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私情未忘
帽子扣下比石头还重
共产党改造罪犯的政策是“劳动锻炼与思想改造相结合”。目的是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使犯罪的人能认罪服法，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在执行这一政策时，是原则不变，但对具体的人采用具体办法，也就是说运用时有灵活性、伸缩性，不是一成不变死板板的。所以，对有些人是以劳动为主，有些人是以学习为主，对待高级犯人——战争罪犯就更灵活了。因为这些人过去不少是参与制定国民党内外政策的人，要不就是独当一面或是统率重兵，都是上层统治者。他们在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这一基本国策下，都能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和需要，可以自己制定一些临时性的法规。甚至一句话也成了一个地区或多少万人必须执行的法令。在大发雷霆时，桌子一拍，就人头落地。对于这样一些人，单靠劳动一下，能够改造好他们的思想吗？
唯物主义者不同于唯心主义者的主要方面是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所以，我们这些人多年来一直是以学习为主，即从思想上进行改造。当然，也得要劳动劳动，起码不会像我小时候那样。我在吃饭时掉了满地饭粒，父亲质问我：“这样糟蹋粮食，你知道这些东西是怎样来的吗？”回答得那么肯定：“谁不知道，这是厨房里的王二挑来的！”
在秦城农场去劳动时，除农忙偶尔全天劳动外，基本上维持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不过我们当中有那么几位，他们的言论至今仿佛仍在我耳边打扰着我。他们一开口，总是说：“看你这样拖拖拉拉地干，将来释放你，让你去自食其力的时候，你怎么能活得下去，难道还有脸向政府伸手要救济费吗？”
我每听到这样的话，总忍不住要暗自发笑，并且还忍不住要在背后议论他们几句。有一次，不知怎么让他们听到了，便质问我：“你说我们比共产党还左，我们受得了吗？这不仅仅是打击我们，而是污蔑共产党还不如我们！”好大的帽子，这比西藏过去一些奴隶主挖奴隶的眼睛时使用的石头帽子还重得多。那种石头帽子扣在头上，只把眼睛挤出来好把眼球摘掉，而他们这种帽子好像要让我连舌头也压出来，以便让他们割掉才甘心。
当然，我并不太傻，也懂得“急流勇退”这门巧计，马上来个自我批评，比他们准备加在我头上的罪名还要重，把什么我想要造反，想要借此来诬蔑共产党，达到推翻共产党的目的等都搬了出来，即使是说我有一点“大帽子底下开小差”之嫌，但我总承认了自己有严重思想问题，借题发挥这样一顶他们认为恰如其分的帽子，也可以鸣金收兵了。
养尊处优惯了，要劳动改造
我虽不是一个“睚眦之怨必报”的人，但也不是什么忠厚长者，而是一个爱说俏皮刻薄话的人。这几个过去批过我的同学，他们几乎都有那么一种相同的认识，释放出去，靠自己自食其力，没有战犯管理所舒适；在那里既不要出房饭钱，连水电费也免收，到时还发衣服帽鞋及日用品，每天只需用嘴巴批这个斗那个一下，就混过一天，所以，他们几位都是在里面安度了20多年的清闲生活，于1975年因全部战犯都一起特赦，他们才跟着走出来。当然，这样的“假左真右”分子，是不会让他们留在北京而被送回原籍去安置。我每年出去参观视察或避暑等，遇到其中的两三位时，我总向他们表示一下谢意，如果没有他们那样认真帮助我，可能我出来还会犯原则性错误，所以，我照例在我住的宾馆请他们吃一顿饭，以示酬谢！可能这几位仁兄已变得比我忠厚一点，他们还很谦虚一番表示未能早日争取出来。我只好真心实意安慰他们几句：“君不见京戏一开场，总是跑龙套的先出来，主角最后才亮相，从整场戏来说，唱压轴戏的也都是名角。”他们点点头，不知道是表示什么？因为我非他们，不能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个想法。不过也不外是感到后悔没有老老实实去改造，或者自我安慰一下：“老子虽然迟出来十多年，但总算是看到大家都出来了，没有让一个落后分子留下来，这难道不是老子们帮助别人的功劳？”果真如此，那自然应高翘大拇指，连喊：“佩服！佩服！”
我说劳动锻炼比思想改造要容易，这是自己亲身体会出来的，绝对不是关上书房门吐着烟圈圈，冥思苦想，编造一套。
