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战犯管理所第二组的同学，一提起“上海小开”，都知道他是有名的“老好人”。这位过去被人在背地里称为“方麻子”的方靖，我和他同组有两三个月，他从来不批评人，遇到别人挨批，甚至同组的黄维还在想学文天祥的时候，在组内以及全体都来批判黄维这种“文天祥思想”时，他也没有发言批评过。如果不是因为他怕别人说他袒护“老长官”，他可能还会调解和稀泥。
方靖
方靖少年时，他父亲在上海开一爿小木器店。上海人称呼商店老板的儿子，不像别的地方称为“小老板”或“少东家”、“少掌柜”等，而是称为“小开”。所以，知道他出身的同学都叫他“上海小开”。
在上海当小开，大都是很舒适的，可以靠着父亲开商店赚钱，自己便吃喝玩乐。我第一次和他聊天时，便问他为什么不当小开而进黄埔军校？他告诉我，他家开的木器店常常受人欺侮，特别是一些穿二尺五的军人更是蛮不讲理，一句话不对便打人、骂人。他看了实在不是味道，所以便弃商而从军，考进了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一直兢兢业业，从排、连、营、团长……晋升到七十九军长。在陈诚系中，他是属于稳健派中的老好人。
1947年上半年，七十九军在四川泸州一带由接收的四川新兵组成。该军统率九十八、一九四、一九九三个师，每师有六七千人，装备相当齐全，士兵虽多系新兵，但干部大多数是陈诚十八军系统的，都有些实战经验。1948年，这个军调往川北的域口、万源一带，后来又调往安康，不久，便奉令越过大巴山脉，进出于沙市襄阳公路一带。1949年，该军拨归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指挥，徐蚌会战中蒋老先生原来也准备把十四兵团投进去，因当时主持华中“剿总”的白崇禧反对，这个兵团才没有调去。
当时宋希濂告诉方靖，华中方面只有些“土八路”，没有进攻能力，目前解放军主力部队集中在徐州、蚌埠一带。所以，他命令七十九军应暂时驻在荆门附近，待命行动，只要方靖把该军的炮兵营先开到南岸的公安县。方靖回去后，马上把炮兵营开来沙市过江了。宋希濂和方靖都认为荆门不会有什么战斗，也就没有做好什么准备。可能这一情况被解放军方面知道了。
1949年2月3日天还没有亮，解放军江汉军区的几千装备很差的部队突然向荆门袭击。一开始，就把荆门东端要地文峰塔占领了。方靖闻讯急忙爬起来，以为是解放军大部队自天而降，慌慌张张下令叫各部队向南突围。一九四师师长龚传文不赞成，认为这样慌张突围，部队大都是新兵，必然散乱，无法收拾，有被消灭的危险。他主张固守待援，并立即亲自率领一个团反攻文峰塔；由于解放军人数不多，马上就撤走了，文峰塔被收复。但方靖仍然坚持要撤出荆门，命令部队分路向西南突围。这些为数不多的解放军要攻克荆门是不可能的，但对从荆门慌忙逃出的部队，埋伏在一些要点上来围歼没有工事防御的行军纵队，还是很有利的。所以，当该军冲出荆门后，便被埋伏在一些险要处的解放军截成数段，打得七零八落。一个军除了一九九师的主力系由兴山经水路运到松滋一带集结没有受到重大损失外，其余的全部成了俘虏，连军长方靖也没有能逃脱。
在战斗刚起时，方靖向宋希濂急电求援，宋复电要他固守。由于方匆忙撤出，这一复电还没接到，他已率部撤出了荆门。等宋希濂亲自带兵赶到距荆门30华里的团林铺，并指挥第二军二九八师立即向荆门增援时，才得到情报，荆门已被解放军占领，方靖下落不明。宋希濂亲自督队在沙襄公路一带收容七十九军残部时，一九四师师长龚传文还带出一部分部队，宋便叫他收容整理，并命他代理七十九军军长。
因舍不得美貌太太不想死
方靖在离开荆门不远的地方被人数不多的解放军凭险围住后，本来可以和军部的特务营一道冲出去的，但他犹豫了一下，随在他身边的人大都跑掉了。等到他感到围困他的敌人并不太多，完全可以打开一条路的时候，转身一看，只剩下一批无多大战斗力的后勤人员和一些混乱的队伍了。所以在一阵大喊“优待俘虏”声中，他命令部下都放下了武器。
