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埔毕业的同学中,一提起扩(读况)大哥,没有人不认识他。这一方面是他在黄埔第一期同学中为年龄较大的一个,又名列“蓝衣社”十三太保之首;另一方面是他为人和蔼,平易近人,且乐于助人,只是有点马马虎虎。许多人都认为他是“大而化之”。

提起他来,真是可以说上三天三夜。因为他一生曲曲折折,奇奇怪怪,加上有时竟荒唐到可笑的程度,所以他的趣闻就特别多。

我和他在抗战前就见过面,那是他任西北“剿总”的政训处长时。“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希望马上有军队把西安包围,救他出去。曾扩情由于一向与张学良相处得不错,张请他向南京广播,不要用武力解决西安问题,他就照办了。曾当时还是一番好意,怕一旦打起来,蒋的安全便成问题,据他说,那完全出于爱护校长去广播的。这次广播话虽不多,却使他从此失去校长宠爱,再也抬不起头来,引为终生憾事。

“西安事变”一解决,蒋即下令将他扣押,交与戴笠囚禁于南京“军统”的监狱中。因为当时蒋认为他投靠张、杨,不想让中央军去救援,除当面骂他是寡廉鲜耻外,还撤职查办。

戴笠对这位老大哥一向尊敬,所以他被囚禁在“军统”监狱时,除不能出去外,一切如同在家里一样;我们去南京也可以去看望他。

抗战期间,他是戴笠的座上常客,我更有机会接近他。新中国成立后,我和他先同在重庆坐牢,后又同在北京战犯改造所学习,对他的事知道较多,但限于篇幅,只能简单谈些。

许多人说曾扩情“大而化之”,是说他遇事不肯动脑筋;还有人说他幼稚可笑,我却认为他有点天真可爱。不信的话,就请看看这些天真可爱的事吧!

由于他是黄埔一期老大哥,只在北伐前攻打惠州时当过连长,一上火线就“带花”。伤好之后,他对冲锋陷阵没有勇气,而改任政治工作。“复兴社”成立时,他是创始人之一。后来别人称他和酆悌、邓文仪、贺衷寒等是“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他不承认,说自己还不够当太保资格,因为别人排挤他。他常常咬牙切齿地说:贺衷寒等人对他下的评语是“学问平常,略有经验”。不管怎样,一般人总认为他是当然的太保。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四川闹过这样的笑话,他不想去台湾而在四川搞什么“中央军校毕业同学非常委员会”,是以黄埔同学为核心的坚决反共组织;可是到快解放时,他虽无一兵一将,还大叫要和共产党拼到底,绝不去台湾!其实他是怕到台湾见校长,因为校长见他一回骂一回,使他感到实在忍受不了。许多关心他的人都劝他早点走,因为他名声太大,又长期搞反共工作,一旦被俘,绝无生路。他却胸有成竹地表示:“到时一定有办法。”

