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家要挨批，思想要改造
国民党四十一军军长胡临聪是川军部队将领，我和他原来同是北京战犯管理所挑饭菜组的成员，后来他又当了我的学习组长。我们相处的几年中，对于他为人正派我很有好感，因为他当学习组长时，与有些学习组长不同。有那么几个学习组长，在学习时，总是鼓励别人“把坏思想抛出来”！这样既显得组长领导有方，又可以抓住这些“抛出来的坏思想”进行一系列的帮助、批评和自我检讨。这样，一次学习后，写起“小组学习情况汇报”来，他们也不愁没有东西写。所以，许多有识之士，真正有重要的思想问题，宁肯写成报告送给管理所负责人去解决，也不愿在小组发言时暴露。老实说，彼此的水平都相差无几，半斤对八两，都是一个样。暴露出来除了得到一大堆不着边际的废话外，什么也不能解决。
胡临聪
我是深有体会，也可以说是上过当的。有一次，我思念在香港的母亲、妻子与亲人，想托在京的一位民主人士转封信去，又怕别人不转或领导上不同意，所以，便以退为进，自作聪明，借暴露思想为名而达到托人转信的目的。没想到这一思想刚一暴露，几位“左”字号同学便袖子一卷，精神马上振作起来。他们轮番侃侃而谈，我洗耳恭听了几个半天的学习时间。结论只要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得完，但他们却费了那么大的气力，真有点“槽内无事猪拱猪”。我装模作样地“认真”记录下这几位“热情”、“善意”的金玉良言之后，悄悄一看，连我自己都忍不住要笑出来，好在我极力忍了下来，不然又得帮助我几个半天。
长达20多个小时帮助我的发言，翻来覆去他老是说：“现在是应当集中全部精力和时间来加速思想改造的时候，居然还去想家，这是什么态度？还有脸好意思说得出来，不想想你过去是怎样弄得多少人家妻离子散的……”好像弄得多少人家妻离子散与他们带兵打仗的毫无关系似的。我有脸还敢说出来，这比他们在梦中大叫自己的老婆孩子总要坦白一点吧！
一个学习单元结束，应谈的文件都没有谈几句，而为我这个“坏思想”却费去百分之九十几的时间。我接受这么多帮助之后，思想上仍旧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小组长花了两个半天劳动时间，才把这一单元学习情况写完送了上去。有一位好心的同学还在替我担心，怕领导要批评我，说我这就是不安心学习改造的具体表现。我只是笑了一笑。当然，也感谢他对我的关心。
大约是这一份“学习汇报”送上去三四天之后，正是进行另一单元学习时，我们那位不怕麻烦的小组长一开始就问我：“上次暴露出来的那个阻碍改造的思想经过大帮助之后，是不是真正解决了？如果没有彻底解决，还可以继续谈谈。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不要害怕，暴露出坏思想，就是一种求进步的好表现……”我立即表示了对大家的热情帮助万分感谢，思想问题完全解决了，再也不会想它，更不会妨碍我的学习改造。
照例要大家点头表示通过，也满意于我的态度。我却暗地里感到实在太可笑了，我才不再上当，再去求什么“进步的好表现”呢！
领导识做人，通信没问题
正当小组长又在问别人还有什么思想要暴露时，管理员走到学习室门口，轻轻地叫一声：“〇〇六三，到办公室去谈话。”
这里要补充说明一下，我的代号前面为什么有〇〇呢？这是北京战犯管理所成立后，除原在北京监狱的战犯是从一号开始编代号的仍保持原有的代号外，凡是1956年从外地选调到北京战犯管理所来的，便是从〇〇一号起，我是选调来的第63个，所以给我加上〇〇。这还表示有临时调来，随同北京战犯所大规模去东北等地参观时暂编的代号，因参观后，有不少仍被送回山东、四川等战犯改造所。我虽留在北京没有回四川去，但编的代号仍然表示与原来的有差别。
当管理员叫我去办公室谈话时，几位“帮助”过我的同学十分得意，认为我保准得挨管理所的领导一顿狠狠的批评，说不定还……有几个则替我担心，怕我会吃亏。我自己呢？哑巴吃汤圆——心里有数。这种事谁会没有？当了犯人不想家的，除非是无家可想的人。
一走进管理所的办公室，一位领导坐在一张大办公桌旁边，在他的前面放了一个信封和两张信纸。我进去像小学生见到教师一样，先行个礼，立正听候批评。这位领导略一起身，可能是表示对我向他敬礼的回答吧！“坐下！”他指指靠墙的一张靠椅。我刚坐好，他便说：“听说你想和在香港的家属通信，这是可以的，二〇一（杜聿明的代号）和美国的家属都有书信往来了。你如果想先问问北京的老朋友，就写封信去问候吧！以后这一类事，可以随时向我们反映，不必作为思想问题在学习会上谈，那样浪费学习时间。”说完，他把桌上的信封、信纸递给了我，我连忙站起身来，向他表示了谢意便退了出来。我刚一转身，就听到那位领导告诉叫我去的那个管理员，要他告诉我那组学习组长，以后不要再花时间扯这类小事了。