解放军这么轻而易举地竟活捉到一个军长，喜出望外地对他很优待，护送他到了江汉军区指挥部。他没有像其他一些高级将领一样在被俘前一刻，举起手枪自杀，也没有准备反抗，据他自己说有两个原因：一是他过去每天晚上从收音机中偷听新华社的广播，听到过去的同学、同事中，许多高级将领在被俘后的讲话，知道解放军和在江西时的红军不同，红军活捉了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是杀掉了，而解放军活捉了国民党的高级军官没有杀过一个，还放回不少中级军官。所以他不必自杀。二是他不但是麻子而且身材瘦小，真是其貌不扬；但他当了军长后，原配死了，后娶的太太是一位只有20多岁的漂亮四川小姐，比他小了差不多一半，他非常喜爱，认为是生平最满意的大事。而且那个女的看到他是位堂堂的军长，虽不是十分情愿，也认为不错。两人感情相当好。他估计：既然解放军说优待俘虏，不久便能与家人团聚，所以也舍不得死掉。
忌讳人家说“麻”，友侪忙解围
我到北京战犯所编入第二组后，发现方靖忌讳别人说“麻”。他和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自己是瘌痢头，连别人说一声“亮了”都要生气。而同组的覃道善却有时故意逗他，我很快就发觉了。有天起床后，覃向窗外一望，便故意大声说：“又下麻麻雨了！”方靖的脸立刻通红。
王耀武一向善打圆场，便补上一句：“你们湖南人为什么毛毛雨都分不清？”我一向不但不怕人说我面上有麻子，而且自己常常嘲笑麻子。因为我认为，这脸上长了麻点，又不能像秃头一样可以戴顶帽子遮掩，更不能像阿拉伯妇女一样整天蒙上一块黑纱，一见面，谁也看不到。这是想掩藏也掩不了的地方，还不如自己说，免得别人嘲笑。我听到王耀武打圆场，便替覃道善补充一下。我说湖南人一向把毛毛雨叫麻麻雨，或麻风细雨，形容它密密麻麻，比毛毛雨更确切些。几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只有方靖的嘴撅了起来。我知道别人说他，多少有些不便，我想借我自己说自己，这总没有什么忌讳。
在吃早饭时，王耀武问我：前几天他在墙报上看过我的一首观《长征路上》电影后写的诗，问我为什么对诗有兴趣？我告诉他，我母亲是参加过“南社”的女诗人，所以对诗从小有兴趣。当他问我读过的诗中，哪些人的诗最有印象？我说了杜甫、李白等后，还说：结合我脸上的“特征”，我认为前人有两句诗我十分称赞。许多人都认真问我是哪两句？我说这是赞美我漂亮的好诗。
这话一出，许多人都感到奇怪：“那么前人为什么会赞美你呢？”我笑着说：“请听吧！‘不是君家容貌美，老天何故乱加圈！’这不是在称赞我漂亮，连老天爷也给我打了不少的圈吗？”此话刚出口，有人连饭都喷了出来。我说我坐牢后，一直认为这两句诗太好，我也写过两句：“喜见狱中春到早，囚人满面是梅花！”我自认这是得意之作。
正当大家都笑个不停时，方靖一语不发，悄悄地溜出去了。
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
有一天，同组的七十三军军长韩浚笑嘻嘻从外面端着菜盆进来，给我们分菜准备吃午饭。有人问他笑什么？他说：“刚才各组值日在等分菜时，不少人都说笑话，还说什么笑一笑，少一少；愁一愁，白了头。我想起他们说的笑话很好笑，所以一路笑进来。”我连忙接着说：“是应当多笑笑，轻轻松松，人也舒适些。”
同组的另一位湖南老乡苏本善，他本来是湖南省财政厅厅长，随程潜起义后犯了严重错误，被送到北京战犯所来改造。按他的行政级别，不够到北京来，但为了照顾他是随同起义的，所以也留下来。他也爱逗方靖，但怕方生气，所以没有我有条件。
韩浚
方靖很喜欢与黄埔毕业的或江苏同乡等认三同四同，如过去是黄埔同学，又同在陈诚十八军系统同过事，加上在战犯所同改造以及同在一个组的，便认为是“四同”。有一天，他在和别人认几同时，我在旁边插一句：“我们两人也是三同！”他愣了一下，我说：“一是同在北京，二是同一小组……”他还没有等我说完，便抢说一句：“你又不是黄埔的，也不是江苏人，怎么能数得出三同呢？”我仰天大笑一声之后，便指指他的脸和我的脸：“还有同麻！”
