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少心事多”，这是一些审讯人员对军统大特务黄逸公加上的一句不完全正确的评语。黄逸公青年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送往苏联学习，他是去苏留学较早的一批共产党员。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还没有设立，他在东方大学学习了三年回国，在上海担任过共产党上海互济会的负责工作。不久，被英租界巡捕房抓去判刑三年。刑满释放后，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络，便在马路上溜达想找熟人恢复关系；正遇上叛徒王克全，将其秘密从租界逮捕解送南京。王克全原为共产党江苏省省委，并代理过江苏省委组织部长，被军统逮捕后叛变。戴笠特意把他派到上海工作，担任军统（开始为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行动副组长，专门在上海绑架和逮捕他所认识的共产党员。先后经他手抓到的达上百人之多。
黄逸公与张国焘办训练班
黄逸公被送到南京后，不久即叛变投向国民党，戴笠派他为武汉禁烟督察处科员。这是一个名义上禁烟，实际上贩卖鸦片烟，以所得的巨大收入作为三省“剿共”经费的特务控制的机关。
共产党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只身在祭黄陵时逃出陕北后，蒋老先生便把他派到军统局工作。戴笠认为黄逸公一向表现不错，就派他去任张国焘的秘书。张为了想大量派遣军统人员去陕甘宁边区工作和打入共产党内部，建议戴笠在重庆磁器口洗布塘办了一个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由戴兼主任，张国焘兼副主任，负实际训练责任（张在军统局的本职是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少将主任，对外的公职则是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黄逸公则被派任训练班教务组长。这个训练班共办过两期，训练半年，每期由军统其他特务训练班挑选优等生一百五六十人，进行特种政治训练，主要是由张国焘主讲如何打入共产党及陕甘宁边区，以及共产党内部和红军的情况等。
第一期训练完毕后，张又建议，在榆林、汉中、耀县等对陕甘宁边区成立许多机构，一面搜集情报，一面通过这些据点派遣受过特种训练的学生分批打入边区。从1940年开始，直到抗日战争结束，这些学生能打入边区和共产党内的，听说只有百分之几。黄逸公为了执行张国焘的“搞垮共产党”的政策，一度去榆林当过军统局的站长。结果，搞了好几年，共产党不但没有被张国焘搞垮，连在延安建立的延安组也屡建屡败，一部电台都派不进去，只好在洛川县设立一个延安组，架上一部名为延安，实际在洛川的无线电台。张国焘由于纸上谈兵，在军统越来越不吃香，黄逸公也常遭到戴笠的责骂。
受毛人凤赏识，与叶翔之合作
抗战胜利，戴笠死后，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认为黄逸公不但在共产党内是老资格，而且跟张国焘合作多年，对反共有一套，所以，把他派在保密局第二处任副处长，主管对共产党的宣传和心理作战以及收买拉拢共产党的策反业务。黄对这两科的工作既熟悉，又十分卖力，不但二处处长叶翔之不讨厌他，毛人凤也器重他。叶翔之这个人在军统局的资历不深，是抗日期间由他老婆的哥哥李崇诗推荐给戴笠的。
戴对浙江人一向有好感，加上李崇诗的关系，所以给他当了军统局党政情报处的一个副科长。他比我大一岁，初进军统局时，我已当了处长，但他官运亨通，很快由副科长升科长，不久就升为副处长。保密局成立，叶已当上了处长。黄逸公的资格比叶老得多，但对叶一直表示服从，所以才相安无事。等到1949年1月间，蒋介石宣告“退休”，李宗仁代理总统，蒋老先生乃指示毛人凤，保密局全部工作不能让李宗仁过问，仍由他直接领导；但为了应付代总统，由保密局副局长徐志道另成立个保密局，徐志道任局长，调一向与桂系有交往的林超为副局长，把黄逸公调去任业务处长，由徐志道推荐他的亲信钮殿臣为总务处长，全局只设这样两个处，共三四十人，没有外勤组织。
