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初，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战犯们中，突然发生一阵暴风骤雨般的思想波动，在近百名国民党的党、政、军、特高级人员中，几乎个个都是紧张而又兴奋异常。像在平静的水池中投下一块大大的巨石，激起了一圈圈的浪花一样。这浪花冲向小池边，又被冲回来，这样反反复复冲来冲去，几天都没有平息下来。
说来很简单，但又很出人意料，原来战犯管理所的领导人宣布：要让接受改造的战犯们去郊外农场，进行一次农业方面的锻炼和农村生活的体验。去的条件一是身体好；二是自愿。年老身体不好和自己不愿意去的，继续留在功德林，还和过去一样，边学习边搞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有病而暂不能去的，病好之后，还可以请求去，也可以不去。总之，以自愿为主，不勉强，希望每个人都认真好好考虑一下。
共产党的改造政策是明明白白规定了：“思想改造与劳动锻炼相结合。”也就是说两者不可缺一。现在既宣布了要去一趟农村进行改造，谁也不能说不去，但又考虑到农业劳动是在野外进行，自己从来没有使过农具，是否能顶得下去？有些人在太阳下多晒晒都感到受不了，到农村去就免不了要在风吹日晒中从事流大汗的体力劳动，会不会把身体累垮？不去，那会被看成什么呢……总之，各种各样的想法都有。当然，多数人是希望有这种机会去锻炼一下的。拿我来说吧，认为到农村去劳动，总比围在高墙深院要舒畅一些，不但可以呼吸新鲜空气，眼睛也可以不再一看就是铁窗和墙壁。所以我一听到这一宣布，思想上就做好了决定，去！
杜聿明也报名要去农场
经过几天的思想波动，许多原来举棋不定的人，听到愿去的人那么多，也都决定“少数服从多数”，不再考虑风吹日晒雨淋了。
又过了几天，医生逐个进行心脏、血压等检查，仔细询问了每人过去常犯什么病等之后，才正式宣布：愿去的可以报名。
我在报名之后，发现杜聿明也报名要去。我便去问他，你一身的病完全可以不去，为什么还要勉强去，这不是跟自己的身体找麻烦吗？但他很坚决地表示：无论如何也要去。他说：“我不能锄地可以除草，不能挑抬可以干别的。退一步还可以把缝纫机带去，给人缝补衣服。”我被他这诚意感动了，也认为应当把缝纫机带去，农业劳动最易弄破衣服，便需要缝补。当然，我的理发工具也得带去。劳动总还得理发，不能留辫子。
出人意料的是愿意去的那么多。而且许多人是完全可以不去的，但也像杜聿明一样坚决要求去。年近古稀、又有深度近视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居然也争着要去。还有多人经医生检查后，决定不让去的，还经过一番说服工作才同意暂留下来，等以后再去，所以留的都是实在不宜从事农业劳动的。如大腹便便的兵团司令刘嘉树，血压很高，连去晒一条棉被回来都要坐下来休息好久才能说话；山西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楚，真是骨瘦如柴，连稍大一点的风都可以吹倒；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满身都贴了膏药，多走点路都得要人搀扶；军统老同事、两广监察使邢森洲，三尺以外就看不清桌子和椅子；第三军副军长杨光裕两条腿没有了下肢……像这几位实在无法去的才被留下来；勉强能去的，差不多都争着要去了。
10月底，在一阵欢笑声中，三辆大客车把我们从功德林送到京郊秦城公安部干部劳动农场。这里也是分配给公安部的绿化首都的绿化队基地。
一下车，我就感到格外轻松，因为我们是住在干部们劳动的宿舍。这是一排L形平房，前面一个空地，对面就是大厨房，不但没有围墙，连大门都没有了，窗上也没有铁条，只是把房子后面朝北那面的窗子临时用砖砌满了。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样冬天可以更暖和一些。
带领我们这60多名将军们去的是一位科长和两位管理员、一名护士长。至于暗中有多少人在“保卫”着我们，就不知道了。
半天劳动半天学习
这位科长在到达后便向我们宣布“约法三章”：大致上规定了我们的活动范围，由于住房四面是田野，所以规定白天不要走出住的地方100米左右；夜晚解小便在住房门外的便桶内，一个人可以起床去解，不必惊动别人；而到房后厕所解大便，就得找同房的人陪去。据说是怕这些人在上厕所时万一发生什么“急病”，有人“照顾”。我们心里都有数，这是以防万一……
劳动是在离住地不远的山坡附近，不能越过小山的分水岭到山那边去。
基本上还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但农忙时则减少学习而在雨天时补学习。有病应及时报告，自己不说，同房的有责任。
这次是分五个队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分组。每队十几人，指定队长、副队长各一个。我编在第二队，队长是整编九十六军军长陈金城，这是一位老好人。同队的有第三军军长罗历戎、浙西师管区司令周振强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主委庞镜塘等。
开始，我真有点担心，这些人当中，不少正是壮年时期，万一有人借机逃跑，即使能抓回来，肯定会导致整个气氛严肃起来，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有百米之内的自由区了。1950年，在重庆管理战俘的嘉陵大队开始也是很松，结果逃走了李文等几个兵团司令，马上严加管制起来，所以，我一直害怕这里也发生这样的事。
