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威
国民党中央军第十军军长覃道善和我是第二组的同乡同学。我刚从重庆到北京，我们那位“好心”的组长便照顾我，把我睡的位置安排在这位全体战犯中的第二号大胖子身边。我一看就马上想到这位肥头大耳的胖同学，一定是在夜间打呼噜的。组长这种“照顾”和旧社会监狱中老犯人欺负新犯人几乎差不了多少。幸好房内没有便桶，解大小便可以自己上厕所去，否则，完全可以肯定，会把我安排在紧靠便桶的地方。不过这一“杀威棒”，也不逊于睡在便桶旁边了。
覃道善
在听到“休息”的叫喊之后，大家脱衣上床，不！是上大通铺。这位胖同学便用那带着几分歉意的口吻向我表示：他上床就打鼾，如果声音太大而影响到我睡觉时，请我把他推醒，他翻一个身，鼾声就会小一点。他的态度是诚恳的，一边说话，一边用衣袖去擦他厚厚的嘴唇边上流出的一串串口水。我一看就为他而难过，我想这位将军过去总不会节省到连手帕都不用，而把口水像小孩一样擦在袖子上吧！
睡到可以容十来个人的大通铺上，冬天是很暖和的，他的鼾声没有响起，我看已经有几位做好防御准备，用棉被将头蒙上了。睡这种通铺，都是一律脚朝墙壁、头朝外沿，否则掉一个头可以减少一点声震屋瓦的雷鸣声，那样不符合监狱的规定，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去享受这种风雷交响曲了！
第一天夜晚，因心里有事不痛快，被这位同学的鼾声一再吵醒。我没有去推他，我想他睡得正好，何必为了自己去惊动别人，那和他惊醒我一样会感到不痛快的，二者必居其一，总得有个睡不好，那就不如让他睡好，自己少睡点。
第二天一叫“起床”，他看到我还在揉眼睛，又用抱歉的口吻问我：“没有睡好吧？怎么不把我推醒？”我却满不在乎地回答他：“不要紧，什么事习惯了就好了！”
我对这位胖同学很快就产生了好感，他人很忠厚，说起话来虽然略显得结巴，而且不断流口水，但非常诚实。
一开始和他交谈，他就问我：判了刑没有？这一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也很诧异，他为什么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便告诉他，我们在重庆集中时，公安局局长向我们讲话时，就明白地告诉过我们，对我们这些人是不审不判。所以我没有判刑。我还补充一句：如果要判刑，我可以判几十个死罪！其实这是一句形容话，他一听就连连摇头：“判死罪只判一个就够受的了！还能判那么多！”
经过交谈，我才知道他被判了“死刑”，是“缓期二年，以观后效”。不过他很高兴，说不但两年早过了，而且在集中到北京后，领导也明白地告诉他，只要好好改造是可以争取到免刑的，并说像他这样的，全体战犯中只有他和另外三个人，其余都没判过。
我一向好奇，便向他寻根问底，他也很坦白地告诉我，为什么他和另外三个人会被判刑的主要原因。
命大
覃道善是陈诚军事集团中的骨干，从下级干部一直提升到第十军军长。据他说，他从小就命大福大，多次在战场上几乎死去，都能化险为夷。这次判了死刑又有这个转机，所以他相信他以后还会过上好日子。
我对他从小就“命大福大”有点怀疑，但一经他说出之后，我又相信了。
他是在湘西石门山区长大的，十来岁时，母亲叫他送点东西给外婆。一个小孩走山路，白天一般是没有多大危险，但那天他正走着，刚一拐弯，迎面看到了一只大老虎。这种华南虎，吃掉一个小孩是很平常的事。所以他一看到老虎出现在面前，便大叫一声哭了起来，同时把手中的小竹篮向前一扔，正好篮子里装的东西是用红纸包的。老虎听见一声大叫已有点惊慌，又看到扔出一团红色的东西，便掉头就跑。他愣了一下之后，也边哭边向家中跑。从那以后，全村子里的人都认为，白天出来找东西吃的必定是饿虎，小孩遇到饿虎而没被吃掉，肯定是这小孩命大福大，所以后来他长大果真当了将军。
