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从在香港《百姓》半月刊上发表《战犯改造所见闻》以来，曾接到港澳和海外一些亲友们的来信，除了说好说坏的外，多数是劝我笔下留情，不要太让一些人的亲属感到过分难堪。我为此曾考虑再三，所以，这次两位军长在我的笔下没有指名道姓，而只把他们过去带过的部队番号写出来，使知道他们的人或记得这些番号的人一看，就能一读此文，即知其人，不认识他们的人，也不会认为我在随意编造。看了之后，也有“此中有人，呼之可出”之感。
以下说的是一位属于非国民党嫡系的“杂牌子”五十一军军长。我刚一到北京，就有人善意地告诉我，这里有四个“大恶霸”，也有人说是四个“惹不起”。我同意后一种称呼，因为我知道，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什么“南霸天”、“北霸天”早已不存在了。在战犯管理所内，自然更不可能也不会允许还有这种人存在，顶多是蛮不讲理、别人不愿或不敢惹他，给他取个绰号“惹不起”，这比较恰当些。
开始，我还是有点不理解，也不完全相信，成了战犯，还会有这种使人闻而生畏的“雅号”，什么原因能让他们长期存在下去？这个问题，一直到我得到特赦后，于1964年秋天，我和杜聿明、宋希濂三个人应北京战犯管理所领导的邀请，去那里向仍在学习改造的同学们，介绍我们去东南和西北几个省参观学习的心得体会时，我才弄清楚，原来如此！
过去我是这里的阶下囚，这次是这里的座上客，身份不同，自然可随便问东问西了。当我把这件事提出来，管理所的负责人便很直率地告诉我：战犯所在成立之前，上级领导便早估计到，这些过去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横行霸道惯了的人，要一下把这种多年养成的习惯改掉，是不大可能的，必须一步步来。而且主要是靠他们自动自觉接受改造，其次是别人的帮助和适当的一点压力，这就是管理干部按政策给予教育。如果一开始就用强制手段和高压办法来改变他们那根深蒂固的个性，后果只有两种：一是反抗不接受；二是伪装起来，造成一种骗人的假象，一旦遇上机会，又故态复萌。所以，管理所的干部们既要对这些人加速改造，又要有耐心，务必要使之能自动自觉甘愿接受教育，这样才能巩固采用强制手段所不能达到的目的。
当然，他们估计，经过了几年改造的人，再集中来加速改造，仍会有一些恶习未除的，但为数不会太多，不怕他们。因为少数几个人，只能充当一下反面教员而不致影响绝大多数人的学习。
听了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否则真不易理解这种苦心。我过去只是片面地想，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监狱中，特别是在战犯改造过程中，这种人还能不受到严厉惩罚？原来是希望他们能自己认识这种错误，好彻底改变。因为特赦应主要具备的条件是“确已改恶从善”。这个“确”字是说明彻底、根本和实实在在，不是一时或一事改了就通过了的。我知道，有些人如果不是在1975年最后一次特赦全部在押战犯而给赦了出来，可能再加上若干年，也不容易达到这个条件。
三个“惹不起”棋逢敌手
现在，让我来谈这位五十一军军长吧！他在四个“惹不起”的战犯中，如果论资排辈的话，他得屈居第三位。因为还有两个比他更要横蛮一些，连他也不能轻易去惹，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
我亲自看到在分菜时，他先去数一数自己菜碗内分到的肉有多少或看鱼的大小，再去和分菜的同学比较，如果他少分一片肉或鱼比较小，那就得遭到他一顿批评，什么帽子都给人扣上，直到别人认错给他添足或调换之后，他才肯罢休。其实，当时我们是按中灶标准，每餐饭都有荤菜，许多人吃得肥头大耳，大腹便便，而他却是每次都得计较，而且非比别人多一点不可。