这回他可真的生气了，我只好保证不再在脸上这个突出的优点上和他开玩笑，他才把愤怒改为沉默。
刘嘉树夜半上厕遇女鬼，几乎吓昏
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有空便东串西走，又爱说笑话，所以，每一个组我都去串过门，当然就会听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我听到之后，又爱去传播，曾经为此而犯错误，要我在小组的生活会上作检讨。说起来也怪，我在不到十天内听到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告诉我同样一件怪事。有一天，刘嘉树告诉我，他夜间上厕所去解大便，几乎把他吓昏过去。
这里先得说说北京战犯管理所的厕所，解大便的地方是一条四米左右的直沟，两个人蹲下去，都是背对背，或是面对面，不能同一个方向。可能由于过去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去上厕所，蹲上两个、顶多三个人，还可以互不相碍，自改成战犯所后，这些将军们大都是一起床便有上厕所解大便的习惯，就不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轮流来，而是蜂拥而去，每次至少四个人。因为相隔太近，高个子，特别是一些年高而德少的调皮鬼，如汤尧、范汉杰等，他们只能蹲下去半个身子，这样往往把屁股翘得高高的。蹲在他们后面的，就得提心吊胆，赶快解完就走。因为只要这些居高临下的稍一不慎，大便下来，就会擦着后面的人疾驰而过。遇上极稀时，那就免不了要溅到后面同学的背上、腰上了。
1942年冬，于重庆合影。前排左起：黄杰、徐廷瑶、杜聿明；后排左起：刘嘉树（黄埔军校一期学生）、郑洞国、邱清泉（黄埔军校二期学生）。
刘嘉树过去患过外痔，曾在长沙湘雅医院动过一次手术，后来又患了内痔，解大便不但慢得惊人，就是蹲下去和站起来也要花很大气力和很长时间。因为他胖得很，肚子大得像要临盆的产妇，他最怕那些缺德的“鬼崽子”和他背对背上厕所。他便在夜深人静时，一个人起床把大便解好再睡。他只要一倒上床，就呼呼地睡熟了，这样完全不会影响他的睡眠。
那天，他照例在深更半夜去上厕所。他进去后慢腾腾地蹲下来，这时厕所内只有他一个人。不久，他忽然发觉背后似乎也蹲了人，他急忙回过头去一看，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怎么和他背靠背蹲着的竟是一个梳着民国初年式样的“巴巴头”，穿着也是那时流行的大圆角的上衣，雪白的大屁股露在外面，也像是在解大便，这一下把他吓得动也不敢动一下。他知道这里根本没有女人，肯定是个女鬼。正当他吓得满头大汗快晕倒过去时，忽听到胡同里发出啪哒啪哒的拖着鞋子走路的声音，他才胆大起来，但还是不敢再回头去看。鞋声越来越近，原来是牟中珩起来倒便壶和解小便。
因为管理所对一些年纪大行动不便、夜间小便又多的都可以给一个小便壶，以免夜间起床太多，影响睡眠。牟中珩是小便最多的一个。他白天一次都不解，一睡上床，小便就来了。有时一个便壶都盛不下，还得起来倒一次，那晚正好他出来了。
他一进厕所，刘嘉树才敢回头，一看那个女人没有了，他便问牟中珩刚才来时，看见有个女人出去没有？牟中珩睡得蒙眬，只看见有人从厕所出来，是男是女根本没有看清楚。他这一回答，刘嘉树便证实了自己是看见女鬼了。他这时连站都站不起来。牟中珩费了很大气力才把他扶起。他把这一经过告诉我，并说再也不敢夜间一个人去厕所，宁可让那些缺德鬼把大便溅到身上。
