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战俘连升三级
凡是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过的战犯，没有一个不认识第一组组长邱行湘的。此人为黄埔六期毕业生，虽然过去只是官拜少将，担任的也只是青年军整编二〇六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但在战犯管理所担任组长后，却够神气的了。他那组的组员，既有国民党军政人员被俘中地位最高的陆军上将、四川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王陵基，这是战犯中唯一的一位上将；还有曾统率过近百万大军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名将，曾任过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以及在国民党中搞特务工作与军统头子戴笠齐名的康泽和中将军长陈林达、杨文瑔等。许多人讥笑邱行湘说，新中国成立后他算是连升三级，官运亨通，比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神气得多了！
提起这位将军，在战犯们当中，无论是他那个组或其他组的人，对于他可说有一半人点头称赞，有一半人摇头不满。用句文雅的词，即“毁誉参半”。而他自己呢，却一直是我行我素，从不为别人的毁誉改变过他的倔犟个性。
最不满他的自然是他那个组的一些人。康泽一看到他就生气，因为他的确有些做得太过分，使康泽感到很难堪。据说，有一次他把那个组的饭菜拿回去之后，因为太累，不想按照平日的做法将菜每人一份分好，而是要组员们自己去舀菜。康泽过去在国民党中是曾经很受“老头子”器重的，在担任“别动队”总队长时，不但掌握生杀大权，而且他的别动队驻到什么地方，当地的军政人员都是畏惧三分。抗日战争期间，决定向延安八路军总司令部派遣联络参谋，到延安进行特务活动时，“老头子”都是叫康泽推荐或选派得力人员去的，先后有徐佛观和郭仲容。为这件事，使得军统和军令部二厅的人都感到大出意外。无论按惯例和业务性质，都只能是由军统局选好人通过二厅派出去。但由于“老头子”亲自决定，谁也不敢吭声。
仅仅这一点，就可见康泽过去是如何炙手可热，深得“老头子”的信任了。而这位过去叱咤风云的人物，当了战犯后，却异乎常人，遇事斤斤计较，老想占点小便宜。当他听到组长叫各人自己去舀菜时，他便第一个拿着菜碗走到菜盆前，挑好的菜舀了一满碗。倒在床上休息的邱行湘一看就大发脾气，马上跳下床，从康泽手中将那碗菜接过去向菜盆一倒，接着叫大家把菜碗拿出来，再由他一碗一碗地分，自己则只分很少的一点。
上将不好当，宁愿挨一枪
据说康泽当时对他这一粗暴行动一下愣住了。但是看到他分菜时自己留得很少，最后还把自己很少的一点又分一些给康泽，使康泽弄得狼狈万分。从此以后，康泽由于感到受辱，嘴里就没有说过邱行湘半个好字。
王陵基是四川老牌军阀，他的资格相当老，连四川著名的军阀刘湘也是他在四川武备学堂当教官时的学生。虽然这位学生以后青云直上，当了他的上级，但对他仍很恭维，总是满口“王老师”，从不叫他的职务名称；他也总是以老眼光看新事物，和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太一样，遇事摇头叹气说：“一代不如一代！”