北京战犯所的寝室和学习室外面有一片很大的空地，四周都准备了几条粗铅丝，给战犯们晾晒衣服、被褥用的。有一条向着正南，冬天几乎大半天都得到太阳照射，许多人都喜欢在这条铅丝上晒被子。有一天早饭后，这位第三号“惹不起”懒洋洋地抱着被子去晒，一看这条铅丝中间日照最长的那一段，已有两条被子先晒在上面。他走过去，把两条被子向左右一推，将自己的搭在中间，很得意地看了一看，正要转身走时，在附近散步的“同学”中，有两人气势汹汹地跑了过来，一边一个把他拉了回去，指着他的鼻子又叫又骂。他一向不示弱的，当然得回敬几句。那两个毫不客气把他的被子从铅丝上拖下来向地上一摔，又去把自己的被子拖回原处。有一个抬头一看，因为他的被子被推动时，将铅丝上的灰尘擦在上面，有一道黑色的痕迹。另一个也同样发现，两人便不约而同地走过去。三号“惹不起”正在把摔在地上的被子拾起来用手拍去沾在上面的泥沙，口中还在小声嘀咕时，那两位便揪住他让他看两条被子上擦的东西。我赶忙跑去想劝开他们不要吵了，那两个理也不理我，却从三号“惹不起”手上把他抱着的被子抢过来，再次摔到地上。这还不算，每人还在他被子上踩了一脚。我以为这样一来非大闹一场不可，没想到这位“惹不起”竟不再作声，而是赶紧抱着被子走到西边的铅丝上去打拍灰土和脚印。我开始还弄不清楚，以为是他自知理亏，不敢再和人吵闹。后来旁边有人告诉我，今天算他倒霉，他正遇上比他更加厉害的第一号和第二号“惹不起”，否则他是不会让步的。
三号“惹不起”还有一个特点，是处处想显示出他比别人思想进步，态度积极。有次在批判第三兵团司令张淦的会上，他又叫又骂，和别人摆事实、讲道理完全不同。
张淦一向爱搞迷信活动，过去只是在小组会上帮助他，他不接受时，也没有准备开大会批判。这次是他在学习发言时，强调他和共产党一样是反蒋的，蒋的下台还是桂系逼下去的，他与共产党是同盟战友，不应当把他当成敌人对待。虽然有人帮助过他，说桂系反蒋是国民党内一派一系的利益，与共产党反蒋本质上不同。他不接受而坚持他的那一套，所以才开大会来批他。有些人发言对我很有启发，也有说服力。如指出桂系逼蒋下台由李宗仁代总统，同样不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八条；白崇禧在华中同样继续与解放军激烈战斗……虽把张淦驳得哑口无言，但他仍不认错，仍坚持他的说法。
这时，这位第三号“惹不起”竟比一、二号都表现得更“左”，连连拍着桌子叫张淦“站起来”！管理所的干部虽早在旁边，从没说过一句话，但听到叫张淦站起来不准他坐下，才指出不准坐是错误的，并说被批评的人一时想不通，可以回去慢慢想。同时宣布：结束这次批判会，等张有了新的认识或肯接受大家的帮助时再作研究。
会后，我便听到不少人告诉我，这位“惹不起”在批评别人时表现得那么积极，而他对自己的许多坏思想却从来不检查。别人只要指出一星半点，他就可以吵个不停，甚至能无休止地胡搅蛮缠几天十几天还不罢休。往往要等待管理所的干部出来制止，他才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掩护下，自己表示要“加勉、加勉”！
他自己究竟有什么事也被人抓住了小辫子呢？说来也实在有点出乎他的意料。如果用“弄巧成拙”这句话来形容他，就最恰当不过了。
编很多“恨国民党”的理由
在重庆战犯管理所近百名战犯中，我与前热河省主席孙渡（唐继尧的妹夫）等几个人是受人注意的。本人虽然是在快解放时才当上当年国民政府国防部云南游击总司令的，但还是被人列入总司令这一级的范围，处处都得留心点，怕被那些“假积极”作为靶子来射击，以表现他们比别的人“思想进步”和“立场坚定”。
