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从重庆被送到北京的第一天，便先来一个“入乡问俗”，打听好这儿的一些规定，免得犯错误。当我得知只要不出铁栅门，门以内完全可以自由活动，串门串组悉听尊便；摸到了这个底，就放心大胆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到操场去做广播体操。当时这个过去监狱的放风场，还只有我一个人在运动。等到我做转体动作时，发现身后有一个人在弯腰捡什么东西。而他捡时又不是大大方方地捡，捡了以后，迅速向一个信封里一放，赶紧把信封塞进口袋；到再捡时，还向四面先看一下。这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由于我是背着他在做操，他以为我没有看见。等他再准备去捡时，我便故意做一个弯腰运动，用头贴在膝盖上，实际上是想通过小腿的缝隙仔细看看他究竟在捡什么。这回完全看清楚了，他竟是在捡拾昨天夜晚别人在散步时丢下来的烟头，的确使我感到十分惊异！
这次各地集中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来的，都是被俘的国民党中党政军特人员职位最高的一部分。这些人被俘虏时，身上都带有不少黄金美钞。按规定，除了像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八万两黄金，宋希濂、马励武等的几千上万两黄金，郭旭一手提箱美钞等，属于公款，应予没收外，凡带在自己身上的，即使也有些是公款，只要为数不太多，照样是归自己所有。搜出后，虽由管理单位代为保管，自己要用时，仍可请求兑换一些使用。而这些人中，又有不少是挥金如土、一掷千金绝不吝啬的，绝不会对个别不名一文的人一点不接济。重庆战犯改造所有个别因害怕“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临逃走时，把身上的钱财和手表等全部抛弃，以免被人从这些东西上能证实自己的高贵身份，二免坏人图财害命。但到了战犯所准许犯人抽烟时，有烟帮助无烟的瘾君子互通有无者，大有其人，也不会穷到拾烟头而无人接济的地步。怎么北京战犯管理所反而出现这种现象？
1976年，在洛阳参观白马寺。（左起：郑庭笈、董益三、周嘉宾、沈醉）
我正想着想着时，他越走越近，我便急忙转过身子去一看，四只眼睛一接触，便不约而同地惊叫了一声：“是你！”原来这位是我在军统局多年的老同事、军统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提起此人，军统局4000多名电讯人员中，没有一个不知道他，也没有一个不敬佩他。
枪指下叫通福建的潜伏台
抗战胜利后，戴笠为了培植董益三接替电讯处处长魏大铭，把他送往美国去学习电讯管理工作。两年学成回国，戴笠早已死去，毛人凤不想用他，而另外提升了一个浙江同乡负责军统的电讯工作。董在美国时，认识了一个与戴笠齐名的特务头子康泽。康回国后，蒋介石不让他再搞特务，而任命为十五绥靖区司令，负责指挥襄樊地区的军事工作，他便邀请董去担任他的第二处处长，在那个地区搞军事情报。我知道他与康泽早已被俘，没想到能在北京战犯管理所和他见面。
我一看到他，刚才的疑团尽释，对北京战犯所的“太吝啬”的想法完全不存在了，因为这位老同事说得好听一点是“穷且益坚”，不好听就是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我过去和他在重庆军统同事时，深知此人的个性，他工作的那个处，虽是清水衙门，但他这处长却是财源茂盛。因向国外去购买电讯器材时，可以附带带一批私货，是百分之百保险的。当时军统掌握的空、陆、水等处的检查机关，是专门检查别人的东西，一看是军统局局本部买回的电讯器材，谁敢去碰一下？搬动时轻搬轻放都唯恐不周，哪还会去检查。
论搞电讯工作，魏大铭的确是一把好手。抗战前，他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任报务员，当时中国电讯技术之落后于欧美等国，实在惊人；偌大中国的国际电台中，仅仅有三个半人能与欧美先进国家的最佳报务人员媲美，魏便是三个人中的一个。
