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意改造，非为过关
许多外国人到中国来参观时，都爱找特赦战犯杜聿明、溥仪、宋希濂等谈谈，他们大都是怀着一种好奇和怀疑的心情，希望知道一点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把国民党百万大军的统帅以及中国末代皇帝和特务头子等改造过来的。例如英国蒙巴顿勋爵，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与杜聿明在许多地方见到过，他知道杜是忠心耿耿地拥护校长蒋介石的。他开始听人说，杜聿明在战犯所改造时表现很好，第一批得到特赦，他不大相信，非亲自见见不可。一见之下，看到杜聿明前后判若两人，他思考很久之后，承认共产党的改造政策的确有独到之处。
一些仍处于封建社会制度的什么国王、亲王之类的人，便希望找溥仪谈谈，研究一下皇帝如何能心甘情愿当平民的。
我不及他们接见的外宾多，总共不过三次，一次是澳大利亚两个大学教授，他们是研究共产党的改造政策，找了溥仪、溥杰、杜聿明等谈过之后才找我的；另有几个从日本来的记者，是读了一本叫《红岩》的小说之后，想见见这本书中描写的杀人不眨眼的军统大特务严醉，究竟长得多么可怕，又是怎样转变思想而得到特赦的。
还有几个是抗战时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工作的美国人。他们过去长期和我打交道，他们到中国旅游时，听说我还活着，便抱着好奇心请求见我一面，居然能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和我一道拍了许多照片，带回去给过去在中美所工作过的、与我认识的美国朋友看。
更多的当然是我前年（1981）赴香港时，许多人当面问我，是不是真心诚意认为中共的改造政策的确能使人改变过来，或者只是为了求得自由，装出一套过了关。他们很坦白地说，在北京你不敢讲的话，到香港可以畅所欲言，他们可以绝对保密不告诉别人。我的回答，还是和在北京见到外宾的回答一个样，一句话，一切都是真的。
新旧对比，改造有成
究竟是什么力量能使这些人在十年左右的时间来一个180度的转变，杜聿明等跟随蒋介石20多年，我也有18年，怎么只用一半或一半不到的时间就会使人转变得如此彻底呢？我和杜聿明、宋希濂、溥仪、溥杰等都只是把自己在改造过程中思想是怎样由一点点的变化到全部变化谈出来，而没有总结出一套东西，更没有指出在什么情况下引起的变化最大最为有力。说句老实话，我们都没有认真去总结过，相反，是和我们接触过的许多外国人，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得出一条相类似的经验总结，那就是中共改造战犯的一个高招是“参观”。
根据是这样：仅仅从革命人道主义出发，在生活上给予优待，这些人并不稀罕，因为这些人过去的生活比这好几倍甚至几十倍，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只是小恩小惠，微不足道。
如果从不打不骂不侮辱来看，那也只能使他们能安静地生活下去，与思想转变关系不但不大，有时还容易使之停滞不前或满不在乎依旧我行我素。
如果专门从劳动锻炼来改造这些人，那只会引起这些人的反感甚至反抗，这些人一半以上是在被俘前后自杀过的，他们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如强迫他们去劳动，肯定不会触动他们那种“不成功便成仁”的传统顽固思想。这些人是长期充当上层统治者，多年来养成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习惯，怎么会甘心成天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如果只是靠学习啃书本，读报纸，虽然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真理，要这些人能真正去接受，那就不是十年二十年，可能学到最后也联系不到内心深处的思想境界，来一个对过去全盘否定的大转变。