既是命大福大之人为什么会被判死刑，差一点就被绑赴刑场？我非问个明白不可！
困兽
原来在有名的“徐蚌会战”（解放军称为淮海战役）中，他所在的十二兵团从1948年11月23日开始与解放军接触，经过20多天激战，到12月10日以后，原来归十二兵团指挥的四个军只剩下十八军和十军了。而十军所属的一一四师因伤亡惨重，奉命将所守的村庄放弃，整顿了一下残存兵力，便在安徽蒙城、宿县之间的双堆集东侧的开阔地建立了一个野堡阵地，以掩护北面的兵团司令部。两天后，这个师的五十四团在解放军强大炮火猛轰和精锐部队突击下，全团被歼灭。该军所属七十五师，一个团长阵亡，另一个团长则放弃阵地，被宣判当场枪决了。这样士气才被迫略有振作，虽然被打得疲惫不堪，但还是与解放军逐屋争夺。最后在双堆集东南的尖谷堆制高点，他们使用了毒瓦斯弹，因解放军没有防毒面具，死伤相当多。但解放军的包围圈却越来越缩小，几万人的粮食全靠空投，弹药也要空投。有时降落伞坏了，投下的东西砸死砸伤不少人。最后空投的大米、面粉因没有燃料不能煮熟，便请求空投烧饼、馒头等熟食。一包东西投下来，饿慌了的士兵便去抢，怎么下令也制止不住。结果，空投变成了内部斗争。有时为了一袋食品，相互开枪打起来，死伤不少。士兵和下级军官天天在为吃饱肚皮而你争我夺，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去打仗，特别是他们看到那些高级指挥官照常有吃有喝，更加怨恨。有些士兵便把马杀了用白开水煮了吃，没有燃料便拆门窗，最后连棺材都挖出来劈了当柴烧。
解放军对被包围的部队一面用扩音器喊话，一面用门板等写上很大的“优待俘虏”等标语竖在前沿战地上。士兵和下级军官看了更不想再拼命，不少人暗地里去向包围的解放军要东西吃，要到之后又跑回自己的战壕来。特别是被俘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不少被释放回来，大谈解放军如何优待俘虏，这样更加使士气动摇。连许多高级指挥官，对邯郸共产党广播电台播出的洪亮声音，都存在既想听又怕听的矛盾心理。
被俘
被围困的许多师长、军长，以及兵团司令都收到被俘释放的士兵和下级军官悄悄带回给他们的劝降信。有的是起义、投诚的熟人写的，有的是解放军政治部门印发的。这更使这些将领们相互之间增加了猜忌，互不信任。最后便下令不准被俘的人员通过前沿阵地回来，凡是硬要进来的便开枪射击。
当包围圈越缩越小，几次企图突围都没有成功，解放军的喊话筒便一再警告，不准破坏武器，破坏武器者被俘后要受到严厉处罚。所以黄维、胡琏再三命令，要在准备最后拼命突围时，一定要把带不动的重武器、弹药全部破坏，但下面执行都有顾虑，怕被俘后解放军要追查，因为都估计突不出去的成分占多半。能突出去的希望很少，所以在破坏武器时，都是敷衍了事，更有些人是有意保留下来准备能完整地保存至被俘后缴出立功，至少不会受罚。所以，到最后一次集中全力突围时，除了胡琏和几名将领冲了出去外，黄维、覃道善、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等十二兵团的军、师长，基本上都成了俘虏。
好险
据说黄维在被俘后，从双堆集移解到浍河以北一个村庄小住时，有个解放军青年干部质问黄维：为什么不服从解放军命令老早投降？黄维大发脾气，冲着那个干部骂了一通。那个干部气愤地走了。还有几个战地随军记者要给他们照相，多次都没有能照好，因为都不愿让他们照。这几个记者也很恼火。这时，覃道善有点担心，害怕马上会引起严重后果，甚至有被杀害的可能。他睡上床，鼾也打不起来，因心里有事睡不着。结果几天过去了，也没有人找他们的麻烦，照样是四菜一汤的小灶饭。