戴笠主持特务处工作后，以重金礼聘魏为其工作，从几个电讯人员发展到军统有四千多人搞电讯。从几台收发报机发展到几百部，还自己制造特工专用机。在军统电讯工作中，他确有不小的建树，而他的技术更是为人所称道。抗战期间，蒋介石命令戴笠在福建沿海地区多布置一些潜伏电台。福州沦陷后，蒋介石急于要了解日军在福建的情况，戴笠无法应命，便把魏大铭叫去问，为什么不能通报？魏认为一定可以联络上，可是经过几次呼叫，总是没有回答。戴便把魏大铭叫到重庆电讯总台，要他亲自上机与福建潜伏台联系，联系不上就要枪决他。说完，戴笠掏出手枪向桌上一拍，指着魏的鼻子说：“叫不通福建的潜伏台，它就对你不客气了。”魏亲自上机呼叫，不到一小时，居然叫通了，而且收到福建站发来的重要情报。按理，这样一个专门人才，戴笠为什么还准备撤换他，而培养不懂电讯技术的董益三来接替他呢？这里面有一小段连许多军统特务都不知道的内幕，直到今天，我也才敢泄露出来。
敢从戴笠手上夺去禁脔
戴笠在抗战末期，不但准备撤换魏大铭，而且决心要置他于死地。这中间的深仇宿怨，却只因魏不仅敢于去偷尝他的禁脔，而且公开与之结婚，还报请戴笠去批准，迫得戴笠不但准许了，并且送了一笔厚礼。
魏大铭这位上海小开，除长得一副讨女人欢喜的小白脸外，而且风流潇洒，连男人见了也不讨厌。我很佩服他有胆量，而且十分聪明，他敢于从戴笠门中去夺取嫩肉，完全是看准了戴笠自有了电影皇后胡蝶之后，已无余力再去对付几副备用的“待召”了。他于是趁机捡起一副，可谓得天时、地利与人和。
戴笠爱玩女人是尽人皆知的，但得了胡蝶这位曾经南征北战、久历沙场、更抵御过上百员猛将的常胜将军后，也感到渐渐力不从心，只能靠注射“盖世维雄”等一类东西来讨好胡蝶了。
见过胡的人都知道，她粉脸上天生小酒窝和一副媚人姿态，真是香艳透骨，比之“回眸一笑百媚生”的玉环姐姐却更有勾魂的丰富经验。戴与胡虽不敢“春从春游”，但“春宵苦短”、“夜专夜”，却没有人去过问了。而戴在重庆的几名“听用”，都正是风华正茂之年，久不承召，不得不自求“入”路。魏大铭就在这种条件之下，轻而易举地把戴的一位宠姬揽入怀中。
虎口夺肉，毕竟是冒大险的事，可能由于色胆包天，就没有考虑后果，魏几乎为此而送掉小命。如果戴笠不死，魏在1945年被戴下手令以走私罪而囚禁后，可以肯定必死无疑。所以戴摔死的消息传到重庆时，军统特务都痛哭失声，只有魏仰天大笑。这些就不多谈了。
吸食“伸手牌”烟的人
我一向有点旧意识，怎么改造也改造不掉，所以一见到董益三这位老同事，大有万里他乡遇故知的喜悦，赶忙问长问短。他只简单地告诉我，这里集中学习的军统将官级的同事有好几位，而且连两个上校级的站长也集中到了这里。我一听就感到奇怪，这次集中的人上校级的连重庆都没有，北京为什么会有呢？经这位“老资格”（许多人都这样称呼他，因他1948年就被俘了）一说明，真是使我茅塞顿开，又学到了一点知识。原来公安部门很了解，军统局过去组织那么庞大，有近五万人，但军阶却普遍偏低，连戴笠也才是中将。在正式的编制中，少将也只有十多名。有些在外横行霸道的特务，他们的级别往往只是一些尉级。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在处理这些人的时候，大都是比照国民党其他军事机关或部队的级别提高一级。如一般称为县团级的人，是指文官县长一级或相当于县长一级的人；武官是指上校团长或相当于团长一级的人。而军统特务中，中校有时甚至是少校一级的，也可以算为团级，组长也列为县级。听他一说，真是学到老学不了。
这位老同事和我谈话时，他一看出来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就要做走的准备，我急忙问清了他住的胡同室号之后，便和别的熟人去招呼。我很遗憾，当时没有好意思问他为什么捡香烟头？所以我一回到房内，吃完早饭，利用学习前的一点时间，就把我从重庆解送北京时，在武汉买的几条“大前门”香烟拿出一条，准备去送他。过去我们都是吸惯了“三五牌”、“茄力克”以及土耳其名贵扁圆香烟的人。那时如果送人一条“大前门”，送的拿不出手，受的将会认为是侮辱、嘲笑他。今天，却完全不同了。能吸上“大前门”牌，就是一种享受。
当我兴致勃勃地夹着香烟找到他的房间，他正在收拾吃饭的桌子，我把香烟递过去，他却一个劲地摇手不要，并且连连说：买来不容易，留着自己吸吧！我需要再去找你。我以为他看我一次拿多了，别人会向他要，便取出一包递给他，没有想到他还是把我的手一推。这一意外的举动，使我感到十分难堪，脸色马上变了。他一看，才把那包香烟接过去，打开来取出一支，其余的扔还给我。