我高高兴兴地把信纸、信封握在手中，心中真有说不出的喜悦，当然，主要是可能有希望和家人取得联系，再则也是对那些批评我的人一个讽刺。不过我快走到小组学习室时，还是把信纸等折好放进口袋，若无其事地走回去，为了使那几位幸灾乐祸的“同学”得到满足，我还故意装出一副像挨过批的小学生一样，低着头，慢慢走到我的座位，谁也不看一眼，并不停地用手拨弄衣服上边用布条编成的纽扣。这时全组都紧张了几秒钟，谁也看不出我内心里是多么愉快！
胡临聪当学习组长有一个最可取的地方。他在主持学习时，不要小组的人轮流担任记录。别的小组大多是小组长只当掌握会场的“主席”，记录是同学轮流或专人担任。这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万一反映问题发生纠纷，由记录负责，另外是组长可以清闲一点，好集中精力专门抓别人的“小辫子”。
悔恨落了水，胡临聪不聪
没有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的人，很难想象这些国民党的党、政、军、特高级领导人，被俘当了战犯后变得这么自私、这么胆小，有些甚至可以说会那样脸厚心黑！为了希望自己能讨得领导上的好感，什么损人利己的事都做得出来。谁会想到共产党对这些人的改造，正是要他们改变这种作风，变得老老实实，不再搞过去那一套，而且处处是从大的方面去衡量一个人，不是从小的事情上或一件两件事情上来对每个人作结论。所以，我一想起当时许多情况，到今天还觉得可笑。如果按照某些“左”得出奇的伪装进步的人的意见，许多人连共产党都没有杀掉的，而在他们手下却是绝不让活下来的。不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最最最“进步”的“同学”，往往没有能争取到提前特赦！
胡临聪每当发现同学在发言中涉及思想问题时，他总要重复问一句：“你是这样说的吗？”或让人再说一次，他一定要等他记好，才让别人继续发言。有时，别人说话快了，无意中暴露出不健康的思想，这人并不希望正式暴露出来，他却会提醒一下：他是不是要暴露什么思想问题？如果对方承认说急了说错了，他从不“顺藤摸瓜”，一定要追出一个什么坏思想才善罢甘休。
我和胡临聪相处一年左右之后，发觉这人还没有存心去整过人，所以愿意和他摆一摆“龙门阵”（四川人聊闲天）。有一次，我称赞他“人如其名”，相当聪明。他一听连忙否认，并说：“我名聪实不聪，我要聪明，就不会落到今天这样了！”这是一句由衷之言，不是有相当交情、彼此信得过的人是不敢这样说的。因为后面这句话，包含了多少对于当了战犯的悔恨和不满，要扣帽子，真是可以扣上一大堆。
不过他说完之后，又立刻察觉到这句话的分量，马上补充一句：“我不聪的地方太多，有机会我可以慢慢告诉你一些。”我一听大喜，因我虽无蒲松龄之生花妙笔，可以听到人讲的故事而写成一部《聊斋志异》，但却能满足我这个年轻时当过“包打听”（上海人称侦探为包打听）的人爱搜奇探异的欲望。从此，一有空，我就爱找他聊聊。
冬天中午休息时，我们挤在墙根下晒太阳取暖，他把两手抄在袖子里，冷风吹来，他就像小孩一样，鼻涕从鼻孔往外流，直到集合在他鼻尖下面快要落下来时，他手也不伸出来，只是两手一抬，像拉胡琴一样，鼻涕就全擦在他的衣袖上面了。虽然这动作太不文明，但并不影响我听他讲往事的兴趣。当了战犯嘛，就顾不得许多了。
薛子正忠言，胡临聪逆耳
他向我谈过他不少的不聪明的往事，由于篇幅有限，这里我只写出两件比较有点历史意义的事情。
他认为，决定他下半生命运的头一件事是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任四川部队孙震率领的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时期。当时部队驻防在老河口，不久，刘峙成立了豫鄂“剿总”，老河口划为第五绥靖区，孙震兼绥靖区司令，他也兼任了第五绥靖区司令部参谋长。
当时由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和在伏牛山、桐柏山等地区的共产党武装部队被国民党二十几个师四面包围，当时正由美国出面，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为调停国共两军的冲突，老河口方面也派来了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共产党的代表薛子正，也是四川人，一到老河口，就由孙震指派他与三人小组联系。他说薛子正一去就和他讲同乡关系，他当时并不愿认这位同乡，而是处处阻碍这位同乡的工作。最使他后悔的是薛子正多次向他谈到，国共两党应当好好合作建设中国，医好战后创伤，让人民能安居乐业。他当时对这些话完全听不进去，并一个劲地讽刺薛子正。如说国共合作建设抗战八年后的中国时，他问薛子正：“你们拿出西北高原的黄土，只能种出小米，种不出机器钢铁。”薛子正除大笑之外，便向他很耐心地解释两党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听都听不进去。他当时认为最得意的是，薛子正说，建设祖国需要大量人才，共产党在这方面能做出重大贡献时，他便反问一句：“靠你们小学毕业，都可以招收进去的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生，能制造出火车、轮船、汽车等吗？”薛子正对他这种恶意攻击并不生气，总是耐心说服他，他哪里高兴听。