1949年秋天,我去陕西准备接胡宗南的妻子、“军统”同事叶霞娣去昆明,因胡不想送家眷去台湾,毛人凤便要我把她安置在昆明。胡也打算分出一部分兵力把云南控制下来。我经过成都时,四川军统的负责人告诉我,曾扩情既不去台,又没有作打游击的准备,可能是打算投降共产党,现正在请示要不要逮捕他。我认为他不会投降,但却猜不出他有什么高招。直到解放军进入成都后派人去逮捕他时,他还满不在乎地对去的人说,我已拜某大和尚做了皈依弟子,早遁入空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你们还抓我作甚?这几句话引得去的人都大笑,并且很坦白地告诉他,不用说像他这样反共反了二三十年的十三太保皈依佛门后也要抓,就是削发多年、正在庙里闭关面壁的“军统”分子宋灰鹤(即在“军统局”任过行动科长和特训班任过教官的宋良,又名周大烈,抗战胜利后,便拜广东南华寺虚云大和尚为师,是真心诚意去出家为僧的)一样要清查出来。这时,他才傻了眼,悔恨没有早点逃走。这件事,当时人们便引为笑谈。许多人都说,这么重大的与生命攸关的事情,他用这种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的简单办法“遁入空门”来对付共产党,以为就可平安无事,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新中国成立后,我从昆明监狱被送到重庆白公馆监狱的第二天,在楼上与王陵基、徐远举凭栏聊天,忽然发现扩大哥在楼下和一些“军统”小特务在下棋。我便问徐远举,为什么他没有得到和我们一样的待遇?徐笑着说:扩大哥太天真了,因为楼上住的都是高级犯人,待遇很好,下面那些犯人就发牢骚,说过去这些人高官厚禄,过着舒适的生活,今天当了犯人,还比他们待遇好得多,很不服气。后来经管理人员说明:这些人年龄都较大,而且囚禁的时间肯定比下面一般犯人要长,用不着和他们去比。他一听囚在下面的时间比上面的短,便坚决不肯搬上来过较好的生活。后来,西南公安部撤销,一般犯人去农场劳改,他才被并到我们一起。我们都笑他,早点来不是可以早点得到享受。以他的地位和过去的所作所为,难道不和我们一道就能把他当一般人先行处理吗?他又一次傻眼了。

以为死期将至,裤裆全湿

我和他相处的近十年时间中,发现他不但马虎,而且胆子特别小。1955年,我们几个被移禁到重庆市石板坡监狱,虽仍保持我们的中灶伙食,但大家心情却特别坏,认为即使不杀,也将是长期坐牢,永无出狱的希望。第二年夏初,我正在强作欢心为他们讲我过去在南岳山打老虎的事,突然一位与我们相处较好的管理员匆匆忙忙跑进来,一个劲地向我们叫着:“恭喜各位!恭喜各位!明天或后天就要送各位回去了。”一听这话,大家刷的一下,脸色都变了。曾扩情更是一屁股坐在大通铺上,两眼发直。不用说,监狱管理员向犯人道喜,谁都知道,这是报道处死的一种变相口吻;何况还加上送我们回去这句话。回什么地方?大家都清楚,是回到阴间去。

我是受到过一次自己知道死期的滋味的。我在昆明监狱,有天叫我出去拍照,当时就有人告诉我,拍好照片,第二天就枪决。我自落入共产党手中,早做好了被杀的思想准备,喊出去一声枪响就结束了生命,我从来没有害怕过。但不是当时处决而是要等到第二天,这一晚就不好受了,真是坐立不安,更不用说睡觉了。过去看电影,一个外国皇帝被处决前的晚上,换了几十张床都不能入睡,才感到“慷慨捐躯易,从容就义难”。在极度不安时,我写下了几首绝命诗,有两句是这样:“终宵坐立待更残,今日方知一死难!”我过去搞暗杀、绑票等工作时,常常是九死一生,一点不在乎,而早知道什么时候死,却没有领略过这种滋味。等到第二天知道所有犯人都要拍照片而不是要处死我时,自己也感到好笑!

这次看来不再是误会而是真要去处决了。这个管理员偏偏先告诉我们,要让我们死前还难过一两天,我不禁怒气冲天。正要向他责问时,有一个一直跟随我们在一起的小特务,是我的旧部,他是奉派来照料我们生活的,他比我更急,便抢先问那位管理员:“我的罪比他们小得不知多少,总该没有我吧?”管理员连声说:“没有你!没有你!”这时他便斜着眼看我们,嘴里还得意地吹起口哨。我就冲着那管理员大嚷:“你也太缺德了!你既然知道要明天或后天才处决我们,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过好这两天,一定要我们难受你就舒服吗?”

