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里思家同有泪
陈士章
陈士章，国军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是淮海战役中漏网的大鱼，福建解放时，才被活捉的。像他这样漏网后又落网的，在战犯中虽不说是绝无仅有，但也能肯定是凤毛麟角，为数极少的了。
我和这位同学不但有过同小组共大铺之谊，还有过同病相怜住过一间病房之情。我在写这本书时，差一点点儿把他也漏掉了。今年（1983）元旦，我接到美国、加拿大亲友们寄来的贺年片中，收到几张空白贺年片，谁寄的呢？我只好顺藤摸瓜，找寄信的信封来查对，有几个信封上也没有寄信地点和人名，有两张却写了寄信人，可没有地点。其中一张只写了：S.Z.CHEN。我一看高兴万分，这位老“同学”居然没有忘掉我，那我也不能再在我的笔下漏掉他，否则太不够交情了。
我在北京战犯改造所调来调去换过四次小组，和他同在一组有半年多。那是1957年过农历年时，在大除夕夜，大伙玩到半夜才去睡觉。我平日一上床，便和电灯一样，电门一闭，一会儿就昏昏入睡；我这个人脑筋很简单，不大爱去考虑研究明天该怎样去应付某一件事。这也许是多年经验告诉我，考虑得再周到，到时情况一变，自己花时间考虑出来的一套全用不上。所以养成了我不愿浪费睡眠时间去考虑明天的问题的习惯。
事情总有违反人们意志和习惯的时候。除夕夜几声鞭炮声，像炸开了我的心房房门一样，居然使我无法入睡，一幕一幕的往事，像电影一样在脑子里上演起来，简直和南宋词人蒋捷在一首《贺新郎》词中写的那样：“……记家人，软语灯边，笑涡红透。万叠城头哀怨角，吹落霜花满袖。……”不用说，谁在此时会没有一点“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的感受。蒙着头睡在我左边的陈同学，竟在被子里呜呜咽咽地哭出了声来。战犯改造所不像在监狱，可以蒙住头睡觉，如果想哭，只要不吵醒别人，也可以让你哭个痛快，万一被同组的人听到，第二天提出批评，只要不承认有什么思想问题而推到做了什么噩梦，别人也就不会追究了。据陈士章告诉我，有一次，他的一个小组长不停地问他：“夜里哭什么？”他表示不好说。后来那位组长非让他说不行，他才说：“我说出来你可不要生气，我昨夜做梦梦见你死了，我舍不得你，所以哭了起来。”谁又能证明他做的不是这样的噩梦呢？
大年除夕夜，犯人在蒙头哭泣，谁都知道这是在想家。第二天，我悄悄地告诉他：“昨夜鞭炮声中我哭了。”他也就坦白承认他也哭了。我便顺手在一张小纸上写了一首七绝，他一看马上把它撕掉，并用力在我手上捏一下，说：“你还怕挨批挨得不够，写下这些东西让人来斗你。”我点点头表示谢意。这首诗前两句我一直也想不起来，只有后两句还有一点印象：“……狱里思家同有泪，深宵对泣不为贫。”
“在劫难逃”是天数
说句良心话，虽然毛主席说过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我却认为我当了战犯后所受待遇，比我过去对待政治犯要好得多，起码不挨打挨骂，还吃得上中等伙食，除了想家会流流眼泪外，别的事是不会这样伤心的。
我一听到陈士章告诉我，他每到过旧历年总得哭几场，年年如此，我便认定这是一个可交之友。我的多年经验告诉我，一个对父母不孝、对妻子儿女无情的人，肯定是一个坏人，绝不能和他交朋友。你想，一个对父母妻儿无情的人，会对朋友讲义气吗？
自听过陈士章的哭声之后，我便有心与他往来，但在没有释放前，不管是战犯还是罪犯，总是提心吊胆怕人抓辫子的；特别是一些严重的思想问题，一旦被人揭发，即使不影响前途，也不会罪上加罪，但检讨批评这一关就不能轻易通过。说句老实话，在没有得到自由之前，谁会对共产党讲过的话能毫不怀疑完全相信呢？因为这是和自己打过仗或被自己抓过杀过的敌人嘛！对陈士章，我也存在着“未可全抛一片心”、多少留一点的想法，倒是他看我肯和他谈出一些思想问题，这位老实而忠厚的农民出身的同学，对我却是无话不谈。