两个保密局终于生摩擦
当时，一般人对这两个保密局，一个叫毛记，一个叫徐记。开始一两个月，彼此相安无事，徐志道向国防部领到的全部经费也如数交给毛人凤，再由毛人凤发给徐主持的那个有名无实的保密局人员的薪饷，只不过多发一点特别费给徐志道，让他安心当傀儡罢了。
人的欲望总是无穷的，过了不久，徐志道便借口没有外勤组织，代总统交他办的事无法办，想从毛人凤手下再分一些外勤单位给他，领到的经费也扣下一部分不交出来，毛徐之间便产生了摩擦。毛人凤却错怪在黄逸公身上，认为黄逸公没有遵照他的命令，不想当空头业务处长，所以制造纠纷。等到国防部从广州逃到重庆后，黄逸公眼看大势已去，重庆再不能起到抗日战争时长期安全的作用，便向毛人凤恳求让他去台湾。毛人凤坚决不答应。所以当重庆、成都相继解放后，黄只好带着老婆孩子随同一大批无法飞台的中下级军政官员向西康逃去。还没有到达西昌，便在川康交界的地方遇到一大群土匪，这是专门拦劫逃难的官员和老百姓的。他们抢劫的手段非常彻底，对所有的男女老少，连抱在怀里的婴儿都要将全部衣、裤、鞋、帽统统剥光，一丝不挂，才肯罢手。
土匪洗劫，手段极为残酷
这些被洗劫一空的人，四散分逃时，男人光着身子跑还不在乎，女人能拾到一只破草鞋遮挡一下下身，就算是走运了。有些十几岁的女孩，吓得赤裸身体随着大人们跑了两三天，才遇到一些妇女的施舍，能得到一块破布或麻袋，都感激涕零。就在那一次被洗劫中，黄逸公也和其他许多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一样，弄得妻离子散，人财两空。因为那些惯匪对洗劫逃难的人有一套办法。他们往往集结几十或上百的人，埋伏在四面环山的地方，当难民们进入他的圈套内，便一齐呐喊，四面鸣枪。等这些丧家之犬惊骇得不知所措时，才先从山上走下一批人来，把男人和女人小孩分开，先从男的下手，稍有反抗，便用杀鸡儆猴的办法，杀掉一两个，再一个一个地叫把手上提的、肩上背的东西放下，将衣裤等全部剥下。一丝不留地剥完一个，赶走一个，附近几十里都荒无人烟，不走的便用竹板抽打。由于土匪怕这些人留下后等他们全部下来搬运东西时和他们拼命，所以剥完一个赶走一个。等男人全部剥完才对付女人和小孩。
他们怕女的看到剥男人衣裤时，趁机把贵重细软物品塞入阴道或头发内，所以在剥女人衣裤时，连阴道内都要伸指头进去探索，并尽情轻薄一番之后，才一个个赶走。小孩在剥光后，准其母亲抱走。据说这种抢劫办法最彻底，当然也最残酷。
赤身跑到四川被收容管训
黄逸公是最先被剥的几个中的一个，他朝四川方向跑了两天多，才遇上解放军先头部队。在盘查时，他自报身份，立刻受到了优待，发给了衣服鞋帽等，不久，就被送到重庆西南军管会的嘉陵大队。
这是一个专门收容国民党的党、政、军、特官员的，地点就在军统局的缫丝厂办事处。原来军统重庆特训班的一批房屋内，先后收容了1000名左右。初期管理很松，有家在重庆的，还可以请假回去住一两天；没有家的，也可以请假去城内看朋友买东西。后来，因跑掉了几个高级军官，才一步一步地严格起来。等到抗美援朝战争发生、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便更加严格了。除对一些下级军官，经过审讯查明证实其身份交地方政府去监督管理劳动外，职位高的，分别送到一些监狱，黄逸公便被送到白公馆原军统局重庆看守所，和我与徐远举、周养浩等一起交代过去的问题。
交代问题的两种态度
最初，我们一听到要我们交代过去所干的事，都认为这一辈子也交不清、交不完，以我和徐远举、周养浩来说，都记不清楚这十多年中，究竟抓过、杀过多少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慢慢地才知道，只要不故意隐瞒，记得多少便交代多少。我和徐远举的态度和想法都是一样，认为要是根据我们过去的行为来办我们，杀一个也是死罪，杀一百一千也是只能死一次，不如痛痛快快地记得多少全部交出。