当我得知许多外国朋友总结出，通过参观而使我们的思想起了重大变化这一情况，我虽然一向认为外国月亮并不比中国月亮圆，但对他们作的这一结论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当然我不认为他们比我们聪明，但中国有句老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相信这是真理，我们是处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每当我回忆起我们集中改造后，一听到宣布要让我们去参观工厂、学校等的时候，那股高兴的劲头，可以说是当犯人以来所没有过的。负责人在宣布让我们参观时，总要说这样一句话：社会是学校，现在让你们进一下这个学校，这对你们加速改造将有所帮助，希望你们去好好学习。
“社会是学校”，这句话我的确是深有体会。因为战犯改造所改造我们时，每天读文件、报纸等，都是靠我们去无师自通，改造所只有领导人和管理员，没有教员，也从来没有人给我们上马列主义课。如果靠我们互相来提高，那将是变成扯不完的皮。因为这些人当中，大都自视甚高，“老子天下第二”（校长老先生第一）的思想很浓厚，谁也不佩服谁，凭几本书，肯定越改造会越糊涂。〇〇五三同学那种“一切循环不已，共产主义社会又要回到原始社会”的论调，以及第三兵团司令张淦坚信董仲舒告诉汉武帝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在许多人听来还是认为对的。
进一进社会学校，去看看实实在在的东西，对比对比过去，这比什么经典著作对这些战犯能起到的作用都大得多。
记得我在1964年去西北参观时，我说我在新中国成立前从西安乘汽车去兰州，看到平凉附近一个村庄许多人在地里劳动，一看到我的汽车经过，不少人赶紧蹲了下去，我还以为这些人要在地上拾砖头砸我。随同我一道的一位在甘肃工作的旧部告诉我，这些人蹲下去是因为她们没有穿裤子。我不相信，停车一看，果真有不少十几岁的姑娘，全身晒成棕色，都一丝不挂在劳动……
我刚把这一情况说出一半，马上有一位青年干部气愤地说我是在侮辱西北女孩子，哪会有这种事！幸好同去的杜聿明等马上证实，的确如此，才免了一场纠纷。而过去旧社会我们所熟悉的一切，现在年轻人都不了解，所以我们在参观中，只要做一做新旧对比，我们就会很自然地相信“制度不同一切就改变了”这一条规律。如果不参观，仅仅从报上看到有长江大桥，我们会相信吗？当然，学习报纸时，我们也会认为这是了不起的伟大建设成就；有几个人心中不在想：报纸嘛，总归是报纸，今天是政府办的报，谁能去戳穿它。这一套咱们玩惯了，甭在我们面前班门弄斧，要讲宣传，咱们能把死人描写成活人，大灾之年描写成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可是一旦让我们亲自去看看，我们往往半遮半露地暴露一下过去不相信报纸的种种思想，结论是“耳闻不如目见嘛”！一切就这样掩护过去了。
身份不同，接待不同
通过参观而加速战犯思想改造，这的确是一手高招，想出这一办法的人，可以说和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一样胆大。说来容易，做起来真是麻而又烦，很不简单，万一出了问题，不只是前功尽弃，对政府的威信损失尤其不可估量。我记得当许多老百姓在得知我们这些人都没有按照“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一千古传统办法被处理时，曾气愤地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如果把成百的国民党战犯带到百货公司去参观，既不能像什么展览会预展一样，只让少数人先看看提意见后再公开展览，又不能因接待战犯参观而停止营业，当然也不能让群众“肃静回避”，这许多三山五岳之徒，混在拥有上千人的大商店去参观，万一有少数逃走，不说全部一哄而散，那在社会上在群众中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所以，这一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参观是一件极为繁重的工作，没有这种魄力，没有东西让这些人看了产生好感，从思想上起变化，我相信谁也不会轻易做出这样一个决策。