天下事说起来也实在有些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方。我听了刘嘉树讲过夜半遇女鬼的事不久，有一天，又有一个湖南老乡、新五军军长陈林达悄悄告诉我，昨晚他起来小便，回去时，看见专作学习室的那个胡同口有个穿民国初年式样大圆角上衣的女人向里面走，他咳了一声，就不见了。他要我夜晚少起床，肯定是个女鬼，并再三叮嘱我不能对别人讲，免得犯错误。
我是一个不信神不信鬼的人。我年轻时在上海搞特务工作，把在租界内绑架到的共产党员杀在自己住的屋子里，一两天没有把尸体弄出去，照样回去睡，从不相信人死了会变鬼。但经过这两位老乡不约而同地告诉我这一基本上相同的、半夜活见鬼的情况，我便想自己也能看到，便故意在夜深人静时去上厕所，甚至悄悄地到学习室的那个胡同内坐上一会儿。一连几夜都没有看见这位女鬼出现，但却令我想起一件与女鬼有关联的旧事来。
转述鬼故事被扣帽子
抗战胜利后，我是负责清理军统在各地接收财产的人员，我在当时的北平清点时，发现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金璧辉）的一个钻石手镯是假的，我估计一定是管理的人换掉了。因为以川岛芳子那么大的一个有名的日本女特务头子，绝不会戴假钻石手镯，便去囚禁她的炮局胡同监狱审问她，她也说不是她原来的。由于涉及另外两个日本女间谍，她们是囚禁在功德林监狱，我便到这个监狱提审她们，顺便视察了一下监狱。
我模模糊糊地有过这么一个印象，现在做我们学习室的胡同，就是当年的女监狱，再结合有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告诉我看到了女鬼，我哪能忍住不说，便先和几个老朋友谈了。有的相信真有鬼，并说可能是几十年前冤死在这里的，现在还出现。也有的不相信，但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总是很快会传开的。不久，便查出是我散布的。因为有些胆小的夜间不敢一个人上厕所，像庞镜塘这些文人，一听见说有鬼魂出现，生怕她来找自己；相反，有些爱风流的，却又希望能遇上这位女鬼，和她交朋友，像《聊斋》故事里那样，可以让她“纵体入怀”，以解长年不和女人打交道之渴。
总之，各种想法都有，本来宁静的夜晚反而变成纷纷扰扰。管理所的干部不得不追究，便责成我在小组作检讨。我开始认为，我不过把别人遇见女鬼的事告诉了他人，这是自己不小心，今后小心点就可以啦。哪里知道许多人认为不够，要追出是什么思想支配？我说是迷信、造谣等还是不行。最后联系到这是反动思想，是站在国民党立场等等，大帽子都扣上了。在平日，犯比这严重十倍的错误，也不过是追到这种程度，就算是追到底了。因为还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便是承认自己还在和共产党为敌。像我仅仅把别人告诉我遇见女鬼的事添上一句，这里原来是有一条胡同是女监狱，顶多是证实这里可能出现女鬼，这与国民党扯不上，照理讲已经过了头，可以不再追了。
平日一向爱和稀泥的方靖突然发言，说我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没有暴露真实思想。这个从黑弯里杀出来的李逵的两句话，立刻有很多人同意，非要我再认真找出思想根源不可。
我一看是这位仁兄，立刻联想到我常和他开玩笑，想借此整我一下。我这时灵机一动，便答应再检查，一定挖出真实思想来。学习组长和担任记录的便和全组都认真听我的“真实思想”。我轻轻地咳嗽一声，一本正经地说：他们两个亲眼看到了女鬼的人都不向人说，我为什么就加油添醋来传播呢？这与我生理上的特点有极大关系。其真实根源便在这里，也是我与别人不同的地方。我有点不好意思说出来，既然经过大家帮助，我相信也能得到组织上的原谅，我只好不怕丑和盘托出，也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
最严重错误是“十麻九怪”
