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青爱充进步
大将军笔杆子下低头
在北京战犯改造所中，一提起李帆群，许多人都有一种不知怎样去形容他的表情。“李帆群这个人怎样？”“和你的看法差不多！”这是用什么态度来回答呢？这些老于世故的人，都是懂得使用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的，因为大家都心中有数。此君虽可区别于四位鼎鼎大名的“惹不起”，他是不会和人大吵大闹，甚至动拳挥脚的，但他的笔尖儿却可以和《西厢记》中的张生一样，能横扫这些带领过比千军万马还多得多的将军们。只要他在墙报上贴出一张质问某某号“同学”的小字报，这就会使许多人感到头痛。因为这不同于争争吵吵，使用舌剑唇枪就行，而要同样用文字来答复，这就非同小可了！
战犯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长期耍枪杆子的，你如和他们拍桌子、瞪眼睛，他们都会毫不示弱，但耍起笔杆子来，除少数如宋希濂、徐远举、文强等屈指可数的“文武双全”外，大都是一拿笔就昏昏然。所以，谁要在墙报上质问他一下，这比骂他几声“反革命”和“顽固堡垒”还不好受。吵一吵，谁是谁非不易弄清，多一句少一句也吃不了大亏，而一旦上了墙报，看到的人便多，甚至是全都知道，这还不要紧，墙报还得收回去，送到管理员那里去存档。这是关系到前途的重大问题，谁不害怕呢。
李帆群下笔特别快，一顿饭工夫，一篇质问某某的墙报保准能写好。这当然和他的出身与过去的职业有很大关系。他是国民党主办的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毕业的高才生，毕业后分配工作时，许多学生都愿去大城市工作，他却愿去刚刚赶走了盛世才的新疆。谁都知道，过去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杀人如麻，即使是中央派去的人，也都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一不顺眼，便马上人头落地或永久失踪。盛世才被赶走之后，国民党可以掌握到新疆的军政大权，许多单位都出现了“真空”，得有人去填补。李帆群便自告奋勇愿远去边疆，当然得到了上级的表扬，马上任命他为《新疆日报》的主编。这个刚从新闻系毕业的学生，连外勤记者、内勤编辑都没有当过的年轻人，走马上任就成了省报的主编，所以一向是很骄傲的。而更使他得意的是：新疆解放前，国民党省党部几个头头一看大势不好，赶紧选择了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走为上计。大头走得了，中小头头走不了的，便想过几天官瘾，自己封起官来，只要发一个电报，保险可以照准。李帆群既出身于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又是省报的负责人，便被封为代理新疆省党部书记长。这在他一生中，是再没有比这更走运了。可是好景不长，新疆很快和平解放，他也就成了阶下囚，被送进了劳动改造队（简称劳改队）。
书记长管理所内抬头
不知道古人中哪一位预言家说过一句很有哲理的名言（恕我读书太少，真是不知出自何人之口）：“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李帆群挥汗流泪劳改了几年，居然又时来运转，1956年，把他从新疆劳改队选调到了北京战犯管理所，这一下比他代理省党部书记长更加走运，更引起了上下的劳改人员的羡慕。因为集中到北京来加速改造，这差不多等于过去中了举人选送太学来学习。因为谁都知道，集中到北京来的，武官是军长一级，文官是省主席一级，特务是将官级。他一个省党部代理书记长也被挑选上了。这不但引起许多人的羡慕，更引起不少人的嫉妒。甚至有人发牢骚说怪话，说共产党人太不了解情况，把国民党党部的书记长也误为像共产党书记一样，是掌握大权的主要负责人，这样糊里糊涂把李帆群当作重要人物而挑选到北京了。
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交道几十年，打仗也打了20多年，不少老一辈共产党员在北伐战争期间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连我也可以数得出来一大批当过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跨党的中下级干部就数不胜数了，难道会连这一点都弄不清楚吗？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所谓造反派头头的确是弄不清楚的，他们看到我写的材料中，没有在国民党前面加一个“匪”字，便严厉质问我，为什么不加上匪字？我理直气壮地说：“如果加上匪字，那不连现在一些当过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大首长也骂了吗？”我的话音刚落，一记耳光朝我脸上狠狠抽过来，幸亏我从小习武，一下闪开，对方一掌打到墙上，摔了一个趔趄，几乎倒下去。我连忙说，“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文件上都有的”，并且很快找出文件来。他们才如同读《天方夜谭》一样，第一次听到这种怪事似的，在不承认自己太无常识而又死要面子时，只好骂上一句：“过去的都过去了，不准你再提这些！”阿弥陀佛！我总算化险为夷，以后宁可加上一个匪字，也不愿自找麻烦，要骂匪的话，谁都骂上了！