有一天，我听到和陈士章同隶属于第七兵团的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告诉我，陈是一个临阵脱逃的胆小鬼，结果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逃了第一次逃不了第二次，不过多享几个月的福，又和我们见面了。陈士章自己也不否认他跑了又被抓的事，但他则认为是“在劫难逃”，实乃天数也，非人力可挽回。
我对这位“同学”这一不平凡的经历，当然非常有兴趣，总想和他详细谈谈。几次有一点时间可以谈，但每次都有几位那样爱凑热闹的“同学”插进来；当然，不都是想找批评别人的材料的，甚至还是加入进来“摆龙门阵”（四川人称闲聊天为摆龙门阵）。像王泽浚就说过，第七兵团中，军长有的被打死，有的被俘，有的逃跑……一说到劲头上，他袖子向上一捋：“格老子！还有一位在突围突不出去时，竟叫副官打开皮箱取出中将衔的将官大礼服穿上，所有勋章奖章挂好，布鞋换成皮靴，向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行了一个军礼，准备‘成仁’。当他正举起手枪要向自己头上射击时，大大出他意料，夺下他的手枪的居然是摸进他指挥所碉堡的解放军。”那位被他说的六十四军军长把头一偏，马上站起来，朝王泽浚“呸”了一声，悄悄走了。当然，这会引起我们轻声笑一阵子。但我想让陈士章谈他的事，却没有时间了，大家只好拍拍屁股上的灰尘，各回寝室。
天下事往往会出人意料，1959年秋天，正是北京天高气爽的干燥季节。我患外痔多年，这可能是几年来坐牢坐出来的。过去我坐办公室从来没规规矩矩坐过半天，现在一坐几年，当我发觉裤上常有血迹时，医生一看，决定把我送医院动手术。同时，陈士章也因为患有小肠疝气，常常痛得直立不起来。我因为一向身体健康，缺乏医学常识，第一次听到陈在劳动时捂住下身叫痛时，我忙问他怎样？他只简单回答我：“肠子出来了！”这一下真把我大骇一跳，我想这还得了！马上去喊护士长，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他这一惊人消息。没有料到护士长竟满不在乎地告诉我：快扶他回去休息。我说：“肠子出来了，不上医院行吗？”护士长笑笑：“他是小肠疝气，小肠下坠到肾囊里去了，不是肠子跑到体外，先休息一下就会好的。”后来这件事被人当成了笑话，曾扩情就常常对我说：“看！我的肠子又出来了！”说完，他从床上取出一根像蛇一样的皮带束在小腹上，就没事了。
当医生和战犯改造所的领导选择了秋天为我割外痔时，也决定给陈士章的疝气做一次根治手术。我们两人同被送去住医院时，我真高兴，这样我们不但可以把病治好，而且可以畅谈几天几夜。
天涯游子乡情重
公安部的医院设在北京复兴门，后来对外开放，老百姓也可以去看病，就改成复兴医院。除公安部的职工看病还是一样方便外，原来在三楼留下给在北京重要犯人看病的病房还照样保留。这里除进门处坐有一位管理员怕别的人闯进来外，八间病房面对面关得紧紧的，开饭送水时，一个个打开。平时没有人来，医生是逐房去看病。有的病房是一张病床，有的两张床。而我和陈士章住的是一间有三张床的大房。进去时管理员只告诉我们，谈话时一定要把声音放轻，对方听到就行，绝不能大声谈话。这无疑是告诉我们，你们爱怎么谈就怎么谈，没有人要偷听，但也不能让隔壁房间听到，因为这儿相邻居住的犯人都是互相不能交谈往来的。
第一天，医生给我和他准备动手术的部位画一草图，再由护士给我们剃去阴毛，告诉我们要第二天下午才动手术。这样我就有机会详细问他，怎样能在层层包围中临阵脱逃的传奇性经历了。
我刚把笔记本取出来，准备用速记方法把他讲的东西简单记下，不料房门忽然打开，管理员送来几本画报。我们只好先看看，因为他告诉我们，明天还要来换。