说完，我故意做出很为难的样子。许多人便鼓励我：管理所的领导一再讲过，什么坏思想只要敢于说出来，就是好的表现，也就是说明自己与这种坏思想一刀两断，再不会重犯这种坏思想支配的错误了！快说吧！我长叹一声之后，便说：“我这次犯错误的主要思想，的确与所有的人都不相同。我受这种思想的支配，自己也感到十分痛苦，想要一刀两断总是断不了，不但今天断不了，这一辈子也断不了啊！”
我说完又停下来。一些好心肠的同学又鼓励我：只要说出来，随时警惕，便没有丢不了的坏东西。我便说：千言万语，只有一句，这便是多年来，成千上万人总结出来的一个伟大结论。虽只有四个字，可是这是真理！他们越听越感兴趣。我最后把我这次犯“最严重”的错误说出，是“十麻九怪”！
这四个字刚一出口，全组十多人都忍不住要大笑起来，但在那种严肃的生活检讨会上，谁也不敢笑出声来，最使他们忍不住的，是我再补上一句：“我是属于九怪中之一，只有七号同学（方靖的代号）是那一个不怪的！”学习组长，特别是同组的学习委员王耀武，怕再发展下去没法收场，便指出我犯的错误是“传播迷信、扰乱人心、影响学习”12个字。同时，要我保证不再犯，如果再谈，就是原则性的错误了。我当即提出保证，绝不再说女鬼的事。君子一言为定，我以后便未再说过，有好奇的人问我，我也摇头不答。
今天，我还是遵守自己的诺言，只把它用笔写出来，而不用嘴巴讲出来。我也希望看到这一段的，只能看看，顶多笑笑，可不能讲，以免犯“原则性错误”。谨请牢记！牢记！
方靖今年已80多岁了，身体还很健康，不但是为人之祖，而且已四代同堂。
说也奇怪，他脸上的麻点也看不清楚了。可能是老头的脸皮皱纹多，掩盖了那些圈圈点点。当然，我也是为人之祖的人，再也不会和过去一样去和他认“同麻”，而是和别人一样，看到他的时候，总是客客气气地叫他一声：“方老，您好！”
贪婪成性，军长仍爱“小偷摸”
我一生见到过不少稀奇古怪的事，又天生一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个性，遇到什么少见的事，总不惜费工夫去调查、研究、分析一番。
在北京战犯管理所中，成百的前国民党将军和党政头头们集中在一起，真可说是“人上一百，五颜六色”。不但什么样的人都有，而且什么样的事也会不断发生。我十分赞赏前人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在这一回中写的两位前国民党将军，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怪事，我分析的结果，就是根源于这八个字。
今日西风萧瑟甚
过去说这句话来形容人的个性难改变，与江山易改不容易联系起来。而1949年以后，统治中国达22年的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被摧垮了，代之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人民政府。这一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震惊了整个世界，可是在有些人的头脑中起的变化却是很少，甚至有个别人还是原封不动。不信的话，请看我以下讲的这两位将军吧！
国民党嫡系六十六军的军长，安徽“老母支”也（安徽合肥人叫鸡为支，如飞机叫飞支，老母鸡叫老母支，所以一般人便习惯地叫合肥人为老母支，这是有根有据的）。他系张治中的旧部和同乡，追随张多年。张代表国民党到北平来与共产党和谈时，国民党不肯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八条，和谈破裂，而代表团提出愿意留下来不回去，却得到共产党的同意。这种事，古今中外恐怕也是少见的。所以不但当时全国震动，全世界也认为是想象不到的大事、怪事。