这些国民党的方面大员，或国民党的重要骨干，并不像五六十年代一些电影描绘的那样，国民党的将军和大官都是饭桶草包（当然不是没有那样的典型人物，但不都是那样），共产党的侦察人员，随便化装什么“长官”，就可以问什么答什么，要什么给什么，一点也不怀疑，直到被活捉才恍然大悟：“上当了！”我们每次看到这样的电影后，常常彼此悄悄问一声：“你是不是这样被活捉的？”可能是死要面子的关系，我还没有听到哪一位“同学”承认和电影中所描写的一模一样。相反，只常听到说：“如果真是那样，胜利者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或者说：“今天我还不会是那样草包，十年前我会是那样愚蠢吗？”还有些人说得更露骨：“如果真是那样轻易打垮了国民党，成百万的烈士要大叫冤枉，他们怎么会死在不会吃人的纸老虎口中呢！”
从劳动中很清楚地看得出，这些过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养尊处优惯了的人，要是放下了过去的臭架子，学一门就会一门。谁会相信曾经统率近百万大军的杜聿明，不但能剪裁缝制衣服，而且是嫁接果木修剪葡萄的能手；代理过山东省主席的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牟中珩能成为手艺高超的理发员；二十五军军长陈士章、洛阳警备司令邱行湘等能成为干农活的内行和多面手？
当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这些人学什么会什么，主要是从思想上解决了一个问题：人活下来，不只是为了自己，还得做一些对人类、对社会、对国家有益的事，否则，奴隶主的皮鞭下，是抽打不出这种出自内心的觉悟和干劲的！说是奇迹也可，说是一种必然的规律也未尝不可，真理总是真理嘛！懂得了做人的道理的人，谁又不愿去多做一点为子孙后代所称赞、而不会被人咒骂的事呢！
十个指头都不会一样齐，个别想不通的人还是有，特别是年龄较大、一向有抵触情绪的人，往往会产生：没有几年好活了，再争取还不是一名战犯！有这种思想的几个人，他们都得到耐心的帮助和教育。我的日记中，曾记下杜聿明帮助有这样思想的一位“同学”时，说过这样的几句话：“人没有不犯错误的，只要错而能改，总会得到人们的原谅，对于我们来说，战犯只是一个过渡的名词，今后肯定还有一段时间让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历史写好，都还没有到盖棺论定的时候，应当分秒必争才不负此生嘛！”所以，在劳动锻炼中，虽有些人拣轻避重，但多数是争挑重担，却没有发现一个公开表示不接受劳动锻炼的。
我们正式从事体力劳动的锻炼远没有思想改造的时间长，更没有思想改造时那么困难、曲折和复杂。劳动不劳动，可以看得出来，思想是看不见的。不过也不是完全看不出，思想表现于每个人的言行上，一句话，甚至一点头、一摇头，都能表达出一个人的思想立场来，在某种情况下，比劳动更加容易看得出来。不过要仔细观察和正确的分析、研究才能弄清楚。
为了能起抛砖引玉的带头作用，我先来解剖自己一下，再举出几个典型人物，这样也比较公平合理，至少可以避免指责我只会丑化别人而专门美化自己之嫌吧！
思想改造困难而复杂
我在11年改造过程中，有不少思想问题，有的已解决了，有的解决得不彻底，有的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解决。为了不愿占太多篇幅，我只举出三件较为重要一点的谈谈。
第一，我对认罪问题有过不少抵触。那还是在重庆学习时，几个和我同在军统局的老同事指出，我在军统中曾长期从事逮捕、绑架、暗杀等工作，而且还培植出大量从事这类工作的学生，他们认为死在我手中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爱国青年等是数不胜数的。一开始，我不承认我干这些事是什么罪行。因为那些人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反国民党的工作，我当然要抓要杀，因为我如果到共产党统治区去从事反共产党的工作，他们也一样要抓我杀我，这是各为其主。说有罪双方都有罪；无罪双方都无罪。如果国民党不打败仗，我不但是无罪而是有功。至于在我手中杀掉过多少人，我自己是有数的，虽然记不清姓名，大致上有多少我是记得的，说数不胜数，我认为太夸张了。我当时特别强调，我长期是奉命而行，只有在云南快解放时，由于情况很乱，我来不及请示，也不容许我迟疑，我才自己决定杀过一些人。当然，这种思想一亮出来，批和斗是不会少的。我是怎样解决的呢？这就说来话长，不是几千字可以说清，但也可以长话短说。我最后是由自己作出了比较正确的认识，既说出又写出，结论是对别人的帮助诚恳接受，并且口服心服。管理所的领导也认为可以了。
第二，我不承认什么阶级斗争，我只是承认我过去所作所为是为了国民党和自己的利益。有一次，在一些好心的“同学”帮助我时，他们让我敞开思想，谈我是怎样为了自己利益的典型事例，我举出了1949年9月9日晚上，我在云南省昆明市主持的一次大逮捕来作说明。
