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历戎最怕别人抓小辫子，别人一批评他，他就面红耳赤，越急越讲不出话来。甭看这些曾经统领过几万大军、长年冲锋陷阵的老将，可是一遇到批斗和写墙报等时，便一筹莫展，常常为此而急得满头大汗。他和王泽浚被同学们叫做“宝一对”，主要就是这两位大军长不仅是四川同乡，而且干杂务又同是多面手，可就都同样怕写墙报怕批评，所以被同学们敬奉了这一雅号。
王泽浚
战犯改造有一条主要原则，就是要让这些战犯们自觉接受改造，而不是完全采用强迫方式。所谓自觉，它必须表现在学习认真上。而学习认真，除了在学习文件时能积极发言，在批评别人时能真心诚意帮助，检查错误时能挖真实思想和虚心接受别人意见并改正等之外，还有一项是要经常写墙报，以表达学习心得体会和暴露思想等。所以，每学习一篇重要文件、一篇重要社论，听了首长一次讲话，参加一次国庆观礼，甚至看过一次电影，都得写一张墙报贴到“新生园地”。既然这样重视墙报，认为这是战犯们表达自己思想感情与心得体会的最好方式，那么就得促使每个人都写；虽不硬性规定，但全组十个人有九个人都写了，逼得这一个不能不写。
罗历戎和王泽浚一遇到写墙报，就大喊“恼火”！两个人拿着组长发下的墙报纸，坐在桌子上写不出，又倒到床上去冥思苦想一阵，再伏在床上写。写了半天，往往还只是写上一个标题。如是，便有些好心人去告诉他们，不妨去看看别人写的，再综合一下，不就是一篇墙报吗？这有何难哉！但这种好意被谢绝了！理由很奇怪：“拿枪杆子出身的军人，不能剽窃别人的文章。”好像那是拿笔杆子的人所干的事，军人是不屑为的。又有人告诉他们“监狱八股”如何做，无非是这么一套：说形势时，便是“当前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读文件时便写“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此而已！他们也是摇摇头。等到他们费了半天气力写完贴了出去，我赶忙去看看，总以为定有特殊意见或惊人之笔，结果几乎完全与前说的两种情况一样。
提起王泽浚这位仁兄，本来可以写上一篇，由于要写的人太多，只好屈就他一下，把他和罗历戎写在一起，也是不忍心把这一对宝贝生拉活扯分开来。
没读过什么豆腐咸鱼的诗
新中国成立前，我和王就有过一次往来，那是我有事去成都，正巧遇上他的新居落成请客，我经朋友们向他提出后，他也送一张请帖给我。我因听人说过，这位四川老军阀八大将领之一的王瓒绪的公子是很好客的，便应邀去他的新居做了一次客。那次给我的一个很特别的印象，多年之后，在战犯管理所重逢时才算得到解决。
我和他在一起挑饭菜、开水和在缝纫组劳动时，我们彼此之间是可以随便谈心，而不必顾虑那些“左”得发昏的同学找岔子，因为那些口头积极分子，对劳动并不是那么感兴趣。特别是挑饭菜这种较重的劳动，他们一般都不愿争取，因为这是硬碰硬的干活。他们争着做的，大多是扫厕所、搞卫生，这种活不但比较轻，主要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可以显示出不怕脏不怕累的先进精神。所以，我们“挑”组的几个同学，每天一大早轮流去给同学们挑洗脸水时，往往在铁门前挑着空桶，在等管理人员开门领我们去厨房之前，总有相当一段时间，可以乱扯一顿。有一天，我和王泽浚两个人值班，我忽然想起，他在成都建的那一座大得有点出奇的公馆，是准备做什么用的？