张治中不但自己做了识时务的俊杰，也希望自己的旧部能成为随机应变的英豪，所以他便亲自写信劝这位军长起义。而这位军长开始还认为国民党还有半壁河山，胜败未决，万一国民党在美国大力支援下，能以长江为界偏安下来，总比投降到共产党方面去过那种艰苦的日子要舒适得多。所以他接到张治中第一封信时，还是无动于衷，至少是想看看风向再作打算。谁知他的部队一经与人民解放军接触，便溃不成军。这时张治中的第二封信又送来了。他便如同落在水中，抓到一个救生圈一样，立即决定举起白旗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起义、投诚与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愿意留下工作的，大都是派到解放军的军事学校去当教官，少数是留在原部队任职，也有一些人愿意回去，由地方上安排工作。这位军长已决定了走后一条路。
据他告诉我，因为他多年来弄到不少的钱，在家乡不但买了大量附廓的良田、山林、房屋，而且做了一些可赚钱的生意，回家去可以好好享受一下，过一个舒服的晚年，何必再去当什么教官。当然，他这一决定立即得到了同意而解甲归田了。
大大出他意外，运动一个接一个，使他越来越恼火。他回到老家，不但良田好地要分给农民，连山林也不能属于自己所有，过去雇工开设的粉房等也雇不到人了。他这一气非同小可，便和当地的政府大吵大闹起来。他认为他既是起义的，就不能分掉他的田地。虽然地方政府一再向他解释，“土改”是全国一致的，连张治中的田地也一样要分给农民，不让他退还过去所收农民的大量押租金，已算是照顾他了。他还是不同意，说要自己种自己的地，不能分给别人。这一要求，也得到同意，就是只能按他自己全家的人口来分配田地，不能多分和雇人去种。
当然，要他放下架子去种田，放弃回家享福的思想，是一万个也不能答应的。最后，只好随大流，把多年积累别人的血汗钱换来的这些东西都让出来了。他为此而日夜不安，而且越想越不是滋味，便决定采取报复办法，让分到他的田地、山林的人也不能好好过下去。
据他说，他采用的办法是这样的。有一天，他到原属于他的山林去走动，突然大叫狂奔向山下跑，许多人问他为什么惊慌？他说看见一个全身长着红色毛发的怪人追他，幸亏他发现得早，跑得快，才没有被追上。
他在家乡说话，一向有些人相信的。经他这么闹了一下，许多人便不敢再上山去打柴挖猪草了，害怕碰上那个毛人。这一计得逞之后，他又造谣，说他家那口大水塘，夜晚有水鬼爬上岸来拖人下水，这样弄得许多人再也不敢起早贪黑去田里工作了。他却自以为这一下算是出了一口气，只等机会再狠狠整一下分到他田地、山林的农民。
共产党的干部是不信神信鬼的，很快便证实了山上既没有毛人，塘里也没有水鬼，并且查出这些谣言是他放出来的，便找他去谈话，想劝他不要再这样做。他一听就火，新恨旧仇一齐涌上心头，便向劝他的干部拍桌子大骂。干部指出他这种行为是错误的，还批评了他几句。他更不服，差点要动手打人，这样便被捉了起来。
因为考虑到他毕竟是起义有功，这时还不便给他判刑。所以送他到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因为这里既不像监狱，而且生活待遇都很好。可是在他心里还是一直愤愤不平，而认为是“人到矮檐下，不好不低头”，只能逆来顺受。
他的这种思想，终于在一篇墙报上表达出来了。有一天，他看到院子里的几株虞美人，在雨中被淋得抬不起头来，于是写了一首七绝贴了出去：“往来篱下托终身，徒负人间最艳名。今日西风萧瑟甚，满怀清泪暗中倾！”
由于他平日和我还能谈得来，加上我又是一个出了名的“不坚持原则，爱和稀泥的人”，一向斗争性不强，所以当他把这首诗给我看时，我知道他是借花来发泄自己，我不但没有劝他，更没有指出他的错误，还答应和他一首。
我的诗也是用《咏虞美人花》作题的：我没有用“今日篱边沾雨露，明朝阶下沐恩光”一类感恩戴德的话去启示他，而是用了“项羽当年发浩歌，虞兮虞兮奈若何？美人死后名花在，不似当年健壮多！”这四句话的含义不过是想说明国民党已完蛋了，我们也是等于昨死今生，而这一次活下来，却再不能和过去一样跃马横戈、耀武扬威，就这样无声无息、病病奄奄地过下去，用不着留恋过去而流泪了。
