暂时结束了。他想，不管将来怎样处理，目前总是可以舒服一下。后来他被辗转送到了佳木斯一处高级战俘收容所，那里不是监狱而是一处普通民房，同在一起的有范汉杰、李仙洲和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等十多个人。
“报告小便”有刺激
不过，那里管理很严，夜晚起来大小便都先喊“报告”再说明要解大小便，得到站在窗口的解放军战士的答应之后才能起床。他和郑庭笈都有前列腺炎，解小便不易解出来，有时站在便桶边很久都解不出。他更有一个怪习惯，别人看着他的时候便解不出大小便。他认为这是最大的苦事。特别是在佳木斯漫长的冬天，室外经常是零下30摄氏度左右，不能出去上厕所，白天还好一点，夜间起来，看守的便死死盯住，久久解不出小便还得挨批评，说他故意找麻烦，没有小便说有小便，真是有苦说不出。
范汉杰倒有心和这些看守开玩笑，他常常在要小便或大便时，便把四个字连在一起喊：“报告小便”或“报告大便”。有的战士不注意，回答他一声让他起来。有的一琢磨，这样喊是故意在捣乱，便责问他：“你是向谁报告？”“当然是向你报告！”“我是小便、大便吗？”就这样一来一往顶了起来，范汉杰也不肯认错。所以，后来便规定，只准先喊“报告”两个字，等答应后再说干什么。
范汉杰与廖耀湘
廖耀湘一向爱看书报。在佳木斯的几年中，他只能看到管理人员发给的文件和报纸，他往往能从头到尾看完，有时看累了，便倒下来看。那里规定白天没有病的，只能坐在大的炕上看书；有病的经过医生允许，白天才能睡觉。他有时把报纸盖在脸上睡着了，看守的战士喊他质问时，他有好几次从炕上跳起来和战士大吵大闹，说妨碍他的学习；后来又规定，经过管理干部的同意，白天才能躺在炕上看书。当他们从佳木斯送到北京战犯管理所集中学习时，他高兴极了。因为白天夜晚房门都不关，上厕所时再没有人站在窗口盯着，他常常说：“这才算是解放了！”另外一件使他高兴的事是，北京战犯管理所有许多书和报纸，还可以请求购买自己喜欢阅读的东西。他买了一些法文书，津津有味地一看便是一两小时。许多人都笑他是“一本正经”。
1961年冬，他在第三批得到特赦，1964年当了全国政协委员后，才有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告诉他，1948年冬，他的兵团在黑山、大虎山地区被解放军全部歼灭的消息从新华社广播出来时，蒋老先生听了后，气得连收音机都一脚踢翻。正在那时，宋美龄养的一条小狗还不知趣地向老先生身上扑过去，也被一脚踢死了。
他听后连忙摸着头发全白了的脑袋笑着说：“好险！差一点就搬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