那次我预计要逮捕400多人，都是政治上有问题的。一开始，我叫昆明警察局看守所所长腾出十多间大房间准备关人，指挥由刑警大队队员、保安警察和宪兵混合组成的20个小组，按名单去搜捕。不一会儿，看守所所长来向我报告，说十多间房间已经满了，睡下去连身都不能翻，我桌子一拍：“我抓他们是来坐牢的，坐牢就是坐着，谁叫你让他们睡大觉的？”所长低着头走了，一会儿又来报告：“坐也坐不下了！”“站！”我只回答他一个字。不一会儿，他又来报告：“站也站不下了，不能再抓，没地方可以关了！”我略一考虑便叫他把所有的强盗、小偷、流氓、扒手等刑事犯全部释放，腾出房间来关政治犯。他站着不走，嗫嚅地说：“要是那样做，整个昆明的社会不是乱成一团糟？”我猛地站了起来，大声呵斥他：“快照我的命令去办，释放刑事犯只是乱了社会，乱不了国家！强盗抢不了你也抢不到我，政治犯是要我们的政权，要我们的命的！不执行马上枪决你！”
我像说故事一样刚说出来，站在一旁听我讲的管理员立即指出：“你不承认有阶级，也不承认有阶级斗争，这就是最生动最具体的一场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政权的激烈斗争，你可以好好想想……”我听了好像明白又好像不太明白。散会时，却来了一个节外生枝的小插曲。
事实证明自己非无产阶级
由于平日管理人员在我们学习中有争论时，一般不马上下结论，因为一作结论，许多人即使不服气也不便（说不敢更确切些）再去批斗那些他们认为的“顽固分子”，又少了一次他们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他们对我不承认什么阶级和阶级斗争，原来准备至少六七个半天，经管理员这样一说，让我好好想想，就可以收场了。偏偏我这头还保留不少牛脾气的湖南骡子，常常不信邪，不懂就不懂，不通就不通。正当他们感到有点遗憾，没能按照预定计划斗我一星期，太便宜了，我却在提起小板凳准备回到寝室去休息时，冒出一句：“今天我也变成无产阶级了！”“放屁！你配做无产阶级！”“你还胆敢诬蔑、侮辱无产阶级，你这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大资产阶级……”还有几位正在准备好舌剑唇枪向我猛攻狂袭时，我把手一摆，抢先大声叫了起来：“今天我洋房、汽车、黄金，甚至一家老小都没有了，只剩下光棍一个，筷子一双，还不算是无产阶级吗？”
自然，这更是严重的思想问题了，这就得加上一倍的时间来批斗我了。说也奇怪，这回是管理员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和我谈了一个多钟头。他当场宣布，这是一个认识问题，由他帮助我。他和我谈的主要方面是说明两个阶级的不同点，从出身、人生观等谈到在国内革命和世界革命中的立场、观点许多方面的不同表现、代表什么人的利益等。这里就不详谈了。
我虽然没有对这一问题作过书面及口头的检讨，承认我冒充无产阶级，但从多年的事实的确使我认识到了，我称不上是无产阶级。
1960年，我得到特赦后，报上曾经称我为“爱国人士”。1949年，我被人用枪口顶在我腰上而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的档案，卢汉把它压在云南30年。后来因管理档案发现而承认我的起义，1980年，遂把我改为“起义将领”，家属也成为革命干部家属。这几年我又成为“知名人士”，由于我不参加任何民主党派又成为“无党派民主人士”了。有了这么多的光荣称呼，却还不能称无产阶级，我又有点犯老毛病了，可能由于我不仅工资高稿费收入多，国外亲友常有馈赠，我家早已全部电器化和有不少存款了。既然资产阶级的帽子早摘掉，那么，我今天究竟算什么呢？我想了很久，便自己给自己加上一个我认为恰如其分的帽子，既不属于剥削别人的资产阶级，又还不是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那就算是“有产阶级”吧！
冒死救戴笠成今日罪证
我的第三个思想问题，是对多年培植过我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私情未能忘怀。虽然他过去带着我干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工作，我认识到那是不易得到人民原谅的罪行，但他对我曾经是那么照顾，私人间的感情总是无法能一刀两断的。每到他摔死的那天，我常常提醒在一起改造的军统老同事：“今天是3月17日。”下文不用说，谁都知道我是在怀念戴笠。绝大多数的人总是劝我“不要谈这些”，怕我犯错误。但也有那么一个，比我们进步几寸的，便在小组的生活检讨会上对我提出严厉的批评，并揭我的老底，说戴笠的飞机失踪后蒋介石决定要派一名将级人员持他的手令到解放区去营救戴笠，别人不肯去，只有我愿前往。因为估计飞机一定迫降在解放区，所以毫无消息，如果降落在国民党统治区，绝不会联络中断。要去解放区是很危险的，还要从高空跳伞下去就更危险了。抗战胜利后，大特务都发了不少接收财，我也不例外抢到了大城市的洋房、汽车，可以享享胜利后的快乐日子，但出于私情，我不管家人的拦阻，决定要去。后因情报不灵，从事情报等特务工作的头头摔死在首都南京附近三天才被发现，我才没有去冒险。但这也足以构成批斗我的最好材料，何况我还在提醒别人不要忘记他是3月17日摔死的。