陈士章翻看的一本《人民画报》上刊出几张赵州有名的大石拱桥，他那种激动的心情把我都吓一跳，我以为他看到与他有关的什么大事。他急急忙忙把我拉过去：“看！看！这就是我们家乡的那座大石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对自己家乡风物竟会那么热爱，那种深厚的感情，就像见到亲人一样。
他边看边激动地告诉我，他就是河北赵州人，他小时候常常光着屁股和许多小朋友在桥上玩。他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我常在上面撒尿的地方，今天成了举世闻名的古迹，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历史名胜。这是我家乡的东西，我也一同感到光荣。”他不止一次向我表示，有朝一日得到自由，一定要回家去看看这座石桥，一定要在它上面走上几遍，还要拍几张照片保留下来。“也不要忘记在上面撒一泡尿，享受一下童年时代的乐趣！”我用开玩笑的口吻给他补上一句。他笑，我也笑了。
第二天一起床，他又翻看那本画报，我有点不高兴了，便问他一句：“老看它做什么？”他还是不放下，并拿到我面前指着那幅石桥图说：“过去我只听老人说这座桥是鲁班爷造的，今天才知道是石匠李春的精心杰作，而且是建于隋代，它有50多米长，横跨90多米的河面，历时1000多年还完好如故。老人们还说张果老曾骑驴在这座桥上走过呢；还有……”我不等他说完便插上几句：鲁班是木匠，怎么会修石桥，张果老骑驴是从卢沟桥上走过，还有柴王爷推车压了一条沟也是卢沟桥，不是赵州的安济桥。
我的话好像是刺痛了他什么地方一样，他马上还击：“张果老不能先走过赵州桥才来到卢沟桥吗？”我本还想顶他几句，两桥建立差几百年，怎么能联系得上，但一看到他那一股热爱故乡风物的淳朴心情，便马上改口：“可能张果老是先走过卢沟桥又到赵州桥的，因为卢沟桥比赵州桥要修建晚好些年，他走过了卢沟桥还感到不满足，又去了一趟比卢沟桥更好的赵州桥。”
他的脸色转变得温和起来了。虽然都是在胡扯一顿，但也有点像当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父亲，硬叫为他演生日戏的戏班子唱《关公战秦琼》一样，不管汉将唐将，秦琼是俺山东的，就得让他在戏台上打败一次山西的关云长才感到快意。
什么叫怀乡之情？过去我不懂，这次我才看出一个天涯游子对自己故乡的一草一木是那么热爱。我相信，在陈士章的心中，肯定赵州的泥土比任何地方不同而能发出香气，因为他是在那儿长大的啊！
淮海一战成俘虏
我们两人的患处动手术都很顺利，第二天下午先后被从手术室送了回来，不过我得吃几天流食，每天五次。他比我轻松得多，因而我能听他讲被围脱逃和第二次被俘的经过。
一开始，他竟从淮海战役怎样部署，以及动员了7个兵团，30个军，75个师讲起。可能他忘记了，我和指挥这一战役的统帅杜聿明长期在一个缝纫组工作，不会不知道这些，也许有些他不知道的情况我还比他清楚。但我懂得，如果别人津津有味地向你讲什么时，即使你知道的比他多，也不能表示自己早知道，这样会立刻使对方的情绪一落千丈，该说的也不说了。所以，我爱在客室中挂一幅扬州八怪郑板桥写的《难得糊涂》，他在这四个大字下写了几行小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如果爱卖弄聪明，别人就不会和你讲故事了，只有耐心听，知道的事多听一次不会没有收获。所以多年来我能搜集到许许多多的奇闻轶事，可能全靠郑老先生这几句话的指点。他告诉我，国军动员兵力号称百万，而杜聿明告诉我的却是在80万之下，我相信这个数目是可靠的，他多说了20万，反正不是清点人数，说一句就过去了。说了一大篇战场部署和变化，他总算落实到他所隶属的第七兵团。