他听了竟仰天大笑道:“谁说要处决你们啦!我向你们道喜是你们马上要大大改变待遇,集中学习。你们原来住过的地方已经粉刷一新,每人有一张小床,还有蚊帐、凉席等,伙食也提高多了,我刚才去看过,才来向你们道喜的。”他的话音刚落,管理所长也笑容满面地走进我们房间,一面向我们打招呼,一面问那位管理员:“你已告诉他们了吗?”“告诉过了!”所长便补充一句:“明天我送各位去,希望各位好好去学习,将来好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

这时,我那个旧部忙用恳求的口吻说:“请所长也让我一同去吧!”答复是斩钉截铁的:“你差得太远了!这次是集中武官少将以上、文官厅长以上,你不够这个条件。”这时,我们每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大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只有他一个人把脑袋耷拉了下来。在这一瞬间里,人生的喜怒哀乐都一齐出现了。这种场面,我一生也没见过。

所长走后,曾扩情才慢慢从床铺上坐起来。我一看,他的裤裆全湿了,原来他一下把尿都吓出来了。

粗中有细,带点温情主义

有不少人说曾扩情常常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可不,新中国成立前,他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省党部的职工连薪饷都发不出,他向省主席王陵基去借钱。王不肯借,说党部开支有党费收入,不能拨行政经费。他再三解释,法币贬值,物价涨了不知多少倍,党费却没有增收,全川党员的党费集中起来,还买不到一石米。王仍不给。他只好把省党部一辆旧汽车卖掉,才维持了一两个月。党部开不出伙食,他就东吃一顿,西就一餐。后来有人介绍他认识了成都某照相馆的女老板,她立即答应供给他食宿。他喜出望外,马上就搬到某照相馆楼上,和她同居起来,他以为这是占了一个大便宜。

说起她,也不是无名之辈。抗战前,她凭借父亲一笔不小的遗产,自办电影制片公司,自己编戏,自任主角,并邀了两个同姓不同宗的姑娘,拍了一部电影。在上海金城电影院上演时,三位女主角竟登台先表演一番。这种别开生面的做法,并没有能一举成名,因为上海人对那种“咿呀嗨,呀嗬嗨!”的四川山歌毫无兴趣。所以第二部影片没有拍出来,三姐妹就各奔前程了。

她是不甘寂寞的人,新中国成立前在成都开的照相馆,生意相当不错;加上她虽是半老徐娘,但风骚依旧,因此一些饕餮之徒都对她颇感兴趣,但为此也使她招来了不少麻烦。她决定把扩大哥接到自己家中,愿供食宿,并不是浪女回头,而是想利用这块生了点锈的“老招牌”,给她起一点“姜太公在此”的作用。她公开向扩大哥表示,如扩大哥什么时候需要她,她一定奉陪;其余时间,则自由支配。年近花甲的扩大哥食量有限,所以这一合同顺利签字。

如果说扩大哥什么事、什么时候都是粗心大意,那未免有点冤枉他了,猛张飞也干过细心的事,何况有几十年政治斗争经验的他呢?有人要不服气,我可以举两件他比我要细心得多的事来。

我们刚从重庆石板坡监狱搬到磁器口重庆战犯改造所后,我就有几次粗心大意的事被他发现而及时纠正了。我们住的地方是原来军统的缫丝厂办事处和军统重庆训练班本部,往西走不远,就是当年戴笠住过的杨家山公馆,下面有一个用双喜和寿字组成的花园。我当年经手修建这个花园,是专供戴笠和他的情妇电影皇后胡蝶去散步时用的,花了上万银圆到处去购买奇花异草,还派出不少特务到一些名园去连抢带偷弄来不少名贵稀有的品种;所以,我对这费过我不少心血的一小片土地,十分喜爱。战犯改造所既规定我们可以在附近自由活动,而过去戴公馆也改成了干部的办公室和宿舍,我一有空就到那个小花园去走走。有一次我邀他去,他一听就连忙又摇头又摆手地说:“这个地方你少去吧!别人看见会说你还在留恋过去呢!”当然,经他这一提醒,我也就不再去了。