他的诗刚一贴到“新生园地”墙报上，立刻引起了不少会看问题、立场坚定的先进同学们的注意。我本来可以不再贴出去自找麻烦，但因为有言在先，我要和他一首，而且没有劝他不贴，所以我明知会挨批，也随后把我的也贴了出去。
当时在管理所“新生园地”壁报上贴东西，可以说是相当民主的。谁想写什么，都可以贴出去，错的东西，自然会有人来写东西纠正，打笔墨官司的事是常有的。
第二天，批评他那首诗的文章，一下便有十来篇，大都是指出他借咏虞美人花来发牢骚，把接受改造说成是寄人篱下，他过去是有本领有名的人物，现在被埋没了。当时很流行的一句话是“东风压倒西风”，今天他是感到了被东风压倒的西风萧萧瑟瑟，难过异常。但又不能反抗，只好暗中满怀热泪偷偷地流。当然，这是不认识过去的错误和不愿意接受改造的具体表现。
牛虽丢，仍得捡回牵牛绳子
我呢？可能是一些先进同学不愿分散精力和转移目标，放过主要矛盾；或者是我一贯温情主义，不愿得罪人，所以都笔下留情，没有指名道姓地批评我。只是在批评他的时候带上一两句，如“这种借题发挥是别有用心”、“随意去随声附和等于鼓励别人犯错误”，等等。所以我就不用作检讨了。
这位军长真可说是“祸不单行”。他的检讨会还正在他的小组内进行时，他为了寻找东西，不慎把一个布包掉在地上。当他那组的学习组长好心去帮他捡起来时，可能是由于做贼心虚的缘故，他急忙去接，对方还没松手，两人一拉，布包被打开了，掉到满地的竟是几十颗衣扣、几卷棉线和大大小小的布片。这些东西都是他在缝纫组劳动时，自己背着人拿回来的。特别是那些补衣服时的新布片，比较完整点的他都拿走了。
这一意外发现，立即引起了管理员的重视。因为平日我们的东西，甚至日记本等，都没有人检查。这回却不能不对那些大大小小的布包、纸盒来一次检查，结果竟发现了出人意料的大量公物。有些是洗衣组洗晒的床单、被套，较新的衬衣裤等，清出了一大堆。管理所的负责人决定把这许多东西陈列出来，开一次别开生面的“展览会”。让大家看后，结合正在开他的批评会扩大一下，由别的组也派人参加对他进行帮助。我便是派到他那个组去参加他的批判会的。
我清楚地记得，当有人指出他拿公物是什么“贼骨头”等一类名词时，管理员忙出来纠正，说这只能是“小偷小摸”或“私拿公物”。
大家的批评，我就不讲了，因为太多太长。我只讲他接受批评后，对私拿公物所做的一些检讨，而且是大家勉强通过了的。
他一开始就承认，由于他过去一直是个贪官，从他当连长起就吃缺。他带的一连兵，从来没有满员，这一方面是因常有开小差和病故的；另一方面是他有意不让满额，存心吃缺。由当连长吃几个到当营长是十几二十个，当团长、师长便越吃越多。当了军长，更可以大吃特吃了。
据他检讨中承认，吃缺弄的钱并不太多，而使他发了大财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允许奸商把禁止运往日军占领的沦陷区去的东西都运过去。当时日本最缺乏的钢铁一类物品，被列为资敌的原材料，是严禁运往沦陷区的。他因为可以得到很高的贿赂，便允许一些奸商通过他的防地运出去。这种“外快”，是为数可观的。抗战胜利后他又发了不少的接收财，因此，成为富甲全乡的财主。
由于过去一向贪财，新中国成立后，用这些贪污来的钱买下的田地、山林被分给农民了，他再也没有发横财的机会，所以，在管理所改造时，凡是能拿的东西便拿些，准备将来出去时能够变卖一点钱。按照他的原话说是：“牛虽丢了，也得把牵牛的绳子捡回来，总比空着手好一些。”所以看到什么都手痒。
我过去没有带过兵，听到他讲当连长就吃缺，我不懂怎样吃法。他曾告诉我：每到发饷时，如上面派人来点名，他就向别的连长那里去借几个口齿伶俐的兵来代替，当然得给这些人一点好处，不机灵的是不能用的。如他本名叫张三，让他顶李四，点到李四就得由他答应“有”！否则会露马脚出问题。而连长与连长之间都是“互通有无”，就不用酬谢了。
在战犯管理所中，像这样“江山已改，本性未移”的人为数还是不少，在下一回中我再举出另一种典型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