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遇故知——仇敌
当年孙中山先生的卫士，据说现在全国只剩下两个人了。一位在广东中山翠亨村中山故居安度晚年，另一位便是现在北京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的特赦战犯周振强了（最近已被特邀为政协委员）。
周振强是浙江诸暨县人，青年时期，在孙中山先生身边任卫士。黄埔军校成立，孙先生送他去第一期受训。毕业后，他又给蒋介石担任警卫工作，一直升到蒋的警卫大队长、教导总队旅长，后来才转任其他工作。
我从重庆一到北京，就认出这位仁兄和我也是冤家对头。我过去由于工作关系，除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共产党一些领导人，以及民主党派中一些负责人受到过我的迫害和监视、盯梢、逮捕、打骂等外，在国民党内也有不少和我是冤家的。连在战犯管理所内，也有几位和我过去还是仇人。本来，“他乡遇故知”是件喜事，而我对于这种喜事，正如抗战时与四川朋友摆龙门阵，他们把许多喜事添上两个字那样就完全变了：“久旱逢甘雨——几滴，他乡遇故知——仇敌，洞房花烛夜——隔壁，金榜题名时——未必。”
他乡遇故知——仇敌，写的是袁仲虎。他是前营口市长，被俘释放回到云南，大肆宣传共产党如何优待俘虏等。被我逮捕囚禁后，迫他作反共宣传，新中国成立后又被逮捕。所以他一看到我就说：他早投靠了共产党，是我迫他反共，结果又坐牢。我也曾不客气地顶过他：你要真心诚意投靠共产党，不怕成烈士，今天就不会再坐牢。
周振强和我这一段往事，过去我们彼此都不愿谈，直到今天我才写出来。原来，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战时干部教导总团的副教育长，战干团总团部就设在重庆附近的綦江县，该团教育长桂永清和周是黄埔一期的同学。他为了要一手控制全团的工作，便推荐这位副教育长去兼綦江警备司令，免得他插手战干团的事。当时綦江警备司令部又归重庆卫戍总司令部领导，军统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内设有一个庞大的稽查处；这个处名义上是属于卫戍总部，实际上工作、人事等都是归军统领导。不但如此，卫戍区所有的13个县，每县也由稽查处设一个稽查所。这些稽查所对当地的警备司令部也从来不买账，等于两个单位。在周振强兼任綦江警备司令期间，对稽查处派去綦江的那个稽查所一直是视同眼中钉，因稽查所的权力很大，并与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合作，在綦江设有交通检查站。统一检查处处长又是戴笠兼任，所以，这些联合检查站的特务们更是目空一切，根本不把当地什么警备司令、县长等放在眼里。因此，警备司令部和稽查所等经常闹摩擦。
有一次，綦江稽查所抓了一个商人，罪名是贩运鸦片烟，物证是从他的行李中搜出一枚治气痛的佛手，里面有鸦片烟。这个商人是从浙江逃难到四川投奔亲友，路上老婆被日本飞机炸死，只剩下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这个商人身上还有几两金子，在綦江住在一家小旅馆内，主要是这几两黄金惹来了家难。
几个查旅馆的稽查员发现了黄金，正苦无罪证可逮捕他，带去的警犬一下嗅到那枚治病的佛手有烟味，便叼了出来。稽查员一剖开，发现里面有鸦片，这就构成了拘捕他的罪证，便连人带黄金、佛手一同抓走。
军官·逼良为娼·枪毙