到第二次起解，在徐州北面的韩庄车站，押送俘虏的车停下上水、上煤时，附近一个解放军的野战医院中大批伤残人员，一听说这一列车厢中有十二兵团被俘的高级将领，愤怒异常的伤残人员一下集中了两三百人，包围着车厢，大声鼓噪叫喊，要就地处决他们。覃道善吓得站都站不起来，押送的干部一再说服这些伤员，他们就是不走，火车也无法开走。最后经医院负责人和押送干部向这些人交代了政策，并答应把这些人押出来给他们看一下，条件是不准当面辱骂和投掷石块等，负伤的指战员们才勉强同意了。覃道善不敢出去，最后是由黄维、杨伯涛两人站在车厢门口，让这些人看了一下，火车才慢慢离开车站。押送他们的那位解放军干部，是黄埔四期毕业的，对黄维等黄埔同志态度很好，等到车开出韩庄，他才掏出手帕，把额上急出来的汗珠轻轻擦掉，并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声：“好险！”
当然，覃道善又认为这是因为他命大福大的关系。
死缓
淮海战役结束之后，追究战场上施放毒气的责任时，只有覃道善和几个人因负了下令放毒气和执行的责任，被判处了“死缓”。他当时并不知道，等到了北京战犯管理所之后，他才知道黄维和杨伯涛他们都没有判过刑，这时他有点难过。当负责人告诉他，只要好好接受改造，过去判过的刑可以改判，直到免刑，他才放心了，而且也很认真地争取学习和劳动，力求有良好的表现。
第一批特赦时，他就被宣布由“死缓”改为无期徒刑。第二批特赦时，又由无期改为有期徒刑十五年，即使不认真争取，他也能在两三年内刑满释放，所以他又一次认为这是他命大福大的关系。
在农场劳动中，他一直是拣重活、累活和脏活干的。虽然他身体的肥胖只比一号大胖子刘嘉树差十多公斤，但80多公斤的重量本身就够累赘的了。所以他挑抬的东西比他的体重虽然轻得多，还是比别人的汗流得多。许多人笑他：这只大船的载重量，任何时候都不会超过他本身的重量，这一点他是完全承认的。
出浴
我们初到农场，正是秋高气爽、北京最好的时节。每次劳动回来，我们便在附近一条水沟内洗个澡。这水是从不远的山脚下龙泉流出来的，不但干净而且很清凉。有些不愿去的便在住房后面临时搭起来的芦席棚内去冲冲凉。但好景不长，转眼秋去冬来，到水沟去洗澡的人只剩下几个了。在芦席棚冲凉的也没有多少人，大都是到厨房要点热水，在房内擦一下就算了。
有一次，已经是到了冬至后数九寒天了，上午较冷没有出工而准备在家学文件，下午较暖和再出工。忽然听到管理员在院子里大声喊：“准备洗澡，到院子里集合！”许多人都赶忙把毛巾、肥皂和换洗衣服带上去集合，都估计可能农场有什么浴室，过去没有去过，今后又会恢复和在功德林一样，每星期洗一次热水澡了。
当大家都集合站好队，各队一清人数，少了一个覃道善。小队长以为他不去了，便向管理员报告，覃在房内休息，可能不去。管理员便叫大家出发，他走在前面。刚刚出了院子向农场办公室那条路上走去时，只见覃道善穿一套衬衣裤，拿条毛巾追了出来，他以为是在隔壁什么地方洗澡，因自己动作慢，便先把棉衣裤都脱掉可以省事一些。管理员回头一看，连忙说：穿单衣裤不行，得回去穿上棉衣裤，不然会冻出毛病来，因要走十来里路去小汤山温泉洗澡。大家一听要走十来里路去温泉洗澡，怕他回去穿衣耽误太久，便有几个人提出，我们带的换洗衣裤可以给他穿上，就不必再回去穿了。他自己也知道动作慢，回去穿怕久了大伙走了，他不能去，便急急忙忙把晌午晾在院中铁丝上的一床棉被取下来向身上一披就跟着走了。
从我们住地去小汤山温泉，如果走公路要绕远几里路，而从小路去就近多了。小路是从地里穿行，没有什么人走，所以他披上一条棉被也不会有人注意。在快要到小汤山镇时，管理员才回头告诉他，快到镇子了，这样披着棉被会惹得群众看新奇，得赶快把别人匀出的衣服穿上，这样总算没有出洋相。所以，后来每次去小汤山洗澡，大家都要取笑他几句：不要再把棉被当作过去的斗篷披在身上，让别人看笑话，也连累到我们被人当作怪物看待。其实当时小汤山镇的居民，要知道每次排队去洗澡的是这样一批人，可能全镇的男女老少会倾家出动来瞧这么多怪物的。