还有一次,我看到我们住处不远的一片菜地里有个女人在用网子网蝴蝶,边网边唱边跳,一看就不是一般农民,我便走过去。她看我穿得整整齐齐,以为是什么干部,便和我打招呼。我问她捉蝴蝶干什么?她告诉我,这种蝴蝶专在包心菜上产卵,几天就变成青虫,一畦菜只几天时间就给吃得残破不堪。我问为什么不洒农药?她说洒了药的菜,洗不干净,吃了要中毒,捉掉蝴蝶就安全了。我正和她谈得起劲时,扩大哥也缓缓走过来,从他鼻梁上架的那副金丝眼镜,一看很像一位大干部。那个女的便迎上去,很客气地叫了一声“首长,您好!”扩大哥一听正不知如何回答时,她又补上一句:“这位首长有点面熟,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他定睛一看,连忙在我肩上拍了一下:“等你开会,还不快回去!”对那个女的,他理也不理就拉着我走了。她只好借追蝴蝶悻悻离去。

离开了那片菜地后,我急忙问他:“开什么会?”他又用一贯爱开玩笑的口吻,轻声地说一句:“开你的批评会!”我正摸不着头脑时,他小声告诉我:你知道她是谁?她就是当年国大代表中最年轻漂亮的“国大之花”!因为我吃过她的“豆腐”(占过便宜),所以她对我有点印象。你和她聊天,不是该受批评吗?

虽然我向他说明,今天的“国大之花”早已劳改期满,自愿在农场就业而不愿去当小学教员,为什么不能与她谈谈?他的两句体会很深的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在改造过程中,做了一百件好事是应该的,做了一件错事就成了错上加错。你可得当心!可能由于他这种粗中有细的地方,所以能比我早一批得到特赦。

扩大哥和我一样,都有点“温情主义”,所以,我们都当不上学习组长。在王耀武、宋希濂的提议下,他在北京战犯改造所是负责清洁的“委员”。但他的喜爱幽默诙谐的个性,可能是他能健康长寿的原因之一。

坐定又还起,无风门自开……

有一天,管理员发现晾在胡同里铁丝上许多人的洗脸毛巾没有拧干,弄得地上一摊摊的水。他怕这些老头们不留心滑倒,就找曾扩情去批评,要他注意点,并且指着地上说:“看!尽是水!”扩大哥不慌不忙走到挂毛巾的铁丝旁看了一下:“报告管理员。不尽是水,还有几块帕子!”(四川人叫毛巾为帕子)连管理员听了这一幽默的回答也笑了起来,只轻声说:“以后要告诉大家拧干点,以免影响走路。”

扩大哥喜欢写写诗,遇事以“有诗为证”。他告诉过我,他与原配结婚那天,双方特意选定八月十五月圆之日作为佳期,希望永远团圆而不分散。结果,适得其反,他婚后考上黄埔一期当了官之后,对家乡“黄脸婆”虽未忘记,但总不及野花儿香,所以他便不接她出来而让她去“牢守寒窗空寂寞”。但还是为了怀念她而写过这样一首诗,我到今天还记得:“当年此日是佳期,每到佳期怨别离;两地相思同见月,但凭明月寄相思。”

我和他一起多年过中秋,他都要念上一遍。我曾笑问他:“在新人的怀中赏月念过没有?”答复是很老实的:“杜甫早告诉过你,还要问什么。”我一时想不起来,他才提醒我一下:“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