当晚有个稽查员又到旅店去找他女儿，借口她父亲供认，在她身上还藏有毒品，便把她衣裤全部扒下来检查，实际上是借机来奸污她。从此，这个小姑娘就落入了这个稽查员的魔掌。除奸污她外，还迫她卖淫接客，她便写信向她父亲的朋友求援；其中有个认识周振强的，便赶到綦江找周进行营救。周一听到自己的同乡遭到这样的冤屈，决定要为之伸张正义，便叫人先把这个强占商人女儿的稽查员找去，询问案情经过。周因为知道这些人不会听他的，只是想讲讲人情，说明只有四川运鸦片烟出去，没有从浙江贩运鸦片到四川来的道理。这个稽查员对这位司令官的态度非常傲慢，惹得周火冒三丈，便把桌子一拍，大声斥责这个稽查员奸污民女、逼良为娼、栽赃陷害等一大堆罪行。没有料到，得到的答复是：你管不着！周便怒气冲冲地骂上一句：老子就管得着！不信，看老子枪毙了你！这个稽查员自恃来头大，只冷笑了一声：量你没有这个胆！这回周不顾一切，连叫带骂，老子官不做了，非把你枪毙了不可！本来这是气头上的话，只要对方不再顶撞也就大事可化小。谁知这个该死的稽查员竟回骂他一句：你不枪毙我，就是我儿子！这可把周气急了，便叫几个卫士把这个逼他枪毙的人，在司令部门口枪毙了。
綦江稽查所立即把这一情况向稽查处报告，当时我是稽查处副处长兼督察长，处长正在生病，由我代理处长。我一听也火冒三丈，心想周振强这样无法无天随便枪毙一个军官，我也就准备同样无法无天，把这个司令抓起来。所以，我立即下令调了几十个稽查员和特务队队员，分乘两辆卡车赶赴綦江。
我刚一走，便有人向戴笠报告，戴笠就打电话到一品场的水陆交通检查所，说等我汽车到时，叫我打电话给他。我一路上越想越气，认为即使那个稽查员有该杀的罪也不能随便就枪毙了，总得问清楚；在后方不像在前线，不能任意处决一个军官的。当时的稽查员，一般都是少尉到上尉级，警备司令虽有权杀人，也只限于暴动、抢劫杀人或奸杀等，对于正式军官，一定要经过军法审判才能定罪。
我的汽车刚一到达一品场，马上有几个小特务向我报告，说他们所长请我去。我去后便与戴等通电话，向他报告出事经过。他只若无其事地叫我马上回去见他，再听候解决。我只好掉头回去。见到戴笠后，他骂我事前不向他请示，带那么多人去准备干什么？我说准备把周振强抓来。他问抓来后怎么办？
还没有等我答复，他就骂我糊涂，说这种事要冷静处理。他叫我回去，并说他有办法解决。主要是因为那个稽查员不是军统特务，是一个地方恶霸，当时稽查处有500多稽查员，90%都不是军统分子，而是地方上一些恶棍地头蛇之类的人。军统一些特务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在该处都是担任所长、哨长、督察员等职务。所以，戴笠对非军统分子一向不在乎。加上周是黄埔一期的，还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多年，不能把事情闹大。后来经过几个黄埔一期的人向戴笠一说情，这样一件随便杀掉一个下级军官的事，就不了了之了。
我当时对那件事的处理一直不服气，认为很不妥当，所以，我在一次宴会上见到周的时候，还和他吵了一架，弄得宴会不欢而散。到北京战犯管理所，彼此一见，只说了一句：想不到我们在这里相见了。开始我还有点提防他，怕他报复我，因他比我早到一些。不久，我就发觉这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对过去一段不愉快的事，谁也不愿去提它，而且几年来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
自告奋勇发明以煤敲煤
周振强在管理所有个绰号叫周老黑，后来他又被同学们称作狗熊。这不是侮辱他，而是对他的爱称。因为他不但长得黑不溜秋的，并且气力很大，干什么脏活、累活他都抢着干，从不挑轻避重。当时北京功德林监狱内没有暖气，冬天生了几十个煤火炉取暖，最重的一项劳动，是把大块大块的硬煤敲碎才能送进火炉，每天要敲两百斤左右。开始是由各组轮流敲，轮到哪个组，都是十分勉强去敲敲，因为敲块煤时不但要费劲，还得在房子外面空地上工作。生火炉时，气温总在零下十摄氏度上下，敲上半天，手脚冻僵了，身上头上却又冒汗，脸上往往是一层黑煤屑，所以，许多人口里虽不说不愿意，而心里却是一百个讨厌干这种活。相反地表面上还得装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这才能表现出树立了劳动观点。如果唉声叹气，保证劳累了下来还得挨那些“左”字号同学一顿批评。