李以劻大叫没一点空气
笑话
去小汤山洗温泉浴，除了覃道善闹过那次笑话外，还有一位也闹过一次笑话，后来一直被人讥笑很久，他便是广东同学李以劻。
在旧社会，听人讲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闹过的不少笑话中，有那么一条，说这位主席去某学校视察，闻到校室内气味很大，便郑重其事地吩咐那个学校的校长：“快把窗子打开，放一点卫生进来！”我过去一直认为这是别人编的，不可能连“卫生”两字都弄不清楚。
在农场劳动中，有次我们乘公共汽车去小汤山温泉洗澡，要比走路远一点但快得多。60来人挤上两辆公共汽车后，因天冷，车窗都是关了的。车门一关，车子刚启动马达，开出不到半里，突然听到有人在喊：“快把窗子打开，放一点空气进来，我快憋死了，车内没有一点空气了！”这句话立即引得全车的人都哈哈大笑：“车内没有一点空气，我们还能活得了吗？”如果不是自己亲耳听见，我编也编不出这样一个和韩复榘闹出的笑话能如此异曲同工的笑话！
壮举
李以劻虽然曾闹过“车内没有一点空气”的笑话，但不久却被人视为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了。因为他敢于生吃马蜂崽子。这在许多北方人看来，真是惊人之举，而且是不可想象的怪事。当他第一次在葡萄地里发现了一只马蜂窝的时候，别人都吓得躲开，他有本领很快将一群马蜂（也叫黄蜂）用废报纸点着。火一烧居然把许多马蜂的翅膀烧掉落了下来，其余的都吓跑了，他便很沉着地把马蜂窝摘下来，用右手轻轻地摇晃，左手把掉出的马蜂蛹接住。这时，许多北方同学和附近的农民都围过来看他表演这种少见的“壮举”。居然敢去摘马蜂窝！这可能是人们习惯了把别人不敢惹的恶霸故意去惹一下，叫作“敢捅马蜂窝”之故。当人们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他把马蜂蛹全部都摇出之后，便像小孩子吃花生米一样将一只一只还在蠕动的小东西拈起来向嘴里送，许多人都大吃一惊。有的人惊得叫了起来：“他怎么啦？”
怀疑他可能是精神失常了吧！
前排左起：黄淑、黄维、林伟俦 后排左起：文强、罗历戎、李以劻
这真是少见而多怪的关系吧！广东人吃龙蚤、禾虫一类东西，是习以为常的事，而没有见过的人便大惊小怪。那天围着他看的人，不少人便问他：这些小马蜂是什么滋味？他一边吃一边连连点头：“好吃得很！”打从那次以后，便有不少人到处寻找马蜂窝送给他，看着他美餐一顿。从此，有些人对他便另眼相看，“另眼”
看到什么程度，估计有点像阿Q进了一趟城，再回到未庄时差不多吧！
李以劻是广东电白县人氏，也有点像覃道善一样，是一个命大福大的人。此人是少年得志，20多岁便当上了校级军官，在十九路军中当到了营长。“福建事变”，十九路军被中央军打垮之后，十九路军的将领大都逃往香港等地，少数投降到国民党做官去了。而被国民党俘虏的校级军官则挑选了一批送到中央军校高教班去受训，当时等于是赏穿黄马褂差不多的美事。李以劻由于命大福大，当了俘虏后反而有机会当了蒋介石的学生，并且能和国民党一期毕业的杜聿明同期同队，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由于他年轻，能从十九路军投向中央，这是时来运转的难得机会。高教班毕业后，他又考上了陆军大学，从此，便青云直上了。
监军
1948年，他已当了中华民国总统府参军处高级参谋，以后又升任为总统府参军。淮海战役中，他被蒋特派为战地视察官，这差不多等于过去皇帝派出去的“监军”。主要是去视察战场纪律和徐州“剿总”指挥情况与部队战力、战果及士气，等等。