这个兵团是在这一大战中第一个被歼灭的兵团，也是这一战役中，解放军首战告捷打死了兵团司令，是引起了全国和全世界震惊的大事，因为这是双方主力决战，关系到国民党的存亡。当初这些身统大军的将领都认为，和有飞机军舰的日本军都拼过，难道还打不过靠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
第七兵团原司令区寿年被解放军活捉之后，许多人还不服气，认为区寿年太草包了。黄百韬晋升第七兵团司令时说过：“今天我统率的第七兵团，不但要洗过去失败之耻，而且肯定可以挽回整个战局。”当然，没有这种狂妄自大的心胸，是不会全军覆没到战死沙场的。
二十五军是黄百韬的主力基本部队，陈士章是跟随他多年的老部下，其余的三个军，两个广东部队，一个四川部队，都是临时拨归第七兵团指挥，浩浩荡荡十多万人，也够气派的。
陈士章告诉我，1948年11月4日，顾祝同参谋总长在徐州召开重要军事会议时，各兵团司令和各军军长都去参加了，会议主要是决定放弃海州，固守徐州，集中兵力，与解放军主力进行决战，以免被各个击败。第七兵团由新安镇向徐州撤退，负责守备徐州东南及飞机场，新安镇防务由第九绥靖区接替。他认为，如果按这一计划把兵力集中，上有飞机，下有坦克大炮，这一场主力决战，虽不能肯定彻底打垮解放军，至少可以击溃大部分解放军主力，绝不会遭到那样惨败。他说早在1948年过中秋节第二天，农历八月十六日，黄百韬在新安镇做50岁生日大庆时，六十三、六十四两个军刚调来不久，黄借此举行联欢，几个军的营长以上军官都被邀去为黄祝寿。黄在祝酒时高兴地说：“敌人装备远不如我，竟越战越强，我军处处占优势却转攻为守，其中原因固多，主要是战略战术有问题，单纯防御是挨打战术，我们必须发挥主动精神以攻为守，才能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但一定要互相支援，团结一致……”
王洪九狼狈逃难
11月5日，徐州会议后，第七兵团便决定从新安镇撤向徐州。第三天，正要出发忽接到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的电话。他告诉黄百韬，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的两个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基沣，率领第五十九军两个师、第七十七军一个半师共两万多人，在台儿庄、贾汪防地起义，徐州的东北大门敞开了，要黄百韬立即率部赶赴徐州，按原定计划防守徐州东南及飞机场。
黄百韬接到这一电话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像瘫痪了一样。陈士章被找去，黄告诉他这惊人的坏消息时，陈也久久说不出话来。这时，刘峙又来电话说第九绥靖区撤退到新安镇后，由第七兵团掩护，一同撤退到徐州。黄问第九绥靖区何时才能到新安镇？第七兵团何时才能撤退？刘峙的答复很含糊，因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第九绥靖区李延年部何时才能撤退到新安镇。
黄百韬对刘峙的回答极为不满，气得把电话耳机摔在桌上。据说国军的电话耳机经常要补充，大概多是这样摔坏了的。
陈士章一看这情况，知道大事不好却不便做声，黄百韬长长地叹了一声气，才气愤地说：刘峙这个大胖猪是有名的“长腿将军”，未败先跑，一向优柔寡断，毫无主见，在此党国存亡之生死关头，用这种蠢猪来指挥这样大的决战，是自取灭亡！
陈士章刚向黄百韬行了一个室内敬礼准备走出时，徐州又来电话，黄把手一招，示意陈不要走，看看又有什么。这次不是刘峙亲自打的，而是他的参谋长李树正告诉黄，由连云港西撤之第一〇〇军周志道部和川军四十四军王泽浚部，不日即可到新安镇，这两个军都拨归第七兵团指挥，布置西撤事宜。黄听了既高兴多了两个军，但又焦急不知他们何时才能到达。他和陈士章商议，西撤时注意一定要完整地保持住二十五军这个基本部队不能受损失，因该军第一四八师早在宿县被解放军消灭过不少，刚补充起来，不能再吃亏了。