说到这里，他便长叹一声，我要聪明点，能交上这样的老乡做朋友，我怎会走上最后这种绝路。当他看到报纸上薛子正已当上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时，更悔恨没有听他的话，如果不打那场内战，又何至于当战犯呢！
聪明临阵逃，不聪当俘虏
不过他认为，那时他是相信三个月可以消灭共产党的，所以，当时绝不会考虑到什么国共应继续合作建国的问题。当日不聪明还情有可原，而最不聪明的是淮海战役中他任川军十六兵团司令孙元良部的军长时，没有兵团司令孙元良聪明，老早就准备好一套半新不旧的便衣和鞋帽，到“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时，就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可是他却忠心耿耿，还认为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当黄维的十二兵团在双堆集被围困时，十六兵团奉命去策应突围，以徐州西南15公里之孤山集作为第一攻击目标，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总算把孤山集和白虎山攻占下来，他又指挥四十一军一二二师乘势去占领孤山集东南之纱帽山。这么一点小胜，孙元良和杜聿明都打电话向他祝贺，两人都很高兴地告诉他，国防部新闻局发言人张师六现陪同美国记者数人，并特别指明其中有麦克阿瑟元帅派来考察战况的一名高级军官，伪装记者，一同要到前线视察、观战。孙、杜两人对这些人都非常重视，认为与今后能否获得美援有关，命他特别努力，督励部队格外奋勇攻击。
为了占领纱帽山，他下令一二二师要不惜一切牺牲，务求攻占，除令军部直属野炮营，及临时拨归指挥之七十七军野炮营以强大炮火协同步兵作战外，他还亲临前线指挥，发射的炮弹近2000发，小小纱帽山已差不多被夷成平地，总算在美国记者们一片“顶好”声中，攻下了这一弹丸之地。
他原来以为只要占领了纱帽山，就可进出曹村车站了，便命令一二四、一二二两师继续向南进攻。只要拿下芦村砦和圆山，曹村车站就不成问题稳可攻下。
美国记者们刚走，一群男女立法委员又从南京乘专机赶来四十一军军部所在地的白虎山指挥所观战。当然，他更加感到高兴，满以为从此便能逐步转败为胜了！
没有料到这两批观战的人一走，士气也随之而去，可能是因为外国通讯社和中央通讯社发出的战场捷报已被许多报纸刊登出来，不但眼看到手的曹村车站没有能攻下，而且连原来攻占的几个据点也被解放军又夺了回去。
他始终不忘的是1948年11月29日那天下午，兵团司令孙元良突然到前线集合四十一、四十七两军的军、师长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剿总”已奉命放弃徐州退守淮河南岸之线。所有各兵团定即日经萧县、永城地区向淮河南岸撤退。十六兵团担任掩护大军主力撤退。
这一几十万大军的伟大撤退“壮举”，他滔滔谈过几次，这里就不多说，只提一件令人发笑的事。在撤退途中，四十一军奉令派一个团去接替第二兵团王屏南补充旅的阵地，谁知王没有等到派去的部队接防就被解放军消灭掉了。去接防的部队也不弄清情况，就毫无戒备地进入村庄，被守候在那里的解放军突然袭击，因猝不及防，一个团很快就被全部消灭了。真是送上门去让人缴械，当了一次义务武器输送队。
1949年1月10日，第十六兵团全部与第十三兵团李弥部同在萧县西南大小陈庄、赵家楼、僖山一带被解放军围歼，当时两个兵团司令孙元良、李弥都化装潜逃。胡临聪和四十七军军长汪匣锋及副军长、参谋长等均被活捉。当然，胡临聪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
但他在谈到这一天被俘的时候，往往久久不语，这是在后悔没有能像何基沣、张克侠等战场起义，也没有像孙元良、李弥一样临阵逃脱，结果当了俘虏。我曾开玩笑地和他说过：“如果你也和他们一样聪明的话，那我们就不可能成为要好的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