扩大哥爱写几句诗,本来不是什么坏事,可是在监狱写诗填词,就不能不注意点了。1959年10月1日国庆十周年纪念,我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公安部北面围墙上搭的临时看台,看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后,“诗犯”们纷纷写出不少五言和七言贴在墙报《新生园地》上。扩大哥当然不甘落后,也写出几首贴了出去,不料其中有一句:“喜得今朝大礼巡。”这可惹出麻烦了。本来,十一“真”这一韵中,可用字很多,他偏用了这个字。诗刚一贴上去,“立场坚定、观点鲜红”(比鲜明更进步)的“同学”,马上贴出质问他的墙报,大意是指出他:忘记了战犯身份,居然敢大言不惭去“巡阅”或“巡视”国庆工农兵的大游行。他一看就慌了,赶忙写出解释:这个“巡”,是和“巡逻”、“巡更”一样,不是“巡阅”、“巡礼”。这一解释,更加使那些“左”字号抓住了他的小辫子,指出他在强辩。诗中明明白白写了“大礼巡”,怎么不是在“巡礼”。一霎时,他那小组几个“同学”的舌剑唇枪不停地向他刺来,墙报上也是笔矛、纸弹飞舞,一片喊杀之声。他虽未吓出尿来,但也急得满头大汗。他是越急越说不出话,越怕越写错。

正在感到精疲力竭,已无招架之力时,幸好有位家学渊源的书香子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庞镜塘出来给他解围。庞贴出一张很有分量的墙报:根据《辞源》、《辞海》对“巡礼”的解释,一是指朝拜圣地,二是指朝拜或礼拜;并举出唐诗人张籍《送令狐尚书赴东都留守》诗句“行香暂出天桥上,巡礼常过禁殿中”说明亦可引申为“巡游”、“观光”。结论是“大礼巡”或“巡礼”,都无不尊敬工农兵游行群众之处,相反还可当作朝拜工农兵群众。

庞的墙报贴出,几个正准备借此踩住别人短处来显示自己一番的好战分子,只好偃旗息鼓,鸣金收兵。

扩大哥对此却心有余悸。有一天,我和他在操场上坐着晒太阳,他说被他们这样闹一次,会不会影响到不久就可以得到的特赦?我认为完全不会。如果政府会听信这些人的话,我们当中个别到今天还在坚持什么“气节”,因而被假充积极、伪装进步分子所指的几个“身在北京心在台”的人,早就枪毙掉了。他点了点头。接着,就听到了他又把久不唱的川戏、赵尧生写的《活捉王魁》中的词句唱了起来:“你看他,绿窗灯火映楼台,哪还记,当年饿倒在长街……”他正唱得很得意时,他同组的一位四川同学便走过来质问他:你又在唱什么鬼戏来宣传迷信?他马上抵赖,你没有听到我是唱“向前走,要过关……”吗?对方也真会挑毛病:这曲戏也不健康,是黄色的。扩大哥知道他没有听清他开始唱的什么,便理直气壮地顶过去:如果连“抢伞”都是黄色戏,那广播电台放送的《秋江》,唱的是小尼姑私奔,又作何解释?对方理屈词穷,只好祭起“监狱法宝”:群众可以听可以唱的东西,战犯就不能唱!当然,这一“法宝”是招架不住的,他只好答应:“下回不唱就是了!”等那位“左字号”刚一走开,扩大哥又低声在继续唱着:“坐定又还起,无风门自开……”

扩大哥到了北京后,有一个很显著的思想变化,他常常爱和曾经统率过几十万大军、叱咤风云的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王耀武、廖耀湘等许多人比过去的地位、声誉,比的结果,总是这么几句:“他们都享过福,走过运,我却是总不得意。”真是这样吗?那我可要破除情面来揭发他一下。

戏称“绣花被面特派员”

