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被送到北京战犯管理所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正和杜聿明等几个熟人在谈重庆的情况时，杜聿明看到有一个人匆匆忙忙从门口走过，他便喊了那人一声：“九百九，干什么这么忙？”那人理也不理便走过去了。不一会儿，又有一个人来问他要八分邮票。这人刚把邮票拿走，杜聿明又叫他“九百九”。我正感到奇怪，怎么会有两个人同一个编号？只见那人一面向外面走，一面冲着杜聿明：“你才是九百九！”说完一笑就跑了。我忍不住问杜聿明：“你的编号不是二〇一吗？怎么也叫九百九呢？”他忍不住大笑了一阵之后，才告诉我，这不是什么人的代号，而是指那些有钱不舍得花、老是去揩别人的油的那些吝啬鬼的代名称。
改造所里也有“财主”
他指出刚才来向他要邮票的那个人，被俘时身上带了不少黄金美钞，是北京战犯管理所的第二号“财主”，但他什么都不肯自己掏钱买，专门向同学和管理员伸手要。本来，战犯们对外写信一向用管理所的邮票，后来有人写墙报建议应当自己买，一呼百应，管理所也同意了自己买。可是有些人就舍不得买，不能向管理所要，就向同学“借”，这种借是从不归还的。
当时，在改造中的战犯大都有不少的钱带在身边，因为按照“不搜俘虏腰包”的规定，带在身上的钱是不缴公的。但如属于公款则应没收交公。王陵基在新中国成立前，行政院长阎锡山遵照蒋老先生指示，一次拨给了他8万两黄金。宋希濂等许多人，都带有几千两黄金。这一类公款都没收了。而带在身边的黄金美钞便归自己。不过，拿出来的都得换成人民币。
杜聿明介绍了这么多，我还有点弄不清，为什么把有钱舍不得花的人要叫成“九百九”，杜聿明便把这一绰号的来历告诉了我。
他说，从前有个土财主，专门重利盘剥别人。有一天，他收账回家，天快黑了，过河时，河边只有一条船了。他正想上船，驾船的人便故意说，今天过河不给一千文不给渡。他一听大怒，说平日只十文钱，今天怎么要这许多？驾船的说，少一文也不让上船，他一听便卷起裤子，把鞋袜脱下提在手中，准备涉水过去。因为他背上扛了几千文钱，走起来很吃力，走了几步，就软了下来，自愿加一倍。驾船的理也不理，他一边走一边加，船夫还是坚持非一千文不可。后来，快到河心，水淹到胸部了，他已加到九百文，船夫还是一动不动。他气极了，再走时，水已到颈部，他十文一加加到九百八十，船夫仍不理。最后，他一脚踩进了没顶的深水中，还用力猛向上一蹿，大叫了一声：“九百九。”临到要淹死时，他还舍不得多出十文钱。所以，后来一些人把吝啬鬼就叫作“九百九”。说完他已笑得倒在床上了。
衣领中暗藏美钞
我便告诉他，我衣领里面还藏有不少美钞，可不可拿出来换？他连连说行，又问我为什么藏这么多年不拿出来？我说，这些美钞是在监狱里发的洋财，怕人追问。他便半开玩笑地故意板着面孔说：“今天我非追究追究不可，你坐牢还敢发洋财！”我也笑着把这些美钞的来历告诉他。
那是刚解放时，我和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被当成要犯，移送到昆明看守所大圈之内一个小圈圈里。有过多次坐牢经验的成希超，估计要大搜查，并向我们提出应当做好些什么样的准备。我过去只有抓人坐牢的经验，自己却不懂得坐牢要准备些什么。我最后在云南的“九九整肃”事件中，一次便准备抓四五百人，事先我只叫看守所腾出十几间房间。当天晚上刚抓到100多人时，看守所长便跑来向我报告，说快关满了，再不腾房子，便无法睡下去了。我听后大发脾气，桌子一拍：“我抓他们是来坐牢，坐牢就是让他们坐在里面，谁叫你来做好人让他们都睡得舒舒服服！”看守所长不敢再说，只好鞠躬而退。