我一到北京，怕当靶子的包袱立刻放了下来。这里当过总司令、集团军总司令、兵团司令、省主席等一类大人物多的是，我就变成了一般“群众”了！由于自己没有包袱，便可以留心观察一下周围的人。我发现，大多数人都有一套高明的手法，这就是和下棋的人一样，“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他们眼光放得远些，采用的方法也比较正派，不斤斤计较一言一字的得失，老老实实学习。极少数的人，如那几个“惹不起”和“假积极”，便是像初学下棋、只看到一步的人一样，以为只要有斗争性，敢批评别人，对一些有坏思想言行的人敢于揭发、斗争，就会很快得到信任，而且认为越“左”就越能表现“进步”。
北京战犯管理所的这100多名国民党党、政、军、特的头头，既是久闯江湖，更擅长搞两面三刀。但不少人慢慢懂得，过去那种把别人当垫脚石往上爬的办法已不适用，所以和人拍桌子、瞪眼睛、伪装进步都不屑为之。对那些大大小小的“惹不起”，都敬鬼神而远之。但是一旦发现这些人犯了真正的“原则性”的错误时，也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来，绝不会放过他们。
有一次，这位第三号“惹不起”在学习发言中，不知怎么竟得意地称：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对国民党的仇恨比对共产党胜过十倍”！立即有人叮他一下：“此话当真？”“一点没有错！”“再说一遍！”他又重复一次，许多人便一字一句记了下来。接着，一阵质询的话像连珠炮一样朝他射出。主要是质问他，既是那时就有那种思想，为什么不投降起义，而要顽抗到最后才化装逃走，遭自己的部下打了一枪，被解放军活捉了还不敢立即承认自己是五十一军的军长……这些话，问得他答不上来，只好使出他那仅有的一点看家本领与人吵闹不休。论吵架骂人，许多人的确不如他，但讲道理、摆事实，他却远非这些人的对手。当然，结论是：“太不老实！”这顶帽子他是死也不肯接受的。可问题并未结束。
经过他一天一夜的深思熟虑，终于又编出一套他恨国民党胜过恨共产党的所谓理由。听听也是令人发笑的。
第二天，他哭丧着脸，也可能是事先在手帕中浸上一些生姜汁等，一开口，一抹脸，居然会挤出几滴眼泪来。他突然变得像饱受委屈的小媳妇了。他说由于他带的部队是“杂牌子”，一向受中央嫡系部队的歧视，打仗挡头阵，驻防却是最差的地方……说着说着竟然泣不成声。有知道他过去情况的，便表示对他同情，还答应替他说出他这一思想的真实来源。在场的人知道这是在准备揭他的老底，都同意由那位“同学”来替他说明他为什么会恨国民党。
那位同学只谈了新中国成立前一段时间的情况。五十一军原来是防守长江一小段，解放军横渡长江成功后，这个军便奉命调到上海去担任防守。他这个军在长江战役江北桥头堡作战时，被歼灭了两个团，败退中又损耗一个多团。残部于5月初到上海不过6000余人。所属的四十一师和一一三师的师长，在撤退中先后因擅自脱离战场指挥部被撤了职。一一三师师长后由汤恩伯派被歼灭了的第四师师长调任，四十一师师长则由副师长升充。
这位军长的确是有点感到委屈，为什么他还愿意再去冒风险呢？他原来以为调到上海后，可以大大捞上一大把，便出国当寓公。因为他早听到国民党发行“金圆券”时，曾在上海强制收兑了大量黄金白银，加上上海资本家不少人手中还有大批美钞、黄金和贵重物品。反正上海迟早肯定会守不住，只要手中还有枪杆子，不愁无发横财的机会。所以再受气，也得忍气吞声不放弃这一大好时机。
但出乎他意料而使他大感恼火的，是他把残兵败将好不容易拖到上海后，上海防守司令石觉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却命令他率领残部去浦东川沙方面接替三十七军罗泽闿部白龙港与三九港间的防务。这等于给他当头泼了一瓢冷水，使他气得两眼发黑。去吧，不但那里除了海水和沙滩，什么油水都没有，连居民也都迁走了；不去吧，军令如山，怎敢说半个不字。
由于军长垂头丧气，部下就更加不安。除了士兵不断开小差外，连军部参谋处科长一级的校官和译电员、司书一类尉官都陆陆续续不辞而别，且几乎每天都有。