由于这位上将的脾气特别躁，从不让人，又爱说话，说出来的十有二三是与当时的环境极不融洽，真像维吾尔族的小姑娘一样——辫子多，因而被人揪住的时候也多。他常常牢骚满腹地说：“上将不好当，宁愿挨一枪！”
邱行湘对这位老同学，既要认真好好照顾他的生活，又得在学习、思想等方面帮助他，因而使得他抵触的地方不少。所以王一提起邱行湘，直到特赦后和我谈起来，还是把头摇得像个货郎鼓一样，可见他对邱不满意到什么样的程度。
杜聿明却是十分称赞邱行湘的，他看邱行湘不是从他的缺点去看，而是认为这个人主要的优点是为人正直，不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手法。在当时，这种作风是不太多的。许多老于世故的国民党大员们，大多是阴一面阳一面，遇事唯唯诺诺；而邱行湘却是斩钉截铁，一是一，二是二，杜聿明认为这是可取的地方，至于他对人态度生硬，是次要的问题。
我开始对邱行湘也没有好印象，主要是认为这个人刻薄。因为有一次大家批斗十二兵团司令黄维的时候，他那次的发言，我感到太过火一点。他做过黄维的部下，在陈诚集团中他比黄维差得太远了。而他那次在批斗黄维时，对黄维曾要学文天祥，讲什么气节时，他竟指着黄维大声质问：你要学文天祥，你连自己的名字都可以不要嘛！你连自己的老祖宗都可以不要嘛！还谈得上坚持什么气节不气节！
“悟我”换“培我”，黄维改名
说到这里，他喝了一大口茶之后，怕别人不懂他说这几句话的意思，便放大嗓门，大声斥责黄维：“你记不记得？你在1938年春天，由六十七师师长晋升为十八军军长时，去南京见‘老头子’，他送你一张照片，写上‘培我将军存念，蒋中正’几个字之后，你大喜若狂，明明‘老头子’是把你父亲给你取的别号‘悟我’写成了‘培我’，你便认为这是‘老头子’很明白地告诉你，他要培养你，你便引以为荣，并且从那以后把你父亲给你取的名字不用而改用培我。你为了要想升官发财，连父亲取的名字都可以不要，而去用别人改的名字。你的气节在哪里？”这一番话，我感到太刺激人了。在场的管理人员听了以后，当时虽没有说什么，可是第二天管理所的负责人就指出：黄维有思想问题，大家应耐心帮助他，相信他能够接受，也会慢慢改正；不过要好好帮助他，不要拿话去刺激他。我估计这是针对邱行湘的发言而说的。从那以后，我发现邱比较不那么爱刺激人了，但批评别人还是爱咬牙切齿，横眉怒目。
有一次，我们看电影《甲午风云》，这是一部描写中日“甲午海战”中国兵舰被日本吉野舰舰长指挥日本军舰击沉的壮烈故事。吉野那一副令人憎恨凶相毕露的镜头一出现，文强便有意指着吉野问大家：“这个人像谁，这个人像谁？”不少人便不约而同地齐声答应：“邱行湘，邱行湘！”所以，不满意他的人背后总是叫他做“吉野”。
无愧大力士，书法有一手
邱行湘是挑菜饭组的组长，每天带着我和王泽浚等去挑菜饭时，他总是爱显示他的力气大，处处想以力服人。开始我的确不如他。我们挑菜饭、开水是薄铁皮做的桶，每个桶本身就有十来斤，盛满东西后便是五十来斤，加上挑的扁担是硬木的，前后有四个铁钩，也有十来斤，所以，即使是挑两桶至少也在百斤以上。他却经常是前面挂两桶，后面一桶，有时甚至前后都是两桶。我最初挑两桶还有点吃力，以后锻炼到也能挑三桶了。可是他却总不让我挑三桶，我只在他有别的事去了，没有他在场时，才能挑三桶，否则他绝不让别人多挑，哪怕他一次挑四桶也不分给别人。从好的方面来说，是照顾别人，但也是显示只有他的力气大。