到半夜时，又有人来报告我说，已抓了200多人，再抓来就连坐也坐不下了，我才允许再腾出十多间房子，这才把400人挤了进去。对于挤在里面的人是怎样睡和坐，我躺在席梦思床上时从来没有去考虑过。所以，我对坐进牢房后应当做什么思想准备一点也不注意。经成希超一提醒，我才想起这次叫我们搬进这小圈圈时，许多日用品都没有带来，只把被褥提在手中，幸好第二天一早有人给我送来了，否则起床连洗脸漱口的东西都没有。过去过惯了有人照顾得周周到到生活的人，只有进了监狱才能体会到，一条毛巾、一支牙刷都成了宝贝。
美钞进洞避免检查
成希超是什么都带在身边，最后趁看守人员走开时，他又匆匆忙忙从袜子、鞋子内掏出几叠美钞，向墙壁的老鼠进出的洞口塞了进去。果不出他所料，我们刚铺好被子脱衣入睡后，便进来一大批人，把我们从头到脚全身搜遍，连被子、枕头都细细检查了才让我们入睡。
第二天起床后，成希超就说：“现在不会再检查了，除非再搬动，才会搜一次。”说完他就去掏藏的美钞，结果竟摸不到，他急得满头大汗。
郭旭便半开玩笑地说：“我会念咒，求神保佑找到，不过找到后要大家都得点好处才行。”
成希超连连点头说：“只要找到，在场的人都见财有份。”
郭旭便装模作样地念了起来：“希超美金两千一，老鼠拖到洞隔壁，请求菩萨来保佑，找到大家都得益。”
果然，在隔壁的几个洞内找了出来。我连声称赞郭旭：“真神人也！才子也！”
郭旭很谦虚地说：“这不过是借用别人的东西，是狗戴帽子——碰上了。”我便问他借用了什么人的？他就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一个荤的笑话
从前有个教书先生，专门爱代人写咒求神治病和找东西，他说韩愈一篇文章可以把鳄鱼都赶走，他的文章也一样有神相助。
有一天，他的儿媳去舂米，用力太猛，不慎把阴户撞得肿起来。他一向和这儿媳有暧昧关系，儿媳便如实地告诉他，请他写咒求神。他想了半天，提着笔写不下去，因为打伤的地方太那个点，怎么能形之于文字；后来，他听到隔壁房内有人讲话，灵机一动，居然一挥而就。他举着咒文在神前高声朗诵：“媳妇舂米用力，打坏屁股隔壁，请求菩萨保佑，好了大家有益！”
在一阵笑声之后，成希超也只好慷慨地把美钞分了一些给在场的人。
杜聿明听完，也笑得前仰后合，连声称赞，好一个“屁股隔壁”！
其实，很明显，这是人生百态的自我暴露，也是人性软弱一面的自然暴露。
一到休息各搞一套
在重庆战犯管理所习惯了做广播操的生活，一到北京，便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每天早上和学习休息时间都是各人搞一套，没有人喊到操场做操？当时，正是全国大举推行广播操的热烈高潮中，战犯们一到休息时，便会听到国防部二厅副厅长沈蕴存，或十七兵团司令刘嘉树，以及杜聿明等大声喊人打桥牌。黄维总是挺直腰杆在胡同内一人散步，李仙洲老是打太极拳，王陵基便到床上盘腿打坐……
有一天，我好奇地问“小海南岛”郑庭笈（郑介民堂弟、四十九军军长，和我过去便相识，他是海南岛文昌县人。还有一个比他年纪大的军统大特务、两广监察使邢森洲，也是海南岛人，一般人叫他“老海南岛”）：“为什么不做做广播操而各搞一套？”他说：“虽有不少人看到报上介绍广播操有种种好处，希望也每天做做，但找不到教操的人。”我听了便大笑起来，我掰着指头数了一下，仅黄埔一期毕业的，就有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仙洲、范汉杰、曾扩情、刘嘉树、马励武、周振强、郭一予等十多人，而统率过几万、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大军的军长、兵团司令、总司令等，竟过百余人之多，怎么会连教广播操的人都找不出来？