这件事当时十分出乎我的意料，我是做好了一切最坏的思想准备的，结果，竟是由管理所的负责人指出：只要不是承认戴笠过去反共反人民是对的，而去称赞他的这些，相反还能批判这些东西，只是在私情上怀念，这不是什么严重错误，共产党允许子女对反革命父母在思想上划清界限后，私人间还是可以往来。这在当时，还是第一次很出人意料地处理这样的严重思想问题，使许多人都感到奇怪。不过叫我以后至少不能再去提醒别人“今天是3月17日”。自己怎么想，放在自己心里，不要去影响别人。这点我当然可以做到。
一个军统大特务在和共产党打交道时，毫无疑问，是要经过考验的。同样，我也是要注意共产党人说过的话是否能兑现，在对待戴笠这个问题上，我不但在我特赦时的思想总结上把它如实地写了上去，而且在我写的回忆录《我这三十年》上面，都详细地写了1964年3月间去南京等地参观时，我专门去灵谷寺看了戴笠的坟墓。除吴稚晖写的墓碑不存在外，墓还是完好未动，因为是我亲自主持修建的。当时就怕人恨他而毁坏，所以是用水泥砂石搅拌在墓穴，使棺木与整个墓穴凝结成为几公尺厚的一大块。我仔细看了一遍，完全没有动过。我在这一段文章中特意表达了我对他“难以忘怀”的私情。我女儿在给我整理时，竟大吃一惊！她笑我有点老糊涂了，怎么把这些只能放在心里的话也写上去？她正准备把这一大段涂去时，我坚决不同意。她有点担心了：“送去审查能通过吗？”“试试看”，我满有信心地回答。
说坟被挖是闭门造车
当送审稿退回时，我急忙翻开这段一看，全文一个字都未删去，这反而使我感动得用手按在原稿上，久久说不出话来。因为前几年我看到香港一本刊物上有一位老同事写了一段与我完全不同的情况，他说：南京刚一解放，南京人民就把戴笠这杀人魔王的坟挖开，对他进行鞭尸泄恨……这种闭门造车的写法，真是漏洞百出。南京刚一解放，人民要做的事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即使把这种事当成头等大事，也不是一下能挖开的。共产党都宽恕了的一个死了的老上司，何必要在笔尖下来鞭挞一下已烧焦了的尸体呢？我估计这位老同事可能在戴笠下葬那天，他和某一位县太爷一样，一听人禀报抚台大人的夫人死了，便马上吩咐“备轿”，连午饭也来不及吃就要去吊孝。刚上轿，又听人禀报：不是抚台大人的夫人死了，而是抚台大人死了。县太爷便立即下轿吃饭，自然还照样来三杯。可能是戴笠下葬时，这位老同事因吃饭喝酒未赶上飞机而没去，未能亲眼看到那坟修得那么结实，绝不是人民（当然是指老百姓）不用炸药而能挖得开的。也有可能，贵人多忘，挖坟掘墓在南京确实有过那么一次，那是抗日胜利后，不是新中国成立后。时间是1946年1月21日深夜，国民党七十四军的五十一师工兵营，在军长邱维达和陆军总司令部工兵指挥官马崇六等的指挥下，奉命将埋在南京明孝陵附近梅花山的汪精卫的坟墓用150千克TNT炸药炸开，也没有鞭尸，只是用火连棺木一起烧掉，执行的人只在汪精卫穿的马褂口袋内搜出一张三寸多长的白纸，上写“魂兮归来”，下款署名陈璧君。可惜当时他们把这一张由日本招魂归来的纸条撕掉了，如果保留它几百年，不是可以和拿破仑写给约瑟芬的情书、贝多芬的手稿，以及彼得大帝擤过鼻涕的手帕一样拿到英国、美国的拍卖行去高价出售，不是可以给后人留下一笔不小的遗产吗？
王凌云爱谈往事
举止非文官，貌不似将军
我从重庆战犯改造所转到北京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发现挑饭的几个同学当中有一位穿得与别人不同。别人最多衣裤上有两三个补过的地方，而他的衣裤上却有五六处之多，还有一两处是大补丁上又加上小补丁，不用问，一看就能知道这是一位“节约标兵”。
我从他的举动便肯定他不是一位文官。除了他那一身气力与粗犷、豪放的动作和言语外，几位大文官我差不多都认识或见过了，而这一位，细看那一副眉浓眼不大的面孔，又似曾相识，但一时却想不起来。我不愿用不尊敬他的话来形容他，但总有一点“望之不似将军”的感觉。
我怀着一种好奇又急于想知道此君是谁的心情，悄悄问了一下军统老同事郭旭。他是一位非常忠厚的财神爷（他在军统一向主管经费），北京监狱中的老资格。1950年，我和他在昆明监狱分手后，他便被送到北京，他的代号是一〇七，可见其年资之老，连杜聿明都远不如他（杜编为二〇一）。1956年，我和许多调到北京的都属〇〇多少，这可能是区别于那些老同学的最明显标志。
