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屏翰宁关七年
马列经典读不通，胡言乱语
〇〇五三者，桂系军队中之某军长也，此人爱与人纠缠，故姑隐其名。
在战犯改造所的图书室借书登记本上，〇〇五三同学所借的马列主义著作，可以说是最多最全的一个，我连翻都不敢去翻的那又厚又大的《资本论》他居然借过三次之多。这样一位专心致志钻研马列主义的人，在理论方面虽够不上战犯中的“权威”，至少可称得上是一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吧！出人意料的，他竟在这个问题上被一批再批。说来也有点好笑，他钻研多年的结果，得出了一个那样荒谬的结论，也可以说是他的学习心得吧！
不论在学习发言上，甚至在写的墙报上，他一再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和月球绕地球、地球绕太阳一样，循环不停，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后，再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又再升到社会主义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当然，也和地球绕太阳一样还得继续前进，便又回到了原始公社一样的社会，即没有阶级和国界，社会财富十分丰富，比各取所需更方便，基本上消灭了财产的所有权，并且又恢复到母系社会，儿女只知有母，不知有父了。
他的这种谬论刚一出笼，还有些人一下没有弄清楚。因为他长篇大论地发言时，不少人在闭目养神而渐渐如老僧入定，根本没听清楚，所以在他发言完毕后，照例点点头，这是表示听到了，没有意见，当然也就等于同意了。
当他的发言记录被管理员退了回来，并且要小组长和小组的同学研究一下他的发言有什么错误时，小组长一看，才在大腿上一拍：“大事不好！”立刻就有人接着问一声：“何事惊慌？”
当小组长的人，可能比组员们要高明几分，原因是他看过之后，才感到〇〇五三在发言时，他自己也没有认真听，担任记录的那位同学也没有水平，小组长更没有仔细看过一遍，照样签上一个代号便送上去了。管理员是对每一份发言记录都要认真看，有时还要搞一些送到处和局以至到部一级去看，所以他发现〇〇五三的发言有很严重的问题，才交回小组。尽管他交回时的态度和平时差不多，但善于察言观色的小组长一听就知道不是一件小错误，因为管理员先问他：“这个记录你看过没有？”“看过！”“〇〇五三发言后，有没有人提意见？”“没有！”“你为什么也不提意见呢？”……天晓得！他也和平日一样在打瞌睡或胡思乱想，哪里能听出什么错不错。因为按照一般情况来说，在学习发言中，如果谈文件和报纸杂志，大都是“照本宣科”，或重复一下文件精神，都是老生常谈，听不听都一样，出不了毛病，只有在生活检讨会上或思想检查会上，那才要一字不漏地听清楚，小组长还得亲自作重点笔记。他怎么也没有料到〇〇五三居然有那么大的胆子，在学习文件发言时走了题，而出大毛病呢？
当小组宣布，整个上午的学习时间研究〇〇五三的发言时，的确使他们大吃一惊，原来这位仁兄借谈社会发展规律，诬蔑共产主义社会最后便成为“共产共妻”了。〇〇五三当然不承认这一结论，可是记录上黑纸白字写得清清楚楚，“……基本上消灭了财产所有权，并且又恢复到母系社会，儿女只知有母，不知有父”。还不是在骂共产主义最后还是走到“共产共妻”！
小组批完大组批，草草收场
像这种原则性的错误，立即由小组批判升级到大组批判（每一小组推派一两人参加），最后便提高到全所批判。〇〇五三不但不承认他的错误，而且敢于写成墙报，公开贴在“新生园地”上面，用以反驳大伙对他的批评，以牙还牙，便又展开一场“墙报战”，每个人都被小组长动员写批评他的墙报。在我当时的日记本上，我发现我只写了两首“西江月”的打油词想吓唬吓唬他一下，有一小段的词是这样：“警告〇〇五三，这回不比往常，不获全胜不收场，后果务须想想！……”没有料到此君胆量和我一样大，这样几句话岂能吓倒他，不过我也是在信口开河，因为不但没有获全胜就草草收场，后果也没有什么。他还是照样和我们一道吃饭学习，既没有按照有几位高喊大叫给他关进单人房，更没有按照他们的请求给他钉上镣铐。处长亲自在大会上做出的结论，也只是叫他好好想想自己的错误，虚心听取“同学”帮助。什么时候认识到错误时，可以在小组学习会上或在墙报上表达出来，不要背包袱，照常生活等。
大会虽这样宣告结束，但许多人思想上却波动了一下，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〇〇五三看了那么多的经典著作反而出了这么严重的毛病？管理员便抓住这一苗头要我们好好研究一下。毕竟这些战犯还不是被有些人描写的那么愚蠢，一经讨论，马上得出结论来，认为〇〇五三不过是青出于蓝而没有能够胜于蓝的一种表现。
许多人都清清楚楚地记得，国民党许多“反共理论家”，不是专门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几年回来，才著书立说进行反共宣传吗？
这个秘密一戳穿，大家就见怪不怪，并联系到别的一些借口根据什么书什么报而乱说，对共产党进行指桑骂槐的攻击不都是同一根源，同一手法吗？
管理所对这些“无师自通”的人，口头上都给予了表扬，说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好例子。虽然只联系了这么一次，在那种场合下，也会使一些人有点飘飘然。