郑庭笈便问我，重庆战犯管理所做不做广播操，我说，每天都做三次。他又问谁教，我说是我在教。他有点怀疑，因我既不是黄埔军校也不是其他什么军校毕业的，怎么能教操。我就把过去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时练就了一套喊口令的本领的经过讲了出来。
练就发号施令本领
有一次，戴笠发现有一个总值日官是共产党的叛徒。那天正值日本飞机轰炸重庆，那位总值日官忙于指挥内勤特务进防空洞和指挥警卫连与勤杂兵搬运公文箱等。他便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责备我，为什么把发号施令与调动卫兵的权力都交给这些叛徒？我告诉他，这是局本部的规矩，处级干部当总值日时，就有这种权力。他在第二天便宣布，各处处长与各室主任不再当总值日，由我兼任总值日。我开始想不通，总务处长已够忙的了，还天天当总值日，岂不是忙上加忙？戴笠便找我到他家里去，边吃饭边谈，军统局这份家业是他的事业的基础本钱，如果让叛徒利用当总值日时的权力，搞一次暴动，便一切都完了。
他与蒋老先生一样，总认为叛徒能叛共产党，也能叛他。他再三告诫我，要十分警惕，并强迫我一定要长期兼任总值日，不准换人。所以，我每天都得在吃饭时到饭厅去喊“立正！”“坐下！”“开动！”等口令；逢到开“四一大会”蒋老先生来时，除喊“立正”外，还得向他报告人数；每星期做纪念周，也由我喊口令和整顿队伍。所以，我虽不是什么军校毕业的，几年中慢慢也就练习熟了。
郑庭笈也告诉我，这一百多位将军中，除绝大部分是黄埔毕业的外，还有东北讲武堂、云南讲武堂，以及留学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学军事的，为什么找不出个人来教操，主要是这些将军们官越做越大，对过去连长、排长等喊口令那一套早已抛在一边了。加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过去管理所一再征求，没有一个人愿意担任这项工作。他问我可不可以担任？我说，让我考虑一下再说。
奉命教广播操
没有想到，郑庭笈当时就向管理所的领导人去反映，说我能教广播操，当然立刻得到了同意，并要他马上把我找去。几位干部都说，早就该做广播操了，就是没有人愿意教；你能教的话，明天就开始。我很谦虚地说教不好，不敢教。他们认为只要慢慢来，一定会做得好。但却再三叮嘱我，对这些人切不可操之过急，更不可要求过严，开始只要他们比画比画，动作不准确，要慢慢纠正，不要疾言厉色，要把他们的兴趣提高起来，一定要耐心，等等。
叮咛一番之后，第二天，由管理所的领导亲自集合全体战犯到场内，也是平日大家室外活动的最大的那块空地上，郑重宣布：政府为了关心大家身体健康，能更好地学习，从当天起，由我辅助大家先学会第一套广播体操。在出操时，除有病的可以不参加外，希望都要去。玩牌、下棋等文娱活动，可以在晚上进行。
宣布完了以后，由我先做示范动作，我从小学国术，身段柔软，做踢腿运动时，脚可以踢过头顶；做弯腰运动时，不但头可以碰到膝盖，而且可以把两手的肘部碰到地上。我做完后，他们一看很有趣，我又编出一套鼓励他们的话，说我没有做广播操以前，饭也吃得少，觉也睡不好，特别讨厌的是经常腰酸腿痛等许多老年人常犯的毛病，做操不到一月，饭能每餐吃七八两，再也不失眠、不腰痛等。我是针对他们的心理胡诌一顿，其实我一向体健如牛，做操与没有做操基本一样。因为我没有做广播操之前，在监狱的几年当中，一直坚持早上洗冷水澡和打一套拳。我这个活标本，对他们来说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笨相毕露笑话百出