所以，只要轮到哪一组敲煤，哪一组就有那么几个聪明同学，早不生病，迟不生病，刚巧就在那一天生起病来，由管理所医务室大夫开一张全休或半休证明书，就可以免去参加敲煤了。
我是一个什么事都好研究研究的人，为此我也研究了一下，原来这些“大人物”年纪都在60岁上下，一向养尊处优，四体不勤，要找一点病，随便就能说出。即使是身体很健康，要逃避劳动也有妙法，只要在去医务所之前，先喝上一大杯滚热的开水，马上去试口含的体温表，保证会到38摄氏度。这样全休、半休的证明就到手了。再加上当时那几个大夫，对战犯们是奉命要小心照顾的，所以什么病都没有的，只要说晚上失眠、起床头痛，除可以免劳动外，大夫还会安慰几句，如不要背包袱去胡思乱想、好好学习、注意身体等。这些同学要钻一下空子是很方便的。一个小组一般十来个人，如果有三四个聪明同学正在敲煤那天生病，不病的就得分担这几个休息同学的那份劳动了，因此，在小组内常为此而引起争吵。
这件事，周振强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便下决心，自告奋勇向管理员提出，敲煤的任务由他一个人承包下来。管理员还在考虑他是否能担负得下来时，表扬他这种精神的墙报已贴出去了。我看了，真是打从心眼里对这几位贴墙报的同学表示无限钦佩，真不愧是天下聪明人的代表。他们除表扬周的风格高、劳动观点强等之外，还表示要向他学习呢！丢都丢不了的事，被人捡了去，还要说几句风凉话，我想可能是怕周振强一时冲动，过后又后悔，所以要来钉牢它。这样一来，周振强只好咬紧牙根来拼老命了。
开始几天，周振强累得精疲力竭，许多人看了过意不去，都纷纷提出，仍应恢复轮流敲煤的办法，不能让他一个人来干。因为战犯所不是劳改单位，主要是学习，劳动只能是半天，不能占去半天学习时间。周为了坚持要包下来，便不同意管理员和同学们的好意，就把早晚的休息时间也投进去；没有好久，居然熟能生巧，给他摸索出一套敲煤的办法。过去都是把煤块放在石头上，用锤子等去敲碎，后来他在一次很生气时把一块大煤块向另一块摔过去，结果两块煤都碎了，于是他发明了以煤敲煤的方法，功效便提高了一倍。这样，他终于把这一战犯们认为艰巨的劳动，一个人包了下来，所以一直得到管理员和同学们的称赞。
读文件如火如“茶”
由于周振强的文化程度较低，据说他当中下级军官时，很得力于他的夫人楼亚隽。她是杭州一所中学的教师。北伐成功后，周振强“三皮还乡”（斜皮带、皮包、皮马靴），楼对这位年轻身材魁梧的革命军官一见倾心。结为夫妇后，她帮助周学文化，代他看信写回信等。后来周的官越做越大，可以用秘书了，便不再需要这位结发夫人代劳；而且另外娶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如夫人。不过等到周被俘后，这位如夫人便另找出路，他的几个子女还是靠黄脸婆抚养成人。他在战犯管理所一谈起这种事的时候，有时深感内疚，同时也总得咒骂那个“无情无义”的如夫人几句。
战犯们大半都有相当的文化程度，所以许多文件拿来一看，不但能看懂，一般也能抓住文件的精神发挥一通。有时为了消磨时间，总爱推几个人轮流来什么“初读”、“精读”。读的人大声朗诵，其余便闭目养神。而有几个缺德鬼，明明知道周的文化程度低，便故意推举他出来读；老黑有个犟脾气，越说他不行，他越要干。读文件时，这些缺德鬼为了要拿他来开心，便用激将法来激他，让他自己抢着读，看他闹笑话。不知道是他真的念错字，还是故意来逗这些想取笑他的人，他往往把贪官污吏读成贪官污“史”，如火如荼读成如火如“茶”，有人便问一声：“什么茶？”“龙井茶！”回答得也很利爽。
周振强一谈到他是怎样被俘的，总是那么一肚子的怨气。仔细一问，不由得我也要帮他叫一声：“太冤枉了！”
事情的经过虽然很简单，但也很滑稽可笑。解放时，他是担任浙西师管区司令兼金华城防司令。但这两个司令都是光杆杆，自己没有部队；当时是每一个省有一个军管区和几个师管区，以及几十个团管区。这么多区司令是专门负责替别人征兵的，兵征到后便交出去了，自己只有少数押送新兵的小部队，是大米加步枪，没有什么好装备。城防司令或防守司令，如果不是由军长、师长兼任，那就只能指挥驻在这个地区的别人的部队了，有些部队长还能听听话，有些根本不买这种空头司令的账。