成百的战犯去外地参观，乘车、住宿等安排虽麻烦，但还没有被指定去参观的单位感到紧张，因为要让这些人看出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被指定去的单位就具有代表性了。所以一些指定让参观的单位，一接到通知，既感到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中央看中了这个单位，这是一项光荣任务，担心的是事与愿违，得出相反的结果负不起责。还多少有点怕和这些老爷打交道，说话重不得，轻不得，太讲原则了，达不到要求，太灵活了，又怕挨批。拿我在北京先后三次参观某一大钢铁公司为例，在向战犯们介绍情况时就煞费苦心。
我以战犯的身份去参观时，这个公司的领导人把我们安排在一间大会议室的一端，像对小学生讲课一样，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壮一壮胆似的，才一字一句铿锵有力地说：“现在我把本公司的情况，讲给你们听听……”他停顿一下，看我们每个人都拿起笔记本，低着头在认真地记录，谁也没有顾得上看他紧张的脸孔，这时，他才再轻松地抽上一口烟，声音也不那么装腔作势了。不过说到最后一句时，可能是经过一番讨论研究之后才确定下来，非如此说，不足以表明彼此之间是存在着敌我矛盾，否则立场不够鲜明。所以还和开始一样，一字一句都那么有力，也可以说是吃力吧：“你们参观之后，一定要认真学习工人阶级这种忘我的劳动精神，好好改造，将来也能为祖国建设做出贡献。”（注意：不是现在，是讲将来）
我第二次去这家公司参观时，是特赦后以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身份去的。同一地方，还是坐在大会议室的桌旁，有清茶一杯，还是那位领导人，语气就完全不同了，除出现了“欢迎”这一名词外，还加上“请提宝贵意见”。
我第三次再去这家公司视察，是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去的。接待的地方是有沙发的大会客室，清茶之外还有上等香烟。因事隔多年，介绍情况的人换了，也许是主要负责人亲自主持，口气就大大不同了，什么“欢迎首长光临指导”、“向首长们汇报”，以及“敬请批评”等都很顺当地滚滚而来，既不紧张也不那么吃力，自然听起来非常悦耳。
同时，有人为我们打开汽车门，恭送如仪。车上有位和我一同去过三次的老同学问我：“人家今天还请我们提宝贵意见，你有什么感想？”“送一副现成的老对联。”“什么对联？”“坐，请坐，请上坐。茶，泡茶，泡好茶。这就是我亲身的体会和感想。”
旧时汽车，触景伤情
战犯们参观工厂、学校、商店……的时候，我们是看东西，而别人却是看我们这一群怪物，有时一个车间的工人全部停止工作，有时连下班的工人也从家中赶来，甚至附近的居民会两旁站得满满的。他们看出了什么我不清楚，可能认为这些人一定比别人生得不同吧！有一次，我倒听到一个小姑娘向另一个排开众人想挤到前面的小姑娘说：“没有什么稀奇，和普通人一个样！”可能这位小姑娘认为这些人不是红眉毛绿眼睛便是杀气腾腾或烟容满面，结果使她大失所望，原来战犯是和普通人一个样。
参观是加速改造战犯的一条捷径，虽然在之前战犯们自己还没有察觉，可是改造所却是十分重视的。从集中学习直到1975年全部特赦在押战犯为止，除“十年浩劫”不算外，几乎经常要组织参观，也就是去进进社会学校，而规模最大、行程最远、时间最长的，当然是去东北和武汉那一次了。
这次集中了山东、四川、西安等几个战犯改造所中军长级以上和少数高级文官，连同北京战犯所的全部100多名，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行前除举行多次座谈，讨论应注意事项外，还由每人写了一份“参观保证书”，主要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准随便脱离集体单独活动，见到亲友等熟人不能随便招呼，如愿意与亲友等见面，须报请批准等之外，最特别的、也可能是上级领导指示的，要在参观时不要触景伤情。这可能是总结了多年经验，犯人容易触景伤情。我在云南时，就发生过这样一件小小的触景而伤了情的事。
有一天大雨过后，监狱的下水道不通了，满地是水，便组织犯人到高墙外挖通一条水沟，我也去了。忽然一辆漂亮的小汽车飞驰而过，它溅起的泥水弄得我和许多犯人满面满身。我定睛一看，立即产生一种平生没有过的激动，因为那正是我几个月前天天乘坐的车。我一边擦脸上、身上的泥水，一边顺口念了一句“无可奈何劳动去，似曾相识汽车来”。立刻就有人把这话反映上去了。晚上，昆明军管会有位负责人找我去谈话，问我今天出外去排水遇到什么没有？我如实照说了，并告诉他这两句是把北宋词人晏殊的词句改了一下，不是我做的什么反动诗。他听了只是笑笑说，这种容易使你触景伤情的事今后可能还会有，一定要正确对待，不要难过，也不是什么反不反动的问题，不要小题大做，就这样不了了之。我以后遇到什么便若无其事，免惹麻烦。