从开始教广播操起，直到今天，我一想起那些将军们所闹出的笑话和大半数人的那种笨相，便禁不住笑起来。说来真是使人不能相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有些可笑的事连想也想不出来。因为我教操是面对着这一百多位将军们，要教会他们实在不容易。有时弄得我满身大汗，说得舌敝唇焦，才能教会一节动作。我有时累得想不再教，但又一想，如果在过去，要集合这么多将军在一起来让我教操，恐怕是绝不可能的事。
我是一个最爱笑的人，看到可笑的事，很不容易克制住自己不笑出声来，有好几次，我实在忍不住笑，只好转过身子，用手帕捂住嘴鼻，假装咳嗽，才避免了当着他们的面来发笑。
我记得有几次在集合之后，我要他们取好间隔、距离，免得彼此妨碍，这一点他们都会做，虽然是慢吞吞的，但都懂得。而在做踢腿运动时，竟多次发生这种可笑的事。本来做各种动作，都在原地不能移，腿踢出去，收回之后，仍应站在原地上。有几位大腹便便的将军，不但只能踢到一两尺高，而且一踢出去，便像新兵学正步走一样，不是把踢出去的脚收回原地，而是把踢出去的脚朝前面迈进一步，等到再踢另一只脚时，往往踢到前面的人屁股上或腿上。被踢的人一定会回过头去质问，这样就得停下来，先去劝架，让踢人的退回去。有时刚调解完，再继续做的时候，他还是向前迈一步，被踢过的怕再被踢，立刻回过头去吵起来。我记不起，总不下十多次，为踢腿而发生争吵。虽然我总是在开始前先做示范，并一再提醒不能朝前迈去踢前面的人，但有几位不知是故意还是笨，老是记不住。
有一件更使人发笑而且我还因此受到管理人员批评的事。一次做弯腰运动，我看有些人的动作实在太滑稽了，弯腰动作，起码得把腰向前弯一点点，有些人却只把背向前略微弯曲一下，两只手伸下去还不到膝盖，实在不合要求，我便大声叫：“这是弯腰运动，要把腰部弯下去！”有几个还是无动于衷，我有点气了，便喊：“把腰弯一点！再弯一点！”
结果，最后一个人一个趔趄，撞在前面的人身上，前面一个又撞在更前面的人身上，一行人便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倒了下去。我急得满身大汗，赶忙叫旁边的人快把倒下去的扶起来，我自己也跑过去看，幸好都是穿着厚厚的棉衣，倒下去有的只是两手着地把手掌擦伤，最严重的是把鼻尖碰出了血。
这一严重的“操伤事故”，立刻引来了几位管理人员，把倒下的一行八九个人都带到医务室去检查。幸好没有人折断骨头，都只是轻伤，我只挨了几句批评：“早就告诉你，不要对他们要求太严，随便动作一下就行了！你看，今天这么多人跌伤，要是皮破血流，损筋断骨，不用说你，我们都担不起责任！”
从那次教训以后，我便闭着眼喊上一顿，随他们怎样做，都不再去纠正了。直到1958年春天，从德胜门外功德林到公安部郊外的农场去体验农业劳动时止，我小心又小心地结束了这一教广播操的任务。因为去农场劳动，体力劳动较多，不像在功德林时坐着学习的时间长，就不用再做广播操。我也如释重负。多年以后，许多同学们见到我还夸我在战犯管理所时“有两套”。不了解的人便问我：“有两套什么本领？”我总是笑着说：“有两套广播体操！”
张学良一语结心交
张严佛宽解感落泪
“鼻歪人品正”、“话少心事多”这两句话是指战犯管理所中的两个军统大特务的。
老资格大特务张严佛
在军统系统当中，地位仅次于毛人凤、而资格却比毛人凤老得多的张严佛（又名张毅夫）为人一向正直。可惜他在年轻时得过一场怪病，病好之后，鼻子歪在一边，虽经过中外名医治疗，鼻子一直正不过来。所以，第一次和他见面的人都会对他产生一种不明确的看法：“鼻歪心不正”，此人肯定不可和他打交道。