第三种类型的人为数虽不多，却也是很值得谈谈。我特意选出一位军统局的老同事，局本部军事情报处少将副处长胡屏翰作为代表。这也是想借此说明一个问题，因为过去我们不止一次听到“老头”和“老板”亲自告诉我们，说军统特务一旦落入共产党之手，不是杀头，而是会千刀万剐。信不信由你。我在战犯管理所，却见到了将军一级的军统大特务有20多人，如张严佛、鲍志鸿、郑锡麟、沈觐康、刘崇朴、曾晴初、周养浩、徐远举、廖宗泽、邢森洲、文强、董益三、岳烛远、黄康永、郭旭、黄逸公、马策、王乐波、李汉元、程浚、魏文海……加上我这个小老弟，不但没有被剐掉，而且身上也没伤疤。不过有些顺应发展规律，没有等到毕业，便已“作古”了。这个文绉绉的名词，是我刚刚翻词典时发现的，注明：“《书》婉辞，去世。”这比直书其寿终正寝还要文雅一些；第一次被我用上了。因为今年我收到海外亲友几十份贺年片中，有位老朋友在贺卡上写有几句话，其中有“……每读《百姓》必先阅大作‘战犯所见闻’，没想到昔日耍刀玩枪之士，今成舞文弄墨之人……”长者的勉励，使我既感且愧，所以，不能不多翻翻书本了，使写出的东西文雅一点。
态度坚决，胡屏翰宁关七年
闲话已多说了，还是书归正传吧！胡屏翰于陆军大学第十三期毕业后，可能由于高不成低不就，他一直无事可做。正遇上戴笠想多找一些学军事的人才来主管军统的军事情报，以免让那些没有喊过“立正、稍息”的文人在处理军事情报时连军语也不懂，闹出笑话，所以，要军事情报处副处长杜逵（号亚坪，云南人氏）找几位进来，他便把他在陆大十三期的同学鲍志鸿、胡屏翰等拉了几位进军统。抗战期间是“军事第一”，军统局又属于军事部门，军事情报就也显得很重要了。胡在军统任副处长两年多一点，便抗战胜利，军事变得不重要了，胡屏翰就被调为设计委员会委员。不久，又时来运转，被担任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国民党方面工作的、继戴笠而任军统局局长的郑介民看中，调他任军调部什么地区的小组长。这个小组可不小，组长的下面还有一位美国派来的副组长和中共派来的副组长。不论是国民党军队统治的区域还是共产党统治的地方，他们都能进出，除有吉普车代步外，所到之处均受欢迎。但好景不长，国共和谈破裂，军调部撤销，他因为在这一段期间“表现甚佳”，所以没有待业，又转到陆军总司令部去当了少将副署长。当然，像他这样一位不大的官，在全部崩溃而逃往台湾之时，是轮不到他的飞机票的，所以解放后，他硬着头皮去西南的军政大学报了到，进行一下学习。在填写履历表时，他只轻描淡写地附上一笔抗战末期在军统局任过一段时期的副处长，有人问他：“参加过军统组织没有？”“没有！”他答道。
当到军统局局本部主管情报的副主管不参加军统组织，这是很难使人相信的。为了这个问题，他从军政大学被送到公安部门的监狱。在对他的讯问中，他始终不承认参加军统。就在这样一个问题上，这位江西老表表现得十分坚决，无论怎样告诉他，承认了没有什么，不承认反而麻烦，但他却坚持他在军统工作几年，不能算是军统分子。最有趣的是，他告诉我，审讯他的工作人员曾对他说过，像他这种情况，只要好好交代清楚自己的历史，很快便可以处理，并一再说明，不会关他十年八年，要他不要恐惧。他一听便很高兴，认为不会关押他十年八年，那顶多七年就解决了，所以他便希望等到七年便释放出去。问他什么他都不肯讲，专门等关满七年，结果成为一个典型。
像这一类型的人，在战犯中有几种不同形式的表现，一是以低级冒充高级，如明明是上校，却硬说自己是中将或少将，而有些则是中将或少将却说是中校、上校。另一种是隐瞒或缩小自己过去所干过的一切，而有些又故意夸大自己干过的一切。这些形形色色的情况，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同为战犯，李白应叹改造难
思想改造之难，有位熟读唐诗的同学有次仰天长叹之后，忽然高吟：“改造之难，难于上青天！”有人问：“这是谁的诗？”“怎么？你连李老同学的诗都忘记了？”这几句说得我都糊涂起来，但忽然一下想起李白在他的《蜀道难》那首诗中写过：“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便指出他乱扯一气。他很不服，马上同我争论起来：“你读书不会联系实际，我们打败仗当了战犯在一起改造不是互称同学吗？”我说：“对！我们称同学，你怎么把我国的有名诗仙也大胆叫起同学来？”他哈哈一笑：“你去翻翻唐代历史，公元757年，李白在安史之乱后，本想隐居在江西庐山，却被永王李璘邀到他的幕府，当一名大约是什么顾问一类的清官，后来李璘违背他兄弟肃宗的命令东巡，准备夺取天下，被肃宗击败，李白和李璘一样成了战犯。如果退到今天，他也许会和我们在一起改造，不会长流夜郎，走到巫山才遇赦回来。从他打仗被俘虏这一点来说，与我辈差不多，所以称他为李老同学，已经是客气了。在同学之上再加一个老字，便是因为已隔了一千多年的关系……”他这番谬论，虽然引起许多同学发笑，但他还是一本正经地说：“如果李白和我们一样接受思想改造，可以肯定：他再提起笔来，一定会写‘噫吁，改造之难，难于上青天！’他绝不会写《蜀道难》这首诗了。因为今天去四川，天上有飞机，地上有火车、汽车，水上有轮船，还有什么难可言呢？”
虽然这位同学是在开玩笑，但却可以作为本篇文章的一个结尾，思想改造是有些和李白当年去四川一样的困难，改造的历程是需要通过许多的艰辛道路，才能到达如花似锦的天府之国成都平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