当我从郭旭口中打听到此人是王凌云时，便立刻想起，我还与他有过两面之缘呢。
闻、李被暗杀，军统未知情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46年7月间，是在曾经轰动全国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和著名诗人闻一多在昆明被人暗杀后。那次我随同刚刚走马上任的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一道去侦破这一案件。开始，连蒋老先生也弄不清，气急败坏地从庐山打电话到南京，责问军统头子毛人凤，为什么干出这种引起全国人民指责的蠢事？
这件暗杀案的确不是长于搞这一手的军统特务干的。大总统还没有选出来，宪法也没有颁布，谁这么没头没脑干出这一打草惊蛇的笨拙勾当？连毛人凤也猜不透。为及早弄清真相，以应付一下全国哗然的舆论，只好派出负责全国治安的头头、警察总署署长唐纵亲自出马。这总不能不说是对此案的特别重视，可以让人民稍安毋躁，定有平息民愤的交代了。
唐纵是老军统头子。戴笠多年处心积虑筹划的掌握全国警察大权的单位因戴笠摔死而落到他头上之后，真是“喜从天降”。不料刚一上任，连总署的人事安排还未就绪，就碰上了这一棘手的大案，大有“祸自地来”的苦恼。他在南京与毛人凤一商议，决定先飞重庆，那时我正在重庆处理军统和中美合作所的财产、武器等。接到毛的电话，便把唐纵接到戴笠在重庆的一处豪华别墅。他便选好在重庆准备去南京还没走成的原军统人事处长、后任军委会邮航检查处长的李肖白，以及在军统中负责过行动工作（专搞逮捕、绑架、暗杀等）的郑修元、许建业和我四人随同他去昆明。这位老谋深算的特才（特务中之干才也）诚不愧为军统的领导，他一下飞机，关照我办的第一件事，是叫我立即去军统在重庆的看守所中，挑选两名违犯过军统纪律的犯人带到昆明，让他们出面顶替暗杀李、闻的杀手。不问其罪行大小，只要在公审中承认自己是凶手，并且吞吞吐吐地暗示出和中共有关，但又不能承认是共产党。这样不但可使全国人民皆知不是国民党干的，而且意味着是共产党所指使，更可避免中共方面要求参加审讯和反驳。所以，挑选的人要很适合条件，而一经“使用”过之后，等到执行死刑时，便可将其他判有死罪的犯人顶替。这两人就可以派往东北或西北地区担任较好的工作。
隐瞒真相，王凌云不敢赴宴
我按照这一指示去看守所挑选，只有一个担任过军统局局本部文书科司书的王某合适。他很胆小，怕一旦承认下来宣判死刑后立即执行，来不及换他。他在军统的时间虽不长，听到过不少军统常常使用“走马换将”之类的手法，但更会使用“弃卒保车”。他担心被利用后一下把他“弃”了，枪毙了也无法喊冤。我当即向他保证，绝不会当场执行，一定能有时间换他。可是他还有点担心，直到我愿先写一个证明他是军统人员的纸条让他带在身边，最后关头拿出来，以防万一外，我还自行做主给他加了五两黄金作为奖金，他才答应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陪唐纵吃早点，并把只挑选到一个合适的人告诉他。他叮嘱我务必再挑一个才像那么一回事，他说这叫一箭而三雕：既应付了“老头子”，又平了民愤，还可以中伤一下中共。
我们的早点刚吃完，南京的长途电话来了，毛人凤告诉唐纵：军统云南省站已查出了暗杀李、闻的凶手，要唐马上去昆明。唐一听十分高兴，当然不用再带假凶手去了。
当天下午，重庆航空检查所把飞昆明的班机上的客人拉下五个，让我们五人飞到了昆明。军统云南站长王巍等唐到了住的地方，刚一坐下，就把暗杀李、闻的情况，详细向唐做了汇报。谁也没有想到，此事竟是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派人干出来的。凶手由主持此案的情报处长王子民率领，一行30余人（连同凶手们的家属）由霍交与第二军军长兼滇西警备司令王凌云，安置到大理后山无为寺内，用好酒好菜招待着。
霍与唐是湖南酃县小同乡，向有往来，唐便亲自去找霍商谈。霍一口否认他知道此事，反过来请唐代为破案。谈了两天毫无结果，云南省警务处长李毓桢向唐报告，王凌云已由大理到昆明，可不可找王从侧面试探试探，唐便和李毓桢出面请王吃饭。请帖送出后，很快，王凌云便到李家找李。我和郑修元、许建业都住在李家，只有李肖白陪唐住在附近上海大营造厂老板陆根泉家中。由于李不在家，我便接待了王。王表示因第二天一早又有事要回大理，唐、李请吃午饭他无法赴约。很显然，这是霍揆彰怕他嘴不稳，在这些特务头头们面前喝醉了吐出真言，把他撵回去了。
死囚顶真凶，主犯升官去
第二次我和他见面，是1949年。他新任河南第一路挺进军总司令后，在重庆见毛人凤，请毛派人和派电台到他总司令部去。恰好我也去找毛，毛留我和王一道吃饭，这样由一次见面而变成再次见面了。