他虽然参与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踏遍了杜聿明所指挥的几个兵团的防地，由于和杜聿明是高教班的同学，所以杜对他的工作多方面支持。但到最后连杜聿明和黄维等都被活捉去了，他却能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南京，这不能不说他是命大福大了。
1949年1月20日，“蒋下李上”（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他也离开了总统府而随同朱绍良去福州，改任第五军中将副军长兼五十师师长。福州解放时，朱绍良早已“脚底板抹油”——溜走了。他便收拾福州绥靖公署一些直属部队，加上自己率领的残部，在走投无路时，向解放军投诚。由于当时情况很乱，他投诚也没有什么经验，平生是破题儿第一遭。加上一些人反对他投诚，而投诚后的部队又有一小部分反水。他经过一段时期的优待，便被送到华东解放军官训练团去“受训”了。这个团的名称看起来似乎是训练解放军军官的，但其中是少了一个军字。这一字之差，性质就大不相同了。它之被称为“解放军官”而不称为“解放军军官”，就是专收容被俘的国民党军官，这是第三野与其他一、二、四野战军对待被俘国民党军官不同的地方。三野对被俘的国民党军官不但生活待遇好，每月和解放军士兵一样有五元零花钱，而且按时按季发给和解放军一个样的衣服、鞋袜、被褥及日用品等，只是帽上没有红五星。所以连名称也只有一字之差。据说当时四野最差，许多被俘的高级军政人员都长期受手铐脚镣之苦，四野司令员林彪虽是黄埔四期毕业的，但他从来没有接见过被俘的黄埔同学。如果说他是“做贼心虚”未免说得太早，他有野心当主席那是以后的发展，在争夺天下时，他之所以从不接见被俘的黄埔同学，据说他是为了表示与过去早已一刀两断，不拉旧关系，也不搞什么统战工作，其实是臭架子摆得太大的缘故。
二野的陈赓大将不但肯接见被俘的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还邀请他同期同学的在押战俘到监狱外边去吃饭，也没有人扣他什么“敌我不分”的大帽子。连周总理也和特赦的黄埔毕业学生讲师生关系嘛！
李以劻在解放军官训练团（以后从苏州迁到济南，改为解放军官管训处，也比叫“监狱”好听得多）一直是受到优待的。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你这个投诚人员没有按政策作为投诚人员处理而和战俘在一起改造呢？
受诬
他在回答我这一问题时，总是有点感到愤慨，主要是说福州绥靖公署一个警卫团长不赞成他去投诚，等到他投诚以后，那个团长又说他投诚是假，乘机想反抗是真，加上有几家报刊刊出他投诚的消息，又有的报刊说他是被俘的。特别使他不愉快的，是有一份画报上刊出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中也刊了他的照片。等到野战军改组为军区，许多档案不易查出来，所以他一直拖到特赦之后好久，才被查明是投诚的，才把他的特赦令收回，给他换了一张投诚将领的证明书。
由于长期使他不愉快，所以他神经上受到不少刺激。在战犯管理所中，真正犯过神经分裂症的只有他一个人。别的战犯也有的胡言乱语过，那是装疯卖傻，因为说话不当心犯了错误，怕人批斗，更怕被人检举，无限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如先发制人，故意装成精神失常。因为神经不正常的人，说的错话或干过什么坏事，是可以不受法律处分或减轻处分的。遇到这种情况，往往是管理所的负责人在听完汇报，只几句话就能使这种假装神经病而企图逃避责任的人，一下子就神经正常了。
装疯
几句什么话呢？这倒有记一记的必要。
每当有人发过牢骚，骂过人，而涉及对共产党不满或怀念过去的时候，一经别人指出这是原则性问题，就会有人出现精神失常。这也可能是按照中医的说法叫“痰迷心窍”导致精神失常或是叫“急火攻心”。总之，是一种因受刺激或恐惧而发生的现象，用战犯们扣帽子的说法，则叫作“有严重思想问题，企图装病过关”。