我开始从他的外貌、语言和动作看，总认为邱行湘是一个大老粗。有一次，战犯们听了张治中等在探监时说毛主席如何关怀我们的改造等之后，便决定写封信去表示感谢。信稿自然是由庞镜塘动笔，出人意料的，大家竟推举邱行湘和杨伯涛来抄写，并且最后还一致认为他写得比杨好。据了解他的人说，他的字是经过多年苦练出来的，在我们许多人当中是数一数二的。后来，我发现他不但小字写得非常端正，大字更苍劲有力。我问他才知道，他临摹龙门十二品时，下过不少工夫。真没有想到他还有这一手。
到秦城农场进行农业劳动锻炼期间，更是邱行湘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他专门拣重活干，拣重担挑。在栽种葡萄时，要到附近水沟去挑水浇灌，他一个上午挑50多担不休息。我挑20多担就感到腰酸腿痛，到最后去水沟用水桶从沟里把两桶水一下挑起来时，几次都站不起来，只好一桶一桶去舀，两手提起来再挑。他却满不在乎，一蹲下去，两桶水盛满之后，毫不费劲地一下就站起来，飞奔而去。论气力，我的确不如他。不但口服，心也服了。
有一次我们收工回来，将军们每人肩上扛着一把锄头，拖着疲乏的身子走向宿舍。在经过一座小桥时，发现中间桥墩歪了，但跳一下仍然可以过去，他却站住了，向跟在他后边的十多个队员高喊一声：“下去把桥修好！”听到他的叫喊，大家只好把裤脚卷起，走到桥下水沟中，由他指挥十多人分站在中间那块大石板两边。“用力抬起来！”他的话音刚落，十几双手便去把那千多斤重的石板吃力地抬高了一点点。他毫不犹豫一个人钻在石板下面，用肩头顶着那歪了的桥墩，想一下把桥墩扶正。但他的气力全部使出来，桥墩还是一动都不动，而抬石板的人，却再也抬不动而慢慢一点一点往下沉。眼看就要压到他头上时，正好有一辆吉普车经过，车上的司机和一位干部，马上把车停住，大叫一声：“不能放！”并飞一般地奔到桥下，三个人一齐用力才把桥墩扶正。抬石板的十几双手早就坚持不住了，就在桥墩刚刚扶正时，啪的一声落了下来，那位干部惊叫了一声：“好险！”
回来之后，大家都批评他“爱管闲事。”还有人说他这是“好大喜功”、“爱出风头”。管理员知道后，只是说了一句：“以后遇到这种事，不能自作主张，这太冒险了！”
邱行湘在这次劳动锻炼中，的确是大显身手，不断得到了科长、管理员和护士长的表扬，他也越干越有劲。这不由我不产生怀疑，像他这样一位干劲十足、遇事总是事必躬亲、见困难先上的人，在国民党的高级指挥官中是不多见的人物，怎么最后也会当俘虏而没有与洛阳城共存亡？我带着这个好奇心，曾不止一次与他在工地休息、趁别的同学都靠在柿子树上打盹时，悄悄问过他几次，才得到一点片片断断的情况。
奉命守洛阳，“与城共存亡”
邱行湘在陈诚系统中，是一位有名的能征善战的骁将，一向被人称为“邱老虎”。1948年春天，“老头子”亲自决定把他从九十四军第五师师长调任青年军二〇六师师长，并在南京接见他时又加封他为洛阳警备司令，当面向他指示：洛阳是兵家必争之地，且有易守难攻的好地形，务必尽全力以保住洛阳，才能稳定中原战场局势。他听了一再表示说：“除非天塌地陷，洛阳万无一失！”
经过这次接见，他飞返洛阳后，立即匆匆忙忙把警备司令部的牌子挂了出去，并大摆宴席，稳定人心。二〇六师有个随军京剧团，还在宴会上大演《贵妃醉酒》的时候，前方告急的电文，也随着戏台上的锣鼓声一同传入到将军们的耳朵里。司令官仍故作镇静，只悄悄下令：加强洛阳城外的工事，扫清射界，拆除东北门沿城墙脚下的半边街，以便固守待援。为了构筑工事，洛阳城的名胜古迹甚至司马懿的坟墓也被挖得满身窟窿。
正在刘邓大军把平汉铁路南段斩断、洛阳形势越来越紧张时，驻在洛阳附近新安、陕州一带的裴昌会兵团反而向西撤走，洛阳成了一座孤城，仅仅靠一个整编的青年军二〇六师来防守，不用说，邱行湘感到没有把握，只抱定“不成功，便成仁”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守一天算一天，连洛阳的老百姓也怀疑，这些学生娃娃兵能打仗吗？