陈士章刚又要走，只听一个副官跑进来说，临沂专员王洪九请见。黄点点头，副官出去领了一个人进来。他光着头，上身只穿一件白单褂，下身穿一条灰制服裤，一只脚上有鞋袜，另一只脚连鞋都没有，只套半截袜子在脚背上，没有袜底了，满身满腿都是泥斑，那副狼狈样子就甭提有多难看了。他一见黄百韬，连哭带说地向黄报告，他所统率的几县保安团队在郯城被解放军一下都消灭掉了，他化装逃跑了两天才跑到新安镇。黄责问他，为什么不坚守郯城，等待救援就一个人跑了？他说：“你们不知道解放军像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一样，还没有弄清楚，临沂专员公署就被包围了，你们不知道这些军队多么厉害……”他的话还没有说完，黄把桌子一拍：“少来宣传这些，你这胆小鬼！以后再追究你的责任，下去换换衣服休息好再说。”
战未开两军先逃
黄这时才知道解放军已发动攻势了，而新拨的两个军还没来，他决心不等他们到达便下令将辎重和军械弹药及非主要人员立即乘汽车先撤退，因从新安镇到徐州要通过运河，大部队过河是很缓慢的。
陈看到这一情景，立刻想到小时候听老年人说，县太爷如何威风神气，比县太爷大的府台大人就更是了不起了，今天他看到的王洪九这位临沂专员，不和过去统辖几个县的府台大人一个样大吗？如果在街上见了，不认为是什么地方逃荒的叫花子才怪呢！不过王洪九这一身打扮，早给他提示了一个好经验：万一遇到什么不利时，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吗？我想他能临阵脱逃，化装走出重围，王洪九可能是他的老师了。后来据说这位专员大人，那天晚上正从衙门溜到城外一个新结婚的小学校长那里去“私访”，当这位专员还在温柔乡中，听到枪炮声大作，才匆忙爬起来就跑，结果方向没弄清，晕头转向跑了两天才跑到新安镇，这也算是爱风流的男人少遇到的“坏事变好事”，没有在衙门里睡觉，才能在层层包围下死里逃生。固守徐州以吸引解放军主力的计划决定后，刘峙即命令第二兵团邱清泉部迅速放弃鲁西，但邱不同意固守徐州的计划。因为在那次军事会议上，黄百韬提出守徐州弃海州，他就反对过，所以他迟迟不遵命撤退。等到听说冯治安部有两个副司令率部起义了，他才慌了手脚，在惊慌失措中他把拨归他指挥的刘汝明系统的五十五军一八一师都忘记了，匆匆撤退时，也不通知该师一同撤退，致使该师于菏泽防地被解放军歼灭，师长米文和被活捉。一谈到这里，陈士章又禁不住长叹一声：“这样一场关系党国存亡的大战，序战未开，先跑了两个军，又丢掉一个战斗力很强的一八一师，怎能不全部失败！”
自王洪九跑到新安镇报告郯城失守的情况后，由于他为了推卸责任，把解放军说得更加神乎其神，第七兵团的几个军长一听，便各有各的打算。保全自己的实力，这是起码的常识，也是国民党军队中统领军队的人起码的标准。首先是一〇〇军军长周志道坚决要求，架桥纵队为他指挥，先在炮车火车站以西小河上架桥，才能在撤退时方便，否则不敢占领炮车，担任掩护。其次是六十三军军长陈章自请由窑湾镇渡河，以免共走一个铁路桥，拥挤不堪，耽误撤退。黄百韬以为，这样左侧背可以借六十三军为掩护，但未考虑到渡河船只问题。由于一个军渡河不但时间长，而且都有未战先逃的思想，所以等该军正在一船一船地横渡时，在苏北的解放军闻知迅速赶来，几天工夫就将该军全部消灭，军长陈章阵亡。
催命符下战情烈
第四十四军王泽浚部拖带大批地方行政人员和家属及地主、学生等达十多万，这么多非战斗人员在通过运河铁桥时，更争先恐后不听指挥，把铁桥堵得无法通过，解放军的炮弹直向铁桥两侧的军队飞来，二十五军尚未过河，被打死的与掉到河里的已近一半。