王为人很有点江湖朋友味儿，他一听说我也送到北京来了，便到我的房内找我。一见面，彼此几乎都是同样地问一声：“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过去我们见面都是那么神气十足，今天都成了劳动者一样，当然应当都有此感觉。不知是他先问我，还是我先告诉他，这都不必去考证了，总之，两人第一次谈话就是李、闻案的处理经过。由于军统向“老先生”如实报告了霍揆彰是此案主谋，霍被找到庐山挨了一顿痛骂，并撤去云南警备总司令职务，虽未查办，但限他交出凶手。他只好抛出开枪打死李、闻凶手各一，即总部特务营连长汤时亮、李文山。经各方会审直认不讳后，宣判死刑。执行时，他们竟如此无师自通，临时也是从军法处监狱中拉出两个别的案件判了死刑的犯人，用酒灌醉之后，绑赴刑场，沿途戒备森严，枪决后立即掩埋。而判死刑后还活下来的汤、李两犯，直到全国解放才被搜捕出来。当然，他们是没有资格坐飞机逃往台湾或去海外当寓公，只有硬着头皮再直认不讳一次了。
山大王当官，官匪分不清
霍揆彰为什么无故要派人打死李、闻，主要是军人性子太急，他想兼云南省主席，想讨好讨好“老先生”，因他常常听到“老先生”骂这些民主人士帮共产党而不帮他，所以霍便投其所好。不料为时太早，正如1947年他在长沙新建的别墅嵩庄招待我吃便饭时说的：“如果现在杀这些捣乱的人，那就不是犯错误而是立功劳了。”虽然为时过早一点，但功劳簿上并没有漏掉他。他刚把新居建好，还没享受几个月，掌握湘北军政大权的第十六绥靖区司令官的显赫官职，不又落到他的头上了吗？
我第一次在昆明见到王凌云时，一听他是第二军军长，便以为他一定是中央嫡系重要骨干，从这个军的番号来看，谁也不会想到是“杂牌子”。第二次毛人凤请他吃饭，他刚一走，毛就对我说：这位“山大王”对我们工作很有帮助。我这才知道他是搞过打家劫舍的寨主。所以在战犯所中，我对此人便有另一种兴趣。我没有当过“山大王”，却很想知道干这一行当的内幕。
有一天，我和他一同去挑早上的洗脸热水，这只用两个人就行，但要早点去，等管理员开铁门领我们去厨房，所以我们总是早十分钟去等。那天管理员来得比较晚，我们两人便可畅谈一下。王这人确很豪爽，一开口就自己承认是当土匪出身，我连忙说：是干“劫富济贫”的工作，在“替天行道”。他笑一笑：“是劫富拉贫！替自己升官发财！”我开始有点误会，以为是“劫富拉平”，经他解释才明白，他劫富人、拉穷人入伙，等有了人和枪，经政府一收编，就成了官。
他说在河南先当土匪后当官，是正当的出路，许多新中国成立前有名的军人如刘镇华、张治公、樊钟秀、孙殿英等许多人，都是先当土匪后招安的。如1926年的豫陕甘剿匪总司令刘镇华统辖的几万人，都是从土匪中编过来，又担任上剿匪的任务，连他们自己也弄不清，究竟是官还是匪。当时老百姓叫这些队伍为“官匪”是最恰当的，因为他们既有官名而又暗中干匪的事。
王凌云原名王仙举，河南伊阳常渠乡蟒庄村人，1929年，在伊阳县城防大队长王建昭部当队长，后来王被别的土匪打死，他就当上大队长，并将占领伊阳的土匪赶跑。当时的河南省主席万选才委任他为临汝、伊阳、平等、自由四县的剿匪司令，1930年，编入张钫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路军，不久，又编入国民革命军三十二军宋天才部，任第三师师长。1931年，张钫率领他们这些军师长去汉口见了蒋介石总司令，每个师长都得到500块银圆的“赏号”。
王凌云有次问我：过去与土匪打过交道没有？我告诉他，抗战开始不久，我20多岁时，任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司令唐生明是有名的花花公子，很信任我。由于轰炸重庆的日本飞机经常从常德等地经过，有时把在重庆没有扔干净的炸弹顺便向常德丢上一两颗，有时也派一两架飞机小炸一下常德等沿洞庭湖的县城，几乎天天放空袭警报，司令官便带着如花似玉的夫人——标准美人徐来住在离城十多里的黄土坡，后来连司令部也搬到那里去了，城内只留下稽查处担任治安工作。一年多后，警备司令部撤销，把稽查处改为常德军警稽查处，仍由我任处长。这两年多时间中，一直是我在负责维持城区治安。我原来想把我在上海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一套办法搬到常德，有一个老资格的组长告诉我：湘西土匪不但多，而且敢于攻打中小县城，最好不要得罪他们，来一个“官匪协定”为最上策。我开始很不以为然，由于少年气盛，加上有军统作后台，不肯听他的，直到商会会长等地方绅士们也一再劝我，应当与土匪们有一个默契，保持井水不犯河水，可保常德平安无事。既有这么多人说，我不能不调查研究一下，这才知道在湘西的大股匪除陈渠珍外，还有两股人数上万的瞿伯阶和彭叫驴子，经常在附近活动。