共产党既能弄清国民党内的什么书记、书记长一类的人，只是和行政机关的秘书长、军队中的参谋长一样，不是主要负责人，只是一个幕僚长，完全不同于共产党组织中的第一把手书记那样，为什么会把李帆群和河南省党部代理书记长李佩青也当成重要人物集中到北京呢？我也是直到特赦之后，才弄清楚的。
高级党官打败仗走人
1956年，毛主席下令，集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党、政、军、特战犯进行加速改造，主管部门在执行这一项命令时，便从全国许多监狱、劳改单位去挑选。据说被俘的战犯中，够这一条件的最多的是军长一级的将军。行政官员和特务也能凑出一批，唯独党官太少，只请出一位是专门负责党务工作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的庞镜塘。另外几位中央委员都是以军职为主，如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都是带兵打仗不是专搞党务的。说来也实在令人有点气愤，因为抗战胜利后，许多带兵的将军们都不希望再打仗，以为可以好好享受一下接收胜利果实的清福了。他们都很清楚，打仗不但要打死人，而且战场上的生活也远不像大城市的生活一样舒适。但国民党从总裁到许多党官，却坚持要实行一党专政，不能让共产党分去一部分天下，所以非要消灭不可。等到战争一开始，叫得最厉害、喊打喊得最起劲的是国民党的党官们，看到战争失利，跑得最快、跑得最远的也是这些党官。所以被俘的多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傻头傻脑的将军们。虽然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那么多，但被俘的却只有一位书呆子庞镜塘。他是听了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和副司令李仙洲的话，没有和他的夫人一同跑到台湾。这两位将军曾拍着自己的胸膛向他保证过：“俺们有十几万装备精良的部队，还怕打不过只有步枪迫击炮的共产党军队？想当年日本军队装备比俺们好得多，还有飞机，俺们也熬过来没有当俘虏。你放心好了！”结果这位书呆子和这些将军们一同成了高级战俘后，他也不愿埋怨别人，只自己宽慰自己：
“此党国之灾，非人力可挽回也！”
小党官改造凑够人头
既奉命要集中党、政、军、特战犯，（党）只有一个庞镜塘，未免太不够味儿，便只好降格以求，总算找出了两个省党部的代理书记长，也可以勉勉强强对付得过去了。这两位由劳改犯超级提升成为战犯，也许与先人埋葬的地方风水有关吧！李帆群相当聪明，只是喜在心里，而李佩青却喜形外露。他在国民党政府中，最高的职务是七品芝麻官，当过一届小小县长，河南快解放时，当了几天省党部代理书记长，猛一下把他从劳改农场集中到北京，和过去他只能从报纸上看到的这许多大官在一起，立刻有点飘飘然。虽然在学习时他谈不出什么高深的理论，但他却有一手绝招，敢于暴露思想，从吃肉到想吃鱼，吃到鱼又想吃鸡，领到新棉衣还希望能发一件新大衣等所谓见不得人的丑恶思想。每次不论学什么，谈什么，他都能顺嘴溜出一大串来，别人也乐得少讲话。稍许聪明点的人都懂得“言多必失”，一个不留心“失”了一句，够检讨的，所以，谁都不愿阻止他发言，半天学习时间都让他一个人占去，谁也不会有意见。
李佩青充进步过了头
当然，他在许多人中虽然过去职卑位低，但总比一些种田锄地的人要高明一丁点。李佩青知道耍嘴巴摇笔杆自无法和这些人比高下，但他却天生气力大，这就能去其所短而发挥其所长。因为集中的这些大官们，绝大多数只是长期接受思想改造而没有经过劳动改造，所以，对力气活不但是门外汉，有些简直连一桶水都提不动。这样，他就有表现自己的机会了，除了争取劳动外，还自动请求负责背杨光裕的工作。杨光裕为什么要人背？这就不得不简单交代一下。这位仁兄是黄埔一期毕业的老大哥，可能是为人忠厚，在中央军中南征北战多年，最高和最后也还只当了第三军中将副军长。1948年，河北石家庄附近有名的清风店战役中，他和军长罗历戎同被活捉。他脑子一下转不过弯来，认为将军当了俘虏，没能做到“不成功便成仁”的誓言，便在被俘不久，决心自杀，自己放火烧自己。结果棉被烧着后把他两腿烧成重伤，还没来得及烧到上身，被看守发觉而将火扑灭。他双腿经包扎后，他又暗中把药弄掉，用冷水去淋伤口，希望感染成破伤风而死去。最后由于两腿溃烂，医生为抢救而将他两条下腿切去。在医护人员精心照料下，他被感动得哭了几场，终于决定活下去，不再给政府添麻烦。所以，他这位无脚将军在集中后，除学习可以躺在床上外，其他活动都得由人背着。他怕给别人添麻烦，不去看电影，李佩青就坚决要背他去，这样一来，李佩青便有争取的机会了。