说也奇怪，我们这几十人在这里劳动了一年多一点点时间，居然没有发生过逃跑的事，甚至连企图逃跑而被发现或引起可疑的事都没有发生过。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心，一有空，我就研究，为什么在这样方便的条件下，没有人想到要逃跑？这真是想象不到的奇迹！天生一副“打破砂锅问到底”习惯的我，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居然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为什么有这么方便的条件不逃走而安心从事农业劳动？主要原因是：第一，由于张治中、邵力子、程潜、傅作义、唐生明等原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受毛主席、周总理的委托去功德林看望战犯们时，明白告诉过，对这些人将采取不审不判，从宽处理。大家都吃过了“定心丸”，知道不会太久，就能得到宽大处理，又何必去自找麻烦当逃犯。第二，这是几位身体较好的将军们悄悄地回答我的几句话，他们差不多都是这么说的：当军人打了败仗当了俘虏已够丢人了，如果再逃走被人从背后打一枪，那就更不光彩，无面目见人。过去冲锋陷阵都没有当过逃兵，今天怎么会当逃犯！
除这些出自内心的话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经过几年改造，都很清楚，就算能逃走，到什么地方安身？亲戚朋友即使能看过去的情面留一两天，总不能长期待下去。今天没有正式户口很快就会被查出来，再抓回来就连这样的待遇都没有了。权衡利害得失，还是不逃为妙。更何况这些人都老于世故，懂得人情冷暖，逃到亲友家中，让人家去告密立功，做送上门的礼品，实在不合算。
厕所“监护人”的经历
担心有人逃走而影响到全体会被严格管理的问题，虽然得到解决，但夜间上厕所必须两人一道去的规定并没有取消。这条规定有不少人吃过苦头，又没有人敢要求不这么办；毕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谁也不敢保证没有一个人想逃跑。那么，这条规定就得一直遵守下去。我到今天还清楚记得，有一天上午，我们在离住的地方相当远的山坡上栽树挖鱼鳞坑（一个坑挨着一个坑，在坡地上远看像鱼鳞一样），快到中午，管理员要我和同队的一位代号叫二三六的一起去厨房把饭菜早点挑回来，一回去就可以吃饭。这位二三六同学是一个不吃猪肉的少数民族兄弟，照例在我们吃肉时，不论是在功德林或农场，厨房都有单灶给这些少数民族兄弟做牛羊肉。那天回去，一进厨房，炊事班长便先端一碗红烧牛肉给他，才给我盛满两大桶红烧猪肉。如果按照平日我们分菜的标准来看，他这一份总是比我们的多一点，那天更是堆得尖尖的。
我把猪肉挑回，便到附近水沟去洗澡，要他照顾一下。平日如果是和别人一道挑饭菜，我是不会走开的。别看这些过去一掷千金无吝啬的将军们，当了战犯后，有不少人总是想多吃多占一点，要是没人看见，先尝几大块猪肉是经常会发生的。由于他是不吃猪肉的，我就放心走开。我思想上压根儿不存在他会去“尝”猪肉。不过这回我上了一课，遇事不要太麻痹大意。因为那天吃午饭时，我们是同在一间房子里，平日他吃完一碗菜还得吃两碗米饭或三个二两左右的馒头，那次他去只盛半碗米饭就不再盛了。我只用关心的口吻问他一句：“今天有什么不舒服吗？怎么只吃半碗饭？”他的回答不很自然：“今天的红烧牛肉比平日多得多。”我也信以为真，没有再问。
真的是这样吗？且听夜间分解。
累了一天，我一上床就睡着了。也记不清我睡了多久，便听到这位同学慢慢把我推醒，在我耳边轻轻说了一声：“请陪我上一趟厕所。”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我只好揉着惺忪的眼睛，跟着他急急忙忙奔向房后的厕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自己不解大便而陪人去解，所以完全没有经验。开始我站在厕所门口，站一会儿瞌睡又来了，便在厕所外踱方步。不知怎么一个危险信号的闪念，在我脑中忽的一下出现了，我被这一个信号惊出了一点微微的汗珠。在这四面漆黑中，我在厕所外面徘徊，万一被暗中在“保护”我们的人发现而产生误会，说不定会送给我一粒花生米那么大的飞来之物，我吃得消吗？我赶忙来一个率性奉陪到底，和他一样蹲在另一个粪坑上面，直陪到他站起身来我才跟着站起来和他一道回去。
倒下去刚睡不久，他那带着几乎恳求气味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响了起来：“请再陪我上一趟厕所！”我又奉陪一次。接二连三这样一直快到天亮时，我一共陪了他七次。
当王耀武站在房门外院里高喊：“吃糖！吃糖”的声音传入我耳朵时，我疲乏得一点气力都没有了。这位前山东省主席的泰安话，总是把“起床、起床”喊成“吃糖！”那天真给我糖吃，我也没有兴趣，只是想睡。但昨晚发生的事我还得如实向小队长反映。一会儿护士长就来了，他拿着一个小纸盒，叫二三六把第八次要解的大便留一点去化验，同时叮嘱我和他都不要去劳动，在家休息。由于白天上厕所不要人奉陪，我便一直睡到快吃午饭才起床。
护士长把二三六的大便送去化验了之后，我刚起床，他就把我叫到他的房内，略带几分责备的口吻问我：“明明知道他是不吃猪肉的，你为什么给他吃过量猪肉而造成腹泻！”我便把昨天挑菜饭的情况向他说明，我没有料到他会背着人去吃猪肉。护士长一听，连忙低声叮嘱我：“可不能去质问二三六，也不要向别人去说这件事，这样影响不好！让他休息一天，吃点药就会好的。”我答应了。直到事隔二十多年的今天，我才把这件事如实地写出来（不是说出来），我想那位可敬的护士长，也不会责怪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