旧貌新颜，令人激动
这次出去大规模参观，要经过几个省市，所到之处，大都是国民党中这些文臣武将的旧游之地，触景伤情之事，将是无日无之、无处无之。若不先规定一下，说不定会产生什么不可想象的意外事件。因为像我遇到似曾相识的汽车，因它风驰电掣而过，只是一瞬的事，如果遇到似曾相识的洋楼，看到被别人居住，一定会产生“王侯第宅皆新主”的感叹。
从北京驶出的特快列车到达沈阳车站后，许多战犯的眼光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曾经在东北显赫一时的杜聿明、范汉杰、廖耀湘等人身上。杜聿明警惕性是很高的，他乘汽车经过过去作为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部办公大楼时，一点也不激动，就像天天看改造所的学习室一样，毫无表情。想从他身上找出头发丝那么细的思想问题也没有能找出来，真高明！
战犯们参观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像进学校去学习一样，所以参观之后，便抓紧时间谈学习心得和感想体会等。杜聿明参观后第一次发言表示，使他最激动的，并不是看到昔日的办公大楼而联系起来的思想，更不是当年他乘着美国高级林肯牌轿车进出时，必有一排卫兵列队迎送，远远看到他的汽车，两个号兵便发出“立正”号音，四周立刻寂静得只听到汽车引擎发出的轻微响声，正在行进的官兵都得停下来向他敬礼。那种威风凛凛的派头，他早不屑去回顾了。当前使他感受最深的，是过去不冒烟的工厂都在冒烟，许多旧工厂扩大了多少倍，许多没有见过的工厂如雨后春笋一样矗立了起来。他滔滔不绝地追述着抗战胜利后，所看到的东北重工业区奄奄一息的惨状。
在长春参观汽车制造厂的时候，大伙对这座汽车城的确感到极大兴趣，因为过去大家都是坐惯了外国汽车，没有想到中国自己也能生产汽车了。所以当工厂的领导叫人把一辆刚装配好的解放牌卡车驶到我们面前时，杜聿明便急不可待地走过去，摘下近视眼镜仔细去看起来。领导我们去参观的管理人员，知道杜聿明带过机械化部队，对汽车感兴趣，便小声问了工厂的那位领导人后，居然叫杜上车去试试。当杜一坐入驾驶室，许多人便有点不听指挥，纷纷走过去。他们想：杜聿明能开车，我们当然也可以上车。杜聿明总算没有丢人，当他很平稳地把汽车启动后，内行人一看都暗地里叫起好来。他把车开着在试车场内兜了一圈，引来了工厂不少职工都围了上来，他跳下车后，一个劲地赞好，所有在场的人都为他这一句话而点头微笑。当然，工厂的职工们是不便和这位东北过去的统治者直接交谈，但从许多人面部的表情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人都没有表现出半点恶意，可能是事前关照过了。
参观工厂好戏连场
压轴好戏啼笑皆非
公私合营，资本家兼任厂长
我们参观的许多单位，大都是由单位的党委一类人给我们作介绍，只有在沈阳参观阀门厂时，是这个厂的资方厂长作的介绍。他一开始就先讲明白，他原本是独资经营这家工厂，以后亏本无法继续下去才公私合营，现在比过去扩大了好几倍，他作为资方代表，也就是说他还是资本家，现在由他担任厂长。
在他没有讲话之前，一看到他那肥头大耳和胖乎乎的身子，我们就估计这不是一位工农出身的干部，一听他居然很坦白地承认是资本家。也许是由于我们的立场还没有转变过来的关系，大家对他都有一种比较亲切而不是像对工农出身的干部那样只有尊敬的感情，所以他的话听起来也动听得多。特别是他讲完之后我们居然有人敢于向他问这问那，这是在别的场合下很少有过的现象，可能有一点点“本是同根生”的关系吧！
在沈阳参观时，也曾发生过一场小小的意外事件。那天我们从铁西区参观工厂回来，大家都有点累，便倒在床上等饭吃。我们所到之处，所住的地方大都是一般干部开会时的普通招待所，每间房有两三张床，甚至更多的床铺。这比我们特赦后出去参观住的高级宾馆差得很多。我们在沈阳住的这座楼房，两面临大街，可以凭窗眺望大街景色。不知是大人或小孩，也不知是有意或无意在给我们开玩笑，正当大部分人躺在床上闭目养神的时候，王耀武伸头向外一看，立刻大惊小怪地叫了一声：“快来看！”战犯们虽然连我这个年轻一点的也有40多岁，大的近70岁，但有时还会和小孩一样，有什么热闹和新鲜事，不但爱看，而且爱问，所以，王耀武一叫，便有不少人挤到窗前，顺他的手所指的地方看过去。一霎时，窗口虽挤满了人头，却变得那么寂静，几乎只听到几十人的呼吸声，而没有人愿意先打破这宁静的气氛，好让人多去思索一下一样。