军部在上海交通大学驻扎了几天，便于1949年5月12日一早全部开往川沙去接防。据那位揭发他的同学说，他出发前还一再回头望着他认为遍地是黄金、美钞的上海市，最后才用力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气愤地走了。
同学指出他只为个人利害
该军驻防白龙港等地才四天，解放军便从左右两侧和背后包围过来。他召集两个师长到军部商议，决定于16日薄暮后，利用黑夜全军向高桥镇附近撤退，目的是希望能保留一部分兵力，慢慢撤退到上海市区后，还有点力量向不逃走的商店老板们逼出些财物，再逃往香港等地，这下半辈子就不愁没钱花了。这位军长的如意算盘刚刚打定，没料到他所部两个师长更想抢先一步捞上一把，部队一开动，两个师长都不约而同地先溜走了。部队没人指挥，他才匆匆换上早准备好的便衣，天黑下来，便高一脚低一脚向上海市区跑去。
当他正慌慌张张乱窜时，解放军已把这几千名像没有头的苍蝇一样的士兵包围了起来。因为他换了便衣，又在黑夜，他部下士兵还以为是解放军派出的便衣侦察人员，就朝他放了几枪。幸亏他一听枪响，马上卧倒，才只擦伤一下肩头。当他的部下全部投降后，他也落入了解放军手中。第二天大天亮之后，他才被自己部下指出来，他就是五十一军军长。正当他认为这一下非死不可时，却出乎意料地受到了优待。不久，就平平安安把他护送到了上海。
他一到上海，与几个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住在一起时，有人告诉他，不但汤恩伯、石觉等跑了，连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等都在混乱中弄了不少的钱，逃到台湾去了。据说他听到这些情况后，的确大骂过石觉、汤恩伯等人，不该要他去接替三十七军防地，结果财没有发到反而成了俘虏。要是让他在上海市区驻防，他不是也和罗泽闿一样到台湾去享福了吗？
既有人能当场证实他的确骂过国民党几个高级指挥官，他仿佛像落水人抓到一把稻草一样高兴。许多平日不爱乱讲话的同学，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为了个人利害而恨透几个人，不等于他恨国民党，他反共反了那么多年，更不可能恨国民党超过恨共产党。这种自欺还想欺人的手段，只能够证实他极不老实而已！
一贯爱抓住别人小辫子不放的人，给别人抓住了自己的小辫子，这滋味自然是不好受的。聪明一点的人大都是承认错误，检讨一阵，最好是骂上自己几句，一般就可以过关了。如果要和全组或多数人去胡搅蛮缠，不承认自己有错误，是很难顺利解决的。因为都是有一套的人，反正没有事做，天天开别人的会，这是轻松愉快的事。这位军长本来就不太高明，他还是想使出他那一套办法，结果越这样越过不了关。一连三天，他正在感到气馁时，管理员突然宣布结束他的批判会，叫他自己再去好好认识了一下，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对同学们的帮助，不应当采取对抗，要虚心一点，考虑别人为什么要那样提意见等。
他听到这些话，真是喜出望外。我翻了那几天我写的日记，我把他最使人感到可笑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作为本篇的结尾吧！
他说：“开始我说我恨国民党胜过恨共产党，你们批斗了我三天，说我不老实。今天，事实证明了我的话不但是对的，而且应当提高一步，因为批斗我的人，都是你们这些国民党人，而帮我解围的，却是共产党人。我今后应当说，我永远恨国民党，永远爱共产党！”
我轻轻地收拾好我的日记本，准备和读者们一起笑它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