我和他第一次见面，也曾产生过这种想法。可是在十多年中，我对他越来越尊敬。他在被俘的军统特务中，地位最高、资格最老，他原来是属于邓文仪特务系统的重要骨干，邓文仪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时，他任副科长，戴笠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据说，邓搞特务比戴笠还早，因为他是黄埔一期生，戴是六期生。不过后来他搞不过戴笠。1932年，戴笠当了特务处长之后，那时蒋老先生经常坐镇南昌，指挥对红军的“围剿”，邓文仪领导的调查科特务还不如戴笠派在江西的特务搜集到红军和江西苏维埃政府的情报多。1933年间，蒋介石便把邓文仪的调查科长职务撤掉，命令戴笠兼任该科科长，并接收该科全部特务。张严佛和现任台湾“立法”委员的王新衡等100余人，便全部由戴笠接收过来并入特务处。
调任南京特务处书记长
戴笠为了让邓的这些旧部安心替他工作，对他们特别表示信任和重用，曾把张严佛调升到南京特务处担任书记长这一要职。由于特务处的一些老人，特别是曾经和戴笠混了多年的军统“十人团”的元老们，看不起这个“外来人”，而过去一向忠于邓文仪、并能替邓当家做主惯了的张严佛，还以为把他过去敢于负责的精神照样使出来，不但可以讨得戴笠的信任也能使特务处的人满意。
结果出他意料，处处碰壁，常常受到身边许多人的闲言冷嘲，戴笠表面上是支持他，实际上是别有用心，只不过做给邓文仪的人看看，他不分彼此，一视同仁，暗地里他对那些使张难堪过的人从不责备。张起初还看不出来，还一个劲地认真负责执行他那个书记长的职务，后来才发觉越来越棘手，便自动请求调换工作。没有好久，他就外放了。当然给他的职务不会低，我只记得他曾经担任过川康区区长和西北区区长等外勤单位中的重要职务。
1943年后，又把他调回军统局任副主任秘书，当时毛人凤是代主任秘书，因主任郑介民兼任了军令部二厅厅长，戴笠便把他的亲戚小同乡毛人凤调来代替郑介民，实际上等于替他在军统局来负责。
那时戴笠已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身兼中美合作所主任、财政部缉私署署长、战时货物运输局局长、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处长等要职。而毛人凤在军统中的资历远不如张，他过去只是在陕西一个县政府当秘书，抗战期间才经他的弟弟毛万里介绍到戴笠身边当秘书，对军统的业务不及张熟悉，所以才又把张调为内勤，以辅助毛人凤。
与张学良倾心相谈
这回张学乖了些，处处以毛的意志行事，也从不去直接找戴笠出主意提建议。戴笠离开重庆时，蒋老先生找毛人凤去问话，他从不要求同去，有时毛人凤不在家，蒋要找军统的负责人，他也从不前往，而是到处去寻毛人凤。实际上，他过去代替邓文仪是经常和蒋见面的。因此，他和毛的关系处得很好，渐渐地戴也对他真正信任了。过去调离他的特务处书记长时，是为了好直接去掌握邓的那批人，免得他在中间作梗。十来年后，邓系人物已全部被同化了，所以才让他再回来帮助毛人凤。
由于张严佛鼻子歪，还闹过一次这样的误会。有一次，由军统负责看守的张学良将军大发脾气，戴笠平日遇到这种情况总是自己赶去劝慰一番，那次实在抽不出身，便派张严佛代表他去一趟。当负责看守张将军的特务队长刘乙光把张严佛领着去见张将军时，他一看到来的是这样一个身材不高、鼻子歪在一边的客人，心里更不愉快，但因是拿着戴的亲笔信来的，又不能不敷衍一番。可是一经交谈，便立刻发觉对方是一位不平凡的人，不但很识大体，而且说出的话非常诚恳，都能打进张的内心深处，使张感到十分安慰，便一再要求他多住上几天，才让他回去。后来，他们便像要好的朋友一样了。