什么热闹这么吸引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呢？原来王耀武发现的是我们住的楼下一片水泥地上，有人用粉笔画了许多老虎关在笼子里。其中一只最大的，还在张牙舞爪，围在它身边的中小老虎，也都是凶相毕露，似在窥察左右想逃出重围的姿态。画得虽不好，但可以看得出种种神情来。这是为什么，可能是每一个人正在思考的问题。
杯弓蛇影，战犯争相比老虎
率领我们出去参观的领导人，立刻动员招待所的勤杂人员把这幅画擦掉了，而战犯们在学习座谈时却把它当成了座谈的中心内容，几乎谁都认为可以和自己的过去联系得上。
杜聿明在第一组的座谈会上，首先承认画的那只大老虎是在影射自己，因为他过去是在东北主管军事大权的九省保安司令长官。范汉杰也联系得很巧妙，他说大老虎身边那只略小一点、只露面而不露全身的老虎指的是他，因为他被俘后，解放军的报纸上刊出的是他那张美髯公一样的头部照片。全组几乎人人都能联系上自己是什么大虎、小虎。更有趣的是组长邱行湘，在最后发言时说：“我用不着联系，因我在担任洛阳警备司令时杀人不少，所以洛阳的老百姓早就给我取了一个凶恶的外号，叫我‘邱老虎’。”
由于地上画了几只老虎，100多名战犯都自动或半自动地硬向自己身上来联系，我那个组在座谈时，自然也以此作为重点，各人生拉硬扯一番，仿佛不和老虎挂上钩，就有失身份似的。我边听边打瞌睡，所以没有争取发言，大半的人都联系了，我还在睡意蒙眬。有位特赦比我迟十来年的“进步分子”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把我一下从半睡中推醒，用坚定的立场和愤怒的口吻指责我：“你这个过去吃人连骨头都不吐的最凶狠的老虎，为什么还在装聋作哑，你忘记自己是特务头子了吗？”我揉了揉眼，把半歪的身子端正了一下：“当兵的！你难道忘记我是民国3年生的吗？”“民……”一个民字刚出口，又马上来一个紧急刹车，他掐指一算之后，才用纠正我什么严重错误的口吻质问我：“你1914年生的又怎么样？”“民国3年是甲寅年。”“1914年即使是甲寅年又怎么样！”在这一个计算出生年龄的数字上这是两种多么鲜明的对比啊！我左一个“民国3年”，右一个“民国3年”，他却不肯从他嘴里吐出“民国”两个字，好像在中国历史上不曾存在过民国。当然，最后我不得不采用摊牌的方式：“民国3年是甲寅年，寅是属老虎。仁慈和万能的上帝，早就看到我会在今天要参加这一场学习，所以早点为我安排好，让我在属虎的那年降生。这样就可以省得我再来联系。”我余兴未尽，也像他一样掐指一算：“你过去不是告诉过我，你是民国元年生的……”我的话还没说完，他急不可待地纠正：“我是1912年生的！”我好像没有听见，继续说我的：“民国元年么，是壬子年，属老鼠，即耗子年生的。”我边说边把右手高高举起，把大拇指和中拇指分开两寸左右：“嗨！老鼠就这么长。如果老鼠和比床铺还大的老虎攀亲，要寻宗认祖的话，那就不知道成了第几十代的什么什么了！”
正当他气得脸色由白转青，气呼呼地准备把小时吃奶的力量都使出来和我决斗时，我们那位足智多谋的可敬小组长马上采取了当机立断的方式，制止了这一场眼看就要形成的肉搏战。
只见他双手一伸，左手去挡他的嘴巴，右手来挡我：“好了！好了！不能再这样扯这些与今天学习不相干的小事，耽误了正常的学习，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以后有时间再谈，请别的同学继续发言。”
瞧，没有这两下子，能当这些人的学习组长吗？他把这样一场纠纷，只用“不同意见”四个字便大事化小，轻轻一带而过。如果遇到由我来掌握学习，非让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可。所以十年来，这一组长宝座总轮不到我这笨头傻脑的人头上，能说改造所的领导没有知人善用之明吗？
触景伤情，黄鹤一去不回头
在武汉参观长江大桥时，和我一样触景伤情的人真不少。因为修大桥时把黄鹤楼拆掉后还没有来得及修复，许多人竟情不自禁地背诵起崔颢的诗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似乎都有点感到缺少了什么。我又有点信口雌黄：“因为不见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回头。”这种不合时宜的话刚出口，立即有人纠正：“啊！‘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是多么震撼天地的伟大诗句，此时此地，正是高吟这种诗的时候，那些颓废的东西也该收起来了。”此言一出，众皆无言，的确太不会联系实际了。