扩大哥不但走过好运,而且比上述这几位走得更早。远在1928年10月间,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就派他为特派员去四川,与四川军阀进行联系。那次他除了带去蒋介石给四川军阀的亲笔信外,还带有孙中山先生给蒋介石的亲笔信印成的精美册子,分赠给刘湘、杨森、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人。刘湘等不但把他看成贵宾,而且所到之处,还发动当地军民郊迎十里,天天都是隆重款待。不但许多人送钱送东西,连当时打了败仗才逃到四川的吴大帅(吴佩孚),也亲书一对联送他。吴用了杜甫送给剑南东西川节度使严武的七律中一联:“川合东西瞻使节,地分南北任流萍。”他得到这副对联,比衣锦还乡更加感到荣耀。因为他过去一直是钦佩这位北洋军阀的,今天用这两句诗来送给他,认为这比当年保皇派头子康有为送吴佩孚50大寿的对联更加对自己尊敬。当然,他对康的对联是不会忘记的,我也不止听他说过一遍,那就录下来吧!上联是“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纪”。下联是“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其实,这两副对联,都是吹捧对方太过火了。

扩大哥对四川军阀的生活十分羡慕,对他们的无知可笑也是经常向来人谈的。那时,这些绿林出身和靠拖枪杆子成家的狗熊们过着十分奢侈的生活,他们天天打内战,抢夺地盘,主要是征粮征税。说来真难令人置信,民国十几、二十年期间,许多军阀就征到了民国四五十年的粮、税了。四川纵然是天府之国,也弄得民穷财尽。而这些土皇帝却都田连阡陌,甲第连云,妻妾成群,他们所带的兵,不仅有步、骑、炮、工、辎,还有陆、海、空、神(神兵)、猎(猎队)。有个那样无知的师长,因好奇而要坐刚买来的小飞机。那时的战斗机是敞着的,前面坐一个驾驶员,后面只能坐一个人。起飞后,这位师长感到不舒服,大喊驾驶员停下来,他要下去。驾驶员告诉他,飞机不像汽车,空中停不住,他便命令低飞。在接近一片山地时,从空中往下看并不很高,他便跳了下去,结果摔得粉身碎骨。还有一位师长,在奉命改编时,集合全师官兵讲话,他手捧水烟袋,咳嗽一声:“弟兄们给老子好好听着,昨天老子接到一封信,打开一看,格老子原来是一个命令。从明天起,老子们便是国民革命军了,谁要再去偷鸡摸狗,他就是龟儿子!”

扩大哥第一次去四川,收获之大,连他自己也是没有料到,除了几万元白花花的银圆外,四川名产更是不计其数,仅川绣被面就是100多条。有一小报戏称他为“绣花被面特派员”,他还感到很得意。

被蒋大骂后官运不得意

尝过第一次入川当特派员的甜头之后,1933年8月间,他再一次兴高采烈地随同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去四川,加委军阀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时,刘湘特派他的师长范绍增负责招待他们。范是有名的吃喝玩乐的能手,特叫四川名妓陈八、马九来陪伴他,使他饱尝家乡美味。他便产生了与当年“乐不思蜀”的刘阿斗相反的思想:“乐不思宁(南京)。”刘湘看出了他的心意,想利用他向蒋介石要些武器装备,便电呈蒋介石,保荐他为川军教导师师长。蒋一看这一电报,大为震怒,认为他的学生要别人向他保荐,不仅仅是给他丢脸,也是背叛他的行为,立即电召他回南京,大骂一通。之后,扩大哥的官运便每况愈下;等到“西安事变”之后,就更加得不到蒋的信任了。

经过十年的改造,扩大哥由遇事马虎也变得有点肯动脑筋了,不过那种爱捡芝麻而丢掉西瓜的性格并没有改变多少。他得到第一批特赦后,本来是可以留在北京的,因他在沈阳的儿子来信欢迎他去沈阳,说一切都给他安排好了,留在北京则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便决定要去儿子那里当现成的老太爷。他没有想到,留在北京的人,在政治待遇上比到地方上优厚得多。等到他看到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等都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又再一次傻了眼,后悔也来不及了(不过他和李仙洲不久也都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

去年听说扩大哥回了四川一趟,可能是去荣县看空守寒窗多年的老伴,而不是去成都与新人重续旧欢吧。

本章写完,我向东北凭窗遥祝:扩大哥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