王凌云一听我说出“彭叫驴子”感到十分惊异，他忙问我：“怎么你们那里的土匪没有黑话而直呼其头儿为叫驴子？”我问他：“你们那里的黑话把驴子叫什么？”他说：“我们自己把当土匪叫‘拉杆子’，马叫作‘虱子’，驴叫‘鬼子’，狗叫‘皮子’，老百姓叫‘林子’，如听到狗叫，便喊‘皮子炸了！’老百姓追上来，叫‘林子发了！’”
被劫女学生，愿当压寨夫人
我告诉他：湖南人把玩弄女人的男人称为爱叫的驴子，不是尊称。这头叫驴子的部下还给我添过一次麻烦，但也很够朋友。原来我和土匪们有一协定，虽未形之于文字，却是一言为定。他们保证不到常德城内来“做生意”（抢劫和绑架肉票），但是到常德采购物品或向逃兵逃官购买枪弹等我不能抓。他们也不在常德郊外活动，这样本可相安无事，不料那头叫驴子的部下蹂躏了农村拖大辫子的小姑娘和梳“巴巴头”的年轻农妇还不满足，而看中了城内穿白衣黑短裙的女学生。那时许多从江、浙、皖、赣等省向大后方迁逃的学校、学生常通过陆路经湘西去贵州、四川，彭叫驴子的部下便带人埋伏在公路上，把满装女学生的两辆大车上的女学生全部劫走。
发生劫案的地点虽不在常德县的范围内，由于这些学生的家长告到湖南省的保安司令部，当时常德警备司令部已撤销，我是常德军警稽查处长，本来可以不管，但由于我兼了湖南第二区保安司令部的侦察组组长，第二区是管湘西地区的，所以，省保安司令部命令我一定要把这些被劫走的女学生营救回来，我只好派我手下那个与土匪们有往来的组长去设法。
三天后，他向我汇报，彭叫驴子的部下说不使我为难，同意把女学生送出来，条件是每100发七九步枪子弹换一个。那时我正从桃源附近的小河中，没收到一些渔民捞到的一批子弹，那是军政部的一只木船翻在河中，他们只把一些贵重器材捞到后便走了，渔民们打鱼时捞出有几千发子弹，被我派人没收了。我带的稽查员和士兵都是短枪，所以用不上，我便满口答应下来。
谁料把子弹送去换人时，除了有30多个女学生愿意回来外，还有12个居然甘心当压寨夫人不愿回来，这就大出我的所料。
据去的人回来告诉我，彭叫驴子的部下抢到那些女学生后，大摆筵席庆贺，那个头目自己先挑了一名体育老师和两名篮球健将，他手下的九名队长每人挑一位，其余则交给慰劳所，让别的土匪去享受。那个慰劳所原有40多个农村妇女，都是彭叫驴子的部下玩过后感到不满意然后送到这里的。那12个当了压寨夫人的学生，每人都写一封信交去的人带回给她们的家长，表示不回去而愿过那种强盗生活。我便叫去的人除按协定100发子弹换回一人外，多余2000多发，全部送给彭叫驴子的部下，希望他们不要再给我添麻烦。彭叫驴子的部下非常高兴，便叫人带一件礼物给我，以示礼尚往来。
宁当土匪头，不愿当军长
这件礼物虽不是稀世之珍，但可以称得上是罕见之物，说出来也够骇人的。这是用人皮蒙的一副马鞍，脚蹬是银制的。据说一张人皮还不够呢。它的缰绳是从人的大拇指一直拉到大脚趾才够制成这条缰绳。在笼头套上，镶有满满的大拇指甲，看来令人毛骨悚然，连我这个过去长期干过绑架、暗杀的人也感到有点儿惊异。据说使用这种人皮马鞍在土匪中是坐第一把交椅的，才够资格，我既不想当山大王，也不能公然骑着有这种鞍子的马在大街上去，所以试也没有试过一次。后来给我母亲知道了，这位天天吃斋念佛的老太太大发脾气，令我立即把它深埋到地下，还叫我烧香烧纸。这些被土匪杀掉还剥皮的人总算最后享受了一次香火和祭奠。
王凌云认为，两省土匪有许多不同之处，他说在河南先当土匪后当官虽一样，但却分为流窜与割据一方两大类型。他是属于流窜一类的，即“南边收了南边去，北边收了北边游，南北两边皆不收，黄河两岸度春秋”。他们是哪里丰收了就窜到哪里去享受。除了解决吃穿住等外，看上哪家的姑娘、媳妇漂亮时，派人去通知一声，准备去过夜，谁要违抗不从，一般是去抢光但不杀光，有时是砍去这家人的家长手脚，以示警告，所以，被害者大都是宁可受侮辱也不敢违抗。也许是说得太高兴了，不知怎的，他竟脱口而出：“我认为过去当土匪头子，比我后来当军长师长还要舒服得多！”
他的这句话刚一出口，连我还没有来得及表示时，他马上意识到，此时此地说这种话，该当何罪！所以他立刻改口说：“我过去当流匪是危害过不少老百姓的，现在……”我连忙把手一摆：“今天不是开思想检讨会，甭来这一套！”
后来他还是和我谈过一些占地为王的土匪情况，那比当流寇要安定一些，但也要费神费事得多，没有当流寇简单痛快。
他举出河南有名的内乡土皇帝别廷芳为例。别在内乡、镇平、邓县、淅川等县割据称霸多年，敢与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公然“对抗”，实际上是在省政府的包庇下，官员暗中分享别廷芳从老百姓身上剥削来的大量财物，这样假手于人，以免自己直接出面。所以，别廷芳能在那个地区当土皇帝20多年，到抗日战争发生时，南阳行政督察专员朱玖莹还保举他担任了河南省第六区自卫军司令。实际上他还是那个地区的土皇帝，不过加了一个更好听的官名。
是官又是匪，奸杀兼抢霸