我一看到汽车在桥上飞驰而来，这倒勾引起我一段往事。1936年，如果便有这座可通汽车、火车的大桥，当年蒋老先生手下的政学系头子、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就不会被他死对头的爪牙杀死在渡江的时候，那时只能乘小火轮或木筏子渡江。许多爱幸灾乐祸的人站在黄鹤楼上看翻船，认为是人生一大乐事。今天虽无黄鹤楼，也不用担心翻船了，再也不会因渡江遭飞来横祸。本来杨永泰之死与我毫无关系，但军统却借此一无法可破的案，硬栽到国民党另一派系的新国民党负责人之一的刘芦隐头上，使我为此而背过一阵子包袱。
那是1937年1月间，刘芦隐从广州经香港到了上海。我那时才23岁，在军统上海特区搞绑票、暗杀等工作。我奉命去绑刘。在上海三马路扬子饭店门口，因刘很机警，加上他的夫人华祝三见状除大喊大叫外，还把一大叠十元一张的钞票抛在地上，她不知道我们是要人不要钱的“绑匪”，死死揪住刘不放手，结果英租界的英国巡捕赶来，我只好变绑票为公开逮捕。因为他当时还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只是由于反蒋，长期不去南京就职，所以要在上海秘密逮捕他，准备暗中杀害。公开逮捕后，英租界不同意“引渡”，最后才把杨永泰被刺案硬栽在他头上，才“引渡”到南京。由于是公开逮捕，不便杀掉，只能长期囚禁，抗战时还送到老远的西康去软禁。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了全国政协委员。我在报上看到他的名字后便考虑过，他一定不会忘记我，因我逮捕他之后怕他跑掉，更怕有人收买巡捕房的英国人把他放了，我用一副手铐和他铐在一起有20多天，直到他被“引渡”，我才把他单独铐起来。他不但认识我，而且对我的名字也绝不会忘记，所以，看到这座大铁桥我就很自然地想起了这一段往事。
这个不算太大的包袱，我一直背到我被特赦之后才解决，虽是后话，也不妨简单先提。
仇人见面，冤家路宽喜相逢
1960年，我第二批得到特赦。1961年，全国政协开大会时，刘芦隐果然没有忘记我，他要领导我们学习的北京市统战部长廖沫沙通知我到民族饭店去看他。我答应了，并且马上做好思想准备。我想他要对我责骂等，我只要保持住不动手脚，态度和蔼，用唇枪舌剑反击过去，他也没奈何我。出我意外地，我一看到他那满面皱纹和苍苍白发，一副受尽折磨的形态，与我绑架他时那倜傥风流的神情，完全判若天壤，如果不是他面部那颗黑痣，我真认不出是他。一种内疚之心立刻打消了我准备回击他的念头，我反而希望他骂我几句，消消他的多年怨气。由于过去他是因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而遭到我逮捕，这与我逮捕革命人士不能同日而语，但我还是愿意他责备我一顿，这是看到他竟憔悴到那副模样之后，才改变我开始去见他的想法的。
更出我意料的是他一听见有人告诉他我已到了时，他从房内走出，立即热情地伸出手来。我赶紧走上去和他握了握手，不知说什么好。可能是第一次碰到这种尴尬场面，我竟脱口而出：“你比过去老了！”他也许没有想到，我们在这种时候这种场合下见面，我会说出这样唐突的话来。尽管他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听这话，也只好用同样的话回答我：“你也不似当年那么年轻！”话匣子便从这儿打开，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请我喝过咖啡，吃了一顿午点我才辞出。取得这次经验，我才不再担心与他有相同情况的人会报复打击我，用我自己总结的话来解释是：“冤家路宽。”
参观的最后一站是离北京最近的天津市。一下火车，爱开玩笑的范汉杰一手拉着前天津市长杜建时，一手搭在前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肩上，说：“今天到了你们辖区的防区，该好好招待招待我了。”