老天不负苦心人，等到去进行半天劳动学习时，杨光裕被留在功德林，李佩青去秦城农场，并被选为劳动副队长。这一下他可得意万分，立刻摆出一副“首长”架势。每天分配工作时，他那一副长官姿态，虽然令人发笑，但老天特别照顾他，给了他一双近视眼，管理所几次给战犯配眼镜，他都一再谢绝，表示绝不乱花国家一分钱，宁可视力差点，也要在这些方面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进步思想”，别人无论怎样对他那种发号施令的得意形态感到好笑而对他做鬼脸，他却看不见而照样神气活现。有一次，实在使人受不了，有人跟他顶了起来，他满以为有理而去向管理员哭诉。管理员一问，立刻指出他这种态度不对，连政府工作人员也从来不采用这种方法对待这些人。他一听更伤心起来，他说过去这些人对他都能拍桌大骂，今天严格一点他们都接受不了，这不是想翻天！管理员们一经研究，决定把他这个副队长免掉，让他当队员。为了此事，他伤心失意地哭了几场。如果不是我亲见亲闻，你能想到一位省党部代理书记长会这样吗？
李帆群批长官撞崩头
李帆群比他高明的地方要多一些，他是专挑那些能武不能文的来批一下，这也是从几次教训后使他变得聪明的。刚一集中，他看到不但是杜聿明、王陵基这许多大人物，连他过去最为熟悉的一位顶头大上司宋希濂也居然成了他的“同学”，这就不是一般的大事了。据他自己后来告诉我，宋希濂在新疆任警备总司令时，每次去机场迎送，他都排不上队，只能站在记者群中。有一次，宋和他握了一次手，他在报上最显著的地方刊了出来，引为最光荣的事。今天既成了“同学”，他就有权来批这位昔日无法接近的大人物了。不记得是一件什么事，他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时，便写了一张质问宋希濂的小字墙报。他完全不知道这位将军是湖南骡子脾气，谁要惹了他，他一定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绝不妥协，也不轻易让步。他一张小宇报引来了宋的三张反质问，最后他只好认错，向宋表示没弄清楚乱提意见，做了检讨才收场。所以，他有了这回教训，便学了一句有经验的老话：“黑夜摸柿子，要拣软的吃（欺）！”
我一到北京，因为年龄和他差不多，两人一见虽不能“如故”，但从年龄这一点上还有共同之处。因为许多人比我们都大，他开始也向我试探，估计可能是想欺欺“新同学”表现表现自己。他问我在重庆学习得怎样？看来是一句关心话，但我早就听到快嘴徐远举告诉过我：“注意此人！”我便用严肃坚定的口吻回答他，我在重庆学毛主席著作时，有16个字，我不但学到了手，而且能应用得很好。他一听感到有点既惊异又怀疑，还有点感到我太狂妄吧！因为许多人在谈到学习《毛选》时，总得很谦虚表示，学了不会用，或者说学用不能结合，我居然说学了不但能用而且用得很好，这简直是很少人敢这么说的，他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一看到我那样一本正经，又不能不奇怪，便也很谨慎地问我：“是哪16个字？”我便一字一句毫不含糊地背诵：“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背完之后，我右手一使劲，比鸡蛋还大的肌肉隆隆鼓了起来。这意味着什么？他也十分清楚。所以我和他之间，从没有打过笔墨官司，当然他那文质彬彬的瘦削身材，更不敢和我动手动脚了。所以，几年之间，我和他始终保持了淡如清水的君子之交。使他感到遗憾的是，他耍了那么些年的笔杆，揭发了那么多人的“问题”，结果却比我迟出来三年。
卖力不讨好丧气生垂头
另一位代理书记长李佩青比他更加不如，李佩青自免掉了他认为也是个官儿样的副队长后，使极力想争取重新走马上任“官复原职”，在劳动中特别卖力。尤其是有管理人员在场，他几乎和诸葛孔明差不多，大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别人休息他不休息，别人挑五六十斤，他非挑百斤以上不可。许多调皮鬼知道他这种心情，又欺他是近视眼，往往故意和他开玩笑。有一次在挖树坑时，他正在一人深的坑内埋头用力把挖出的泥土向上甩的时候，两个寻他开心的故意轻声而又让他能听到：“怎么？今天局长和处长都来看我们劳动了！”他一听这话，便两手挥动铁铲不停地甩土。他刚想停下来喘口气，这两人又悄悄地说一声：“怎么专朝我们这边走来？”这一句话不打紧，他连汗都不擦一下，干得更加起劲。人毕竟不是机器，一会儿他便汗如雨下，面孔发白倒在坑内。等别人把管理员找来时，同他一道劳动的刚把他费很大气力抬了上来。他一听到管理员说快送他回去休息，找护士长给他检查一下，他马上又跳回坑内，连连说：“我要向解放军学习，轻伤不下火线。”管理员也懂得他这种装模作样的心情，便意味深长地说：“要你们来参加体力劳动，不是把你们当成一个劳动力来使用，一定要完成多少劳动定额，主要是希望通过体力劳动来改造你们过去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他还是没有体会这句话的含义，仍不肯休息，管理员只好使出最后一招：“要你回去休息就得回去休息，不听从就是严重的错误行为！”这句话的确有效，他马上爬上来，垂头丧气地走回去。吃饭时，他悄悄问我：“局长处长什么时候走的？”当我告诉他：“根本没有来！”一听这话，他像鼓足了气的皮球，被人戳了一个洞一样，马上就瘪下去了。
当然，他得到的结果是比李帆群更迟了一年多才得到特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