王凌云对这个土皇帝多少有点羡慕，也有点嫉妒。他说别廷芳挖空心思想保持住自己控制的地区，他对外也搞宣传，叫什么“皖西自治”，实则是由他为所欲为。后来他统治的地方扩大到皖属13个县，鱼肉人民，任意宰杀，没有人过问。开封的一家报纸《大同报》曾刊载过，别廷芳对他管制下的老百姓揭发过他的罪行的，仅七峪一带被他满门杀绝的有73家之多。王凌云还能背诵出当地老百姓暗中流传的一首民歌：“别廷芳搞的皖西自治，全凭奸杀抢霸四个字，哪家百姓不遭抢，哪个美女不受奸，啥时能除别廷芳，凉水当饭心也甘。”我当时匆匆记下来，还有几句没能记上，不过也由此可见其凶狠残暴了。
我问王凌云，知不知道后来别廷芳是怎么死的呢？他说谣传很多，因为他离开了河南，没有弄清楚。我倒给他补充了一下，因我听到军统局在河南工作过的老同事告诉过我：抗战开始后，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派其旧部鲍庚接替朱玖莹为南阳行政专员。他走马上任第一件事，是把前任扣押起来，说朱玖莹勾结别廷芳，搜刮老百姓，要严行查办。这个胆小如鼠又爱财如命的人，吓得魂飞天外，为了免死，只好把别廷芳送他的钱分一部分给了鲍庚，才被释放出来到洛阳向卫立煌报到。卫的几个部下又把他囚禁在一间小房子里，恐吓他，说司令长官要枪毙他！朱又只好再拿出一笔钱来，总算买回一条老命。
电灯泡不亮，未把开关带来
鲍庚收拾了朱玖莹，又准备收拾别廷芳。他先把别的侄儿南阳民团司令别光汉叫去告诉他，现在抗战期间，军事第一，军队要集中使用，南阳民团司令部所有部队立即交出来，司令部也撤销，还叫他告诉别廷芳，把他统率的民团也集中听候点编，连兵工厂也要一起交出来。别光汉回到内乡，把这一情况向别廷芳一说，别当场气得吐血。他本想立刻和卫立煌闹翻脸，又估计打不过卫立煌一战区几十万大军。他知道卫立煌不像刘峙一样同意和他分赃，不敢轻举妄动。后来卫叫他去洛阳，召见他时又训了他几句，回来后他更是气上加气，1940年初，便这样气死了。当时外间谣传是卫立煌请他吃饭时下了毒药毒死的，其实卫立煌根本没有请他吃过饭，而且他回内乡两个多月才死去，当时卫还没有那种可拖延到两个月才发作的慢性毒药。
王凌云听我讲完后十分高兴，说他一直弄不清别廷芳死去的原因，经我一说，才明白了。我看到他听这些往事津津有味，还希望他多告诉我一点河南土匪的事情，我又讲了一个湘西土匪闹过的笑话给他听。
这是一件真的事情。有次彭叫驴子和瞿伯阶两股土匪合力打下湘西大县沅陵后，他们看到夜间电灯那么亮，虽然不能在电灯泡上吸燃香烟，但看东西非常清楚。那时沅陵没有工厂，白天没有人用电，只有黄昏后居民才用电灯照明，所以白天停电，一到夜晚灯就亮了。后来国民党派兵团攻沅陵，他们撤走之前，不少土匪把电灯剪下带走。一回到他们的山寨，立刻把电灯悬挂起来。可是一到夜间，电灯没有一盏发亮，他们百思不得其解。还是彭叫驴子见多识广，他进城玩过妓女，看见人开关过电灯。他便宣布：这次太匆忙，走时只把电灯带出来，没有开的东西，灯怎么会发亮呢！大家这才恍然大悟，说下次打进城时，千万不要忘记把和电灯装在一起的开关也带出来。
山大王无兵，王凌云被俘
我爱说笑话，而且说得别人笑自己能不笑，正当王凌云和在旁边的几位同学笑过一阵之后，我还希望听听王凌云讲河南土匪时，却接到庞镜塘递给我一张小纸条，我回到寝室悄悄打开一看，上面写了这样几句话：“不管一个人说得多好，你要记住：当他说得太多的时候，终究会说出蠢话来。”他是抄了大仲马说过的一句名言来提醒我。是的，我说的话太多，而在那种场合中，说得太多就会说出一些犯错误受批评挨斗的话。我当时十分感激这位“同学”对我的照顾，所以我看完之后，恭恭敬敬地交还给他。这是表示我诚心诚意领受他的好意，并且把他这种按原则来说也属于温情主义、仅仅次于落后思想的东西，原物奉还，使他不用担心我去揭发他。他接过之后也只点点头，把火炉门打开，往里一送。犯人和犯人之间，这是一种深厚交情的表现，它与一般人要不同得多，不身历其间，是不容易理解到的。
王凌云是怎样被活捉的？他在第四批特赦之后，在北京见到我时才详细告诉我，那时已无任何顾忌，真是能畅所欲言了。
1949年初，他的部队被打垮之后，他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估计还可以和当年楚霸王一样，尚能在河南征集到一批子弟兵跟他一道打江山，与共产党争夺河南。所以，他被委任为河南第一路挺进军总司令，“老先生”召见他时，当面告诉他，能收复河南省，则河南省军政大权都归他，收复一个区、一个县，只要立得下足跟，也给他一个省的名义，他满有信心地接受了这一艰难的任务。但毕竟由于时代变了，人心也变了，愿意跟随山大王当喽啰的实在少得可怜，所以他带的那一小撮人马，虽有逐鹿中原的雄心壮志，可是一挺进河南境内，很快便全军覆没，他也当了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