张严佛在军统局担任副主任秘书期间，对毛人凤做到尽力帮助。当时毛对外勤单位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张任过两次区长，所以许多事毛都先找他商量，才向戴笠建议或对外勤以戴的名义发出指示。可是等到戴笠一死，毛当上了副局长，便大权一手抓，局长郑介民的兼职多，也不愿多过问军统局的事。照理，张严佛该得到毛的重用了，结果出张意料，当抗战胜利，一些军统大员都纷纷去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大搞“五子登科”时（即接收房子、车子、金子、票子及女子），毛人凤却任命他为重庆结束办事处处长，主持军统局的结束工作。
1946年7月1日后，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编制缩小，原在重庆的一个破烂摊子和一大批裁汰下来的人员都交给张去处理。对张最大的安慰，仅是让他住进戴笠在曾家岩的豪华公馆和给他调拨了一辆漂亮的小轿车。张对此不但无怨言，而且认真负责工作，特别是安置几千名裁汰的中小特务，费尽心思。虽然这样，后来还是和毛人凤发生了摩擦。
因抗战胜利后，都想着抢先去沦陷区搞接收，由重庆去各地的交通工具最快的是飞机。当时中央、中国两航空公司的飞机不但数量少得可怜，一共不过20来架，而且搭乘飞机都得经由军统控制的航空检查所批准才能买到机票。最后一任航空检查所长，是由我推荐的。我推荐他的目的也是想控制机票。毛人凤的老婆向影心便通过此人的关系，大搞走私活动。当时许多大城市的黄金、美钞等价格相差很大，如果通过飞机运送，举手之间便可一本万利。
此人以为有毛和我的后台，对张严佛不放在眼里，张也从不想通过他去搞这些活动。当此人有恃无恐地大搞特搞、弄得声名狼藉时，张对他当面斥责，他满不在乎地和他顶起嘴来。张一怒之下，将其扣押，并把他的罪行详细向毛汇报。毛表面不得不同意，暗地里却怀恨在心。按照军统局的纪律，像这种罪行是足够处死刑的，可是毛人凤却只把他关押几个月便释放了。而在1947年冬，毛取代郑介民当上了保密局局长后，张在重庆的结束办事处也结束了。按情理就当给张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即使不保举他当副局长，局长办公室主任（相当于军统局的主任秘书）也应该轮到张了；可是，毛却给他安排一个有名无实的设计委员会主任的闲职，使张很失望。
脱离军统投奔程潜
张对毛敷衍了一个时期，便脱离军统而去湖南投奔程潜，在湖南省政府当了一个办公厅副主任。程和他是小同乡，对他的能力很赏识，湖南起义，他也跟着算是起义了。不料，毛人凤派特务焦玉印等将随同程潜起义的长沙省会警察局局长的军统特务刘人爵暗杀于浏正街刘的寓所后，有人对张已有些怀疑，再加上有几个从香港去长沙搞秘密活动的军统分子去找张的时候，他念过去旧情，没有揭发检举，最后便被捉将起来。
宣侠父之死引来震动
张原来不是在北京战犯管理所改造。早在1937年他任西北区区长时，从延安派到西安、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的宣侠父将军，一到职便成为西北区的重要工作对象。宣是黄埔一期毕业的，认识的黄埔学生不少，加上他和许多反蒋人士如杜斌丞、张寿山及青年学生等往来，而被军统秘密杀害后，尸体被丢在西安城内东南角城墙边下马陵（又叫虾蟆陵）一口很深的枯井里。隔了两天，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人员不见宣回去，便到处打听，当时十六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董钊是和宣在黄埔一期的同队同学，西安警察局局长杭毅是黄埔一期的队长，也帮助寻找，一直没有消息。后来，办事处的人员忽然想起宣失踪的那天晚上，军委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曾打过电话，约宣侠父去后宰门他的公馆谈话，便到行营找蒋鼎文要人，延安方面也向重庆要人。这时，蒋鼎文和特务们都急起来了，怕宣的尸体被找出来无法抵赖，就连夜又把宣的尸体从枯井内拖出来，从军统局西北区办公处的玄枫桥仁寿里附近城墙根的防空洞，运往城外深埋。