完全出乎这两位原天津军政首脑意料的话，使他们不知怎样回答。这种玩笑是不能开的，被一些爱提意见的人听到了可以扣上不少大帽子。陈长捷心事太多，他理也不理，还是杜建时稳住了气，轻声回答一句：“今天吃和住都安排好了。”这是一句很稳健的话，也不容易被人扣帽子，当然所到之处，吃住一定早有人来准备的。可是范汉杰还是兴趣犹浓，又来一句：“是到你公馆去享受盛宴，还是去起士林吃西餐？”杜建时也有点不耐烦，便顶了一句：“这比到锦州时你一点招待都没有要好得多。”可能这句话使当年驻守锦州的最高军政长官感到有些“往事不堪回首”，笑话才没有再说下去。
爱看京戏的人，都对最后一出压轴戏最感兴趣，这次参观也演出了一场使人啼笑皆非，也有些人可能叫“好”的压轴戏。
在天津，特地去有名的南开大学参观，因为战犯中有不少人是这个学校毕业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当中也有不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最有名的当然是周恩来。在参观时许多人都很自然地联系到当年黄埔军校也和这一样，既培养出了许多国民党将领，也培养出了许多共产党的将领，这一文一武、一南一北的两个学校情况如此相似。可能由于这一点，才让战犯们去参观，从中得到启发，同样一个学校出身，而走的路却不相同。
矫枉过正，军长跪地哭罪由
天津的许多工厂当然更应当去看看。不料，有一个工厂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前就在这个厂工作，那时他是共产党派在这里领导工人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差点儿被捉去杀了头。所以他在介绍这个工厂情况时，免不了联系到过去一些情况，像最后为了防守天津，拆去和烧毁了许多民房，一大批老百姓弄得无家可归，工厂停工，工人没有饭吃等等。
听到以上情况，按道理说，曾在天津顽抗到底的一些军政负责人应比别人更能触景伤情，但由于订有保证，不能触景伤情，所以杜建时、陈长捷，以及六十二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副司令林伟俦和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等都挤在人群中，默默地听着介绍和留心参观。正当介绍完毕，突然从战犯行列中跑出一人，竟双膝向地下一跪，管理员眼明手快，一下把他提了起来才没有跪下去。但他还是放声痛哭起来。他的这一惊人之举真大大出人意料，大伙定睛一看，原来是淮海战役中一位被俘的杂牌军军长。他生于南方，打内战时也没到天津，说不定他还是第一次光临这个城市，怎么会使他这么触景伤情而至痛哭流涕，真是百思不解。由于他这一精彩表演，参观便草草结束，许多地方也只好走过一下不再细看了。
回到住地，领导参观的首长集合大家讲了话：“看到过去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估计一定会引起一些人内心的波动，这是不可避免的，为了防止当场有激动表现，所以出发前便要求大家保证不能触景伤情。承认过去的错误，当然是应该的，也是好的表现，可是如果跪下去痛哭一场，这种认错的举动是绝对不许可的。回来爱怎样都可以，在外面却不能不考虑到在群众中造成的影响，如果100多人到处去下跪痛哭，那还成什么体统。凡事过了头就是错误……”
听到这番话之后，真不知该怎样来看待那位“过了头”的军长。总算在停了一会儿、喝了一口水之后，那位领导又继续说：“我们不认为这是什么大的问题，今天在这里说明一下，我们不提倡这种表现，大家也不要去责怪他，我们是把整个社会当成教育改造你们的学校，十个指头都有长短，进学校学习后，收获也自然各有不同，今后还要经常让你们进这种学校，希望大家总结一下这次学习的心得体会……”
原来担心因为那位表现过了头，今后不让我们再去进这种学校，一听今后还要经常去，大家都活跃起来，也把那位的表现丢到一边去了。
从集中加速改造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战犯几乎年年要参观一次或几次。“十年浩劫”过去之后，在押的战犯们全部特赦之前，又进行过一次参观；全部特赦后，又挑选一部分人进行了一次参观，还有不少人被从别的战犯改造所送到北京来参观。这对许多人的确起到过不小的作用，难怪外国人认为这一着棋很高明，否则怎么能使这些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在思想上起这么大的变化呢！