遇到了这种情况而出现有战犯精神失常时，管理所的负责人总是这样说：“某某有思想问题说出的那些话，即使是真的，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没有一点那种思想，那才是怪事！”想装病的人一听，心里马上得到一种安慰，首先是不肯定是真的，因为有些人爱加油添醋，把一句不太关紧要的话说得很严重，这往往给说错了话的人增添了包袱，尤其是认为有这种坏思想并不怪，是旧社会来的嘛，过去反共反了那么多年，所以说没有才怪，那就是等于说，没有说出的人思想上不会一点都没有，只是自己不说而专门抓别人的辫子。所以听了之后，有些人便不想再假装精神失常而慢慢好了，作一次或几次思想检查就可以过关。
李以劻犯神经分裂症，与一般人说错话不同，他是憋了一肚子气。因有些人讽刺他，说他是冒充投诚人员想当官而不想接受思想改造等许多难听的话。他越想越气，后来发展到有点语无伦次，有时甚至白天见鬼，一会说床铺下面有什么人在叫他，一会又是门背后有人向他招手。管理所的领导和他谈过几次话，也不能和那些假装神经病的人一样，很快恢复正常。
传染
经过一番了解和研究之后，管理所决定送他去北京市的复兴医院住院治疗。这是一所中型医院，设备相当好，原来叫公安医院，因为卫生部决定把所有部、委的医院都对外开放，附近居民都可以去就医，这样才以地为名改为复兴医院，因院部在复兴门外。
这所医院三楼有一部分是专门为犯人住院治病的房间，它与一般病房是分开的。有一个小门单独出入，门上挂了一块“传染病隔离病房”的黑底白字门帘，所以别的病人不会走进去。即使好奇走进去，门帘一掀，正对面就有一位便衣警卫马上制止进入。我那次因割痔疮，和李以劻、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一同去住过那些病房，我一看到那块门帘布，立刻感到我们这些有思想病的人，比那些皮肤病人、霍乱病人更能使人害怕。这种隔离是完全必要的，但说我们这种病是属于传染病一类的，我就感到有点刺激了。我们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想医治自己思想上的毛病，直率点说，就是反共反人民的思想，希望早日清除，哪还会想去传染给别人呢！我住过一星期医院后，曾把我这一思想向管理人员说出过，以后不知道是否把“传染病”三个字省掉，因我此后再没有去住过这家医院了。
晚晴
李以劻经过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神经分裂症居然好了，管理所为了巩固他治疗的效果，出了一手令人钦佩的高招，让他当学习组组长，使他的脑子集中到学习方面去，同时也说明这是对他的一种信任的表示。这一招真灵，李以劻除了在战犯所当学习组长外，特赦后，在京特赦战犯去红星公社劳动锻炼一年，他还是当学习组长。
过了几年后，他才告诉我，他犯病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受刺激，明明是投诚的，政府不承认，犯人更是冷言冷语刺激他，思想上想不通而抵触；另一方面是思家成病，他和他夫人邱文升感情很好，他到福州去不久，便把夫人和小孩送去香港，如果作为投诚人员早就可以和家人团聚，至少可以通信。当成战犯后，就与家人音信隔绝，所以愈想愈苦闷，两个原因一加起来，病就来了。
不过现在李以劻将军不但平反作为投诚将领，而且已当上全国政协委员了。更使他感到高兴的是家人团聚，他的夫人一直在守着他，而且两个孩子都很不错，目前他和夫人正在欢度幸福的晚年，再也不会犯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