不过周振强有黄埔一期的老招牌，并在蒋介石身边当过侍从副官、警卫大队长，直到蒋的重要卫队、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第一旅旅长。这种亲信关系，非一般人可比。特别为人所共知的是，蒋介石曾经亲手打过他两记重重的耳光。在当时，能得到校长亲自赏两个耳光，不但不是什么耻辱，在有些“领袖第一”、“校长至上”的人心目中，简直和当年皇帝老子赏穿黄马褂一样光荣呢！
司令官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由于周振强有过这么一连串的“光荣”历史，新中国成立前一般人对他都客气三分。不过到了快解放时，由于解放军对浙西的大包围，驻守在金华一带的野战部队早都陆续抽到前线去了，加上金华没有发生激烈的争夺战，所以周司令也没有亲临前线，就这样躲在家中静待解放了。
据周振强自己常常既谦虚又后悔地说：我这一生中，虽然有打仗的经验和杀人的经验以及保卫领袖与抓壮丁等经验，却没有投降的经验。所以金华解放前夕，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走呢，他是决心不走，因他过去贪污的钱不多，大小老婆和一群孩子都没条件送往外国或台湾、香港，全在浙江。最后是解放军先头部队没有遭到猛烈抵抗而进入金华后，他便一个人穿上便衣想找解放军的指挥部去投降。这么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事先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便只身前往找寻解放军指挥官，未免有点太儿戏。
当他忐忑不安走出家门，准备去找投降的地方时，正好遇上他的司令部几个士兵与保甲长。他们二话不说，一把将他揪住拖着就走。周急了，连问他们要干什么？回答很简单：抓你去立大功！周再三解释，他是准备去找解放军指挥官投降的。那些人哪里会相信，说他穿上便衣明明是想逃跑，还想欺骗人是去投降。不论周怎么说，那些士兵就是不相信，一下就绳搁索绑地把他送给了解放军。过去只听说“秀才遇了兵，有理讲不清”，谁知道天下居然会有司令官遇到兵，同样会有理讲不清的！
周振强提到这件事，多年来一直是气愤异常：几次他试图向有关领导说明他是去投诚而不是逃跑，希望得到投诚人员待遇，而不是被俘战犯。经过调查，他的确是被部下士兵在路上抓到的，这些人都得到了重赏。当然，众口难辩，那么多人说是他们抓到了准备逃跑的司令官，而且已立功领过了奖，周又提不出任何投诚的证明文件和证明人，这样的案子就成了无头官司。所以多次申请，也多次调查都未能得到平反。事实上也无法子平反。
周希望得到投诚人员的名义，无非是想在政治待遇上比战犯要好一点，不过现在他已经不在乎这些了。因为留在北京全国政协的特赦战犯，除了在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安排了一半左右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外，余下的文史专员八位，计有周振强、文强、李以劻、罗历戎、杨伯涛、郑庭笈、方靖、董益三，在全国政协第六届中全部都被安排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了。许多人对这一安排感到满意。“八仙过海”，很快就传遍了。此无他，这些国民党军长一级的特赦战犯，留在北京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的，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而且是“后无来者”，只此一批。
这一消息得到证实后，已成为最引人注意的重要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