黄百韬一看这混乱的样子，又慌忙下令各军自为一纵队，一面行进，一面整顿收容。到达碾庄墟的时候，各军莫不叫苦连天。黄即命令各军迅速向大许家兼程前进，并匆匆开会分配到达大许家后的防御地区，怕解放军追上来，临时又来个措手不及。他分配给六十四军一个小土山，这位军长坚决反对，因他听说那个土山是三国时关羽被曹操围困的那座土山，当年的关羽便是在这里投降曹操的，他害怕又在这里来一次历史的重演。陈士章也主张尽可能快撤走，尽力兼程奔赴徐州，则一切都解决了。他向黄百韬提出：西走一里好一里。过去豫东之役，二十五军和七十二军阵地只隔20里，炮火相连接，但终冲不开共军的隔绝。万一被围，梦想邱清泉兵团远道来援，恐不可能。黄气愤地说：“豫东战役不是冲不开而是不冲，现在不用说20里，相隔5里，邱清泉也不会来救我们的，恐怕只有杜聿明还能照顾我们。”
这些军长正在争论不下时，蒋介石忽然派人送来一封亲笔信，黄立即让各军军长都看了一下，大家口中虽不敢说什么，但心里却在嘀咕，这不等于一张催命符吗？无非叫大家拼老命罢了！紧接着徐州总部也来电话，叫第七兵团在碾庄墟固守，怕一路之上被解放军尾追到徐州附近，使整个部署都被打乱。这样，黄百韬便又开会分配各军任务。
11月10日起，解放军对碾庄墟第二兵团的包围又告完成，并发现有九个纵队的番号。序战开始，这些残破不全的军，战斗力仍相当顽强。南京方面为了使碾庄墟空、地协同更为密切，特派空军总司令部通讯科张科长乘飞机到碾庄上空进行联络，并准备空投一部陆空通讯电台。没有料到，飞机被解放军高射炮击伤，张科长便带着电台一同跳伞下来。黄百韬见到张后，高兴异常，连呼：“此乃天助我也！”
自张科长到碾庄后，陆空联络更加密切。哪一处阵地紧张，空军立即应援进行轰炸扫射，空中发现情况也立刻通知地面部队。解放军虽猛烈进攻，但仍不能占领碾庄，双方死亡均相当惨重。据陈士章回忆，他带兵那么多年，打过不少的仗，但像碾庄这样的猛烈战斗，死伤之多，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时，顾祝同、刘峙便对外大吹大擂，宣传什么：“碾庄墟大捷！”何应钦也拍案叫嚷：“黄百韬真是英雄！”接着是空投勋章、慰劳品等等。
17日，顾祝同亲自飞往碾庄墟上空与黄百韬通话。顾告诉黄：邱清泉、李弥两兵刚在陇海路两侧被阻截，不能来救援，希望黄率部突围出去与邱、李会合。黄一听知道这是在告诉他，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时候了。他便表示：“我一定对得起校长和总长，不惜牺牲战斗到底！”但顾祝同走后，黄却向陈士章说：“反正是个完，突什么围，送这狼狈样子给邱清泉去看，让他快意吗？最后不过一死，也对得起党国，也叫黄埔同学看看，不要再钩心斗角只图私利，万一能由此而转危为安，也是我们的贡献。”
“常胜将军”阵中亡
战斗到18日，因空军没有能炸断运河大铁桥，解放军的增援部队陆续开来，每天对碾庄墟所发射的炮弹达三万多发，这大出黄百韬等的意料。几天时间，只有几条街的小镇已成一片瓦砾，指挥官躲在地堡里，电话常常叫不通。但空投下来的《中央日报》上，还在头版头条新闻中大肆宣传“碾庄墟一再大捷”的“好消息”，把黄百韬说成是“常胜将军”……黄看了只是苦笑。名声虽一天比一天吹得更大，但他却一天比一天消瘦。
20日夜间，黄百韬的兵团司令部也被攻破，他仍偕同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廷宴、参谋长魏翱冲了出来，绕道到村东第六十四军军部。22日下午，六十四军军部也被攻入，黄仍企图顽抗，结果被当场击毙，不少高级将领均被活捉。
陈士章是在20日下午做好了逃走的准备，他一看大势已去，再也无法支撑，便将一套农民服装换上，于21日上午混在难民中逃出了碾庄墟。沿途他多次被搜索部队盘查，因为他不但化装像农民，而且背的农具能使用，所以能不受阻拦，逃出重围。他说最险的一次是遇到解放军解送的俘虏中，有些是二十五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虽看出他来，但未检举他去立功劳。他认为这是他平日待人诚挚，对部下从不苛刻，所以在关键时刻，这些人没有出卖他。他跑出了解放军的包围后，便向西边奔跑，据他自己说，这时他才体会到什么叫“丧家之犬”的辛酸滋味，连头上的太阳看上去也黄蒙蒙的，真正是日月无光。