但是，延安共产党中央还是一个劲地向重庆要人，最后闹到实在无法交代时，只好由蒋老先生出面承担责任，不了了之。当然，戴笠、蒋鼎文、张严佛等都分别挨了蒋老先生的一顿臭骂。
张严佛以为非死不可
事隔20多年后，宣侠父的夫人已成为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了，她为了要详细弄清她丈夫被杀害的经过情形，便亲自来到北京，叫人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查问几个军统大特务，有人便介绍当时张严佛是西北区长，只有他清楚。很快，张便从别处移送到北京，成了战犯管理所的“同学”。
当宣的夫人亲自向张严佛查询宣遇害经过时，张严佛以为这回非死不可了，可是，他看到宣夫人对这个杀害丈夫的仇人并不怎么凶狠，便仔仔细细地将全部经过说了出来。宣夫人最后叮嘱他要用书面按讲述的写出来，没有讲到的想起了也要写上去。他想可能是等他写完了才处决他，回去后把心一横，便赶快写好送了上去，等待处决。当然，他睡不好也吃不好，因为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
1963年11月10日，正当他整天心神不宁的时候，在北京的特赦人员连同家属由周恩来、陈毅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在晚宴招待会上宣布要这些人连同眷属在第二年春暖花开时去南方参观游览。我和杜聿明、宋希濂三人，这时刚参观游览回来，就由战犯管理所的领导人邀请去向尚在战犯所的同学报告参观情况。上午，我们三人各讲了一些心得体会后，下午，便到他们各个小组与他们去交谈。张严佛看到我之后，便把我从学习室拉到他们的寝室内，告诉我，宣侠父的夫人前不久找他询问了宣被杀的经过，他也写了书面材料，估计不久会被处决，希望我照顾一下他在湖南的家属。
沈醉宽解，张严佛落泪
我急忙安慰他，不会因历史罪行再来处决他。他开始不相信，我便反问他，前几批特赦的战犯中，杜聿明、范汉杰、廖耀湘等在东北和淮海战役中打死过那么多解放军，还不是没有人和他们算旧账。
他一听连连摇头：“两军相对，打死人是可以不追究的。”我又告诉他：康泽在江西领导别动总队时，他的队员被打死了两个，他抓到一批共产党后，挖出这些人的心肝去祭奠他死去的两个队员；这件事你在南昌行营时都知道的。康泽不是一样得到了特赦！还有我过去杀害的共产党总比你多得多，我不是也没有被处决吗？他又摇了摇头说：“你们杀的，都没有宣侠父那么重要，所以不追究。”我便说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是被宋希濂杀掉的；红军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方志敏是王耀武杀掉的。这两人的地位总比宣侠父高得多，不一样也没有遭处决。这才使他的满面愁云慢慢散开了些。
为了进一步巩固他的宽慰心情，我紧紧地抓住他的两手，十分诚恳地说：“你一向是我所尊敬的人，我的个性你是知道的，我绝不会在自己尊敬的人面前说不负责的话；何况这是你认为生死攸关的大事！我没有根据，绝不会用欺骗的言语来宽你的心的……”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仰面凝视着我，两行热泪徐徐地从他歪鼻子中间滚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