我二话不说，夹起那条烟就赶快往回走，心想，未免太不近情理了。等我离开他那个房间，还没有走出胡同，就听到后面有人追上来。我以为他赶来给我解释，便放慢脚步，回头一看，原来是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我和他在昆明就一同坐过牢，深知他爱讲点“哥们儿义气”，也知道他爱吸烟又没有钱，因他被俘时，除了一块表和一支派克笔没有丢掉外，其余都在逃跑时丢得精光，一向是吸“伸手牌”烟的人。我立刻把那条烟递给他，他也把手轻轻一摇：“一包就行了！”“要时随时来取。”“那还用得着你说，不说我也会来喽。”
捡拾烟头拆散并重卷再吸
果然，第四天或第五天，我一人正在房内写日记，汤尧悄悄走了进来，我赶忙取出一包烟给他，他取出一支向嘴巴上一插，其余的便装入口袋。我问为什么老董宁愿去拾烟头而不要我的烟？他用轻蔑的口吻回我一句：人家是学习组长，你送烟给他，不是想拉关系吗？听了他这句话，我才想起第一天和董见面时，他就一再向我表示：“我们重新交朋友。”我开始还有点不理解，经汤这一说才恍然大悟。
汤尧一边吸着烟一边和我聊天，他说他有时也不好意思老向人伸手，瘾来了，也和老董一样拾别人丢下的烟头。他很风趣地埋怨同学们抽烟太吝啬，全不像过去，吸到还剩五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就向下一丢；现在都吸到快烧到手指了，还要狠狠地吸上一口才恋恋不舍地丢掉（那时还没有过滤嘴香烟）。所以捡起来的烟头，重拆开再卷成烟去抽时，一股焦味直刺喉咙，但要过瘾，也得吸。他和老董两人常常偷偷地捡了到室外去吸，有时利用打乒乓球时，在乒乓球台上把烟头抖散，用废纸一支支卷好，慢慢去抽。听到他这一介绍，我当时真有一番说不出的滋味。这些人过去的生活那么奢侈，谁会料到竟去捡香烟头。
当汤尧抽完一支烟，把熄掉了火的烟头也放入一个信封里的时候，我禁不住长叹一声：战犯所什么都发给我们，为什么香烟不发呢？还是他比我见多识广，他说过去供给制时，连士兵都发烟，现在改成薪给制，早不发烟了。
“喜战犯有从善之时”
我翻开日记，准备把他们捡烟头这些记上去时，他看到我日记本夹了一副对联一样的纸条，便要过去看。我递给他后，他边看边摇头，还用他唱京戏时的道白：“这个使不得，使不得！”我也答他一句：“何事惊慌？”他竟不先回答我，而划燃一根火柴，把那副对联烧了。
我为什么写那副对联？说来也很凑巧。我一到北京分在第二组时，发现同组的两个湖南老乡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善字，他们一个是第十军军长覃道善，一个是原湖南省财政厅厅长苏本善。后来，看到了同组中还有一个王耀武，另一组有一个马励武，我就把他们四个人的名字联起来写下：“王耀武马励武叹英雄无用武之地；覃道善苏本善喜战犯有从善之时。”他指出这“英雄无用武之地”已够给人抓辫子了，还加上一个“叹”字，不更是自找麻烦吗？我还有点不服气，说下联不是有“喜战犯有从善之时”吗？这犯什么错误？
他听到我这辩论，便告诉我以后多学习一下写写“监狱八股”诗文，少用这些成语。他举出黄维因写了“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被他从前的学习组长打了一耳光的事。他的话还没说完，我已经怒火上升，猛一下站了起来，大声说：谁敢打我一下，我就会奉还他两下。这两下，可能会像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一样，叫他脸上开花！就是可杀不可辱！他一听马上把我的嘴捂住，连忙说，现在再不会有人敢打人了，打黄维那个学习组长，被领导上狠狠批评过一顿，再也不会发生那种事了。你这样大叫大喊，反而会引来麻烦，以后千万注意。
经他这一指点，我又学乖了一些。从那以后，我再没有送过烟给董益三，董也没有再向我要过。每天清晨，我还是看到他在放风场和胡同里去弯腰拾地上的烟头。我可没有勇气去领略他那带焦味的“自造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