他刚逃出不远，便被国民党的搜索部队捉住了，一听说他是什么军长，这可不能随便处理，马上把他送到了大许家站东面麻谷子镇第十三兵团第八军军部。军长周开成一看到他，两个人紧紧抱住，几乎失声痛哭。他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告诉周开成第七兵团在碾庄墟的惨痛遭遇，并质问周为什么不去救援，看着他们被歼灭？周听了很不服气地说：“你看看我这一个军为了去支援你们，牺牲了快一半了，才把这个200多户人家的麻谷子攻占下来。杜聿明、李弥都亲自跑到这里来督战，他们两人一再命令我：总统和总长都有指示，救援黄百韬兵团如有畏缩不前者，以军法从事！你看我这个军的二三七师和一七〇师，哪个师有一个团不是只剩下一个营了。花几千人的生命才攻下麻谷子，刚刚由一七〇师攻下大小塔山，我就跟着去前沿阵地一看，碾庄墟只看到一片火海，最后只听到断断续续的枪声，这不是分明告诉我，黄百韬兵团已经完蛋了，我还去支援什么！”
这时，陈士章才知道，他们被包围后，一直收到徐州的电报，说已派出大部队支援，他原来以为是敷衍他们，现在看到尸横遍野，麻谷子村前一条小河，水都染成了红色，尸体几乎都快把河填满了，战况之激烈，可以想见。
“多年恶疾庆根除”
周开成告诉陈，比陈早几小时，一〇〇军军长周志道也化装逃出来，他派车送他去徐州了，他也准备送陈去徐州。陈坚决请求他派几辆坦克车，让他带领冲到碾庄墟寻找黄百韬。周认为那太危险了，陈表示为了寻找和救出黄，他死了也无怨言。周只好派三辆坦克让陈坐上去找黄，结果冲不进碾庄。因为解放军占领碾庄后，马上就修筑起工事，防阻支援部队前进。那个驾驶坦克车的连长也一再劝陈不要再去冒险，因解放军也有反坦克炮，遇上就麻烦了。陈因为不是自己的队伍，借人家的东西损失了不好交代，便在冲不进去时退了回来。
他逃回南京去，见了蒋介石等。蒋对他自然慰勉一番，并决定恢复二十五军建制，仍由他任军长。黄百韬的追悼大会也在南京隆重举行。
他告诉我，他逃出后，见到许多亲友都大吃一惊，因为六十三军军长陈章比他少一个士字。陈章战死的消息传出后，许多人以为是他被打死了。因为陈章接替林湛任军长的时间不长，许多人不知道第七兵团的军长中有两个人同姓而名只一字之差，所以闹出过一场误会。
他的新军在福建还没有训练好，福建解放。他这次没有能逃走，他原来把安置在厦门鼓浪屿的家眷送往台湾前，也做过一些准备，但退路是大海，他既不会撑船也不会游泳，所以被活捉。当然，他归结这是“在劫难逃”。
我希望知道的事，几天时间中可以说讲得相当详细，我的日记本上也比平日写得多一倍。等到我们出院时，他就听我讲笑话。当我提起笔来，准备写一首诗，以纪念这次痔疮手术的时候，他站在桌旁看我刚写上：“多年恶疾庆根除，顿觉周身别样舒……”他便把我的笔夺过去：“你们真太那个了，看一场电影、领一套新衣、看一次病都要写一张墙报，这是干什么？你写了我也得写，这次就算了，你省点事，我也省点事。”我点点头，同意他的意见，所以日记中只留下这两句。
出医院的那天，我自己都有点好笑。我们上医院时，管理员要我们穿整齐点，所以我们都把自己包袱里最好的衣服换上。回去时，医生和护士与管理员一道送我们上汽车，一辆伏尔加牌新车停在医院门口，我和他都挺起腰杆从电梯走出时，许多在医院看病的居民看到我俩那副神气样子，由医护人员一直陪送到小汽车上，还以为是什么首长呢！不过要留心点的人便可看出，我们没有起码的礼貌，没有和任何人握一握手便钻进车内去了。也许会有人认为我们是从医院的“传染病隔离病房”出来的，害怕把病毒传染给别人，所以不和人握手。谁知道医生、护士所害怕的，并不是我们身体上有什么传染病，而是我们脑子里的病还没有完全治疗好的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