我过去在军统局当总务处长时，主持修建过不少房屋，也看到过许多亲友修建的房屋，都没有像他修建的公馆那么别具一格，那么多的房间，很不易分出主次，差不多大小格式全一个模样，真有点像一座中型旅馆。我当时很不理解，由于初交不便问，现在就满不在乎地、用带着取笑他的口吻说：“你在成都的公馆修那么多房间，是不是读了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想完成杜甫不能完成的一个雄伟的愿望？”
他听了之后，一边笑，一边摇头，用四川朋友那种特有的俏皮口气回答我：“我没有读过豆腐（杜甫）、咸鱼（韩愈）、留女婿（刘禹锡）的诗，那些酸溜溜文绉绉的东西一向不爱看，也没有无产阶级思想，我啷格会去同情什么寒士！我是准备一些熟识的绅粮（绅士、地主）军政界的朋友到成都来耍的时候，招待他们临时住住，大家好热闹热闹，不是为寒士修建公寓。我根本不打算当什么春生菌（春申君）、秋生菌，养一批闲人。”
王泽浚的个性也是十分爽朗，很可爱的。我常常为他一声惊叹而大笑，杜聿明却最怕他这种惊叹声。我们在缝纫组工作时，只要王泽浚用四川口音大叫一声“哦嗬”！杜聿明组长就要为这一叫声而捏一把汗。因为，王往往在弄断了缝衣针或弄坏衣车和把衣服等弄坏了的时候，才会发出这种叫声的。杜聿明不但小心谨慎，而且十分负责，生怕我们这些组员们把东西损坏，所以一听“哦嗬”！他就赶忙把手里的工作放下，去王泽浚跟前弄个明白，看是出了什么岔子。王总是一边搔头皮，一面再补上一句“格老子”！
两天之内伤亡三千多人
王泽浚和罗历戎虽然是“宝一对”，但还是有些不相同的地方。他最不爱谈他被俘的经过，我好几次问到他时，他总是把头一摇，两手一摆：“不谈这些。当军人打败仗成为俘虏，连先人的脸都丢尽了，啷格还好意思去谈它！”
罗历戎则不同，他谈到1947年10月间由石家庄率部去保定时，思想上相当麻痹，以为自己的部队战斗力很强，不怕解放军。他清楚地记得，那是1947年10月19日上午，他率部正由定县到达清风店附近的途中，一架飞机在他们头顶上做低空盘旋飞行几圈之后，便投下一个通信袋。他急忙拆开一看，里面装有一张通知：“请第三军指挥官注意，我们发现共军大批密集南来，距离你们很近，请紧急做好战斗准备。”这时，他才有点紧张，便决定在清风店附近的东南合和南北合几个村庄宿营，加紧构筑工事，做好战斗准备，并电请孙连仲、李文速运粮弹支援。不久，就看到两架运输机在第三军宿营地投下不少弹药和饼干等。
当天下午5点多钟，前方警戒部队便与解放军展开了战斗，枪声由远而近，由稀而密，到晚上10时左右，第七师的十九团驻地村庄被解放军攻破，他急令团长柯民生做收容整顿工作，并急电孙连仲调派空军前来助战，同时请李文派部队支援。没有想到，李文派出的支援部队分乘汽车南来支援迟迟没有赶到。到了21日早上6点左右，解放军已突破了军部驻地西南合村，罗历戎和副军长杨光任参谋长等从军部冲出来的时候，村内已发生巷战，情形极为混乱。
当时罗历戎自知无法挽回这一失败的局面，便跑到第七师师部与师长李用章企图向北突围。但因李的腿部负伤，突围未成。到了上午8点多钟，他和李用章已被解放军俘虏了。及至战事快结束时，才看到四架战斗机在战场作低空扫射飞行，他差一点被射伤。这使他十分懊恼，这时来扫射还有什么用呢！敌人没有打到，几乎把自己人射死，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我听了他两天工夫就全军覆没，便用开玩笑的口吻讥讽他不会打仗，活该当俘虏。早知这么快就完蛋，还不如不打便投降算了。
他对此却有点生气：“你没有看到当时的战斗是何等激烈，你以为我是不抵抗主义者吗？告诉你，两天时间，第三军的伤亡就达到3000多人，这一仗是打得够厉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