一些审讯我们两人的法官，都称赞我们是“竹筒倒豆子”，全部倒出来。当然，我们记不起的事也不少，如徐远举在重庆解放前夕，把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内所有共产党员、民主人士、爱国青年，甚至连因违反纪律关在里面的军统特务，都一个不留地杀掉了。我在昆明一次抓过400多人，秘密杀掉几个我认为是企图打进云南省站的参训班的学生。这么多人，我们能记得姓名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十，数目也不准确，但只要肯承认，别人提出来自己回忆，认为对的便承认，不对的也可以不承认，反正审讯时不用刑、不打骂，顶多批评一句“不老实”，所以我和徐远举都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周养浩
周养浩是学法律的，他交代问题便字斟句酌，能推卸责任的尽量推。如他最后在重庆担任保防处长时，把该处逮捕囚禁在新世界饭店的几十名共产党员和嫌疑犯都杀了。在担任军统局息烽监狱主任时，杀过共产党四川省委罗世文、军委车耀先，以及打进军统的共产党员张蔚林等上百人。他总是“我奉命怎样怎样……”好像自己没有什么责任，都是奉命而行。这样一来倒反给自己添了不少麻烦。
虽无血债，但问题严重
黄逸公的问题和我们不同，他没有什么“血债”，但他问题的严重性不比我们小，主要是他和共产党的大叛徒张国焘在一起工作多年，对共产党搞“打进去，拉出来”那一套，虽然蒋老先生和戴笠对张国焘的工作大大不满，戴笠到最后甚至当面斥责张：“专说大话，成绩毫无！”张自吹可以拉垮共产党，他过去曾经自立中央与毛泽东对抗过，又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三国际中的代表，不论资历、声望，自信有办法把共产党拉垮，或把共产党内部弄得四分五裂等等。
结果，几年时间中，除了从红军中拉出曾任过红军团长的朱春荣等少数中下级干部外，重要的干部一个也没有拉出来。但究竟“打进去”了多少呢？这是共产党急欲了解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张国焘跑了，黄逸公与他工作多年，便只好找他来交代。黄除了把自己知道的都交出了之外，对张搞的阴谋知道得并不多，所以交不出来。审讯人员问到时，他总是不回答，因为答不出来又不能乱说，说出的话马上就会去查对，编造的东西立即会拆穿。与其说假话，还不如不说话。他不但是老共产党员，还去苏联学习过，懂得的比我们多，所以他便采取“宁可不说，不能乱说”的对付办法。虽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许多审讯员认为他“话少心事多”，怕说或不敢多说，但时间久了，还是弄清楚了，不是他不老实，实在是有些事他不可能知道。因为军统特务任务多半只有纵的关系。
军统一大堆人被俘改造
1949年和1950年，被捕的军统局将官一级的高干有不少，相互一对证，便渐渐知道军统局在工作中有一套办法保密。就我在战犯管理所和监狱见到过的熟人便有不少，如军统局军事情报处正副处长鲍志鸿、胡屏翰、张柏山，训练处正副处长郑锡麟、李修凯，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人事处人事行政科长黄康永及孙文忠等不下几十人；外勤区站长等就更多了，如文强、章微寒、董士立、徐宗尧、邢森洲、岳烛远、黄毅夫、饶林、沈觐康、王乐坡、程浚、马策、毛宗亮、王一心、刘非、李俊才、陈旭东、刘茂欣、陈达、李人士、徐梦秋、袁晓轩、薛仁安、徐晋元、郭宗尧、曾坚、蔡慎初、李汉元、廖宗泽、何际元、东方白等数以百计的军统骨干分子，彼此参证一下，便不难把问题弄清楚。
我记得当战犯管理所刚一成立，黄逸公也被挑选了的时候，他如释重负一样，很高兴地对我说：“我总以为我这一辈子也讲不清楚，想不到还会有此机会。”可从那以后，黄逸公的话就多了。他是安徽桐城人，桐城出文人，而且自成一派；黄逸公是深度近视眼，他写墙报时，往往写掉了字，有时在抄写时，甚至抄漏一行，念起来便不通顺，他又不校对一下，便贴了出去。一些爱开玩笑的，便说：“桐城派的文章便是这样，有时叫人看不懂，黄逸公是得了这一派的真传。多少年以后，好让人去琢磨研究，那时才是一字千金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