由于城内粮食越来越少，军粮来源断绝，派兵去城外征粮，也已十室九空。1948年2月间过春节，许多老百姓在吃红苕，当时民间普遍流行一首歌谣：“生了儿子是老蒋的（拉去当兵），打下粮食是保长的（强征强购）！”
1948年3月初，解放军二野便集结洛阳以南襄禹地区，不但裴昌会兵团已撤走，孙元良兵团也龟缩到郑州不敢出来。这时，邱行湘最后的希望是胡琏兵团来支援他一下。为了能表明他当面向“老头子”许诺下来的“与城共存亡”的决心，他还直接向“老头子”请援，恳求将第五师由北平空运洛阳。盼到的回电是：“目前空运有困难。”他只好牙根一咬“死而后已”了！
3月9日，解放军二野主力部队越过临汝、登封直趋洛阳，拉开了洛阳攻防战的序幕。当天正午，陈赓的先头部队便强渡伊河逼向龙门，据守龙门的一个保安团闻风即向宜阳西逃。另一路解放军又由宜阳至洛阳间渡过洛河北进，开展对洛阳东西两方的包围攻击。这时，邱行湘便不顾一切，命令炮兵集中火力，以便斩断龙门至洛阳间解放军的进出通道。当他决心下达这一命令时，还曾闭上眼睛向天空默默祷告了一下，因为那个地区内有他一向最崇敬的关云长人头墓，当地人十分爱惜的“关帝冢”，这次都将被他这一命令而毁掉了！
等到3月10日拂晓，解放军已猛攻东车站，据守车站的一个工兵营全被歼灭。中午，西车站又被攻破，只好把残余的部队撤入城内。
11日，全线展开激战，别小看这些“娃娃兵”，居然顶住了解放军的进攻。他马上向“老头子”发了一个电报：“我军士气旺盛，迭挫凶锋，斩获甚众……”立即就得到“老头子”打气的回电：“以寡敌众，殊堪嘉奖，希激励三军，坚守阵地。配合外围兵团，聚歼来犯之敌。”蒋经国也发电向他祝贺。
正当邱行湘陶醉于这一暂时的喜悦时，当晚便发生全线激战，四面要求他增援。突然风雨交加，天昏地暗，战斗到半夜，解放军已有一部突入东门，占领瓮城。他除一再命令第一旅一定要把进入瓮城的敌军打出去，将这一突破口夺回来外，还亲自指挥步炮兵南北夹击，反复挣扎，结果均未能奏效。到12日清晨，这一突破口越撕越大，终于不可收拾。城内到处是枪声，许多屋顶上都响起机关枪声，一场激烈异常的巷战展开了。他命令部队逐屋争夺，并一连急电请求支援，他还在相信只要能坚守几天，解围部队一定会赶来，到那时里外夹击，不愁不把大批解放军歼灭于洛阳。那时他就功成名就，可以威镇中原，和四平街战役一样，得到一次意外的大捷。一颗青天白日勋章便挂到他左边衣襟上了。
13日中午，洛阳城内已混乱不堪，他的第一旅旅长赵云飞已被活捉，第二旅旅长盛钟岳丢下部队，化装藏到老百姓家中。至此，守军已被全歼，仅仅剩下邱行湘被困守在西北城墙角一个指挥所内。他这时还利用身边的电台向“老头子”发出最后一个电报：“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坚守到底，以报党国。”但还没有等到嘉奖他的回电到来，他这个自恃弹药充足、士气旺盛、工事坚固的乌龟壳也被攻破了。
他这位忠实信徒、青年军中有名的师长，虽然还在背诵蒋经国的名言“就是打到喜马拉雅山，也要和共产党斗争到底”，但决心只能是决心，而事实却总归是事实。就在攻破地堡的第二天，他便被清查出来，在洛阳中学解放军的一个指挥所内，以国民党军的被俘将领的身份，受到解放军二野四兵团司令员，也是黄埔一期的老大哥陈赓的亲切接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